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金石录跋尾十四首【茅君碑】

译《韩公井记》：开元二十二年，朝廷初次设置十道采访使，韩朝宗以襄州刺史兼任山南东道采访使。襄州南面的楚国旧城中有昭王井，传说取水的人会死，行人即使十分口渴困乏，也不敢看它。韩朝宗写信告谕井神，从此饮用井水的人都平安无事，人们便改称它为“韩公井”。楚国旧城如今叫作故墙，也就是鄢地。这篇记现在移放在州府官署中。旧城改称“墙”，是因为梁太祖的父亲名叫烈祖名诚，当时要避讳他的名字，所以直到今天仍然这样称呼。晋陆▯碑 《晋陆▯碑》说：陆▯字元容，是吴郡吴县人。他的先祖居住在陆乡，于是以此作为姓氏。显考是吴国旧左丞相。陆▯在赤乌六年被征召为宿卫郎中，转任右郎中、左郎中、治书执法、平中校尉、平义都尉、五官郎中、骑都尉，升任黄门侍郎，封海盐县侯，加授裨将军，代理左丞相、镇西大将军事。碑文又说：“放下兵器拿起笏板，入朝作为皇太子的宾客。”而《吴志》说，孙皓宝鼎元年任命陆凯为左丞相；又说，陆凯的儿子陆▯起初任黄门侍郎，出任领兵统领，授偏将军；陆凯死后，入朝任太子中庶子。这些都与此碑相合。但这块碑是在晋太宁三年立的。尚书省郎官石记序 《尚书省郎官石记序》由陈九言撰写，张颠书写。碑记载开元二十九年郎官石上的姓名，因此写下这篇序。世上所见张颠的草书，纵情奔放，奇异可怪，近世没有能相比的；但这篇序却独用楷书，精严劲健，庄重严肃，出于自然，像人的容貌举止周旋都合乎礼，并非勉强做作。书法只是一种技艺，但达到极高境界的人才能这样。张颠的楷书大概很少见于世，所以这篇序尤其珍贵。桂阳周府君碑并碑阴 欧阳永叔考察《韶州图经》说：“后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的庙，在乐昌县西一百一十八里的武溪上。武溪水流湍急，冲击着石头，流过数百里。从前马援南征时，他的门人爰寄生擅长吹笛，马援为他作歌并配以笛声，名叫《武溪深》，歌词说：‘滔滔的武溪多么深，鸟飞不过去，野兽也不能靠近。可叹啊武溪，何其毒害淫厉！’周府君开凿这条溪水，使它与浈水、桂阳水相连接，百姓得到便利，于是为他建庙刻石。”又说：“碑在庙中，郭苍撰文。如今碑文已经磨灭，只知道府君字君光，而名字已经讹误残缺，无法辨认。《图经》只称周府君，也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汉书》又没有他的传记，于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考察武水源头，出自郴州临武县的鸬鹚石，向南流三百里，进入桂阳。桂阳水、浈水、黎溪、卢溪、曹溪等水，也都汇入武水。当地习俗把水流湍急深切的地方称为龙溪，韩愈诗中所说的“南下乐昌泷”，就是这条水。碑首题作“神汉”，就像唐人称“圣唐”一样，大概当时已经有这种说法，但史书和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只有这块碑上见到。熙宁八年，我从知韶州王之材那里求得这份拓本，王之材又写信来说：“考察《曲江县图经》，周府君名昕，字君光。”这样看来，欧阳永叔说《图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大概是考察得不够详细。碑的背面还有碑阴，列出旧日属吏以及工匠的官号、籍贯和姓名，王之材也一并摹拓带来，欧阳永叔大概没有得到它。碑阴中的“曲江”二字，都写作“曲红”；“苍江”“江夏”中的“江”字，也写作“红”。这大概是古字可以通用，不能不知道；这就是学者贵在博览的原因。欧阳永叔又记载刘原父得到的商、洛地区鼎上的铭文说：“惟十有{二二}月旁死魄。”君谟问：“十四月是什么意思？”刘原父不能回答。根据我的考察，古文字中像“亦”写作“A2”、“人”写作“{人人}”这一类，都是重复写出的字，这种情况很多；那么这里写作“{二二}”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二”字。欧阳永叔、刘原父、君谟都博学多识，却也有不能通晓的地方；学者也不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一并记在这里。唐安乡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 《唐安乡郡开元寺卧禅师净土堂碑铭》由监察御史张鼎撰写，雍县尉吴郁书写，天宝九载庚寅年立碑。碑文称，卧禅师俗姓辛，名顺忠，是陇西狄道人。陇右按察使崔升进奏请，卧禅师住在河州开元寺，右胁而卧，已经断除各种烦恼。开元年间，皇帝诏令陇右节度使张守▯为他在寺中修造净土堂，因此撰写这篇铭文。自从河陇地区陷没于羌夷之手，州县的城郭、官寺和民居没有不毁坏废弃的，只有佛寺以及记载佛寺的碑铭文字往往还保存很多。世人都认为四方偏远之地风俗特别异样，不懂礼义，是因为天性如此，所以把他们视为夷狄。然而他们对于佛都知道信奉和仰慕，因为佛教有罪福报应的说法。我认为，四方夷族即使最为放纵凶悍，等到向他们晓谕曲直是非，他们也会高兴并且服从；所以不能说他们天性中没有趋善的萌芽。正因为如此，虞、夏时代的教化向东扩展到海边，向西达到流沙，北方南方都达到，声教能够使他们信奉仰慕，也并不只是因为有佛而已。他们被罪福报应的说法打动，还不如不以利害诱动他们，而使他们从内心受到教化；这正是先王的德业所以盛大的地方。江西石幢记 《江西石幢记》由观察支使、试左武卫兵曹参军来择撰写，建于大和二年。碑文从采访使、兼知黔中道的班景倩开始，副判官以下都依次列出姓名。《后石幢记》由都团练判官、试太常寺协律郎李方玄撰写，建于大和七年。碑文从使者、检校右散骑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谊开始，副使以下都依次列出姓名。《续石幢记》由节度掌书记陈象撰写，建于光化三年。碑文从使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兼侍中、颍川郡钟某开始，副使以下依照后记排列。《续立石柱题名记》由知节度判官胡顺之撰写，建于天圣元年。碑文从太平兴国元年的殿中丞、通判军州事李斡开始，直到熙宁九年的祠部郎中、集贤校理叶均。辱井铭

译《辱井铭》：辱井上有篆文说：“辱井在这里，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连同下面的文字共十八字，刻在井的石栏上，不知道是谁写的。景阳楼下的井也有井铭，另有陈后主叔宝的《辱井记》，说：江宁县兴严寺井的石栏铭文，不知道是谁写的。文中依次叙述，隋文帝命晋王杨广讨伐陈国，后主自己投进井中，隋军派人把他取出；因惊讶他身体太重，等到拉出来时，才发现他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个人捆在一起被拉上来。末尾说：“唐开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单父县令、左迁此县县丞、太原王。”以下文字已经残缺。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 《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武都太守、汉阳郡阿阳县人李翕，字伯都，因郡西面的西狭阁道路通往梁、益二地，沿着壁立的山崖，临近深不可测的溪流，险危艰难，阻塞陡峻，多次发生倾覆坠落的灾害，于是同功曹吏李▯商定方案，命衡官掾仇审治理东坂，有秩李瑾治理西坂；凿烧大石，降低高处使之平坦，纠正弯曲，拓宽狭窄之处。工程完成后，人们得以通行平坦的道路，夜间也可以渡行，于是共同作颂刻石。颂文有两篇，所议论的事情相同。一篇立于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另一篇立于同年六月三十日。又说李翕曾任渑池令，治理崤▯的道路，有黄龙、白鹿出现作为祥瑞。后来治理武都，又有嘉禾、甘露、连理木等祥瑞。都把这些景象画下来，刻石立在旁边。大概在嘉▯年间，晁仲约字质夫任兴州知州，回到京师，把《甫阝阁颂》拿来送给我，说析里桥的甫阝阁，是汉武都太守、阿阳县人李翕字伯都所建，用来消除道路沉没的祸患。但“翕”字残缺，无法辨认，欧阳永叔《集古录目跋尾》认为是李会，我当时也猜想确实如此。到熙宁十年，马城中玉任江西转运判官，出巡成州，得到这篇颂文拿给我看，我才知道原来是李翕。欧阳永叔的学问很博大，他对于校正文字尤其审慎，然而只凭自己的意思来推断，仍然不能没有错误。这样看来，古人所说的存疑，难道可以忽视吗！近世士大夫喜欢收藏图画，自晋代以来，著名画家中，有些笔迹保存在尺幅绢帛、纸张上，但大概没有人知道其真伪，往往都把它们流传并珍视；可是汉代的画，却从来没有人能够得到。及至得到这组图画，其中所画的龙、鹿、承露人、嘉禾、连理木，这才使汉代绘画在今天重新出现，而且都出自石刻，由此可以知道并非伪作。汉武帝元鼎六年，因为▯地以南、陇西以南连接巴蜀，设置为武都郡；后来才分置为兴州、成州。成州就是武都郡的上禄县。甫阝阁建于建宁五年，李翕治理崤▯、西狭、甫阝阁的道路，对百姓有益，而史书没有记载；所以作颂，是为了补足史书的缺漏。既然如此，这件事的流传也不能不广泛。●卷五十一·《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上（长洲顾崧龄东岩搜辑） 【国体辨】有人问：“事情有弊病，是应当兴办改革它，还是安于现状而不加理会？”回答说：应当兴办改革它。“人有不善，是应当查究而诛罚他，还是安于现状而不加理会？”回答说：应当查究而诛罚他。“可是，兴办改革弊病，世人认为纷扰；查究诛罚不善，世人认为苛刻揭短。这是什么缘故？”回答说：这是有原因的。事情有大小，罪情有深浅。假如某人所牵涉的事情重大、罪过深重，任忠义之责的人看待他，就会坚决反对，严正辨明，兴办改革，查究诛罚，只怕未必能够果断做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国家天下谋划。人们看见任忠义之责的人这样做，不明白他的用心，却想仿效他，说：“事情都应当这样，我难道唯独不能这样吗？”等到他们坐在官府中、站在朝廷上，从四方的角度议论事情时，即使那人所牵涉的事情小、罪过浅，他们也会坚决反对，严正辨明，兴办改革，查究诛罚，只怕仍然不能做到；严重的还会互相构陷，把事情夸大。这是为国家天下谋划吗？那就不是了。于是人们欣然厌恶这种纷扰，憎恨这种苛刻揭短。难道只是厌恶和憎恨吗？当世如果确实有任忠义之责的人，做了他认为当然应做的事，那么君上一定会思考那些纷扰行为的原因和苛刻揭短的所在，于是全都退让不争。如果确实有任忠义之责的人，做了他认为当然应做的事，却得不到信任；即使幸运地得到信任，奸邪和庸碌之人也会抓住那些被厌恶、被憎恨的事情来离间他。唉！事情有看似如此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情况，这正是是非混乱、虚实昏暗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憎恶吗！憎恶它又该怎么办？也要加以考察。请求改革的，是利害问题，关系国家天下重大，依照道理提出请求，那么本来就是忠义之士的事情；请求诛罚的，是奸邪谄佞，关系国家天下重大，依照道理提出请求，也本来就是忠义之士的事情。与此相反，那就是末节了。“那么，弊病细小、罪恶浅薄，就安于现状而不理会吗？”回答说：考察弊病而改革，就能处理其中重大的；审察罪过而诛罚，就能处置其中深重的。这样，细小浅薄的弊病和罪恶也会自行消退。看见细小浅薄的问题值得忧虑，如果它们不消退，也可以慢慢治理，难道是安于现状而不加理会吗？有人问：“他们虽然纷扰、苛刻揭短，但对于事情来说，是否有真实情况呢？”回答说：有的是真实，有的并不真实，混杂在一起。那么，凡是他们所称美的事情，有的退让而不真实，有的虽然真实却不合适，难道只应责怪最初退让的人吗？否则，他们的纷扰和苛刻揭短，有时也有真实的一面，难道连忠义之士也可以责怪吗！【邪正辨】正人只有少数，邪人却有十倍之多，怎么知道正人就是正人、邪人就是邪人呢？回答说：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罢了。有人说：“某人是正人。”一定要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果真正当吗？还要问：会不会只是表面如此呢？一定要追究他的真实心情，心情果真正直，这才是正人。有人说：“某人是邪人。”也一定要考察：他的言论和行为果真邪恶吗？还要问：会不会只是表面如此呢？一定要追究他的真实心情，心情果真邪恶，这才是邪人。一定要追究真实心情，因而他的外在表现也就可以确信了。外在表现还不能确信，是因为有凭空捏造的，有似是而非的，有人构陷的。把他当作正人，就应等待观察而不要怀疑他；有人离间他，就一定要辨明，不可暗中接受离间。把他当作邪人，就应处置他而不要亲近他；有人帮助他，就一定要辨明，不可暗中接受。审察邪正的方法依照这个原则，就不会错。

译不过，这还没有说尽。什么叫没有说尽？说的是任用和责成。正人说：“天下还没有得到治理。”拿天下的事情来考察，确实看见没有治理好，怎么能不任用他来挽救未治的状况呢？邪人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就应当想：我的天下还没有治理好。正人说：“采用这个策略可以治理。”拿先王之道和人情来考察，确实看见可以治理，怎么能不用他的策略呢？邪人说：“那个策略不能用。”就应当想：我考察后认为可以使用，一定要等到事情结束再检验效果；如果不违背最初的判断，就给予奖赏，违背了就加以责罚。没有等到最终结果便检验成效，奖赏和责罚就没有依据。不能随意应付而轻易改变，任用和责成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正人能够充分施展他的道，邪人不能在暗中寻隙；谋划预先确定，信用不轻易被蒙蔽；号令统一，赏罚分明，治理也就接近成功了。考察实际情况罢了，说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正人之所以为正、邪人之所以为邪，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不重视这一点罢了。有人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于是也跟着说“某人是正人，某人是邪人”，但对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却没有考察。即使考察，也只考察他们的外在表现罢了；有的是凭空捏造，有的是似是而非，有的是别人构陷，却没有考察他们的真实心情。把正人当作正人来等待观察，反而有所怀疑；有人离间他，就暗中接受，而不加辨明。把邪人当作邪人来处置，反而与他亲近；有人帮助他，就暗中接受，而不加辨明。正人说：“天下还没有治理好。”邪人说：“天下已经治理好了。”邪人胜过正人，常常十次有八九次。拿天下的事情考察了吗？却从来没有。任用正人的策略，邪人说“可以搁置”，就一定搁置。拿先王之道和人情考察，等到最终再检验成效，正人应当受赏还是受罚呢？却从来没有这样做，只是在是非、任用和舍弃上苟且处置罢了。这样一来，正人不能充分施展他的道，邪人得以在暗中寻隙；谋划没有确切决定，信用轻易被蒙蔽；号令有两个标准，赏罚不明，治理也就疏漏了。正邪二者都受到尊崇，哪天出了败坏，哪里有负责承担责任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有人说：“大贤和大奸，无法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回答说：您说无法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是因为不把大贤当作贤人、不把大奸当作奸人，还是因为他们或许没有外在表现呢？我本来就说过，没有外在表现，那么人们凭什么知道他们呢？一定要追究他们的真实心情，这就是所谓追本溯源。追究真实心情，也就是考察实际情况，怎么会不可以呢？既不循着外在表现考察，又不追究真实心情，却想知道他是贤是奸，难道不是不可能吗？那么，您的话，是厌恶外在表现难以辨知。我说这些，是认为可以根据真实心情来了解他们；只是这样做，容易被人理解其用意的情况很少。【问尧】有人说：“尧的圣明不及舜，尧不能任用九官、诛罚四罪，而舜能够做到。”回答说：“舜之所以圣明，是由于尧的圣明。舜任用贤人、诛罚罪人，是适宜的。”有人说：“那么尧在位时，难道就唯独不能任用和诛罚吗？”回答说：“尧是要把这些事留给舜。”“把这些事留给舜，为什么呢？”回答说：“尧相信舜的圣明已经很久了，将要推举舜继承帝位，同时还要使天下人信服，于是借四岳的推举，最终考验舜。考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圣人不会随便凭借名位使天下人服从，必须使众人确实信服他的德行。德行没有比任用贤人、诛罚恶人更大的，于是就把职位授给舜，天下人也都相继信服。至于任用和诛罚，大概只是借舜来完成罢了。”有人说：“那么，尧的圣明，难道是要遮蔽贤人、放纵恶人吗？”回答说：“不是。任用和诛罚，到舜在位时实行也可以，所以尧暂缓这样做，只是为了成就舜；这样看来，舜的德行中有很多其实归于尧。”有人说：“那么尧难道偏爱舜吗？”回答说：“不是偏爱舜，而是偏爱那种有利于天下的事情。”有人说：“《左氏传》所说的尧不能做到，是怎么回事？”回答说：“我所论述的是圣人的道理，那与左氏有什么关系！” 【论习】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君主的好恶，君主的好恶又在于平日所习染的事物。年轻时所习染的是正道，长大后一定贤明；年轻时所习染的不是正道，长大后就很难同他共同治理国家了。不幸成为这种情况，就要磨砺改变他。谁能磨砺改变他？要选择合适的人。让这些人朝夕同他相处，出入之间、言语行动之中不断接触，这样才可以磨砺他。他坚持正确的，就帮助他；坚持错误的，就替换他；如果仍不改变，就不断极力劝谏他。要勉力这样做。除去他的蒙蔽和欲望，用正道同他接触；不接触邪恶的人和事，使他改变，他的志向一向确定之后，才可以同他共同治理国家。对于治国的大体来说，不也是艰难而辛劳吗？然而在平日熏习方面，是有渐进过程的，古代所以能够治理国家，难道有不同吗？如今众多官员不能担任职责，难道一定是人的才能不足吗？他们朝夕从未同君主相处，出入之间、言语行动从未相互接触；君主正确时不能帮助，君主错误时不能替换，不加放弃却也没有人极力劝谏。君主的蒙蔽和欲望日益牢固，所遵循的道日益笨拙，所见到的只是宦官、妇女等邪僻之人。他的志向已经一向确定了吗？这样还能共同治理国家吗？对于治国的大体来说，不也太懈怠、太疏忽了吗？唉！宰相虽然尊贵，但他所能见到的事情也有局限。设置这样的职位，难道不应该谨慎吗？如果担任这一职位的人不能尽职，而宦官、妇女反而得到君主的心意，谁能说这样可以呢？唉！左右侍从之官，不就是所谓常伯、侍郎、给事、谏议、司谏、正言吗！【说势】周朝初年，天下分列为诸侯并居住其地的，数以千计；他们力量弱小，容易役使，形势便利，容易治理。这就是他们不只是接受号令、奉献职贡而已，本来实际能够辅翼拥戴天子的原因。到了周朝衰微时，大国兼并数千里土地而称王，号令不能使其服从，诛罚也不能制裁，后来又兼并成六国，最终合并为秦，周朝就灭亡了。这不是分封建国的罪过，而是土地超过了王制所能容许的范围。汉朝兴起，沿袭周朝衰微时的制度，不久也发生大乱。秦人毁灭各国，把它们设置为郡县；从形势看，确实土地小而容易役使，连一尺兵器也不能由地方自行制造，斗量的粮食也不能由地方专擅；秦王看待迁徙、安置郡守县令，就像下棋一样。形势非常便利，但治理难道就能够实行吗？君上对官吏、官吏对百姓，彼此观望，不同于燕、赵之间的相互对峙；一有变故，就翻然转而跟从盗寇，哪里能够辅翼拥戴天子呢？所以一个人首先倡导叛乱，秦朝就灭亡了。这不是郡县制的罪过，而是郡守县令丧失了应有的治理工具罢了。

译如今厌恶分封制的人一定说应当采用秦法，厌恶郡县制的人一定说应当采用周制，都是没有得到其中的道理。况且还要跟着改变制度，认为天下的形势可以任意改变吗？不能。天下的存亡，只看大伦大法治理得好还是不好罢了。其次只看所设置的制度：使土地和力量小而容易役使，使形势便利而容易治理，都是好的；土地超过王制所能容纳的范围，权势被下属夺取，都是祸害。假使韩、魏、燕、赵都列为方圆百里的侯国，即使到今天还存在也可以。秦朝的郡县，势力足以自治，力量足以自卫，即使延续万世也可以没有忧患。天下的形势难道不是确实容易明白吗？后世矫正前代的弊法，逐渐削弱藩镇的权力，功业已经完成而愿望也已实现了。然而还没有恢复郡守县令分掌职责的制度，伸展州县作为国家骨干羽翼的作用，难道是好的谋划吗？万一发生水灾、旱灾、疾病、瘟疫，或者有觊觎侥幸之心的人出现，州县拿什么来防备呢？徐乐、山涛的议论，难道可以不思考吗？确实思考这些问题，就不难选择合适的人任用，分割权势使他们各自发挥作用，如此而已。【说用】万物都有根，然后生长出枝叶，茂盛地萌芽如穗，结出果实；有翅膀的凭借天空飞翔，有足的在陆地行走，有喙的鸣叫呼吸，能够啄食的，形态类别很多。难道不是有一个主宰存在于虚空之中，使它们繁殖生息吗？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很隐秘。它使水滋润，使火焚烧，使雷震动，使风霆发声，使霜雪使万物憔悴，使雨露使万物滋养茂盛，这些作用世人还能够知道。至于把万物裁成各种形状，把它们分散为各种声音，使它们充满气息，以始终规定生死，那就不是水、火、雷、风霆、霜雪、雨露所能使其如此的，世人本来就不能测知它究竟是怎样做到的。然而万物相互配合而得以生成，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不是很隐秘吗？如今人们结群居住，缝制衣服，钻木取火来做饭，筑土石、搭竹木建造房屋，嗜欲很多。若没有一种制度来制约并统一他们，彼此争夺就会越来越多而不停息；我观察它的作用，也很隐秘。它为人们确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的次序，为他们提供衣食饮用的物品，用礼仪节制他们，用声音沟通他们，用言语教导他们，用刑罚束缚他们，这些作用世人都能知道。至于扰动他们使彼此亲爱，调和他们使彼此喜悦，使他们厚道谦让而不争，使他们团结起来，乐于献出生命而不顾个人私利，使他们改变志向，离开利益而趋向道义，那就不是次序、物品、仪礼、声音、气息、言语、形体所能使其如此的，世人本来不能测知它究竟是怎样做到的。然而万民相互配合而得到治理，这样看来，它的作用难道也不是很隐秘吗？我已经由此有所认识了。使万物出生又使万物死亡的，是阴和阳。它们在内部运行，却不明显表现于外，无法穷尽地探究其中的奥妙。世人用水、火、雷、风、雪、霜、雨、露来寻求它，是妄想。使万民亲爱并且向善的，是仁和义。它们从上面兴起，暗中遍及下面，驯化于人心之中，却不能强行通过耳目察知，无法认识其中的微妙。世人把希望寄托在铺张仪礼、繁复声音、拘执器物、依凭文字以及用暴力驱使、用法律束缚上，越是这样寻求，越是妄谬。《易》说：“阴阳不可测，叫作神。”又说：“显现于仁，隐藏于作用。”使万物广泛生长、使万民受到良好教化的，正是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说言】君上收集天下各种言论，只应以是否切合实际为标准。确实，即使尊贵而受信任的人，他的话也未必不可听取；即使卑贱而被疏远的人，他的话正确，难道就一定可以舍弃吗？不能，只求它对治理有所补益罢了。这样一来，难道只能考察君上的得失吗？天下的邪正也全都显明了。从前舜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所以元凯在下位不能被压制，四凶在上位不能被掩盖；他的治理之道，就在这里罢了。昏昧的人反而相反，喜欢听取自己所用之人的话，不广泛听取；对于自己忽略的人，众说纷纭，是非混杂，却没有主见。难道只是君上的得失听不到吗？天下阴险狡诈的人都被提拔上来了。秦朝的祸败由于赵高、李斯，汉朝由于王莽、张禹，晋朝由于荀勖、贾充，唐朝由于牛僧孺、李宗闵、裴度、卢杞，其大致结果就是这样，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有人问：“这样难道不是过于明察吗？”回答说：“纠正重大的罪恶，宽缓细小的过失，惩罚实际的罪行，放松表面的文法，这哪里算过于明察呢？”唉！我是有所作为才这样说的。假如使尊贵而受信任的人都能得到合适的任用，这个道理难道可以停止吗？【说非异】人类不能彼此扶持而生存，于是圣人兴起，承接上天的意旨，开创治理。所谓治理，没有不是说以道德、仁、义、礼、智六者通达而不相违背，然后人才能够结群交游、聚族居住，生活繁衍，舒适欢娱。历代选择并列的君主，没有谁改变过这个原则。

译唯独佛教从西方边远荒僻、枭乱之地兴起，乘汉、魏衰败的时代，奠定僭越的行迹，撰写诡辩的文辞，推行丑恶的行为。到了晋、梁之间，它破坏正道、专擅邪说，在中原大肆传播。它轻视世间的君主，藐视天下的真实事务，极力追随诡谲、怪异、琐碎、放纵的邪情，奔逐于祈祥、祸福、倾覆、怪神的邪说；离弃君臣关系，背叛父子伦理，抛弃耕田、农具、桑柘等事务，剃发着黑衣，不婚配、不生育，逃避现实而无所作为。它的意图，是削灭典章刑法，铲除学术，刮除言语，使礼崩乐坏，使百姓的视听受到蒙蔽。于是将要除去唐尧、虞舜的传统，沉没三代的教化，堵塞仲尼的训诫和法度，把自己的淫逸自称为贤明，妄使天下混混沌沌，不知是非治乱所在，使言语、行动、居处全都改变成夷狄的样子。遥想过去，尊崇礼义，即使一度失去同类和秩序，毁坏废弃之后仍能最终恢复。所以圣明的人称道唐虞，暴乱的人步幽、厉的后尘；何况想把人赖以生息的道路全部扫除，毁荡圣贤数千年的功业，只为成就自己的私欲，难道可以实行吗！即使宿儒硕生纠正它的偏僻邪曲、乖戾悖谬，勤恳地写在策书上，世上的君主却没有因此醒悟，于是它的流毒漫无边际而无人制止。它的徒众相互倡导并把它夸大，习惯于夸张幻惑，降祸赐福，好像从箱笼中随手取出一样。他们同百姓在道路上交往，在市场上接触，天下的财物无不按十户、五户等数量供奉给他们。他们的庐舍越来越奢侈，人数越来越繁多，辩说越来越枝蔓，耗费无穷，怪乱没有尽头，真是耗损衰败啊！谁来抑制并纠正它呢？有人说：“憎恶他们的外在行迹还不够，何不追究其根源？他们的情性▯然，与孔子的思想不同；凡是这样做的人，不爱官位、不争才能，贤能与否都不在意，只把印绶组绶作为追求，忙忙碌碌地彼此倾轧。”回答说：不对。阐明先王之道，内在足以使人不迷惑，外在足以实行事务。情性有不平衡吗？背离正道而走向别处，就会失去平衡，还谈得上什么孔子的思想呢？官位是用来实行我的道，才能是用来治理国家，不能胜任的人当然会争夺；彼此倾轧，是因为他们违背先王之道，教化和义理不能实行。尊崇教化、振兴道义，那么上位者谦让，下位者争相进取，谁还会彼此倾轧呢？谋求末节而遗忘根本，只为推销自己的言辞，这就是祸害。佛教贪利之心没有满足，却假装无欲；行为虚伪险恶污秽，却强行宣称清高淡泊。这样的人哪里称得上贤明呢！他们又说这是为愚人设置的教法，所以编造鬼神相互监察、冥间报应、暗中谴责、灾福彼此相制相磨等说法，想震恐人心，希望人们因迷惑恐惧而改过自新；这又是一种迷惑。把冥间报应、暗中谴责的可怕，与畏惧刑罚、羡慕奖赏相比，哪一个更能使人畏惧呢？正直敢言的人陈说礼义，得失利害清楚地显现在眼前。当世的法律，对生杀、进退、升降、成败的处置，明白地逼迫着人的内心，而人尚且不知道反省、躲避，哪里有闲暇顾及尚未到来的祸福吉凶呢？像晋、魏、梁、隋之间，践行正道的人受到乡里劝勉，触犯正道的人就衰败停止了吗？没有。这样看来，佛教的学说没有益处，是可以知道的了。如今虞庠、夏校的制度尚未完备，塔庙却遍布天下；沿着田间耕作、操持机杼的百姓很少，而剃发穿胡服的奴仆肩挨着肩、脚跟接着脚跟；兴学立制、补礼改乐的道路尚未达到极致，而蛮夷的声音迷惑中原，骊马驾车、四马并驾也不够装载，深宅高栋也容纳不下；声教、名物、文采、礼乐的设施尚未完备，而洪钟大鼓的声音却在闾巷间铿锵作响。对佛教的奢侈崇奉，古代没有达到的，如今又全部实行了。百姓父子所吃的粗粮、所穿的粗布衣服，全都因此减少了。所以在下层百姓中免不了有受冻挨饿的人，拿着笔管和书囊，最终成为沟中的枯骨。对于今天的谋划，先民所说的恢复他们的身份、安置他们的居所，阐明先王之道来引导他们，这是中等的办法；应当斥责祈祷祭祀等末节，制止厌胜等怪诞做法，从上层开始兴学；不要新建寺庙，不要频繁诵经考试；让他们戴冠而列入户籍，每五百名剃发者取其中一人，学习老子之学；鞭打提倡仁义、割断礼法、扰乱人伦、耗费桑农事务的人。对于它的根源不能不深加制约，依照这种办法大大减少其数量，也算是使他们悔悟改过的一端。君王端正德行以回应上天，以纯厚仁爱取得民心，把天下人的智者愚者集合起来，向他们讲述古代，以至为顺和之道教导他们，那就光明灿烂了！天地四方之间，形气所包含的范围内，都有圣人的典章制度存在。这样可以对外运行造化，对内滋润细微之处，逐渐使人接受纯厚的福泽。哪里还需要胡夷的治理、荒唐的学说呢？【治之难】以天下来实行唐虞三代的道，没有不像唐虞三代那样治理得好的。然而治理国家为什么困难呢？治理的时代并不是没有小人，而是因为信任正人；即使正人和庸人相杂，也并非没有正人，所以即使有小人，正人也不以为忧。唐代的时候，四罪立于唐朝；周代的时候，三监处在周廷。唐尧、周公都是大圣人，他们辨识小人毫不迟疑，了解他们十分果断。那些小人即使侥幸进入大臣、诸侯之间，也会被贬黜，对正人没有妨害。汉元帝初年，萧望之任汉朝宰相，刘向、周堪、张猛成为他的亲信。东汉末年，李固、陈蕃、杜乔辅佐汉朝，李膺、范滂一类的人分布在禁中和寺署，声势壮大，天下仰望他们而等待治理。离开这个时期就不一样了；假使能够实行他们的主张，功德岂不是数以万计吗？孝元、桓、灵三朝，君主本来都是寻常之主；与他们相杂的宰相，是史高、稚圭、韦成、胡广、赵戒以下的庸人，而邪人又在其中鼓噪。他们辨识众贤不明，任用他们又不果断，即使让他们进入公卿之列，也轻浮而危险，怎么能够取得天下国家的安定呢？唉，治理国家真难啊！由此观察天下，不必只看小人、正人的多少，也不必只看贵贱、升降，而应看他们是否被任用、如何被任用，这样治乱就清楚了。（辑自《圣宋文选》） 【读贾谊传】我读三代、两汉的书，读到其中奇特的文辞、深奥的旨意，光辉灿烂而深沉澄澈，洞彻通达我的心腑，好像登上高山眺望长江奔流，恍然惊叹它气势的雄壮。因此，诡异的言辞诱惑不了我，淫靡的言辞逼迫不了我回顾；考察是非，如同分辨黑白，不能被迷惑。浩浩荡荡、洋洋洒洒，波涛贯通天地边际；即使相隔千万年，也好像在我心中会合。我大概自喜于所凭借的根基深厚、所得的东西丰富。后来遇到事情便常常有所发挥，足以壮大自己的气势，觉得文辞的源流绵绵而来却不混杂，剔除我的粗疏来迎接它的真实，培植我的根本来验证它的华美。它高可以凌驾青云、抗拒太虚，却不流于诡诞；它低可以穷尽山川草木的道理、形状变化的情态，却不流于卑污。等到经历的事情增多，忧虑深重、思考长远的激愤触动我的内心、干犯我的气势，所以我的言辞很多是出于无聊；读来有忧愁和不忍的情态，但它的气势总的来说并未受到损伤。于是我又自喜于没有什么事物不能适宜地表现。

译假如我处在朝廷的职位上，观察天子安排事务、谋划政令、号令天下的意旨，把它写成训诫的文辞，镌刻在金石上，来传扬太平无穷的功业，大概未必没有值得观览的文章；遇到有所感触的事情，寄托自己的志向，那么我自认为这些文章都不会有损害。我为贾生怀才不遇而悲伤。看他写文章，谋划治理天下的便利和适宜之策，足以看出他使天下安宁的用心；看他经过湘水作赋凭吊屈原，足以看出他怜悯时世、忧虑国家，并且有所触动而激发文气。后世有人责怪他只因一次不得志，就写出这样的忧愁怨恨之言，却不知道古代诗歌的创作，都是古代困厄之人的言辞；只要不违背道义，就都可以取法。贾生年轻而多才，见到汉文帝，极力陈说天下大事，刚毅果断，没有什么逢迎和回避。而绛侯、灌婴一类武夫在朝廷中与他相遇，就像把圆规投入方矩之中，即使勉强使它相合，也终究不合适，所以贾生被斥退，不得参与朝廷政事，无法尽情说出胸中想说的话。他一时没有发出来，还可以寄托在文章中抒发胸中的积蕴，那么贾生的志向，难道也可以责罪吗？所以我处于困穷饥饿之中，足以知道困穷之人的情形，也一定就是这样。我又曾学习文章，知道困穷之人的言辞，自古以来都是如此，因此对贾生格外有所体会。唉！假使贾生最终能够施展他的主张，成就他的功业，应当有值得记述的事情，又哪里只是用空话来称述他呢？我之所以自我悲伤，也正是如此。然而世上真正了解他的人，又有谁呢？即使没有人了解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书魏郑公传】我看唐太宗常常委屈自己来听从群臣的意见，而魏郑公这一类人，欣喜地遇到这样的时代，感激遇到知己，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进谏争辩的；这虽然是他们忠诚之心所达到的程度，也确实是因为得到君主信任才如此。于是我想到唐朝之所以得到治理、太宗之所以被称为贤主，而前代君主不及他的原因，其根源全都出在这里。能够知道他有这些情况，是因为他的奏书还保存着。等到看到郑公把进谏争辩的事情交付史官记载，太宗却为此发怒，减薄对他的恩礼，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没有不反复叹息惋惜、恨他不能深思；也因此更加知道郑公的贤明。君主役使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依据的是什么呢？不过是大公至正的道理罢了。大公至正的道理，不是抹杀别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过错，也不是取得小小的表面忠诚来偏私地维护君主；这就是不可以做的事。还有更不可以的：竟然认为进谏争辩应当隐瞒，就是把进谏争辩看成不是美德，那么后世还有谁再来进谏争辩呢？何况前代君主有接受进谏的美德，后世却看不到这些记载，这不只是丧失当时的公正，还会使后世君主认为前代没有进谏之事，从而助长他们懈怠并忌讳进言。太宗晚年，群臣已经知道他的这种心意，却不再进言，渐渐不知道天下的得失。到了辽东战败，太宗才开始悔恨郑公不在世，却从来不知道这种悔恨的萌芽正是由此产生的。伊尹、周公是什么样的人呢？伊尹、周公劝谏君主时，言辞极其深切，事情也极其紧迫。这些内容保存在书中，从来没有隐瞒。直到今天，人们仍称太甲、成王为贤君，称伊尹、周公为良相，就是因为从他们留下的书中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假如当时把这些文书删掉并抛弃，只取得区区小小的表面谦让，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进谏，又凭什么知道他们贤明而且良善呢？桀、纣、幽、厉、始皇灭亡时，没有看见他们臣下的进谏言辞，不是史书遗漏，而是天下人不敢进言造成的。这样，进谏争辩没有流传，正是这几位君主使自己的恶行在后世显得更加暴露罢了。有人说：“《春秋》的书法，对于尊贵、亲近、贤能的人有所避讳，这与您说的相违背。”回答说：《春秋》所避讳的是恶行；接受进谏难道是恶行吗？“那么，焚烧奏稿的人难道不对吗？”回答说：焚烧奏稿的是谁呢？不是伊尹、周公这样的人做的，而是近世那些只求区区小小表面忠诚的人做的；他们的行为又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如果说焚烧奏稿是为了掩盖君主的过错，却让后世流传这种说法，那么就是使后世看不到奏稿的是非，而必然认为过错总在君主、美德总在自己身上，难道这能叫爱护君主吗？孔光删除奏稿中所说的话，他这样做究竟是正还是邪，尚且不可知；他焚烧奏稿而使后世受到迷惑，怎么知道不是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施行的奸计呢？有人说：“在君主面前进言，使用诡异的言辞而出言，与此不同。”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话。即使万一有这样的道理，也只是说君臣之间议论时，不愿让当时的人泄露这些言论罢了，难道是要堵塞它告知万世吗？唉！以诚信约束自己来侍奉君主，并且不欺骗万世后人的，是郑公。由此更加知道他的贤明，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卷五十二·《南丰先生集外文》卷下（长洲顾崧龄东岩搜辑） 【上田正言书】恭敬地听说诏书任命您为谏院长官，我不胜欢喜庆贺。以您的才华、见识，通晓古今，努力学习，善于评论得失法度，朝廷本来是按照公卿来期待您的，不只是把您当作谏官。然而我个人这样特意表示欢喜庆贺，也是有原因的。如今内外任职的士人多达数千，贵的贱的，举措趋向全都归于苟且，天下昏昧沉沦，日益衰败残缺，担心终究不能重新振作。四方每当看见任用一个伟大的人才，就都说：“这个人，天子特别识拔而任用他，他能使古代的正道差不多重新出现吗？”群臣都翘首期待，希望看见他为国家兴起太平。天子既然这样期望您，又任命您为公卿大夫、侍从、掌管谋议和纲纪的臣子，您本应早晨接受职务，晚上就提出建议，使四方听到后都说：“天子明于知人，而群位君子没有辜负天子的知遇和天下人的希望。”如果长久沉默，沉默而自我欺骗，这难道是国家任用贤人的本意吗？四方有关部门已经有人议论并疑惑，也有人叹息了。起初您为天下主持军务、谋划外事时，朝廷士大夫每当宫禁、台阁有空缺职位，人人都认为应该由您担任；如今您却只任谏官，虽然不是高位，但一切议论都由您掌管，所以这不是高位，而是重大责任。谏官刚强果断而有气节，不随波沉浮，那么政事的得失、利弊，上面没有听不到的，下面没有传达不到的。谏官随时势俯仰，就会使天下的事情，上面想听也不能全部听到，下面想说也无法通达。不只是这样，还会引导君主厌恶听取下面的言论，害怕别人谈论上面的事情。

