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书十首【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译●卷十五·书十首 【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学士阁下：世人所说的大贤，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在百世以前阐明圣人的心意，又在百世以后阐明圣人的心意。他用口讲说，用自身实行，又把余下的内容写下来保存；这三方面必然互相表里相应。他的仁义光明磊落，横贯天地、冠绝古今，没有穷尽；他的声望和实际成就卓然超出士林，如同雷霆震动、风暴奔驰，绝不浮夸。这样的人称为大贤，应当与天地同样高大，与《诗》《书》中所称颂的圣贤没有差别。大道难以完整保存，周公的政治已经不可见，而孔子生于干戈战乱之中，没有合适的时代，也没有相应的职位，却把帝王之法保存于天下，使求学者有所依归。孔子去世以后，支离分析、诡异的言辞纷纷出现，邪说像骊马驾车一样堵塞道路；要观察圣人之道，最好不过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位先生的著作，舍此之外便没有了。韩愈去世以后，要迅速登上他的境界，广泛开拓他的文辞，使圣人之道重新在世上明白起来，也实在太难了。近世的学士，有的修饰辞藻来夸耀，有的增益刑法以求迎合，有的分析财利以拘泥曲细，这些方面还有些名声；至于仁义礼乐之道，那些作为百姓师表的人尚且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何况普通百姓呢！圣人的道已经昏暗湮没，它没有断绝，就像一根头发系住千钧重物一样，实在衰微可悲啊！如果不是应时而出的伟大贤人把仁义当作自己的责任，谁能够挽救并振兴它呢？我从成童时就听到阁下的名声，长大后得到阁下的文章，口中诵读，心里牢记。看您的文章探究根本、把握义理，拨正邪僻，批评当世，宣扬中正大道；它深厚纯正、温和敦厚，与孟子、韩吏部的著作相互唱和，其中没有半句话有驳杂之处，真是六经的羽翼、道义的宗师。自从有志于求学，也多少懂得了一些时事。后来又听说阁下处理政事，不顾世俗的姿态，卓然把体察大道、扶助教化作为自己的任务。过去您推心置腹地吐露赤诚，铺陈建立宏大的理论，不与显贵者结交，只援助那些受挫失意的人，使践行正道的人有所遵循，使心怀疑惑的人有所询问和执持；道义更加坚定，德行更加高尚，表现于外的与内心相合，推及他人的也确实发自自身，确实可称为能言说、能实行，既有德行又有著述。韩退之去世后，观察圣人之道的人，固然应当归向阁下门下。天下有志于圣人的学士，无不挽袖伸颈，希望接受指教、聆听教诲，这是理所当然的。我私下想，若要在百世之后阐明圣人的心意，也不会仅仅因为语言上的推辞而拒绝求学者。我本性质朴浅陋，没有什么才能可以比拟别人；家世以儒学为业，所以没有从事其他职业。自幼到长大，我努力于文章之间，心中所得大概不至于平庸浅近，也曾自认为对于圣人的道理有一丝一毫的见解。周游当世，常常有扶助衰败、挽救缺失的心愿，并不只是喜爱表面文章、随波逐流、拾取枝叶而已。只是因为我很少与俗人相合，所以在公卿的门下从来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显达者的车子回头顾念我的疏远卑贱；怀抱道义却无处与人讨论，心中常常郁结愤懑，遗憾不能发泄。如今才敢借着书信把内心的话告诉阁下。假如能够希望进入阁下的门下，那么圣人之道的堂奥内室，我自己知道也可以在其中略得万分之一。阁下将要推行仁义之道，使它横贯天地、冠绝古今，就应当选取奇伟宏通的人才，使他们趋向义理而不躲避荣辱利害，共同在衰微将灭之际争相维护先王的教化。我不相信阁下会没有这样的心意。像我这样的人，也大概可以在众多士人中先行一步，阁下难道也会接纳我而不拒绝吗？恭敬地希望您不要因为自己的长处而使别人退缩，察看我的愚见并怜悯我；知道我并不是苟且仰慕阁下，而是仰慕在阁下那里观察圣人之道，那么我的存心也不是平庸浅近的了。如果您把我当作平庸之辈，像对待普通人一样拒绝我，那么我对世道的希望就更加狭窄，而阁下循循善诱的教化也没有得到广泛推行。我私下料想，有志于圣人的人本来不会这样做。希望您稍稍留意并加以考虑。我谨献上杂文和时务策两编，传写、装订不够谨慎，简册大小也不整齐，这是因为我贫穷；只看内在文章而略过外在形式就可以了。冒昧打扰您的清德厚望，惶恐不安，惶恐不安。不尽言。巩再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学士先生阁下：恭敬地想到，阁下喜爱贤才、乐于善行，勤勉不懈地致力于道德，把辅佐时政、惠及万物作为职责，如今海内没有人能与您相比。