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记十二首【分宁县云峰院记】
齐独之休宁,得娼陈氏,又纳之。代受抚州司法,归间周氏,不复见,使人窃取其所产子,合杜氏、陈氏,载之抚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与其弟来,欲入据其署,吏遮以告齐。齐在宝应佛寺受租米,趋归,ㄏ挽置庑下,出伪券曰:“若佣也,何敢尔!”辨于州,不直。周氏诉于江西转运使,不听。久之,以布衣书里姓联诉事,行道上乞食。
萧贯守饶州,驰告贯。饶州,江东也,不当受诉。贯受不拒,转运使始遣吏祝应言为复。周氏引产子为据,齐惧子见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惧,则收以归,扼其咽,不死。陈氏从旁引儿足,倒持之,抑其首瓮水中乃死,秃秃也。召役者邓旺,穿寝后垣下为坎,深四尺,瘗其中,生五岁云。狱上更赦,犹停齐官,徙濠州,八月也。
庆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张彦博改作寝庐,治地得坎中死儿,验问知状者,小吏熊简对如此。又召邓旺诘之,合狱辞,留州者皆是,惟杀秃秃状盖不见。与予言而悲之,遂以棺服敛之,设酒脯奠焉。以钱与浮图人升伦,买砖为圹,城南五里张氏林下瘗之,治地后十日也。
呜呼!人固择于禽兽夷狄也。禽兽夷狄于其配合孕养,知不相祸也,相祸则其类绝也久矣。如齐何议焉?买石刻其事,纳之圹中,以慰秃秃,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无忌言。二十九日,南丰曾巩作。
【醒心亭记】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欧阳公作州之二年,构亭曰丰乐,自为记以见其名之意。既又直丰乐之东几百步,得山之高,构亭曰醒心,使巩记之。
凡公与州之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
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材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贤,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宾客,尚未知公之难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为人而览公之迹,思欲见之,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公之难遇也。则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欤!而巩也,又得以文词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欤!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
【繁昌县兴造记】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县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为县。县百四十余年,无城垣而滨大江,常编竹为障以自固,岁辄更之,用材与力一取于民,出入无门关,宾至无舍馆。今治所虽有屋,而庳逼破露,至听讼于庑下,案牍簿书,栖列无所,往往散乱不可省,而狱讼、赋役失其平。历七代,为令者不知几人,恬不知改革,日入于坏。故世指繁昌为陋县,而仕者不肯来,行旅者不肯游,政事愈以疵,市区愈以索寞,为乡老吏民者羞且憾之。
事之穷必变,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为门以通道往来,而屋以取固。即门之东北,构亭瞰江,以纳四方之宾客。既又自大其治所,为重门步廊。门之上为楼,敛敕书置其中。廊之两旁,为群吏之舍,视事之厅,便坐之斋,寝庐疱氵▯,各以序为。厅之东西隅,凡案牍簿书,室而藏之,于是乎在。自门至于寝庐,总为屋凡若干区。自计材至于用工,总为日凡二千三百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
始繁昌为县,止三千户。九十年间,四圣之德泽,覆露生养,今几至万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余,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资,而无贫民。其江山又天下之胜处,可乐也。今复得能令,为树立如此,使得无岁费而有巨防,宾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为之观。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狱讼、赋役之书悉完,则是非倚而可定也。予知县之去陋名,而仕者争欲来,行旅者争欲游,昔之疵者日以减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称其县之名,其必自此始。
夏令用荐者为是县,至二十七日,而计材以至于落成,不惟兴利除弊可法也,而其变因循,就功效,独何其果且速与!昔孟子讥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呜呼,如夏令者,庶几所谓知为政者与!于是过子产矣。
凡县之得能令为难,幸而得能令,而兴事尤难;幸而事兴,而得后人不废坏之又难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难得,而令又幸无不便己者,得卒兴其所尤难,皆可喜无憾也。惟其欲后人不废坏之,未可必得也。故属予记,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丰曾巩记。
【墨池记】