译遍观前代的得失，再考察当时谏官是否进言，就可以为谏官贤能还是不肖确定标准：凡是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本来就以一人之身关系天下的得失，承担万世的是非，这一点的重要性是显然的。对于内外事务的利弊，君主即使竭力推行，如果事情不可行，就应当争辩并放弃；君主即使竭力阻止，如果事情理所当然，就应当论述并实行。君主不听，就继续进言；仍然不听，达到两三次，就辞去职位离开，也是可以的，绝不是说要随着时势而改变立场、随意趋向或背弃。如今世上有担任谏官的人，竟然说：“我在某日谈了某事，我已经完成了职责。”等到奏章下发审阅，查看他的言论，不过是簿书、田界之间那些迟疑浅薄的小事；一纸奏章中还有十之七八是在回避或迎合当时人的喜怒。否则就是迂腐偏僻、荒诞虚幻、不能为世所用的言论。又有人身居其位，君主不听，也不引身离去，天下便认为是非本来就不值得议论，而且很容易看清了。如今像您这样的人，起初自己被推举为贤能而能够进谏的人，天子认为确实如此，于是任用了您。现在既然已经被任用，即使想因循畏避，使自己同于普通人，也本来不可以。可是世上如果竟有不顾其不可而这样做的人，那么您难道会说：“这个人，只是凭一时的文章和声名倾动四海来求取进身罢了；这正是世上那些用浮薄的道术互相取悦、依附并追逐利益的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有志之士所能忍心放纵的。” 从前汉代有公孙、杜钦、邺、谷永，都是因贤良而被选拔任用的人；考察他们一时的声名事迹，直到今天也没有湮灭。他们的才能难道全都不如今天的人吗？当时既然取得了名位，最终却没有提出任何主张，以至于默默无闻；起初人们还认为他们安于职守。今天看来，他们阿谀奉承的痕迹本来无法掩盖，后人已经看见他们是这样，难道还忍心沿着那条邪路走吗？我私下认为，这必须由自己选择。天下自唐天宝以来，上下都急急忙忙，彼此谋划倾轧，较量才能力量，凭借强大的军队互相制伏。百姓疲惫不堪，一天天陷入困穷。生在困穷之中，想不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也无法做到。如今刑罚日益繁多，而百姓更加困顿；财利日益枯竭，而国家用度仍然不足；百姓更加困苦，而征敛还没有停止，实在令人长叹。您既然担任了可以进言的职务，如果最终只是为自身谋划，那么我的话即使切直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您想兴起太平、报效国家，希望您不要随波容忍、随俗附和。何况您对于当世政事的得失已经考虑得很详细，对于世俗的污浊玩忽一向愤慨，士君子任用与舍弃、离开与留下、轻重缓急的区别，又哪里会不完全知道、熟练明白呢？我因此听到正式任命的诏令，不觉只感到欢喜，也要为此庆贺；料想您早晚一定会进言，所以陈述我的区区想法，稍微帮助您的思考。如今世上的平民大多不谈论治国之道，我从来没有拜访过您，却立即吐露内心真实的话，确实是有所激愤。恭敬地希望您不要过分惊怪恼怒，而加以省察。【上欧蔡书】我年轻时读《唐书》和《贞观政要》，看到魏郑公、王珪这些人在唐太宗身边，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加以议论、进谏的。当时邪恶之人和庸碌之人参与其间的很少；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一类人，唐太宗也能识别并疏远他们。因此，他们的话没有不被采纳听从的，终于成就了贞观太平，刑罚几乎无所施用，所处的成就超过了成康之世。我没有不反复欣羡，继而又叹惜，认为三代的君臣，不知是否曾有过这样反复周详的谋议。即使皋陶、禹、稷与唐尧、虞舜上下谋划的事载于书中，也没有像这样曲折详尽、完备具体的。我颇以为，三代和唐尧、虞舜距今久远，当时即使有像贞观年间这样的谋议，或许还超过它，只是那些史书没有全部保存，所以今天无从听闻看见；这件事无法知道，我不敢凭空断定。自汉代以后直到陈、隋，又从唐高宗以后直到五代，史书保存得很完整，而那些君臣之间再没有这样谋议决断的情形，所以他们的治理都在贞观之下，这是情势使然。我私下总恨自己不幸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亲眼见到那些事情，歌咏赞颂并推阐论说，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又遗憾不能在他们之间进退升降，同他们反复议论。自从长大以来，我喜欢询问当世的事情，所见所闻的士大夫也不少；人人只是一味把苟且、畏惧、谨慎、暗中拱手沉默地处世作为常态，从来没有一个人见到当世的事情哪怕像毛发一样细小，仍肯以自身承担，不以回避和顾惜自身为打算。何况那些关系到安危治乱、不能立即看见结果，计谋也不能立即见效的事情，又有谁肯奋然迎上去替它谋划并亲自承担呢？于是我又认为，自己所羡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数千百年之间，再也不可能赶上。前些时候，天子卓然独自做出了足以彪炳万世的举动，既更换了两府的官员，又起用二位公为谏官。我看到他们所条列上奏的内容以及四方人传述的话，知道二位公在天子身边，替天子论说治乱得失、群臣忠邪，大小事情都没有隐瞒，不计较细微得失，也不顾忌怨恨、嫉妒、毁谤、辱骂和谗言构陷的祸患。我又振奋起来，认为自古以来担负言责的人亲自承担职事，不知有没有像这样周详恳切的；他们的议论，也不知有没有这样多的。即使郑公、王珪，难道还能超过他们吗？如今事情即使不合意，也足以昭示万世，使邪恶之人害怕，使懦弱之人有所自立；何况事情是否会成功，还不能确定。原以为数百上千年已经过去、不可能再有的事情，如今有幸遇到并亲眼看见了，心中的欢喜震动，无法用言语比拟。日夜盼望，即使有封伦、李义府一类邪人、庸人，天子也一定斥退疏远他们，只听从二位公的意见，使今日的治理超过贞观；让小的愿望得以歌颂推说，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大的愿望则得以置身其中，吐露片言只语，把名声寄托于千万世之后。这就是古人所寄望的没有落空，并且能使后世听闻今天的盛况，怀疑唐尧、虞舜和三代也远远比不上今天，正如今天的人怀疑唐太宗时代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虽然如此，我也未尝不担忧，有一天会在暗中、在议论之间出现诽谤，使二位公的主张不能完全施行，所以先前写信献给二位公时，首先就谈到了这件事。不久果然如此，二位公相继出任，两府也同时更换，而怨恨、嫉妒、毁谤、辱骂、谗言构陷的祸患在一天之内一齐发作，纷纷呈现出各种情状。甚至乘着女子方面的空隙，制造非同寻常的诽谤，想把这种罪名加到天下的大贤身上，既不顾四方人的议论，也不怕天地鬼神监临自身，公然欺骗诬陷，震骇天下人的耳目，使人感愤痛切，废寝忘食，不知该怎么办。唉！二位公的不幸，实际上正是那些忧愁痛苦、皱眉蹙额的百姓的不幸啊！

译虽然如此，君子对于道，既然从内心获得了它，就急切地努力把它施行于外。急切地努力施行于外，是在自己的方面；施行于外而能否成功，则在对方。属于自己的方面，姑且竭尽力量，直到达到极点才停止；属于对方的方面，则不能保证一定能实现自己的志愿。然而君子不因为必然获得成功很难，就放弃竭尽力量，所以孔子为了施行自己的道而周游聘问了七十国，孟子也不辞劳苦地往来于梁、齐、滕、邾之间。作为孔子，聘问了六十九国仍没有停止；孟子到了梁国、齐国两大国，不能成功，仍然低下身段同邾、滕的君主谋议。他离开齐国时，迟迟不肯离开昼地，说：‘齐王或许会改变，如果改变，一定会召我；如果任用我，哪里只是齐国百姓安定，天下百姓都会安定。’看他的心意如此，难道会因为一次不合就停止吗？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能成为孔子、孟子了。如今二位公本来就是一次不合罢了，他们心里难道不会说‘天子或许会召我并任用我’，像孟子所说的那样吗？在属于自己的方面竭尽力量，在属于对方的方面听任其结果，不因难以必然成功而停止，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了。何况今天的天子仁慈宽厚、聪明明察，求治之心从未懈怠；天下归附一统，四方诸侯承受号令、奔走奉行还来不及。二位公的话，早晨被天子采纳，晚上就能传布四海；晚上被采纳，不超过一夜就能传布四海，哪里能同周游聘问七十国、辗转梁、齐、邾、滕之间的种种艰难相比呢？姑且等待罢了。这不只是我的希望，也是天下人的希望，更是二位公应当亲自承担的责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感愤之情不能停止，谨写成《忆昨诗》一篇、杂说三篇，粗略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后两篇还涉及其他事情，也因而一并写出寄去。这些都是人们厌恶听闻的，不适合向二位公说；然而我是想启发、告诫、唤醒天下那些可以劝告的人，使他们明白二位公的志向；其次也想让邪恶者、庸碌者看见，知道世上还有坚决自守、不因邪恶而顺从自己的人，这又或许能使天子有所听见看见，得到启发和补益。假使二位公的主张得以施行，天下嗷嗷待哺的人都受到恩惠，这也是替天下谋划，并不只是为二位公发议论罢了。那么，二位公的主张究竟如何呢？我曾私下考虑改革贡举法，使士人多年在学校中受到督责，让求学者不必等到按查天下的名籍，而广泛征集本地士人以等待举行考试；行为悖逆的人不能凭名籍进取。这是历代以来的思虑都没有想到的，实在太好了，没有人能同它相比。因此诗中尤其详尽地谈到学习，恭敬地希望您赐予省察！代替上书给蒋密学 蜀地奢侈的名声天下皆知，前后任蜀地长官的人，都不过是顺遂当地的风俗罢了，难道是因为俭朴不好吗？大概是因为蜀地长官既然身份尊贵，而奢侈又是人情所便利的；顺从当地风俗，蜀人就高兴，美好的名声也归于自己。凭借尊贵的权势，做人人便利的事，又得到美名，大概是常人奔走追求的事情，谁肯舍弃它而实行俭朴呢？然而他们不知道，推究道理而实行俭朴也同样快乐。改变风俗来治理，开始时百姓虽然疑惑并且害怕，还会指日相骂；到最后，一定会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那时美名怎会不归于自己呢？这种美名，是君子所称许的名声，穷尽万世也不会消灭。然而世人不推究其中的原因，却相互立论说：‘蜀人容易惊恐而被煽动，风俗既已延续很久而固定下来，不能再改变。’这实在大错特错。他们不知道百姓的难处，也不知道开始改革时的顾虑；凡是当权者进行改革，必然会遭到怨恨，难道只有蜀地如此吗？子产治理郑国时，过了三年，郑国人中还有想杀子产的人，这难道不是怨恨吗？然而郑国最终获得大治，郑人尊戴子产，最终像对待父母一样，后来他们受到教化并且心悦诚服。这是成效尤其显著的事，难道还要担心他们容易被煽动吗？蜀地的人，也都是天下的百姓；用同样的道理治理他们，怎么会有不同呢？至于风俗，有的无需改变就能治理，有的必须改变后才能治理。合宜而且方向正确的风俗，可以不改变而治理；不合乎礼义的风俗，就应当改变后治理。像蜀地的奢侈，难道是礼义所归吗？为什么不改变？一定是因为它延续已久而且根深蒂固，于是只好顺从它罢了。世间陷入混乱的事情已经很多，距离古代的治理也很遥远，难道就要一概顺遂这些风俗吗？一定不是这样。然而世上有的没有人去做，有的虽有人去做却没有成效，其原因也有两条，并不只是前面所说的一条。如今做官的人，形势上不能专任，也不能长久任职；不能专任，诽谤就容易发生；不能长久任职，就无法等待风俗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这就是有的无人去做、有的虽做而没有成效的原因，实在令人长叹。前些时候您进入蜀地，独自想要超越数百年来的成规，先修养自身，再教化改变当地风俗。我听说后又高兴又仰慕，不知道它竟然没有成功。后来终于因为不能专任，诽谤容易发生；不能长久任职，无法等待风俗受到教化而心悦诚服，于是停止了。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直到今天还认为这是过错。我听后又叹息又遗憾，也不知道事情竟会如此。虽然如此，从您推行这种心愿来看，可以知道您喜好古道、反对世俗风气的愿望。喜好古道而反对世俗风气的人，在这里实行，也一定会同样在那里实行；推及一处，也一定会响应于万处。如今您来到余杭，难道也是出于这种心愿吗？

译我仰慕您过去的声望和道义，而内心又有迫切的事情。普通人本来不能把这种事告诉您，所以把千里路看作近路，把险途和酷暑看作宽敞清凉的屋舍，亲自来到您的门下，把自己的打算归托于您。难道只是因为您喜好古道、反对世俗风气的愿望值得依靠吗？还是因为某人曾经仰望您的光辉，希望受到收纳，也有一日相交的旧情，于是借此作为托词前来，恭敬地希望您稍稍听取。我的家本来贫穷空乏，到某人时才开始获得俸禄，不到十年某人便去世，去世那天还依靠朋友才得以安葬。安葬之后，他的家属流离乡间，几年之间，疾病和死亡接连发生，十口人中剩下的只有老母亲和我两个人。没有田地可以耕种，没有财货和技艺可以经商或做工，没有力气可以受雇，也没有房屋可以居住；奉养老母亲，寄居在别人家中靠人供养，已经将近十年了。唉！这实在是我这个儿子不孝，也是一个人的极端贫困。每当看到古人说即使吃豆、喝水也能奉养父母，而我连这个愿望也不能实现，就白天行走，夜里躺卧，惊惶地思虑，〔原文此处有疑字〕，不知不觉眼泪流满面。在上位的君子听到这些话、知道这个人的处境，会哀怜他吗，还是不哀怜呢？不哀怜他，却说自己仁慈，可以吗？哀怜他却不救助他，可以吗？如今我只要有房屋居住，有十几亩田地作为产业，有一位老农家的女儿做妻子来烧火做饭，而自己在外耕作，希望取得供养老母亲、供给祭祀的菽水之资，志愿就满足了。这件事非常细小，所求也非常容易做到，不过是您一件器物、一次宴会的花费，就足以救济我，您难道忍心吝惜吗？十年来没有可以告求的人，如今遇到了您，您是喜好古道、反对世俗风气的人，也是曾有一日旧交的人。如果我申诉之后仍得不到哀怜，得到哀怜之后又得不到救济，那么这个人最终只能穷困而死罢了，哪里还会对这件事抱有希望呢？恭敬地希望您稍稍留意并加以体念。代替他人上书给石中允 人离开教化而不去做盗贼，已经接近极限了！几十、上百年来，公卿大夫中没有品行完美的人：有才能和技艺的，或许在自我修养方面很薄弱；而如今所谓的自我修养，有的人又在才能方面很薄弱，只讲求琐细的谨慎和细小的忠诚。如今所谓的自我修养，在大节大义和重大作为方面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而有能力的人也只做到这里。因此从朝廷直到四方，没有善于治理的官员；上面即使有良好的意愿和命令，也不能施行；百姓穷困到接近死亡，却无处申诉；天下没有得到治理，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这个罢了。下属彼此浸染，渐渐形成风气，把违背正道、错误计策的事情拿来取士，不能得到人才是明摆着的。一旦有令人震惊的事情使他们行动起来，他们不马上成为盗贼才怪，已经接近极限了。唉！真可怪，也真可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如今改革贡举法，很好。人们相互跟随观看诏书，违背正道的人惊惧起来，有了戒惧之意；懈怠的人也突然振作，自强起来。这是数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举措。然而官吏只急于修饰自己的文章，还没有能力实行它；士人只急于强化外在表现，还没有能够从内心通晓它的。不从内心通晓，一旦赏罚不能振作施行，必然就会瓦解。即使有圣人出现，也不会改变这项法令。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圣人施行教化，以自身率先实行，以法制作为辅助；如果不能以自身率先实行，即使有良好的制度，圣人也不能施行。如今能够率先实行的人，不在于我们君主和百姓所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人吗？我们的君主本来就能率先实行。百姓所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朝廷内是公卿大夫，朝廷外是长官和老师；然而其中可以作为法则的人几乎很少。太学是教化的枢纽，如果能得到您的率先实行，蔡学士经过这里，说太学的教化正在逐渐推行，实在非常盛大。只是不知道能从内心通晓此道的人是谁，又能把它推广到朝廷和天下吗？我在某四年时是太学生，如今想前往依附您，恰逢学校的规定是不到五百日便不得参加科举。我家贫穷，父母要等我之后才能得到奉养，不能早早前往。如今想前往，又担心错过时日而不能参加科举；如果盼望朝夕侍奉双亲，便没有别的打算可图，于是最终没有依附您求学。我的成就也很浅陋，内心感到不足的地方也很多，难道我愿意这样自甘卑下吗？只是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谨把所作《通论》及杂文一编写来献上，并叙说太学得到您的治理是多么盛大，以此寄托天下人的希望。代替他人上书给欧阳永叔 天下有大作为的时代，不是世世代代都能遇到的。众多贤人既然已经遭逢这样的时代，正应当日夜探究大道幽深微妙之处，体察圣明君王的道术，裁断国家大政，建立万世长久的策略，辅佐圣明的君主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盛世，这不是浅薄鄙陋、迂曲拘执的人所能仰望其光辉的。然而如果能使百姓人口繁衍、家家有余，四方夷狄都遵循正道，上下之间礼义灿然，那么在这个时候使用人才，也就不会遗弃任何人了。开合天地运行的机关，不过是一尺长的枢轴所发挥的力量；使荒夷之地树立善政，不过是五寸长的铁器所起的作用。二者都很微小，但只要有使用它们的方法，人的生息起居、上天的长养万物，都要依靠它们，然后才能安定并有所成就；即使是偏长一技、才能浅薄的人，也应当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我浅薄、愚昧而固陋，不明白义理，国家幸而因为世代的德望，把我列入仕途名籍。我私下思量能够自我效力的事情，只有首先公正地办理职务；因此早晨出门，晚上回家，把容易办的事立即办理，凡是知道的必定去做，只图能够施展所长来报答罢了。然而州里的长官、部里的使者，都过分举荐我的长处，把它写入荐书，这哪里是我敢于期望的？都是众位君子成全我的结果。您早晚辅佐天下，居于朝廷，难道会对偏长一技、才能浅薄的人有意吗？如果有意，我愿意首先出仕于您的门下，然而不敢妄自期望。倘若凭借令兄往年在京洛的旧交，来庇护他衰微的后代、振兴他的子弟，那么我不应当落后于人。听琴序 凡是比外物尊贵的东西，难道只是外物不能胜过它吗？还是因为它本来就不依赖外物呢？世上有学问的人，以一门技艺著名，如果不期望借外物来求取名利，那么也就足以尊贵了。然而一旦凭借技艺自我推销，别人就能因此轻视他。所以擅长技艺的人，常常害怕别人羞辱轻视自己，往往违背别人的爱好，来求取自己的简重声名。即使求取他的人越发勤恳，拒绝他的人越发坚决，却不知道别人也因此越发羞辱轻视他。

译琴这种技艺，即使圣人也不废弃。它制作的用意，大概有所寄寓；而达到耳中所听见的境界，范围不过在几席之间，但所感受到的常常可以到达沧浪之滨、崔嵬之巅，也已经达到极致了。虽然如此，声音是从外部进入内心的，使人在外物那里听见、在内心这里回应，尚且如此，何况不是从外部进入的呢？所以音乐的实质不在于器物；至于弹奏它而充分发挥精神，那么音乐由内心产生，就很明显了。因此听到一个人的音乐可以知道他的德行，而德行显现于音乐之中，难道是系属于器物的吗？只是因为还没有脱离器物，所以学习音乐有曲调，进而有节数；推究下去，就将由此获得它的志趣，又与所要表现的人相合，那就超出了器物所能达到的范围。因此音乐开始时使人欢喜，曲调终止时使人悲伤，难道能在片刻之间改变我的心吗？如果我的心思在雁门，我的眼光在鸿鹄，那么即使九次演奏在我面前，我仍然听不见。因此琴曲的制作，有使人的耳朵厌倦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声音从外部进入，不能长久而不使人疲倦吗？虽然如此，我曾经向老师学习弹琴：五声中宫音反映于脾，圣人仍不废弃音乐；商音反映于肺，义也仍不废弃；角音反映于肝，仁也仍不废弃；徵音反映于心，礼也仍不废弃。羽音反映于肾，智也仍不废弃。正当那个时节，如果不是春天，依照律吕来求取便不合夹钟，万物怎么能够生长呢？如果不是夏天，依照律吕来求取便不合A1宾，万物怎么能够成长呢？如果不是秋天，依照律吕来求取便不合南吕，万物怎么能够收敛呢？如果不是冬天，依照律吕来求取便不合应钟，万物怎么能够闭藏呢？所以没有外出也没有进入，没有迟缓也没有急促，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巧于推算历数的人也不能穷尽其中的数理，难道只限于十九、八、六而已吗？所以听的人其实无所谓听见。假如精神遨游，向东不以碣石为尽头，向南不以北户为尽头，向西不以流沙、沈羽为尽头，向北不以令正之谷为尽头，那么鸟从哪里起舞，鱼从哪里跃动，六匹马从哪里抬头吃草，景风从哪里飞翔，庆云从哪里飘浮，甘露从哪里降下，醴泉从哪里涌出？我的琴若能如此，那么有耳朵的人也没有必要用听觉去听，还有什么可厌倦的呢？这样一来，凡是通常所谓尊贵的东西，也都不足以称为尊贵了。所以在郑国便不会放纵，在宋国便不会沉溺，在卫国便不会烦扰，在齐国便不会骄傲。把它用于祭祀，鬼神也会降临于祭祀之所，又何必烦劳知音之人呢？如果在春天弹商调，到秋天弹角调，在夏天弹羽调，在冬天弹徵调，即使知道四时运行的道理，对我来说也免不了要用手拨动琴弦。某人曾经同我到金溪游玩，因此以琴来称说我，却不知道我的琴。某人如果知道琴的存意不在琴弦，所寄托的志向不在声音，那么才可以得到我的琴。虽然如此，日后在祭酒的厅堂上，在摆设酒樽俎豆的宴席间，追想三代遗留下来的风尚，想象舞雩台上吟咏歌叹，使听到的人仿佛有所领会，那么或许就不愧于古人了，又何必遗憾被人羞辱轻视呢？厄台记 淮阳以南有个地方叫厄台，我询问当地父老，他们说：这是孔夫子断粮的地方。天地想要达到安泰，先要经历闭塞；日月想要光明，先要经历昏暗。天地不经历闭塞，万物怎么知道它的大德呢？日月不经历昏暗，万物怎么知道它的大明呢？天下最圣明的人，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尧有洪水之灾，舜有困于井廪的苦难，禹有杀死鲧的祸患，汤有大旱的厄运，文王有被困于羑里的困境，武王有夷、齐的讥刺，周公有管、蔡的诽谤，孔子有断粮的灾难。唉！圣人承受万古的美名，难道会把自身看得尊贵吗？由此可知，合乎天地的德性，也不能逃脱天地运行的命数；与日月同样光明，也不能违背日月运行的规律。只有安泰而没有闭塞，哪里能看见圣人的志向？只有光明而没有昏暗，哪里能看见圣人的道呢？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讲诵、弦歌如常，丝毫不改变平日的本性。等到冲破包围而出，随从排列着跟随他前行，他神色怡然，说这是美好而幸运的事。又说：‘君子不经历困厄，就不能成就王业。’果然如此！孔子去世以后，圣人的光辉明亮如日。文明的君主不断为他封土祭祀。凡是将要兴起的事业必定有先兆，这话确实如此。唉！先师孔子当时出仕求用，百姓却没有因此得到安泰；他被困于世，百姓也没有因此得到安泰。否则，便是在一时之间陷入闭塞；一旦安泰，便能安泰于万世。这使后世的君王知道我们先师的道：舍弃它就会落后，沿用它就会昌盛，学习它就会尊贵，败坏它就会灭亡。道的美好到了这种程度，哪里还会有什么厄困呢？杂识二首（之一） 孙之翰说：庆历年间，仁宗任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主持政事，又让欧阳修、蔡襄以及我担任谏官，想改革各项事务，取得太平的功业。范仲淹等人也都竭尽力量自我效命，想报答君主的知遇。然而他们内心喜欢同类、厌恶异己，不能胸怀开阔，做到内心没有偏爱和厌恶。我曾闲居在家，石介来拜访我。我问石介刚从哪里来，他说刚从富公那里来。我问富公在做什么，石介说：‘富公因为滕宗谅任庆州知州时使用公使钱，依法获罪。杜公一定要让宗谅受到重法，说：“不这样，杜衍就不能留在这里。”范公却想减轻他的罪，说：“不这样，范仲淹就请求离开。”富公想让宗谅受重法，又怕违背范公；想减轻他的罪，又害怕违背杜公，正为不知道如何决定而忧患。’我说：‘守道认为应该怎么办？’石介说：‘我也暗自为此忧虑。’我于是叹息说：‘法令，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今富公担心重判宗谅，就违背范公；减轻他的罪，又违背杜公。这是不知道还有法令。守道平生喜欢议论，自称正直，怎么也能说出这种话呢？’于是又说：‘我年轻时喜欢学习，自己估量一定难以被世间任用，所以退居下来，撰写《唐书》来表现自己，却恰好被诸公牵引挽留，使我担任谏官。’ 我也曾同人商量过自己的出处进退，但所商量的人恰好是喜欢求进的人，于是就在这件事上被误导了。如今诸公的言论既然如此，我又有什么希望呢？从此一个多月不能入睡。庆历年间主持政事的人，我后来大多认识；不结党而且像之翰这样知道他们过错的，只有一个人罢了。杂识二首（之二） 广原州的蛮人侬智高带领部众反叛，乘南方没有防备，接连攻取邕州、宾州等七州，直到广州；所到之处杀害官吏百姓，纵兵掳掠，东南地区大为震惊。朝廷派骁将张忠、蒋偕骑快马传驿前往讨伐捕捉，到了州城，都被侬智高摧毁攻陷。又派杨畋、孙沔、余靖招抚，过了很久也都没有功效。仁宗忧虑此事，于是派枢密副使狄青担任宣抚使，率军攻击侬智高。

译翰林学士曾公亮询问狄青的作战方略，狄青起初不肯说，曾公亮再三追问，狄青才说：‘近来军队制度没有建立，又自从广川之败以后，赏罚不分明；如今只应建立军制、明确赏罚罢了。但我担心敌人听说狄青来了，会认为朝廷派来的人官位尊重，势必不能见到他。’曾公亮又问：‘敌人的标牌步兵几乎不可抵挡，怎么办？’狄青说：‘这很容易。标牌兵是步兵，遇到骑兵就不能发挥作用了。’ 起初，张忠、蒋偕前往时，大都直接从京师出发，六七天奔驰到广州，从未安抚士卒、整顿队伍，一旦见到敌人，就驱赶士兵急速作战。并且蒋偕等人驻扎的地方，连营垒防卫都不知道设置，所以士卒见到敌人，都望风退走。张忠来到蒋偕驻地时，正在帐中睡觉，被敌人俘虏。杨畋、余靖所做的事又纷乱不堪，不能振作自己。孙沔则大量接受请托，同他同行的竟是朱从道、郑纾、欧阳乾曜之流，都是阴险浅薄的无赖；他们想有所逃避，就请求孙沔引荐他们随行，远近之人无不惊叹诧异。到了潭州，孙沔便称病观望，不敢前进。狄青接受任命后，有人因为权贵的请托而想跟随狄青出征。狄青请他进来相见，对他说：‘您想跟随我出征，这正是我所求取的，何必依靠别人说情呢？不过侬智高只是小小的盗寇，却到了要派我出征的地步，可知事情已经紧急。跟随我出征的人，如果能够击贼立功，朝廷会有丰厚赏赐，我不敢不替他请求；如果前往却不能击贼，那么军法严厉，我不敢徇私。您还是好好考虑，愿意去，我立即上奏取用您。不只是您，您的亲戚、交游之士，也请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他们；只要想去，都是我所求取的人。’于是听到这些话的人大为惊骇，再没有敢说请求跟随狄青出征的了。狄青所征召选用的，都是平素与他交往、认为可以任用的人，众人的声望本来已经归附于他了。出发以后，率领部众每天行军不超过一驿；所到的州，往往让士卒休息一天。到了潭州，便整顿队伍，明确约束，军队行进和停止都排成行列；至于挑钟、背粮、携带守御器械，也都各有安排。有军人从旅舍夺取一把蔬菜，立即斩首示众。于是全军肃然，没有人敢出声，万人以上行军，始终听不到声音。狄青每到驿站，四面都严密布置兵力，每道门都由两名诸司使守卫，没有一人可以擅自出入；请求见狄青的人，没有不立即获准通报的。他们在野外住宿，都设置完整的营栅；狄青居住的地方，四面排列着数重强弓劲弩，所率精锐分列左右，守卫十分严密。狄青到来以前，各将屡屡败逃，大家都把这看作常事。到这时，知桂州崇仪使陈〔此处为英宗庙讳〕、知英州供备库使苏缄同敌人交战，又像平常一样败逃。狄青到了宾州，把陈和副将校官共三十二人全部召来，数说他们的罪过，依军法斩首。只有苏缄在某处，便把他械系起来，押送上报。于是军中人人奋发振作，都有拼死作战的决心。这时侬智高退回邕州防守，狄青担心险要的昆仑关被敌人占据，于是下令宾州准备五天的粮食，让士卒休息，使敌人的间谍以为宋军没有防备。当夜大风暴雨，狄青率军在半夜渡过昆仑关。渡过之后，他高兴地说：‘敌人不知道防守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作为的了。他们以为半夜风雨之时我不敢来，我偏在这时到来，就是为了出其不意。’已经接近邕州时，敌人才察觉，在归仁庙迎战。狄青登高望见敌军，敌人占据山坡，我军逼近攻击，副将孙节被流箭射死，狄青急忙挥军前进，人人都拼死作战。在此之前，狄青已经放出蕃落骑兵二千人绕到敌军后方。到这时，前后夹击。敌人的标牌步兵被骑兵冲撞，不能站稳；士兵又从马上用铁链连续击打他们，于是敌军纷纷溃败，彼此枕藉倒地。最终大败侬智高，侬智高果然焚烧城池逃走。狄青先前向曾公亮说明建立军制、明确赏罚，敌人不能接近，标牌步兵不能抵挡骑兵，后来全都如他所预料。狄青坐在厅堂门槛上，谈论数千里之外的战事，言辞简约而谋虑明晰，即使古代的名将又怎能超过他呢？难道他只是一个在一时之间崛起的武人吗？庆历年间，葛怀敏同李元昊在广川交战，葛怀敏战败而死；各校官和士卒败后大多逃窜在山谷之间。当时因权宜之计招纳他们，都答应免其死罪。从此军队中很多人抛弃将领，不肯拼死作战。所以狄青说‘自从广川战败后，赏罚不能施行’。翰林学士蔡襄也说，他从狄青那里听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怀念友人一首寄给介卿 圣人对于道，并不是一经思考就能得到，而是努力才能达到；在这方面，同贤人相差很远。然而圣人并不固守自己而自我蒙蔽，有时拜师，有时交友，互相探求，以拓展自己的道并帮助它成就。所以孔子的老师，有老聃、郯子等人；他的朋友，有子产、晏婴等人。师友的重要性，圣人尚且如此；达不到圣人境界的人，如果不拜师便想获得传授，不交友便想有所成就而居处，很少有不后悔的。我年轻时学习，没有得到老师和朋友，苦思冥想却不能契合，勉力前进却达不到要求，大概是仰望圣人的中庸境界而没有能够达到吧。我曾经想实行古代的方法，估量士人同我居住或交游，让他们勤勉地考察我的过错并严切地切磋砥砺我，希望接近中庸境界后才停止，我也有可以资助他们的地方。我在四海惶惶求访这样的人，却没有找到。自从得到介卿以后，我才开始有了能够周旋往来、诚恳地指出我的过错并以道理接引我的人，使我突然醒悟，努力有所着落；使我原先的思考释然，确有所收获；让我觉得中庸的境界可以策马赶上。若能长久同他相从，一同居住、游历，就知道可以免于后悔了。然而介卿在扬州做官，我穷困地居住在最南方，相聚的日子少，离别的日子多；切磋砥砺的功效浅薄，而我的愚昧无知又使自己懈怠，这实在令人怀念而忧虑。我思考此事不能释怀，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互相安慰，也互相警戒。介卿身处当今时代却奉行古道，他的文章与他的品行相称；这样的人在今世大概很少，古人中也本来不容易有。于是写作《怀友》两篇，一篇自己收藏，一篇送到介卿家中。文中所说的介卿，是荆公的小字介卿，后来改为介甫。我偶然得到这篇文章，如今把它刊载在这里。

