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序九首【越州鉴湖图序】

译宋朝兴起以后，百姓才开始侵占湖面，把湖改作田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改成田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文严厉责令州县恢复田地为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越来越轻慢法令，奸民逐渐兴起；到治平年间，侵占湖面改作田地的共有八千多户，田地七百多顷，湖几乎完全废弃了。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坞十里都是水面，但宽度不超过十多丈。每年雨水稍少，田地还没有受害，湖水却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来，人们争相提出各种计策。蒋堂认为应当设立罚则来禁止侵占耕种，设立奖赏来鼓励告发者。杜杞认为，侵占湖面改田的人，获利在于任由湖水上涨；一旦下雨，就放声喧闹以惊动州县，而斗门往往随即开启。因此为控制水位立了石标：一块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负责；一块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负责。斗门的钥匙都交给州里保管，水涨时派官员察看水位，并谨慎控制关闭和开启。又认为应当进一步修治堤防和斗门；凡敢于把湖面改田的人，就拔掉他们的禾苗，责令他们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然不够，又说应当给两县长官加上提举的名义，考核他们督察此事的功过，分别给予奖赏或惩罚。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当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积成丘阜，由县里主持役使，州里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督促，并实行赏罚。张次山认为，湖已经废弃，剩下的部分很难立即恢复；应当进一步拓宽漕运水道和其他便利之处，使水路能够通漕并灌注民田，在那里设置石柱作为标志，石柱以内禁止耕种。刁约认为，应当划出湖面的三分之一给百姓作田，并把堤坝加高一丈；这样湖水可以不必疏浚，而水利自然能够恢复。范师道、施元长认为，加重禁止侵占耕种的法令，尚且不能使百姓不犯法；如果把湖面分给百姓，侵占的人谁能抵挡？又说，湖水水位与城中的水位相比，高出有三尺六寸，有的高出二尺六寸；如果加高堤坝来壅蓄水，使水位更高，水势必然会冲毁城郭房屋。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达到三尺，需要九年完成。但又担心工程开始时，外面的浮议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保证工程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把堤坝加高到八尺，一年就可以完成。竹木等费用总共九十二万三千，计算越地有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收费用而恢复他们的租税，这些费用很容易筹足。这样一来，水利可以坐享其成，百姓也不会受到烦扰困乏。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低难以处理为理由反对，并认为应当采用吴奎的主张，经过若干年恢复湖泊。当时都水官认为他们的意见很好，又认为应当增加赏罚的法令。他们提出的主张如此繁多，可以说很全面了。朝廷没有不听取采用并写入法令的，所以罚款从钱三百一直到一千，又到五万；刑罚从杖一百到徒刑二年，法条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耕种湖面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得到进一步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从前谢灵运跟随宋文帝，请求把会稽的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OCR】不答应；又请求把休【OCR】湖改作田地，孟【OCR】仍不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辱骂他。由此可见，热衷于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是越地旧有的风俗。然而南湖从汉代经过吴、晋，直到唐代，又接续到钱【OCR】父子治理本州的时候，它的水利从未废弃。