译孙齐独自前往休宁县,得到娼妓陈氏,又把她纳为妾。后来调任抚州司法,回去和周氏相处时,却不再见她,让人偷偷把她所生的孩子取走,连同杜氏、陈氏一起,装载到抚州。明道二年正月,到这个月时,周氏也和她弟弟来到那里,想进入并占据孙齐的官署,差吏拦住他们并报告孙齐。孙齐当时在宝应佛寺收取租米,赶忙回去,把周氏[字形疑误]拉到廊下,拿出伪造的契券说:“你是雇工,怎么敢这样!”双方到州里争辩,州官没有判周氏有理。周氏向江西转运使申诉,转运使不听。过了很久,她穿着布衣,把写有乡里姓氏的联名状带在身上申诉此事,沿路乞讨。萧贯镇守饶州,周氏快马赶去告诉萧贯。饶州属于江东,本来不应受理这种诉讼。萧贯却受理而不拒绝,转运使这才派遣官吏祝应言重新审理。周氏把孩子作为证据,孙齐害怕孩子一见到事情真相就会揭发,于是把孩子送到旁边的方政家中藏起来。他又害怕事情败露,便把孩子收回带走,扼住孩子的咽喉,使他没有死。陈氏从旁边抓住孩子的脚,把他倒提起来,按住头浸入装水的瓮中,孩子才死去,这孩子就是秃秃。孙齐召来役夫邓旺,在寝室后墙下面挖了一个坑,深四尺,把孩子埋在里面;据说孩子当时五岁。案件上报后,后来遇到赦免,孙齐仍被停职,调往濠州,这时是八月。庆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张彦博改建寝室,平整地基时在坑中发现死孩子。经过验看并询问知情者,小吏熊简供述的情况就是这样。又召来邓旺盘问他,把两人的供词合在一起,留在州里的证词全都如此,唯独杀害秃秃的情状大概没有记载。张彦博把这些告诉我,我为之悲伤,于是用棺材和丧服为孩子收殓,摆设酒和干肉祭奠他。又把钱交给僧人升伦,买砖砌成墓穴,在城南五里张氏林地下面埋葬他,这是整治地基后第十天。唉!人本来就应当和禽兽、夷狄有所区别。禽兽、夷狄对于配偶、怀孕和养育子女,都知道不能彼此残害;如果彼此残害,它们的同类早就灭绝了。像孙齐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我买来石头刻下这件事,把它放入墓穴中,用来安慰秃秃,也用来警戒后人。事情的始末,只有杜氏一个人毫无顾忌地说了出来。二十九日,南丰曾巩撰写。【醒心亭记】滁州的西南面,在泉水边上,欧阳公任滁州知州的第二年,建造了一座亭子,叫作丰乐亭,亲自写记来说明取这个名称的用意。后来又在丰乐亭正东面几百步的地方,找到一处山势较高的地方,建造亭子,叫作醒心亭,让曾巩为它作记。凡是欧阳公和州里的宾客来这里游玩,就一定先到丰乐亭饮酒。有时已经醉了,也感到疲劳了,就一定到醒心亭远望。这样可以看到群山环绕,云烟滋润,旷野没有尽头,草木繁茂,泉水和山石秀美,使眼睛对所见的景物感到新鲜,耳朵对所听到的声音感到新鲜,于是心情洒脱而清醒,更想长久停留,忘记回去。所以根据它能够使人清醒的缘由来命名,取用了韩愈字退之《北湖》诗中的说法。唉!这可以说是善于在山水之间取得快乐,又用名称显出实际情状,真是更高明了。虽然如此,欧阳公的快乐,我是能够说明的。我们的君主在上面从容治理而不妄为,我们的百姓在下面生活富足而没有遗憾,天下的读书人都成为有才而且善良的人,夷狄、鸟兽、草木等有生命的东西都各得其所,这才是欧阳公的快乐。一座山的角落、一泓泉水的旁边,哪里是欧阳公的快乐呢?这只是欧阳公寄托心意的地方罢了。像欧阳公这样的贤人,是韩愈去世几百年以后才又出现的。如今一同游玩的宾客,还不知道欧阳公是多么难得遇到的人。再过百年、千年,有人仰慕欧阳公的为人,浏览他的遗迹,想要见到他,却只能发出无法赶上的叹息,那时才会知道欧阳公是多么难得遇到的人。那么凡是在这里一同游玩的人,难道能不感到喜悦和幸运吗?而我曾巩,又能够把名字凭借文章寄托在欧阳公文章之后,难道能不感到喜悦和幸运吗?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繁昌县兴造记】太宗二年,取宣州的三个县设置太平州,繁昌也在名册之中。繁昌原来是南陵的土地,唐昭宗时才开始设置为县。这个县有一百四十多年没有城墙,又靠近大江,常常编竹子做屏障来巩固自己,每年都要更换,所用的材料和人力全都取自百姓;出入没有门关,宾客到了没有馆舍。如今的治所虽然有房屋,却低矮狭窄、破败透风,甚至要在廊下审理诉讼;案牍簿书没有地方存放,常常散乱得无法查阅,因而狱讼、赋役都失去了公平。历经七代,不知有多少任县令,安然不知改革,治所日益败坏。所以世人都把繁昌称为简陋的县,做官的人不肯来,行旅的人不肯游历;政事因此更加有弊病,市区也因此更加冷落,乡里的老人、官吏和百姓都为此感到羞惭和遗憾。事情到了困窘的地步必然会发生变化,所以如今有一位能干的县令出来,顺应百姓的愿望,把竹障全部拆除,在原来的地基上修筑城墙,建造城门以沟通往来道路,又建造房屋来加强防守。就在城门的东北面建造亭子俯瞰大江,用来接待四方宾客。后来又扩大自己的治所,设置重重门楼和步廊。门上建楼,把敕书收存其中。廊道两旁建造群吏的房舍、办公的厅堂、休息的斋室、寝室、厨房和浴室,各按次序安排。厅堂的东西两角,凡是案牍簿书,都分室收藏,到这里才有了归处。从城门到寝室,总共建房若干区。从计算材料到使用工役,总共用了二千三百九十六天,工程才落成。夏希道,字太初,这是县令的姓名和字。庆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这是工程完成的年月日。繁昌刚设置为县时,只有三千户。九十年间,四位圣明君主的恩德滋润、覆盖并养育百姓,如今几乎达到一万户。田地的收入比其他地方多出一倍有余,鱼、虾、竹、苇、柿、栗等货物,足以供给自身需要,而且没有贫民。这里的山川又是天下的胜景,可以游乐。如今又得到一位能干的县令,建成这样的设施,使县里不必年年耗费却有巨大的防御,宾客来到这里不但可以休息,耳目还可以得到观赏;县令居住办公的地方不但能够安稳,百姓和官吏出入时抬头仰望,也更加知道尊敬和畏惧。狱讼、赋役的文书全都完备,那么是非就有依据而可以判定。我知道繁昌除去简陋之名之后,做官的人会争着想来,行旅的人会争着想游览;过去的弊病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冷落的状况会一天比一天繁盛。真正称得上这个县的名声,必定从此开始。夏县令由推荐者举荐来做这个县的县令,到二十七日,从计算材料直到工程落成,不仅兴利除弊可以作为法式,而且改变因循守旧的状况、取得成效,为什么竟这样果断而迅速呢!