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札子六首【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译真宗皇帝继承大统，遵循先业，以涵养温煦使百姓生息繁衍，以兼容并包、普遍覆盖的恩德安抚使异族归服。大概自天宝末年天下动荡，直到真人出现，天下才安定；但西北的敌人还时常窥伺边境。到了景德年间，二百五十多年后，契丹才开始讲和，德明也接受约束，于是天下销毁兵器、停止烽火，连鸡鸣狗叫的惊扰（一本作“警戒”）也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在这时封禅泰山和社首山，向天地祭告功德，以明示万世不迁的宗庙，这就是帝真宗。仁宗皇帝宽厚仁慈，虚心采纳谏言，谨慎安排政事，严守规矩，早晨上朝，晚间退朝，没有一天懈怠。在位日久，明察群臣的贤能与不肖、忠诚与奸邪，选用掌政事的大臣，委以职任并要求成效。然而公开听取、兼顾观察，以周密了解他们的真情和伪饰；在任用或罢黜之际，总要综合众人的意见，所以任事的大臣也都警惧戒慎，稍有不称职便罢免，世人认为他掌握了驾驭臣下的原则。年纪还不算高，便扶立有德之人，传付大统完全妥当；所以传授天下的那一天，不陈列一兵，不留驻一名士卒，以防非常之变，而上下安然，这大概是古来未曾有过的事。他平易和乐的行为，足以使众人归附，并不是逐家施恩、逐人取悦，而是以真诚之心长期积累，使百姓都把他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像亲近母亲一样亲爱。因此他离开群臣的那天，天下人听说后，路旁祭奠，街巷哭泣，人人感动抽泣。他得人心如此深厚，却没有人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所以皇祖的宗庙尊称为帝仁宗。英宗皇帝聪明睿智，言语行动都合乎礼法；上天眷顾辅佐，天命所归，却称病推辞退让，长达数月。自从入居东宫，沉静恭谨，没有发表议论、施行政令，却使天下传颂称道，德号显著闻名。等到正式面南而王，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每次召见三公，审察裁决万机，必定询问旧章，考求古义，听到的人都警惕振作，知道他的志向在于有所作为。虽早早离开天下，成功和盛大功业还没有充分施展，但他的明察和大略足以承接前人的美德，所以皇考的宗庙尊称为帝英宗。陛下神圣文武，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仁爱、孝顺、恭敬、节俭，可以说具有人君的大德。臣悲悯晚周、秦汉以来，历代君主大都不能独自超出众人之上；他们施政的来源，大多只是沿袭卑近的旧习，因循世俗而已。因此陛下慨然向上追寻唐虞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踪迹，修明先王法度之政，把它看作自己的责任，可以说有出自数千年历史之上的宏大志向。改变因循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兑现，使海内所见所闻无不振奋，群臣恪守职分，以落后为羞，可以说有能够实行的成效。如今斟酌增减，革除弊病、振兴衰败，制定法度的事情一天比一天完备，这不是因陋就简、拘泥于常见成见的时代所能达到的。继承一祖四宗的事业并发扬光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大概前代有时不能使百姓归附，是因为刑罚和赋役的政令暴虐。宋朝兴起以来，所使用的是鞭打杖责之刑，但仍然详细审察、反复斟酌，以至于对宽纵罪犯的惩罚和对误入刑法的罪责都慎重处理，大概从未施用过一种暴刑；田地有时按二十税一征税，但每年按时省察，多次讨论宽减的办法，下达免除赋税的命令，大概从未增加一种暴赋；百姓有的到老死也不知道服力役，但仍然忧虑怜悯、恻隐不已，常常谨慎办理免役之法，严格禁止擅自兴役，大概从未兴起一种暴役。这就是使百姓归附的原因。