译补遗·诗三十九首 喜晴赴田中 我还在为大雨冲破西岭而发愁，它却只看见水沿着南涧流来。青天忽然从树梢间显现，白日渐渐把山谷照亮。豳公洗涤场地的农事不可耽误，陶令背着禾谷也必须亲自前往。回来时小酒器也装满了，当然有阿连相伴着一起饮尽。少年 不再谈论心性和少年旧事，世间的真情与虚伪早已茫然难辨。朱门前像集市一样正招呼宾客，只有我独守残缺的经书，自觉得可怜。上杜相三首 上天扶助昌盛的时代，使忠良得以出现；您凭借才干谋略，安坐镇守朝廷。万里声名传播，兴办学校；以四方的根本为念，劝导农桑。贤才之路从容通达，仿佛贯通江海；慷慨的公心贯穿霜雪。谦让使您过早辞归，徒然让后世永远爱慕您遗留下的芬芳。您辅佐拥戴唐尧、虞舜般的盛世，早晚都在其中；忽然奉持符节，抚治山东。忆及归去，慷慨而无私心；多次抗疏进言，颇有古人的风范。世路之中只有一人懂得进退，士林当日也以您来筹划穷通。寿宴上的酒杯应当年年祝您喜庆，旧日德望在华夏与夷狄之间更加隆盛。转而觉得忧愁之外，自己的爱好孤独；比较起来，只适合同老芦苇相伴。圣贤难道会随时都显得笨拙吗？正直之人由来常因救济世道而显得迂阔。谋生之事有老亲在，甘愿像姜太公垂钓、傅说筑墙那样；身为客居之人，无力买下山林湖泊。天边愁苦至极，因离别之苦而悲伤；高台的形象徒然映照着宋都。寄给王荆公介甫 我多病，家门少有出入；一向贫穷，客人也很少来访。知道经世筹划多有龃龉，耕田垂钓也屡屡耽误。两件事情都艰难到了极点，孤独的心中感慨很多。平素的友交远在千里之外，谁来听我此时的歌唱？送王补之归南城 您将骑着瘦马离去，我徒然摆开清酒。眼看您迎着新的雨露，身上却带着旧日尘埃。只要欣喜于一片丹心仍在，不必惊叹白发催人老去。穷困和显达不必询问，功业总有到来的时候。依韵和酬王平甫途中寄来之作 国家安危的大权要依靠谁来掌握？群臣收敛笏板，拱手朝向身穿赭袍的君王。只要有根本性的方略掌持国政，哪里还需要在细枝末节间谋划军事？频繁征求民力，众人多受困苦；羁旅在外惶惶不安，我也同样劳苦。〔“扌西宿”疑为误字〕，与你相会又能想出什么办法？半生漂泊，仿佛风中的羽毛。读孟子 千百年来，士人中没有谁能同先生相比；我欣喜地私下阅读这部书。如果不是因为知晓这条道路的人太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难以得志？满朝都是机巧之人，议论权势利禄；家家相连都有创伤，感叹饥饿寒冷。先生本来就是齐、梁之间的宾客，谁能像看待商岩、渭水中的贤人那样，为您建立功业、施以恩泽呢？圣贤 圣贤的禀性本来很难完全相同，喜好和厌恶、情怀志趣又怎能一样？荀子的著作尚且比不上孟子，召公的心也没有使周公满意。何况要树立高远的志向，却让裁量归于愚昧蒙昧之人。全世界的人不知道，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能够努力实行而无所顾忌，才是豪杰雄伟之人。寄给晋州孙学士 风度闲适淡泊，容易获得安宁；在晋、陕之间，应当已经忘记道路的艰难。学问像大海，收纳天下的水；性情如桂树，能忍受月中的寒冷。平素的心志已经从新著的书中显现，大道常常留给后世观看。自从在江上送别西去的舟船，孤独的情怀经历一年仍未能舒展。送戚郎中 一颗心清淡纯洁，本来就像秋天一样，何必为两州之间的细微得失计较？自身对于仕途声名虽然勉强追求，性情对于人事哪里肯雕琢修饰？只想到簿书事务在世俗中忙碌，便觉得溪山幽静之处更加优美。满盘荔枝哪里容易得到？又同谁频频在岭边楼上宴饮呢？李供奉 一生获得俸禄，都是从孤苦的客居生活中得来；千里之外归来安葬，才获得旧日的归宿。〔李家几代都客居于此，直到李供奉这一代，才因悲痛父丧而南归安葬。〕清白的节操使妻子儿女的生活萧条，白发之年仍有敦厚笃实的兄弟之情。能够抛下官印和授职而归隐的高士应当很少，亲自筑起坟墓，通达之处也更加深厚。我同他来往，却没有力量为他荐举；为他褒扬传述，只有在北窗下吟咏诗篇。寄孙正之二首 我们两人的胸怀志趣相投而喜悦，起初获得了一日游览青山的机会。已经听过您的高文，吟咏太古之音；又让昏暗的眼睛在清流中得到洗涤。共同寻找白墙题诗，已经题遍；想要离去时，才开始在红桥垂钓，直到尽兴。回首至今，嘉兴的美好景致仍在；梦魂还想举杯相与酬酢。您的隐逸仿佛龙蛇蛰伏，应当有所等待；清白如冰雪，更是无与伦比。志向留在世外，虽然遗弃世俗；文章流落人间，或许能够传过长江。只希望以高峻的节操终老于学问，健拔的诗才仍惭愧于一时的降格。近来对于《风》《骚》也想努力相伴，遗憾未能同您在北窗下高声吟咏。依韵和酬提刑都官寒食时因风受阻寄来的诗 彩绘的船只一齐停泊，靠着青山；正逢春风阻挡，无法往来。江水发出如战鼓鼙声般浩荡的声响，树木仿佛城墙屏障，碧绿而回环。幽静的花朵婀娜多姿，格外映入眼帘；啼叫的鸟儿交相鸣唱，也能使人展颜。使者的文章功力很深，竟把这些景物全都描摹下来，寄送到我的柴门。杜鹃 杜鹃花开时杜鹃鸟啼叫，自然引起归家的心情，仿佛已经看到了归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很难心意相合，何必苦苦劝别人归来呢？雨中 今天愁云密布、苦雨不停，小屋深门反而令人怜爱这份野趣。偶尔也像鲁连那样能够纵情自得，岂肯像刘备那样以求田置产为可耻？贫困使我深知亲友难以相聚饮酒，疾病反使我笑看诗书，拿它们当作枕头安眠。想要使这颗心获得自在，究竟应当怎么办？一生的盛衰进退，任凭造化陶铸吧。题祝道士房 漫漫人生所到之处都是风波，世间万事、种种惊扰，早已反复琢磨。心随着世俗人情，却知道处处龃龉；想寻求清闲的伴侣，又恐怕耽误岁月。功名自古以来本来就少有适逢其时的，山水之乐却远远比你多。怎样才能有田可耕、收拾踪迹归隐呢？那时就到处带着酒，数数经过的地方吧。题宝月大师法喜堂 谁能胸怀坦荡、确实明白？纷纷扰扰、彼此欺诈，就是世态人情。只有浅陋的儒生夸耀权势利益，几曾有过高位功名？【原文脱一字，无法补足】想要以志向节义相期，流传千载，只适合在溪山之间度过一生。您面对此堂，应该会笑我；而我这个病身，正在南北之间为生计奔忙。题关都官宅 年轻时穿着麻衣出仕求进，年老体健时身着朱绂归来。身处世间却能自在自如，天下少有；面对利禄名声却能退身，自古罕见。更没有俗事侵扰心怀，只同闲人谈论青山。几个儿郎同日登科显达，高门大族在当代大放光彩。题修广房 世道人情总在利禄名声之间奔逐，您却情趣高雅，独自闭门不出。多年把万事都抛在脑后，整座厅堂终日静得如山。幽静的花儿只要得到合适的土地，便不论美丑都能开放；可爱的鸟儿窥看着人，自来自去。药【原文疑字】和棋盘我都喜欢，什么时候才能同您共享这里的清闲呢？田中作 旁人一定都笑我靠这种方式过日子，病弱的身体却天天冒雨下田。妻子送来红米饭和白腌菜，青【原文疑字】的水自行催促着耕作。我只知道守着箪食瓢饮的寂寞生活，哪里还顾得上喧闹人世中的清白声名？最美的事情，是山风吹过草木石头，暂时仿佛奏出了韶乐和夏乐般的管弦声。寄人 懒得听读散满床的诗书，鬓发胡须已经花白，独坐在茅屋中。什么时候才能亲眼见到溪山，把尘世中的劳心奔波一天天延续下去？在人前卑躬屈节，气味相投也觉得可耻；世间处处风波险恶，实在难以抵挡。羡慕您出仕或退隐都由自己心意决定，安稳地带着家人住在山水之间。首夏 纷乱的山崖上水气蒸腾，润泽的水滴从高峻处落下，云气渐渐升起，孕育着浓重的雨意。已经喜爱那破山中的泉水冲击玉石般作响，更怜爱低垂田垄上的麦浪翻滚。艳丽的花朵落尽后，新竹长出；老树的绿叶浓密时，野鸟飞过。还要让北窗增添几分睡意，彻底抛开尘世，在安适自然中修养身心。雹

译幽深山谷中云气凝结时雷声已经响起，荒台上还能看到积雪未化。沙雹奔腾，乘风而下；冰珠回旋，如珍珠般压着雨点落来。它已经激起山谷声响，像惊骇的巨浪；又使天空颜色转暗，仿佛寒冷的灰烬。怎样才能看见晴朗的光辉升起呢？我忧愁地睁开昏沉的睡眼。初冬道中 洪水退去，蛟龙无处藏身；溪流潭水清澈，连秋毫般细小的东西也看得见。将要结霜时，阳光照射西山，一片赤红；天气渐冷，北极星在高空中升起。秀丽的色彩更加浓重的只有竹子和柏树，最先因寒意而摇动的却是蓬蒿。感叹时令变化，抚摸青萍剑长叹一声；马踏西风而行，胸中自然生出豪气。留山中诸君子见访 茅屋打开门扉，处处都是美好的景物，何况还带着佳客在这里游赏。艳丽的花落后，坚实的松树还在；南涧水清之时，野外的积水也已退去。树林笼罩着寒烟，仿佛与水相连；山中含着晴日，像有尘埃浮动。不嫌弃幽居之人的生活淡薄，我还想煮进藜菜羹，请诸位稍微再留一会儿。丰年有高廪 盛大的德泽降临在光明的清晨，许多祥瑞带来了丰年。嘉禾成熟，丰收充盈；高大的粮仓相连，积粮绵延。田地收入丰足，达到亿万；仓廪收获富足，达到千数。梦见鱼，正符合一向的祥兆；祥瑞排列，如梳齿般接连不断。神灵赐予这样的祥瑞，光明美好的颂歌因此流传。祭祀所用的粮食由此齐备，恭敬虔诚地奉献于清庙。将行陪贰车观灯 歌女们边走边唱，满城都是欢乐，仍像平日那样观看五马车。忽然想到使君本是过客，一时挥泪，追随着他的金鞍而去。赴齐州 我在淮南承蒙召用，鬓发已经斑白；请求到东秦去，以慰藉病中的容颜。清晨整治好轻便马鞍，在汶阳以北出发，冒着细雨观赏青山。恩藏主送古梅求诗 从前村折来一枝雪中的梅枝，殷勤地来请老夫题诗。请您静静观看梅枝横斜的影子，这便是当年的一字师。【原文为书卷标记残片“○八”，语义不完整】饯神 宰杀牲畜、滤酒，献上明净的祭品；【原文“▯果装香”等字有疑误】装好果品和香，婢仆专心办理。挑选米煮成粥，分装在撒有米粒的碗中；折取【原文“{▯专}”字疑误】作筷子，插在芳香的筵席上。孩子惊讶厨房里添了熏肉，神灵却笑人间使用纸钱。巫祝说自己知道来年的事情，交杯饮酒仍暂时拥有这种权力。千丈岩瀑布 玉龙般的瀑布垂落之处，雪花翻飞；四季都像雷声轰鸣，六月仍使人感到寒冷。倚着栏杆还看不尽千丈瀑布的气势，请到岩石下面抬头观看。疏山 一见云雾缭绕的山峰，病眼顿觉清爽；野外的僧人殷勤地在水边迎接。苍松翠竹布满东南道路，我踏着月色走过乱石峰前。石门 细草稀云之间，一条小径清凉；纵情吟咏、悠闲远望，兴致多么悠长。进入竹林中的僧舍便随意行走，拿钱买野菜，得到满满一筐。江心远远吞纳千条山谷的翠色，峡门高高控制着两岸苍翠的山崖。趁着秋天，还想遇上西山的雨，让它洗净郊野原田晚稻的香气。清风阁诗（即清风门） 百级高险的台阶曲折而成，朱红碧绿的栏杆横在半空。天边垂接着远水，秋日景色宁静；白雪压着群山，雨后晴色明亮。海燕飞得筋疲力尽，也飞不到这里；郊外园林树荫交合，坐在那里仍觉清幽。风前若有客人，就应当留下来痛饮，莫让他归去时满城都是月色。薛老亭晚归 整天在山中行走，却没有走出城去；城中的山势高耸，与云齐平。万家市井汇聚鱼盐货物，千里河川原野色彩交错而明丽。座上吹来的潮风使酒意醒了几分，傍晚岩间的雾气遮盖了钟声。归去时不要点燃官府的蜡烛，各处的林间灯火会夹道相迎。诗一首（标题无考） 吃肉却丢掉马肝，也不能说是不懂得滋味。吃鱼一定要吃河豚，这种道理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既不是鳞类，也不是甲壳类，身上有芒刺，皮肤像刺猬。只要看见形状本来就令人厌恶，更何况还要谈论它的肠胃呢。词一首 赏南枝 暮冬时天地闭藏，正是柔弱的树木冻得折断、瑞雪飘飞的时候。面对景色看南山，山岭上的梅花露出几点清雅的姿态。花萼染成丹红，枝条缀着白玉般的花朵；这难道只是因为冬至阳气初生而偏爱它吗？大概是造化特别允许它，让它独占时令之先。寒霜的威力不要过分侵凌它。这种花的根性，想来其他花卉都不会知道。它的可贵在于能够调和羹汤；到了三春时节，并不在意花叶究竟是绿是红。适宜攀折欣赏的地方，应当备好酒杯；醉中嗅闻它的幽香，更觉得奇异。倚着栏杆，仰仗谁去嘱咐羌笛，不要把它吹响。补遗杂文七篇 杂文七篇 号令辨 命令必须实行，这样百姓才会信任上级并尊重命令；命令反复无常，结果就相反。天下之所以归附统治者，是因为命令能够实行。如今早晨颁布一件事，晚上却可能收回；晚上收回一件事，有时不到第二天又重新施行。反复无常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难道还要让百姓有所遵守吗？而且又不讲求实际，所以命令早晨从朝廷发出，传到市中，公布到乡野，百姓就说：“未必会实行，未必值得相信。”于是毫不在意地抛开它，不再顾及；后来果然既不实行，也不守信。这不只是引导百姓形成二心，又进一步使他们容易改变对上级的态度。这样能够使百姓统一归附的情况还剩多少呢？即使没有造成损害，长期实行下去，难道不会因为固执地坚持错误而招致失败吗？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总要在朝廷议定时，考察事情的始末，审察利害，确定可以长久施行的方案。如此而已，就可以了。时俗辨

译当今的人，并不是都不知道事情的始末、形势的治乱，然而办理天下事务，只知道追求利益。荒年里田野连青草都没有，租赋却还要收足；迁徙百姓，杀害百姓，以封锁山泽中的货物；对税收和酒禁还说不够严。百姓饥饿而死，尸体相连，却不肯从义仓发出一粒粮食；即使打开常平仓，斗米也不卖五十钱就是六十钱；强迫百姓缴纳绢帛，却说是“和买”；不改变价格，却说是“折发”。对百姓微小的财物全都计算争夺。这样做，是认为有利于上级；无论贵贱、聪愚，都拘谨地耗尽自身力量去执行，还怕来不及。至于说恢复流亡人口、减轻每年的征敛、劝导耕种繁殖、兴修水利，这些都是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即使诏书反复叮咛，也只是让它停留在文字上罢了，没有人真正专心去做，更何况耗尽自身力量去实行呢？这并不是他们天性擅长为上级谋利、专门残害百姓，而是因为谋利是有关官署最急迫的事情，百姓却是有关官署最忽视的事情。这种风气形成已有几百年，所以百姓没有得到厚待，仁政也没有兴起。为当今时势谋划的人，怎么能不削减天下的浮泛费用，向下寻求使百姓获利的方法呢？这样做以后，官吏或许能够忧虑根本、爱护百姓，百姓可以得到厚待，仁政也可以实行；先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也不过归结于此罢了。有人说：“费用已经不能削减了。”我说：布制的帽子和粗绨衣，是适应当时的贫乏；有人安于这种简朴，所以能够达到富足，何况那些超过这种费用的项目呢？把这个道理推及自身，那么对于其他费用，难道还有不可削减的吗？论贫 古代有固定的农民而没有固定的士兵，如今却有固定的士兵而没有固定的农民；士兵一天比一天增多，农民一天比一天贫困，治理没有取得成效，原因就在这里。天下土地连成千亩而不耕种的有多少？天下百姓投身成为士兵的，接连不断。不如从现在开始，把招募来的士兵编队耕田，同时逐渐放松旧有士兵的负担。有人问：这是什么意思？旧兵享受的利益很多，对政务却造成的弊害也很大。对他们的优待、供养、戒备和驾驭稍有不足，他们就立即怨恨暴戾，无法制止；不携带任何物资而随军出入，往往显出懈怠的神色；让他们面对敌人，就会害怕溃散；让他们耕田，又不能废除他们原有的身份。明知弊端的原因还要保留这种制度，危害难道不是更大吗？不如选择空闲的田地，把现在投身为兵的人招募来，编成队伍耕种；有空闲时训练武艺，轮流入城守卫；旧兵所消耗的资财不要再补足。如此而已。古代井田、甸田、兵车的制度已经不能恢复，适合当今的办法难道不是这个吗？在朝廷谋划，在天下实行；不先做这件事，我不知道还能够怎样治理了。书虏事 妾妇使人发生改变，是在变化已经发生之后；人自己并不知道自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知道，古今哪里还会有失败呢？我曾经为汉高帝英伟绝伦、光武仁慈明智，却终于在对子女的爱憎上失察而悲痛。再看魏武，他猜忌险诈，举世无双，内心已经不像常人；到了临终时，还恋恋不舍地眷顾宠爱的人，同小人懦夫没有两样。这三位，一位贤明的君主、两位暴虐的臣子，都是非同寻常的人；等到妾妇的蒙蔽到来，即使是英伟的器量、仁明的资质、猜忌险诈的性情，也都不能幸免，更何况中等才能的人呢？所以说，妾妇女子使人改变，是在变化已经发生之后。所谓变化已经发生，就是人自己不知道自身已经变化，难道不是这样吗？等我读到前面所写的关于敌虏的事情，又知道敌虏横行暴虐、恣意妄为，却被帷帐之中的妾妇蒙蔽，不能自知；到他死的时候，终于使国家大乱，这才知道妾妇女子造成的祸害，不只在中国尤其严重。唉，真可怕啊！唉，真可怕啊！书与客言 过了十天，向某人求文的有四个人，我按道义不能答应他们。客人来了，说：“为什么不答应他们？否则，您恐怕要小心，毁谤就要来了。”我回答说：“答应他们不合道义，我不敢违背道义。即使如此，君子从来没有不戒惧的，何必忧虑毁谤呢？”客人说：“我早就听说君子不把毁誉放在心上了，您将怎样应对呢？”我回答说：“君子对于道德，只是努力实行而不倦怠，只是内心反省而无愧罢了。受到赞誉，有什么值得高兴而羡慕的？受到毁谤，有什么值得害怕而躲避的？古人如吕尚，看看他的成功，就可以知道他的道德。他当初在渭水垂钓，只是在自身修养上下功夫罢了；天下人不了解他，他也不认为有什么。那时他曾经困顿而且年老，等到遇上周，天下才得以知道他的美德。由此看来，他自守得怎样呢？只是努力实行而不倦怠，只是内心反省而无愧；他不把毁誉放在心上，就是因为这个。”客人说：“他自守如此，孔子、孟子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我回答说：“您以为孔子、孟子急切地推行自己的道，就是他们的自守吗？孔子拒绝王孙贾，孟子也不肯委屈一尺而去迁就八尺，难道不是自守吗？君子从来没有不自守的。”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不像孔子、孟子那样急切地推行自己的道呢？”我回答说：“他有文王作为归依，为什么要急切呢？等到后来辅佐武王向东进军，难道不是急切地推行自己的道吗？只是因为时机不同罢了。”“那么士人应当以谁为师？”“应当以孔子、孟子为师。学习他们自守而又在适当时机积极推行自己的道，这样才可以；如果只学习他们积极推行自己的道，却不学习孔子、孟子的自守，那样可以吗？”客人说：“对。为什么不把这些写下来呢？”于是我就写了下来。书唐欧阳詹集 韩愈作《欧阳生詹哀辞》，序中说：“读他的文章，知道他在仁爱和孝道方面最为深厚。”我看他的《出门》《怀归》等赋，心想：韩愈所称赞的，难道是这些吗？又看他的《陶器铭》《驽骥》等诗，于是感叹欧阳生的志向。至于《栈道铭》，看到他用铸金蒸云作比喻；至于《珍详论》，看到他反复用讽喻来劝说；这才又知道欧阳生在文章上尤其奇特，他的才华果然非凡。最后看他的《自明诚论》，结尾说：“懂得的人自然会懂得。”说“懂得的人自然会懂得”，可见欧阳生在这方面非常自负。他的论说有三四篇，看去内容都没有超出旧说。欧阳生始终没有自己的见解，不知道他在这方面为何如此自大。

译于是我又想到我的舅父吴君，他曾经评论并斥责欧阳生所谓“尹喜凭明诚而长生、公孙弘凭明诚而做卿、张子房凭明诚而辅佐刘邦、公孙鞅凭明诚而辅佐嬴秦”的说法是错误的。明诚并不能使人长生、做卿，这不是尹喜、公孙弘、张子房、商君所能达到的境界，其中的道理很清楚，舅父的论断没有疑问。这对于欧阳生来说是一处失误，对于舅父来说，则已经达到了批评的极致，并非他的本意吗？欧阳生才华高下究竟如何，因此无法知道；可以知道的是，舅父致力于明诚，可以说知道自己应当守持什么。他必定不会沉溺于追求长生、做卿，也不会走张子房的权谋、商君的刻薄道路；如此看来，他的才华也确实卓越而令人敬畏。可惜他已经死了，不能看到他把这些施行于事务之中；而他的论说和文集如今也都亡佚了。假使这些能够补益欧阳生，那么后世只有我知道，而世人不能完全知道。因此我把这些话写在欧阳生文集的末尾，以表明他的本意。舅父是临川人，名讳为<辶向>，字明远，去世时三十四岁。讲周礼疏 《周礼》这部书在汉代最晚出现，刘歆认为它是圣人的遗迹，世人也都这样认为。然而其中有难以吻合之处，所以从汉代以来的学者常常怀疑它。我考察它的大法，能够成就天下事务，不能更改；如果不是圣人所作，怎么能这样呢？可是班固称引孟子的话，认为周朝衰落时，诸侯厌恶《周礼》妨害自己，便销毁了它的典籍，从孔子时起就已不完备。等我考察《尚书》的《武成》和《孟子》所说周代爵禄的制度，却都与今天的《周礼》不同，难道它也曾经有所增损吗？再看它反复铺陈文字，达到数万字，上下内容也已经很广博了。其中有的事情分散在数篇中，有的一篇分散在几个职官之下，但用意细密，如同符契相合；它的思虑难道不是确实深远吗？这部书如此，注文义理又有数十万字；如果不是深入考察、精通全书的人，不能得到它始末的详细内容和各种制度的要点，也就不能把它传授给别人；学者得不到这样的传授，也不能在这方面继续深入。南城王君补之，是深入考察并精通这部书的人。今年冬天，可以和众人聚在一起；我想共同前往，和州里的君子们一起听他口头讲解、观看他的指点图示，以解释尚未明白的地方，不知道可以吗？如果不认为这样做不妥，请各自写下姓名。杂说六篇 说学 古代乡党和学校中，按年龄长幼排列次序，按照州来安置；有关官吏施行十二种教化，推举六德、六行、六艺；节制使用五礼、六乐；纠正过失使用八种刑罚；评议人才则采用本乡老人的意见。它的根本宗旨，只是把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作为教育目的。因此士人进入朝廷、处于乡里、居住家中，都有法度而不做坏事；这正是用来激励世风、培养人才的。周朝能够延续七八百年，并且治理成绩被称为首善，就是采用了这个制度。自从乡党的制度废弃而不能实行，学校即使存在，也不是古代的学校了。因此安排人员不分长幼，施教没有十二种教化，推举人才没有六德、六行、六艺，节制没有礼乐，纠正没有八刑，评议没有本乡老人的意见；只是把考查文字学习的好坏作为要务。它的根本宗旨从未放在教化百姓、形成风俗上，所以士人进入朝廷、处于乡里、居住家中都没有法度，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这样还要寻求它用来激励世风、培养人才的作用，可以吗？如今议论的人说：应当由郡设置学校，使天下士人、教师和弟子各有位置居住学习。又说：讲授古代经典、传授学业，也是周朝兴盛的原因。我却认为，今天教育人的意旨不如古代，即使设置学校也没有益处。唉！古代的制度不一定都要照搬，但它的精神不能改变；所以考察古代的事情来保存这种精神，希望有通晓治乱的人能够采用它。说官 古代任命官员，各自依据才能，并使他们长期任职；这样以后，一定总括考核其政绩，决定升迁或黜退，以符合治理的要旨。帝王的制度都是这样，尤其在舜时最为详细。舜分任九官，这些人都是禹、稷、皋陶那样仁厚明智的大人。然而知道治水土，就一定任命为司空，不任命为虞；知道施行五教，就一定任命为司徒，不任命为士师，因为各有适宜的职务。三年考核一次政绩，九年决定黜退或升迁。水土没有治理好，就责问司空；蛮夷奸邪没有禁止，就责问士师，因为各人都有所守职。这个制度的大概情形是：鲧因为不能胜任职务而被处死，用来明确才能、分派责任、延长任职时间，并严格执行赏罚，就是如此。所以百官各尽其能，致力治理自己的职务以完成功绩，舜也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后世却不是这样。从公卿大夫直到百官，每当一个官职出现空缺，有关官署便只按资历和先后次序来升迁；否则就选择那些或许掌握重要事务、或许得到社会声誉的人来升迁。被升迁的人只要走同一条途径，便遍历各个官署的职务，从未考察他的才能、优劣以及是否适宜任职。任用人才的弊病，在大臣那里尚且不能做到精当，何况其他官员呢？这不过是苟且保全私情，忘记了公正地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弊病，严重违背了所谓各因其材。应当迁调的人，一概以三年为期限；少的两年、一年，甚至不到一月一时便调任，并不是等到三年、九年，经过多次考核后再决定升黜。既然如此，天下官员的迁调任举，若每年出现得失，难道可以责问吏部吗？天下钱粮，若每年有增减，难道可以责问度支吗？从公卿大夫直到州县小吏，没有一个不是占据职位却不承担责任的。万事纷繁，只有君主独自治理罢了。官吏输纳钱财赎罪，有的免职，有的调任，有的被诛杀，也只是因为触犯法令，并不是因为不能胜任职务。这样全都违背古制：进用不依据才能，任用不使其长久，侵犯其职权却忘记其责任。因此百官面对各种事务，都懈怠而疏忽；即使国家延续百年，君主处理事务繁多而勤劳，也不足以达到治理。唉！为什么长久以来还不思考改变呢？有人说：“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回答说：“寻求接近古制的办法来加以改变。” 说宫 房屋具备厅堂、内室、深处等部分，然后才称为宫。宫，是贤能而有力量的人所拥有的。若要建造它，却不是贤能而有力量的人凭自身就能做到的。所以即使这里有千万根木材，也一定要等待工匠。工匠建造它时，宽窄、长短、高低、横斜、曲直，一板一木以上全都有法度。技艺如果先在心中成熟，墨线、刀尺便都能顺应双手，建成以后一定很好。技艺如果在心中丧失，墨线、刀尺便都违背双手，甚至把高的做成库房、直的做成弯钩，最终还能自认为做得好吗？如果有公输般这样的工匠在这里，他肯舍弃法度而迁就这种做法吗？他不肯，那么就会得到拙劣的工匠；而贪图利益的人听从他们，耗尽岁月，耗尽材料和力量，直到完全枯竭罢了。

译如今整个天下的政事，是君主安然拥有的；州县有关官署，就像宫室的厅堂、角落和深处；各种政务，就像木材；君主不能亲自处理一切，势必要把它交给别人。交给适当的人并且让他专一负责，政事就会整齐有序。交付是否适当尚未预先确定，却又一件件加以束缚，这同使拙劣的工匠违背法度没有区别。有圣明贤能的人，肯违背正道来迁就这种做法吗？他不肯，君主就换掉他而另派别人。即使派圣明贤能的人仍然如此，又换人再派，那么得到的就会是平庸、邪曲的人，他们听从这种做法，日夜勉强去做，直到把万事全都败坏为止。秦朝亡掉它的宫室，也就是因为这个。说内治 古代的公侯卿大夫士，不只是对外施行善政，大概也有闺门之内的辅佐。考察《诗经》的《周南》《召南》，其中谈到后妃夫人的事情，说明妇女对于丈夫，不只是掌管饮食、奉上巾栉而已，实际上确实能够辅佐丈夫。先王的制度规定，闺门之内有姆、保、师、傅；车服佩玉，升降进退，起居奉养，都有条文法度。妇人年轻时学习，长大后安于这些礼法，所以自身端正、家庭整肃，很少有过失。近世却不是这样。妇人居处家庭之中，便互相夸耀车服，炫耀首饰；成群聚集，以奢侈放荡为欢乐。她们强悍嫉妒，倚仗力量和门第贵势；未成年便嫁娶，出嫁以后行为悖逆而在容色上争胜，让男子侍奉女子，丈夫屈服于妻子；不顾奉养舅姑，彼此不悦便冒犯争辩。她们的丈夫从来不能责备妻子，又不能不反过来依赖娘家，这样的人几乎太少了。对舅姑尚且如此，何况对于丈夫的兄弟以及同辈亲属呢？遇到祭祀、宾客之礼，不亲自准备，而让别人替自己做。洗衣浆洗、养蚕种桑，是古代天子后妃安然从事并且经常实行的事情，如今平民家的妾婢却羞于谈起。至于姆、保、师、傅，佩玉仪节，采摘苹蘩，奉献枣脩等事情，族人便一起嘲笑说：“我哪里能做这些？这些不适合我。”一切都违背礼法，只是一同走向骄横、放纵、淫邪、乖僻罢了。还想寻求她们用来辅佐丈夫的作用，可以吗？唉！古代士人和平民的妻子，知道遵守礼义、接受训导；如今王公大人的妻子反而不能做到，真是奇怪。剪裁缝纫做得不好、雕刻绘画做得不精，就以为羞耻而去学习；至于大道伦理和根本法则不能修养，却漠然置之、安然处之，我没有看出这样有什么可取。古语说：福气的兴起，没有不是以家庭为根本；道德的衰败，没有不是从闺门之内开始。难道风俗的厚薄、人道的邪正、寿命的长短，其根源不都系在这里吗？难道可以任其放纵流荡而不回头吗？有人问：“怎样才能回头？”回答说：“革除如今的弊病，考察古代的制度，先在公卿大夫之家实行，这就可以了。《易经》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我的说法难道疏远空泛吗？” 说遇下 君王的尊贵遍及天下，按道理天下人没有不作为臣妾的；尊贵达到极点。然而三公进见时，君王在车上便让御者下车，入座就起身。对于诸侯，则称他们为伯父、伯舅而不直呼其名。至于群臣，君王都会改变面容神色，整理冠服等待他们。对于臣下的升迁、退职、疾病、死亡、丧事，即使事情很小，也从来没有不尽心办理的；情义极其深厚，恩德也无量无边。这不只是施行礼节，而是推展自己的真情，并让下属看见。上下之间的情意相互交融，治理之道便由此产生。近世以来，从王公大臣进见开始，众人都低头侧身，屏住呼吸，听候仪仗官急声呼喊姓名、命令进见；等到行拜舞之礼完毕，便站立侍候。若设宴享，郎中以下都坐在廊庑之下，与乐工、巫祝同列；君王对待他们时，体态、面色从未因此改变，也不曾起身下阶，更不称呼他们的名。对于升迁、退职、疾病、死亡、丧事，也从未完备地行礼。公卿尚且不能得到从容相见，何况疏远的臣民呢？上下之间的情意隔绝，由此可知。等到他们因罪获罪，君王又困辱并刑罚他们。这就使苟且偷安、侥幸求进的利益更加深厚，使无节操、自轻自薄的风气更加盛行。百官对于上级，不过是苟且应付罢了，难道不会因此乘机败坏政事、谋取利益吗？国家的治理已经坏到极点了，难道还可以不改变吗？说夷 夷狄倚仗险要地势和强悍力量，繁盛而凶猛，动辄引兵窥伺中原。议论的人说：“不早些彻底铲除他们的根株，侵扰渐渐发展到这种地步，就无法禁止了。”又有人说：“这是气数。”土地有蚂蚁，树木有蛀虫，肉中有虫，人体皮肤有疾病，难道不是因为原先已经有败坏才滋生的吗？推而广之看，凡是灾祸的发生，都是因为事物先有败坏；那么难道只有夷狄成为祸患，而不是中国自身先有败坏吗？所以凡是灾祸滋生，事物就更加不善；夷狄造成祸患进攻中国，中国也更加不得安宁。有人说是不早杀，有人说是气数，这些都是妄言；我只认为弊病产生于不能治理自身罢了。天下的弊病，常常产生于不能自治。事情发生以后，难道不应该考虑重新治理吗？如果确实还存在可以治理的时机，能够修明政令，选择人才任职，使百姓乐意为君上效力，那么他们难道会看不见中国无隙可乘吗？既然如此，他们还肯轻率侵犯、触犯死罪吗？从《诗经》《尚书》以来的事实可以证明：从来没有内部治理好却被夷狄扰乱的；被夷狄扰乱的，大都因为自身不能治理。严尤这样评论，是正确的。不能自治却想达到抵御夷狄的目的，难道还有更好的策略吗？杂议十篇 太学 郡设置刺史，是为了主持郡的治理。郡治理不好，是刺史的过错。罢免一个刺史，另立一个刺史，也就罢了，难道会因此毁坏整个郡吗？县邑有县令，也是为了主持县邑的治理。县邑治理不好，是县令的过错。罢免一个县令，另立一个县令，也就罢了，难道会因此毁坏整个县邑吗？如今如果有人说，郡治理不好就会玷污整个郡，县邑治理不好就会玷污整个县邑，那么这种人就是狂妄迷惑的人。如今设置太学，和这有什么不同呢？天子建立太学，设置官员掌管它，设置教师教导它，是为了兴起教化、制定礼乐、聚集贤才、培养俊杰。如果俊杰不能得到培养，贤才不能得到聚集，礼乐不能制定，教化不能兴起，那是官员和教师的过错。应当罢免他们的官职，屏退他们的教师身份，另外任用能够做官、能够为师的人；这样难道就会毁掉太学吗？先前国家兴办学校，从京师开始，天下人侧耳倾听、睁眼观看，都以为三代的治理将在今日重新兴起，而今日的治理也将恢复三代的盛况。后来官员教师不是合适的人，安排措施也不适宜，怨恨诽谤一同兴起，天下人暗中嘲笑；其实全都是官员教师的过错。罢免一个官员或教师，另立一个官员或教师，本来就可以了；可是议论的人都认为这是太学的过错，官员教师还没有罢免，太学却先被废弃。唉！太学有什么过错呢？

