殆知阁
字典 摘录
集藏元丰类稿十三

卷十二·序九首【李白诗集后序】

集藏 · 四库别集 · 已译 · 第 45–47 段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当此之时,太祖、太宗已纲纪大法矣,公于是勇言当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不称天子属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始公尤见奇于太宗,自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召见,以为直史馆,遂为两浙转运使。未久而真宗即位,益以材见知。初试以知制诰,及西兵起,又以为自陕以西经略判官。而公常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故不果用。然真宗终感其言,故为泉州,未尽一岁,拜苏州,五日,又为扬州。将复召之也,而公于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龃龉终。

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公独以谓宜遵简易、罢管榷,以与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争言符应,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阴,而道家之说亦滋甚,自京师至四方,皆大治宫观。公益诤,以谓天命不可专任,宜绌奸臣,修人事,反复至数百千言。呜呼!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两浙,奏罢苛税二百三十馀条。在京西,又与三司争论,免民租,释逋负之在民者,盖公之所试如此。所试者大,其庶几矣。公所尝言甚众,其在上前及书亡者,盖不得而集。其或从或否,而后常可思者,与历官行事,庐陵欧阳公已铭公之碑特详焉,此故不论,论其不尽载者。公卒以龃龉终,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记,藉令记之,当时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欤?后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读公之碑与其书,及余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见其表里,其于虚实之论可核矣。

公卒乃赠谏议大夫。姓曾氏,讳某,南丰人。序其书者,公之孙巩也。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序。

【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讳回。当先王之迹熄,六艺残缺,道术衰微,天下学者无所折衷,深父于是时奋然独起,因先王之遗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动止语默必考于法度,而穷达得丧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辞反复辨达,有所开阐,其卒盖将归于简也。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回学者于既弱,可谓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别集而已也。后之潜心于圣人者,将必由是而有得,则其于世教岂不补之而已哉!呜呼!深父其志方强,其德方进,而不幸死矣,故其泽不加于天下,而其言止于此。然观其所可考者,岂非孟子所谓名世者欤?其文有片言半简,非大义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于其细行,皆可传于世也。

深父,福州侯官县人,今家于颍。尝举进士,中其科,为亳州卫真县主簿。未一岁弃去,遂不复仕。卒于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尝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治之极,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异人殊世,未尝不同其指。何则?理当故无二也。是以《诗》《书》之文,自唐虞以来,至秦鲁之际,其相去千余岁,其作者非一人,至于其间尝更衰乱,然学者尚蒙余泽,虽其文数万,而其所发明更相表里,如一人之说,不知时世之远,作者之众也。呜呼!上下之间,渐磨陶冶,至于如此,岂非盛哉!自三代教养之法废,先王之泽熄,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岂其固相反哉!不当于理,故不能一也。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士之生于是时,其言能当于理者,亦可谓难矣。由是观之,则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

