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九·疏一首、札子一首【熙宁转对疏】
自周衰以来，道术不明。为人君者，莫知学先王之道以明其心；为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简，溺于流俗末世之卑浅，以先王之道为迂远而难遵。人主虽有聪明敏达之质，而无磨砻长养之具，至于不能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有所不能尽也。不能尽天下之理，则天下之以事物接于我者，足以累其内；天下之以言语接于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从善而邪说足以乱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则愈甚无补；行之以不息，则不能见效。其弊则至于邪情胜而正理灭，邪说长而正论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于乱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来，人主之所以可传于后世者少也。可传于后世者，若汉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谓有美质矣。由其学不能远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贤于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议唐虞三代之盛德，则彼乌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来，千有余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浅陋，以趋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绌而不省。故以孔子之圣，孟子之贤，而犹不遇也。
今去孔孟之时又远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来千有余年，所谓迂远而难遵者也。然臣敢献之于陛下者，臣观先王之所已试，其言最近而非远，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圣质，而渐渍于道义之日又不为不久，然臣以〈一作所〉谓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在得之于心。得之于心，则在学焉而已者。臣愚以谓陛下宜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所本不在于他；观傅说、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学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变俗、比迹唐虞之志，则当恳诚恻怛，以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务当于道德之体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复之熟之，使圣心之所存，从容于自得之地，则万事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能尽万事之理，则内不累于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于天下之言。然后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论而用之，邪说之所不能乱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资之以不息，则虽细必巨，虽微必显。以陛下之聪明，而充之以至于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积之以至于从心所欲之不逾距，夫岂远哉？顾勉强如何耳。夫然，故内成德化，外成法度，以发育万物，而和同天人之际，甚易也。若夫移风俗之薄恶，振纪纲之弛坏，变百司庶务之文具，厉天下之士使称其位，理天下之财使赡其用，近者使之亲附，远者使之服从，海内之势使之常安，则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应不臻，而变异不消者也。如圣心之所存，未及于此，内未能无秋毫之累，外未能无纤芥之蔽，则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虑有所未审；欲用天下之智谋材▯之士，而议论有所未一，于国家天下愈甚无补，而风俗纲纪愈以衰坏也。非独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乱之几，未尝不出于此。
臣幸蒙降问，言天下之细务，而无益于得失之数者，非臣所以事陛下区区之志也。辄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国家之大体。惟陛下审察而择其宜，天下幸甚。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改明州不果上〉】