译如今我愚意是希望另立合适的官员和教师，使他们扩大自己的职权，从而扩大太学的事业，不要归罪于太学；这样，前面所说的培养俊杰、聚集贤才、施行教化、兴起礼乐，就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如果不考察根本，不推究源头，反而按住问题责问说：“这是学校的过错，废掉它就行了。”这就等于刺史不能治理便玷污郡，县令不能治理便玷污县邑。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怎样做呢？议茶 农桑和贡赋，是王道的根本；专卖和杂税，是王道的末节。善于治理国家的人，重视根本而轻视末节；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却反过来。从尧、舜直到文王、武王，都是重视根本的。从秦、汉到隋、唐，重视根本，所以赋税轻薄，天下形成了仁义的风俗；重视末节，所以徭役急迫、横征暴敛，县官于是兴起了专卖获利的办法。专卖之利，以茶为首。在汉武帝时，国家粮食和财用都不足，群臣虽献计策，主张把天下货物全部收归官府，但茶叶的利益仍未被取用，历代议论者也从未提到它。到了唐永泰年间，天下财力耗尽，没有人能想出办法，于是赵赞首先提出征收茶税的策略。贞元以后，又兼采张滂的谋略，虽然这是权宜之计，所取得的成效不合古制，但也还没有达到实行茶叶专卖的程度。到了文宗时期，在李训辅政时，他肆意编造邪说来迷惑文宗的听闻；对内附和郑注的奸邪主张，对外借助王涯刻暴苛酷的手段，才开始设置使者，以专卖茶叶为名。茶叶实行专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时新法一颁布，受到暴虐对待的人很多，李训因此遭受极重的诛戮。此后贤臣相继执政，茶法时兴时废，有时用惨急的手段推行，有时以仁慈的态度议论。像裴休，主张废除专卖，恢复按十分之一征税的办法；像令狐楚，则主张开放商路、惠及众人，以增加上下各方的便利。虽然他们都深入探究利害，极力寻求适合当时的办法，但一旦在一个朝代实行，流弊却会延续千年。我朝奋发兴起，正值昌盛的国运，安抚并统治各方国土，四位圣明的君主相继承继，恩泽流布于百姓。首先推行的是仁义教化，实行的是礼乐教诲，着力发展的是农桑事业，放在后面的才是专卖之利。然而最终用来供给国家财用、充足军队粮饷的，只有货物专卖这一项尤其重要。从前群臣议定，随着各地土产的不同而制定办法：有的禁止私人贩卖，以充作郡县的税课；有的开放给商人，以削减县官从中取得的利益，各自顺应当地风俗，形成便宜可行的办法。从今天看来，禁止私人贩卖确实不对，开放商路确实正确。为什么呢？茶叶是山林中出产的，山林则靠人的力量经营。经营范围广，出产就多；出产多，所能征收的赋税就有余；赋税有余，百姓赖以常生的事业就都从这里产生。如今却再次严申号令，堵塞私人贩卖的道路，想让百姓所得的利益全部归于官府；这种征敛之计虽然确实达到了目的，却不知道弊害会在民间产生，违犯禁令的案件也会纷纷出现。等到禁令无法胜任之后，官府又进一步加重处罚，百姓有的甚至到了死亡也不惧怕法令，有的处罚严酷却没有益处；如果长期不改变，恐怕就会伤害仁慈的政治了。况且上供一旦紧急，接着便要动用千艘船，一年的劳役，动辄超过平时百倍，损伤财力、暴扰民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说禁止私人贩卖确实不对。如今如果普遍治理天下，统一实行平常的法令：上面把茶叶储藏起来以实行大的专卖，下面则开放给商人流通。茶价就在中都缴纳，茶叶则从外郡运来交售。使商人周游天下，自行获得利益；所经过的关卡和市场，就都增加税收；所到的郡国，则都解除禁令。这样，大的方面可以减少县官每年的支出，小的方面可以平息百姓违禁犯法的案件。这一办法一旦确立，将使后世万代受益。所以说，开放商路确实正确。这两种主张，关键在于选择其中一种。〈同上〉 【议论酒类专卖】酒类专卖兴起已经很久了。桑弘羊首先提出这一主张，汉武帝竭力推行，千秋上奏请求废止，新莽时重新建立；在魏时中断，在陈时恢复，在唐时盛行，到当今时代已经非常完备。它的源流越来越深，根基越来越牢，造成的危害很多，带来的利益却很少。即使有非凡的智慧，也不能消除它的危害；即使有举世无双的谋略，也不能增加它的利益。盗卖和泛滥日益发生，争夺日益增多，诉讼日益绵延，刑罚日益严酷。如果不斟酌便利而建立合乎中道的制度，淳厚的教化又怎么能够实现呢？从前汉武帝时期，纵意征伐四方，军费和国家财用都不能供给，于是设置酒类专卖，正是为了这种需要。汉昭帝时期，天下休养生息，致力于仁政，安抚怀柔百姓，于是废除专卖也是适宜的。新莽虽然用诡诈的制度强行恢复酒禁，但经过东汉、魏、晋数百年，始终没有再实行。到了陈氏承受帝统，文帝在位，才开始下诏扩大并承袭这一制度。到了唐朝，这项制度逐渐完备，有时规定酒税，有时另列三等酒类，利弊各半，损益兼有，在一时之间实行，稍稍取得便利。后来京城免除酒类专卖，以优待大众聚集之地；五州实行曲类专卖，以抵偿卖酒所得的利益；随着各地利害不同，制定相应的固定法令。这些事都记载在前代史书中，有明确而显著的验证。我宋朝建立以来，有三种制度：王城之中，只征收〔原文有缺字〕而不征收市场税；闽、蜀地区，只收酒税而不禁止私人酿卖；四方郡国，则各自实行固定的专卖。军队的粮饷，不靠专卖就不能供给；国库的储藏，不靠专卖就不能充实；每年的税课，不靠专卖就不能满足；〔原文有缺字〕茶叶专卖，不靠专卖就不能合并办理。它们名称虽然不同，税课却相同；办法虽有三种，所得利益却只有一个。税课既相同，利益既相同，那么天下的制度就可以完全统一了。然而朝廷之所以不统一，大概是想优待远近边远地区，而看重京畿内部的百姓。即使这种考虑确实深远，又哪里比得上兼顾四海、使天下都得到利益呢？况且盗卖泛滥和争夺，是天下共同的祸患；诉讼和刑罚，是天下最大的灾殃。如今王城之中消除了共同的祸患，闽、蜀地区却放弃了最大的灾殃，其他郡国则把灾殃和祸患一并承受。唉！这也正是仁者所反对的。我认为，京城之内应当遵循旧有的常法；天下郡国则应当实行闽、蜀的制度。这样既不损害税课，税收反而会因此集中；既不烦扰刑罚，刑罚反而会因此减少。可以借此引导仁政，消除争夺之心。前面所说斟酌便利、建立中道，最大的办法没有超过这个。〈同上〉 【财用】

译荀卿谈富国之道说：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足，并善于储藏余财；节省用度要依据礼，富足百姓要依靠政治。所谓使百姓富足，是说征取有所节制，给予他们宽裕优厚；所谓节省用度，是说收支有一定限度，足以彼此抵补。说得好！荀卿谈富国却先谈到百姓，是懂得根本吧？咸平、景德年间，虽然有北方警报和战事，但国家财用、百姓力量上下都充足，大概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吧？如今没有从前那样的警报和战事，但国家储藏的财物有的减少了，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有的增加了。为什么呢？节省用度、整顿经常性制度、百官谨守职分，都和从前一样，为什么国家财用和百姓力量却没有增加呢？这也是因为天时造成的水旱灾害，军队粮饷冗多，以及专卖尚未畅通。姑且应当趁丰收时储备物资，便利商人以流通货物，训练军队并裁去冗员。从前尧、汤时代遭遇水旱而百姓没有流离死亡，是因为事先已有储备。唐代大历以后，国家费用能够供给，是因为刘晏等人便利商贸、转运货物。军队贵在精练，从前曹公曾以五千人抵挡万人，所以可以节省冗余军粮。这样，百姓赋税稍微减少，国家财用稍微充足，也许就能像荀卿所说的那样，百姓富足而国家充裕。〈同上〉 【兵赋一】要使天下土地分配均平，并确定军赋制度，只有井田制最为完备。它的制度可以考见的，只有周代最为显著。《周官》说：王畿方圆千里，天子在其中建立正位，卿大夫分治外部地区。一定要用土地均平的办法考察人民，所以小司徒按照九种土地的区别，制定三等任用民力的制度。凡是征发劳役，每家不得超过一人，其余都作为羡卒。因此六卿所辖的六遂之中，有正卒，也有五等羡卒。建国的制度虽然不同，但出兵的数量本来就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天子有六军，诸侯成国只有一半。像鲁国，承袭周代成国的制度，应该有三军。然而僖公的颂诗说“公车千乘”，又说“公徒三万”。那三万徒众，确实符合三军的制度；但一乘兵车按一卒七十五人计算，一千乘通常就是七万五千人，这是六军的制度，鲁国怎么会拥有呢？所以我特意记下这个疑问，向学者请教。鲁国虽是侯国，但出兵的制度与王畿没有不同，所以它的三郊三遂之中，也有正卒和羡卒。颂诗称“公车千乘”，是把正卒、羡卒的数目合在一起说的。又说“公徒三万”，是举出正卒的总数而言。僖公能够恢复先君的疆土，而他的车马和徒众如此盛大，所以颂诗把它全部说出，并不是军赋制度有所不同。〈同上〉 【议论钱法上】治理时代、驾驭风俗，不是一种谋略能够包办的；便利百姓、增益国家，也不是一种方法能够概括的。因此圣人在上位，随着轻重而加以调节。百姓看重的，就用轻法调节；百姓轻视的，就用重法调节。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是货币流通的渠道，币帛是货币的源头。流通没有源头就不能积蓄，源头没有流通就不能运行。二者循环往复，交替相互补救，这是圣人拥有国家、驾驭天下的大权柄。尧把它传给舜，舜把它传给禹，禹把它传给汤，汤把它传给文王。文王以前，是道德盛大的人；所以他的道路虽然建立了，具体事迹却没有流传下来。到了武王建立国祚，太师望辅佐成就功业，对外流通三种货币，对内制定九府的常法，有的称为刀，有的称为布，有的称为泉。称刀，是取其锋利之意；称布，是取其散布之意；称泉，是取其流通之意。流通了，天下的用度就充足；散布了，天下的财物就丰厚；便利了，天下百姓就和睦。百姓和睦之后，廉耻之风才会兴起；财物丰厚之后，礼义才能遍及；用度充足之后，德化才能施行。管仲采用这种办法，所以辅佐桓公完成开拓和闭守的事业。周景王改变这种办法，所以毁坏祖宗的基业，丧失大小相应的法则。由此以下，制度的兴废不固定。西汉以来，钱法屡次改变：有陈七福提出的，有论述掌握货币权柄的，有赐予铜山铸钱的，有废除五铢钱的，有创制鹿币的，有设置三官铸钱的。晋、宋以后，风俗教化渐渐浅薄，上面首先破坏制度，下面便形成私弊；有轻如风飘水浮的货币，有形制像线环、红色外郭的差异。名称上百，品类上千，无法全部叙述。远近各地的流俗，因而更加苦于这些变化。李唐受命后，完全扫除以前的轨迹，用年号纪年，用具体事务创制制度，规模大小都最为适中，天下可以随其便利，君主可以掌握其权力，与古代相比，确实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我朝铲除虚伪和乱法，承袭唐朝美好的制度；铸钱有固定的职官，运输有固定的数额，禁止盗铸有固定的法令，钱财出纳有固定的常规，考察它的根本和末节，可以说很详细了。然而近年以来，国家用度颇为匮乏。对百姓来说，有困穷耗费的苦处；对国家来说，没有丰足盈余的储备。议论者纷纷而起，却没有人提出便利可行的办法。有人说：应当铸造大钱，使一枚抵得千、百枚的价值。有人说：应当兼铸铁钱，以与闽、蜀的制度相同。这样大的方面可以增加国家财用，小的方面可以便利百姓，实行一时，也足以看见它的利益。铸造大钱，是迂远的空谈和苟且的谋略，并不是所谓有利于治理国家的办法。大钱如果长期流通，百姓就会失去对它的使用；失去使用价值，众人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业；改变行业，困乏就会产生，奸诈和泛滥就会兴起。兼铸铁钱，国家就会加重禁令；禁令加重，社会风俗就会违背便利；违背便利，违禁抵犯法就会发生，刑罚诉讼就会繁多。况且现在的刀布有四种弊病：积存而不能流通，这是第一种；盗铸日益增多，这是第二种；在使用上价值太轻，这是第三种；每年铸造仍不能供给，这是第四种。开山取铜、鼓铸钱币，而泉钱却有不能流通的，是兼并之家把它们聚集起来了；法令严酷超过水火，而百姓仍有人盗铸，是微薄的利益诱惑了他们；大小钱的制度与以前没有不同，但使用价值却很轻，是其他货币损害了它；货币的来源应当出自盈余，而每年铸造仍不能供给，是浮费把它夺走了。如今的办法，不如除去四种弊病而建立四种利益。什么叫四利？堵塞兼并，是第一；严明法令，是第二；禁止异种货币，是第三；节省浮费，是第四。四利建立之后，四患就可以除去。当今最适宜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论钱法下】问：自古以来的钱法，没有像国家这样折中适当的。然而近年以来，铜矿出产耗尽，铸钱不能供应。想要按照旧法而不改变，又担心铜材不足；想要铸造大钱来兼代小钱，又担心百姓私自盗铸。请问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

译回答：自古以来钱币的轻重、大小，确实没有比国家现行制度更为适中的。然而制定它的手段、推行它的方法，还有没有达到完备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今淮、浙之间，盗铸充斥市场，而法令不能严明，有关官吏也不能查知；天下的案件中，从未听说拘捕过一个铸钱的人。所以公钱越来越少，私钱越来越多，这是第一个没有达到之处。海外的郡国，如高丽、交趾等国，一器一皿都用铜制成。那里因为铜不是本地出产的，便常常聚集珍奇特产和没有固定名称的货物，来中国出售。中国人喜爱它们的奇异，贪图它们的珍宝，争相用泉钱购买。那些人得到泉钱回国后，就铸成铜器，以适应本国风俗。所以钱币一天比一天少，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而国家却不知道禁止。这是第二个没有达到之处。边境要地，驻扎军队已经三代了；河、汾之间，兴兵作战也有好几年了。用来满足那里的需求、供给那里的使用的，没有什么比泉钱更重要。铸钱从未停息，但一到了边塞之下就不再返回，这就是中国的钱币所以耗损，而边地豪强得以聚集积存它的原因。因此中国的货物价格低，是因为钱少；边塞之下的货物价格高，是因为钱多。国家如果确实能够停止钱币的运输，改用粮食、绢帛等物资运输，招募富商巨贾把物资运到边塞，使他们到江淮、京洛之间领取凭证，或者用泉钱、或者用货物，混合支付以偿还他们。这样过两三年，中国的钱币不用经营就会自然充足。当前的办法，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而国家却不知道实行。这是第三个没有达到之处。佛、老之徒把铜铸造成器物，他们的徒众日益扩大，器物也日益增加。这些增加的器物，有的是销毁钱币来铸造的，有的是购买铜材来铸造的。国家虽然有禁止的法令，却又宽纵而不执行。用日益销毁的钱币来供应日益增加的器物，用日益耗损的铜材来满足日益兴盛的铸造，这和拔掉树木却去扶植枝条有什么不同？如今如果确实能够稍稍严格禁令，给它们规定限额，也是一条可取的办法；而国家却不知道实行，反而说这会削弱国家体制。这是第四个没有达到之处。这四件事，就是泉钱弊病的根源。泉钱有这四种弊病，就像水有四个漏洞、树有四种蛀虫一样。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堵住四个漏洞，拔除四种蛀虫，那么不改变旧法，泉钱也可以充足。假如四个漏洞不能堵住，四种蛀虫不能拔除，即使改变钱法而谋求苟且的利益，我恐怕也会有损害而没有益处。况且主张改变钱法的人说铜材已经耗尽了；如果确实是铜材耗尽，那么必须用一枚大钱抵一百枚小钱，才可以实行。其次，用一枚大钱抵五十枚小钱，才可以实行。再次，用一枚大钱抵二十枚小钱，才可以实行。百姓受到微薄利益的诱惑，即使销毁一枚铸成两枚，尚且还会去做，何况一枚抵百枚、几十枚呢？即使兵器架在他们脖子上，他们仍将不停地盗铸。想要严格禁止，违犯禁令的人就会遍天下；想要放宽禁令，奸诈和泛滥也会遍天下。究竟应当怎样办理呢？况且改变钱法的祸患，前代已经显现。汉武帝时改变钱法、铸造白金，于是官吏和百姓盗铸而死的人数不胜数。王莽时期，又制造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并行，天下破产而陷入刑罚的人接连不断。吴国孙权也铸造大钱，使一枚抵千、百枚，上下都觉得不便，随后便废止了。唐明皇时期，听从第五〔原文有缺字〕的计策，铸造三种大钱，法令越严，犯法的人反而越多，商人和农民的产业都失去了利益；有的人饿死，有的人因刑罚而死，这些都是改变钱法造成的祸患。如今不堵塞四个漏洞、不拔除四种蛀虫，却想承袭前代已经出现过的祸患，我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同上〉 【议论仓储】世上谈论治理方法的人，没有不把三代和唐尧、虞舜作为根本，把两汉、隋、唐看作末流的。然而三代和唐尧、虞舜的制度未必适合今天实行，也未必都能带来便利；两汉、隋、唐的制度未必适合今天实行，也未必都会失去利益。因此，善于谈论治理的人，不在于援引古代发表高论，而在于适合实际；善于谈论法制的人，不在于超越时代、违背习俗，而在于适宜罢了。义仓这种制度，不兴起于唐尧、虞舜的时代，不由三代君主建立，也不出现于两汉时期，大概是从隋开始、在唐盛行的。它以救济贫乏为根本，以体恤百姓为先，以广泛施舍为原则，以使人乐于输纳为准则，以让众人得到依赖为便利，以义和为名义。各地都在社旁建立仓库，命令各地百姓把粮食交入其中；设置官吏看守，严格规定戒令。丰收年就劝导督促百姓输纳，灾荒年就开仓发放并分给百姓。不烦劳刑罚，百姓却乐意听从；不耗费国家财力，百姓也没有困苦。对上，是救济贫困、抚恤饥民的政治；对下，没有辗转于沟渠、死亡于山谷的苦难。若说它救济施舍，是仁德深厚；若说它收纳粮食，是义理广大；若说它有取有给，是和谐达到了极点。隋朝时，是长孙首先倡议并开始实行；唐朝时，是戴胄提出并推行。隋文帝采纳长孙的计策，于是民间风俗安定，国家费用节省，国家储备充足，最终成就了大业年间的治绩。唐太宗采纳戴胄的建议，于是和气融洽，仁德之风畅行，王业得到巩固，最终形成了贞观年间的政治风气。到了天皇时期，这项制度才开始败坏：不再把它作为广泛施舍的根本，而把它当作军国费用；不再把它作为使人乐于输纳的赋税，而把它当作征取财物的科目。从此以后，只剩下义仓的名目，而实际作用已经废弃了。由此看来，前代用来体恤百姓、后世用来残害百姓的制度，明主用来治理国家、昏主用来造成混乱的制度，说的就是义仓吗？

译国家革除五代的苛法，建立一代帝王的治理制度，到现在已经多年了。租赋的征调不能说不适中，摊派征敛的科目不能说不节制，赈济抚恤的政策不能说没有实行，弊害泛滥的根源不能说没有彻底考察。然而近年以来，由于急于应付边防费用，征收和取用逐渐超过平常。又有聚敛之臣、贪婪残酷的官吏，剥削下民来奉承上级，刻薄百姓而迎合公事，往往盗用前代体恤百姓的制度，作为当今搜刮百姓的赋税，类似的情况比比皆是；义仓也只是其中之一。从前所谓义仓，是以义为根本来实行赈济抚恤；如今所谓义仓，是以义为名义而专门从事搜刮。从前的义仓，致力于使百姓安定；如今的义仓，致力于使百姓受剥削。从前的义仓，在社旁建立仓库，向众人收集粮食，丰收年就收取，百姓饥饿时就发给；不用发布命令百姓也会听从，不用督促百姓也会踊跃输纳，所以说是以义为根本来实行赈济。如今的义仓，有仓库的名称却没有义仓的制度，有义仓的名目却没有义仓的实际；规定租税的多少而增加征额，计算收入的丰歉而确定名册，丰收年就有所征取，百姓饥饿时却没有东西赈济，所以说是以义为名义而专门从事搜刮。如果确实能够恢复隋、唐的制度，建立义仓，探究隋、唐制度的根本而实行义仓之义，那么救济灾害、消除祸患、安定百姓、使风俗安泰，没有比这更大的办法了。假如不这样做，只是徒然建立义仓的名目，把它作为征取财物的手段，那还不如不实行更好。〈同上〉 【废除冗官】《传》说：整治被废弃的官职，四方的政事就会得到推行；举用被遗落的贤人，天下百姓就会归心。我想问：所谓整治被废弃的官职，怎样才算被废弃？所谓遗落的人，怎样才算遗落？施行在今天，整治哪些官职？招用哪些人？请拿这些问题考察正在学习的人。没有设置官职而不予补设，有了官职却不加整治，都叫作废官。没有设置官职而不补设，如五官废弃而五行失去本性之类；有了官职却不整治，如乐官不陈述诗歌、国史不能明辨大事之类。士人的学术技艺修养完备、道德完善，却不能在天下显现，这就是遗民。伊尹在莘地、太公在北海，都是这种情况。整治废官，事务就没有不能办成的，所以说四方政事会得到推行；举用遗民，人们就乐于被任用，所以说天下人都会归心。适合今天的做法，没有比整治先王法度的政治、补备各种官职更好的了；官员所负的责任要明确，升降黜陟要果断。整治先王任官的制度，起用贤能，使豪杰之士不被遗弃在乡里和偏僻穷困之处。这样，任职的人都会急切地成就天下的事业，退居的人也都会欣然奔赴天下的任用。所整治的并不局限于一个官职，所招用的也不必拘泥于某种礼制，但圣人的旨意就能得到实现，当今的事务也就合宜了。〈同上〉 【黄河】了解今天，没有比考察古代更好的；了解古代，没有比以经书为师更好的。经书是万世的法则。自从教育废弛，经学不能在天下盛行，谈论义理的人舍弃经书而各自以自己的意见为师，这就是后世的祸患。关于治水的学说也是如此。从前在尧的时代，水灾遍及中国，尧能够得到禹这样的才能之人，把治水的任务托付给他；禹能够了解水的性质，顺应水势加以疏导，然后水灾才平息。它的治水方法可以考见的，就是《禹贡》。自从禹治水成功，经过三代一千多年，没有发生水灾。周定王时期，黄河才开始离开禹所疏导的旧道；从此水对中国造成的灾害，特别集中在黄河。汉代以来，谈论治理黄河的人很多。齐人延年认为应当把黄河引到匈奴境内；许商、韩牧认为应当恢复原来的河道；田蚡、谷永认为应当把它归于天意；关并、贾让认为应当放弃容易被水冲毁的土地，任凭河水流行，挖掘灌溉和漕运的渠道，以削弱水势；王横认为应当把河道迁往宽阔平坦之处；王延认为应当修筑堤防；平当认为堤防不能作为牢固的依靠；张戎认为应当放松灌溉的堤防，使水自行流走。这几种说法各不相同，但没有一个知道：谋划治理水患，不如探究它的源头；探究源头，不如从经书中寻求；从经书中寻求，又不如相信《禹贡》。他们各自顺着私意，依次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考察起来没有根本，推行起来也难以实行；这就是舍弃经书的害处。汉代时，经学虽然不能在天下盛行，但学习经书的人还没有完全废弃，而水患已经如此。到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了，谈论经书的人更加少了，处理事务的人只凭自己的见解。因此我认为，《禹贡》的学说废弃已久；把这个问题拿来询问学者，可以说是在千年以来的议论中，指出了最大的弊病，并为当今的事务阐明了最根本的原则。《尚书》称五行为金、木、水、火、土，说水的性质是润泽下行，那么趋向低处就是水的本性。禹知道这一点，所以治理水患时想使水顺着它归宿的方向流去。大地的地势，雍州高而兖州、冀州低，所以治理水患时，开始于兖、冀，终于雍州，这是高低不同而有先后的缘故。天下极其广大，河流极其众多，如果使小水都分别耗费力量治理，那么功业就会有所不及，每天的时间也不够用。所以治理长江，要使它顺流而行，这样河水、潜水都能汇合流动；治理黄河，要使它顺流而行，这样漳水、滏水都能依附并排泄。其他水道也都是这样。因此，所用力量少而治水的成效多，所用时间近而见效长远。这就是所谓治理大的水系，小水自然随从；能够懂得这个要领的人，才是真正懂得治水的人。所谓江、淮、河、济，是经书所说的最大河流，也是施加治理功力最多的地方，因此它们的名称尤其清楚可见。计算所需人力，十二州各用一支军队，九州共二十七万人；计算所需时间，四年完成。这就是所用力量多少的数目。禹治理水患，了解各地地势的高低和治理的先后，又懂得治水方法的要领，还能审察河流名称，估量工程功力，在这里制定计划，然后在那里施行工程；这就是他能够消除水患的原因。宋朝兴起后，各条河流都沿着河道流行，造成灾害的不过是黄河；在兴国年间，防村决口造成的灾害尤其严重。当时动用十万民众，才重新治理好，天子还为此作诗，和《瓠子》之歌相类。如今横胡、商胡再次决口，从天子到大臣都勤勉谋划救灾，反复讲论利害；我想，既然询问学者《禹贡》的方法，就一定会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古今的变化虽然不同，但地势的高低不会改变。至于明确所治理水道的先后、大小及其方法要领，辨别名称，审察所需人力的多少，在这里制定计划，然后在那里施行工程，那么禹的具体路线未必能够全部遵循，禹的治水方法却不能改变，只在于详细斟酌并仿效它罢了。〈同上〉 ◎杂论二篇 【为政论】

译修明先王的法度，并且把笃实地爱好它、努力实行它的道理放在首位，以此成就教化，那么即使制度的范围很大，四海九州十分广大，也不难达到治理。若不把笃实地爱好并努力实行的道理放在首位，即使有良好的法令也无法推行；若不以法度和制度来守护它，即使有笃实爱好的能力，也会导致两方面一同废弃。这样，制度的范围即使很小，距离百姓即使很近，也有可能不能汇聚成治理。有人说：先王的法度距离今天已有一千多年，不能实行。修明先王的法度，并不一定要穿古代的衣冠，乘古代的车出入，席地而坐，使用俎豆之器，采用以两张皮为礼物的聘礼，然后才算治理国家。使农民重新回到田地，使士人重新回到学校，使官员重新回到职守，使士兵重新从事耕作；使百姓各安其业，制定礼制、节省用度以养育百姓的财力，施行仁义以教化百姓的风俗，这就是先王法度的大要，不过如此。借用今天的器物，顺应今天的变化来实行，只要归于不失去它的根本，而不拘泥于末节，即使时代相隔一万年也可以实行。楚、汉、陈、隋之际，天下争相进行战争攻伐，活着的人已经很少了，耕作荒废，还有什么时候比这个时期更严重呢？然而汉文帝、唐太宗能够用少取多、广泛施爱的思想来养育百姓，用顺应自然趋势的办法来诱导他们，于是几年之间，耕田的人就有余粮了。这样看来，农民并不是不能重新回到田地。秦朝焚烧书册，贬抑礼义，使天下的学术断绝，没有比这个时期更残酷的了。然而自汉武帝以来建立学校，以经书专门教育士人，以品行勉励他们，虽然这种制度还不能说完备；其中又时有兴废，但士人都受到熏陶浸润。到了东汉时期，怀抱道德、挽救衰微局面的君子，都从太学中产生。这样看来，士人并不是不能重新回到学校。秦、隋灭亡时，在位者都不能胜任职务，人才不能显现，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到了汉、唐受命，高祖、太宗设置百官的职位，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是当时的士人，并不是向别的时代借取人才。改变任用方式而向他们显示前途，人人就会自我奋发，争相发挥才干；想求将相就能得到将相，想求各部门官员就能得到各部门的人才；想除去弊病，弊病就会革除；想修明政事，政事就能办成。没有求而不得的，没有做而不成功的。由此看来，只在于怎样激励人才、怎样任用人才罢了。汉武帝末年，纲纪大坏，官府的耗损混乱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到了汉宣帝统摄并考核名实，赏罚确实分明，公卿百官都能称职。这样看来，官职并不是不能恢复职责并使官员尽职。隋、唐之际，井田制度废弃已经一千多年，士兵脱离农业也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久的了。天宝以后，将领在军中建立势力，延续了二百多年。到了周代，天子又成为军中建立势力的那种情况。天下的形势受制于骄横的军队，忧患在于军队不能使用，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然而唐太宗能够开设府署、设置卫军，使士兵归于田地；周世宗能够诛杀逃奔军队的将领，于是向四方用兵都能如意。这样看来，士兵并不是不能重新从事耕作并加以使用。唐武宗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已经一千年，人与人相互受到它的教化，家家沉溺其中，户户陷入其中。然而一旦把它废除，接受冠带、重新成为百姓的将近五十万人，竟没有一个人阻拦。这样看来，佛教、道教并不是不能重新归于虚无。魏、唐之间，不过是毛玠、杨绾所造成的形势，然而改变延续千年的奢侈风气，不到一天就见效。这样看来，又何必忧虑制定礼制、节省用度不能实行呢？秦、隋以后，消灭廉耻、冲破文法禁网，社会败坏没有比这个时期更严重的了。然而文帝、太宗一旦改变这种风气，人人就自行敦厚，大臣甚至以谈论别人的过错为耻，百姓甚至不需要频繁动用刑罚。这样看来，又何必忧虑仁义不能施行、风俗不能改变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凡是我想实行的事情，这里只是各自举出一个方面，推崇其中的长处，选择得还不精细，安排得还不详尽；然而也都按照事情大小、深浅而依照相应的计划，已经看到了成效。假如有大有作为的志向，就应当明白先王的法度并加以运用，把笃实地爱好并努力实行的道理放在首位，以此成就教化。这样的学说并不迂腐，这样的道路也容易实行。从前秦国设置以首级计功的科目，把人驱赶到战场上，不是受伤就是死亡；然而士人都纷纷乐于斗争、喜欢作战，这难道只是害怕法令吗？是因为秦国笃实地爱好并努力实行这种制度，用它改变了社会风俗。如今治理国家，不改变百姓的职业，不违背百姓的愿望，所实行的是通常的礼，所做的是通常的道；谨慎安排礼制文饰而尊重其实行，用学校来培养他们，用自身的行动作表率，向他们显示所喜爱的是恻隐、真挚、诚恳的心，这样又有谁不会跟从并受到鼓励呢？况且百姓生来没有见过先王的法度，没有听过先王的教化，却天天习染于今天的风俗，所以不能没有恶行。假如让他们都明明白白地天天看见恭敬节俭的礼节、仁义的施行，清楚知道这些事情容易做到、财物容易满足，也知道上位者所喜爱的正是在这里，那么又为什么不遵循古人的道路呢？能够遇到合适的时代，推行这条道路于天下的，是唐尧、虞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君主，以及皋陶、夔、伯益、后稷、伊尹、太公、周公这些臣子。没有遇到合适的时代，守持这条道路以等待后世的，是孔子、孟子。它的法度已经施行，它的成效已经显现，告诫后人使后人取法它的，是六经。然而士人想要有所作为，言论想说得切实却反而疏远，行动想实行得通达却反而陷入拘泥，于是仿佛不能有所作为，这是为什么呢？从前周朝衰微时，诸子一类的人分散到各个诸侯国，管仲、晏婴、孙武、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人就是这样。诸侯任用他们，有的成就霸业，有的变得强盛；张仪、苏秦的学说甚至导致国家倾覆，但也各自使中原安定了十多年，他们难道没有在一时显现成效吗？然而孔子厌恶他们的局部浅小，曾子以他们的卑下为耻，到了孟子，更加特别忧虑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完全包含爱人的心意，没有达到治理人的根本，没有使教化人的方法醇厚完备，也没有具备防范人的措施。他们做事急迫而只在具体事务上见效，因势压迫而使百姓勉强服从，都是浅薄的；为了迎合诸侯而被任用，怎么可以呢？如果以先王的法度为根本，用教化引导的方法来推行，那么那些做法哪里足以拿来比较呢？

译如今他们的错误本来已经很明显了，并不一定要有超过常人的智慧才能看出来。天下的士人本来都向孔子学习，但想要有所作为的人又不能相信自己，这也是千年以来学者的忧患。为什么呢？世上学习孔子的人，读书而探求治乱的关键，从来没有不知道：天下的治理由于先王之道，天下的乱由于后世的过失。想要在当世有所作为，不如把从孔子那里学到的东西推行出来；有认识的人努力实行它，探究造成治乱的原因，那么对公共事务最为切近，对谋划也最为通达。然而先王之道，有些并不是世俗所能做到的；后世的过失，有些也不是世俗所能去除的。当形势受到上下各方面牵制时，他们不能去除弊病，却又不肯苟且，于是或者疲惫地寻求推进自己的主张，或者乐于看到自己的主张与现实相合而自我降低。于是宁可贬低道理而随从后世的过失，不遵循先王而遵循近世，直到弊病无法胜数。想要治理别人所做的事，反而使自己受其害；想要端正别人，自己反而违背了它；做事急迫，驱迫别人又浅薄，只举出一方面而遗漏另一方面，急于末节而忘记根本，一切都与诸子的作为没有不同，却又进一步编造说法：接近世俗而容易实行的尚且无可奈何，怎么能用迂远的道路呢？唉！这是多么迷惑啊。所做的事情如果方向正确，本来可以挽救它的过失；所实行的事情如果规模宏大，本来可以兼顾它的细节；从来没有所做的事情方向错误而成效反而正确、所实行的事情范围狭小而结果反而宏大的道理。这就是所谓言论想说得切实却反而疏远，行动想实行得通达却反而陷入拘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对根本的道理讲论得不明白，守持得不坚定；那些急切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本来就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假如他们得到君主任用，那么先王的法度，其学说并不高深，其措施非常容易实行，又为什么反而要采用那些做法呢？孔子在周朝末世，守持唐尧、虞舜、三代之王的道路而不苟且；孟子也在孔子之后守持孔子的道路而不苟且。这两个人并不是不想有所作为，而是知道不以先王的法度为根本就不能实行，没有可以施展作为的形势就不能实行；没有可以施展作为的形势，就不能强行使它通达。因此说：“任用我，就实行；不用我，就隐居。”又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退止就退止。他们终身守持这条道路，把它传给后世求学的人，这就是二人的见解不同于众人的地方。所以，乡里的工匠，如果规矩法度和指示规划没有错，不能苟且制作、妄自听从；即使不被世间任用，他的法度仍然存在，技艺仍然精良，这就是天下所称许的工匠。若规矩法度和指示规划已经错误，又苟且制作、妄自听从；即使被世间任用，他的法度已经丧失，技艺已经低劣，这就是天下所鄙视的下等工匠。天下的士人也应当这样守持自己而不苟且，才是天下所称许的善于治理之士；以能同流合污为乐、因迎合他人而自甘卑下的，就是天下所鄙视的卑劣士人。天下真正懂得治理的人，即使不被任用，也不应归咎于他人；天下卑劣的士人，即使有时被任用、有时不被任用，问题始终在自己。士人想学习圣人之道而出仕，如果得到我的话而加以考察，大概就差不多了。〈《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一〉 【刑赏论】《尚书》记载皋陶的话说：“罪行有疑问时，宁可从轻处罚；功劳有疑问时，宁可从重奖赏。”解释者说：刑罚有疑问便从轻，奖赏有疑问便从重，这是忠厚到了极点！有大罪的人，如果刑罚很轻，就未必与罪行相当；有微小功劳的人，如果奖赏很厚，也未必与功劳相当。然而，为什么说这属于忠厚到了极点呢？圣人的治理，从闺门、乡党直到朝廷都有教化，用来引导天下向善，于是有罪的人就容易减少；从小事、近处直到远方和大事都有法度，用来成就天下的事务，于是有功的人就容易增多。凭借圣明深厚美好的德行在上面做君主，凭借道德修养明达的士人在下面担任公卿百官，上下共同修治，穷尽天下人的谋虑；公开听取、全面观察，穷尽天下事情的真伪。在这种时候，人民有罪或有功，主管官吏推究事情的始末来考察事迹，核实虚实来审察实情，然后报告朝廷，加以处罚或颁发奖赏，那么对于得失，难道还有不能彻底弄清的吗？然而到了罪行应否施罚、功劳应否施赏而存在疑问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君臣的才智不足以达到天下人的智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谋虑不能通晓天下的道理，也不是因为他们的观察听闻不能周知天下的事情，更不是因为主管官吏没有穷尽天下人的明察。只是虽有这样的智慧，却不敢据此断定事情果真如此；虽有通达、周详和明察，也不敢自认为已经看清。一定会说：罪行有疑问而处罚过重，那么无罪的人未必能够免罚；功劳有疑问而错失奖赏，那么有功的人未必得到酬报。因此施刑时，宁可从轻，也不敢使刑罚过重；施赏时，宁可从厚，也不敢使有功者失去奖赏。先用完备的教化引导人民，等到他们犯罪时，却如此加以宽恕；先用完备的法度引导人民，等到他们没有功劳时，却如此厚加待遇。可以说这是竭尽心力爱护人民，竭尽道理对待万物；若不是忠厚到了极点，怎么能这样呢？皋陶因此称许舜，舜也凭此治理天下。所以刑罚不必事事精确地与罪行相当，奖赏也不必事事恰好与功劳相当，而天下人受到这种忠厚之风的感化，心悦诚服于这种厚德。因此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错失不合常法的处罚；爱惜生命的德行，广泛地浸润了民心。”这是说，圣人的德行施及人民，并没有别的原因。到了周代治理天下，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武断地把疑罪定为有罪；等到这种政治取得成效，忠厚的教化甚至施行于牛羊，并推广到草木。汉文帝也推行这个意思而减轻刑罚，其流风所及，社会风俗也归于厚道。大概这种做法实行得有深有浅，所以见到的成效有小有大，就是这样。《尚书》的意思难道是凭空说的吗？〈同上〉 ◎策问三篇 【拟试制科王平甫策问一道】

