卷十一·序十一首【新序目录序】

译《梁书》有六篇本纪、五十篇列传，合计五十六篇。唐贞观三年，唐太宗下诏命右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姚思廉是梁朝史官姚察的儿子，他推究父亲的意旨，又采集各位儒者谢氏、吴氏等人的记载，编成此书。臣等已经校正其中的文字，又编次成为一篇目录，并作序说：自从先王之道不再彰明，百家同时兴起；佛教出现得最晚，却成为中国的祸患，而在梁朝尤其严重，所以不能不加以论述。佛教徒自以为他们所得的是内在的道理，而世上谈论佛教的人都只说外在，所以佛教徒认为自己不可屈服。即使如此，他们哪里看见过圣人的内在呢？《尚书》说“思考”“睿智”，“睿智就成为圣人”；思考是用来达到知识的。能够达到知识，就能察明三才的道理，辨析万物的规律，无论大小、精粗，无不穷尽。这叫作穷究事理，是知识的最高境界。知识达到最高境界，那么自身所具有的东西值得珍贵、外界的东西不值得玩弄，这些道理没有不能明白的。有了明察知识的能力却不能喜爱它，还不可以；所以要再加上诚心去喜爱它。有了喜爱的心却不能以之为乐，还不可以；所以要再加上至诚的意念去享受它。能够以之为乐，就能够安处其中。这样一来，万物从外界而来，怎么还能牵累我呢？万物都不能牵累我，所以我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能够充分实现本性，就是真诚。真诚，就是成就，也是没有疑惑。既然真诚了，就一定要充实它，使它能够广大；既然广大了，就一定要推广它，使它能够教化万物。能够教化万物，那么具有智慧的人和各种有形生物，凡是有所依待于我的，没有不因它而保全自己的本性、成就各自适宜的状态；这样，我的功用就与天地并列了。德行达到如此极致。而在应对外界时，又从未不与人相同；这就是我的道成为天下共同之道的原因。所以同他们共同制备衣冠、饮食、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等器具，并依此进行教化；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没有不是出于人的真实情感。与他们共同面对吉凶、预防忧患，没有不是合乎人的道理。因此，与他们共同生活，就会聚集安定和治理，危险与混乱就会离去。与他们相处所依据的器具是这样，使他们受到教化所凭借的德行是那样，难道不能称为圣人吗？既然成为圣人，就不需要思虑；他的极致之处只是遵循事理罢了。不需要刻意作为，他的行动只是顺应万物罢了。因此，他覆盖滋润万物，鼓舞激励众人，却没有人能够测知他的深奥，难道不能称为神吗？所谓神，就是达到极其微妙而又永不止息的境界。这就是圣人的内在。圣人，是道的极致。佛教的学说，难道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点吗？正因为寻求能够改变这一点的东西，所以它才成为错误。凡是从内在得到的道理，没有不能施行于外的；有不能施行于外的，就说明没有从内在得到它。《易》说：“智慧周遍万物，道理济助天下，所以没有过失。”这就是圣人内外两方面都得到的原因。智慧足以认识一端，却不足以穷尽万事的道理；道理足以治理一方，却不足以适应天下的实际运用，这是百家学说内外两方面都失误的原因。佛教的过失，难道不正在这里吗？那么佛教徒自以为从内在有所获得，也可以说是妄言了。学习历史，是要用来阐明一代的得失。臣等因此借梁朝的事情，写出圣人为何能够成功、佛教为何有所失误，并把它流传下去，使人知道君子之所以排斥佛教，并不是只在外部反对它，而是有志于内在的道理；希望人们不要因为这个而以彼代此。【《列女传》目录序】刘向编述的《列女传》共八篇，相关事迹详见《汉书·刘向传》。但《隋书》和《崇文总目》都称刘向的《列女传》有十五篇，由曹大家作注。根据《颂义》考察，大概曹大家所注的内容，是把原来的七篇分开成为十四篇，再加上《颂义》共十五篇；又增入陈婴母以及东汉以来的十六件事，这并不是刘向原书本来的面貌。大概刘向的旧书早已亡佚。嘉祐年间，集贤校理苏颂才开始以《颂义》编排篇次，又重新确定此书为八篇，与十五篇本一同收藏在馆阁。