您的文章、智慧谋略和才干力量雄伟挺拔、卓异不凡，确实是韩文公以来仅有的一人。我有幸接近阁下，并不是因为有一天的旧交，也不是凭宾客间的谈论贸然自荐到门下，而是阁下没有把我当作普通人对待。您坐下来同我交谈，所说的没有不是古代圣人的至高德行和重要道理、可以施行于当今社会的内容，使我在熏陶浸润中忽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到增益，并且触及中庸的门径，所受的恩赐实在很大，我又感激又欣喜。再次想到我没有什么像样的才能，被主管官吏抛弃；环顾自己所有的东西，很能认识自己的界限，所以在落第之后，心情释然，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难道是我喜欢自命不凡吗？实在是因为我的才资受到这样的召唤和取用罢了。

译我从途中来时，看见有人拿着瓢和袋子，背着担子、拉着车，携带扶挈着老人和孩子向东走。他们说：‘我们是某地的百姓，为了躲避旱灾、蝗灾、饥荒以及征赋徭役，只好迁徙到别的郡县登记居住，希望得到水浆和粗粝食物，勉强在早晚之间活下去。我们一边走一边忧愁，害怕不能如愿；白天奔走在道路上，夜里却没有地方容身寄宿。像这样的人，我所见到的几乎不下十万。’于是我私下感慨，幸好我生长在四方没有战乱的时候，和这些百姓一样都受到朝廷德泽的涵养，却独独不知道耕作锄耒的辛苦，早晚都有衣食供给。直到有一天发布文书、传达征召的警报，我又承蒙祖先世代的恩德，不必冒着箭石，准备战守，驾车驱马，运送数千里的粮饷。我从小时到长大，所学习的就是诗书文史，早晚思考的都是道德之事；对于前代和当今的得失，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也差不多能够认识其中一二项深远而重大的道理。如今虽然同众人一起被官府召试，和众人一同落第，名字没有列入推荐的名册，不能同下等士人相提并论，以求仰望君上的光辉，却还能够在大贤门下列名受教。我从途中来时，又有鞍马和仆役代替我劳作，可以侍奉阁下来到道路上。到达之后，至少可以尽力求取一箪食、一瓢饮，来支撑早晚的饥饿；和这些百姓相比，我已经绰绰有余了，这也足以自我安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这些事情琐碎，不值得向长者说；然而承蒙您深厚的爱护和恩遇，我不敢把自己置身于门下之外，所以再次陈述，想让阁下知道我居处和生活究竟怎样。我深深想到，阁下常常说：‘经过我门下的人有成百上千，唯独得到曾生，我感到高兴。’到我出发那天，您又赠送序文和引言，不是为了规劝，而是赏识我的愚拙，还叹息我的离去。这种事情即使从普通人那里得到，也应当深深感激知己之情，诚恳地永不忘怀，何况您是大贤长者，是海内的师表；您的话一说出来，四方都据此判断一个人的轻重。我竟然得到这样的评价，理应感激、承戴和庆幸，超过寻常万倍，这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这实际上都是圣贤的志业；如果不是自知才力能够承担的人，就不应当接受这样的赞誉。我既然有幸从您那里知道自己所学略有分寸、能够与圣贤之道相合，后来又怎敢不努力进修呢？我日夜刻苦，不敢对古人的道义有所惭愧，这也是报答您的心意。然而遗憾的是资质和性情短浅，学习出于自己的想法，没有师法可以遵循。希望我往南方行进时，您能时常屈尊赐予笔墨教诲；这不只是增加我这个疏远卑贱之人的光明，实际上也能让我刻在心里、铭记在肌骨，始终佩戴遵循，以您为矜式。我想阁下循循善诱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愿意曲意借助恩德和力量，使我最终成为有用人才，不吝惜您的教诲。正因为我处境困穷浅陋，所以不敢向众人求取，只能专心仰赖大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 只是遗憾我还要侍奉双亲享用甘美的食物，不能早晚在您的几杖旁边，接受教诲，等候您讲论指画，思念依恋之情实在到了极点。不尽言。巩再拜。【上欧阳舍人书】舍人先生：当今世上的急务有三件：第一，急于把听取贤人意见作为事务；第二，急于把使百姓富裕作为事务；第三，急于把努力实行作为事务。第一，急于听取贤人意见。君主对于贤人，知道他还不能就此满足，进用他也还不能就此满足；要听取他的言论，并在天下实行他的道，然后才可以停止。能听取他的言论、在天下实行他的道，在于君主内心通达而果断。没有通达而果断的内心，就不能有所作为。假使勉强作为，就像病入膏肓而无法医治，又像跛痹衰老一样。