前代有时失去权柄，是因为天下的势力有时在外戚手中，有时在近幸手中，有时在大臣手中。宋朝兴起以来，外戚、宦官，即使称将称相，也从未能够擅自掌事。这就是谨慎掌握权柄的情形。何况对内整顿军队，使天下人不能私自使用一尺兵器、一名士卒的力量；对外使藩属卑服，使天下人不能专擅一尺土地、一个百姓的力量。这就是自处权势的方式。至于敬畏上天、奉事神明、仁爱百姓、爱惜万物，从未有片刻懈怠。这就是忧劳勤勉的情形。大概不能使百姓归附，进而又失去权柄，并且懈怠疏忽，是前代陷于危乱的原因；百姓在下归附，权柄在上谨慎掌握，处势非常便利，再加上忧劳勤勉，这就是当今能够治理而安定的原因。所以君主的尊严，只要意旨传达、神色示意，六服就会震动；诏令传布、号令发布，万里之外也会奔走执行。山洞窟穴中的百姓，不等候约期召集，便按时输送、每年进贡来履行职责，只怕落在后面；航海漂浮、以绳索牵引的国家，没有受到征发召唤，也会斋戒、背负财物来献上礼物，只怕赶不上。西北的戎人投下弓箭，放纵马匹，彼此穿着戎服嬉游；东南的夷人整理帽子、束好衣襟，彼此夹着书册吟诵。至于六府按次序运行，各种美善之物畅茂成就，凡在天地之内、含有气息的生灵，都安适富足。远古没有比三代更美盛的，近世没有比汉唐更盛大，但有的不过四三代，有的不过一二代，天下的变化便数说不尽。哪里有像如今这样，五世六位圣君，经历一百二十多年，从交通便利的大城直到荒远海边，都没有变色动容的忧虑萌发于人心，也没有援弓击柝的警戒（原文有异常字）不断进入耳目。因此臣说，自有生民以来，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臣私下考察《诗经》，其中《风》《雅》篇，陈述太王、王季、文王成就王业的由来，以及武王继承先代、成王兴起的事迹；赞美有《假乐》《凫鹥》，告诫有《公刘》《泂酌》。其中所说的，大都是农夫女工筑屋治田、军队祭祀、饮尸受福等曲折具体的日常事务。至于《兔罝》中武夫的武德，能够在隐微处修养；放牧牛羊的人，仁爱甚至及于微小的生物；没有一样不被称述记载。所以论述功德时，由小事推及大事，详细到了这种程度。后代子孙用来彰明先人的功业，当世臣子用来归美于君上，并不只是祭告鬼神、使百姓觉悟而已。《尚书》说用《九歌》勉励他们，使他们不要败坏，大概歌咏善行，是为了激发他们向往、仰慕、奋发的意志，防止他们懈怠废弛、难以长久的心情；从听闻中培养它，最终在内心成就它。这对于劝勉君主彰显功德、把法则和戒惧昭示给后世，正是圣人把它列入经典、留作世代教化的原因。

译如今大宋的祖宗兴建功业，犹如太王、王季、文王；陛下以德承继它，犹如武王、成王。然而群臣对于考订次序、论述撰写，将它列在简册、刻在金石上，用来通达神明、彰明法式的事情，却空缺而没有谋划，这是学士大夫的过错。周朝的德业在文王、武王时最盛，而《雅》《颂》的创作都在成王时期。如今按时势考察，祖宗的神灵本来就在等待陛下。臣实在不自量力，冒昧谈论其大体。至于寻求同类、采集称誉，使隐微之事显明，没有不考究详尽的，这就是当今文学之臣充满职位，任凭陛下驱使。至于周朝积累仁德善行，到成王、周公时达到最盛，《泂酌》说皇天亲近有德之人、享用有道之人的祭祀，这是对成王的告诫。处在极盛的形势中，却用戒惧来警醒他，这是明察到了极点、智慧用到了极点。这样的情形不只周朝如此，也是唐虞至治的极点；他们的君臣相互告诫说：“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日二日之间要处理万机。”处在至治的极点，却用敬慎来保守它，这是唐虞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承继祖宗的基业，扩大太平的福祚，使世世代代都治理安定，三代也比不上，那么宋朝兴起以来最盛大的时期，实在就在今天。陛下仰面探究皇天亲近有德、享用有道之人的旨意，以敬畏之心奉行；俯身思考一日二日之间万机不可不察，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处理，使美好的光辉和真实的功业日日更新、年年增长，宏大深远而崇高盛美，永无止境地推行下去，直到千万世都长久成为法则；这正是陛下平素积累的。