译问：我听说，政治最清明的时代，教化明白而风俗美好，居家的士人都专心于自我修养，出仕的士人都能称职。那时各种制度完备，万事得到治理，所以上下富足，百姓和乐而达到仁厚长寿，恩泽施及鸟兽草木，使它们都能顺遂本性，甚至蛮、夷、戎、狄也无不欣然归附。它是凭借什么方法达到这种境地的呢？如今士人缺少廉耻，迎合苟且的风气盛行，以至于举荐选拔十分弊坏、各种官职尚未整治；上下的财用不能满足需要，百姓贫困窘急而轻易触犯刑罪；鸟兽草木不能完全顺遂其本性，蛮、夷、戎、狄也使防御备战的谋略十分劳苦。如今不能比拟古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只顾事情的末端却想达到根本，拘泥于旧迹却想适应变化，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效法古代而不迂腐，接近现实而不卑下，一定有其中的道理，可以说出来吗？从前孔子谈治理国家说：乘坐商代的车，穿戴周代的礼帽，音乐就采用《韶》舞。如今考察这些事情，还能够在当代恢复吗？如果不能恢复，那么兴起今天的礼乐应当怎样解释呢？诸位大夫，请把这些问题详细陈述出来。〈《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二〉 【策问十四道】问：孔子说：“德行流行开来，比驿站传递命令还快。”孟子也说：“做古代贤人一半的事情，功效必定加倍。”这样说来，采用先王之道治理国家天下，见效难道不快吗？然而又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然后才能达到仁政；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经营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这样看来，积累德行、累积善政，要经过漫长年代、延续多代之后才有成效，又为什么这样迂缓而长久呢？憔悴的百姓盼望恩德，愿意治理天下的君主盼望治理成效，连一个月、一个季度都觉得迟，怎么能够以一世、百年为期限呢？难道是圣人之道广大，施行起来困难吗？还是迟速的不同，是由于所处的时代和遭遇不同呢？诸位，请加以辨析。问：官职用来酬答德行，爵位用来酬答功劳，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如今爵位成了空名器物，凡是有功劳的人本来就用官职来奖赏他们。这样做可以吗？其中也有不可以的地方吗？问：“不合礼的事不去看，不合礼的事不去听，不合礼的话不去说，不合礼的事不去做。”然而，视、听、言、动一概遵循礼，就会有与世俗不合的地方。顺从世俗，自己就会受到扭曲；不合世俗，就会招来怨恨愤怒，甚至有人指指点点地诽谤。诽谤和愤怒不是君子所忧虑的，但君子对于道德，并不只是自己满足而已，还要用它有所作为。如果同世上的人都不合、都不被理解，他还能有所作为吗？这样一来，他所积累的修养小，而对事情造成的危害大了。孟子又说：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是从有利方面说的。如果从有利方面说，那么弯曲八尺而伸直一尺也可以吗？他又说：“使自己受到扭曲的人，没有能够使别人正直的。”按照孟子的意思，也不过是自己坚守信念罢了。那么，君子的道，难道就没有能够缓解诽谤愤怒、适应时势、符合众人心意的方法吗？现在观察孔子、孟子处世的做法，他们也从容周旋，并不是一概与世俗不合。这又是什么道理呢？两位先生难道没有说法吗？请您说明。问：钱这种东西，并不是没有形体、不可看见的东西。它不储藏在国家，就一定储藏在民间；不在民间，就一定在国家；从这里流出，就一定流入那里，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如今国家财政的钱常常不足，民间尤其严重。这种东西难道不是离开人间而沉入泉下了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形呢？如果想使上下的财用都充足，使有无双方的需求都能相通，难道没有办法吗？问：《易经》说：天地之道简约平易。然而说到《乾》卦，却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又说：“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说到《坤》卦，又说：“母马属于大地一类，行走大地没有疆界。”又说：“承顺上天，按照时序运行。”又说：“至为广大的是乾元，万物凭借它获得生命。”最刚健的力量在上面运动而不停息，最柔顺的力量在下面承接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勤劳的呢？它使万物开始、使万物生长，也不能说不繁多；从大的根本说，难道不与所谓“简易”相违背吗？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又说：“简易的善，足以配合至高的德。”又说：“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都能得到。”这又可以归到人事方面吗？请说明其中的所以然，使我得到教诲。问：三王的时代，使用当年收入，剩余的用来防备灾荒。下至汉代，所用的财物也没有增加多少。然而孝文帝时完全把租税放宽、让利给百姓，百姓和国家都有余财。如今的用度同汉代相比本来似乎没有不同，但是租税以外，山林川泽、关卡市场的利益几乎都被取尽了，仍然不足；国家和百姓在平常年份都非常困苦。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办法挽救呢？问：《春秋左氏传》说，晋文公入国时，使百姓得到利益，又用礼义诚信的教化来引导他们，然后才任用他们，一战便成就霸业。能够使百姓得到利益，并进入礼义诚信的教化，圣人治理天下的方法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的吗？然而为什么不说这种道就是王道呢？是因为它的道理本来不同，而解释的人把它说得低下了吗？还是并非如此？想要说明其中的所以然，应当向谁求证才可以呢？王道的根本、末节、深浅又是怎样的呢？问：教化不能充分施及人民，人们说是因为处在职位上的人没有带头实行。想要带头实行，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才可以呢？古代的道理中，哪些接近今天的情形？今天应当从什么事情开始呢？请您说明。问：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安定上层、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孔子这样说，当然没有不对的地方，这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礼乐的功效和美善难道很少吗？但《礼记》却说：“功业成就后制作乐，政事安定后制定礼。”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礼乐不是不足以成就功业、安定政事吗？不然，为什么要等到功业成就、政事安定之后才来做这些小事呢？难道这同孔子的意思不同吗？孟子又说：“现在的音乐就如同古代的音乐。”唐太宗也指着乐声说明悲哀和欢乐，柳宗元又称许孟子。这样看来，所谓制作礼乐，难道不一定要实际去做吗？还是虽要做礼乐，却不是治国的根本呢？自黄帝以来，哪一代制作礼乐而不相沿袭呢？礼乐的根本要义是什么？对于今天讨论礼乐的人，您认为哪一种意见妥当？问：周代从文王、武王到夷王没有多久，治理已经衰败；汉代和唐代也是治理不能胜过动乱。唉！天下处于治理状态的时间为什么这样少，而动乱的次数却如此多？如今本来承接着大弊乱之后，所承接的局面将会更加遥远、更背离周代，还是只能达到汉、唐的水平呢？汉、唐两代，哪一代治理得更好？它们当时的制度，有符合周代的吗？还是都不符合呢？想求得可以在今天实行的办法，难道一点也没有吗？想达到周代盛世那样的局面，请说明其中容易施行、成效也容易看见的道理，以此启发今天。

译问：《乾》卦六爻中从未出现阴，而《坤》卦的体性又不可能是刚健的。然而《系辞》却说：建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既然阴阳、刚柔确实如此，天地应当共同使用它们，那么它们同乾坤又怎样相合呢？又说“兼备三才而各自成两面”。现在的人对于天地的道理，究竟相信并且能够贯通吗？请您熟习这些说法并加以说明。问：伊尹灭亡夏朝而归附商汤。商汤是圣人，知道伊尹值得信任而毫不怀疑，所以任用他为相，商代于是大为治理。后世无穷无尽地歌颂商汤和伊尹。假使商汤虽然是圣人，却得不到伊尹的辅佐，也未必能够有所作为；伊尹虽以天下的重任自任，如果遇不到商汤，也不能实现志向。降而言之，商汤和伊尹以下的历代治理，也没有不是君臣相遇合的；它们的混乱，也没有不是君臣相违背的。君主和臣下本来总是相互需要，但能够彼此契合的为什么这样少呢？怎样才能使君主无不知晓贤才、足以信任而毫不怀疑，使贤臣一定能够在天下实行自己的道呢？世间治乱的根本，不正在这里吗？问：《论语》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个月也就可以有成效，三年便会取得成就。”又说：“如果有圣王出现，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然后才能达到仁政。”又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经营百年，才可以战胜残暴、停止杀戮。这些都是圣人的话，圣人的话理应一致，如今却这样不相合，难道不能考据，难道是记录者妄加的说法吗？还是确实如此？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应当依据什么来使它们一致呢？古代久远的事难以说清，唐太宗到今天却还不算久远。唐太宗治理天下，刚刚三年，人民的财产就都有余；越地到陇地是极其遥远的地方，负责治理那里的人，不携带粮食和兵力也足以无忧；天下审判的案件，一年只有三十人而已，安定太平达到了这样的盛况。“三年有成”这句话，难道不是已经实现了吗？如今治理天下经过几代逐渐积累，然而人民的财产都不足，盗贼有时袭击州县，每年判决的案件以千计；“一代人”“百年”这些期限或许已经超过、接近了，却仍然没有达到安定太平。学习最可贵的地方，难道不只是熟习文章而已；如今这些道理可以实行吗？请您不要说明取得成败的原因，并把它同圣人所说的贯通起来，以告诫当今时代。问：李德裕说：“正道一定要排除邪道，邪道一定会危害正道。”李德裕用这话自述自己固然不对，但他说邪正相争的形势却恰好如此。天下之所以能够治理，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任用或舍弃邪正是否得当；不能治理，也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任用或舍弃邪正时发生了迷惑。君主没有不想治理好的，然而陷入迷惑的情形，不是始终存在，就是间或存在；始终如此的情况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间或出现的情况则可以告诫他。天下这样广大，施行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不止一件；群臣这样众多，他们的言论和行为也不是一个样子。邪正最终归属，凭什么能够知道而不受迷惑呢？难道圣人和贤人不说，学习的人就不能知道吗？〈同上〉 【策问一十道】《乾》卦的九二、九五都说“利于见大人”；《屯》卦的六二、上六都说“乘马班如”；《归妹》《泰》的六五都说“帝乙归妹”；《损》的六五、《益》的六二都说“有人增益于他，价值十朋的龟”；《履》的六三说“眼睛有眚却能看见，跛脚却能行走”，而《归妹》初九说“跛脚却能行走”，九二说“眼睛有眚却能看见”；《既济》初九说“拖着车轮，沾湿了尾巴”，而《未济》初六说“沾湿了尾巴”，九二说“拖着车轮”。有的卦有离卦的象，却多说适宜审理诉讼；有的卦有巽卦的象，却多说“利于渡过大河”。所有这些卦辞，有的分离，有的合并；有的相同，有的不同；各自的卦象都有所联系，各自的含义都有适当之处。这是研究《易》的学者应当尽心的地方，应当辨明其中的宗旨，并把它写在篇章中。问：孔子说：“立志于道，据守于德，依靠于仁，游习于六艺。”老子说：“失去了道然后才有德，失去了德然后才有仁，失去了仁然后才有义。”韩愈说：“道和德是空泛的位名，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老子、韩愈是否各自把从圣人那里得到的理解建立成一家之言呢？还是他们有所激愤抗争，所以话不得不这样说呢？或者，他们最终的归宿其实同孔子的意思并不相反呢？请辨析这两位先生的得失，并推究孔子的意思；这四个概念各自所说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请全部写出回答。问：二帝三王治理天下，难道不就是寻求人才、开通言路、运用赏罚、明确好恶吗？他们当时治理得大好，后世直到今天都称颂他们。如今辨别贤能与不肖，在朝廷上任用或罢退，没有一个士人被遗落在下面；扩大进谏的渠道，使君主的视听明察，没有一句话不能上达；惩罚罪过、奖赏功劳，以体现惩戒和劝勉的意思，没有一件事不处理得适宜；喜好善行而憎恶恶行，以彰明教化的方法，没有一件事采取行动而不求恰当。这同古代治理天下的方法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然而如今的治理还不足以达到二帝三王的盛况，这是什么原因呢？请说明。问：韩愈说：“我读了孟轲的书，然后知道孔子的道尊贵；读到扬雄、荀卿的书，又更加尊重孟子，认为这两个人都是圣人的门徒。”然而如今世上的学者，喜欢诋毁贬低这三个人学说的很多。三人果真背离了道，而韩愈的说法又超过了事实吗？还是今天的学者没有通晓三人的学说，却喜欢争辩而妄加议论呢？如果三人的学说并不背离大道，韩愈的评价也不过分，而今天的学者都以为自己是对的，这难道不会危害社会、扰乱圣人的道吗？想使他们通晓三人的学说，却用他们喜好辞辩、妄加议论的心，难道能够真正通晓吗？从古到今，百家学说很多，其中也有可以取用的吗？还是全都没有可取之处？圣人之所以能够自得而不同于百家，在经书中是怎样说的？百家之所以有所失而不合于圣人，在经书中又是怎样说的？三人的著作尤其厌恶百家之学，又是为什么呢？请说明其中的原因。问：《中庸》说：“君子尊崇德性而以问学为道路，达到广大而穷尽精微，达到极高明而归于中庸。”您学习礼法，请能够说明这六句话的含义，并把它写在篇章中。问：如今选举天下的士人，实行间年举行的制度来收纳被遗漏、滞留的人才，制定保举、推行的法令来革除骜悖，修订土著任用的法令来止息奸诈妄行。设置策问考试，使通晓治乱根本的人能够充分陈述自己的见解；设置明经科，使通晓圣人旨意的人能够申明自己的学业。您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天下的贤能人才，并改变近世的风俗吗？

译问：六经的著作，从太极以来直到天地、人神、事物的变化，远近、大小、隐微、显著的界限，以及各种异同的意义，无不完备；但它的要旨，只在于使学者懂得顺应性命的道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尽到天地鬼神所宜，并使万物顺遂其本性而已。然而六经的言说并不一致，它的意旨很难明白。如今想听听从太极以来直到天地鬼神的层面，以及学者顺应性命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的要旨在哪里；至于治理国家天下，其根本和枝末、先后次序如何；尽到天地鬼神所宜、使万物顺遂本性的办法是什么。这是学者的职责，请不要致力于空泛的言辞，而要依据经书的言语，按照其中远近、大小、隐微、显著的意义和异同的说法来回答。问：《尚书》说：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肃，柔顺而有立场，谨慎而恭敬，刚强却不暴虐，简约却不傲慢。又说：神灵和人类因此和谐，祖先也来临享受祭祀。又说：鸟兽步履整齐，百兽跟随起舞，凤凰前来呈现祥瑞。《礼记》说：国君没有特殊原因，不撤去钟磬；士没有特殊原因，不撤去琴瑟。又说：功业成就后制作音乐，政事同季节一同运行，名声同功业相称。又说：懂得礼乐内在情实的人能够制作礼乐，懂得礼乐外在形式的人能够传述礼乐。孔子说：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如今的音乐同古代的音乐一样。礼乐、刑罚、政令都是治理天下的工具，而自有虞氏以来，教导人民一定以音乐为根本，这是什么原因呢？它挽救人的本性，使人正直温和、宽厚严肃、柔顺有立场、谨慎恭敬，使刚强简约的人不暴虐、不傲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钟磬琴瑟没有特殊原因就不能撤去，那么音乐的紧要竟到了这种程度吗？“功成作乐，事与时并，名与功偕”，这样看来，音乐只是用来象征功德罢了；至于它使风气转变、习俗更新，以至于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甚至使飞禽走兽等无知之物也无不受到教化，这种感应出自政治达到极盛时的境界，音乐只是把这种功德文饰表现出来吗？还是产生感应的并非别的原因，本来就在于音乐本身呢？如果想要制作礼乐，那么古代可以考察的礼乐实情，哪些接近今天？如果想要传述礼乐，那么礼乐形式中哪些适合今天采用？孟子认为古今音乐相同，这同经书相合吗？请您务必探究其中的意义，并各自依据经书的言语来说明。问：《诗经》的序说：太平时代的君子能够长久培育人才，天下人就会为此喜悦快乐。《孟子》也说：得到天下的英才而教育他们，是人生的一大快乐。如今的君子有长期培育人才的条件，而又有这种志向的，本来就很少。有了这种志向，却因为士人难以识别，便用文辞来提拔他们，而不以义理为根本，那么浮华、扰乱实际的人和险怪、扰乱正道的人就会得到取用，这不是有害于道吗？如果用行为和道义来提拔他们，却以义理为根本，那么繁琐礼节、粉饰外貌的人和喜好奇异、以诡异取悦众人的人就会得到取用，这不是有害于道吗？培育人才，本来是要长久养成、成就人才，用来劝勉天下、改变风俗。如今危害竟然如此，明知沉溺于浮华值得忧虑，却宁可提拔繁礼饰貌、喜好奇异的人，希望其中或许有激励作用，并侥幸其中有真实才能，这样做可以吗？还是仍然不可以呢？古代君子长期培育人才而能以义理为根本，其中的要旨和应有的做法是什么，请全部写出回答。〈《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三。本篇题作“一十道”，疑有误。〉 ◎表五篇 【代上皇帝表】臣私下认为，圣上的心遍及万物，至公的道理不隐瞒任何人的实情，因此我这一点诚挚的私情，才敢冒昧地上疏陈露。臣伏念自己在郎官中任职时，曾经持使节参与省中事务，计算下来，都是陛下从众多流品中选拔出来、提拔授予官职的。后来恰逢潭州缺少长官，蒙圣恩让臣出任潭州知州。任职一年多后，蒙派龙图阁直学士刘某来接替臣，但他尚未赴朝参见，臣便改调到如今所领的郡。臣在这两处治所，都奉行陛下宽仁的教化，抚慰官吏百姓。凡是审理狱讼，从不专听属吏，必定亲自经手，查得实情、符合刑法后，才敢裁决。至于督促赋税、确定徭役，也都一一办理，没有违背簿书和朝廷会计。在潭州时，每天查阅买茶调配之事，计算钱帛以补助大农寺的用度，前后累计达数万。如今任职期间，设置场务和冶炼机构，采取得到金属货币，也达到二千余两。漕运发送多年积存的粮食，数目超过二十万石，从本郡高源处运出，经水路到洪州，便于转运。又对于军营屯驻之处，铠甲兵器的储备都命令修缮，没有缺失。臣的计谋虽然拙劣，但所取得的成效也算勤勉。臣又伏思，臣从前所任的潭州，在三湘之地是一个都会，朝廷选择知州时，不把它同三司判官、转运使的差遣等同看待。如今在临川，不过是江外的一个支郡，同旧任大不相同。臣心中哪里敢有所不足呢？然而在陛下政治最清明的朝廷，从来不轻易退黜一个士人，因此臣曾经上奏陈述，再次冒渎圣上的慈恩，请求以臣两次任职为依据：庆历二年五月任知潭州，直到如今的任期，合计年月，调往荆湖北路；这一次差遣，或许赐臣以替代之任，允许臣到朝廷来。蝼蚁一般的诚心，还没有得到省察答复，臣便斗胆再次冒犯陛下的车旒；如果不是陛下哀怜并挂念臣，臣即使终身也还有什么希望呢。况且臣的天性愚钝蒙昧，才能也没有什么特别；自从束发做官，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只以清苦自守，以忠诚勤勉自我勉励，从来不敢有片刻懈怠，也没有丝毫过失，所以在官员行列中，确实因这些品行得到众人的称许。臣不敢欺骗天听，如果能够获准所请求之事，今后再懒惰懈怠，那么臣这种草野之人即使死一万次也足以赎罪。伏愿陛下如日月般的光照，能够下及幽微之处；如天地般的仁德，平等施及万物。只要考察臣的言辞而体察臣的心意，一定会明察并怜悯臣。〈《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四〉 【谢历日表】观察天象、察验变化，北斗的斗柄和衡星开始在东方运行；颁布朔日、授予百姓历法，天下都归于正统。臣诚欢诚庆，叩头叩头。伏惟皇帝陛下以法度治理风俗，向上天寻求正道。考察《春秋》所载，重新重视建元而守持正道；考察伏羲氏的《易》，重视治理历法来明确时令。纵观精微奥妙的根源，周密安排盈亏消长的数理。将要把和谐之气布于宫阙，立即把诏令颁发给诸侯国。日月星辰，谨慎遵守四时交会；教化条文和正朔，希望同万国之心相合。即使是遥远的封疆，也蒙受宠赐。臣怎敢不奉行天意，敬重并顺应人的时令，把它告知宗庙而作为发布号令的凭据，昭示百姓而作为农桑事务的依据，以报答宏大的造化之恩，希望不至于尸位误职。〈同上〉 【福州谢上】

译在朝廷任职，又分掌符节督理州府。承蒙陛下收纳怜悯之恩俯临臣身，臣昏昧闭塞，哪里承受得起。〈中谢。〉臣伏念自己坚守拙朴愚钝，常存安静退让之心。正当群才竞相显露时，从未粉饰浅薄技艺来打动别人；当众人争先时，也从未说出斥责的话来争辩。每每甘居驽钝，已经难以迎合掌握权势的人。多次更换任期，常常从京外调往更远之处。四次临任州部，从未等到替代者回来。如今才从翰林书林升入内阁，守任福唐的疆略，总领瓯越的军队。这样既能照料天伦，又能改变藩镇的服色。回头反省兄弟的鄙陋，臣最处在疏远卑贱之中。承蒙超过限度的错误宠爱，哪里是捐弃生命所能报答的。然而臣有幸领取微薄俸禄，能够奉养偏居一处的母亲。臣的弟弟既然已经远嫁到边远之地，那么臣本来应当辞去远方的任役。既然这是人情所应当体念的，何况又是长期实行的法令呢？臣冒昧陈露恳切之情，请求恩旨。臣很明白侍奉君主的道义，怎敢忘记奔走奉命的恭敬。侯吏刚刚到来，臣便乘轻车迅速出发。白发老母，身患久病而向北归去；多难余生，臣割舍私人的恩情而向南赴任。牵衣辞别，哭泣着分道奔驰。估计音信往来，几乎相隔万里；阻隔了早晚定省，各自处在天涯。这足以感动旁人，何况亲逢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臣虽是草野中的微弱之身，常常依赖陛下乐育万物的仁恩；臣如犬马般微薄的感情，终究希望蒙受曲意成全的恩赐。只是臣身世孤苦，缺少伴侣，断绝了先后相继侍奉亲人的机会。如果臣不亲自上奏让陛下知道，谁肯替臣说话呢？再想到臣抚临境内，慰劳询问民间疾苦，百姓都安居于太平之中，只是遵行圣明诏令。那么臣本来就惭愧于尸位领取俸禄，也难以报答陛下的宠爱恩灵。这一切都出于过分的恩典，才使臣冒昧处在此任。这都是因为恭逢皇帝陛下天性多才，盛大德行日益更新。恭敬圣明神睿的资质，又能兼容小的善行；登临四海的极位，又能通达下情。对于隐微怜恤的心意，难道会隔绝孤独平常之人的踪迹吗？臣怎敢不发誓竭尽劳苦，早晚都不懈怠；安慰海疆偏远荒僻之地，布施宽大仁厚的德音。承受流布的恩泽和宠信任用，正要自行效力奔走；以愚诚反哺，仍希望蒙受怜悯体恤。〈同上〉 【谢实录院赐研纸笔墨表】阴山坚硬石中的璞玉，易水芳香松木制成的烟墨；精美绚丽、光彩照人，如水中苔藓般的质地；圆润和美、方正耿直，如秋兔毛般的笔毫。〈《群书校补》〉 【圣节进绢表】上天降生德化，使天下归附；正值陛下承载养育万民的时节，臣谨献上祈求无疆的福祚。前面所列的物品，只是草野土产中的微末之物，用来参与竹篚贡品的余数。臣远守蛮荆，不能参与入朝庭觐的会集；仰望宫阙，只期望陛下获得长寿不衰的吉祥。〈同上〉 ◎书七篇 【上欧阳龙图】某叩头再拜启：自从拜别以后，我的心焦渴得如同饥渴之人见不到饮食，至今已经三年了。得到前年秋天您所赐的书信，后来不久听说您出任外职，想写一封信来表达诚挚的心意，却又因自己的罪过祸患而耽搁。那年冬天祖母离开居所去世，我在悲痛摧折之余，仅存一息；到去年秋天又奉送祖母、亡母下葬。南丰贫困卑贱，只能乞求资财来办事，所以常常奔走道路，没有片刻闲暇实现自己的愿望。又想在安葬祖母后到您身边一次，稍稍慰藉自己的心愿，但从去年夏天起便染病，到冬天病势更加严重，直到如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既不能远行，也未能实现心愿。像我这样迟钝拙劣的人，谋划事情多半如此，何况想做其他事呢？然而我的心也从未离开您的门下。难道不正是因为我资质愚蒙，举止言语同世俗多有违背，嫉妒、怨恨和诽谤我的人很多，而只有大贤对我的知遇最深，想成全我这点微小心愿吗？实在是因为我一向对古代君子的道有所志向，忘记力量不足而趋向它；想在今天寻找古代君子之道作为依归，除了您的门下还能到哪里去呢？所以没有一天不在您的门下。不知道您是否能够体察并谅解我的心意？春暖之时，伏愿尊侯万福，谨慎起居饮食，以保全福禄。这是嗷嗷待哺百姓的希望，也是我愚陋仰慕的愿望，实在无法尽述。祖母、亡母的墓志铭，冒昧寄上一本，幸望您垂览。〈《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五〉 【答蔡正言】某叩头再拜启：孟秋时节仍然炎热，伏惟知府、正言、学士尊体起居万福。五月中旬，恭敬收到您赐下的亲笔信，反复奖勉爱护，且每天不断策励我，一定要达到世间骏马所不能到达的地方。我的才质极其低下，不能担当这样的期望，实在担心您对我的期许过高，不知道该惭愧还是恐惧。您自己说在闽地任职，对自身没有什么不如意，确实如来信所说；然而您平素对自己的要求，以及人们对您的期望，本来就不只是这样，这正是我内心诚挚忧虑的地方。您最后说：自从任州以来，自己领取俸禄却空占职位，早晚都因此自责，这确实是事理所应当如此。古代以道侍奉君主的人，不能相合就离去；比如在鲁国，便离开鲁国前往卫国；在卫国，又可以离开前往晋国、秦国，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离开本国，回到故里也可以。如今以道侍奉君主的人，不能相合便离去，却没有地方可去；回乡又没有可以依托的地方，这使贤者还能归向哪里呢？离开朝廷就到州郡，在州郡也各自守住自己的职责，不空领俸禄，这也是自处得宜；同古人所说肩负大任的人，虽然踪迹不同，道理难道有不同吗？所以说，确实是事理所应当如此。从南方出来的人，也人人称赞您的治理，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这本来不值得议论；他们只知道把您在这里施行的办法用于这里很合适，却不知道把它施用于天下也无不合适；只是天下有牵制、难以施行，所以难以看见这一点，这正是他们不知道的地方。何况这里难道能够完全没有牵制，使您全部的才能都施展出来吗？即使只按照文章法式来做，也已经足以超出当世众人，何况充分发挥您的心意呢？这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使憔悴困苦的人每天抬头企望罢了。〈同上〉 【上王转运】某启：臣伏念自己秉性朴拙愚钝，同当时风气不合，竭力寻求圣人之道，苦心经营，日夜不息；每当看见义理所当然的事情，便推而实行，从未求取别人相信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办法使别人相信。这样做的时间越久，处境越困穷，却从不在心中后悔。家中贫穷，父母年老，吃饭的人仅三十口；四海如此广大，臣却没有一寸土地、一间狭屋可以自立，确实是世上的穷困之人，处境可以说有难以忍受的忧患。臣隐居草野，本不敢希望有人顾念自己；没想到执事听闻广远，竟知道臣的姓名，召来并抚慰臣，诚意周到。每次亲临见臣，从没有不以优厚礼节相待的，这不是当今官员对待卑贱士人、对待后进之人通常所做的事。您爱护臣，急切地担忧臣的衣食不足以奉养双亲，便谋划救济臣；又殷勤地希望成就臣的才能，便在朝廷公开称扬臣，使臣得以显达。凡是您的恩赐能够施及臣的事情，无不替臣做到，臣哪里足以承受这样的恩德。

译真正怀抱道德的人，果断地自我守持，不肯妄自求取于人；即使别人了解自己而不合自己的心意，也确实不肯迎合。可是世上所谓彼此知己的人，都把自我炫耀修饰当作能事，把勤于候访、请托、致谢当作适宜；他们距离自守而不肯妄自求人的做法，实在很远。幸而得到别人看顾一次，便恭敬奔走着去拜访，只怕不合对方心意；小心急切地奔忙，只怕落在后面。他们距离不合己意便不肯迎合，也同样很远。然而世上所谓彼此知己的人，能够得到同自己并肩的人；而真正怀抱道德的人，能遇到这样的人却没有几个。如今执事所管辖的三州四军之地，四面各有数千里；属吏有数百人，平民士子把自己的学业和才干带到您门下，衣襟相接，足迹相连。他们谁不想在您面前施展才能，可是您还没有顾及到他们。唯独臣蒙受您首先提拔，而臣过去从未到过您的门下，才华从未自我炫耀，礼数上从未经营候访、致谢和请托；这可以说没有失去自守的操守了。至于对臣的任用和升退，又完全合乎义理，使臣的内心不受扰乱，也不辜负自己的所学；这可以说没有一件事不是臣所愿意的了。这样看来，臣在道德上的修养虽然浅薄，但向四方称说，大家都会说执事以道义对待曾某，而曾某接受执事的待遇，也没有一处违背道义，这样臣就可以无愧了。四方听到这件事的人会说：像臣这样的人尚且如此，何况道德修养更深的人呢？那么这对世间的补益难道少吗？这也彰明了执事公正地进用善人的心意，证明您勤勉守职、专心国家，难道不盛大吗？至于臣，谋划报答您的心意，怎敢不称述您待人的道义呢！〈同上〉 【上王刑部】使者到来，恭敬收到您赐下的书信，反复诵读，欢喜、惊悸、惭愧和感动交织在一起，难以用言语相比拟。臣私下深思，前代显贵官员享有厚禄，却能同平民出身、身穿布衣的士子应答唱和，像同自己地位相当的人交往一样；这样可以使上下、先后之间情意相通融洽，使四方之人都知道道德值得尊重、节操品行能够通达。到了近世，公卿大夫所习惯的事情却全不是这样，而士人急切求进，仍然奔走钻营；只有卓然自重的人才甘心退处，不肯屈身。风俗教化的衰灭，竟然到了这种程度；道德和节操品行的低贱衰落，也到了这种程度。承蒙执事卓然挺立于众人见解之上，援引古道，亲自实行；您所赐予的恩遇，又蒙臣得以承当，实在是耳目之间很少曾有的事情。只是臣愚昧蒙昧，哪里承受得起您这样指示并寄予重任的心意？确实如来信所说，然而如今分掌州部的使者，没有人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而竭力实行；把它作为责任并竭力实行，又只有执事一人体现出来。这可以说不是只随便知道它，也确实亲自践履它；这种魁伟卓异的美德，凛然真实地存在于您的门墙之下。至于您的奖励之意，实在恐怕您对我的期望过高；但我怎敢不佩服您、以您为法式，勇于自我效力，来谋求报答和补益呢？〈同上〉 【上王刑部】今天从州中官吏那里得知，恭敬地听说您调任河北使者。我私下认为，江陵之地确实是楚国的故土，巴蜀、瓯越、三吴等地来往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因此成为一郡的交通汇聚之处。这里山川的优美，大概历代都曾在此用兵，其中吴、蜀、魏三国尤其反复争夺。宋朝统一天下以后，王师平定高继冲，直到使孟昶投降、平定周保权，也都从这里出兵。这里人才秀美、风物优雅，还有屈原、宋玉、王粲、祢衡等人的辞赋歌咏流传。建置旄节而出任使者，专门治理这片土地，所受到的倚重以及为官的乐趣，哪里是小事呢？然而若从具体事务和处境来说，却还不值得庆贺。实在是因为您的才干、力量和地位声望，应该在当今得到进一步任用，不应只任职于此地。有人或许认为蛮人反叛，南方正在用兵，湖北又与之相邻，应该选择合适的人安抚治理，所以把这件事交给您。假如确有这样的议论，也应当出自朝廷，我愚昧无从得知，不敢凭空断定。我所敢于私下思量的是：人只担心才干不足以施展，或没有机会施展，难道会因为职位在彼此之间有大小不同就有所选择吗？您的心意想来也应当如此，只管竭尽自己的力量、充实自己的职责罢了，难道会因为职位大小而动摇自己的心意吗？这本来就是您所应做的事。秋日寒冷，您跋涉道路，身体还好吗？只愿您好好保养，注意睡眠饮食。承蒙您深厚的顾念，我仰望门下，只因疾病缠身，不能赶去送行，内心依恋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代人上州牧】阁下到任以后，施行政事本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与州中百姓一同饮食、休息、耕作，凡是有所依赖于上级的，都是阁下的恩赐。可是我在这个时候又无法把自己的情况向铨选部门说明，必须得到州府的文书作为明确凭据，然后才能取得公家的信任，在家中获得俸禄；至于公文屡次烦劳您的耳目，这样看来，身为下属而能得到您的庇护，实在不能说是不幸，您给予的庇护也不能说不深厚。然而我从未敢到屏门之内、望见宴席的末座，难道是因为怠惰而造成失职吗？只是我被定罪废弃已经很久，不敢把自己列入士大夫的交游之中；身处孤危境地，本来就很少再追逐人情往来的好处。退居自守，只想反省自己，以弥补将来。所依赖的，是至仁之人以余光照察我，并宽恕我的不足。如今忽然到了年末，迫近将要西行，而公文还没有送到，按理应当自己请求，所以不再回避冒犯、烦扰您的罪过，借此略述自己的诚恳心意。恭敬地希望您治理百姓，重视不失去任何一个人，宽恕我迟慢松弛的罪过，怜悯我困顿失意的处境；对于公文往来不吝烦劳，对于拜见求谒也不强求我亲自到达。这样既完成公事上的议论，也能安慰我的私心。【局事多暇帖】局中事务多有闲暇，行动起居都还安好吧。离开以后，失去了聆听教诲的益处，忽忽之间已经三年之久。您处在偏远困苦的地方，每天都被繁冗的吏事搅扰，哪里会有快乐的心情呢？离开接受替代的日期虽然已经很近了，但接任的人一直寂然没有消息，也只能早晚翘首盼望。果真能够摆脱旷废懈怠的处境，实在是贤者的力量。夏秋交替之际，我将经过府下，因而前来向您致谢，希望能够稍尽万一。其余只愿您顺应时令，珍重身体，早日得到召用提升。偶然有便，专此问候，不一一详说。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奏状一篇 【论常平三等粜籴斛斗不便状】