可是《隋书》把《颂义》说成刘歆所作，这与《汉书·刘向传》不合。如今考验《颂义》的文字，大概是刘向自己的叙述。又《艺文志》中有刘向《列女传颂图》，明确说明不是刘歆所作。自唐朝战乱以来，保存下来的古书很少；而《唐志》所著录的《列女传》共有十六家，连曹大家注的十五篇也没有著录，但这部书如今还在。可见古书中有的虽然曾被著录却已经亡佚，有的虽然没有著录却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也很多，岂不可惜！如今八篇本以及十五篇本都已经校勘确定，可以缮写。

译当初，汉朝承受着秦朝遗留下来的弊病，社会风俗已经大坏；到了成帝时，后宫中赵氏、卫氏一类的人尤其放纵。刘向认为，王政一定要从宫内开始，所以列举古代妇女善恶以及由此导致兴亡的事例，用来警戒天子，这就是刘向撰述这篇文字的大意。他说，周文王的母亲大任怀孕时，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淫靡的声音，口中不说傲慢的话。又认为古代实行胎教的人都这样。能够端正自己的视、听、言、动，是大人的事情，也是有道之人所敬畏的事情。假如天下的女子都能做到这样，那该是多么盛大啊！依臣所听闻，大概还要有师傅、保姆的辅助，有《诗》《书》以及图画、史籍的警戒，有珩璜、琚▯等佩玉所体现的节度，有威仪举止的规范。教导她们虽然有这些具体措施，但古代的君子没有不以自身行为感化人的。因此，《家人》的义理归结于反躬自省，《二南》的功业根本在于文王，这些难道是从外部强加而来的吗？世人都知道文王兴盛，是因为能够得到内助，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其根本在于文王亲自以身作则。所以，内宫中后妃有《关雎》所表现的德行，外朝群臣有《二南》所表现的美德，二者相互成就。把这种影响推及远方，那么即使是商纣昏乱的风俗、江汉一带的小国、兔▯之野的平民，也没有不喜欢善行却自己不知道的。这就是所说的自身修养好了，国家和天下便得到治理。后世求学问的人，大多被外物牵引，不能安守自己的操行；他们的家庭既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于是竞相追逐邪僻和奢侈，难道只是没有相互成就的道理吗？士人如果姑息自己，顾念利益、冒犯羞耻而不知道反省自己，往往是因为被家庭连累的缘故。所以说：“自身不实行正道，正道也不能施行于妻子儿女。”这话确实如此！像这样的人，并不是平素身处显贵地位的人，然而距离《二南》的风气也已经很远了，更何况是面向南方统治天下的君主呢！刘向所撰述的文字，其中劝勉和戒诫的意思可以说很深切了。然而刘向号称博览群书，而这部传记所说的《诗·▯苡》《柏舟》《大车》等篇，与今天为《诗》作序的人所说的尤其不相合，大概已经无法考证了。至于《式微》一篇，又说是两个人所作。难道是因为他取材广博，所以不能没有错误吗？其中说象谋划杀害舜以及舜得以脱身的事情，颇与《孟子》相合。不过，这部传记有而《孟子》没有说的内容，大概也没有足以称道的价值。后世各位儒者解释经传，大多本来就是这样；读者可以采纳其中有补益的部分，再辨别取舍是非即可。因此替它作序论，以发端说明这些意思。《礼阁新仪》目录序 《礼阁新仪》共三十篇，由韦公肃撰写，记载开元以后直到元和年间礼制的变化。史馆、秘阁以及臣家所藏的书都是三十篇，集贤院所藏的书有二十篇。拿这些书互相参校，史馆、秘阁和臣家所藏的书有许多重复，少的那部缺八篇，只有集贤院所藏的书篇目齐全。但是臣家所藏的书有一篇目录，可以据此考察篇次。大概这部书原本就是三十篇，所以集贤院所藏虽然篇目齐全，但次序也已经混乱了。既然校正了脱漏和错误，于是决定按照目录确定篇次，这样《礼阁新仪》三十篇便又完整了。礼的根本在于陶养人的本性，它的作用则体现在人的言语、行动、视觉和听觉之间。假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都统一合乎礼，怎么会放纵邪心而困于外物呢？不放纵邪心，不困于外物，祸乱就可以止息，财用也可以充足。