他们有的以小小的地方抗衡天下，有的以数州作为镇守之地，有的以一国自立为王；内有供养俸禄的需要，外有贡赋输送、问候馈赠的奉献，不是只求安闲而已。所以他们强力推行水土治理、努力发展农业，也都有一定的制度，其中钱【OCR】所定的法令最为详尽，直到今天还多在人们中间流传。可见这项水利没有废弃，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了。天下统一以后，人们安于承平旧习，在位者重视兴办事情，喜欢因循守旧。而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的人，他们的言辞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人。至于修治水土、兴办水利，又要耗费财物、劳动态众，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郑国主持修渠时，人们认为这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地水渠，人们也认为烦劳困苦，原因就在这里。那么我们的官吏，谁肯承担难以承受的怨恨，招来眼前容易得到的责难，去等待尚未显现的功效呢？所以主张虽然很多，却从未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未真正执行；侵占耕种的人之所以一天比一天多，湖泊之所以一天比一天荒废，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说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一座存在千年的湖泊，兴废以及利害得失，明明白白、很容易看见。然而从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受到官吏因循敷衍的影响，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仍没有醒悟其中的原因；何况事情有隐微难以察知的地方，考察者又因为苟且简略，使它在冥冥之中逐渐松弛败坏，那么又怎么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呢？现在有人说湖泊不必恢复，理由是湖田的收入已经很丰饶了；这是游说之士替有利于侵占耕种的人说的话。湖泊没有完全废弃时，湖泊下面的田地就会干旱，这是当前的祸害，众人都看得见；假使湖泊完全废弃，湖泊改成的田地也会干旱，这是将来的祸害，众人还没有看见。所以说，这是游说之士替有利于侵占耕种的人说的话，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说的话。有人说湖泊不必疏浚，只要加高堤坝壅蓄水就可以了；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听取苟简办法的人说的话。按照地势比较，壅蓄水使水位升高，必然会冲毁城郭，这是议论者已经说过的；按照地势比较，必须使湖面降低，才不会失去原来的状态；不失去原来的状态，然后才不会失去应有的功用，这是议论者没有说到的。再说山阴的石标是四尺五寸，会稽的石标则几乎是它的两倍；如果壅水使水位升高，会稽得到一尺，山阴得到半尺，地势的高低既不相同，加高堤坝就没有补益。所以说，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听取苟简办法的人说的话，又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说的话。这两种办法既然都不能采用，而想要禁止侵占耕种、鼓励告发，就有赏罚的法令；想要谨慎控制水的蓄积和排泄，就有关闭、开启斗门的法令；想要严厉杜绝敢于耕种湖面的人，就拔掉他们的禾苗，责令他们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也有相应的法令；有的主张把责任交给州县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有的主张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的主张禁止在石柱以内耕种，也都有相应的法令。想知道湖泊应当疏浚到多深、需要多少人工、用多少天，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加高堤坝需要多少竹木、如何使费用容易筹措，也已经考虑过了；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泥土堆积到哪里，也已经计划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时，外面的浮议可能动摇人心，里面的役夫可能溃散，因而不能保证工程成功，也已经议论过了。果真能够汇集各种主张，考察它们可不可行，采用可行的办法，再用自己掌握的条件加以润色完善，使言论必定实行、法令必定执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成就、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呢？