译先父所撰写的书,题为《仙凫羽翼》的有三十卷,题为《西陲要纪》的有十卷,题为《清边前要》的有五十卷,题为《广中台志》的有八十卷,题为《为臣要纪》的有三卷,题为《四声韵》的有五卷,总共一百七十八卷,都已经刊行于世。现在又把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分类编次,另编为十卷,收藏在家中。五代之际,儒学已经被排斥,后生小子在街巷之间学习治国的学业,文章大多浅近。当时先父虽然年轻,但所学已经能够通晓治乱得失、兴亡成败的道理;他的文章宏大深厚、俊逸优美,长于讽谏和劝喻,现在分类编排的乐府以下作品就是这样。宋朝平定天下后,先父才出仕。这时太祖、太宗已经确立纲纪和大法,先父于是直言当世的得失。他在朝廷任职,痛恨执政大臣不忠,所以凡是谈论天下要务,一定以天子忧虑怜悯百姓、为万事劳心的心意为根本,并推究大臣、从官和办事官员观望徘徊、心怀奸邪,不符合天子托付任用之心的情况;因此政治长久不能完全治理好,到了事情难以言说之处,便有人有所不敢说。先父虽然多次因意见不合而出任外职,但所说的话更加切直,并不因个人利害、祸福而改变心意。起初先父尤其受到太宗赏识,从光禄寺丞、越州监酒税任上被召见,任为直史馆,后来又任两浙转运使。不久真宗即位,先父更加因才干而受到知遇。起初试任知制诰,西部战事兴起后,又任自陕州以西的经略判官。先父常常激切地评论大臣,当时的人都不高兴,所以终于没有被任用。然而真宗始终感念他所说的话,因此先任命他为泉州知州,不到一年,又任命他为苏州知州;五天后,又任命他为扬州知州。正准备再次召回他时,先父又上书,言辞斥责大臣尤其尖锐,因此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先父所说的话,其中大的方面,是认为自唐朝衰落以来,百姓困苦已经很久了;天下既已统一,天子正要修明法度,但当权者仍然多行烦琐之事,掌管财利的大臣又更加急切,先父却独自认为应当遵循简易的原则,停止对盐铁等物实行专卖,使百姓得到休养,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祥符初年,四方争相上言符瑞应验,天子因而决定封禅泰山,祭祀汾阴,道家学说也更加盛行,从京师到四方都大规模修建宫观。先父更加直谏,认为天命不能专门依靠,应当贬斥奸臣,修明人事;反复陈说,竟达到数百上千言。唉!先父竭尽忠心,天子能够接受一切直言,何必只有古人才有这样的人呢?这不就是传说中所说的君主圣明、臣子正直吗?多么盛大啊!多么盛大啊!先父在两浙时,上奏请求废除苛税二百三十多条;在京西时,又与三司争论,免除百姓的租税,免除百姓所拖欠的债负。先父所施行的,大概就是这些。所施行的事情很重大,他大概已经接近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先父曾经说过的话很多,其中在皇帝面前说的以及书信中散失的,大概无法再汇集。有些意见被采纳,有些没有被采纳,但后来常常值得追思的言论,以及他历任官职时的事迹,庐陵欧阳公已经在先父的碑铭中记载得特别详细,这里不再论述,只论述那些没有全部记载的内容。先父最终因意见不合而结束仕途,他的功业德行或许没有被史官记载;即使记载了,当时喜爱先父的人又少,史书果真可靠吗?后来如果有君子想要推求考察这件事,读先父的碑文和著作,以及我这个小子为说明其用意所作的序,就能完整看见他的表里内外,对于虚实的议论也可以得到核验。先父去世后,才追赠谏议大夫。姓曾,名讳某,是南丰人。为他的书作序的人,是先父的孙子曾巩。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谨作序。《王深父文集》序 深父是我的朋友,姓王,名回。当先王的事业消失、六经残缺、道术衰微之时,天下的学者没有可以折中取正的标准。深父在这个时候奋然独自兴起,依据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探求其本意,在心中有所领会,在自己身上实行;他的举止行动、言语沉默,一定都以法度为标准,处在困厄或显达、得到或丧失的境地,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他的文集二十卷,文辞反复辨析而通达,能够有所启发阐明,最终大概将归于简约。他破除并排斥诸子百家的传注,推求散佚残缺而不完整的经文,用来在千年之后阐明圣人的道理;这足以振兴即将坠落的文章之道,使学者从已经衰弱的状态中回转,可以说是道德的关键言论,而不只是世俗意义上的个人文集。后世专心求学圣人的人,必定将由此有所收获,那么它对于世间教化难道不是有所补益吗?唉!深父的志向正当强盛,他的德行正当增进,却不幸去世了,所以他的恩泽没有施加到天下,而他的言论也止于这里。然而考察他留下的这些可以考见的内容,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名世之士”吗?他的文章中有些片言只简,并不属于大义所在,也都附录而不删去,这是为了说明深父即使在细小的操行方面,也都可以传示于世。深父是福州侯官县人,现在家居颍地。他曾经考中进士,取得科第,任亳州卫真县主簿。不到一年便弃官离去,从此不再出仕。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享年四十三岁。天子曾经以某军节度推官、知陈州南顿县事的职位到他家中任命他,但这时深父已经去世了。《王子直文集》序 治理达到极盛时,教化已经完成,道德一致,风俗统一;谈论道理的人,即使人物不同、时代不同,也从来没有不共同遵循同一个旨趣的。为什么呢?因为道理正确,所以不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因此《诗》《书》的文章,从唐尧、虞舜以来直到秦、鲁之际,相距一千多年,作者不是同一个人,其间又曾经历衰乱,但学者仍然承受先王留下的恩泽;它们的文章虽然有数万字,所阐发的道理却彼此表里相应,仿佛出自同一个人的论说,使人不知道时代相距多么遥远、作者有多少人。唉!上下之间相互渐染、陶冶,能够达到这样的地步,难道不是盛大吗?自从三代教养人的方法废弃,先王的恩泽消失,学者人人各有不同见解,诸子各自立为一家,难道他们本来一定彼此相反吗?是因为不合乎道理,所以不能统一。自汉朝以来,距离良好政治更加遥远。因此学者虽然有杰出超拔的才华,文章能够上下驰骋、宏伟华丽而令人喜爱的人很多,但其中是非取舍不合乎圣人本意的也已经很多了。所以他们的学说从来不能统一,圣人的道也从来没有得到彰明。士人生在这样的时代,他的言论能够合乎道理,也可以说是很难的。由此看来,文章的得失,难道不与政治的治乱相联系吗?