臣愚昧而微薄的爱君之心，实在不自量力，想要接近《诗经》作者的义旨，惟愿陛下选择。【请令长贰自举属官札子】臣下认为，陛下以《周礼》为根本，参照有唐《六典》之书，考察当世的适宜情况，用圣明的思虑裁定，重新制定官制，以使天下获得福泽。臣实在不自量力，想稍微帮助万分之一；即使所说没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也足以表达臣微薄的爱君之心。臣私下考察《尚书》，其中《尧典》称赞尧的德行说：“公平地评定百官，百官都明白。”也就是辨明贤能与不肖、功劳与罪过的分别，再用爵位和赏赐来彰明它，使百官没有不明白自己职责的，这是君主的事情。《说命》说：“只有傅说能够敬慎承受君主的意旨，广泛招引俊杰，排列在众官之中。”也就是承受君主的志向，广泛招纳人才，进用到朝廷，这是宰相的事情。《冏命》说：“穆王命伯冏担任周朝太仆正。”又告诫他说：“慎重选择你的属官，不要任用巧言令色、逢迎偏邪、侧身谄媚的人，只选用贤良之士。”也就是让长官能够自行选择属官，共同完成职责，这是各部门长官的事情。上下之间的体制彼此承接就是这样；这大概是先王用来周遍治理天下事务的成法。所以陆贽担任唐朝宰相时，陈述达到治平的办法，认为各部门的长官，至于副贰官员以及两省供奉等职务，应请宰臣叙定拟议后上报。其余台省属官，应请长官选择，指明人才的实际情况，并终身担保任用；因举荐授官的缘由，都载入任命文书之内。选得贤人，就有增加考绩、提升秩禄、褒奖升迁的赏赐；选人失实，就有剥夺俸禄、罚金、贬黜、免职的惩罚。这不只是搜罗提拔下级官员，也用来考察试验高级官员。所选取的士人，既要考察品行才能，也要衡量资历声望，这就是陆贽主张的大意。陆贽在经略谋划方面的才干，近世没有见过可以与他相比的。他身居宰相职位时，所陈述的优先事务就是这样。拿它与古代相验证，确实符合先王的法则；施行到后世，也可以推广实行，实在是古今共同的正确议论。陛下推崇最高的道义，开启伟大的光明，使自己的功德与天地相配，确立做人立身的最高准则，按照名分确定职位，以此整顿并端正官府的治理，这是千年以来最盛大的德政。创制之初，新设官职，用来统摄协调众多职务，所关系的事情尤其重大。它所作的变更，都写在法令中；有时只差毫厘，天下各方就会受到弊害；有时一时判断错误，多年也无法挽救。因此，在选拔任用官员的原则上，尤其不能姑息而任用不合适的人。况且台省长官，如仆射、尚书、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都是国家的重要职任，都是陛下亲自选择授予的。如今尚书总领天下政务，郎官、员外郎分掌二十四司，任用官吏将近数百人，其他属官辅佐还不在其中。如果让各司的长官和副长官，从郎官以下，凡有职位尚未配备的，都各举荐两人上报；凭陛下的明察，对于群臣的才能品类没有不了解的。取其中所举的人，选择任用一人；其余的人也登记在册，作为内外官员的候选。这样选用官员的准备就差不多完备了，也许可以做到任官得人，足以符合陛下树立准则、垂示法宪这一非同寻常的宏大志向。况且本朝已有成例，御史中丞、知杂御史直到尚书省和各府的长官，本来就可以自行举荐属官；馆阁、监司、牧守等官，也曾多次奉诏由近臣荐举自己所知的人，名臣伟人往往因此而产生。由此推广开来，考察过去的成例，确实已有试行成功的效果。对于所荐举的士人，采用其中一人，其余登记在册，以备选用。过去御史缺一员时，允许举荐两人，其中未被选中的一人，也按次序甄别提升；考察历朝情况，这同样是旧有成例。伏望陛下本着周代命太仆谨慎选择属官的意旨，采纳陆贽关于台省长官举荐官吏的恳切议论，推广本朝已经试行过的方法，使先王的遗迹由陛下加以追承并实行。这样，任用众人的道路就会更加宽广，进用贤才的途径就会更加开放。被疏远的士人，凡是怀有才能的，都能够汇聚而被征用；身居要近之位的臣子，凡是奖掖善人的，都能够自行荐达。凭陛下的明察照临，谁敢不以公心响应？凭陛下的考核，谁敢不以实情赴任？既然得到合适的人才，授予相应职位，然后陛下兼听并观，辨别善恶，以执持中正之道，真实地施行赏罚。这样，百官就能得到治理，各项功业都能兴盛；可以不事烦劳而达到尧所说的“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果臣的建议可以采纳，那么推行的方法，陆贽已经陈述过了，只希望陛下审察其中的疏密，详细加以增减，决定是否施行。〈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垂拱殿进呈。〉 请求命令州县特别举荐士人的奏札