把古今治乱成败的道理向君主陈述，如果他不明白，就极力为他详细论说；他的心既然通达了，就把事务的利害是非拿来，请他试着选择；他能够选择了，再请他试着实行；他的心既然果断了，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这样的筹划虽然起效较慢，但在天下取得重大成效一定很快。要做到这样，没有比让贤人早晚出入君主左右，并且不让邪人、庸人接近君主更好的办法了。早晚出入君主左右，是侍臣的职责；恢复这种做法，难道不可以吗？一次不听从，就再次进言讨论；再次仍然没有效果，就每天进言讨论，等到君主听取后才停止，也是可以的。除非这样，即使有其他事务，也不可以讨论。过去汉朝杀萧望之，这件事萧望之也有罪。宣帝让他教导太子，如果他不是用圣人的道理来引导太子，那么萧望之有什么贤能可言呢？如果他引导太子却没有得到信任便停止，那么萧望之也不能没有罪。如果太子在老师面前受到责备，而老师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也就只能责备侍臣了。即使困难而辛劳，难道可以停止吗？如今世上的贤士，君主已经知道并进用了他们，但他们仍免不了与庸人、邪人混杂共处。对于事务的增益损害、张弛宽严，如果有违背而不加辨明，道就不能彰明；尽力同他们辨析，又未必能够使事情完全正确；不能完全正确，人民的期望就会破灭，这一点不能轻易忽略。若只按他们所能做到的去做，那还不如不做。像这样，如果不是君主内心通达而果断，那么贤士的言论就不能希望被听取，道也不能希望在天下实行。追究根本，不过是愚人所说的那样，不能成就事业。第二，急于使百姓富裕。自古以来，事实足以证明，从来没有百姓富裕而且安定却发生动乱的。发生动乱的，通常总是百姓贫困而且不安定。天下统一，已经将近八九十年了，长期消耗百姓粮食的，是军队、佛教和老氏之学。有人说，削减它们就会引起怨恨和抵触，所以阁下听到风声便害怕谈论救济它们的办法。如今可以招募聚集起来当兵的百姓，选择荒闲土地让他们耕种，闲暇时训练武艺，轮流进入军队担任守卫，于是逐步放松旧有的军队负担。佛教、老氏之学方面，停止如今正在进行的活动，旧有的徒众不久就会消尽。这些办法不如引起怨恨和抵触，却更容易实行。然后再衡量国家的用度，去除浮费，这是大笔开支中可以削减的部分。推行这些办法，末业的利益就可以放松，本业就可以兴盛，百姓富裕而安定便可以指日而待。否则，我恐怕如今的百姓过一两年就会成为盗贼，到那时没有人能够抵御，难道不应当成为大忧患吗！其他纷纷杂陈的议论，都不是救济百姓的办法。寻求救济百姓的办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不谋划这些，能够使百姓富裕而安定吗？不能。

译第三，是要急切地努力实行。臣民、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都不应被不合宜的行为扰乱。如今士人背弃义理到了极点。因此，如果官府不加整治，不改变现状而任用贤能，那么国家即使有良好的制度也无法推行；如果想要改变现状而任用贤能，就必须先整顿士人。士人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昏昧无知的百姓；一旦有人惊扰煽动他们而使之行动，想让他们效死而不做坏事，是不可能的。如今贡举法已经实行数十百年，弊病可以说极其严重了。诏书下达之日，乖戾的人感到畏惧，懒惰的人自行奋勉，这是近世从未有过的情形。然而这还不过是勉强使他们在耳目上服从罢了，还没有从内心受到感化。内心没有受到感化，一旦赏罚的力量稍有衰弱，必然就会松弛。想要使这种风气深入他们内心，只在于看皇上和大臣们努力实行得怎样罢了。不探求根本，也就算了；既然探求根本，就不能不急切。有人说，只要适应时势就够了，这是不对的。如今的时势，若说已经使人知耻而有所约束，那么不急于治理根本还可以；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看出怎样才算适应时势。以上三件事，是最急迫的。此外，号令不统一、责任分派不明确，也应当迅速改变。至于学者以经义策问，应当如此。然而九经的文字有数十万字，注释义理又是它的数倍，旁边还贯通联系其他书籍；要学习并记住这些，即使聪明的人也不能全部做到。如今想要通过策问考查这些内容，是要求人做必定做不到的事。这样一来，学者必然不能精通，选拔到的人也会很混杂。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不如让每个人专门学习一部经书。经书对于天地人事没有不完备的，所忧虑的是不能贯通，难道还担心贯通以后所学太少吗？何况诗赋和论说也兼取自其他经书，世间事务要等读了诸子、史书以后才明白，所以学者同样没有什么不学习的。