从前孟子讥讽子产只知道施惠却不知道治理政事。唉,像夏县令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谓懂得治理政事的人吧!在这一点上,他已经超过子产了。一个县能够得到能干的县令本来就很难,幸而得到能干的县令,而兴办事业尤其困难;幸而事业兴办起来了,又难以得到后人不把它废弃破坏。如今繁昌百姓既然幸而得到难得的能干县令,县令又幸而没有遇到不便利自己的事情,终于办成了尤其困难的事业,这些都值得高兴而没有遗憾。只是希望后人不废弃破坏它,却未必能够确定做到。因此他请我作记,不只是为了记载工程的完成,也有用来警戒后人的意思。某月某日,南丰曾巩记。【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如何哉。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菜园院佛殿记】
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僧可栖,得州之人高庆、王明、饶杰相与率民钱为殿于其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来乞予文以为记。
初,菜园有籍于尚书,有地于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践之,求屋室居人焉,无有也。可栖至,则喜曰:“是天下之废地也,人不争,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医取资于人,而即其处立寝庐、讲堂、重门、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独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为,乃使庆、明、杰持簿乞民间,有得辄记之,微细无不受,浸渐积累,期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来居至于此,盖十年矣。
吾观佛之徒,凡有所兴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专,不肯苟成,不求速效,故善以小致大,以难致易,而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经营,扌▯摭纤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岂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于天下,而其学者又善殖之如此。至于世儒,习圣人之道,既自以为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则未尝有勤行之意,坚持之操,少长相与语曰:“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为教化之渐,而待迟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历千余载,虽有贤者作,未可以得志于其间也。由是观之,反不及佛之学者远矣。则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欤?与之记,不独以著其能,亦愧吾道之不行也已。曾巩记。
【宜黄县县学记】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自幼至于长,未尝去于学之中。学有《诗》《书》六艺、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节,以习其心体、耳目、手足之举措;又有祭祀、乡射、养老之礼,以习恭让;进材、论狱、出兵授捷之法,以习其从事。师友以解其惑,劝惩以勉其进,戒其不率,其所为具如此。而其大要,则务使人人学其性,不独防其邪僻放肆也。虽有刚柔缓急之异,皆可以进之中,而无过不及。使其识之明,气之充于其心,则用之于进退语默之际,而无不得其宜;临之以祸福死生之故,无足动其意者。为天下之士,为所以养其身之备如此,则又使知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损益废置、先后始终之要,无所不知。其在堂户之上,而四海九州之业、万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则随所施为,无不可者。何则?其素所学问然也。
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其动于视听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内;其谨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终。驯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积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则刑罚措;其材之成,则三公百官得其士;其为法之永,则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则虽更衰世而不乱。为教之极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从之,岂用力也哉!
及三代衰,圣人之制作尽坏,千余年之间,学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体性之举动,唯其所自肆,而临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材之不成,固然。盖以不学未成之材,而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贼盗刑罚之所以积,其不以此也欤!