它的立意深微，而作为制度的影响却很长远。因此设置礼器，规定器物，确定数量，制定礼文，用来应对各种事务，都是人们起居、出入、吉凶、哀乐时所需的器具和规范，这就是所谓礼的作用存在于言语、行动、视听之间。然而古今的变化不同，社会风俗所便利和习惯的事物也不同。因此法制、数量和尺度长久实行而不能没有弊病，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制定礼制的人，开始时没有不适合当时社会的，但后来大多出现偏差而难以遵行，这也是必然的道理。有了偏差，就必须改制，以求适合时宜。所以从羲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完全相同过。后世距离三代已有一千多年，所遭遇的变化和所习惯的便利又不同，当然已经相距很远了。然而议论者不去探究圣人制作礼制的方法，却说设置礼器、规定器物、确定数量、制定礼文，用来应对各种事务，作为人们起居、出入、吉凶、哀乐的用具，都应当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然后礼才可以兴盛。等到他们所说的制度无法寻求、所制定的礼制无法考察，或者不适合人情、不符合实际用途时，他们宁可冷漠地什么也不敢做，使人的言语、行动、视听之间完全没有任何节制；等到忧虑犯罪的人不能停止，又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于是法令繁多到无法胜数，犯法的人也多到无法胜数。这难道不是迷惑吗？上古圣人中，有人制作耒耜，却不制作宫室；有人制作舟车，却不制作棺椁。难道是他们的智慧不足以制作这些东西吗？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尚未感到困苦的事情，不必改变。后来圣人制作宫室，并不是认为穴居土处的生活不可改变；制作棺椁，也不是认为用葛草编成的墓穴不可替换。难道他们喜欢故意相反吗？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已经感到困苦的事情，不能因循不改。再到后来的圣人，设置两座观楼而改变了使用茅椽的质朴形式，雕琢文理精美的梓木而改变瓦棺的朴素形式，难道不能遵从俭约吗？是因为认为人情所喜爱的东西，可以加以节制，却不能强行改变。由此看来，古今的变化不同，风俗所便利和习惯的事物也不同，就应当多次改变法制以适应它们，何必一一追随先王的旧迹呢？关键在于陶养民众的本性、防止民众的欲望，在根本与末节、先后次序上能够合乎先王的用意罢了，这就是制作礼制的方法。所以，崇尚瓦制酒樽而使用淡薄的酒，以大羹为先而以众多菜肴满足口腹，一个是为了尊重根本，一个是为了亲近实用。由此可知，有圣人兴起而为后世制定礼制，一定会尊重俎豆等礼器，但今天的器物和日常用品并不废弃；优先采用弁冕等礼服，但今天的衣服也不禁止；其余事情推而广之都是这样。这样以后，他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会违背天下的形势、惊骇天下人的感情，而且本来已经合乎先王的用意了。因此从羲农以来直到三代，礼制从来没有相同过，而像这样制定礼制的情形，也从来没有中断。后世不能推究其中的道理，有的竟至于不敢制作，有的制作礼制又只是出于形势所迫，所以草率简略而不能完备，稀少疏阔而不能常行，并且只在上层使用，从未推广到百姓身上。因此，礼的根本在于陶养人的本性、礼的作用在于人的言语行动和视听之间，经历了一千多年，百姓尚且从未能在耳目之间接触到它，更何况亲身服行并安于其中呢？等到百姓陷入罪过，就繁琐地制定法令来防御他们，这难道不是不仁吗！