译本州查核到，先前奉本路提刑司公文，转奉司农寺公文，转奉熙宁元年六月九日中书札子节文，委托各路提刑司下达州、军、监、县，命各地分别上报十五年以来斛斗的价格，分为平价、贵价、贱价三等，列明后奏报，仍请求交付司农寺置簿抄录。遇到州县斛斗价格贱时，就收购入仓；价格贵时，就出售粜出；平价时则收购和出售都停止。每逢应当粜籴，就令所在州军及时施行，并将价格详细申报提刑司。本州承奉诏令，已经查核出十五年间斛斗的价格例，分为平价、贵价、贱价三等，每斗钱数已于熙宁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列明具状奏报完毕。本州又查核各年每到秋收时节，根据现有收购入常平仓的米钱，估定市场上适中的实际时价，收购斛斗，储存管理，以备将来物价昂贵时出售，救济饥民。自今年春夏以来，城乡米价上涨，百姓难以为食，已经依照条例，在州城和外县镇委派官员设置场所，出售常平仓米救济，直到现在总共已出售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一硕，收存钱款，以备秋收时依例收购斛斗，准备来年春夏米价暴涨时出售，以救济饥饿死亡的人。如今司农寺请求把价格分为平、贵、贱三等，贵价时出售、贱价时收购，平价时停止粜籴。本州上述年间的价格，贵价每斗七十五文，平价七十文，贱价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假如今年秋天米价高于所定的贱价，每斗达到六十四五文以上，就按照上条规定不应收购；如果每斗达到七十文，就停止粜籴。由于本州如今已经大量收购斛斗，州城及各县城乡所缺少的常平仓米，如果不及时收购储存，恐怕明年春夏正值民间缺粮之时，官府没有米可以出售救济，百姓就会失去生计。本州又查核编敕节文：常平仓斛斗若逢丰年物价低，就在市场价格之上加钱收购；如果年成不好物价昂贵，就斟酌市场实际价格，酌情减钱出售，不得亏损原来收购的价格。又有条文规定，常平仓斛斗每年约定应收购的数目，遇到秋冬斛斗价格平稳时，应广泛筹划收购。由于本州今年秋季收购斛斗的时节已近，恐怕筹划安排失时，另外造成误事。恭请朝廷明察，早日下达诏令，允许依照旧有条文施行。贴黄：我恭敬地详察旧法，只根据时价的好坏，收聚或散发天下的粮食，并不制定一成不变的制度，可以说约束的条文非常简明，而统筹安排的用意非常周密。如今的新法一定要取十五年间州县开仓、乡聚漕运的情况，要求同时出售，每斗定价七十五钱；所出售的粮食将近五万硕，用来平抑已经上涨的价格，救济吃粮困难的人。我私下认为，圣上的恩德极其深厚，这可以说是不变的良法。如今出售将近五万硕粮食所得的钱，临近冬季收成时正应当广泛收购，以准备将来的灾患；如果拘泥于平价而不收购，或者拘泥于贱价而不出售，使仓库中积存着不能运用的钱，而粮仓里却没有储粮，用来考虑隐微的祸患，难道不是有所欠缺吗？假使来年万一有水旱灾害，不知将凭什么救济呢？这正是做官的人不敢坐视而安然不管的原因。恭请圣上裁择，幸而听从旧法，不要被新制度拘束，使偏远地方的人也普遍蒙受皇上的恩赐，这实在是天下的幸事。◎启五篇 【代上张学士】天下人共同称道阁下的才干，您正直的节操在朝廷上显现，廉洁退让的品行又得到上下称许，已经很久了。等到您持节旄分镇一方、出任使者时，正值国家经费广泛开支、各路争相提出办法来求取余财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之际，阁下却正为百姓的困穷而忧伤，厌恶庸俗官吏的刻薄，只以出入期会中通常奉行贡赋的事务，以及兼理官务、广施仁爱的政令，施加于绵延数千里的百姓身上。您能明辨轻重和利害，心胸哪里会狭小呢？因此天下士人不顾江海山陆的遥远道路，也不顾自我进身的嫌疑，而把争相归附阁下当作要务，实在是因为正义所在之处，就是天下人向往的地方。何况十州十县的土地上，百位办事官员能够亲身得到您的考察，他们欣然依附又会怎样呢？阁下又不因为地位尊贵、权势显赫而难以屈身待人，反而接纳四面八方来进见的人，所以自行归附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欣然依附的人也一天比一天集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去除小的恶行，大的恶行就会有所畏惧；举荐小的善行，众多的善行就会兴起。这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大概是人的常情：认为上位者对于善恶的区别，连细小之处都不遗漏，何况大的、远大的方面呢？即使如此，去除恶行以制止恶行，还不如举荐善行来激励善行，使人自己趋向善道；这样，不作恶的效果就比单纯禁止恶行更好。如今使者所应做的事，应该不会对此毫无考虑；吴越之大，具有小善的资质、处在可以被举荐的形势中的官吏，难道会没有吗？像我这样微末的人，能够让姓名传达到阁下那里，以及我竭尽心力办事、蒙受执事者的见识，并曾经得到您一句奖誉，已经很久了。我为人不善于办事，只是因为先世的缘故，得以享受俸禄的恩赐，又借助举荐者的话而暂时治理此县；我早晚自我激励的地方，就是县中百姓的曲直损益、阻止和劝勉、废除和设置的适宜，以及赋税征发、出入往来的要务，我从未敢不尽心办理。道理所在，只怕自己不能通达；一旦通达了，从未敢不遵循。道理所不容的地方，只怕自己不能通达；一旦通达了，从未敢不避开。这样自我勉强振作，虽不足以说是美好，但始终差不多没有大的荒废，也算是我这种鄙陋之人竭尽力量的极限了。恭敬地想来，执事者尊贵而听览深远，对于这些事情想必已经有所察知。然而我命运不偶然，一旦做官，饥寒交迫地奔走了十多年，虽然多次承蒙有关部门曲意荐举，但我的困穷终究没有改变。如今有幸遇到阁下的仁厚，曾经承蒙您格外顾念；如果还不前来进言，那就只是自我放弃罢了。实在是因为阁下的才干和德行，天下人都认为应当在朝廷受到重用，而不应久困于这一方。假如有一天您离开这里，坐在朝廷廊庙之上，正要治理天下、谋划大事，那么像我这样卑微的人，或许就没有时间顾及了；这样一来，我的困穷就没有人来振拔了。恭请您体察我倾心归附的情意，察看我竭尽力量所取得的成效，怜悯我处境如此，成全您一句奖誉，允许我这点小善得到进用。这样难道只是我这个孤陋之人的幸运吗？也可以让四方听闻此事，说像我这样的人尚且没有被门下抛弃，那么劝勉众善一定将从这里开始。只希望阁下留意。【贺正字启】

译奉读诏书，晋升进入册府，恭敬地表示庆贺和慰问。私下认为，某官才质秀异峻拔，见识气度深厚冲和，具有足以光耀国家的美善文章，深深抱有研治经书的长久学问。一人感叹奇异，钦佩您与司马相如处于同一时代；众多士人推许您为先，敬服您像桓荣那样精通古学。果然符合当时的声望，特意受到朝廷恩宠。您将负责流马、木牛一类运输，为京城的费用提供帮助；进入金匮石室，终于可以阅览广内的藏书。我私下认为，这样的恩宠品秩，是进入显要仕途的开始。期待您升入法从之列，以符合众人的共同意见。我得以身在您的下风，侧耳听闻诏命。如今分符镇守海边偏远之地，幸而依靠您德泽的余荫；又将值宿书林，更得以托身于才俊交游的末席。我的欣庆之情，哪里能够一一陈说。【贺方正字启】蒙召入宫应对，升任清贵的内阁职位。皇上的恩宠优厚而异乎寻常，贤能的事业光明显达。国家以典章文教为重，宫中藏书之地崇尚文章。敞开蓬瀛之馆来招纳俊才，并不只是把图书事务托付给您，实际上是把您作为宰辅的储备人才。职位只系于才能，并不拘泥于官阶。凡是承受这种精妙选拔的人，都确实可以称为清流。恭敬地认为，某官早已享有英俊的声誉，一向被推为深奥博学之士。在金门射策时，风采震动诸位公卿；在玉殿发表正直言论时，议论使明主有所启发。黄榜墨迹尚未干，身影已经升入青云。难道钻研古学会没有功效吗？正应当有辅佐君主的才能。侧耳听闻新的任命，远远慰藉了我的私心。还没有来得及修具道贺的礼仪，您却忽然屈尊先来问候。您的谦逊勤勉更加深厚，我承受感佩之情哪里能够胜任。【与俞叔通教授】承蒙您文章才华极为丰盛，按理说参加当今的科举选拔应当无不合格；可是竟然这样长期滞留，这实在是我浅陋迟钝所不能理解的。因临行迫促，不能前来迎接，谨奉此启表达谢意。【贺秦龙学除帅启】恭敬地听说您晋入内阁，任职于中枢，显赫的美名令人肃然，众人无不信服。恭贺某官智慧周遍、超出常人，见识总能先于事机。您通达疏朗、善于变通的才干，早已得到朝廷舆论的推重；英俊奇伟而敦厚的气质，确实继承了家族的声望。想当初在先朝开辟疆土之初，正值您宣劳效力之时，您总理国家赋税，已经超过三年；代理统领帅权，名声遍及各路。山川形势都不出于您的指顾之间，草木也早已熟知您的威名。所以一旦得到授钺出镇的荣耀，全军都遗憾您登坛统帅太晚。幕府虽然依旧，号令却焕然一新。我长期惭愧于疏陋愚昧，久已蒙受您的奖掖，妄想借此功名机会，耻于只专事文字之间。倘若您允许我充任属官，我就能加入西河之士的行列；即使只能执笔，也愿前往为瀚海之师铭功。仰望赞颂之情更加深厚，真诚的心意无法穷尽。◎序一篇 【喜似赠黄生序】五年前，我在洪州为介卿送别。黄生当时十四五岁，在船中往来于我们两人之间，与众童子没有什么不同。当时他跟随介卿到了淮南，回来的人都只说黄生聪敏而勤奋，从此黄生的才能渐渐为人所知。到介卿门下的人回来后，无不喜爱黄生的为人，又惊异于他学业的进步。介卿写信给黄生的亲人，也很快对他大加称赞。于是黄生的乡里人都赞叹他善于自我成就，又敬畏并仰慕他。他的祖父虽然已经年老，母亲虽然长期守寡，听说黄生进步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相隔千里之外，也仿佛早晚侍奉在他身旁；虽然一年只有三四次书信往来，也仿佛早晚同他谈论上下。还不只是这样，他们的喜悦大概超过了早晚侍奉在他身旁、早晚同他谈论。为什么呢？黄生在家时与众童子没有不同，一出门便得到大贤作为自己的依归，于是凭借才干闻名于世；作为他的祖父和母亲，难道能不特别高兴吗？难道不胜过早晚侍奉在他身旁、早晚同他谈论吗？我听说这件事，也非常高兴。我从洪州回来以后，虽然身体离开了介卿身边，心里却焦急牵挂，饮食、休息、坐卧、行动，没有片刻不在想念介卿。有人从介卿门下到来，即使是奴仆卑贱之人，我也没有不反复详细询问介卿的起居状况和所作所为；得知他所施行的事情，即使是小事也全都记住，用来警戒自己并安慰自己。起初如此时，我常常认为介卿虽然因职务系身于扬州，不能来看我；我有幸还是平民，有兄弟可以奉养母亲，可以离开去看望介卿，也许一年，也许两年，总会再见到他。分别后的第二年，我打算先经营家事然后再出发，不幸祖母病重不起，终于没有成行。第二年把祖母的灵柩送回南丰安葬，事情更加拖延；还没有到南丰时，我已经病了，虽然有病，仍认为早晚会痊愈，等从南丰回来，一定可以成行。回来以后，病势几乎不可医治，直到现在将近三年；虽然幸而可以治疗，但气息闭塞于胸中，吃饭以后不能坐，不能骑马，而介卿正在鄞县任县令，从我这里到鄞县又不能通行船只，事情就更加不合适了。然而我每天勤勤恳恳地思念他，凡是向人询问介卿的事情，即使对奴仆卑贱之人，也询问得更加详细。对奴仆卑贱之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身穿衣冠、进退有礼而洁然为士的人呢？何况是我家介卿早晚相处、教诲并称赞的人呢？所以听说黄生回来，我每天踮起脚翘首盼望，希望他能来看看我。过了一天，黄生来了。望着他的外表，他行走趋进的节度、作揖谦让的仪态，本来就有些像介卿。再看他的神色，听他的言语，他的气色和悦，声音洪亮，又没有多少不像介卿的地方。他的学问和品行，从介卿那里所得实在太多了。偶然查看他的书信，又像是出自介卿之手。问起介卿的事情，他都能讲述其中遥远的和重大的方面。黄生像我家介卿，真是太像了！我得到他以后，竟废寝忘食地陪伴他。我高兴，只怕他离开我，还遗憾他来得太晚。庄子说见到像自己的人便会高兴，确实如此啊！唉，黄生哪里只是暂时安慰我罢了！由此可知介卿的德行感化人是如此深厚、教化人的速度是如此迅速；假使让他在天下实现自己的志向，那会怎样呢？拿当初跟随介卿在淮南的几个人来比较，并不是人人都能如此，而黄生偏偏如此；由此又可知黄生自身所成就的地方也卓异而远远超过众人。假如他能坚守并长久保持下去，他将达到怎样的境界呢？由介卿的教诲和黄生的自我成就，我想到人没有不想有所成就的；然而有贤能父兄的熏陶滋润，最终却不能进入善道的人，他们内心反省自己时会怎样呢？我又想到，介卿的道德如今已经极为完备，而黄生又日益进步；唯独我断然不能具备其中一二，也没有丝毫进步，等到同少年时代相比，缺失和遗忘的东西已经很多了，我内心惭愧会怎样呢？正因为内心惭愧，所以想更加警戒自己、修养自己。这样，介卿的教诲不只是使黄生受益，黄生的自我成就也不只是使自己受益，而都对我有所帮助，我的喜悦不就更多了吗？

译黄生，你要努力啊！像介卿这样的人，正在使周公、孔子的道统在百代之后重新推行，并追溯百代以前的源流；你既然像介卿，就应当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为目标，到了这里才停止。至于我，将要在您二位身边从事学习，介卿和黄生难道能不帮助我吗？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详细叙述这些事情，写成《喜似赠黄生》，给诸位卿士看，并且将以此自我反省。◎记四篇 【游山记】我与南阳张侨、颍川晁仲升在九月壬子日相会于太平观并住宿，癸丑日经过东西林寺，与道士任禹恭、丁宗元和僧人本全一同游过化成护国石盆寺、宝兴岩，住宿在普照寺；甲寅日停留在峰顶寺、大林寺、天池寺、佛手岩，到了定心石，又回到大林寺住宿；乙卯日才回来。此次游览所得到的有名石头共有十处：刘仙、峰顶、文殊、头陀、把针、睡魔、定心、南石柱、北石柱。著名的山峰有三处，峰顶、掷笔都到过，峰顶上还有香炉。坐在峰顶向下看，山谷像一幅锦绣。坐在掷笔峰下向上看，有四池白莲；白氏草堂东南有天地台两处。讲经的十八贤、煮茶试泉各两处：虎跑、石盆。题写姓名并刻在石上的有两处：掷笔峰、佛手岩。我游览其中以后，因而想到慧远等十八人曾相互在这里避居晋朝，这确实是山水优美的地方。然而这十八个人只知道避开晋朝，在山水之间放纵自己，却不知道自己沉溺于异端学说，这是陶渊明之所以不取他们的地方。自从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君臣相得的时机很少，有道之士因此难以出仕。像陶渊明这样的人，能够从容处在浊世之中，以道自守；出仕时不受污染，知道时势已去，退隐时又不背离正道，这不是那十八个人所能达到的。至于我，虽然能够知道其中的是非，哪里能够仿佛达到他的境界，却只是知道山水可以成为快乐罢了。将要回去时，于是写下这些话，是为了让我的内心和后来游览这里的人有所考察。【全真庵】九州牧献上金，夏禹把它铸成鼎，九州山川、草木以及各种怪异事物的形象，无不表现在鼎上。它经历万世，有时隐没，有时显现；隐没时没有人知道它去了哪里，显现时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世人把它称作神鼎。人们认为这鼎神奇，而鼎本身并不知道什么叫神奇；这正是它成为神鼎的原因。人们观看这鼎，有的唏嘘叹息，喜爱它作为器物却不仔细考察鼎上的文饰形象；有的喜爱鼎上的文饰形象，却不探究鼎的完整本质。这些都不是善于观鼎的人。况且文饰形象可以千变万化，而作为鼎的形体却始终如一；文饰形象虽然是假相，构成它的金却是真实的。一可以变化为百，百最终归于一；假相与真实并不相异，真实与假相也不相异。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大概才接近于善于观鼎的人吧？只有善于观鼎的人，才可以谈论全真。天地四方之内外，万物无论宏大细小，有形无形，有知觉无知觉，生死往来，喜怒哀乐，全都融合在一个真实之中；也如神鼎之上，一山一川、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是一种金所铸成的。观察一个形象，就可以知道一鼎的完整本质；观察一法，就可以知道一个真实的完整总体。所以鼎中的金始终是一体，没有哪一种形象可以取舍；真理始终完整，没有哪一种现象可以排除。穷尽天地内外、万物大小，哪一样不是完整的呢？哪一样不是真实的呢？江西老人结草庵于福山，太守黄公题名为“全真”，命我作文，于是叙述并铭刻道：他的行走缓缓，他的觉悟自在安然。口渴了就饮水，肚饿了就进食。全真庵啊，通达的人把它当作安居之所。【游双源】县城郊外的东北方，有山分支成三座山峰，在下方会合于平坦的山坡。两侧之间，修竹繁茂，重重莲花，桃花和流水，随着人的视线和听觉一直延伸。三峰前面，截断水流形成池塘，共长五十丈。迎向中间一峰建澄心堂，在堂后建濯缨轩，离轩西面不远是日亭。引水流向下，左右形成方形池沼。高峻的屋宇和彩绘楼阁建在山峰脚下。飞桥和曲折台阶，雕花栏杆和弯曲的栏槛，帘角高高翘起，红绿相互映照。双源汇合处，澄心堂临水形成钓台。相互望去，抬头有翠色树荫，低头有清澈浅水。风景的动静，禽鸟的鸣叫和沉默，都各有情趣。水面包容天空，形影上下相映。忘却机心的鱼，在水中游来游去、洗濯自身。庚申年秋天，我来到尤川，于是前来拜访。承蒙才华和物象恰好相遇，因而感叹那些迷惑错误的人，把一生役使在谋求利益上，造成千年的忧患；忘记不可逾越的本分，追逐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外物；把贫困当作忧愁，却用道理来养心；把忧愁当作衰老，却不肯顺应时令接受形体的变化，最终心与形体一同变化，归还尘土。即使如此，我即使粮仓像山丘一样、黄金满箱，处在泉石之间、松云之下，也不能自若地欢笑歌唱，不能把劳苦人生看作梦幻，我曾经为此悲伤。您却不是这样：宾客到来时，正在池中捕鱼，在林中摘果，在场地上舂谷，在野外追逐雉鸟；盘中有美味佳肴，酒樽中有美酒；备好诗笺和棋局，让宾客在水波之上尽情欢乐，直到一天结束才离去。本分以内的事，推及本分以外也足以使人心胸开阔，所以我乐意为您记下这些，又作了几首诗排列在后面。那些孜孜不倦追逐利益、以至头发变白而情怀淡薄的人，若能读到我的话，也会有所感触。【游信州玉山小岩记〈景祐三年五月〉】

译距离县城东南二十五里，有一座山秀丽奇特、卓然诡异，孤独地突兀于群峰之上。山下有佛塔，幽深静谧，屋宇朴素简约，没有彩绘雕刻，与世俗相距很远。游览其中，真像推开天门，登上阆风，追随伯侨、羡门一同奔驰，轻盈飘然，有超越尘世、进入荒远烟霭之外的意趣。景祐二年，家父奉诏任此县县令，我随侍一同来到这里。不到一年，居处十分清闲，想找一个可以远眺、享受尘世之外乐趣的地方，于是发现了这座小岩。它的情况大略如下：距离寺院西南角四十多步，越过小桥，向西北走到岩下，岩体隆起形成一个门，起初似乎狭窄局促，不能通行；进入其中，却豁然开朗，越走越宽。道路盘曲幽深而没有光亮，时而高耸，时而低下，攀登行走非常艰难。于是命仆人拿着蜡烛，冲破昏暗沉寂的障碍，大家一同进入。岩石有各种奇异形状：有重重碧色、耸立翠色，突兀地从下方生长起来的；有顺着形势、合于纹理，巍然覆盖空中的；有像鳞片重叠、羽毛连接，堆列在旁边的；有石壁陡峭如刀刃聚集，环绕角落倚立的。森然高大，瑰丽奇异，与美玉相去不远。探看岩穴，石头像犬牙一样交错耸立；观察它们的形状，又像圭璧联结竖立。有的仿佛仰望浮云，枝条交错、叶子秀丽，错落排列在空旷之中；有的惊险得像窥视武库，赫然看见戈甲纷乱堆积，簇拥在王府之中。走了十多步，上下都有潺潺水声，像急促地鸣响玉佩而奔流，不是丝竹之声；但听到它的人心情平和、胸怀舒畅，仿佛听到韶乐的演奏，有忘却形体、断绝劳累的趣味。由此更加知道，身居高位而以荣华为乐只是外在，恬淡安静地居处才是内在。又走了二十多步，到了西北角，有一处仿佛凌空架设、虚空构成宫殿而供奉佛像的地方，上面遮蔽，下面承托，中间空旷而平坦。下面有钟乳石，足以围坐五六个人。凝结得仿佛将要滴落的，像屋檐下垂空的水滴，汇合后向外凝结；堆积而宽广的，像聚集的雪落在平地上，侧面高耸而不浅。细腻如凝固的酥油，分开像爪形，垂下像张开的伞盖，颜色如海波；风吹聚拢成泡沫，吃起来甘美，滋润口舌，奇异得像甘蔗汁和露水花蕊，极其美味。有人说：它可以安定身体、辅助气息、滋养精气、休养精神，是长生不死的药物。从开始通行直到深处，风从众多孔穴中吹出，迎面而来令人身体清凉，忽然振动、猛然发怒，反而由炽热变为寒冷；幽暗中的虫蛇，常常在下面鸣叫或停止。又走了三十多步，形状更加奇诡，但岩石上方压迫下来，只能弯身才能前行。人已经非常疲倦，而恐惧的人越来越多，仆人坚持请求走到尽头，却没有人跟随我，于是大家一起返回。唉！如果让我错过泉石的胜景，不能远远驰骋、周遍观览，实在可惜。这一天参加游览的有叔父易丰伯洪，长兄▯成之、绎世昌，二兄牟子进、宰元辅。他们的名字都已经书写在石上了，只担心年代久远，笔墨剥落残缺，所以又让仆人核实这些事情，写成记文留传永久。唉！自古以来记述山水的人很多，看到山水瑰美幽丽，常常把它归之于神明所造；他们的言语怪诞迂曲，不是戴冠束带的士大夫游览时所应崇尚的，我不敢理解，因此在这里独不采用这种说法。至于宴饮食物的丰盛或简约、弦乐和鼓乐的喧闹，都受流俗拘束，并没有什么特殊，不是记写岩石的根本，所以也一概略去。这时是景祐三年仲夏五月戊子日。◎疏二篇 【请文慧和尚住灵岩疏】恭敬地认为，道的根本本来无须言语，真理只有穷尽人的本性才能体现；如果没有圆融通达的人，谁能开启方便之门？长老早年就悟得佛法宗旨，深深明白修行的行相，在家传承天衣之曲，心印传承达摩之心。自从建立佛法的旗幡以来，长久以来声价卓著。如今看到全郡的请求，延请您居住在古佛道场，幸而结下众人的善缘，请您及时垂允这一重大的承诺。谨此具疏。【请文慧和尚开堂疏】私下认为，心虽然离开一切形相，却要借助形相才能显明心体；道本来无须言语，却要借助言语才能显明道理。就像把声音投向空谷，要求回声，必须依靠洪钟；受到感应便能够相通。想要让自己领悟这一点，三学之人都应汇聚，四众弟子共同到来，大家都来请教半偈，共同期待一句话的益处。幸望您举起海印，直接指示真实的教法，开启我们迷惑弟子的心智，光大发扬佛法。谨此具疏。◎祭文七篇 【祭汉徐孺子文】某年某月某日，具官曾某谨用少牢和清酒，前来祭告汉代聘君徐孺子的英灵。想您能察见先机而避开尘世，降下德行留在人间。此地所仰望的人，经历千年而声名更加新鲜。因此我访求旧迹，修建屋室，设置您的塑像以依托神灵，尚且彰显您潜藏的美德，开启并警醒聋昧之人。谨敢带同宾客僚属，亲自献上蘩草和苹藻。【秋祭】年成丰收，因此祭祀山川鬼神，报答五谷成熟之功。刺史不敢废弃旧有典礼，愿神灵享用这些祭品。【祭王益都官】呜呼！钟山向南延伸，百里都是平坦的原野。江水浩荡，从这里向东奔流。过去您来到这里任职，监临诸侯。哪块荒地没有耕种？哪种杂草没有铲除？百姓以您的德行而快乐，您也以他们的和乐为快乐。您与当地百姓从容地欢笑歌唱。如今您去世了，令人悲伤的情怀非常深厚。幽暗的墓穴已经修起，墓土高高低低。您的英灵不会忘记这里，难道会离去而到别处吗？您退居家中，自能克制自己而保持宽厚。世上谁能像您这样，内外品行都完美？人人都希望您长寿而显贵；如果愿望能够实现，也应当止步于此了。公卿们熙熙攘攘，十人百人成群。朝门一开，巷中就满是车盖。可耻的事情多于所得，您不做那些事，又有什么可忧戚的呢？您有儿子，实在是上天启发您。文章可以作为法则，品行可以作为老师。我不才，却有幸蒙受您山林般的交谊。我们相交至今，共同守持古道。您将要下葬时，我正在荒远之地悲悼，不能亲自办理祭事，只能寄托一杯酒来祭奠。【祭王元泽文】

译自周朝转为秦朝以来，六经散失亡佚；世道昏暗纷乱，经历汉朝直到唐朝。邪僻的行为和淫靡的言辞，悖逆而背离常道。上天生下宰相，使他主持斯文；又笃厚地生下我公，使他通达博闻。您辅佐先帝，终于引导天下百姓。皇帝说：‘唉！你实在是大器。正要拜见宰相，你来继承他的讲求，辅助训导他的遗业，以启发后来的觉悟者。’三年之后书成，皇帝赐书置于太学。皇帝说：‘好。道统废弃千年，直到今天才昭明，也因此推重你的贤能。’您登上龙图阁，以文章功业答对朝廷。公孙固然没有居于高位，但道德却更加深厚。从前孔子、孟子，您确实能够继承他们。韶乐和大雅之声被发扬，您自己提出问题、辨析异同；关于时代和著述，只有我公能够承担。道德的恩泽，于是流传到后世。呜呼！您的才华本来就得自上天，不自我夸耀，其中却充满深厚的内涵。澄澈清明，文章言语受到毁谤也不惊动；出入纵横，沉默时如深渊，发声时如雷鸣。我本意是仰望上天，继承有为的事业。命运实在难以相信，竟不让您长寿。己酉日传来讣告，皇帝说：‘唉！上天赋予你才能，使你成为神圣朝廷的衡量枢纽。如今你死了，谁来帮助我？我难道能忘记你吗？’于是追赠谏议大夫。宰相白发之时，流泪悲痛，早晚思念您，说：‘这是上天使我丧失了贤才。’我们这些人充数于胶庠学校，承蒙您的恩赐深厚。听到讣闻悲恻难当，头痛心忧。遵循祭祀之礼写下这些辞文，愿您的魂灵或许前来归享。【祭曾太博文】呜呼！您因罪被废弃，实在是不幸；最终困顿，也是由于天命。命运与才干相违背，人们其实都知道。您的声名如此不幸，又有谁真正知道呢？您的乡里、宗族亲人、同党朋友，只知道您的名声，却不了解您的实际。呜呼，您年轻时，志向是怎样的呢？谁说不能和谐顺遂？可是灾厄却如此多。大地广大、上天高远，也有时会毁坏；星辰太阳衰败，山倾谷塌。人居住在其中，万物一同经历变化。本来就有困厄和通达，这是世运的自然规律。至于寿命长短，又还有什么值得忧喜的呢？总之百年一过，脱去形体而归于死亡。您活着时，困窘得像被囚禁；死后归于空虚，也就混同于虚无。以生换死，死者并没有什么可祈求的；只是因为不能再相见，活着的人才悲伤。如今您有儿子，能够光大您的后代；即使活着的人，也不必过度悲悼。唉，道理虽然如此，感情却难以忘怀。哭泣着赶来致辞，前往助祭并献上酒杯。呜呼，悲哀啊！【祭吴彦弼文】某年某月某日，某谨以众多佳肴的祭品，前来祭告彦弼吴兄的英灵。您的为人温和善良、沉着诚实，少言少笑，不随众人浮动，举止轩昂。书籍没有不讲求的，尤其精通《左氏春秋》。连缀辞句、浩繁文章，能够全部记诵。秦汉以来直到今天，千年间所记录的典籍，您以一心融会贯通。您的见识足以议论，文章足以传道；偶然雕琢章句、刻画辞藻，唯独您不肯这样做。自从各地选取士人，便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如今却偏偏不是这样，左边用绳墨衡量，右边用规矩限制；愚昧庸碌不肖的人，反而能够通达进用，优秀的才干和高尚的品行，却往往被排斥。因此您在世时，不能由乡里荐举，不能在官位上试用，郁结堵塞而被埋没。您对于众人，心意尤其少有可取之处。您抱病写成文章，唯独拿来给我看，心想我有能力，可以保存您的文章。您这样期望我，我哪里承受得起呢？只是从前我与您一同列身学官，在京师旅行、从江南归来时，离开行旅、共同饮食，曾经一同经历艰苦。彼此缠绵深厚的情谊，因此更加亲密。还记得询问您的心病，是去岁春天的事。那时您的形容已经改变，向我道别仍然情意勤厚。您对令堂和妻子说：‘我了解您这个朋友。’您的母亲把我当作弟弟，只更加增添了她的悲伤。江南冬季的中旬，天气清洁、风也平静。有弟弟有儿子，把您的灵柩停放在南方。我命人准备祭品，酒杯和豆俎都已陈设。一想到这些便眼泪直流，从此长久地同您分别了。【祭寿阳县君文】贤德的夫人啊，善于光大门庭。洁白如玉雪，始终如一。确实是孝顺的□妇，□□是婆母。实在生养了有才的儿子，使人一同赞叹称誉。秉持义理，遵守法则，即使困厄也不改变。夫人的成就，彰显□□□。归来安葬在□穹，□□实在安乐。只是因为儿子的缘故，备办俎豆和酒壶。●附录 ◎传记 【行状】　宋·曾肇 公讳巩，字子固，是建昌军南丰人。曾祖讳仁旺，追赠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讳致尧，任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右谏议大夫。父亲讳易占，任太常博士，追赠光禄卿。母亲吴氏，封文城郡太君；母亲朱氏，封仁寿郡太君。公在嘉祐二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奉召编校史馆书籍，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曾任英宗实录检讨官，不满一月便罢任。出任越州通判，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知州，升任直龙图阁，任福州知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赐绯衣银鱼；奉召判太常寺，尚未到任，改任明州知州，又调亳州，再调沧州，未成行，留任判三班院。升任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元丰五年四月，擢升试任中书舍人，赐服金紫。九月丁母忧。第二年四月丙辰日，在江宁府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自大理寺丞起，五次升迁至尚书度支员外郎，授朝散郎，勋阶累加为轻车都尉。原配晁氏，是光禄少卿宗恪的女儿。继室为李氏，是司农少卿禹卿的女儿。儿子三人：绾，任太平州司理参军；综，任太庙斋郎；纲，任承务郎。两个女儿早年去世。孙子六人：η、{古心}、愈、{旦心}、{付心}、憩。η，任假承务郎，其余尚未出仕。孙女五人。元丰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丰从周乡的源头。曾氏属于姒姓，其先祖是鲁国人。到了后世，为躲避战乱迁到豫章，子孙散居江南。如今家居南丰，是从高祖延铎开始的。当初，╀和参父子都曾侍奉孔子。╀以求道为乐，忘却做官，孔子赞许他。参凭借孝德成为当世称道的首位人物。参的孙子西，以自比管仲为可耻。他家世代的德业渊源，所由来已经很久远了。到了皇祖大夫，以正直之道和正言直谏成为宗室著名大臣；皇考光禄博学多才、文章美善，▯行孝友，明白古代义理，通达时势变化，官位虽与德行不相称，却著书传后，积累深厚而流传久远。上天把道德文章集中赋予公，是为了光大前人的功业、启发后代，公实在是应命而生的宏伟人才，难道不是不待文王而自能兴起的人吗！

译公一出生就机警聪敏，不像普通儿童，读书数百千言，看过一遍便能背诵。十二岁时，每天试作六篇论，提笔即成，文辞十分宏伟。尚未成年，名声已传遍四方。当时宋朝兴起已经八十多年，天下太平，杰出人才不断出现。欧阳文忠公声名显赫地脱颖而出，成为学者的宗师。公稍后出世，于是与文忠公齐名。从朝廷直到里巷、海角和边塞，妇女儿童都能说出公的姓名。他写的文章一落纸，立即被人传抄，不到一个月就传遍天下。士大夫手抄口诵，只怕得到得太晚。大概自扬雄以后，士人很少懂得经学，即使施用于政事，也都浅陋近俗、苟且简略，所以道术渐渐衰微，先王的遗迹不再显现于世。公生在末世俗学之中，绝学之后，对于剖析精微言论、阐明疑难义理，卓然自有心得，足以发掘六经的深意，纠正百家的谬误，打破数千年来的疑惑。他谈论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物贤能不肖，以及综理当世事务、斟酌兴革损益，都必定以经义为根本，丝毫不降低标准来迎合世俗，不是前代列名儒林的人以及靠功名显扬自己的人所能相比的。至于他的文章，纵横驰骋，上下贯通，越写越新；读文章的人未必能够理解，理解的人又未必能够说清。这大概是天赋独到，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即使学者耗尽精力、深入思考，也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世人说他的文辞在汉唐之间可以比肩司马迁、韩愈；但推究其归宿，必定归于仁义，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即使《诗》《书》的作者，也未必能远远超过他。他为人宏大、正直、端方，取舍必以礼义衡量，不用矫饰虚伪和姑息迁就来迎合世俗。不合于义的事，即使权势显赫的官员和大人物来要求，他也不屈服；不是自己所喜爱的事，即使天下人都去做，他也不轻易同他们相同。因此世俗之人多忌妒他、憎恨他，但他并不因此改变。他的才能虽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但所治理的地方常常超过他人。任司法时，判定罪行轻重，能够充分体会法律的本意；因此熟悉通晓律令，即使世上以法家自称的人，也有比不上他的。任通判时，政务虽不是全由他专断，州中却依靠他而得到治理。当初嘉▯年间，州里抽取酒场钱供给牙前的应募者，钱不够，于是让乡户交钱帮助服役，期限规定为七年。后来酒场钱有余，应募者以多收钱为利，期限已满，却仍照旧责令乡户交钱。公查阅文书，发现其中的奸弊，立即停止二百多户交钱，并请求下诏约束，不许擅自增加应募人员的钱数。年成饥荒时，估计常平仓的储粮不够用来赈济，而居住在田野乡间的人又不能都到城郭来；即使来了，也会聚集在一起，有发生疫病的忧患。公事先告谕属县，召集富人，让他们自行申报粮食数量，共计得到十五万石；按照比常平价略高的价格卖给百姓。百姓可以就近方便地领取粮食，不必离开田地，食物还有余，粮价也因此得到平抑。又拿出钱粮五万，借给百姓作为种粮，让他们随每年赋税一同交还官府，农业生产因此不致缺粮。治理州务时，他致力于除去百姓的疾苦，对奸强盗贼严加处置，对贫弱百姓宽厚，说：‘危害百姓的人不除掉，我们百姓就不得安宁。’齐地曲堤的周氏，是世代做官的家族，凭借资财在乡里称雄。周氏的儿子高横行放纵、淫乱无度，甚至杀害平民、玷污妇女，服饰器物都仿照皇帝的规格。高有能力撼动权贵，州县的势力反而在他之下，所以前后任职的官吏没有敢责问他的。公到任后，首先把高逮捕依法处置。历城、章丘的百姓聚成数十股党徒，在村落间横行，自称霸王社；他们打杀盗掘、抢夺财物、劫囚放火，没有人敢正眼看他们。公把他们全部擒获押来，特别发配流徙三十一人，其余党徒全都溃散。当时州县还没有把百姓编为保伍，公唯独在所辖地区推行此制，让他们侦察居民，外出旅行的人凡在外过夜，出入都登记记录；有盗贼便击鼓互相救援。他又设置相应策略，明确悬赏收买，抓紧追捕，并且允许百姓自行告发，所以盗贼一出现就能捕获。有个叫葛友的人，多次抢劫百姓住宅，因列名追捕而未能抓到。一天他自行出面，告发了同党。公给他袍服、衣带、酒食，借给他骑马和随从，装载悬赏的金帛跟随他，在各郡巡行。盗贼听说后，纷纷出来自首。葛友智力过人，公表面上让他显扬，实际上是想使他的同伙彼此猜疑离心，使他们不能再联合。齐地风俗强悍，喜欢攻劫。到这时，豪门大族收敛行迹，不敢妄动，盗寇抢劫绝迹，州境清肃，连战鼓和盗警的声响也没有，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闽粤一带背靠山岭、濒临海边，有铜盐之利，所以大盗屡屡兴起。公到任时，盗贼首领廖恩已经被赦免罪行，官府诱导他投降；但其余党徒仍在观望，十人百人为群，溃散后又重新聚合，暗中互相推拥依附，甚至牵连数州。其中最强悍的，隶属于将乐县；县里曾召他，他不肯出来，因而更加疑惧，并且准备仿效廖恩所做的事，居民十分恐慌。公考虑到如果放缓处置，恐怕势力滋长；如果逼迫太急，又会促成他们作乱，于是终于用计把他们招致而来。前后自行归附或被捕到案的将近二百人。又捕获海盗八人，有五人自杀；老奸巨猾的惯盗相继被捆送来的，又有几十人。官吏士卒依次得到奖赏。公又请求在沿海增设巡检员，以壮大声势。从此方圆数千里没有人敢暗中作乱，百姓在山中行走、海边住宿，如同处在城郭之中。亳州也号称盗贼很多，公像治理齐州一样治理它，盗贼因此被引退。