这几件事，近来蔡学士都对我说过，蔡君深信不疑，希望先生共同促成此事。孟子说：乡邻有人打架，披散头发、帽带未系就前去救援，便是糊涂。然而看孟子周游天下，想用自己的道来影响别人，到对方不采纳而离去时，还说：齐王或许会改变，改变了就一定会召我。这种心情是多么急切啊！哪里只是孟子如此，孔子也是如此。至于他说的那些话，大概是因为颜子既然没有官位，不能拿治理天下的责任来要求他。所以说：假使禹、稷、颜子互换处境，他们都会这样做。难道没有官位就停止不做了吗？不会停止。他们所谓的停止，大概是停止在事情的极限之处，并不是说士人本来就像猕猴猿猴一样，对世事毫无心意。何况我对先生早已敬仰并以您为师，实在不应有所间隔，因此忘却自己的卑微而冒昧进言。希望您加以选择采纳，按照其中的意思稍微施行一些。巩闲居江南，所写文章不愧于庆历四年时的水平；至于想要施行于世事的主张，也已经有所等待。然而母亲正处在忧患之中，祖母一天比一天衰老，年幼的弟妹又多，没有办法供给衣食，恐怕连学业都不能完成，更何况想推行其他事情呢！如今想侍奉母亲跋涉数千里归来，恰好必须入州学；想进入太学，时间又已经迫近，于是只好放弃而不再顾及，那么希望凭此供养父母的愿望便无从努力，这难道是我愿意的吗？韩吏部说：假如屈原、孟轲、扬雄、司马迁、司马相如参加这种选拔，我知道他们会怀着惭愧之心，只是不自行进取罢了。这句话值得深思。失去贤明师长的切磋砥砺，却同众人相处，要不陷入小人的境地，已经很危险了。早晨兴起，夜晚休息，想要片刻使内心感到安适也做不到。先生正受皇上任用，每天参与谋划天下大事，皇上日夜等待您担任宰相，难道会对巩毫无心意吗？因此附上所作《通论杂文》一编，以及先祖述文一卷，先行献上。先祖困顿而死，他的事迹如果没有先生为他作传，就不能显扬；希望借先生的文辞刻在神道碑上，巩谨当从抚州雇佣仆夫前往门下等候。伏望先生不要怪罪我的愚昧而答应此事，使这件事长久惠及他的子孙，那就万分幸运了。巩的朋友王安石，文章极其古雅，品行也与他的文章相称；虽然已经取得科举功名，但如今了解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重，不愿为人所知，曾对巩说：“除了先生，没有值得我让其了解我的人。”这样的人，古今都不常有。如今时势所急，纵使没有寻常人才千万名也没有关系；只是像安石这样的人，不能失去。先生如果能替他说话，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将对天下有所补益。我也把他所写的文章编成一册，进献到您左右，请您有幸阅览，也许可以知道巩并非妄言。我的鄙陋心意急切，大体虽如此，详细情形哪里能够一一说尽呢？不再赘述。巩再拜。【上蔡学士书】庆历四年五月日，南丰曾巩谨拜上书给谏院学士阁下：朝廷自从更换两府和谏官以来，议论政事的人都只是替天下庆贺得到贤才罢了。庆贺本来确实应当，但难道不庆贺就不可以吗？巩曾经静静思考天下的事情。以天子的身份推行圣贤之道，没有不像古代圣贤那样做的。然而古今之所以困难，难道没有不同之处吗？奸邪之人因为事情不利于自己就怨恨，庸常之人因为自己比不上别人就嫉妒；既怨恨又嫉妒，便编造修饰言辞从中作梗。君主不能觉察到这一点，贤者必然会被疏远而陷入危险。因此圣贤之道往往不能实行，东汉末年就是这样。如今皇上极其圣明，即使有庸人、邪人，也不能让他们从中作梗。然而今天两府谏官所陈说的事情，皇上已经完全明白并且相信了吗？还是还没有呢？如果已经完全明白并相信了，尚且担心他们构成的基础还不深，临事时会发生偏差；如果还没有完全明白并相信，就应当屡次进见陈说，直到皇上完全明白并相信，基础深厚，临事时不发生偏差，然后才停止。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古代的制度很好。天子所尊重并听取意见的是宰相，但与宰相接见有一定时间，不能频繁而且长久。只有谏官随着宰相入朝奏事，奏事完毕，宰相退回中书省，这大概是常例。至于谏官，出入之间的言语行动彼此相接，早晚亲近相处，却没有听说他们应当退下。这样一来，事情的得失，早晨思考后不必等到晚上就可以进言，晚上思考后不必等到第二天就可以进言；如果不能使人明白，就可以极力辨析。这样屡次进见陈说，应当没有比这更详尽、真实的了；即使有邪人、庸人，也无法从中挑拨。因此说：成就这种美好局面的，难道不在于谏官吗？如今谏官与皇帝相见也有间隔，他们不能早晚同皇上上下议论，这一点也很明显。禁宫中能够陪伴皇上的，不过是妇女；除此之外，就是宦官，以及庸人、邪人罢了。他们在幽暗隐秘之中、议论事情的时候，难道不是很容易从中作梗吗？这样看来，巩只看到了今天两府谏官的危险，还没有看见国家天下的安定。我料想阁下也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如果想到这一点，那么只要使谏官侍臣恢复原有职责就够了，哪里有不得其职却仍占据其位的道理呢？