我最初承蒙恩命担任本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却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实际利害。到任以后，才向两县索取地图，向州里和河渠司查问文书；直到互相参照核验，地图绘成，深入考察之后文书完备，实际利害才明白。因此我编排论述这些事情，希望谋划讨论的人有所考据。熙宁二年冬，卧龙斋。《类要序》晏元献公出身东南，从童子时起便被选用，进入秘阁读书，终于获得声名，奉命入翰林任学士。真宗特别宠爱礼遇他，每次进见都慰劳询问，至于委任、托付给他的事情，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皇太子到秘阁学习，公被选入侍从。太子即皇帝位，就是仁宗。公于是掌管国家机要，参与政事，官位做到宰相。他在朝廷五十多年，常以文学和谋议为职责；所作的赋、颂、铭、碑，制诏、册命，以及书信、奏议、论说文章，流传天下，尤其擅长诗歌，天下人都吟诵它们。真宗在位时，天下太平，正汇集祥瑞、推崇功德、修建封禅，以及祭祀后土、山川、老子等祠庙，以报答天地上下。皇帝左右前后的臣子，如果不是精通儒学、精妙运用语言、能够讨论古今并润色太平事业的人，就不能胜任这些职位。公在这个时期成为学者的宗师，天下人仰慕他的声名。人们只看见公在外部应对事情无穷无尽，却不知道他内在的所得十分深厚。等到得到公所作的《类要》上、中、下三帙，共七十四篇，分为若干门，都是公亲手抄录的，这才知道公对于六艺、太史、公卿百家的言论，骚人墨客的文章，以及地志、族谱、佛教、道教、方术医技等各种学说，乃至九州之外蛮夷荒远、诡异变幻、奇特事迹的记载，都广泛披阅、寻求、推究；对于三才万物变化的情伪、是非、兴衰的道理，以及显著与隐微、细小与宏大之事的曲折细节，没有不探究穷尽的。公内在的所得就在这里。公之所以能够光耀显达于世，确实是有原因的！观察公自己达到的境界如此，就知道士人如果平时不学习，却身处从官、大臣之列，承担文章、儒学、道德方面的职责，怎么能不困乏而忧病呢？这就是公的书值得流传的原因。公的儿子知止，是能够守护家业的人；他把这部书交给我，请我作序。我与公做官不在同一时代，但都是临川人，所以替这部书加以论述编排，作为公书的序言。

译古代学者对于六艺，学习射箭，不只是能够做弯弓射箭的事，还应当熟悉行揖礼让的节度；学习驾车，不只是能够驾驭车马，还应当熟悉驱驰的节度；学习书法，不只是能够纵笔书写，还应当辨明各种书体，并且都通晓其中的意义；学习算术，不只是能够排列算筹，还应当懂得它的用途，并分别穷尽各种方法。至于五礼的威仪，多到三千种；六乐的节文，也可以说既精微又繁多。唉，为什么这样烦琐劳苦啊！然而古代的学者必须都能做到这些，也可以说很难了。不过，在礼仪中学习射箭和驾车，在音乐中学习干戈武备，那么年少时学习，成年后在朝廷任职，武备自然就修习好了。他们在家中有塾，在党中有庠，在乡中有序，在国中有学；教导他们有老师，视听言动都有相应的仪容，衣冠饮食都有一定的法度；几杖上有铭文，盘盂器物上有警戒。在车上有和鸾之声，行走时有佩玉之声，宴饮闲居时有《雅》《颂》的音乐。除此之外，琴瑟也从未离开眼前。大概他们出入进退、俯仰左右之间，凡是耳目所接触、四肢所行动、内心所通达的，都用来涵养身心，详细而严密到了这种程度。即便如此，这还只是有待于外在环境的教养罢了。至于三才万物的道理、性命的关系，还要努力学习来求取，深入思考来探究，使自己知道其中的要领、认识其中的精微，并且通过斋戒来守持它，以竭尽自己的才性、成就自己的德行，直到与天地相合才停止；这些又应当从内心获得，难道不是很难吗？唉，古代的学者，在内外两方面用功来持守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这就是君子珍惜光阴、每天自强不息，努力求得达到最高境界的原因。然而他们平素的学习和日常的训练既然如此，那么要找回放纵散失的心，铲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真实境界，就可以说容易了。孔子说：“兴起于《诗》，立身于《礼》，成就于《乐》。”乐，是用来感化人的内心、使人受到教化的，所以说“成就于《乐》”。从前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育贵族子弟，说：“正直而温和，宽厚而严谨，刚强而不暴虐，简约而不傲慢。”可见音乐不只是能够去除邪念，也是用来救正人的性情偏颇、使其归于中正的。所以和鸾、佩玉、《雅》《颂》、琴瑟的声音，没有特殊原因就不离开眼前，难道是空话吗？如今学士大夫在持守自身、涵养性情方面，凡是有待于外在教养的条件都不能具备，从内心获得的东西又都忽略了这些功夫，可以说既简略又容易了。然而，想要找回放纵散失的心，铲除邪僻之气，成就文武之才，达到道德的真实境界，难道不困难吗？这就是我担心自己不能成为君子、反而陷入小人的原因。至于有待于外在教养的方面，我的力量已经不足；但我对琴学私下里早就有志向，只是担心没有人传授给我。