长乐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数万言,与其兄弟俱名闻天下,可谓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也。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名能文者,俱列于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于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穷探力取,极圣人之指要,盛行则欲发而见之事业,穷居则欲推而托之于文章,将与《诗》《书》之作者并,而又未知孰先孰后也。然不幸蚤世,故虽有难得之材,独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与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于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为之铭。而书其数万言者,属予为叙。予观子直之所自见者,已足暴于世矣,故特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叙事莫如《书》,其在《尧典》,述命羲和,宅土,测日晷星候气,揆民缓急,兼蛮夷鸟兽,其财成辅相,备三才万物之理,以治百官,授万民,兴众功,可谓博矣。然其言不过数十。其于《舜典》则曰:“在▯玑玉衡,以齐七政。”盖尧之时,观天以历象。至舜,又察之玑衡。圣人之法,至后世益备也。曰七者,则日月五星;曰政者,则羲和之所治无不在焉。其体至大,盖一言而尽,可谓微矣。其言微,故学者所不得不尽心。能尽心,然后能自得之。此所以为经,而历千余年,盖能得之者少也,《易》、《诗》、《礼》、《春秋》、《论语》皆然。其曰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扬子而已。扬子之称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扬子则亦足以几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于远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亦可谓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

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ぁ容季,皆善属文,长于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盖能称其兄者也,皆可谓拔出之材。令其克寿,得就其志,则将绍六艺之遗言,其可御哉!予尝叙深父、子直之文,铭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坚,又集容季之遗稿,属予序之。予悯俗之▯俞,朋友故旧道缺,不自知其不能,强次是说,以为容季文集序。熙宁九年冬南昌郡斋。

【范贯之奏议集序】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予序之。

盖自至和已后十余年间,公常以言事任职。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靡刂计虑,或辨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余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与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A4恣睢,有为之者,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臣奉法遵职,海内▯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余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繇是而已。后世得公之遗文,而论其本,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为公之墓铭云。