译临川城的东面,有一块隐约高起、临近溪水的地方,叫新城。新城上有一方低洼而狭长的池子,叫作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中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在池边临摹学习书法,池水全都变黑了;这就是他的遗迹,难道确实如此吗?当王羲之不能勉强自己出来做官时,曾经走遍东方,出游沧海,在山水之间以此娱悦心意,难道他曾经在这里漫游纵情,又在这里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达到精妙,那么他的才能,大概也是凭借精力自己取得的,并不是天生如此。然而后世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的学习不如他吗?既然如此,学习本来难道可以稍微懈怠吗?何况那些想在道德上达到深厚境界的人呢?如今墨池上建成了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盛担心这件事不显著,便在楹柱之间题写“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来彰显它,又告诉我说:“希望您作一篇记。”推究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爱惜前人的长处,即使只有一项才能也不让它废弃,并且因此推及他的遗迹吗?他也许是想借此事来勉励求学的人吧?一个人有一项才能,后人尚且这样尊崇他,何况仁人庄士遗留下来的风范和思想流传到后世,又会怎样呢?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菜园院佛殿记】庆历八年四月,抚州菜园院的僧人可栖,得到州中高庆、王明、饶杰三人的帮助,共同率领百姓捐钱,在他的院中建成佛殿,把佛像安置在里面,并来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起初,菜园院在尚书省有登记,在城南五里有一块土地,那里长满草木,牛羊任意践踏;想找房屋让人居住,却没有。可栖来到后,高兴地说:“这是天下废弃的土地,没人争夺,我得到它在这里终老,这就足够了。”于是靠给人行医取得资财,就在这里建起寝室、讲堂、重门、斋房厨房等屋舍,以及供客人居住的房舍,并带领他的弟子一起进入居住。唯独佛殿的工程最大,他估量自己的力量不能建造,于是让高庆、王明、饶杰拿着簿册到民间募捐,得到一点就登记一点,细微的钱财没有不接受的,逐渐积累,满一个月便足以使用,工程也就完成了。从可栖来这里居住到现在,大约十年了。我观察佛教徒,凡是有所兴建,他们都用力勤奋,专心致志,不肯草率完成,也不追求迅速见效,所以善于由小事做成大事,由困难变为容易;他们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如自己的愿望。难道只是他们的教说足以打动人吗?其中也有智慧的缘故。像可栖这样披荆斩棘地经营,搜集细微琐屑的东西,忘记十年之久,直到实现自己的志愿,他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难道不接近这种情况吗?唉!佛法本来已经在天下十分盛行,而它的学习者又这样善于培植它。至于世间儒生,学习圣人的道路,已经自以为达到极致了;等到他们承担天下的事务,却从来没有勤勉实行的意愿,也没有坚持不变的操守。年长年少的人互相谈论说:“不过是一时的利益罢了,怎么能指望经过世世百年,使教化逐渐形成,而等待长久缓慢的功效呢?”彼此都受这种说法熏染,所以经历一千多年,即使有贤人出现,也不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从这里看来,儒学反而远远比不上佛学的学习者。那么佛教之所以兴盛,难道不是因为儒者所自行守持的东西衰败了吗?我替他作记,不只是为了记载他的才能,也是在惭愧我们的道统不能施行罢了。曾巩记。【宜黄县县学记】古代的人,从自家的学校直到天子的国都都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不处在学习之中的。学校里有《诗》《书》和六艺,有弦歌、洗爵、俯仰的仪容、升降的礼节,用来训练人的心志、身体、耳目和手足的举止;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等礼仪,用来训练恭敬谦让;还有选拔人才、审理狱讼、出兵和授予战果等方法,用来训练人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除疑惑,劝勉和惩戒用来鼓励进步,告诫那些不遵循规范的人,所做的安排大致如此。而它的根本要旨,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即使人的性情有刚柔、迟速、缓急的不同,也都可以使之进入中正,而没有过分或不足。使人的见识明达,志气充实于内心,那么把这些用于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间,就没有不合宜的;面对祸福死生的事情,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的心意。要成为天下的士人,要成为用来修养自身的完备人才,学校这样培养他们,还要使他们知道天地万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始终的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们即使在堂屋门户之内,也能通晓四海九州的事业和万世的策略;等到出仕而承担天下的职责,列身百官之中,就会随着所施行的事情而无所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平日所学习和研求的结果。大凡人的起居、饮食、动作等小事,直到修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全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化。他在视听和四肢行动上受到的影响,必定使之与内心相融;在开始时谨慎的事情,必定使它在最后也能达到要旨。用自然的方式逐渐训练他们,并等待长久积累的功效。唉,这是多么完善啊!所以风俗形成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人才培养成了,三公百官就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法制长久确立,中等资质的人也可以守持;教化深入人心,即使历经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化的极致达到这种程度,鼓舞天下,而人们不知道自己是在顺从它,难道还需要费力吗?等到三代衰败,圣人创制的制度全都毁坏了。一千多年之间,即使还有保存下来的学校,也不是古代的制度。人的体性和举动,只听任自己放纵;至于面对政治、治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时讲习过。士人虽然有聪明质朴、敦厚茂盛的资质,却没有教养的逐步熏陶,那么他的才能不能成就,本来就是必然的。用没有学习、尚未成就的人才去做天下的官吏,又承接衰败弊病之后,去治理没有受过教化的百姓。唉!仁政不能实行,盗贼和刑罚不断增多,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
宋兴几百年矣。庆历三年,天子图当世之务,而以学为先,于是天下之学乃得立。而方此之时,抚州之宜黄犹不能有学。士之学者皆相率而寓于州,以群聚讲习。其明年,天下之学复废,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以著于令,则常以庙祀孔氏,庙不复理。皇▯元年,会令李君详至,始议立学。而县之士某某与其徒皆自以谓得发愤于此,莫不相励而趋为之。故其材不赋而羡,匠不发而多。其成也,积屋之区若干,而门序正位,讲艺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积器之数若干,而祀饮寝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从祭之士皆备。其书经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无外求者。其相基会作之本末,总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当四方学废之初,有司之议,固以谓学者人情之所不乐。及观此学之作,在其废学数年之后,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内响应而图之,如恐不及。则夫言人之情不乐于学者,其果然也与?