治平三年夏天，我在京师遇到洪君，才开始召集同舍的人，在相国寺维摩院听他弹琴。洪君对于琴，不只是能弹奏它的声音，也能领会它的意义。我将要向他学习，所以把我对古代学者所仰慕的事情说出来，希望能够因此自我启发。同舍的人有丁宝臣元珍、郑穆闳中、孙觉莘老、林希子中，以及我曾巩子固。洪君名规，字方叔，以文学和吏事闻名于世。文叔姓张，名彦博，是蔡州汝阳人。庆历三年，他任抚州司法参军，我替他的父亲作了碑铭。文叔又治理他的寝墓，发现一个婴儿秃秃的遗骸，便把它埋葬了，我又替他记载了这件事。当时文叔还不到三十岁，喜欢跟随我询问道理，学习写文章，于是和他交游。后来他任司法代满离任，此后又三次遇到他，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文叔任袁州判官时去世。他的儿子仲伟收集他的遗文编成四十卷，从蕲春赶到京师，嘱托我作序。我读他的书，知道文叔虽然长期困穷，但讲说道理越来越明白，写文章越来越精工，文辞精深、雅正、丰富，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是我前后三次遇到他时，他大概从来没有把这些文章拿给我看过。我又知道文叔自我奋进非常坚强，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这些都值得欣喜。虽然他的命运没有使他达到富贵地位，但和那些身居富贵、功德却不足以承受其地位，只好姑且说些话来宽慰自己的人相比，文叔即使长期困穷，又有什么限量呢！仲伟住在抚州时，才八九岁，还没有【缺字】，刚开始读书、接触笔砚。如今他的仪表相貌很伟岸，文章辞藻也很精工。他已有儿子，而且也能读书、接触笔砚了，那么我怎么能不老呢！我既替他评论文章并作了序，又反复详细叙述他的父子二人的事情，是为了向故旧寄托我的情意，也借此显出我已经老了。熙宁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序。《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熙宁三年三月，尚书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钱君纯老出任婺州知州，三馆、秘阁同舍的士人一起在城东佛寺观音院为他饮酒饯行，到会的共有二十人。纯老也看重同僚朋友的情谊，想要慰藉留居者的思念，于是作了一首二十言的诗给在座的人看。于是席上众人各自取诗中的一句作为韵脚，作诗送给他。纯老到州任职后，将把这些诗刻在石上，并写信来说：“请替我作序。” 朝廷常常把天下有文学才华的士人召集到馆阁，是为了培养他们的才能，等待皇上的任用。有馆阁同僚出使外地，其他同僚一定互相告知，选择都城中宽敞的房屋、丰盛的厅堂和优美的游观胜地，约定日期一起聚会，饮酒作诗，叙说将要离开和留居的情意，表达深厚缠绵的心意。历代延续日久，已经成为惯例。他们从容谈论道义的乐趣，大概是其他官司所没有的。至于作诗时所称引、比况、譬喻的内容，无不称颂将要离去者的美德，祝愿他回朝任职，又希望他不要长期滞留在外。这由此显示出士君子的风流习尚，彼此推重、相互勉励的情谊深厚，不是世俗之人能够比得上的。朝廷还将据此考察他们的品行，从中选拔进用，这并不只是空洞的文章。纯老凭借明经进士、制策考试合格入等，历任教导国子监学生，进入馆阁，任编校书籍、校理、检讨。他的文章学问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应当在天子身边，参与咨询，担任进谏纳言的职务；可是他反而请求治理一个州，想在河川穷尽、山岭险阻的偏远地方亲自试验自己的才能。他的志向和节操之高，又不是普通人才所能达到的。这就是作诗的人推重他的贤能、惋惜他的离去，殷勤反复地表达而不能停止的原因。我因此替他们叙述大意，阐明士大夫的公论，并给同舍的人看，使他们知道纯老不会长期滞留在外。十月某日作序。《齐州杂诗序》

译齐州原本是崇尚文学的地方，但也在风俗中表现出结党相互依附、夸耀欺诈的一面。如今这里土地富饶，又处在黄河和泰山之间，因此诉讼很多，豪强狡猾之徒结成群党，也往往喜欢互相攻掠、盗窃、杀人，当时号称难以治理。我这个疲弱驽钝的人来担任本州长官，除去奸邪强暴，振作松弛败坏的政务；消除百姓的疾苦，安抚善良之人。不久，监狱中大多空了，击鼓告警的声音几乎停止，年成又接连丰熟，州中因此平安无事。于是能够和本地士大夫以及四方宾客利用闲暇时日，时常游览后园。有时登上长轩、临水亭榭，观览景物，思绪寄托千里；有时面对芙蕖、菱荷，湖面浩渺，任凭船只上下往来。虽然我因病不能饮酒，间或写些小诗，用来娱悦心情、描写景物，也算是拙陋之人的适意。博学通儒和有地位的长者中，有的与我有旧交，想拿去看看，也不能把它隐藏起来；青州、郓州的两位学士又跟着唱和，喜爱文辞的士人也接连写下这样的作品。总共共有若干篇。难道能因为我的文章鄙陋，就使那些名家和秀异之士雄健奔放、瑰丽奇绝而可喜的辞章不能在本州广泛流传吗？所以把它们刻在石上，并一同作序，使阅读的人能够详细了解。熙宁六年二月己丑作序。臣巩说：世人称麟、凤、龟、龙为王者的嘉瑞，可见它们并不经常出现，而有德之君也有不能招致它们的时候。又说把麟、凤、龟、龙四种灵物豢养起来，那么在天下大治的时代，大概就可以亲近、驯扰它们了。