译臣听说，三代的治理之道，是乡里设有学校。士人中优秀的，由乡里提升到司徒那里，再由司徒提升到学校。大乐正评定其中优秀的人，提升到司马那里；司马评定其中贤能的人，把他们报告给君王。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予俸禄。所谓评定之后才授予官职，郑康成说，是指先让他们试任官守；所谓任官之后才授予爵位，是说试任而能够胜任其官，然后才授予相应的职位。三代取士的详细程度就是如此。然而这只是在王畿之内评定各乡的优秀士人。所以《周礼》说，是乡老把贤能之士的名册献给君王。至于诸侯贡士，则有初次、再次、三次贡士的赏赐，也有降爵、削地的惩罚。但其中法令的详细情形，已经无法考察了。这些都是三代的事情。汉朝兴起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命令郡国各举荐一名孝廉。后来又按照人口数作为比例：人口一百二十万至不足十万的，从每年举荐六人到三年举荐一人，察举各有等差。到采用丞相公孙弘、太常孔臧的建议时，又设置太常博士弟子员。郡国县官所听闻的，凡是喜好文学、孝顺友爱、谨慎柔顺、出入没有悖逆行为的人，就命令郡守、郡丞上报所属的二千石官。二千石官谨慎考察其中合格者，命令他们到太常学习，如同博士弟子一样。每年都考核试验，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补任文学、掌故的空缺。成绩优异、可以做郎中的，太常登记上奏；如果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人，就立即把姓名上报。又请将治礼掌故、比二百石及百石的官吏，选拔为左右内史、大行属下各郡的太守卒史，每处各二人，边郡一人；人数不足，就选择掌故补充。中二千石属下的文学、掌故，补充为郡属官，作为备用员额。郡国贡士以及太常考试选拔的办法，已经很详细了。这些就是汉朝的事情。如今陛下崇尚最高的德行，彰明大道，参赞天地，以人为本，兴办学校、崇尚教化，用来教化天下；即使唐尧、虞舜用心治理，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里。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如今的学校不是先王教养人才的方法，如今的科举也不是先王选拔士人的制度。陛下的圣意卓越，自三代以后，掌权的君主还没有能赶上陛下的。臣认为，三代学校劝教人才的工具，汉代郡国和太常察举人才的条目，衡量今天的需要，完全可以参照采用。如今州郡和京师都有学校，这一点同于三代；但教养、选举人才却不是先王的方法，难道不是因为留下的只是表面的规劝，而实行的却是无用的空文，这并非陛下兴盛世代教育人才的本意吗？如果确实命令州县，把听闻到的喜好文学、砥砺名节、孝顺友爱、谨慎柔顺、出入学校而不违悖的人，命令县佐提升到州学；州里谨慎考察其中合格者，荐送太学。按照州的大小规定每年荐送的人数，太学每年把谨慎考察合格的人荐送礼部，礼部再谨慎考察合格者，登记上奏。从州学到礼部，都要经过考试，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是否参加御试，听凭圣上裁决。如今既已整顿三省和诸寺的职任，诸如都事、主事、掌故之类，原来的品级并不低，应当慎重选择，改用士人，以符合古代的意义。于是取礼部选中的士人，其中中等名次或高等名次的，依次让他们试任官守；任满两年或三年后，选拔为州属官以及县令、县丞。