伏以陛下聪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谓有不世出之资。自在藩邸，入承颜色，出奉朝请，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恭极孝，闻于天下。及践大位，内事两宫，外严七庙。仁被公族，德形闺门。嫔御备官，不淫于色；音乐备数，不溺于声。食菲衣绨，务遵节俭。台卑囿小，无所增饰。近习无便嬖，左右无私谒。未尝出游幸，未尝从畋渔。其于忧悯元元，勤劳庶政，则念虑先于兆朕，祗慎尽于纤芥。书而访问，至于日昃；夕而省览，至于夜分。每群臣进见，接之礼笃而情通；凡四方奉事，莫不朝入而暮报。虽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无以加此。其渊谋远略，必中事几，善训嘉谟，可为世则者，传闻下土，虽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众虑，非可窥测，可谓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远，则悯自晚周秦汉以来，世主不能独出于众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袭卑陋，因于世俗而已。于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革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震动，群下遵职惟恐在后，可谓有能行之效。盖刻意尚行，不差毫发，缙绅之士，有所不能及。忧劳惕励，无懈须臾，又非群臣之所能望。可谓特起于三代之后非常之主也。
愚臣孤陋，熙宁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转对幸得论事，敢据经之说，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逮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清光，敢别白前说而终之。
译自从周朝衰落以来，道术不再明白。做君主的，没有人知道学习先王之道来明澈自己的内心；做臣子的，也没有人知道引导君主达到先王之道。一切都苟且简略，沉溺在流俗末世的卑下浅薄之中，把先王之道看作迂远而难以遵行。君主即使有聪明敏达的资质，却没有磨炼滋养的工具，终于不能有所自得，那么天下的事，只要属于道理的，就会有不能穷尽之处。不能穷尽天下的道理，那么天下以事物接触我，便足以扰乱我的内心；天下以言语接触我，便足以蒙蔽我的外在判断。这样一来，想遵循道理，却有邪情足以伤害它；想听从善道，却有邪说足以扰乱它。如此长久实行，弊病只会更加严重而无所补益；不断推行，也不能见到成效。其弊端发展到最后，就是邪恶情欲胜过正理，邪说滋长而正论消失，天下不能治理而终于发生动乱，原因就在这里。这就是周朝衰落以来，君主中能够流传后世的很少的原因。能够流传后世的，如汉文帝、汉宣帝、唐太宗，都可以说具有美好的资质。但由于他们的学习不能达到深远之处，所知浅陋，所以足以胜过近世平庸的君主；至于议论唐虞三代的盛德，他们哪里配这样说呢？正因为如此，自周朝衰落以来一千多年，天下谈论道理的人，也都卑近浅陋，只为迎合当世君主的便利；谈论先王之道的人，全都被排斥而不被采纳。因此即使孔子圣明、孟子贤德，仍然不能遇到知音。如今距离孔孟的时代更加遥远了，臣所说的，正是周朝衰落以来一千多年间被称为迂远难行的道理。然而臣敢把它献给陛下，是因为臣观察先王已经实行过的道理，它的言论最为切近而不遥远，它的作用最为重要而不迂阔，所以不敢不把它告诉陛下；这就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片微薄心意。伏惟陛下具有自然生成的圣明资质，又长期浸润于道义之中；但臣所说陛下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追比唐虞的志向，仍在于从内心获得它。从内心获得它，就在于学习罢了。臣愚昧地认为，陛下应当考察《洪范》《大学》所陈述的内容，知道治国之道的根本不在别处；考察傅说、周公所告诫（一本作“勉励”）的内容，知道学习并不是明主所应停止的。陛下既有改革制度、改变风俗、追比唐虞的志向，就应当恳切诚挚、深切忧念，讲明并推广旧学，务求符合道德的根本要义，不取口耳之间的小聪明，不急于求取朝夕可见的近效；反复熟习，使圣心所存从容达到自得的境地，那么天下万事中属于道理的，就没有不能穷尽的。能够穷尽万事的道理，那么内心不被天下万物所扰乱，外在不被天下言论所蒙蔽（一本作“遮蔽”）。然后明白先王之道并加以实行，邪恶情欲便不能侵入；汇合天下的正当议论并加以采用，邪说便不能扰乱。如此长久实行，不断凭借它推进，那么即使细小也必定变大，即使隐微也必定显著。凭陛下的聪明，充实发展到不可测知的神妙境界；凭陛下的睿智，积累发展到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的境界，难道很遥远吗？只是看能否勉力而行罢了。这样一来，内在成就德化，外在形成法度，用来生长养育万物、调和天人关系，是很容易的。至于改变风俗的浅薄邪恶，振兴松弛败坏的纲纪，改变百官各司徒具形式的事务，使天下士人努力做到名位相称，治理天下财货使其足以满足使用，使近处的人亲近归附，使远方的人服从，令海内形势长久安定，那么只要是陛下所希望的，还有什么求不到、什么做不成呢？从来没有像这样实行而福应不来、灾变不消的。假如圣心所存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内心还不能没有秋毫般的牵累，外在还不能没有纤芥般的蒙蔽，那么臣恐怕陛下想实行先王的政令，智虑仍有未能审察之处；想任用天下有智谋有才干的人，议论又不能统一，反而对于国家天下更加没有补益，风俗纲纪也会更加衰败。