【王平甫文集序】王平甫既没,其家集其遗文为百卷,属予序。

译长乐人王向,字子直,从年轻时起就已经写成数万言的文章,与他的兄弟一同闻名天下,可以说是杰出超拔的人才;他的文章能够上下驰骋,宏伟华丽而令人喜爱。读他的书,可以知道他与汉代以来那些以善于写文章著名的人一样,都列在作者之林,只是不知道谁先谁后。考察他的思想,不合乎道理的地方也很少。然而子直晚年自己认为还不够,后悔年轻时的作品,想要更加深入地探求,竭力掌握圣人的根本旨意;如果处于显达地位,就想把这些道理发表出来并见诸事业;如果处于困穷闲居,就想把它们寄托在文章中。他将要与《诗》《书》的作者并列,而又不知道谁先谁后。不幸的是他早逝了,所以虽然有难得的才华和独立的志向,却不能等到成就完成。这正是我们这些同道以及子直的兄长、字深父的王回,对这个人深感遗憾的地方。子直的官职、家世、品行和事迹,深父已经为他作了铭。至于记录他数万言文章的事情,深父嘱托我作序。我看子直自己所认识到的道理,已经足以显明于世,所以特意为他叙述志向。叙述事情,没有比《尚书》更好的了。其中《尧典》记述尧命令羲和,划分居处的土地,测量日影、观察星象和节气,衡量百姓的缓急,也兼及蛮夷、鸟兽;它讲明成就万物、辅佐天地,完备三才与万物的道理,用来治理百官、授予百姓,兴办各种功业,可以说内容十分广博了。然而它的言语不过几十句。至于《舜典》,只说:“在璇玑玉衡上,以此来齐正七政。”大概尧的时候,是观察天象来制定历法。到了舜,又进一步考察璇玑玉衡。圣人的法度,到后世越来越完备了。所谓“七”,就是日、月和五星;所谓“政”,就是羲和所掌管的事情无不包括在内。它的范围极其广大,大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可以说极其精微了。正因为言语精微,所以学者不得不尽心钻研。能够尽心钻研,然后才能自己有所领会。这就是它成为经典的原因;历经一千多年,大概真正能够领会它的人很少。《易》《诗》《礼》《春秋》《论语》也都是这样。说越是探测它,意义就越深;越是穷究它,境界就越远,确实如此。世道衰微以后,能够这样说的人越来越少。继承孔子的是孟子罢了,继承孟子的是扬子罢了。扬子称赞孟子说:“懂得言语的要旨,懂得道德的深奥。”像扬子这样的人,也足以接近这个境界了。其次,能够叙述事情,使文章可以流传到后世的,像子夏、左丘明、司马迁、韩愈,也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他们的言论大概是有益的。我的朋友王氏兄弟,名回,字深父;名向,字子直;名【疑】容季,都是善于写文章、长于叙事的人。深父尤其深厚,子直和容季大概也能够称得上是他的兄弟,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假使他们能够长寿,得以完成自己的志向,那么将要继承六艺遗留下来的言论,那还能有什么抵挡得住的呢!我曾经为深父、子直的文章作序,为容季的墓作铭,而容季的哥哥固,字子坚,又收集了容季的遗稿,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怜悯世俗的【疑】偷薄,朋友故旧之间的道义已经缺失,不自量力,勉强编次这些话,作为《容季文集序》。熙宁九年冬,南昌郡斋。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的奏议,共有若干篇;他的儿子世京编成十卷,嘱托我为它作序。大概从至和以后十多年间,范公常常因议论政事而任职。从天子、大臣直到群臣百官,从后宫直到四方偏远隐僻之处,只要有一件事涉及得失善恶、关系政事治理,范公没有不极力反复陈说、替皇上竭力进言的。有时纠正、拂逆皇上的情欲,有时切实剖析谋略和思虑,有时辨别忠臣与奸佞,安排他们的进退;一篇奏章上呈一两次,有的甚至上呈十多次。事情有暗中争论、独自陈奏的,有的则把谏官、御史全部召集起来共同议论,放胆直言。仁宗常常虚心采纳,因此改变诏令,重新废置或推行举措;近的有时立即听从,远的有时过了一个月、超过一个时节,甚至到了后来,最终也都采纳施行。大概当时仁宗在位已久,熟悉人情的真伪和群臣的能干与否,正用仁厚清静的政策休养百姓;至于是非取舍,就全都交给公议,而不凭个人意志决定。他所选拔、让他们以进言为职的人,像范公这样的,都是一时之选。范公和同时代的士人,也都乐于听取他的意见,不曲意顺从、苟且停止。因此天下的实情能够全部传达到皇上那里,而违背事理、有害政务的事情常常不能实行。至于【OCR】放纵凶横、任意妄为的人,也往往立即失败悔恨。所以在这个时期,朝廷常常把政事交给七八位大臣,而朝政没有大的缺失,群臣奉行法令、恪守职分,天下安定。能够任用人才而不凭个人意志行事,这是合乎天道的。仁宗之所以仁德如天,能够享有国运四十多年,承继太平的基业,原因就在这里。后世得到范公的遗文,推究其中的根本,看见君臣上下之间这样彼此成就,一定会低回感慨、心生仰慕,发出无法企及的叹息,然后才知道那个时代是多么难得。这样,范公的言论不至于湮没,哪里只是为了显现他的志向呢?这也是为了使先帝的盛大德行永远彰明。范公为人温和善良、慈爱宽恕,他处理政务宽厚平易、爱护百姓。到了朝廷上,却能正色直言,敢说别人所不能说的话。当时凡是和范公一样担负言责的人,后来大多做到高官,唯独范公早早去世。范公名师道,他的世系、籍贯、任官经历和事迹,今资政殿学士赵公【缺字】已经写在范公的墓志铭中了。王平甫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收集他的遗文编成一百卷,嘱托我作序。