译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情，虽然内容已经浅近，但世间凡是记述礼制的书，也都有所依据，并且具备一个时代礼制的得失。从前孔子对于告朔之礼，还珍爱它能够保存下来，何况是一代的典籍呢？所以这部书不能不加以珍视。于是替它校定编排，等待后来议论礼制的人考察并选择。《战国策》目录序 刘向校定的《战国策》有三十三篇，《崇文总目》说其中第十一篇缺失。臣到士大夫家中访求，才把这部书全部找到，校正其中的错误，对于无法考察的地方加以存疑，这样《战国策》三十三篇才又完整了。序文说：刘向为这部书作序，说：“周朝的先世，明白教化，修整法度，因此大为治理。到了后来，谋略和欺诈被采用，仁义的道路被堵塞，因此造成大乱。”他的说法已经很好了。但最后却说：“这部书所记载的是战国谋士揣度当时国君所能实行的事情，是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就可以说他被流俗迷惑，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见解了。孔子、孟子的时代距离周朝初年已经几百年，周代旧法早已亡失，旧日风俗也早已消灭。这两个人却独自阐明先王之道，认为有些原则不可改变，难道是要强迫天下的君主去做后世已经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吗？他们只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所遭遇的变化，制定适合当世的法则，使它不失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变化固然不同，法制固然各异，但他们治理国家天下的用意，在根本末节和先后次序上从来没有不同，孔子、孟子的道理就是如此。法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必完全相同；道是用来确立根本的，不能不统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所以孔子、孟子守持这一点，难道是喜欢提出异论吗？他们只是能够不苟且而已，可以说是不被流俗迷惑并且坚定相信自己了。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是这样，他们不知道道是可以信守的，却乐于发表容易迎合时势的言论；他们用心筹划，只是苟且地制定一时的计策而已。所以他们谈论欺诈的便利，却忌讳谈它的失败；谈论战争的好处，却掩盖它的祸患。他们相互带动着去做这些事，没有不从中得到利益的，但所得的利益终究抵不过所受的祸害；有所得，却终究抵不过所失。最后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此丧失自身，而诸侯以及秦国任用他们的，也都因此灭亡了自己的国家。他们造成的确实是世间的大祸，然而流俗仍没有人醒悟。只有先王之道，能够顺应时势、适应变化，所以制定的法制虽不同，考察起来没有弊病，实行起来没有祸害，古代的圣贤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改变那个。有人说：邪说危害正道，应当放弃并断绝它，那么这部书不让它流传不就可以了吗？回答说：君子禁止邪说，本来就要把邪说在天下讲明，使当世的人都知道它不可遵从，然后加以禁止，这样禁绝才会整齐；使后世的人都知道它不可实行，然后用来警戒，这样警戒才会明白，难道一定要销毁它的书籍吗？放弃并断绝邪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因此《孟子》一书中，有人替神农之言辩护，有人替墨子之言辩护，孟子都把这些言论记载下来并加以批驳。至于这部书的写作，上承《春秋》，下至楚汉兴起，记载了二百四五十年间的事迹，本来不可能废弃。这部书有高诱作注的二十一篇，也有人说是三十二篇；《崇文总目》所保存的是八篇，现今保存的是十篇。《陈书》目录序 《陈书》有六篇本纪、三十篇列传，共三十六篇，由唐代散骑常侍姚思廉撰写。当初，思廉的父亲姚察是梁、陈两朝的史官，记录两代的事情，尚未完成陈朝就灭亡了。隋文帝见到姚察，非常器重他，常常到姚察那里询问梁、陈旧事；姚察便把自己论述的内容记录下来，每完成一篇就上奏给隋文帝。