译唉！自汉代衰败而使后世变坏以来，士人兴盛没有像唐太宗时那样的。自唐代衰败而使后世变坏以来，士人兴盛也没有像如今这样。唐太宗有盛多的士人而能够成就治国功业；如今有盛多的士人，如果能够推行他们的道，那么前数百年的弊病没有不能革除的；否则，后数百年的祸患将又会兴起，难道可以不深思吗！巩生长在偏远之地，因没有衣食来侍奉母亲而困厄，如今又将入乡学；正逢圣贤当世，却不能到京师进一言，所以冒昧把这些意见陈述给阁下，并附上所作《通论杂文》一编进献。伏望阁下是位庄重的士人，不拒绝别人的言论，希望赐予阅览，稍微施行其中的意思。巩的朋友王安石，文章极其古雅，品行也与他的文章相称；虽然已经取得科举功名，但如今了解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重，不愿为人所知。然而这样的人，古今都不常有。如今时势所急，纵使没有寻常人才千万名也没有关系；只是像安石这样的人，不能失去。阁下如果能把他推荐给朝廷，他将对天下有所补益。我也把他所写的文章编成一册，进献到您左右，也许能使您知道巩并非妄言。【上杜相公书】庆历七年九月日，南丰曾巩再拜上书给致政相公阁下：巩听说，宰相如果凭借自己的才干供天下使用，那么使用天下的人才还嫌不够；如果凭借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那么使用天下的人才就会有余。古代所称的贤良宰相没有不同，都只是懂得这一点罢了。舜曾经做过宰相。称说他的功劳，就说他举用八元、八凯；称说他的德行，就说他无为而治，大概说的就是舜吧。最终那些做宰相的人，没有一个能同舜相比。这样看来，宰相的职责和体制也就可以知道了。有人说：舜是大圣人。有人说：舜距今太远，无法仰望。姑且说近代可以说的，莫过于汉代和唐代。汉代的宰相有陈平。他回答文帝说：陛下如果问决断狱讼的事，应当责问廷尉；问钱粮，应当责问治粟内史。他回答周勃说：况且陛下问长安盗贼的数目，我又怎么能勉强回答呢？问陈平担任宰相所做的事情，就说是使卿大夫各自能够胜任自己的职务。看陈平所承担的职责就是如此，而汉代的治理没有比陈平任相时更兴盛的，因此他所坚持的原则可以说是恰当的。再往下说到唐代，唐代的宰相有房玄龄、杜如晦。在房、杜任相时，与他们共同办事的有长孙无忌、岑文本；主管谏诤的有魏郑公、王珪；整顿纲纪的有戴胄、刘洎；执掌宪法的有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的有李勣、李靖；治理百姓、镇守地方的有李大亮。其余担任卿大夫、各自负责一项事务的，还有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类，多得数不清。谏诤君主、整顿纲纪、执掌宪法、用兵征伐、治理百姓、镇守地方，都是天下的大事，却全都交给其他人去做；又有其他人与宰相共同承担宰相的职责，还有其他卿大夫各自负责事务，那么房玄龄、杜如晦究竟做了什么呢？考察他们的传记，不过说他们听到别人有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不因为要求别人十全十美而取舍人才，不因为自己的长处而限制别人；随其才能加以收用安排，不因地位卑贱而隔绝罢了。最终称为贤良宰相的，必定先推这两个人。那么，从近代所能看到的事例来说，宰相的职责和体制也就可以知道了。唐代以后，天下从来不是没有宰相。称为贤相的，不过只有一两项大的节操可以说而已。能够凭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体制的人，究竟是谁呢？几年前，阁下担任宰相。当时，君主正急于使天下得到治理，而当时的士人中，那些豪杰魁伟之才相继进用，杂然并列于朝廷。虽然如此，邪人憎恶他们，庸人嫉妒他们，也十分严重。唯独阁下奋然自信，乐于让天下的善人被世所用，争相出力，倡导并帮助他们，唯恐失去自己所建立的事业，使那些豪杰都好像一向是从您的门下出来的。于是您同他们一起辅佐君主，建立州县学校，制定长期的考核标准来激励学者；考察农桑，以增减的数额作为官吏升降的法则；重视名教，以纠正衰败的风俗；改变苟且敷衍的作风，以振兴百官各项职务的废弛。革除任子制度的滥用，明确赏罚的信用，一切都想整齐法度，以树立天下的根本，并希望达到三代的事业。虽然如此，纷纷怀疑并排斥这些主张的人也很多。阁下又毅然坚持像金石一样坚定的决断，在上下之间周旋，扶持并培植这些事业，想使它们有所成就。等到意见不能相合，便引身退去，同这些事业一起被否定。唉！能够凭天下的人才供天下使用，真正懂得宰相体制的人，除了阁下还有谁呢？假使您所建立的事业得以充分实现，功德哪里说得尽呢！