不只是这样，自古以来安危治乱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臣有幸蒙受陛下下问，如果只谈天下琐碎事务，而不能有助于考察得失的根本，那不是臣侍奉陛下的一片微薄心意。臣不自知固陋，竟敢谈论国家的大体。惟愿陛下审察并择取其中合宜的内容，天下幸甚。【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改任明州，未果上呈）】臣下认为，陛下聪明睿智，天性自然，可以说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自从身在藩邸，入宫承奉圣颜，出外奉行朝请，和悦恭谨，不以闲暇自娱，极其恭敬孝顺，天下皆知。等到登上大位，对内侍奉两宫，对外严肃奉祀七庙。仁德施及公族，德行显现在闺门。嫔御设置齐备，却不沉溺女色；音乐制度齐备，却不沉溺声乐。饮食俭薄，衣着粗绨，务必遵行节俭。台榭低矮，园囿狭小，不加增饰。身边亲近的人没有受宠幸的，左右近臣没有私下请托的。未曾外出游幸，未曾跟随打猎捕鱼。至于忧悯百姓、勤劳处理各种政务，思虑总在事变显现之前，恭敬谨慎直到细微之处。白天批阅奏书、询问政事，直到日头偏西；夜晚省察阅览，直到半夜。每当群臣进见，接待他们礼数深厚而情意相通；凡四方奉行事务，没有不早晨入朝、晚上得到答复的。即使大禹勤劳于国家，周文王忙得无暇吃饭，也没有超过陛下。陛下深远的谋略，必定能洞察事情的关键；善美的训诫和谋议，可以成为世人的法则。这些事传闻于天下，即使只得到其中一二，也足以超越众人的思虑，不是可以窥测的，真可说具有人君的大德。陛下的高深宏远，在于悲悯晚周、秦汉以来，世代君主都不能独自超出众人之上的情形。他们施政的来源，大多只是沿袭卑下浅陋的旧习，因循世俗而已。因此陛下慨然向上追寻唐虞三代已经荒废断绝的踪迹，修明并整治先王法度的政治，把这看作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具有出自数千年历史之上的宏大志向。改变因循旧习，发布命令必定兑现，使海内听闻见到这些变化无不震动，群臣恪守职分，唯恐落在后面，可以说具有能够实行的成效。陛下刻意崇尚实行，丝毫不差，士大夫都不能赶上。忧劳警惕，片刻也不懈怠，又不是群臣所能企及的。真可以说是三代以后突然而起的非凡君主。臣愚昧浅陋，熙宁二年出任越州通判，因转对有幸得以议论政事，敢依据经书之说，把诚意、正心、修身、治理国家天下必定以学习为根本的道理献给陛下。到如今十一年，才得以仰望陛下穆穆清明的光辉，敢于分辨说明从前的主张并将它说完。
臣以谓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与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又有能行之效，特起于三代之后。然顾以治国家天下之道必本于学为献于陛下，何也？盖古之圣人，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学。故尧舜性之也，而见于传记，则皆有师，其史官识其行事，则皆曰“若稽古”。至于汤武身之也，则汤学于伊尹，武王学于太公，见于《诗》、《礼》、《孟子》。在商，高宗得传说作相，其命说之辞曰：予小子旧学于甘盘。”而传说告之，则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又曰：“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盖高宗既已学于甘盘矣，及传说相之，乃更丁宁反复，勉之以学，其要归，则以谓当终始常念于学，明学盖不可一日而废也。至于孔子之自叙，则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夫以孔子之圣，必志于学，其学之渐，每十年而一进，至于七十矣，其从心也，盖不逾矩。则传说所称当终始常念于学者，虽孔子之圣，不能易也。故扬子曰：“学之为王者事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圣贤之笃于学至于如此者。盖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道也；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者，圣人之言也；知不足与困者，学也。方其始也，求之贵博，畜之贵多。及其得之，则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奥。能至于是矣，则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谓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则未有于言也能知其要，未有于德也能知其奥，所谓寡闻则无约，寡见则无卓也。子贡称孔子之学，识其远者大者，则于言也能知其要，于德也能知其奥，然后能当于孔子之所谓学也。审能是，则存于心者，有以为主于内，天下之事，虽其变无穷，而吾所以待之者，其应无方，古之大有为于天下者，未有不出于此也。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在是而已矣。