译公为百姓除去重大祸患已经如此；至于澄清风俗、整顿衰败的政事、使争斗诉讼减少平息、使纲纪全面修治，他所到之处也都这样。其余兴废举措的先后，则根据当时情势，因利便而施行。在齐州时，正赶上朝廷变法，派遣使者四处推行，公推行得很有方法，百姓因此没有受到骚扰。有的使者想迎合私欲而有所作为，公也不听从。河北征发百姓疏浚河道，调动范围涉及其他路，齐州应当出夫二万人。县里起初按户籍登记，每两丁或三丁出一夫；公查遍隐瞒漏报的户口，后来有九丁才出一夫的，于是节省费用数倍。又减少役人的数量来舒缓民力，免除没有名目的渡河钱，修桥以便利往来。迁移传舍，从长清抵达博州，再通往魏地，比旧制少了六个驿站，人们都认为有利。他又把其余精力依次处理案牍簿书，积存下来的文书以十五万计，其他州也一样。公离任后，州中百姓断桥、闭门，拦路挽留；他到夜间才乘隙离去。襄州随后发生大案件，被逮捕拘押的人挤满监狱；有些人被执意认定为死罪。公到任后查阅囚犯文书，认为依法应当不予论罪，当天就把他们释放，连同其他被释放的有一百多人。州人喧呼说：‘我们州以前被判死罪的人太多了，谁知道其中没有冤屈呢？’在洪州时，适逢发生大疫，从州城到县、镇、亭、传，都储备药物发给病人。百姓和军士中不能自行养活自己的，就让他们住进官舍，供给他们饮食、衣服、被褥等物资，并用库钱补助费用；责成医官巡诊观察，记录治愈和死亡的人数多少，以此考核优劣，人们因此得以活命。安南用兵，军队经过江西，诏令为一万人准备物资。州县横征暴敛、急于收取，草料粮食价格暴涨，百姓不堪承受。公独自不去烦扰百姓，事先就办妥准备；又替他们安排住宿、井、灶和各种器具，一切都有条理，军队经过后，市井百姓甚至都不知道。福州佛寺很多，出家为僧的人贪图寺院富裕，争相想充任主持，便行贿请托公办理。公让僧徒自己互相推选，登记姓名，依次补任，并在朝廷中授予文书，拒绝他们私下的酬谢，以杜绝身边人索取请托的弊端。百姓出家后每三年登记一次，几乎有一万人；全府上下借机索取贿赂，累计达到数千万钱。公到任后并不禁止，这种行为却自行停止了。他废除了两座寺院，都是用囊袋藏钱、从事奸弊的地方，并禁止妇女进入寺院。明州有诏修完城墙，工程期限和费用已经核定，恰逢公到任。他起初估量城墙周长二千五百余丈，修建门楼十座；旧砖可用的收取十分之四。公重新计算后，城墙减少七十余丈，凡是供高丽使者出入的城门修建门楼两座，旧砖收取十分之六；又招募人挑选废砖中可用的，再按数量付钱，于是又得到十分之二。总共节省了许多工程费用，而且劳力都来自服役士兵和雇工，不涉及百姓。城墙建成后，负责服役的人都升了官，而公没有自我表功。公曾认为州县困扰于文书往来繁多，百姓苦于官府追呼骚扰，所以他每到一地便发布教令：事情应当下达到县里的，就责成所属部门办理，衡量缓急给出期限。期限未到，不再发文催促；期限到了而没有回报，就按罪责追究；期限与事情不相称，允许县里自行说明，另行给予期限。凡是已经定下期限的案件，即使需要追捕，也不由州里派人到县里，县里也不派人到田野乡间。县里起初不太听从，公小则处罚典史，大则连同弹劾县官。于是没有人敢怠慢，事情都在期限以前办完，百姓不知道受到骚扰，节省的文书往来达到原来的数十倍。州中事务则督察稽核，都有一定程序；分派给属官，根据才能任用，公只总览纲要、责成完成而已。公所管辖的州多被称为难治，等到公来治理后，政令一出便能实行、禁止之事无人敢犯，没有人敢不尽力。政务无论大小都办得妥当，官府没有积压的事情，监狱屡屡空无囚犯。人们只看见公早晚处理政事，几刻钟便结束，好像没有用心，却不知道他处理事务把握简约而关键，又凭聪明、威望和信誉足以完成，所以不用劳苦便能治理好。官吏百姓起初有的畏惧公严厉，后来都安于他的政令；他离开以后，过了很久人们反而更加思念他。他在朝廷内任官告院、三班、太常等职时，遇到事情从不苟且简略；尤其革除官告院积存的弊病很多，他所筹划的制度直到今天仍被遵守，没有改变。公还在民间时，就已经把天下大事放在心上，像身在朝廷一样。天下人也认为公有辅佐君王的才能，一旦被起用并承担重任，或许能够阐明这种道理、恩泽百姓，追继先王已经衰落的事业。然而他到晚年才得到出仕机会，做官又不肯苟且附和，施政只能局限于一个州。州中又有既定的规矩准绳，做官的人不敢有丝毫逾越。这样一来，他所设置的制度即使有所舒缓，也只是因时制宜，本来就不足以发挥公的全部学识，更何况是更大的事业呢！公从做小官直到身在朝廷，一直挺立自守，不依附任何人，远离权贵，因此喜欢他的人很少。他任编校书籍之职，累计九年，自己请求调任外地，辗转任职于六州，又过了十多年；人人都替公感到不平，而公处之泰然。当时公既与掌权办事的人不合，小人又乘机想排挤他。一时之间有名望的士人，往往因言辞中带有讥刺而获罪，被罢免驱逐。公在考虑祸患、预防细微问题方面远远超过常人；政务的宽严张弛、操持调度虽都出自自己，却从不废弃法度、任意专断，因此没有人能够中伤他，公也不因此动摇。幸亏天子英明圣断，察知公的贤能，曾多次想起用公。适逢公调任沧州，天子召见慰劳询问，恩宠非常深厚，并且告诉他说：‘凭你的才学，理应受到众人的嫉妒。’于是把公留在京师。公也感激奋发，想要施展才力报效。多次在便殿召对，所说的都是治国大体，务求开拓扩大皇上的心意，皇上没有不从容听取接受的，并准备委以重任。一天，皇上亲自下诏给中书、门下说：‘曾巩因史学受到士人称赞，应当主持五朝史的事务。’于是任公为修撰。随后又告诉公：‘这只是逐渐任用你的开始。’近世修撰国史，必定广泛选取有文学才能的士人，由大臣监督总领，从来没有像公这样把五朝大典独自交给一人的。因此世人不把任用公看作困难，而认为困难的是天子能够知人善任、明白如何委托职责。公早晚讨论史事，还没有来得及撰写稿本，恰逢整顿官名，便升任中书舍人；不等他入朝谢恩，就派人传旨让他到任。当时从三省到百官，选任授职都焕然一新，每天任命官员数十人，人人都举明自己的职事以作告诫；文辞简约而意义完备，评论者说有三代的遗风，皇上也多次称赞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的笺奏，按旧例由翰林学士主持，到这时皇上特意交给公办理。任职一百多天，不幸染病，又遭遇家中丧事，终于病重不起。当初公被提拔时，天下人都相互庆贺，认为朝廷得到了人才，料想他将受到重用。等听说公去世，众人都叹息哀悼，认为公的志向最终没有在世上充分施展，这大概是他的命运吧！

译公性情严肃谨慎，但待人坦荡，从不心存疑忌。对朋友喜欢把话说尽，即使因此招来怨恨和恼怒也不后悔。看到别人有长处，就鼓励帮助他取得成就，好像唯恐来不及。与人交往，必定完全合乎礼数。有人怀着不善的意思来见他，他反而更加恭敬地接待，直到使那个人心悦诚服地离去。对待属官总是推诚相待，从未无故弹劾责罚；属官有过错而触犯法律，他竭力为其申辨处理，直到事情无罪可追才罢休。在官府中有买卖交易时，买进必定给足价钱，卖出必定少取价钱；门生旧吏用财物来交往的，他一概不接受。福州没有职田，每年出售园中蔬菜获得的钱，常常有三四十万。公说：‘太守可以和百姓争利吗？’于是停止收取，后来任职的人也不再收取。公一生没有什么玩赏嗜好，只喜欢收藏书籍，多到二万卷；在各地做官，常常带着书同行，亲手校勘，到老也不厌倦。又汇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公从未专门著书，他的论述都是因事而发。去世后，汇集他的稿本，编成《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后世学者根据公曾经说过的话，也可以推知他没有说过的话。起初，光禄仕途不顺而归家，没有田地供养，无屋舍居住；公当时还年轻，却奔走四方，谋求供养母亲的粗粝粥食。光禄不幸早逝，太夫人在堂，合家等待哺养的有几十口；太夫人凭勤劳节俭料理家务，又教养四个弟弟，使他们相继获得官禄，及时嫁出九个妹妹，并且都找到了合适的归宿。这个家庭从衰败孤弱之中振兴起来并壮大，实在依靠公的力量。平时他从未远离太夫人身边；他在外做官时，多次以方便侍奉母亲为理由请求调职，太夫人特别疼爱他。唉！上天夺走了我的母亲，不到几个月又夺走了我的兄长，为什么降下的灾祸如此惨烈，竟到了这种极点！难道是子弟积累了罪恶，惩罚不降在自身，却牵连母亲和兄长，使他们承受终身的痛苦，成为世人所大为轻视的人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母亲的贤德、我兄长的盛德相继陨没，所谓天道总是亲近善人，究竟又是怎样呢？作为子弟，不能使自身不被毁灭，罪过固然很大；又不能推究前人的德行善举和劳绩，借助当世文章把它们昭示于无穷后世，这又是更大的罪过。何况公对于我来说，亲属关系是兄弟，恩情却如父亲和老师；至于叙述他的始终事迹，是我不敢废弃的责任。公的葬礼应当有墓志，墓道应当有碑刻，国史也应当有所记载。我竟不顾自己的荒谬无知，忍住悲痛停止哭泣，谨慎叙述公历任官职和事迹如下。至于他的议论文章，见于公集中的，后来应当自有传述，这里不再记载。这里只特别记述他的大节，不敢遗漏，也不敢虚妄，用来告诉撰写公墓志或碑文的人，同时等待史官来访求取。【墓志】宋·林希 公姓曾，名巩，字子固。他的先祖是鲁国人，后世迁到豫章，于是定居江南。公的四世祖延铎，开始成为建昌军南丰人。曾祖名仁旺，追赠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名致尧，在太宗、真宗时上书议论天下大事，曾被选用，官至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右谏议大夫，文忠欧阳公为他的墓碑撰写铭文。父亲名易占，任太常博士，追赠光禄卿。公一出生就机警聪敏，读书看过便能背诵。十二岁就能写文章，言语已经惊人，每天起草数千字。刚成年便游学太学，欧阳公一见他的文章就认为奇异。公研究经学，对于精微言论和深奥旨意有很多自己的心得。他完全不受俗学蒙蔽，遇到问题便讲解，以解除学习者的疑惑。他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能不肖，必定以道义加以考察，丝毫不降低标准来迎合世俗。他写文章，句式并不拘于一律，虽然开合驰骋、变化无穷，但言语浅近而旨意深远，推究其归宿必定归于仁义，自韩愈以来，写作者没有能超过他的。从庆历到嘉▯初年，公的声名在天下流传了二十多年，即使偏僻穷困的里巷和极远边地的人，得到他的文章也要亲手抄写、口头诵读，只怕来不及拥有；人们都说公已经在朝廷任职很久了。可是公当时才凭乡贡考中进士，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一年多后，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又任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任越州通判。当初嘉▯年间，州里抽取酒场钱供给牙前的应募者，钱不够，便让乡户交钱帮助服役，限期七年；期限满后却仍照旧责令乡户交钱。公查阅文书，发现其中的奸弊，立即停止此事，并请求下诏约束，不许擅自增加应募人员的钱数。年成饥荒，估计常平仓不足以赈济。公事先告谕属县，让富人自行申报粮食，得到十五万石，按比常平价略高的价格卖给百姓。又拿出钱粮五万借给百姓作为种粮，让他们随每年赋税交还，百姓依靠这些得以保全生命。调任齐州知州。齐地风俗强悍，喜欢攻劫，豪门大族多有扰乱法度的行为。曲▯是的周氏世代为官，凭资财在乡里称雄。他的儿子骄横僭越，甚至杀害平民，州县官员都不敢责问。公到任后，首先依法处置他。历城、章丘的百姓聚集成数十至数百人的党徒，打杀盗掘、抢夺财物，横行无忌，没有人敢正眼看他们。公把他们擒获押来，全都刺字发配。免除没有名目的渡河钱，修桥便利往来。当时州县还没有把百姓编为保伍，公独自在辖区推行此制。他设置策略，明确悬赏收买，抓紧追捕，并允许百姓自行告发，盗贼一出现便能捕获。于是奸恶盗寇绝迹，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监狱屡屡空无囚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恰逢朝廷刚开始变法，公按照变法的本意有条理地推行，百姓感到便利而安定。后来使者到来，有人想迎合私欲而有所作为，公不听从。调任襄州，州中接连发生大案件，长期不能判决。有应当判死刑的人，公查阅案情说：‘这个人依法应当不予追究，怎么能把他留在这里？’官吏还能够回答。公立即把他释放，由此一并释放的有一百多人。州人叩头说：‘我们州以前被判死刑的人很多，哪里知道其中没有冤屈呢？’又调任洪州，适逢大疫，从州城到县、镇、亭、传，都储备药物发给病人；不能置办饮食、衣服、被褥的人，就用库钱补助。军队出征安南，经过江西，诏令为一万人准备物资。公独自不去烦扰百姓，替他们安排住宿、井、灶和各种器具，全都提前办妥；军队经过后，市井百姓竟有不知道的。后来其他州因为没有及早筹划而扰民，都获罪。

译升任直龙图阁、福州知州，兼任福建路兵马钤辖，赐绯色章服。当时辖区内大盗多次兴起，南剑州盗贼首领廖恩在被赦免罪行后，官府诱导他投降；其余党徒仍在观望，暗中互相推拥依附，甚至牵连数州。其中最强悍的隶属于将乐县，县里召他也不肯出来，居民十分恐慌。公派使者设法招致他们，前后自行归附或被捕到案的将近二百人，海盗自杀或被捆送来的又有几十人。官吏士卒依次受赏。公又请求沿海增设巡检员，以壮大声势，从此没有人敢暗中作乱。百姓在山中行走、海上航行，如同处在城郭之内。召公担任太常寺判官，尚未到任，又改任明州知州。有诏令修完城墙，规定了工程期限。公亲自巡行，削减了大量工程费用，劳力由登记在册的士兵和雇工承担，不涉及百姓，城墙因此很快完工。几个月后调任亳州。亳州也盗贼很多，公像在齐州时一样治理。公一向慨然有志于天下大事，出仕已经很晚，大事业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而他后来在外地任职的六个州都是难治之处，但公治理起来都不感到困难。刚到任时，必先除去百姓最痛苦的事情，然后整治衰败的弊政、端正风俗。凡是所筹划的措施，都曲折周详而合乎法度。其余精力便依次处理案牍簿书。他与属县约定期限，以减少追呼，都有一定法度；直到离开州里，从未有一个人到田野乡间催逼百姓。因此他所到之处都有恩惠爱护，离任后百姓思念不止，他所制定的法规后来始终不能更改。属官听到公的名声，起初都严肃畏惧；久而观察到公廉洁公平、没有私心，又从未随意弹劾人，最终都惭愧服从。福州没有职田，州宅每年收取菜钱常有三四十万，公独自不取，用来充作办公钱，后来任职的人也不敢取。平时公以真诚待人，坦荡而没有疑忌；对朋友喜欢把话说尽，即使招来怨怒也不后悔。从他请求调任外地起到这时已有十二年，不喜欢公的人屡次想设法排挤他；但公奉行法度、遵循事理，始终没有人能够中伤他。幸亏天子圣明，察知公的贤能，曾多次想召来任用。元丰三年，公调任沧州知州，经过京城时，皇上召见并长久慰劳询问，留他主管三班院。公也感激奋发，想着有所报效。多次在便殿召对，他所说的话，皇上每每赞许并采纳。四年，皇上亲自下诏给中书、门下说：‘曾巩的史学受到士人称赞，应当主持五朝史的事务。’于是任命他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近世修撰国史，必定广泛选取有文学才能的士人，由大臣监督总领，从来没有像这样把五朝大典独自交给一人。公入朝谢恩说：‘这是大事，不是臣所敢承担的。’皇上说：‘这是逐渐任用你的开始。’又告诉公，让他自行选择属官。公推荐邢恕，任史馆检讨。五年四月整顿官名，升任中书舍人，赐紫色章服，刚接受任命，便催促他到任。当时从三省到百官，选授全部焕然一新，每天任命官员数十人，人人都举明自己的职事以作告诫；皇上多次称赞其典雅，天下人一致传诵。皇子延安郡王的笺奏，按旧例由翰林学士主持；皇上特意交给公办理。九月遭遇母丧，离职。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宁府，享年六十五岁。公从大理寺丞五次升迁至尚书度支员外郎，授朝散郎。母亲为文城郡太君吴氏、仁寿郡太君朱氏。娶晁氏，为宜兴县君。又娶李氏，为嘉兴县君。三个儿子：绾，任太平州司理参军；综，任太庙斋郎；纲，尚未出仕。孙子六人：η、{古心}、愈、{旦心}、{付心}、憩。公去世后，皇上任纲为承务郎，任η为假承务郎，命所在官府酌量供给丧葬费用。元丰七年六月丁酉，将公葬于南丰从周乡源头。公在取舍、离任和就任等事情上，必定合乎礼义，从未有过阿谀依附。治平年间，大臣曾讨论典礼，而议论政事的人多持异议，欧阳公当时执掌政务，对此很忧虑。公写了一篇议论，根据经义裁断众人的疑惑，即使亲近的人也不知道。十多年后，欧阳公退职养老在家，公才拿出来给他看，欧阳公道谢说：‘这是我当年想看到却不能得到的文章。’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公生性爱书，家中收藏达到二万卷，汇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无论出仕还是退居都带着它们。一生议论政事很多，以及他所颁布、可以作为世间法则的条教，不能全部记录。公年轻时侍奉光禄，家境十分贫困，奔走四方来供养母亲。父亲去世后，孝敬太夫人，抚养四个弟弟和九个妹妹，兄弟姐妹之间友爱深厚；他们的求学、做官、婚嫁，全都靠公一力承担。公后来凭文章名满天下，他的弟弟牟、宰、布、肇又相继考中进士；布曾任翰林学士，肇因选拔任尚书吏部郎中，与公同时在馆阁任职，世人谈论名门望族，都推重曾氏。公正逢时机、得到皇帝知遇，还来不及有所作为，便不幸去世。士大夫为他互相吊唁；公的盛大德行，难道又会有什么遗泽留给后世吗？唉，曾氏显达起来了！铭文说：曾氏在南方，三代都有声名。祖父和父亲，先享通达后遭困屯。积蓄深厚而潜藏幽深，成为儒学之家。到了公兴起，文名更加显著。奋勉自身、努力实行，道义因此留存。公从平民起步，声誉和声望传遍四方。后来位居朝廷，刚强正直而不屈。公长期在外任职，有时留任，有时调迁。谁真正了解他？只有圣明的天子。天子说：‘啊，我认为你贤能。主持我的史事，承传五位圣君的事业。’公拜谢叩首：‘臣怎敢不努力！’创立新的官制，慎重选择左右辅佐。当时中书省，命令由这里发布。皇帝说：‘去吧，我的话由你代为传达。’各位执事官员，分别归属、排列职务。朝廷庄严肃穆，满庭官员低头听受训诫。敬慎勤勉地早晚办事，用来提出谋略。四方百姓受到鼓舞，这是天子的美德。从前╀父子，受到仲尼称赞。道德渊源本有来由，公正是承继他们。何况公亲自遇到圣明之世。皇帝察知他的忠诚，从容地加以宠爱眷顾。显赫的荣名已经获得，所受福祉却还没有穷尽。突然因母丧离职，计算声名传播得多么迅速。士大夫叹息，相互看着失色。还有人保存着他的言论，还有人传述他的直道。只有这篇铭文，可以说使他不至于湮没。【神道碑】宋·韩维 公姓曾，名巩，字子固。他的先祖是鲁国人，后世迁到豫章，于是定居江南。他的四世祖延铎，开始成为建昌军南丰人。曾祖名仁旺，追赠尚书水部员外郎。祖父名致尧，任尚书户部郎中、直史馆，追赠右谏议大夫。父亲名易占，任太常博士，追赠右银青光禄大夫；他的仕历和事迹，国史及墓铭中都有记载。

译公生来机警聪敏，从小读书写文章，就表现出卓越而远超常人的才华。嘉▯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一年多后，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又任英宗实录院检讨官。出任越州通判，适逢年成饥荒，公兴办积储、调剂有无，老人和孩子都安乐和悦，不出里巷便能吃饱。升任齐州知州，齐地风俗强悍，豪门大族抵触法令、僭越滥行，其中最为不善的人成群抢劫，烧毁房屋、挖掘坟墓，官吏不敢正视。公把百姓编为伍，谨慎侦察，迅速追捕，一面捕捉一面诱导，盗贼一出现便能抓到；市场上没有强夺财物，房屋没有被毁坏，货物遗留在道路上也无人拿取，狗夜间都不叫。调任襄州知州，州中有大案件，长期不能判决；公一看便知道其中有冤屈，把人全部释放，全郡都称赞他的神明。又调任洪州，适逢大疫，公储备药物和饮食，凡是所在地方的病人都发给，百姓因此没有夭亡。军队出征安南，经过江西，将近一万人；公暗中筹划迎接，预先备办妥当，军队到来如同回家，离开后市井百姓竟不知道。升任直龙图阁、福州知州，兼任福建路兵马钤辖，赐五品服。当时闽地有几千名大盗，朝廷赦免其罪而诱导投降；其余党徒怀疑不肯顺服，常常聚集屯驻，居民惴惴不安。沿海山林险阻幽深，盗掘坟墓、抢劫财物，依凭这些地方作为藏身之所。公用谋略捕获并招募诱导，收服的人不下数百；增设巡逻后，水上行船、陆地住宿，都安稳得如同在城郭之中。召公任太常寺判官，尚未到任，又改任明州知州。有诏修完州城，公核定工程、征派劳役，节省费用十分之六，百姓不知道服役，城墙却已经修成。几个月后，调任亳州。元丰三年，任沧州知州，取道京城，皇上召见问对，神宗察知公贤能，留他主管三班院。多次在便殿召对，他所说的都是关系安危的大计，天子赞许并采纳。四年，皇上亲自下诏给中书、门下说：‘曾巩的史学受到士人称赞，应当主持五朝史事。’于是任命他为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公入朝谢恩说：‘这是大事，不是臣所敢独自承担的。’皇上告诉他：‘以此特别任用你，只是逐渐起用你的开始，不必再推辞。’五年，大举整顿官名，升任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当时每天授官有数十甚至上百人，公分别举明他们的职事加以训诫，言辞恳切而意义深厚，学者认为重新见到了三代遗风。如今的天子当时为延安郡王，他的笺奏按旧例由翰林学士主持；先帝特意交给公办理。九月，因母丧离职。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宁府，享年六十五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丰从周乡源头，诏令所在地供给丧葬费用。公刚强坚毅、正直端方，外表谨严而内心和厚宽裕。与人交往，不苟且附和。朋友有不善之处，必定把他的过失全部说出；有善处，必定推许宣扬他的长处。奖励诱导后进，勤勉急切，唯恐来不及。他治理政事，严明却不扰民，必定除去百姓的疾苦，满足百姓应有的愿望。从未弹劾官吏，他所治理的地方直到今天还思念他。天子正想重用他，而公不幸去世了。他从大理寺丞五次升迁至尚书度支员外郎，授朝散郎，勋官累加轻车都尉。母亲周氏，为豫章郡太夫人；吴氏，为会稽郡太夫人；朱氏，为遂宁郡太夫人。原配晁氏，是光禄寺少卿宗恪的女儿。继室李氏，是司农少卿禹卿的女儿。儿子三人：绾，任瀛州防御推官、知扬州天长县事；综，任瀛州防御推官、知宿州蕲县事；纲，任右承务郎、监常州税务。两个女儿早逝。孙子六人：η、{古心}、愈、{旦心}、{付心}、憩。η任假承务郎，其余尚未出仕。孙女五人。公一生没有别的嗜好，只有收藏书籍，达到二万卷，全部亲手校订。又汇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无论出仕还是退居都带着它们。去世后，汇集他的遗稿，编成《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朝衰落以来，天下文章变坏，已经有数百年。欧阳文忠公首先大力匡正文体，使它重新归于雅正。此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出现，成为学者所尊奉的宗师；于是大宋的文章光彩显著，兴盛程度可以和汉唐相匹敌。起初，光禄公归家时，家境十分贫困，公竭尽力量供养他，使他的寒暖和甘旨饮食没有一样不称心。父亲去世后，公像侍奉光禄公一样奉养老夫人，对弟弟妹妹的教养处处尽到恩义。四弟牟、宰、布、肇相继考中进士，布、肇凭文学和议论在当世有声望。九个妹妹也都嫁得合适。唉，子固！你的官位止于此，你的寿命也止于此；然而你赖以立身的事业足以不朽，也足以没有遗憾了！铭文说：啊，子固，你的文章与品德同时生成。不烦劳老师督促，幼年便已有大成。学问丰富，品行盛美，胸中蓄积深厚。发而为文章，使一世人都大为惊异。哲人既已凋谢，邪说便喧嚣叫嚣。公不听信迷惑之说，径直前行而无所阻碍。针砭废疾，医治疮疡；剖开昏暗，剔除蒙蔽。文势如浩荡波涛，滚滚向东流入大海。姬周衰落，刘汉灭亡，文章衰败、文辞萎靡。有人牵引商音、召来羽音，偶数六句、骈句四句；辞采像织锦刺绣、花香芬芳，却看不见五色米粒的质实。公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如鹰飞虎视。发挥深奥雅正之意，拣择斥退浮华累赘。高峻如山，成为众人仰望的对象。暂居属官之职，翱翔于书府之中；如猛禽之鹗，如薪材之楚。出任越州通判，深入考察、询问百姓疾苦。恰逢年成大歉，田里的庄稼荒废。兴办积储以供百姓，打开仓库发放粮食。既帮助又补救，百姓裹粮含哺。有人歌唱，有人呼喊，说公如同父母。一道符节出守地方，先后六次上报州郡政绩。振作纲目，修补衰弊。公堂没有积压的诉讼，监狱没有被滥捕拘押的人。慰劳他们，招徕他们，使鳏寡之人都能得到安定。公镇守海滨地区，奉命入朝觐见。皇帝说：‘你贤能，不要远离王室。替我传达政令，你将成为辅弼。’五位圣君的大典，只有公负责纂辑考订。百官整顿名分，只有公负责训诫告敕。忠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入朝便能面对皇帝进言。公的作用没有充分完成，公的事业也没有最终完成。伟大的声望和广泛的赞誉，如同星辰和太阳。即使石头可以磨损，公的名声也不会湮没。【哀词】宋·秦观

译皇帝承受天命而使天下安乐和谐，这实在是千年一遇的时代。和顺之气浓郁而充满四方，与盛大的德行一同上升。麒麟凤凰出现而交错并至，仍有祥和之气弥漫、承托大地。上天厚重地降生了我们的公，使他以文章成为世间的老师。公是神禹的后代，最初受封为子爵，后来又被封于曾邑。到了离开封邑以邑为氏的后代，末世辗转向南方迁徙。祖父高飞远举而功绩显著，父亲▯▯而以文章闻名。公出生后历经艰难，却继承祖先的事业而喜好修养德行。既有轻车，又有良好的驾御本领，于是极力发挥自己的文辞。揭示天人之间的奥秘，约束贯通六艺而成章。元气包藏而未发泄，幽深洞达而光明朦胧。仿佛牵引天河一泻而下，万物应手而繁荣昌盛。请扬雄、司马相如让路，他们都对公说不敢相比。崔骃、蔡邕等人纷纷而出，谁能说已经窥见了他们的门墙和藩篱？时运来得迟而离去得快，本来前代贤者也曾经历艰难跋涉。正当蓄势奋进、向上攀登时，却辗转徘徊而被调往外地。皇帝衡量公的忠诚，来到商墟便赐还官职。到东观编纂史册，在西垣裁定诰命。断绝的典章制度重新建立，世人争相观看，欣喜地认为领先。端正万古以来的经纬，与北斗相配而光明昭著。世事变化诡异而难以恒常，即使司命之神有时也会昏昧。忽然遭逢丧事而离开京国，于是驾驭哀痛而辞世。您的著述纷纷俱在，可叹您的神魂如今归往何处。人的百年生命实在只是一瞬，竟如闪电般消灭而[▯]然逝去。上天不肯留下这样一位老人，本来就是士大夫们所悲伤的。何况我以微薄的才技，早年曾获准登门受教。道路横贯长江而又遥远艰阻，竟不能前来洒酒祭奠。悲痛充满胸中，郁结难解，只好姑且寄托于这些文章。【挽词】宋·苏辙 少年时漂泊如马光禄，晚年腾达似朱会稽。儒学远远追承齐国稷下学宫，文章辞采近可比拟汉代京西。平生所作碑版已经无人能够继承，今日为您作铭诗又有谁来题写？试数庐陵门下的士人，十年之间零落殆尽，只剩晓星低垂。【挽词】宋·陈师道 早早抛弃了人世，真正到地下去遨游。坟丘原野再没有起身之日，只有江汉水向东流。身世处在顺逆交错之中，功名也就随意弃置了。不必等到礼乐制度完备，才开始成为后来程颐的仇敌。【又】精魂回归漫漫长夜，衣冠仪容显现于广庭。功勋功业留在美玉般的碑铭上，形貌像交给丹青来描绘。大道衰丧，只余下文章；人已经亡故，更留下足为法式的典范。侯芭的才学也只够继承一部分，直到白头仍在研习《太玄经》。【《宋史》本传】元·脱脱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他生来机警聪敏，读书数百字，张口就能背诵。十二岁时，试着写作《六论》，提笔便写成，文辞非常宏伟。刚到二十岁，声名就传遍四方。欧阳修看了他的文章，认为十分奇异。在嘉▯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平州司法参军，召入编校史馆书籍，升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担任实录检讨官。出任越州通判。越州过去征收酒场钱供给招募的牙前，钱不够，就摊派给各乡百姓，规定七年停止；期限到了，募役者还想多收，仍像原来一样征赋。曾巩查访得知实情，立即废止了这项做法。那年发生饥荒，他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足以赈济，而田野百姓又不可能全都到城里来。于是告谕所属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粮食，共筹得十五万石，按照常平价稍微提高的价格卖给百姓。百姓可以方便地领取粮食，不必离开乡里，而粮食还有余。又借给他们种粮，令他们随秋赋一同偿还，使农业生产不致缺少种子。任齐州知州，他治理地方以迅速惩治奸恶、严厉打击盗贼为根本。曲堤周氏拥有大量资财，是乡里的豪强；他的儿子周高横行放纵，侵害良民，侮辱妇女，衣服器物僭越等级，势力又足以撼动权贵豪强，州县官吏没有敢于责问他的。曾巩把他逮捕，依法处置。章丘百姓在村落间结党，号称“霸王社”，他们打人抢劫、夺取财物，没有一件不称心如意。曾巩把三十一人发配，又命百姓编成保伍，让他们侦察盘问出入的人，有盗贼就击鼓互相援助，每次出动都能捕获盗贼。有个叫葛友的人，名列捕盗名单中，一天，他自己出来自首。曾巩给他饮食，给他穿戴衣帽，借给他骑兵随从，又把悬赏所得的金帛装车跟随他，让他在四境夸耀巡行。盗贼听说后，大多出来自首。曾巩表面上是使葛友显贵荣耀，实际上是想离间他的同党，使他们不能再重新聚合。从此以后，百姓夜间也不用关闭门户。河北征发百姓疏浚河道，征调范围涉及其他路，齐州应当供应民夫二万人。县里起初按户籍每三丁出一名民夫，曾巩查出隐瞒漏报的户口，最后改为每九丁出一人，节省费用数倍。又废除没有名目的渡口钱，架桥来便利往来。迁移驿舍，从长清一直到博州，再通达魏地，总共省去六处驿站，人人都认为有利。调任襄州、洪州。适逢江西发生大瘟疫，曾巩命令各县、镇、亭、驿全部储备药物，等待求取。军民中不能自行养活自己的，让他们到官舍来吃住，供给他们粮食、饮水、衣服和被褥等物资，分别派医生诊治，并记录治愈和死亡人数、病情多少，以此考核优劣。军队征讨安南，所经过的州都要为万人军队准备供给。其他官吏往往粗暴杀戮，急迫征敛，百姓无法忍受。曾巩预先安排好突然聚集的事务，军队离开后，市井乡里竟不知道曾有军队经过。加任直龙图阁、福州知州。南剑州将乐县的盗贼廖恩已经赦罪出降，余党溃散后又重新聚合，暗中互相结交依附，旁及数州；其中尤其强悍的盗贼，召唤也不肯前来，居民都惊恐畏惧。曾巩用计谋网罗招致他们，后来接连归降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人贪图寺院富饶，争着想做住持和守护者，公开行贿请托。曾巩让他们的同伴相互推选，把人名登记在册，依次补任。他在府衙公开授予任职文书，拒绝他们私下的酬谢，以断绝身边人借机索取的弊病。福州没有职田，每年出售园中蔬菜来收取钱财，通常收入三四十万。曾巩说：“太守怎么可以同百姓争利呢？”于是停止了这项做法。后来到任的人也不再收取。调任明州、亳州、沧州三州。曾巩凭才学声名著称，却长期被调往外地，世人很认为他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一时后辈人才纷纷崭露头角，曾巩却对此淡然处之。他经过宫阙时，神宗召见他，慰劳问候十分优厚，于是把他留下担任判三班院。曾巩上疏讨论经费，皇帝说：“曾巩认为节省用度是理财的要领，这是世上谈论理财的人所没有达到的。”皇帝把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分别编成各自的书，打算合并为一部，加任曾巩为史馆修撰，专门主持此事，不让大臣总领监督，后来却未能完成。适逢官制施行，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当时从三省到百官，选任授职全部更新，任命文书每天多达十几份，每个人都举述他的职掌，诏令文辞典雅简约而又详尽。不久，他掌管延安郡王的笺奏。按照旧例本应由翰林学士负责，到这时特意交给了他。才几个月，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又过几个月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五岁。