宜黄之学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为令,威行爱立,讼清事举,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时,而顺其慕学发愤之俗,作为宫室教肄之所,以至图书器用之须,莫不皆有,以养其良材之士。虽古之去今远矣,然圣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与学而明之,礼乐节文之详,固有所不得为者。若夫正心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务,则在其进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于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乡邻族党,则一县之风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归,非远人也,可不勉与!县之士来请曰:“愿有记。”其记之。十二月某日也。
【学舍记】
予幼则从先生受书,然是时,方乐与家人童子嬉戏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时,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有过人者,知好之,则于是锐意欲与之并。而是时,家事亦滋出。自斯以来,西北则行陈、蔡、谯、苦、瞧、汴、睢、泗,出于京师;东方则绝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会稽之山,出于东海上;南方则载大江,临夏口而望洞庭,转彭蠡,上庾岭,繇浈阳之泷,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鱼汹涌湍石之川,巅崖莽林ァ虺之聚,与夫雨▯寒燠风波雾毒不测之危,此予之所单游远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药物,庐舍器用,箕▯碎细之间,此予之所经营以养也。天倾地坏,殊州独哭,数千里之远,抱丧而南,积时之劳,乃毕大事,此予之所遘祸而忧艰也。太夫人所志,与夫弟婚妹嫁,四时之祠,属人外亲之问,王事之输,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盖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间时,挟书以学,于夫为身治人,世用之损益,考观讲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视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扰多事故益甚,予之力无以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或疾其卑,或议其隘者,予顾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予之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隐约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则有之,可以进于道者,学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坚木好高大之观,固世之聪明豪隽挟长而有恃者所得为,若予之拙,岂能易而志彼哉?”遂历道其少长出处,与夫好慕之心,以为学舍记。
【南轩记】
得邻之▯地蕃之,树竹木灌蔬于其间,结茅以自休,嚣然而乐。世固有处廊庙之贵,抗万乘之富,吾不愿易也。
人之性不同,于是知伏闲隐▯奥,吾性所最宜。驱之就烦,非其器所长,况使之争于势利、爱恶、毁誉之间邪?然吾亲之养无以修,吾之昆弟饭菽藿羹之无以继,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不得常此处也,其能无焰然于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于物者,有以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识,其皆受之于天而顺之,则吾亦无处而非其乐,独何必休于是邪?顾吾之所好者远,无与处于是也。然而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论美剌非、感微托远、山▯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吾悉得于此,皆伏羲以来,下更秦汉至今,圣人贤者魁杰之材,殚岁月,惫精思,日夜各推所长,分辨万事之说,其于天地万物,小大之际,修身理人,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罔不毕载。处与吾俱,可当所谓益者之友非邪?
译宋朝兴起已经将近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代的事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正当这时,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建立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在州城,聚集在一起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而春秋祭祀孔子的事情被载入法令,于是常常在孔庙祭祀孔氏,但庙宇不再修理。皇祐元年,适逢县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和他们的弟子都自认为可以在这里发愤努力,没有一个不互相勉励、赶来参加的。因此,材料不必征发便有余,工匠不必征调便已很多。学校建成后,连片房屋有若干处,门、序、正厅、讲习六艺的堂、士人居住的舍都齐备。器物积聚了若干,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的东西都具备。孔氏以下的诸像,以及陪祀的士人,全都齐备。经史百氏之书和翰林、诸子、墨家文章,也没有需要到外面求取的。计算地基、会集人力、开始施工的始末,总共只用了若干天,真是多么周密而迅速啊!当四方学校刚被废止时,有关官署的议论本来都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喜欢的事。等到看到这所学校在学校废止几年后建成,只因县令一声倡导,四境之内便响应而谋划建设,仿佛唯恐赶不上。那么,说人情不喜欢学习的话,果真是这样的吗?宜黄的求学者本来有很多优秀的人。李君做县令时,威严施行而仁爱树立,诉讼清简而政事兴举,他的政绩也很好。正值贤能县令在任之时,顺应当地仰慕学习、发愤求进的风气,建造宫室和教习场所,直到图书、器用等所需之物,没有一样不具备,用来培养那些优秀的人才。虽然古代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存在,其中的言论可以考察,制度可以求得;让他们共同学习并弄明白这些道理,关于礼乐、节文的详细规定,本来就有许多不能随意做的地方。