陛下万几之余，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讲明其意，陈六艺载籍之文而细绎其说，博考深思，无有懈倦。其折衷是非，独见之明，老师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闻也。有不世出之姿，与君人之大德，又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特起于三代之后，此臣之所知也。则陛下之学，已可谓至矣。然臣区区敢诵经之陈言以进于左右者，诚将顺陛下之圣志，采傅说始终典学之言，观孔子少长进学之渐，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奥，皆陛下之所素畜。诚以陛下之乐道，而继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稽者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于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万事无穷之变，而应之以无方，天下之人，必将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尧、舜、汤、武所以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从心而不逾矩，孟子所谓圣而不可知之谓神，不在于陛下，而孰在哉？由是敛五福之庆以大赉庶民，享万年之休以永绥方夏，德厚于天地，名昭于日月，惟圣意之所在而已。
臣愚不敏，蒙恩赐对，不敢毛举业细之常务，而于国家之体，冒言其远且大者，此臣所以爱君区区之分也。伏惟留神省察。
●卷三十·札子六首
【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
臣闻基厚者势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锡祚，舄奕繁衍，久而弥昌者，盖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夫禹之绩大矣，而其孙太康，乃坠厥绪。汤之烈盛矣，而其孙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统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难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于荒服，暨于幽厉，陵夷尽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汉定其乱，而诸吕七国之祸，相寻以起，建武中兴，然冲质以后，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为三。晋、宋之患，天下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传子而失。唐之治在于贞观、开元之际，而女祸世出，天宝以还，纲纪微矣。至于五代，盖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废兴之故甚矣。
宋兴，太祖皇帝为民去大残，致更生，兵不再试，而粤蜀吴楚五国之君，生致阙下，九州来同，复禹之迹。内辑师旅，而齐以节制；外卑藩服，而纳以绳墨。所以安百姓，御四夷，纲理万事之具，虽创始经营，而弥纶已悉。莫贵于为天子，莫富于有天下。而舍子传弟，为万世策，造邦受命之勤，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求厥宁，既定晋疆，钱ㄈ自归，作则垂宪，克绍克类，保世靖民，丕丕之烈，为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译臣认为，陛下具有世所罕见的资质，具有人君的大德，又有出自数千年历史之上的宏大志向，并且有能够实行的成效，实在是三代以后突然而起的君主。然而臣为什么还要把治理国家天下必定以学习为根本的道理献给陛下呢？因为古代圣人虽然超出同类、胜过众人，但到了成就德行的时候，没有不是依靠学习的。尧、舜是凭天性而成圣的，可是见于传记，都有老师；史官记载他们的行事，也都说“考察古代的事迹”。至于成汤、周武王亲身实行圣道，成汤向伊尹学习，周武王向太公学习，这些都见于《诗》《礼》《孟子》。商代高宗得到傅说，让他担任宰相；任命傅说时说：“我这个小子过去曾向甘盘学习。”傅说告诫他：“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又说：“只有学习使志意谦逊，及时勤勉努力，修养才会到来。”又说：“只有学习，才完成一半；始终都要以学习为常法。”高宗本来已经向甘盘学习，等到傅说辅政，又反复郑重地勉励他学习；归结起来，就是认为始终都应当经常想着学习，明白学习大概一天也不能废止。至于孔子自述生平，则说十五岁立志学习，到了七十岁能够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以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一定要立志学习；他的学习逐步进益，每十年提高一个层次，到了七十岁，随心所欲也大概不越规矩。那么傅说所说始终要经常想着学习，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圣人也不能改变。