隋文帝也派虞世基到姚察那里索取他的书稿，但书还没有完成姚察就去世了。姚察临终前嘱托思廉继承自己的事业。唐朝兴起后，武德五年，高祖认为自魏以来二百多年，世代更替多次，史事散失，于是下诏编修史书，思廉于是奉诏撰写《陈书》，过了很久仍未完成。贞观三年，又下诏命他在秘书省编撰，至十年正月壬子才开始进呈。姚察、姚思廉父子撰写这部书，历经三代，父子相传，经过几十年才完成，可见其艰难到了这种程度。然而书既然完成，与宋、魏、齐、梁等史书一样，世上流传它的人也很少，所以学者对于陈朝事迹的详细情况，也很少能够得到。书又因为少有流传，秘府收藏的版本往往有脱漏和错误。嘉祐六年八月，才开始下诏校勘，使它能够雕版印行，流传天下。臣等说，梁、陈等史书有缺漏，仅凭馆阁收藏的本子，恐怕不足以校定，因此请求下诏，让京师和各州县藏书之家把书全部进献上来。先皇帝于是把这件事交办下去，到七年冬天才逐渐收集齐全。臣等相互校勘，到八年七月，《陈书》三十六篇才校定完毕，可以传给学者。对于其中有疑问的地方，也不敢擅自删改，只分别列在各篇篇末。这部书旧日没有目录，列传的人名多有缺漏和错误，于是另编目录一篇，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陈朝之所以成为陈朝，大概只是苟且采取一时的权宜之计，并没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的美善，也没有可以明白展示给后世的治国制度。然而它能够兼顾权变、重视谋略，善于任用人才，这是它开始兴起的原因；后来被邪臣迷惑，沉溺于宠妾，忘记祸患而放纵欲望，这是它最终灭亡的原因。兴亡的起点，没有不是自己造成的。至于有所因袭、有所创制，用来作为号令、威刑、职官和州郡制度的内容，虽然这些事情已经比较浅近，但也都各自在当时发挥作用，都是学者不可不考察的。当时的士人争夺、欺诈、虚伪，苟且求取和偷合取容的人，尚且不得不列出来作为世人的警戒，更何况在混乱之中、仓促危急之际，那些安于贫困、乐于仁义，在取舍进退之间不被祸患和势利动摇内心的士人，也并没有绝迹于其中。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坚定地实行善道了。大概古人所想见却不能得到的人，正是《风雨》这首诗所说的作者。怎么可以让这样的人默默无闻，不能稍稍显现于天下呢？那么陈朝的史书难道可以废弃吗？这部书既然艰难完成，后来又长期不显著流传；到宋朝兴起已经一百年，古文和遗闻旧事无不得到讲求，它才开始盛行于天下，列入学者所读的书中。它流传的艰难又是这样，难道不是遭遇本来就各有时机吗？《南齐书》目录序

译《南齐书》有八篇纪、十一篇志、四十篇列传，共五十九篇，由梁代萧子显撰写。当初，江淹已经撰写《十志》，沈约又撰写《齐纪》，而萧子显亲自上表武帝，另行撰成这部书。臣等于是校正其中的错误，并说明它的篇目：如果要用史书说明是非得失、兴亡治乱的原因，作为后世的法则和戒鉴，就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寄托对象，然后才能长久流传，这就是史书所以要撰写的原因。然而所寄托的人不合适，或者会失掉它的本意，或者会扰乱事实，或者剖析道理不通，或者措辞不善。因此，即使有特殊功绩、美好德行和非同寻常的事迹，也会隐晦而不能彰明，郁结而不能发扬；而那些残暴、险恶、琐碎、奸邪、凶恶的形态，反倒可能侥幸被掩盖。试加以论说，古代所谓的良史，他的明察一定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他的道术一定足以适应天下的实际运用，他的智慧一定足以通达难以知道的内情，他的文章一定足以揭示难以显现的实情，这样以后，史官的职责才可以称得上完成。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从前唐尧、虞舜具有神明的天性和微妙的德行，使依照它实行的人不能完全知晓，使知晓它的人也不能完全说出，把它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发布的号令、所设置的法度，言辞极其简约而体制极其完备，足以作为治理天下的工具；于是《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把它推演阐明出来。