如果有才秀出众、特别优异的人，都把姓名上报，不受这一制度限制。这称为特别举荐。他们的考试不采用糊名、誊录的办法；使能够通晓一门经艺以上的人得到任用，并不只是采用汉代的制度。《周礼》说，大司徒用乡三物教育万民，并以宾礼兴起他们；所考察的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如果臣的建议值得采纳，希望降下明确诏令来晓谕有关方面。得到人才或失去士人的效果，应当确实施行赏罚，以此激励他们。凭陛下的志向，谁敢不恭敬地奉行？凭陛下极其明察，谁敢不公正地考察选取？逐渐推行，长久遵循，如果这样做之后风俗还不能美善，人才还不能兴盛，官吏还不能修明职守，政事还不能办成，臣从未听说过有这种情况。旧有的科举制度，士人已经学习了很久，难以在一天之内废除，请暂且依照旧例。只是贡士的次数多少，一概以特别举荐为标准；入仕、试任、选用的次序，都列在特别举荐之下。至于教化已经普遍施行、风俗已经形成之后，再将这些一概废除。如果圣意认为可以施行，那么其中立法统摄的详细办法，希望诏令有关部门商定议定。听候裁决。〈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垂拱殿进呈。〉 请求在西北选择将领、在东南增加兵力的奏札 臣听说，古代军队出自农民，所以一年三时耕种，一时阅习武事。至于春夏秋冬四时的搜田，又都率领农民参加军事活动。这样看来，农民用于军事的时间，少说一年也有两个月。大体计算，现在专门从事军务的士兵一人，相当于古代兼事农耕的士兵六人。先王的制度是：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其余男子作为羡卒。周朝拥有天下时，诸侯国有一千八百个，按中等数目计算，总共有军队二万五千军，合计兵员四千五百万人，羡卒还没有计算在内。按现在一名士兵相当于古代六人计算，现在有士兵一百万人，比古代少八十倍。就实际情形说，现在专门服兵役、古代兼事农耕的情况本来不同；就人数多少说，现在使用的人力、耗费的财力，可以说已经节省了。古代军队出自农民，所以兵器、战车、马牛也都由农民准备，国家不承担；如今军队出自国家，所以兵器、战车、马牛都由国家准备，百姓不承担。这是现在的军制又给百姓带来便利的地方。秦国既已开通阡陌，军队也出自百姓。它屡次发动战争，以至于征发闾左的戍卒。魏、汉以下，也都把百姓作为军队，他们迁徙转运、被杀戮的祸患曾经十分严重。到了后周、隋、唐整顿并设置府兵、卫士之后，军制又接近古代。天宝以后，设置〔OCR疑误：原文“▯广骑”〕，募兵的办法开始实行。从此以后，纲纪失去秩序，天子的势力被方镇的军队压制，方镇的势力又被所属部队压制。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将领的废置任免出自士兵。到了五代，国家的废立也出自士兵。军队给天下造成的祸患，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译宋朝兴起，拨乱反正。太祖在外削弱藩镇，使它们回到正轨；在内亲自掌握军队，并用法制加以约束。天下那些品行恶劣的人，不必用刑罚驱使，就自行列入军伍；不必用暴力驱赶，就自行接受法度约束。他们用来镇守城邑，戍守边疆。不仅供朝廷使用，对于天下的善良百姓能够安于职业、安定地从事本业，实在也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况且军费又比古代少，对百姓的便利又比古代多，近世以来，制定军制的善美，没有能够超过这一制度的。陛下超出众人思虑之外，振兴百官废弛的职务，对于整顿武备尤其用心。如今连营的士兵训练精锐，武库中的兵器修治精巧，几乎是古代所没有的。臣实在不敢自量，考虑当今的事情，私下认为西北应当选择将领，东南应当增加戍兵，这样或许可以上报答陛下威服夷狄、守卫四方、建立非世代所能常有的宏大志向。