即使不能完全实现志愿，难道比二帝、三代、汉唐的宰相还惭愧吗！像巩这样的人，确实鄙陋而且卑微，但常常从事于读书，能够听闻古代圣贤的道理。每当看到当今贤能杰出的人才，彼此并立而相继出现，可以同三代、汉唐相比，就没有不感叹其盛大的。看到阁下同他们反复讨论并改变各项事务的用意，知道后世如果有圣人出现，要挽救万事的弊病，也不会改变这一点，就没有不赞叹其明达的。看到他们因为意见不合而离散、被排斥、消失，就没有不遗憾其道难以推行的。凭借感叹其盛、赞叹其明、遗憾其道难行的心情，难道会片刻忘记这些人吗？地域相隔千里，时代相隔千年，尚且还仰慕并想见到他们，何况生在同一时代，经过他们门墙之下呢？如今我经过阁下的门前，又正逢阁下脱下衮冕归来，不是追逐名声、趋附利益的人奔走求见的时日，所以冒昧说明其中缘由，并附上《杂文》一编，作为进拜的凭借。如果蒙您赐予一见，我的愿望就满足了。唉！贤明的阁下，您的心意并不在于是否见我；然而我还这样急切，大概只是因为仰慕欣喜的心情罢了。伏望明察。不再赘述。巩再拜。

译【上范资政书】资政给事阁下：学者对于道，并不是难在处置其中的大要，而是到了道理的隐显、消长、松弛与紧张、任用与舍弃之际，面对事情曲折细微的变化，想从内心领会而没有疑惑，在行动中表现出来而没有选择取舍，推演贯通它，于是面对万般变化而没有穷尽。合起来说，不过是一个道理罢了。这是困难的，困难就在这里。所以古代有人坚定自己的志向，虽然各自都合乎义理，却把自己的分限推到极处，认为这样还不足以完备圣人之道。伊尹、伯夷、展禽之类也不能免于此。孔子称说自己的弟子，说有德行、文学、政事、言语，各自属于不同科目；他们的才能足以在天下的选拔中取胜，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唯独到了颜回，才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吧。”这就是所谓困难，已经很久了。因此圣人教导人的内容，到了道理的隐显、消长、松弛与紧张、任用与舍弃之际，大到无穷，小到极其幽隐；其他经书没有不与这个意思相同的。不过《易》尤其曲折地说明其变化，又在卦爻、彖象、系辞的文字中反复显明其意义，是想让人们自己从内心领会，随时运用。然而自从有了《易》，从孔子时代直到今天，能够得到其中道理的，只有颜回和孟子罢了。在他们二人之后，谁是能够得到它的人呢？它实在太难了。像巩这样鄙陋的人，有志于学习，常常担心自己的见识不够深远，力量不够强大，遇到事情会有所不能。自己寻求之外，又想同天下贤者交往，借他们来辅助并促进自己；他们磨砺、培育、滋养我，使我能够守持志向、涵养气节，也确有这样的人。至于我临事时忘记道理，反省自己时又感到气馁，难道是我愿意这样吗？于是又担心自己的内心陷入沉溺，以至老去仍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巩曾私下谈论天下士人，认为豪杰中非同寻常的才俊，数百年间没有比当今更盛的时期；而在道上的造诣尤其宏大深厚，改变天下事务尤其详尽广博的，也没有超过阁下的。所以阁下曾经承担天下的职任。有些事情天下人都非难，君子也非难，而阁下独自认为正确；天下人都认为正确，君子也认为正确，而阁下独自认为不对。等事情完成以后，君子都自认为赶不上，天下也说这是范公所坚持的道理。那么阁下对于道究竟怎样呢？当事情达到细微关键之处，而用《易》的变化来讲论它，难道还有什么没有穷尽的吗？天下贤者，是天下人所仰慕的，何况像巩这样的人呢！所以希望听到您议论的详细内容，观察您应对万事而无穷无尽的方法，也许可以自行觉悟，得到那难以得到的道理；这就是巩的心愿。然而阁下的地位可以说尊贵了，愿意依附的人可以说很多了。假使巩也不把自己同他们区别开来，难道只是违背巩自己的志愿吗？这也正是阁下所轻视的。因此巩不敢这样做。没想到阁下想收纳并教导我，还屈尊召见。巩虽然有自己的操守，难道敢固执于一端吗？所以来到门下，借此叙述自己所愿和所志，进献到您左右，伏望赐予省察。巩曾认为，县一级接近州，听命于州；州一级接近部使者，听命于部使者。大略说来，县有一万户，州的户数是县的几倍，部使者所治理的地区又是州的十倍，那么部使者掌握的是数十万户百姓的命运，难道是轻微的事吗？部使者的门下，是传达天子命令的人所要到达的地方，是评判百姓曲直的人所要到达的地方，是辨析利害的人所要到达的地方。做官的相互来到这里，询问做官的事务；读书的相互来到这里，询问读书人的事务。三省以及邻近各部的政事彼此通报，文书彼此转递，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事务也够繁忙了。阁下在江西担任部使者，巩有幸列在阁下所管辖的属员之中；如今整理仪容前来拜见，冒昧请教我作为士人的事情。