所记载的难道只是他们的事迹吗？还把其中深微的用意一并传下来，无论大小、精粗，没有不完全记载的；根本和末节、先后次序，也没有不说明白的。使诵读其言论的人仿佛身处那个时代，探求其旨意的人仿佛直接面对那个人。这难道不能说是明察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道术足以适应天下的运用、智慧足以通达难知的内情、文章足以揭示难显实情的人吗？在那个时代，难道仅仅是掌握政务的人都成为天下的贤士吗？大概手执简册、握笔相随的人，也都是圣人的门徒。两汉以来，作史的人距离这种境界已经很远了。司马迁处在五帝三王去世数千年以后，在秦朝焚书余烬之中，凭借散失残缺的经书以及传记、诸子百家的学说，辛苦搜集，汇聚编写出古人善恶的事迹和国家兴废的端由，又创立自己的体例，写成《本纪》《世家》《八书》《列传》等篇章，这也可以说是奇异的才能。然而他蒙蔽并损害天下的圣人法则，是非颠倒，采集和取舍又有谬误混乱，难道还少吗？这难道不能说是他的明察不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道术不足以适应天下的运用、智慧不足以通达难知的内情、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实情吗？从三代以后来说，作史的人能够达到司马迁文章的水平，也不能不说是俊伟卓越、超拔非凡的人才。然而为什么还说他的明察不足以周知万事的道理、道术不足以适应天下的运用、智慧不足以通达难知的内情、文章不足以揭示难显实情呢？大概圣贤的高尚境界，司马迁本来就不能完全通达其真实内涵，而后世又只能从他的书中看到它，所以不能把他与古代良史相提并论。司马迁的得失尚且如此，何况其他史家呢！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的史书，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萧子显写这篇文章，喜欢任意驰骋文辞，其中改易、割裂、刻意雕琢和铺陈文采的地方尤其多，而文章的水平反而更低了，难道才华本来就不是勉强可以获得的吗？几代史书既然如此，所以其中的事迹都昏暗不明。即使有随顺时势以求功名的君主，以及与他们共同谋划的大臣，也没有谁的行为明显到足以震动天下人的耳目、传遍天下人的口中。那些一时偷窃权力、倾覆危乱、违背礼义的人，也侥幸没有在世上显著暴露，难道不是因为所托非人吗？这难道不可惜吗！史书是用来阐明治理天下的道理的，所以撰写史书的人也一定要是天下的才俊，这样以后才称得上担负起这个职责。难道可以忽视吗！难道可以忽视吗！《唐令》目录序 《唐令》共三十篇，以固定的员额确定各级官职的职责，以府兵卫士设置军队和徒众的编制，以口分田、永业田作为授田的制度，以租、庸、调作为征收财物、役使百姓的制度。它虽然还没有达到三代政治的水平，但也差不多合乎先王的本意了。后世从事政治的人，大多按照自己的私见行事，所以圣贤之道被废弃，而苟且简略的办法被采用。唐太宗能够超然远见，贬抑封伦而采纳郑公的建议；他治理天下国家的用意，因此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当时于是成就了太平的功业。假使能够由此类推，充分实行其中的道理，那么唐朝的治理难道还难以达到三代的盛况吗？读这部书，欣喜它的制度有些接近古制，又惋惜它没有再次实行。因此摘取其中值得记载的大要，在这里加以论述。《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起初见到馆阁和世间流传的徐干 《中论》二十篇，以为全书不过如此。后来读《贞观政要》，奇怪唐太宗说曾经见过徐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现在的书中却缺少这一篇。