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以及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只在于不断促进他们进步罢了。假如一个人的品行修养能够转移到一家,一家的品行修养能够转移到乡邻和族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形成,人才也会出现。教化的施行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难道不可以努力吗!县里的士人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于是写下这篇记。十二月某日。【学舍记】我小时候跟随先生读书,但那时正喜欢和家人、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还不知道学习的可爱。十六七岁时,窥见六经的言论和古今文章中有超过常人的地方,知道了它们的可爱,于是便锐意努力,想同它们相匹敌。但这时家里的事情也逐渐多起来。从那以后,向西北走过陈、蔡、谯、苦、瞧、汴、睢、泗,出自京师;向东横渡长江,沿漕河的水道,越过五湖,经过封禺、会稽的山,出到东海之滨;向南乘船行大江,来到夏口眺望洞庭,转向彭蠡湖,上庾岭,经过浈阳的急流险滩,到达南海之滨。这些就是我在世间奔走、经历世事的地方。蛟龙和鱼类出没、江水汹涌、急流险石遍布的河川,山巅悬崖、莽莽森林和毒蛇聚集的地方,以及雨雪、寒暖、风波、雾瘴等不可预知的危险,都是我独自远行寄居、冒险奔波而劳苦的经历。衣食药物、房舍器用,以及箕帚等琐碎细小的事情,都是我经营谋求以维持生活的事情。天倾地裂,偏远州郡独自哭泣,我从数千里外抱着丧事向南奔走,经过长时间的劳苦,才完成大事,这是我遭遇灾祸、忧患艰难的经历。奉养老母,以及弟弟娶妻、妹妹出嫁,四时祭祀,亲属外亲之间的问候,缴纳王事所需的财物,这些都是我惶惶不安而又总觉得力量不足的事情。我因此精力疲惫、心意耗损,又多有疾病;所叙述的,大概只是其中一二端的粗略情况。得到空闲的时候,便带着书学习,考察、研究、讲解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以及世间运用事物的得失,其中有些地方还达不到。因此不能专心尽力、穷尽思考,雕琢文章,用来承载自己内心难以显现的情感,并追赶古今作者同他们并列,从而满足我所爱慕的志趣;这就是我回顾自己而叹息的地方。如今在天子至和年间的开头,我所遭受的侵扰和事务更加严重,自己的力量又无从施展,于是休息在家,便在家旁边的草屋中学习。有的人嫌它低矮,有的人议论它狭窄,我回头笑着说:“这正适合我。我劳心困身、为事务奔走,是有原因的。我居住在低矮的巷子和穷陋的屋舍,穿粗劣的衣服,吃粗饭,喝芑菜苋菜做的羹汤,处境隐约而心情安适,本来正是我得以实现志愿并等待时机的条件。我的疾病确实存在,但可以使我进于道的,是学习还没有达到。至于文章,是我平生所爱慕的事情,却没有空闲去做。至于土地坚实、木材优良、追求高大壮观的建筑,本来是世上聪明豪俊、怀有长处并有所凭恃的人所能做的,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哪里能改变自己而去追求它呢?”于是详细叙述自己从少到长、出仕和退居的经历,以及爱慕学习的心意,作为这篇《学舍记》。【南轩记】我得到邻近的一块空地,除去杂草使它繁茂起来,在其中栽种竹木、灌木和蔬菜,搭起茅屋来让自己休息,远离喧闹而感到快乐。世上本来有人身处朝廷高位,拥有超过万乘之国的财富,我却不愿用这里交换那些东西。人的性情各不相同,因此我知道伏处闲居、隐居深处,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驱使我去应付烦杂事务,并不是我的长处,何况还要让我在权势利益、爱憎毁誉之间争逐吗?然而奉养父母没有办法完善,我的兄弟连豆饭和藿羹也没有办法持续供给;我又被外物驱使,有时在田间劳作以求食,有时在野外住宿,不能常常留在这里,难道内心能够不忧闷吗?年少时我就思考,凡是违背我的性情、使身体劳苦而被外物役使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士人本来各有应当勤勉的地方,也各有可以舒展见识的地方;如果都承受上天赋予的禀性并顺应它,那么我也就没有什么地方不是快乐的,又何必只在这里休息呢?只是我所喜好的东西在远方,不能同它们相处在这里。然而六艺、诸子百家、史家的典籍,笺注疏解之书,以及议论美丑、讽刺是非、感发幽微、寄托深远、刻写山岳坟墓、浮夸诡异的文章,直到兵法权谋、历法、星官、乐工、山农、野圃、方言、地理志、佛教道教所传的著述,我在这里全都能够得到。它们包括从伏羲以来,下至秦汉直到今天,圣人、贤人和杰出人才耗尽岁月、疲惫精力,日夜推究各自所长,分辨万事的学说;对于天地万物大小的差别,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以及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的道理,没有不全部记载的。这些内容同我相处,难道不可以算作所谓有益的朋友吗?
吾窥圣人旨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贤人智者所称事引类,始终之概以自广,养吾心以忠,约守而恕行之。其过也改,趋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于内者。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止,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于义,或爱而誉之者,过也。吾之足于义,或恶而毁之者,亦过也。彼何与于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与人者。然则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
书之南轩之壁间,蚤夜览观焉,以自进也。南丰曾巩记。
【金山寺水陆堂记】
庆历八年,润之金山寺火。明年,寺之僧瑞新来治寺事。某月,择山之阳,亢爽之地,劝州之人某氏为水陆堂,积钱之数百三十万,积日之数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观游之美取胜于天下,非独据江瞰海,并楚之冲而滨吴之要也。盖其浮江之槛,负崖之屋,椽摩栋揭,环山而四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则天下之东驰而莫不顾慕者,岂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盖非一人一日之力。及火,余固嗟夫未尝得与时之君子者游,而纵夫余心之所乐焉。至于今未久也,则闻夫山之穹堂奥殿、瑰杰之观滋起矣。此非徒佛之法足以动天下,盖新者,余尝与之从容,彼其材且辨有以动人者,故成此不难也。夫废于一时,而后人不能更兴者,天下之事多如此。至于更千百年,委弃郁塞而不得振行于天下者,吾之道是也。岂独牵于势哉?盖学者之难得,而天下之材不足也。使如此寺之坏,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轶于百年累世之迹,则事之废者岂足忧,而世之治可胜道哉!