巩家世代居住在南丰。自从父亲被贬任官职回来以后，在南丰没有房屋田园。祖母年过九十，几个姑母出嫁后大多住在临川，所以祖母乐意居住在临川，在临川住了很久。按照入学制度，凡是入学的人，不满三百日就不能向有关部门申请参加科举。巩和几个弟弟沿袭寄居的情况，又想在临川求学，虽然已经向州里说明并得到许可，但如果没有阁下一句话，转发文书加以说明，有关部门或许会有所疑虑，其他求学的人也可能借此相互嫉妒，巩私心还不敢安心。来到这里已经几天了，想向门下请求却不敢进见。有一位同来应试的人章适恰好来，对我说：“进去吧。阁下以礼接待士人，明白地消除法令上的疑惑。我章适寄籍在这里，已经前去并受到恩赐了。”我还暗自思量：巩才智鄙陋而性情粗野，难道敢进去吗？又自己解说道：阁下这样做，是为了消除法令上的疑惑。消除法令上的疑惑，不是为一个人而实行，也不是为一个人而废止，而是为了天下的公义；即使愚昧而粗野的人也可以进去。因此我才敢写这封信，陈述自己的心意。伏望不要怪罪我以此烦扰您，并加以察看，赐予一句话使我得以入学，那就万分幸运了。〈公家世代居住南丰，因此奉养祖母住在临川。当时建昌隶属于抚州。祖先的坟墓和祭祀在南丰，其后代世代居住在查溪。【与抚州知州书】有一种士人，同当时的士人杂然居处，他们的衣服、饮食、言语沉默、行动止息的节度没有不同。等到他们内心独自有所领会时，把它扩展到天地之间还绰绰有余，收束到秋毫的尖端也不会遗漏；仰望看不见他的前面，跟随也看不见他的后面；高大巍然，深广浩荡，光明灿烂；不依赖四时却真实存在，不凭风雨雷电霜雪来吹拂滋润；声威严厉，列位公卿、位至彻官也不自以为过分；没有匹夫的权势却不认为不足；天下人依赖我，万世把我当作老师，也不认为自己伟大；天下人违背我，万世与我不同，也不认为自己受到贬损。这样的人，难道只是小心谨慎地求洁身自好，或者苟且敷衍地求取诚信吗？难道是患得患失的人所能动摇其心意的吗？他同当时的士人杂然居处，难道仅仅是衣服、饮食、言语沉默、行动止息的节度没有不同而已吗？凡是同人交往接触、施恩相爱的方法，也都只有一个原则。至于寄食于别人治理的地方，出入其乡里，进去拜见当地的长官，这也是人们共同的行为，怎么能不同于众人呢？如果不这样，就是故意标异。只不过小心谨慎罢了，只不过患得患失罢了，难道这是他急切追求的吗？巩正谨慎地守持这一点来求得自处；阁下到任时，我起初还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进见，后来便释然了。因此详细说明事情的始末，作为进见的凭据，伏望稍加省察。不再赘述。巩再拜。【与孙司封书】

译运使司封阁下：我私下听说，侬智高尚未反叛时，已经夺取并占有邕州的土地，任官的人不能抵御，于是也没有把这件事报告上去。皇祐三年，邕州官署中升起白气，江水横流泛滥，司户孔宗旦认为这是战争的征兆，推测侬智高必定反叛，便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陈拱。陈拱不听，宗旦不断进言。陈拱发怒，辱骂他说：“司户疯了吗！”皇祐四年，侬智高从横山出兵，掠取当地寨中的人，凭借寨中仓库大肆赈济。宗旦又报告说：“事情紧急了，不可以不戒备。”陈拱又不听。宗旦对陈拱，用书信报告了七次，用口头报告的次数多得无法计算。估计陈拱始终不可能听取意见，宗旦便把家属载往桂州，说：“我有官职在身，不能离开；但愿我的亲人不要同我一起死在这里。”他离开两天后，侬智高果然反叛，城中都响应他。宗旦仍然奋力守卫南门，写信召集邻近的军队，想要抵抗。城陷以后，侬智高得到宗旦，感到高兴，想任用他。宗旦愤怒地说：“贼！你现在就要被处死，我难道可以受你的污辱吗！”他不停地辱骂。侬智高估计终究不能使他屈服，于是杀了他。当初假使宗旦的进言没有被置之不理，那么邕州的灾祸一定不会发生；灾祸发生后假使我们有所准备，也一定不会出事。即使只凭这一件善行，本来就不能不表彰他，何况他这样堂堂地为节义而死，而他的事迹却还没有向天下昭示。近来我看见朝廷所褒奖追赠南方以来为守节而死、为国难而死的臣子，唯独宗旦没有得到褒奖，这难道不是所谓“弯曲烟囱、搬走柴薪却没有受到恩泽，等到头发烧焦、额头烧伤才成为上宾”吗？假使宗旦起初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贼兵到来时能够坚守而死，也本来不能不加以奖赏。至于事先准备、保全城池、保护百姓的责任，应当追究陈拱，而不是宗旦的责任。如今却荒唐地让他同陈拱一起被杀，既辜负了他的进言，又辜负了他的节义。治理天下的人，应当奖善罚恶；作为君子，应当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乐于成全别人的美德。难道应当这样做吗？