于是考察《魏志》，见魏文帝说徐干著有《中论》二十多篇，这才知道馆阁和世间流传的徐干《中论》二十篇，并不是全书。徐干字伟长，是北海人，生活在汉、魏之间。魏文帝称赞徐干“怀抱文才而守持质朴，恬静淡泊而少有欲望，具有箕山隐士的志向”。《先贤行状》也称徐干“品行笃厚，体察并实行道理，不沉溺于世俗荣华；魏太祖特意表彰并征召他，他以病推辞没有就任，后来任命他为上艾长，他又因病没有前往”。大概汉朝承接周朝衰微以及秦朝毁灭学术之后，诸子百家的杂家学说与圣人之道一同流传，学者很少能够独自观察道德的根本，而不被俗儒的学说牵引。至于治理内心、涵养本性以及出仕退处、显默进退之际，能够不违背义理的人本来就很少，何况处在魏代污浊的时代呢？唯独徐干能够考察六经，推求仲尼、孟轲的旨意，进行著述和论说。考察他的文辞，有时似乎有小的失误；但考察他的归旨，与道不合的地方却很少。他从内心所得的道理，又能够诚信地实行并充实它，在污浊的时代从容进退，具有出仕、退处、显达、隐晦的大节操。臣开始读他的书，考察他的意旨，便认为他贤能。又通过他的书探求他的为人，才知道他的行为也值得称贤。可惜他的学说对世间有补益，而了解他的人很少。大概只根据他的言论和行为所达到的境界，再用世俗的好恶去观察他，那哪里足以了解他的本意呢？只是臣的力量，哪里足以使他的书更加受重视，使学者尊敬并相信它呢？因此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叙述它的大略，大概是用来表达臣的心意。《说苑》目录序 刘向所作序的《说苑》有二十篇，《崇文总目》说：“现在保存的有五篇，其余都亡失了。”臣从士大夫之间得到十三篇，加上旧日保存的五篇，共十八篇；校正其中的脱漏和错误，对有疑问的地方暂且缺置不补，然后叙述它的篇目说：

译刘向采集传记和诸子百家所记载的事迹，编成这部书。他进献这部书，是想把它作为法则和戒鉴；然而他所取用的材料，往往不合乎道理，所以不能不加以评论。求学的人对于道，知道它的大概并不难，真正困难的是知道它精微深奥的地方。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人，其中显著的有七十二人，都是超出当世的人才；但孔子唯独称许颜回，这大概是因为颜回接近圣人境界吧？等到颜回死后，孔子又说没有真正好学的人了。颜回也称赞孔子说：“仰望他，越仰望越觉得高；钻研他，越钻研越觉得坚实。”子贡又说，孔子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的言论，是不可能从他那里听到的。这样看来，道的精微之处，本来就很难了解，已经很久如此了。因此在取舍这些内容时不能没有失误，所以说“学习以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难道是空话吗？刘向的学问很博大，他著书和提出建议，尤其希望对世间有所作为；但也有为了有所作为而忘记委屈自己的时候，为什么他更多地顺从外物，较少地成就自己呢？古代圣贤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然而说求取它要有正当的方法，能否得到则有命运。孔子所到的国家，一定会了解那里的政事；子贡却说这不是孔子主动求取的，难道不是求取得有正当的方法吗？孔子说：“道将要在天下实行吗？这是天命；道将要在天下废弃吗？这也是天命。”难道不是能否得到也有命运吗？假如刘向当初提出这些话时，能够安于进退行止，凭借他的志向选择所应学习的内容，穷尽其中精微的道理，那么他的成就就不可限量了。因此孔子称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求学，孟子称君子希望通过自己的体会而有所获得；从自身获得了道理，就随处都能取得它的源头，哪里会急切地追逐外在事物呢？刘向的得失如此，也可以作为求学者的戒鉴。所以把这些意思写在序论中，使读这部书的人知道考察和选择其中的内容。