新方以书告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业为士,因以求予记堂之始,故为之历道其兴坏之端,而并予之所感者寓焉。
【鹅湖院佛殿记】
庆历某年某月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佛殿成,僧绍元来请记,遂为之记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与士大夫劳于议谋,材武之士劳于力,农工商之民劳于赋敛。而天子尝减乘舆掖庭诸费,大臣亦往往辞赐钱,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义而死,农工商之民或失其业。惟学佛之人不劳于谋议,不用其力,不出赋敛,食与寝自如也。资其宫之侈,非国则民力焉,而天下皆以为当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费,十万不已,必百万也;百万不已,必千万也;或累累而千万之不可知也。其费如是广,欲勿记其日时,其得邪?而请予文者,又绍元也。故云尔。
●卷十八·记十三首
【思政堂记】
尚书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太原王君为池州之明年,治其后堂北向,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谓其出政于南向之堂,而思之于此也。其冬,予客过池,而属予记之。
初,君之治此堂,得公之余钱,以易其旧腐坏断,既完以固,不窘寒暑。辟而即之,则旧圃之胜,凉台清池,游息之亭,微步之径,皆在其前;平畦浅槛,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于是退处其中,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则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
夫接于人无穷,而使人善惑者,事也;推移无常,而不可以拘者,时也;其应无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时之变而因之,见必然之理而循之,则事者虽无穷而易应也,虽善惑而易治也。故所与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与违之,必人之所厌也。如此者,未有不始于思,然后得于己。得于己,故谓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政者,岂止于治文书、督赋敛、断狱讼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则无思也;已化矣,则亦岂止于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尝有易此者也。
今君之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深于《春秋》,其挺然独见,破去前惑,人有所不及也。来为是邦,施用素学,以修其政,既得以休其暇日,乃自以为不足,而思之于此。虽今之吏不得以尽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则池之人,其不有蒙其泽者乎?故予为之书。嘉▯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
【兜率院记】
古者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业。若夫祝除发毛,禁弃冠环带裘,不抚<耒加>耒机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时节经营,皆不自践,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不为其所当然,而曰其法能为人祸福者,质之于圣人无有也。其始自汉魏,传挟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为尤盛。百里之县,为其徒者,少几千人,多至万以上,宫庐百十,大抵穹墉奥屋,文衣精食,舆马之华,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国,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轻得足也。今地方百里,过封君者累百十,飞奇钩货以病民,民往往▯呻而为途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让,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盖几宫几人乎?有司常锢百货之利,细若蓬芒,一无所漏失,仆仆然其劳也。而至于浮图,人虽费如此,皆置不问,反倾府空藏而弃与之,岂不识其非古之制邪?抑识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释也。