译曾巩天性孝顺友爱。父亲去世后，他更加尽心侍奉继母，在家境衰败、孤苦单弱中抚养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他们的做官、求学、婚嫁，全都靠他的力量。写文章时纵横驰骋，越写越精工，根本取法于《六经》，斟酌采用司马迁、韩愈的文章；当时擅长写文章辞采的人，很少有能超过他的。年轻时曾与王安石交游，王安石声誉还没有振起时，曾巩向欧阳修称道他；等到王安石得志，曾巩便同他意见不同。神宗曾问：“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王安石的文学和品行义理，不比扬雄差，只因吝啬，所以有所不及。”皇帝说：“王安石轻视富贵，怎么会吝啬呢？”曾巩说：“臣所说的吝啬，是说他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吕公著曾告诉神宗，说曾巩做人品行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因此没有重用他。评论说：曾巩在欧阳修、王安石之间建立自己的文论，舒缓从容而不烦琐，简洁深奥而不晦涩，卓然自成一家，可以说是很难得了。宋朝中叶，文学和经术法理都精通其长处，像刘氏、曾氏这样的家学，大概具有两汉的风气。◎序跋 【《南丰先生文集》序】宋·王震 南丰先生凭文章闻名天下已经很久了。早年正值年富力强、志气锐利之时，他的文章剽悍奔放、雄浑宏伟，如同三军的朝气、猛兽的暴怒、江湖的波涛、烟云的姿态，何等奇异啊！那时，先生自负要成为刘向那样的人，却不知道韩愈是怎样的人。后来长期被调往外地，世人颇说他仕途坎坷、怀才不遇。一时后辈人才纷纷崭露头角，先生却对此淡然处之。晚年回到朝廷，天下人都希望朝廷采用他的学问，恰逢新官制施行，于是掌管诏令文书。当时重新设置百官，原来的舍人没有一个在任。任命文书一经试写便送入中书舍人院，刚除授官员时，任命文书堆满了桌案，占满纸张，纵横书写，起初好像并不经意；午时漏刻结束，便交给院吏，上马离去。总共任命郎官、御史几十人，他依据法令本意，推究职守，分别为他们撰写诫敕，每个人都不相同，全有新的意趣，而且文辞丰足、雅正、庄重，自成一家。我当时正任尚书郎，掌管待制吏部。有一天得以全部阅览，才知道先生的学问虽老而不衰，写诏令的大手笔自有其人。唉！先生还没有充分施展他的学问就去世了；但总而言之，他的声名将与天地同存，绝不可诬蔑。有客人得到他新旧时期所写的文章，把它们汇编起来，我因此写在卷首。宋元丰八年季春三月朔日，中书舍人王震作序。【《元丰类稿》后序】元·丁思敬 我曾读中书舍人王公所写的《南丰先生文集序》，喜爱其中以波涛、烟云、三军朝气来描摹这部文章精妙的语句。等到看到紫阳夫子为曾氏家谱所作的序，十分遗憾世上了解曾公的人太浅薄，此后便不敢再把前面的言语当作值得欣喜的了。曾公的先世也是鲁人，我曾想焚一瓣香，整修桑梓之地，怀着敬意却未能实现。大德壬寅年春天，我代理守护此地。拜谒曾公墓后，又得以到祠堂下展拜，抚摸石刻，知道那是魁枢千峰陈公的名笔。至于品评曾、苏二公的文章，他独以“金精玉良”来称许曾文的纯正。确实如此！曾文定文章的价值，到了陈文定之后才得以定论。我公务之余求学，官学诸生来访旧本，说前任县令黄斗斋曾把它刻在梓木上，后来因战乱毁失。既然这里是先生文献流传的地方，而文章竟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守令岂能推辞自己的责任？于是写信给云仍留▯井公，得到所刻善本，立即捐出俸禄，倡导同僚以及寓居此地的官员、士友共同出力，召集工匠摹刻翻新，过了一年才完成，他们用心也很勤苦了。后来一定会有不急于其他事务的人，怜悯他们的勤劳而使此书长久流传，这样才不辜负雪楼先生的品评。大德甲辰年良月，东平丁思敬拜手书写于卷尾。【重刊《元丰类稿》序】明·姜洪 文章同气运的兴衰相关，这确实不是偶然的。宋朝兴起时，五星聚于奎宿，文运大盛。然而仍然过了六七十年，欧阳公才卓然以古文振兴天下。当时又有苏老泉父子、王介甫、曾南丰等贤人相互唱和，所以能够大大改变五代的鄙陋风气，向上追承西汉、先秦的古雅，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南丰先生天资很高，学力超群，他所获得的学问宏大广博，没有边际；他所趋向的，则是约束自己、宽恕待人。他把这些说出来写成文章，也雄伟奔放，不可穷尽。概括说来，归宿却是严谨、纯正；推究他的学术来源，确实曾在欧阳公门下从师交友，而他自己所自负的，是古代正人所说的“要成为刘向那样的人，不知道韩愈是怎样的人”。唉！先生所处的时代如此，所学、所行如此，他的来源和抱负又如此，他的文章足以在世间显名，并且同欧、苏、王、曾并称四大家，难道又是偶然的吗？我姜洪居家食禄时，曾在本县元氏那里见到先生的《元丰类稿》，想亲手抄录却没有空闲，到了后来已经被有势力的人取走了。后来我出仕游历京师，查看馆阁藏书，虽然有这部书的目录，但书册都留在别处供人玩赏。因此又暗自感叹：不只是先生的文章不是偶然得来，即使要读到它也不能偶然得到。那年四月，我生病，请假南归。经过宜兴时，访问友人邹大尹孟旭，停留了好几天。他向我说明自己最初从国子司业、毗陵赵公琬那里得到《类稿》抄本，谋划刊刻；后来又得到节镇南畿、工部左侍郎、庐陵周公忱拿给他看的官刻本，双方互相校对，已经刻成梓版，请你试为我作序。我说：唉！这部书流行于世，难道也是偶然的吗？其中自有命数。唐朝从韩愈、柳宗元到宋朝，过了三百多年，才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出现而继承他们。从宋朝欧、苏、王、曾到今天的大明，又有三百多年了；而我朝列位圣主广泛向四海传播文教，也已经八十年。如今正是文运和国运会合、福运昌盛的时期，难道不会有名闻当世的人出现，来继承欧、苏、王、曾吗？这就是先生的文章由周公、赵公开始刊刻，最终由大尹完成，从而盛行天下、成为世间学者楷模的原因，难道还会再有区区不能读到这篇文章的叹息吗？我不能为这篇文章作序，但也有不必等序言便会流传的文章；只是大尹的刻本，对世人、对学术并非没有补益，不能让它默默无闻，所以忘掉自己的浅陋，冒昧写在篇首。大尹名旦，字孟旭，世代是乐安的旧家族，任砀山、宜兴二县知县，所到之处多有恩惠爱护施及百姓，而约束自己尤其严格；像大尹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贤者了。当时为正统十二年岁舍丁卯夏五月辛亥日，赐进士、翰林修撰、乐安姜洪作序。

译【重刊《元丰类稿》跋】明·赵琬 从前南丰曾氏的文章，同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临川王氏并称名家，而且都有文集刊行于世。只是如今欧、苏、王三家的文集世间都有印本，唯独曾集散失而没有流传，近世士大夫家中大概很少有人能看到他的全集。我抄录了这部本子，珍藏在箱笥中很久了，曾经商议重新刻印，使它同三集一同流传，但力量达不到。近来宜兴县令、乐安人邹旦孟旭考核任期来到京城，访问我于太学，偶然谈到曾文，孟旭也以世上难以多见为遗憾。我于是拿出所藏给他看，孟旭看后高兴地说：“应当扩大它的流传。”于是托付他回任后刻印。书版刻成，请我写几句话记在后面。唉！曾氏的文章灿然如日月星辰照耀天空，光辉无法遮掩，本来就不需要我的言语来说明。然而后世君子如果不写古文便罢，假如想写，就不能不以此为法，就像离娄、公输子想做成方圆，必定要依靠圆规和曲尺一样。孟旭尊崇前代正人，专心于这篇文章，并且做了这项义举，他爱好善行的美德，怎么可以不记下来呢？姑且题写在书简末尾，以记载此书刻成。正统十二年七月七日，毗陵后学赵琬记。【重刻《元丰类稿》附录】明·邹旦 听说要刊刻南丰文集，我高兴地作诗，来促成此事。抄录下来呈给乡里同年邹侯：曾子的文章世间稀有，如同水中的江汉、天上的北斗。我听先儒有这样的话，这件盛事直到今天仍流传不朽。南丰文集的刻本在兵火之后，内阁所藏的天下没有。世间儒者想看也得不到，谁是像世南那样行走天下的秘书？义兴的贤能县令、江西才士，曾两次弹琴治理这个花县。首先捐出官俸再次刊行，一定要让它流传遍天下。白日漫长，公务退后亲自校勘，召请良工用铁笔重新雕刻。还要烦请精于鉴别的人校正亥豕之误，使它的文光直冲斗牛。知道您的这项举动不是小小的补益，书刻成后请快寄来，让我争先一睹。姓名长留天地之间，千古清风传播[▯]于您。乡生大年稿呈上。以上是常州郡学司训、临川人聂大年听说我重刻《类稿》，作诗来促成此事。我喜爱他开头称颂前辈，说：“曾子的文章世间稀有，如同水中的江汉、天上的北斗。”用“江汉”比喻先生的文章，就可以知道它雄放宏深；接着用“北斗”来比喻，就可以看出它正大高明、光芒照耀天空。用七个字说尽先生文章的精妙，可以说简约而有法度了。谁会不喜欢它呢？何况司训这首诗，全篇也清新秀丽，实在是才子的杰作。并且他希望我亲自校勘，订正亥豕之误，不致造成谬误，这又对我很有帮助。书刻成后，谨附在篇末。时为正统丁卯年夏六月望日，文林郎、知宜兴县事、乐安人邹旦谨记。【《元丰类稿》序】明·王一夔 从前濂溪周子说：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对道没有深切体会却写文章，不过是技艺罢了。圣贤，是对道有深切体会的人。《六经》的文章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承载道，为天地建立心灵，为百姓确立准则，为万世开创太平。必须做到这样，才可以称为文章。假如只把文辞技巧当作能事，却不深究道理，即使奔放如司马迁、班固，高古如柳宗元、韩愈，沉着纵肆如欧阳修、苏轼，也免不了周子所说的“不过是技艺”的讥评，还能称作文章吗？像南丰曾先生的文章，大概可以接近道了吧！先生名巩，字子固，是鲁国复圣公的后裔，远祖迁居到我江右的南丰县。先生生来机警聪敏，读书过目便能背诵，十二岁就能写文章，每天起草数千字，常有惊人的语句。刚成年游学太学，欧阳修一见他的文章，便大为惊异。考中嘉▯进士，历任官职大多在外郡，最后才升任中书舍人。不到一年，因母亲去世服丧而死。他所到之处，文章和政事都卓然为人传诵仰慕。可惜当时未能得到充分任用，却使他的文章更加昌盛。他的文章虽然从未抄袭《六经》，却没有一次不与《六经》相合。宋濂溪评先生文章，说如果姬公、孔子一类的人重新出现在今天，他们随口所谈无非三代的礼乐；这可以说是真正深知先生的人。那些用三军朝气、猛兽、江湖、烟云来作比喻的人，难道也能说是了解先生吗？先生所著的文章，有《元丰类稿》五十卷，已经刻版流行于世。近来南靖杨君参来任南丰县令，这里是先生的故乡，于是寻求先生全集，校正其中的讹误和脱漏，准备刻印来扩大流传，便请教谕、句容人王铎代为请我写文章，放在卷首。唉！我王一夔怎么敢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呢？从前欧阳公撰写《五代史》，陈师锡为它作序，而被半山王安石讥笑。以我王一夔来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必然会遭到同陈师锡一样的讥笑。王一夔怎么敢为先生的文章作序呢？话虽如此，陈师锡为《五代史》作序，固然不能免于半山的讥笑，但陈师锡的名声也借此流传到今天。先生的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如同景星、庆云、麒麟、灵芝，天下人争相观看还唯恐落后；如果我的名字确实能借此为后世所知，又是多么幸运啊！因此不拒绝他的请求，冒昧把序写在卷首。成化六年庚寅年冬十月望日，赐进士及第、奉训大夫、左春坊左谕德、经筵官、兼修国史后学豫章王一夔作序。【重刻《元丰类稿》跋】明·谢士元 南丰曾先生所著《元丰类稿》，诗共五十卷，宜兴原有刻本流传于世。南丰知县杨君参说，先生是本县人，遗留下来的风尚和余韵仍然存在，何况他的文章呢？于是命令工匠按照宜兴旧本重新刊刻来传播，大概是想让本县的学者人人都能拥有并诵读它。孟轲说过，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学者诵读先生的文章，就会了解先生；了解先生，那么受到感发就尤其容易了。杨参亲自担任教化地方的长官，希望学者仰慕并践行乡里的先哲，可以说很善于教导了！写在书简末尾，难道只是记载年月，也要说明杨参的存心和施为不同于一般人。后学长乐谢士元写于思政堂，时为成化壬辰年六月。【《南丰先生文集》后序】明·陈克昌

译南丰先生曾氏的文章，同庐陵欧阳氏、眉山苏氏、临川王氏并称名家，而且都有文集流行于世。先生的文集，大概从元大德甲辰年开始刊刻。这就是《元丰类稿》。宜兴有刻本，是乐安邹君旦所刻；丰学重刻，是南靖杨君参所刻。士大夫和儒生于是得到善本，争相摹印，人人都能看到它。邹孟氏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却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学者阅读先生的文章，就会了解先生；了解先生，那么受到感发就尤其容易了。年代久远了，版面和字迹大多磨损，虽曾由谢簿普校正，又由莫君骏再次补修，但很快又湮没到难以阅读。我谪居[▯]之地的第二年，公务之余总留意于此。郡斋所存的《李[▯]江先生集》《养生杂纂》《耕织图》《和唐诗》等书，过去残缺的，也都增补订定。随后又取这部集子来校勘，换掉破败腐朽的版片，剔除污损漫漶之处，重新刻造的已经超过一半，希望能够完整保存，经过三个月才初步完成。唉！先生的文章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只是确实有不能自已的原因，而且这也是学者应当诵读取法之处：仰望高山，行走在光明大道上，希望大家共同勉励。若只是把它当作文章而已，那就太浅薄地求知先生了。嘉靖甲辰年仲春，前参议、仁和后学陈克昌记。【序刻《南丰先生文集》】明·邵廉 南丰先生自作的叙文大致如此：他的言论以统一道德、同一风俗为盛事；因为合乎道理，所以没有二致；因为不合乎道理，所以产生分歧。后世评论赞颂他的人不下十人百人，不了解他的，只看到风影形似；了解他的，又往往只是空泛议论而不切实，铺陈蔓延反而遮蔽了他的旨意，读者常常为之困惑。叙说南丰曾氏的人，谁能比得上他自己的叙文准确呢？所以现在揭示并论述它。曾氏的文章，大概接近孔门的文章。《中庸》说：“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和，就是中，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孔子说：“言辞表达清楚就够了。”所谓言辞，是喜怒哀乐形成文理后的表达；所谓通达，是使它从内在的中正之心发出而通达。言辞通达，道理也就通达，所以贯通天地万物，并没有二致。曾氏因为合乎道理，所以没有二致；由此看来，孔子的文章，是可以听闻并领会的。自从七十弟子去世，精微的言论便断绝了。那些还能听闻到的，卑下软弱的沉溺于近浅，偏邪乖僻的流于荒远；诸子百家彼此错杂，就像亡羊迷珠。即使能够听闻到的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根本不能听闻到的呢？汉朝兴起后，接近大道的人，得到了一位董仲舒。谈论政事，就阐明教化而重视礼乐；谈论学术，就崇尚道义而贬抑功利。他的主旨说：“道的根本源头出自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天就是天命的中正，道因为通达，所以不变；合乎道理而没有二致，不是这样吗？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氏之术的，请一律断绝，不要传播，这不就是统一道德、同一风俗吗？这是孔门文章的支流。从汉朝到宋朝，过了几百年才有南丰曾氏出现，他反复约束文字来阐明主旨，详细整齐地说明法则。《叙〈战国策〉》说以道建立根本，以法适应变化。《叙〈听琴〉》详细说明五礼六乐的作用，一直到培养才德、协调天地才停止。《筠州学记》则详细依次说明《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并以致知为根本。《新序》的创作，又深入阐明学术有统绪、道理有归宿，并排斥众说，大体以统一道德、同一风俗和合乎道理、没有二致为旨趣。这两个人的文章，可以说是最为纯正了。董仲舒阐明统一，是学海；仲尼如同日月，水则如同大海。南丰先生也像水中的江汉吗？是大海的支流；像天上的北斗吗？是借日月的光辉而明亮。因此，偏与全在于智慧见识，纯与杂在于造诣；他们的文辞和旨意是一致的。若没有看到大道根源就发出感叹，难道不是对文王、孔子文章的评论吗？那么所谓道德礼乐教化，岂不都成了虚妄？唉！实在太难了。邵廉不敢以乡里的后生身份自称了解曾公的文章，只是对于真正了解它的人实在太少而深有感慨，所以作序并刊刻它。隆庆五年辛未秋八月吉日，南丰后学邵廉谨题。【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明·宁瑞鲤 我没有什么才德，也曾诵读过先生的文章。近来脱去布衣、承乏任职于丰土，私下庆幸能够追溯前代贤哲的美好声音，获得仰望学习的机会。进入本县很久后，又详细听到了三位文公的事迹：相国文肃公子宣、史馆文昭公子开，都是先生的弟弟；而先生名巩、字子固，就是世人所推尊的文定公。先生的文章旧刻本存于县署，现存部分陶阴亥豕，缺失部分首尾断裂。我惆怅地想把它们全部换成新的梨木版，但文书事务匆忙，闲暇日子很少。正好本县儒学生员曾敏才、敏道、国彦、敏行、国祚、育秀、能先等人来见我，请求说：“我们的祖先南丰先生在宋嘉▯年间倡明道学，是当时儒者的宗师；他所著文集若干卷，学士大夫交相传诵。现在想仰承您的雅意，摹刻善本，收藏在祖庙，以此记其不朽。请赐下一句话的劳驾，写在卷首，实在是幸运。”我想到自己从前向往先生的勤苦，孜孜不倦地诵读取法，难道可以不写几句话吗？先生的文章已经达到极高境界，是《六经》的羽翼，是治理人世的龟鉴；自孟轲以来，还没有达到这样盛大境界的。先生随口便能形成谋略，挥笔立起旗帜，哪里曾经刻意雕琢锻炼，逐字推敲、逐句排比，拘拘然只在一隅夸耀技巧，像计算黍粒那样斤斤计较呢？譬如三垣九野，向晚时分光彩显著；万壑群川，汇入虚空而浩荡奔流。至于经纬交错、文理如水波涣散，天地并不是为了写文章，却不能使万物没有文采，也只是形势自然如此。先生出生在昆体文学浸染之后、洛学尚未兴起之前，胸中怀抱灵珠，精神超越万物象帝，率先开启了致知诚意的学说，功劳实在伟大。试着取先生的书详细阅读，阐发幽深渺远的道理，那么天地万物没有什么能逃脱其真实情状；考订朝代运行，就把往日的风俗变化全都说明。条列国家盛衰和灾异，随着财政计簿指出耗损与谋求安定的所在；规约官吏职守、刑名法度，把钱粮、诉讼等事一并筹划。旁及篇章诗赋，没有不温润从容、可以弦歌、可以诵读的。先生对于义理，细密如抽茧丝、析牛毛；对于学问，贯通道理和具体事物，所以文章卓绝到这样的程度。

译考察神宗时期，恰逢新官制施行，任命文书堆积，先生下马口头起草诫敕文词，每天任命几十人，每一篇都充分体现任命官员的法意；神宗对他的简拔和器重尤其隆厚，史学方面也受到士人称许。他历任内外职务，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即使父兄极其显贵，朝廷中的旧日朋友，舒国公执掌宰相枢要，先生的进退行止也都淡然自若。那么先生的自我担当，实在坚贞而厚重，难道只是凭文章才获得大名吗？所以观察先生，应当着眼于道而不只是文章；即使从文章来评论，也自然在各位名家中巍然独立。为什么呢？韩昌黎留下的论说在格物致知方面，柳州却错误地受到罗侯之称；舒国公的《新经》《字说》显出瑕疵，眉山苏氏纵横驰骋的习气还没有完全去除。只有六一居士欧阳修的文章曲折有余、典雅庄重，先生可以同他并列。至于《为人后议》一篇问世，六一居士还感叹当时没有见到这篇议论，大概是追忆濮议之事。这样看来，先生在诸公之间，有超过他们的地方而没有不及之处。假如所谓《六经》的羽翼、治理人世的龟鉴，直接承接孟氏的传授，难道是虚说吗？后来文昭公的后裔思孔氏对我说：他的先祖世代收藏先生《隆平集》几十卷，没有别的副本，不敢轻易给人看，丰地人士甚至不知道先生还有这部书。一直想亲手抄写全书，传给爱好古籍的人，却因困于公车事务而未能实现。如今一并刊刻，留给后来人看，难道不是本县的一件快事吗？诸生的祖先讳[古心]，是先生的再世孙，在金将攻越的灾难中死去；留下儿子[▯]，事情上报后，因恩泽补授将仕郎，最终做到南安军守。他由抚州迁回桑梓之地的查溪，世代修建庙宇，俯临溪流数步远。我经过[▯]地乘船时，常常为此徘徊，前往拜谒他的祠堂。思孔氏擅长古文辞赋，已经卓然登上作者的坛场；各位儒学生员英俊杰出，都确实具有他的文章才华，可以说能够继承他的家学。因此我乐意为他们作序，并把《隆平集》遗赠给他们。明万历丁酉年季夏月谷旦，赐进士出身、知南丰县事桐▯宁瑞鲤撰。【重刻《南丰先生文集》序】明·王玺 文章是用来承载道的，道统摄于人的本性，本性确定于专一。《六经》以“一”为宗旨，圣人以“一”为极致，先师孔子以“一以贯之”为宗旨，宗圣曾子以“一”为唯一原则；立言经世，万古不磨。至于此以下的诸子百家，纷杂言论不一，凿空本性、背离大道，不能作为训诫，那么文章实在不是容易谈论的。我们南丰位于西江上游，历代都有人文，只是特别竞逐辞章，而性理之学不明，这种弊病已经很久了。南丰曾先生名巩，他的文章根源于性理之学，远远追承他的祖先宗圣关于一贯、忠恕、《大学》格致的心法；以《六经》修治本性，怀抱真实、守持专一，大概是承接曾参而通达孔子的吧！这同道统有关，难道浅薄吗？当时读他文章的人，有的与他相隔世代久远，有的与他相隔地域遥远，都只猎取他的辞采而没有完全了解他的品行，夸赞他的文章而没有获得他的本性，这就是采花而忘记果实。我出生在先生数百年之后，更幸运的是接近先生的居处；他的性理学渊源、忠孝廉节，充分著于乡里的评论，超出文章之外的品德，我得以熟悉地知道并一一列举。先生早年就负有英敏之才，每天写下数千言，却能博学详说，最终归约于一心。善于奉养祖姑，根本在于纯孝；用经术教导子弟，使他们懂得守一来确定本性、会通大道。因此各位弟弟都凭文学显名，长孙则以忠义著称。他历任六州，所到之处都治理得当，平息盗贼、禁绝奸邪，惠民政绩四处流布，民风受到鼓舞而畅达。他两次调任史馆，编次实录，独立裁断于内心，不因显贵而傲慢迁就。无奈忠直触犯时势，受新法牵制，宰相事业未能完成，于是解下官印归田，创建兴鲁书院，同欧、苏诸位君子阐明一贯、定性的旨意。他所著的《元丰类稿》《隆平》《金石》《群史》等书，总的都发自本性灵明，真正得到孔门心法，能够继承宗圣家学了吗？直到今天，他的子孙繁衍，抚州、建州各自设庙祭祀；而查溪的后裔文质彬彬，人文盛美，这才使人相信道脉流传的力量。此前《元丰类稿》由九世孙居住查溪的文受、文忠校刻过，只是原本存放县中已久，多有残缺。我正抚心感慨，忽然裔孙才、行、道、思、秀、先等人谋划修复祖先事业，来请我作序。我虽然不敏，但曾奇怪世人毁弃大道、泯灭本性，只以定性、主一的训诫为宗旨，内心私下向往，而追随芳踪的志愿从未懈怠，于是起身说：你们诸位士人的这项举动，存心非常盛大。然而能够振兴祖业，不在于浮泛地仰慕先人的形迹，关键在于从远处契合先人的内心；如果确实以道作为规范，以心作为严师，那么在定性之中自然就是效法祖先。宗圣的“一”，先生推衍了它；先生的“一”，后代子孙应当尊奉它；这样，这部集子就可以成为传授心法的良好典范。否则，不能使性与道充分明白，又凭什么光明昭示祖德呢？我作为先生的后学，惭愧未能穷尽本性、达到大道，只能姑且以专一自守，早晚勤勉不懈，也用这些话嘱咐你们后来的士人。大明万历丁酉年季夏月上浣吉日，赐进士、嘉议大夫、广东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前钦差抚苗、两奉敕提督学政、知直隶太平府事、户礼二科左右给事中、使朝鲜国、赐一品服、侍经筵官、题准纂修世宗实录、翰林院庶吉士、乾乾道人、南丰里东后学见竹王玺撰。【《曾南丰先生文集》序】明·赵师圣 我从童年束发时接受教育，长大后策名入仕，海内太平，天下安定，在秘阁读书，到如今二十多年了；对于古今文章兴衰升降的变化，我私下也曾窥见一二。

译自东汉以来，道统丧失，文章衰敝；即使唐代凭贞观年间达到太平，几乎臻于隆盛，文章却仍不能革除五代的衰败。韩昌黎从平民中崛起，挥斥这种风气，天下人一致响应，重新归于正道。韩愈之后二百多年，才有欧阳子出现；他的学问推尊韩愈，又上通孟子。士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不约而同地说：“欧阳子，是宋朝的韩愈。”当时我们乡里的曾文定公携带几十万字文章来到京师，京师没有人知道他；欧阳公看见后却独自认为奇异，起初惊异于他的文章，继而赞叹他的志向，于是子固的名声震动天下。唉！那位文公难道只是凭文章吗？当他到凤翔迎接佛骨时，王公士庶奔走膜拜赞叹，而文公冒死极力进谏，触犯皇帝的震怒却不后悔。这样看来，文公守卫大道的严正、浩然正气的充沛，本来已经参赞天地、关系盛衰，浩浩然独自长存了。他亲手扶持云汉般的高文，文章如锦绣分章，难道是偶然的吗？欧阳公在朝廷立身刚直不屈，至于评论文章，则说：“道胜过一切，文章并不困难，自然会达到；如果道充满于心，即使运行于天地、进入深泉，也没有到不了的地方。”不然，以欧阳公的才华，难道不能像扬子云、范仲淹一类人那样争奇斗艳、撕裂锦绣吗？实在是守卫大道的心意严正罢了。曾子固、曾子开兄弟都以文章闻名当时，而子固的文章尤其著名。他的《元丰类稿》言辞浅近而旨意深远，大的方面合乎谋略训诫，小的方面合乎法度尺度。至于评论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物贤能不肖，以及总理当代事务、斟酌损益，都必定以《六经》为根本。他守卫大道的心，实在同韩昌黎、柳永叔相表里，并不只是凭文章使后世知名。后世君子阅读子固的文章，能够获得欧阳子的志向以及韩子当年排斥异端、阐发幽深玄妙的深心，向上追溯到子舆氏辨明言论的教诲，那么这部稿本流传，对天下后世就不是没有补益；它足以彰明我们乡里的学术，阻挡百川、挽回狂澜，从而接近邹鲁遗留下来的事业。就是如此。同邑后学赵师圣题。【《曾南丰全集》跋】清·顾崧龄 南丰先生《元丰类稿》五十卷，前明历次刻印流传；宜兴县令邹氏在正统年间刻印，是最早出现的版本，其中的讹误已经很多，何况后来的版本呢？我喜爱诵读先生的文章，却苦于没有善本，又担心时间越久越失去原貌，于是参照互相校勘，并辅以《宋文鉴》《南丰文粹》等书，亲手用朱笔墨笔批校，谋划重刻，已经有多年了。我私下听说，屺瞻何太史焯常常感慨，藏书家只求藏书广博，却不追求精审，所以对于近代通行的书籍，大多加以校正；曾先生的文集，他也曾借昆山传是楼所藏大小字二宋本互相参校，亲手订定。那部副本墨迹在同年友人子遵、蒋舍人杲那里，于是我请求借来归我，便又参照它进行校勘。凡是宋本与各本有异同的地方，我冒昧地以自己的浅见在其中斟酌取舍。例如第七卷缺少《水西亭书事》诗一首，第四十七卷《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缺少四百六十八字，各本都如此，便依据宋本补入。类似这样的地方很多，难以全部列举。至于先生的《续稿》和《外集》，南渡以后已经散失，见于吴曾《能改斋漫录》、庄绰《鸡肋编》以及《文监》《文粹》中的，共得到十三首，准备附在后面。舍人听说后认为这件事很好，于是又拿出《圣宋文选》给我看，又得到七首。共二十首，分为上下两卷，题作《南丰先生集外文》。刻本完成后，我才感慨叹息。大概是感叹舍人慷慨不吝的高雅心意和太史辛苦校正的用心，使这部刻本得以免受沿袭讹误、承接谬误的讥评，而且还搜集到了遗失的珍珠，使它们从幽暗中重新发出光彩，以完成我崧龄修缀一瓣香来表达敬意的心愿；对于先生来说，这难道不是很大的幸运吗？先生的文章，自宋代以来，为它作序并加以颂扬的人很多。凭我崧龄的浅陋荒疏，即使想插嘴评论，哪里还能有所增益呢？因此，我依次编排王震以下的序文十二首，把它们总列在书简的开头，只自述这次重刻的缘起如下。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夏四月某日，长洲后学顾崧龄谨慎作跋。【宋刊《元丰类稿》残卷跋】　清·傅增湘 宋人的大型文集，如王荆文公、欧阳文忠公以及三苏的文集，我都收藏有宋刊本，唯独曾集没有。遍查南北各地的藏书家，也没有见到著录。往年正文斋谭笃生有《南丰文粹》六卷，我曾借来校阅过一次，后来被袁寒云收藏，如今不知道流传到什么地方了。去年，氵更阳张庚楼兄把宋刊《元丰类稿》的残页赠给我，是第四十三卷的末尾；在《张久中墓志铭》之后又刻有一首诗，文字差异很大，这是同一篇文章刻有两个版本的例子。虽然仅存三页，我却很把它当作破旧的扫帚一样珍爱。不久前，我在季湘斋那里看到了宋刊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书页四周都已经残缺剥蚀了一半以上，一看便知道是内阁大库中被虫蛀后残留下来的东西。拿近代刻本来校对，第三十二卷《论中书录黄札子》“巩于理未安”一句下面脱漏了二十二个字。此外，词句略有不同的地方，也到处都是。其中“另一作某某”的字样，用小字注在本句旁边，这是宋刊本中的创例。虽说只是零碎的丝帛、残断的玉璧，终究是天下孤本；拿它与近世豪门大族、高屋大宅中罗列牙签锦轴、互相夸耀炫示的藏书相比，轻重究竟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写下这些话来告诉季湘，也告诉世上喜爱阅读未见之书的人。甲子立冬前一日，藏园居士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十三〉 ◎提要 【曾子固《元丰类稿》五十卷】　宋·晁公武 以上是本朝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元丰年间任中书舍人，后来去世。子固拜欧阳永叔为师，早年便凭文章名闻天下。他壮年时的文章奇崛奔放，雄浑瑰丽，自负之处大概像刘向一样，蔑视韩愈以下的作家。晚年开始任职于中书省，正逢新的官制施行，任命文书堆满案头，占满纸张，纵情挥笔书写，起初好像漫不经心；等到起草诏令交给属吏时，便依据法令的本意，推究原有职守，为它制定训诫敕令，各篇都不相同，内容充实丰裕、典雅庄重，自成一家。欧公门下的士人，大多成为当世显达之人；评论者唯独认为子固得到了欧公的真传，这就像学习佛教的人所说的嫡传继承者。〈《郡斋读书志》卷四下〉 【《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四十卷、《年谱》一卷】　宋·陈振孙

译中书舍人南丰曾巩，字子固撰写，王震为它作序。《年谱》是朱熹辑录的。考察可知，韩持国为曾巩撰写的神道碑称，《类稿》五十卷、《续》四十卷、《外集》十卷，曾巩本传也这样记载。等到朱先生编年谱时，《类稿》之外只有别集六卷，便认为散失的有五十卷，而别集中保存的仅是原有篇章的十分之一。开禧乙丑年，建昌太守赵汝砺、郡丞陈东从曾巩的族孙潍那里得到这些书，校订后刊刻。因为依据碑文和本传，旧日确定编成四十卷；然而所谓《外集》究竟应当是什么情况又无从知道，那么这四十卷也未必符合原来的卷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 【《元丰类稿》五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清·纪昀 宋代曾巩撰写。曾巩字子固，是建昌南丰人。嘉祐二年进士，官做到中书舍人。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曾巩所作《元丰类稿》原为五十卷，见于《郡斋读书志》。韩维撰写的曾巩神道碑又记载有《续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史》本传也如此记载。到了南渡以后，《续稿》《外集》已经散失不传。开禧年间，建昌郡守赵汝砺开始从曾巩的族孙潍那里得到这部书，但缺漏错误很多。于是同郡郡丞陈东与他一起校定《续稿》《外集》，删去其中伪作，仍然编定为四十卷，以符合原来的卷数。元代末年兵乱火灾，这部书又亡佚了。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五十卷。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载《怀友》一首，庄绰《鸡肋编》所载《厄台记》一篇，高似孙《纬略》所载《实录院谢赐砚纸笔墨表》一篇，以及世间流传的《书魏郑公传后》等佚文，见于《宋文鉴》《宋文选》的，应当就是《外集》《续稿》中的文章。所以如今在文集中都看不到它们。现今流行的版本共有两种：一种是明成化六年南丰知县杨参刊刻的本子，前面有元丰八年王震的序，后面有大德甲辰东平丁思敬的序。此外还有《年谱》序文两篇，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而《年谱》也已经散佚了。这大概已经不是宋本的原貌，其中的错乱谬误尤其多。一种是本朝康熙年间长洲顾崧龄刊刻的本子。他依据宋本参校，在第七卷补入《水西亭书事》诗一首，在第四十七卷《太子宾客陈公神道碑铭》中补入缺失的四百六十八字，颇为清楚整齐。然而何焯《义门读书记》中有校正《元丰类稿》五卷，其中有像《杂诗》五首次序颠倒这样的情况，有像《会稽绝句》擅自增加题目这样的情况，也有像《寄郓州邵资政》诗等篇章脱落原注这样的情况。其他文字句子的异同，更无法一一列举。顾本还没有逐一改正。如今著录顾本，同时用何本所作的校勘来补正其中的讹误和脱漏。与明刻本相比，算是较为完善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