南方的事情最终发展到攻破十多个州，覆灭军队、杀死将领，丧失百姓的性命，耗尽山海般的财物，并不是因为事变突然从隐蔽处发生、仓促而起；内外上下有职务的人，起初没有一个不知道，有的隐瞒不说，有的忽视而不防备，苟且偷安、推诿敷衍，以至于终于无法抵御。如今有一个人事先能够进言，却又被世俗势力蒙蔽排斥，使他同罪人一起受罚，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有谁肯再说呢！我听说宗旦不只是写信告诉陈拱，当时在广东、广西任使者的人，宗旦也都逐一告知了。如今那些人既然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又害怕因此增加自己的罪责，必定不肯再说宗旦曾经告知过我。治理天下的人，即使万事已经治理、天下已经安定，仍然必须努力开辟进言的道路，以防止尚未发生的祸患。何况天下的事情，值得忧虑的很多；当今最大的祸患，没有比人不能说、不肯说更大的，严重的甚至是不敢说。这样看来，宗旦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急切地载入天下人的视听，显扬并褒奖这个人，以警醒当世吗？宗旦喜欢学习《易》，所作的注释中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他家里不能藏有很多书，但有人拿《易》来询问，他便能贯通发挥，涉及几十家著作，都能说出它们的意思。他侍奉祖母尽心尽力，贫困到几乎不能养活自己，喜欢议论，喜爱功名。巩曾经同他交往，所以相当了解他。他所建立的功业，也不是一时偶然发生的。世人多非难他在京东任职时不能自重，以至于受到世人的指责，这固然是一个过失；但如今他所建立的功业，也可以赎偿这一过失了。巩起初听说他死亡的事情，还不敢断然相信。前后听到的证言很多，又听到他弟弟亲口说起，并且听说祖父袁州在广东也替他作证，这才知道事情确实如此；即使其中有小的差误，大体上也不会虚假。何况陈拱以下的人都使自己的家族覆灭，而宗旦却事先带着亲属逃走，那么他预先知道事情的功效是可以看出的；根据他性情喜爱处理事务，也可以知道他事先进言的功效。因为阁下喜爱古道、勤奋学习，以天下的善行为志趣，又正在出使南方，赏善罚恶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冒昧把这件事告诉您。您又何必吝惜片刻的听取和一张纸的议论，不妨广泛询问并彻底陈述此事。假使这件事得以昭明，固然对天下有补益，也不只是为宗旦在当时申明而已。伏望稍微留意。如果有不合之处，希望赐信答复。不再赘述。巩顿首。【再与欧阳舍人书】巩先前曾把王安石的文章进献给您左右，并写信评论此事。大意说：巩的朋友中有王安石，文章极其古雅，品行与文章相称。虽然已经取得科举功名，但如今了解安石的人还很少。他确实自重，不愿为人所知。然而这样的人，古今都不常有。如今时势所急，纵使没有寻常人才千万名也没有关系；只是像安石这样的人，不能失去。信送到以后，先生出使河北，巩没有再得到答复，但内心从未忘记此事。近来又有王回、王向二人，他们的父亲王平曾任御史，住在京师。安石在京师得到他们，便同他们交友，称赞他们说：“是有道德的君子。”他写信来谈他们三四次，还遗憾巩没有立即见到他们，于是把他们的文章寄来。巩同安石是朋友，彼此信任到了极点，自认为没有辜负古人。读了二人的文章，又想到安石对他们的称赞，于是知道这两人必定是杰出宏伟、非同寻常的人才。不必见面就已经极其相信，心中不能隐藏，便又向阁下报告。三个人都是这样卓异，立身行事自有法度，他们的内心并不是苟且求取世人知名。巩急切地称说他们，并不是为三个人打算，而是喜爱得到天下的人才，使圣人的道能够实行，使世间的事务得到治理。巩又想到，像我这样浅薄狭陋、迟钝笨拙的人，先生却对我十分厚待，我害怕自己不能相称，所以想让天下的人才都从先生门下出来，把这作为报答先生的一种方式罢了。伏望您留意并察看此事，赐下一句话，使是非有个确定的说法。王回、王向的文章三篇，另列在目录中。不再赘述。巩再拜。●卷十六·书十八首 【与杜相公书】巩启：巩多灾多难，贫穷而且卑微，学问同众人相违，言语行为很少符合世俗；公卿大臣的门下没有可以借以进身的关系，也不敢轻易存心求取声名。阁下位至天子之下的高位而归退之后，我才独自有机会希望到门下拜见。阁下以旧日宰相的尊重、元老的尊贵，却屈尊自抑，在草野之人、孤独困穷之际加以礼遇。然而离开门下以来，至今已经九年；起初我不敢写信进见，到了近几年，每年不过得到机会凭一封信问候您，借以等待您的起居动静。又常常拜受您的赐教，因此更加不敢存心求您察看，以免烦扰您的恩赐，而自己招来不应该有的责罚；但我没有一天忘记拜谢您的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