扬子所以说：“学习成为君王的事业，已经很久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勤勉不息，孔子也惶惶不安地求学，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圣贤专心学习，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大概能够因快乐而不至于放纵，反复学习而不感厌倦的，是道；越探测越觉得深、越穷究越觉得远的，是圣人的言语；知道自己的不足、感到困惑，才是学习。刚开始时，追求知识贵在广博，积蓄知识贵在多。等到真正获得它，在言语方面就在于知道要旨，在德行方面就在于知道奥妙。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么广泛求取、积累众多的知识，不过是捕鱼的筌、渡河的蹄而已。所谓听闻多了就用简约的原则把握，见识多了就用卓越的见解把握。若求取不广博、积蓄不丰富，那么在言语方面没有能够知道要旨的，在德行方面没有能够知道奥妙的，这就是所谓听闻少便没有简约原则，见识少便没有卓越见解。子贡称述孔子的学问，认识到它的深远和宏大，因此在言语方面能知道要旨，在德行方面能知道奥妙，然后才能符合孔子所谓的学习。如果确实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存于内心的东西就能在内心成为主宰；天下事物虽然变化无穷，而我用来应对它们的方法却无一定方术。古代在天下大有作为的人，没有不是出于此道。尧、舜、成汤、周武王之所以达到盛德的极致，孔子之所以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有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行为，却没有得到他们行为的依据；有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言语，却没有得到他们言语的根源。孟子所说的“圣而不可知，称作神”，就在这里罢了。陛下处理万机之余，每天召见天下士人，推究道德并讲明其中意义，陈述六艺典籍的文字并详细解释其学说，广泛考察，深入思考，从不懈怠。陛下裁断是非的中正之道和独到明察，是老师宿儒也不能达到的，这是臣听闻的。陛下有世所罕见的资质，具有人君的大德，又有出自数千年历史之上的宏大志向，实在是三代以后突然而起的君主，这是臣所知道的。那么陛下的学习，已经可以说达到极致了。然而臣仍斗胆诵说经书中的旧话进献给陛下左右，实在是想顺成陛下的圣明志向，采纳傅说“始终以学习为常法”的话，观察孔子从少年到长大不断进学的次第；凭陛下的明智，知道言语的要旨、知道德行的奥妙，这些都是陛下平素积累的。诚愿陛下以喜爱道义之心继续不知疲倦，以考察古代之心继续不停止，使天性所赋予的睿智更加深厚，所考察的古道更加充实，日日更新，又一日更新。陛下由此自得的境界，不只是足以应对万事无穷的变化而且应对得无一定方法；天下人也必将只能得到陛下的行为，却得不到陛下行为的依据，只能得到陛下的言语，却得不到陛下言语的根源。尧、舜、成汤、周武王之所以达到盛德极致，孔子之所以随心所欲而不越规矩，孟子所说的“圣而不可知，称作神”，除了陛下还能是谁呢？由此聚集五福的祥瑞来大大施赐百姓，享有万年的安乐来永远安定四方华夏；德行比天地更加深厚，声名如日月般显耀，全都取决于圣上的心意。臣愚昧而不敏捷，蒙受恩典得到召对，不敢琐碎罗列通常事务，而是针对国家的根本，冒昧谈论深远而重大的事情；这就是臣一片爱戴君主的微薄心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卷三十·札子六首 【移沧州过阙上殿札子】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形势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所以功德非凡，光辉流传，福祚赐予不断，繁盛绵延，历久而更加昌盛，这是天人之理所必然达到的征兆。然而自有生民以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没有像大宋这样隆盛的。夏禹的功绩很大，但他的孙子太康却败坏了祖业。成汤的功业很盛，但他的孙子太甲即位后却不明智。周朝从后稷到文王传了十五代，天下大统仍未完成；武王、成王才收取太平的功业，但康王的儿子昭王南巡时遭难，昭王的儿子穆王几乎陷于荒远之地，到了幽王、厉王时，周朝便日渐衰败而彻底倾覆。到了秦朝，凭借几代人的智慧兼并天下，却传到二世便灭亡。汉朝平定秦末乱局，但诸吕和七国之祸接连发生；汉武帝建武年间中兴，然而冲帝、质帝以后，世事变故又多了。魏朝的祸患使天下分为三国；晋、宋的祸患使天下分成南北。隋文帝才统一海内，却传给儿子便失去天下。唐朝的治世在贞观、开元之间，但女后之祸屡次出现，天宝以后纲纪衰微。至于五代，大约五十六年间，更换了八姓，历经十四位君主，其兴废的原因极其复杂。宋朝兴起，太祖皇帝为百姓除去最大的残害，使他们获得新生；兵戈不再反复使用，并且把粤、蜀、吴、楚五国的君主生擒送到宫阙之下，九州归于一统，恢复了禹的疆域。对内整顿军队，以节制来统一；对外使藩属谦卑服从，以法度约束他们。因此安定百姓、抵御四夷、统理万事的办法，虽说还在开创经营之中，但已经安排周全。没有比做天子更尊贵的，没有比拥有天下更富有；却舍弃传子而传弟，为万世谋划。开创国家、承受天命的辛劳，帝太祖功劳没有比他更高的。太宗皇帝广泛寻求天下安宁，已经平定晋地疆域；钱氏自行归顺。他树立法则，垂示后世，能够继承先业而与之相类，保卫国家、安定百姓。如此盛大的功业，帝太宗的德行没有比他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