所以官府有专门豢养龙的职务，而刘累因为善于处理这项职事而闻名。到了夏朝衰落时，竟然不能驯服龙；有的龙在朝廷庭院中【缺字】，到了周代最终成为女子带来的祸患。可见龙作为祥瑞或怪异之物，与政治的治乱相通到了这种程度。伏惟陛下仁德圣明，德行达到深泉，所以龙确实前来仰慕，仿佛可以驯扰。今后随着盛大德行日益提升，龙一定会游于宫中池沼，有的背负河图从黄河中出来，而且将会成群聚集在主管官署，和万物一起出现。因此臣冒昧把敕书和祝辞刻在石上，以此等待祥瑞到来。臣巩谨序。《叙盗》盗贼三十人，共分十五次作案。从孙仙以下，盗窃吴庆的船并杀人的，都应判斩刑；盗窃朱缟的船、赃物数额重大而应判绞刑的，共有十八人。从汤庆以下，有的赃物较轻，有的是窃盗，有的经常自己承认，凡应判徒刑的共有十二人。这是主管官署所依据的法律。如今图中所显示的，他们的姓名、税等、刑具器械，以及每次作案的日期，所盗之家、所取财物，直到每个人分别作案共多少次，都用横向排列的方式显示出来。每个人分别作案共多少次，又用朱色加以区别，是为了让阅览的人容易看明白。吴庆所盗的船，赃物分为三类；这三类与吴庆、吴道等人的亲疏关系、居处异同有关。至于孙仙、汤庆的族属，以及那十二人之所以没有被处死的原因，也都分别列在图的上下部分，因此案件轻重就详细明白了。他们制造兵器，聚集众人，在数百里范围内辗转劫掠，甚至杀害良民，这是情状中尤其令人痛恨的地方。正当五六月时，水灾极其严重，田地已经被冲荡淹没，房屋也已经被漂走。城郭之内，官府出售粮食赈济百姓，却仍有吃不上饭的人。偏远乡村和僻陋之地、大河长谷之间，即使是中等人家以上，每天太阳西斜时还拿着钱，却没有可以买粮的地方，何况那些缺衣少食、一直困顿的人呢！他们正要把草和芦苇扎起来，寄身在毁坏的堤坝和崩塌的田岸上，受到饥饿的逼迫，已经没有安乐求生的心情。他们屡次作案而成为盗贼，这种情状也有值得哀怜的地方。《康诰》说：“杀害人以夺取货物，悍然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憎恨他的。”孟子认为，这种人是不必等待教化就应当诛杀的。这样看来，杀人的盗贼不必等待教化就应当诛杀，这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原则，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然而孔子说：“天下有道，盗贼会首先改变吗？”这是说，如果供养已经充足，教导已经明白，那么做盗贼的人就会知耻而自行改过。因此，不是杀人的盗贼，而是那些本应等待教化、后来才诛杀的人，这也是历代帝王共同的原则，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起始于何时。不必等待教化就诛杀的人，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等待教化后才诛杀的人，是因为等待、教导他们的办法已经全部用尽了，然后才可以责备他们并依法严惩。假如供养本来就不充足，教导本来就不明白，等待和教化他们的办法又没有用尽，那么凶年百姓食物不足，于是有人起来成为盗贼，天子曾经秘密下达宽大的诏令，允许减轻他们的罪行；但这不是主管官署通常实行的法律。至于杀人以及赃物数额重大的盗贼，也不予减免，主管官署的法律仍然存在，这也正是《康诰》的意思。我正要审阅这件案件，所以把它的始末和情状详细列出，供人阅览，以表明我对这件事已经尽了心力。【赠黎安二生序】赵郡人苏轼，是我同年中的朋友。他从蜀地寄信到京城给我，称说蜀地有两位士人，一个叫黎生，一个叫安生。不久，黎生带着几十万字的文章，安生也带着几千字的文章，谦敬地拿来让我过目。我读了他们的文章，确实宏大壮美、奇特伟岸，善于反复铺陈、纵横驰骋，把事理探究到底；他们才力的奔放，好像没有尽头。这两位先生固然可以说是杰出奇异、特然崛起的人才，而苏君也确实可以说是善于识人的人。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要出发，请我写几句话作为赠言。我说：“我对你的了解，已经在心里形成了，难道还要用言语向外界求取什么吗？”黎生说：“我和安生学习这门文章，乡里人都讥笑我们，认为我们迂腐空疏。如今请求您的话，大概是想用它来解除乡里人的疑惑。”我听了这话，回头自笑。世上的迂腐空疏，有谁比我更严重呢？只知道信守古道，却不知道与当世相合；只知道立志于道，却不知道与世俗相同；这就是我困顿于今世而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世上的迂腐空疏，有谁比我更严重呢？如今你的迂腐，只不过是文章不合世俗，是迂腐中较小的一种罢了，却担心被乡里人嘲笑。像我的迂腐就大了；假使你拿着我的话回去，只会更加获罪，难道仅仅停留在被嘲笑吗！既然这样，那么我对于你究竟该说些什么呢？如果说我的迂腐是好的，那么它带来的祸患就是这样；如果说它不好，那么有些地方合于世俗，就必然违背古道；有些地方同于世俗，就必然背离大道。你不必急于解除乡里人的疑惑；这样一来，你一定能够有所选择，择善而取。于是写下这些话赠给你们二人，也给苏君看，请他看看认为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