译我考察圣人旨意产生的地方,用来消除疑惑、解除蒙蔽;考察贤人智者称述的事情,援引同类事例,把事情始终的大概用来扩充自己,以忠诚养护我的内心,约束自己坚守原则,并以宽恕待人。犯了错误就改正,以勇气趋向正道,并且不停地走到正道。以上就是我从内心求取的东西。得到时机就出来施行,守在深山长谷中而不出来,这是不对的;得不到时机就停止,卑躬屈膝地求着施行自己的道,也是不对的。我的义理有所不足,有人却因为喜爱而称赞我,这是错误;我的义理有所充足,有人却因为厌恶而诋毁我,这也是错误。这些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我承担上天和人所交付责任的态度。因此,我所学习的虽然广博,但所守持的可以说很简约;所说的虽然浅近而容易明白,但所承担的责任可以说很重大。我把这些话写在南轩的墙壁上,早晚都观看它,用来不断提高自己。南丰曾巩记。【金山寺水陆堂记】庆历八年,润州金山寺发生火灾。第二年,寺僧瑞新来主持寺务。某月,他选择山南向阳、开阔高爽的地方,劝说州里某氏出资建造水陆堂,积累钱三百三十万,经过若干天建成。金山凭借游览景观的美丽而在天下胜出,并不只是因为它据守江边、俯瞰海面,处在楚地的交通要冲和吴地的险要水边。它那横跨江面的栏槛、背靠山崖的屋舍,椽木相接、栋梁高举,环绕山势向四面伸展,也有足以向天下夸耀的地方。因此天下向东奔驰而来、没有不回头仰慕的,难道只是喜爱一座山吗?而它的建筑能够完备,大概不是一个人一天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发生火灾时,我本来就叹息自己从未能同当时的君子交游,也没有能够纵情享受我内心所喜爱的景物。到现在还没有多久,就听说山上的高大堂屋、幽深殿宇和瑰丽雄伟的景观逐渐兴起了。这并不只是佛法足以打动天下,大概是因为瑞新,我曾经同他从容交往;他的才干和辩才足以打动人,所以完成这件事并不困难。世间的事情,一时废坏而后人不能重新兴办的,多是这样。至于经过千百年,废弃荒塞而不能振兴、不能行于天下的,是我们的道统。难道只是受形势牵制吗?大概是因为求学的人难得,而天下的人才不足。假如这样一座寺院坏了,却有瑞新这样的才干,那么一天所完成的事业超过百年累世的遗迹;如此一来,事业的废坏哪里值得忧虑,而世间的治理又哪里说得尽呢!瑞新刚刚写信告诉我,某氏世代以善闻名,而他的儿子某人又以读书做士人为业,于是借此请求我记载水陆堂的创建始末,所以我替他详细说明它兴建和毁坏的缘由,并把我的感慨一并寄托在文中。【鹅湖院佛殿记】庆历某年某月某日,信州铅山县鹅湖院的佛殿建成,僧人绍元来请求我作记,于是替他写道:自从西方用兵以来,天子、宰相和士大夫为谋划议论而劳苦,勇武有才的人为出力作战而劳苦,农民、工匠和商人为赋税征敛而劳苦。天子曾经削减车舆、掖庭等方面的费用,大臣也常常推辞赏赐的钱财,士大夫有的暴露身体在外,勇武之士有的秉持义理而死,农工商之民有的失去了自己的产业。唯独学习佛法的人不为谋划议论劳苦,不出力作战,也不缴纳赋税,饮食睡眠照旧。供养他们奢侈的宫舍,不是取自国库,就是耗费百姓的力量,而天下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如今建造这座殿堂的费用,十万钱还不够,必定达到百万;百万还不够,必定达到千万;甚至层层积累到千万,也无法知道究竟是多少。费用如此广大,却想不记载它的年月日,难道可以吗?而请求我写文章的,又是绍元。因此这样说。●卷十八·记十三首 【思政堂记】尚书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太原人王君任池州知州的第二年,治理他后堂的北面,并把它命名为思政堂。意思是说,在面向南的正堂处理政务,在这里思考政务。当年冬天,我作为客人经过池州,他嘱托我为此作记。起初,王君修治这座堂,得到公家的余钱,用来更换原有腐朽、破坏、断裂的部分,修完后使之坚固,不受寒暑困扰。打开门靠近它,旧园林的美景、凉台清池、游玩休息的亭子、缓步的小径,全都在它前面;平整的田畦、浅浅的栏槛、佳花美木以及竹林香草的栽植,全都在它左右。王君于是退居其中,集中精神专心一意,把日夜思考的事情用来不敢忘记政务,那么王君治理百姓的心意,应该很勤勉了吧!人与人接触没有穷尽,而使人容易迷惑的,是事务;事务推移没有常态,不能拘泥固定的,是时势;它的应对没有一定方术,不能轻易改变的,是事理。知道时势的变化并顺应它,看见必然的道理并遵循它,那么事务虽然无穷,却容易应对;事情虽然容易使人迷惑,却容易治理。因此,和百姓共同实行的,一定是他们所安适的;和百姓相违背的,一定是他们所厌恶的。像这样,没有不是从思考开始,然后在自己身上获得的。自己获得了它,所以称为德;端正自己而治理他人,所以称为政。政事难道只是办理文书、督促赋税、审断诉讼罢了吗?然而到了已经获得这些道理的地步,也就不需要刻意思考了;到了已经教化百姓的地步,难道还只是政事吗?古代君子的治理,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个原则。如今王君的学问,对于书籍没有不读的,尤其深通《春秋》;他的见解挺拔独到,能够破除前人的疑惑,有些地方是别人所不能赶上的。他来到这个州任职,施用平日所学来修治政务;既然得以在闲暇日子休息,便又自认为学问不够,在这里思考政事。虽然当今的官吏不能完全施行自己的志愿,但看王君如此勤勉,那么池州的百姓难道不会有蒙受他的恩泽的吗?所以我为他题写这篇记。嘉祐三年冬至日,南丰曾巩记。【兜率院记】古代治理天下有恒常的道路,养活百姓有恒常的职业。至于祝发除去毛发,禁止抛弃冠帽、环佩、衣带和皮裘,不耕作农具,不操持机杼、器皿,以及其他器械、水土所产之物,它们按时经营,都不亲自从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都不履行本来应当履行的职责,却说这种教法能够给人带来祸福,拿这件事去询问圣人,是没有这种说法的。这种风气开始于汉魏,传习并挟持这种言论的人逐渐四处扩散,直到今天尤其盛行。方圆百里的县,其中做这种教徒的,少的有几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以上;宫舍有一百多所,大多高墙深屋,穿华美衣服,吃精美食物,车马华丽,连受封的君主也比不上。古代方圆百里的国家,封君只有一人,然而百姓的力量也很难轻易供养充足。如今方圆百里的地方,超过封君待遇的竟有数百上千,他们猎取奇物、搜求财货,使百姓困苦,百姓往往呻吟,成为道路上瘦弱憔悴的人。这样还想推行政教、诚信和谦让,怎么能够实行呢?天下像这样的寺院和僧人,大概有多少呢?有关官署常常把细如蓬芒的百货之利都禁锢起来,一点也不遗漏,辛苦劳碌地做这些事;至于佛寺,百姓虽然耗费如此巨大,却都置之不问,反而倾尽府库、掏空藏财而抛给他们,难道是不知道这不合古代制度吗?还是知道这样不应该,却姑且让它固定存在呢?我愚昧,不能解释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