然而刘向多次受到谗言困扰，却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这与那些担心失去职位和利益的人不同，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鲍溶诗集》目录序 《鲍溶诗集》共六卷，史馆藏书旧题作《鲍防集》五卷，《崇文总目》叙述别集时也是这样。知制诰宋敏求对臣说，这部集子中见于《文粹》《唐诗类选》的诗，都称为鲍溶所作；而鲍防的《杂感》诗最为著名，这部集子却没有，所以知道《杂感》不是鲍防所作。臣拿《文粹》《唐诗类选》和鲍防的《杂感》诗加以考察，宋敏求说的全都正确。后来又得到参知政事欧阳修所收藏的《鲍溶集》，与这部集子相同，这才确定它是鲍溶的诗集。史馆藏书五卷，共二百篇。欧阳氏所藏的书没有卷次，只有一百多篇。然而其中有三十三篇是史馆藏书所没有的，现在另编为一卷，附在后面，总题为《鲍溶诗集》六卷。大概自从先王教化的恩泽消失、诗歌衰亡以后，晚周以来的作者爱好文辞，只是抒发情感思想罢了，但其中也往往有可以采纳的内容。鲍溶的诗尤其清新简约、谨严有法，违背道理的地方很少，也算是近世善于写诗的人。因此既校正其中的错误，又写下它的大旨来流传。臣曾巩谨作序。卷十二·序九首 《李白诗集》后序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有诗七百七十六篇，现在有一千零一篇，另有杂著六十篇；这是知制诰常山人宋敏求、字次道扩充编成的。次道既然按类别增广了李白的诗，自己作了序，却没有考察并编排作品的先后次序。我得到这部书后，便考察各篇先后，重新编次。李白是蜀郡人，起初隐居在岷山，后来出山居住在襄汉之间，向南游历江淮，到了楚地观览云梦。云梦的许氏，是高宗时宰相圉师的家族，许氏把女儿嫁给李白，因此李白留居云梦三年。离开云梦后到了齐、鲁，居住在徂徕山竹溪；进入吴地，到了长安。唐明皇听闻他的名声，召见他，任命他为翰林供奉；不久因意见不合而离开。向北到赵、魏、燕、晋，向西渡过岐▯，经过商於，到了洛阳，在梁地游历的时间最长。又回到齐、鲁，向南渡过淮水、泗水，再次进入吴地，辗转迁徙到金陵，又上行到秋浦、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叛；第二年唐明皇在蜀地，永▯任东南节度使。当时李白隐居庐山，▯强迫他出来任职。▯军在丹阳战败，李白逃亡到宿松，因事被拘系在浔阳狱中。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审验办理李白的案件，认为他的罪情较轻，应该赦免；但宋若思的军队要开赴河南，于是释放李白出狱，让他参与谋划军事，并上书肃宗，推荐李白的才干可以任用，没有得到答复。当时李白已经五十七岁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元年〕 李白的族人李阳冰任当涂县令，李白去投奔他，后来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时是宝应元年。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就是这样，这些是从李白诗文中自己叙述的内容可以考察到的。范传正为李白撰写墓志，说李白“偶然乘一叶扁舟，一天能行千里；有时遇到胜景，便终年不离开”，那么李白自叙中所说的，大概也只是这些事情的概略。《旧史》说李白是山东人，任翰林待诏；又说永王▯任扬州节度使，李白在宣城拜见他，于是被征召为从事。《新书》又说李白流放夜郎后回到浔阳，因事下狱，是宋若思释放了他。这些说法都与李白自己的叙述不相合，大概是史书记错了。李白的诗常常联类引申、援引义理，虽然合乎法度的很少，但他的文辞宏大奔放、俊逸雄伟，几乎是《离骚》的作者也比不上的，近世从来没有这样的人。《旧史》称李白具有超逸的才华，志气宏大奔放，飘然有超越世俗的心志，我认为这确实是实录。《新书》没有记载这句话，所以把它录下，使读者能够详细了解。《先大夫集》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