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太祖时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就在关南任用李汉超，在瀛州任用马仁▯〔人名疑有OCR问题〕，在常山任用韩令坤，在易州任用贺惟忠，在棣州任用何继筠；防御太原，就在西山任用郭进，在隰州任用李谦溥，在昭义任用李继勋；防备西方少数民族，就在庆州任用姚内斌，在环州任用董遵诲，在原州任用王彦升，在灵州任用冯继业。大体上，像姚内斌、董遵诲所率的军队，通常不过五六千人，都是责成他们自行守卫所在之地。如今士兵精锐，兵器精巧，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关键只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把统率督领的重任交给他。因此臣认为，西北应当选择将领，把一州一路交给他，任用他承担战守的责任；陛下只须明察考核，严格实行赏罚来驾驭他。用这种办法制胜，还有什么求取不到呢？臣又私下考察，古代方圆百里的土地，就是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有兵三万七千五百人。如今较小的州，土地并不止百里。士卒人数虽然不必完全依照古制，但如今东南一隅，方圆万里，有山海江湖险峻隔绝的地势，有溪洞、森林、山麓深远偏僻的忧患，而这些路的兵力各自不过数千人。对于防守巡逻，常常担心不足；万一有追捕逃亡、讨伐捕盗的事情，按道理必定缺少人手。先前邕州失守，大概就是忧虑救援不能接续。至于廖恩像鼠窃一样作乱，却能够经过数月才被讨平，大概也是因为追讨的兵力不足。廖恩已经自行归降，而派出的北方士兵还在路上。由此可知东南的兵力少而弱。凭陛下的明察，治理天下，无不有所准备。对于东南的兵力，按现在的形势，虽不必实行古代千乘之国的制度，但稍微增加屯兵，使缓急之时足以使用，以消除奸邪的萌芽，把祸患消除在未发生之前，也是治国体制所应当顾及的。因此臣认为，东南的防备应当增加戍兵。臣区区忧国之心，只听凭陛下裁择。听候裁决。〈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垂拱殿进呈。〉 论议经费的奏札 臣听说，古代按照三十年的总数来制定国家的用度，使国家有九年的积蓄。制定国家用度，必定在年末进行，大概就是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国家不能节省的事情是祭祀，但所用不过收入的十分之一，先王养护财力的用意就可以知道了。大概用度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裕起来。汉、唐初年，天下的用度常常不足，汉文帝、唐太宗能够节制财用，所以公家和私人都有余财，这就是所谓天下虽贫穷，也容易使它富裕。用度没有节制，那么天下即使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汉、唐盛世，天下的用度常常充裕，汉武帝、唐明皇不能用制度加以节制，所以公私财力都耗尽了，这就是所谓天下虽富裕，也容易使它贫穷。宋朝兴起，承受五代的弊病，六位圣主相继即位，让百姓休养生息，所以人口已经增多，财用也有余。姑且拿景德、皇祐、治平三朝比较：景德年间有七百三十万户，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有一千九十万户，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有一千二百九十万户，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的收入，皇祐、治平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的费用也都在一亿万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祐年间二万多人，治平年间连同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多人，共二万四千人。景德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拿两项相比较，官员人数是景德的一倍，郊祀费用也是景德的一倍。官员数目有这样的不同，可见皇祐、治平进入官场的门路比景德多；郊祀费用有这样的不同，可见皇祐、治平用财的项目比景德多。若确实诏令有关部门查考典籍，研究其中的缘故，使官员数目以及入仕门路的增多可以查考了解，使郊祀费用以及用财项目的增多可以查考了解，然后分别议定可以废除的予以废除，可以削减的予以削减。如果天下的收入达到皇祐、治平盛时的水平，而天下的支出、官员数目、郊祀费用都同于景德，那么两方面所节省的，大概可以达到一半。于是再按同类推求。天下的费用，有比旧制简约却比今天浮滥的，有比今天简约却比旧制浮滥的。凡浮滥的，一定要查求它所以浮滥的根源并加以杜绝；凡简约的，一定要根据它所以简约的原因而遵循。这样努力实行，按年收入一亿万以上计算，节省十分之一，那么每年就有余财一万万；逐渐坚持不止，达到节省十分之三，那么每年就有余财三万万。按三十年的总数计算，应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备。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没有能达到这种程度的。古人所说的九年积蓄，是按每年收入储存十分之三计算的，只是概略而言。如今臣所陈述的，也只是概略而言。今天的具体数字不能完全相同，但概括其大体，必定相差不远。前代在衰敝的时候，尚且能够使贫穷转为富足；如今我们处在全盛的形势下，用财有节制，节省一分就是我们的第一分，节省两分就是我们的两分。前代难以做到的事情，对我们却容易做到，不必讨论就可以知道。伏望陛下清静质朴，节俭简约，都是出于自然的天性。乘舆、器物、服饰，即使由尚方制造，也从未使用一件奇巧之物。嫔妃和身边侍从，在掖廷之中，许多名位都空缺。陛下亲身实行节俭，为天下作表率。因此忧悯百姓、变更各种政事的心意，确实深切悲悯，上达下及。至于彰明法度、用来养护天下财力，也不是陛下难以做到的事。臣实在不敢自量，冒昧献上自己区区的愚见，只听凭陛下裁择。听候裁决。〈元丰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垂拱殿进呈。〉 请求削减五路城堡的奏札

译臣曾经议论当今的军队，认为西北的要务在于选择将帅，东南的防备在于增加戍兵。臣妄自推测，大概是认为西北的兵力已经很多，东南的兵力不足。臣任职三班时，修订陕西、河东城堡的奖赏办法，因而得以考察典籍。秦凤、鄜延〔原文作“▯延”，地名疑有OCR问题〕、泾原、环庆、并代五路，嘉祐年间有城堡一百一十二座，熙宁年间二百一十二座，元丰二年二百七十四座。熙宁比嘉祐增加一倍，元丰比嘉祐增加两倍。熙河的城堡又有三十一座。即使原来已有的城堡，开始登记在三班院名下的，有的也包括在这些数目中，但按增加两倍计算，新建的城堡确实很多了。将领对于军队，就如同棋手对于棋子。善于下棋的人，布置棋子虽然疏朗，但取得的胜势必定很多，只是抓住了关键而已。所以敌人虽然变化万端，进攻的道路虽然有百种，形势却足以相互支援，攻守也足以彼此配合，他所保卫的必定是自己的土地。不仅如此，他所采取的应对又能配合敌人的变化，所以用力少而取得的成果多。不善于下棋的人，布置棋子虽然密集，但取得的胜势必定很少，只是没有抓住关键而已。所以敌人一有其他变化，进攻的道路一有别的方向，形势就不能相互支援，攻守也不能彼此配合，他所保卫的未必就是自己的土地。不仅如此，他所采取的应对又不能配合敌人的变化，所以用力多而取得的成果少。守边的大臣，懂得关键所在，所保卫的必定是自己的土地，所以不多设城堡；城堡不多，兵力就不会分散；兵力不分散，所用士卒就少；所采取的应对又能配合敌人的变化，所以用力少而取得的成果多，就像善于下棋的人。不得要领的人，所保卫的未必就是自己的土地，所以一定多设城堡；城堡多，兵力就分散；兵力分散，所用士卒就多；所采取的应对又不能配合敌人的变化，所以用力多而取得的成果少，就像不善于下棋的人。从前张仁愿渡过黄河修筑三座受降城，三城彼此相距各四百多里，首尾相互呼应，因此朔方得以安定，减少了几万镇兵。这就是能够掌握关键，城堡虽然疏朗，所保卫的却必定是自己的土地。张仁愿修建三城，都不设置守备，他说：“敌寇到来时，应当集中力量出战；回头看见城池，如果还要守它，就应当斩杀这种人，要守备有什么用？”从此突厥最终不敢越过山岭，可以说是应对能够配合敌人的变化。如今五路新建的城堡，在十几年中增加到两倍，兵力怎么能不分散？士卒怎么能不增多？恐怕是边疆的官吏筹划利害得失时没有掌握关键。拿下棋来比喻，城堡并不必定要多设。臣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拿其他路来比较，北方边境防备胡人，因为遵守誓约的缘故，几十年间没有增加一座城、一座堡，却不担心戍守兵力不足；这又说明城堡不必多设，也是已经发生的明显证据。臣因此私下认为城堡多就会使兵力分散，所以说西北的兵已经很多；只是恐怕守边的大臣没有人能够胜任其职。如今守边的大臣遇到陛下的明察，常常接受既定的筹划来办事，又不敢不奉行法令，幸而还可以供陛下驱策。然而提出万全之策时，常常把责任推给上级；臣下对于职守只是苟且简略，这本来就不是治理事务的正常道理。况且由于他们所保卫的没有掌握关键，所采取的应对又不能配合敌人的变化，才使西北的兵力独多，而东南的兵力不足。陛下当今正要使每件事情都合乎道理、每个官员都称职，那么因循旧制而不改变，必定不是圣意所取。若公正地选拔天下人才，把三军的重任交给他们，凭陛下的明察和圣虑的余绪，足以周全处理此事。臣遍观历代君主，能够知人善任的，没有像宋朝兴起时太祖任用将领那样英明杰出。因此太祖能够平定唐末、五代数百年的动乱，使天下大定，四方夷狄都归于正轨，可以说是千年以来不世出的盛大美德，不是平常资质的君主、拘泥于常见见识的人所能赶上的。凭陛下聪明睿圣，具有非同寻常的宏大谋略，与太祖相同。那么能够任用天下人才来平定乱世的，没有人胜过太祖；能够继承太祖的志向来经营武备的，没有人胜过陛下。臣实在不敢自量，偶然从这篇文字中看到太祖任用将领的一二事例，冒昧抄录进献。即使万分之一能够上合天意，使西北守边的大臣用较少的兵力取得较多的成果，不增加兵力而使东南的防备充足，对圣虑有一点微小帮助，也可以完成臣前日的议论，只听凭陛下裁择。〈《任将》篇见于《本朝政要策》。〉 贴黄：五路城堡，按照三班院逐次下达的名额数目，是这样的。臣私下担心，或者〔原文“亻系”〕是原来已有的城堡，向来由枢密院差遣人员管理，后来每次才下达到名额，或者〔原文“亻系”〕由三班院差人，所以每次的数目逐渐增加。如果即使是原来已有的城堡，那么五路二百七十多座城，也仍然是设城太多。●卷三十一·奏札六首 再论经费的奏札 臣曾经说过：皇祐、治平年间每年的收入都在一亿万以上，而每年的费用也几乎把它用尽。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人，皇祐、治平年间都三〔一作“二”〕万多人；景德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治平都在一千万以上，因此两项费用都比景德增加了一倍。如果能够考察知道皇祐、治平进入官场的门路多于景德，也能够考察知道皇祐、治平郊祀费用的项目多于景德，然后议定可以废除的就废除，可以削减的就削减，使每年收入同于皇祐、治平，而录用吏员、供奉郊祀的费用同于景德，那么两项所节省的，大概可以达到一半。然后再按同类推求并节省，按每年收入一亿万计算，节省十分之一，每年就有余财一万万；节省十分之三，每年就有余财三万万；按三十年的总数计算，应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积蓄。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陛下说臣所说以节省用度为理财的关键，世上谈理财的人没有能达到这个程度的，现令〔一作“今”〕交付中书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