平甫自少已杰然以材高见于世,为文思若决河,语出惊人,一时争传诵之。其学问尤敏,而资之以不倦,至晚愈笃,博览强记,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遗文既丧。汉兴,文学犹为近古,及其衰,而陵夷尽矣。至唐,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几于汉,及其衰,而遂泯泯矣。宋受命百有余年,天下文章复侔于汉唐之盛。盖自周衰至今千有余岁,斯文滨于磨灭,能自拔起以追于古者,此三世而已。各于其盛时,士之能以特见于世者,率常不过三数人。其世之不数,其人之难得如此。平甫之文能特见于世者也。世皆谓平甫之诗宜为乐歌,荐之郊庙;其文宜为典册,施诸朝廷,而不得用于世。然推其实,千岁之日不为不多,焦心思于翰墨之间者不为不众,在富贵之位者,未尝一日而无其人,彼皆湮没而无传,或播其丑于后。平甫乃躬难得之姿,负特见之能,自立于不朽,虽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贵,人亦莫得而掩也。则平甫之求于内,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于诗,或长于诗不必有文,平甫独兼得之。其于诗尤自喜,其忧喜、哀乐、感激、怨怼之情,一于诗见之,故诗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为人质直简易,遇人豁然推腹心,不为毫发疑碍,与人交,于恩意尤笃也。其死之日,天下识与不识,皆闻而哀之。其州里、世次、历官、行事,将有待于识平甫之葬者,故不著于此云。元丰元年。

【强几圣文集序】几圣讳至,姓强氏,钱塘人,几圣字也。为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既没,其子浚明集其遗文为二十卷,属予序。几圣少贫,能自谋学,为进士,材拔出辈类,出辄收其科,其文词大传于时。及为吏,未尝不以其闲益读书为文,尤工于诗,句出惊人。世皆推其能,然最为相国韩魏公所知。魏公既罢政事,镇京兆,及徙镇相魏,常引几圣自助。魏公喜为诗,每合属士大夫、宾客与游,多赋诗以自见。其属而和之者,几圣独思致逸发,若不可追蹑,魏公未尝不叹得之晚也。其在幕府,魏公每上奏天子,以岁时庆贺候问,及为书记通四方之好,几圣为属稿草,必声比字属,曲当绳墨,然气质浑浑,不见刻画,远近多称诵之。及为他文,若志铭序记、策问学士大夫,则简古典则,不少贬以就俗。其所长兼人,以此魏公数荐之朝廷,以谓宜在馆阁,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几圣亦以疾卒。几圣之遗文,在魏公幕府者为最多,故序亦反复见之,览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于志几圣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轩诗序】今天子至和之初,尚书屯田员外郎林君忄造通判抚州,协于上下,以修其职。于是时,蝗起京东,转入江淮之间,秋又皆旱,抚独无害灾。故君得以其闲,益疏其寝北之池,厚池之北涯,立屋其上,入而燕焉,名其轩曰思轩。士之能诗者,皆为君赋之。观君之蚤夜于其治,既有余日,乃自以为不足,而深思于此。得士大夫之作,读而推之,以察君之志,将无小大言动,万事之作止,一择其宜,则思之尽,岂独一时寄此轩之内哉!君之大父水部君,当太宗时,实通判是州。今六十余年,而君来世其官。众于是考于州人,以求水部之余思遗德,又荣君之能业其家,而谓君之势且益显,以大其宗门,将岂止于此!后有君子低回此轩,而迹君之思见于事者,不违于理,不坠其先人,则诗之信天下,其可蔽也哉?九月十五日序。

●卷十三·序九首

【越州鉴湖图序】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于东南者皆委之。州之东,自城至于东江,其北堤石楗二,阴沟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属漕渠,北东西属江者皆溉之。州之东六十里,自东城至于东江,其南堤阴沟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并山,西并堤,东属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门,通民田,田之东并城,南并堤,北滨漕渠,西属江者皆溉之。总之,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九千顷。非湖能溉田九千顷而已,盖田之至江者尽于九千顷也。其东曰曹娥斗门,曰蒿口斗门,水之循南堤而东者,由之以入于东江。其西曰广陵斗门,曰新迳斗门,水之循北堤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储斗门,去湖最远。盖因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为二门,而以时视田中之水,小溢则纵其一,大溢则尽纵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谓湖高于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水少则泄湖溉田,水多则泄田中水入海,故无荒废之田、水旱之岁者也。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

译平甫从年轻时就以卓越的才华闻名于世,写文章时思绪如决堤之河,语言惊人,一时之间人人争相传诵。他的学问尤其敏捷,又凭借不知疲倦的努力来充实自己,到了晚年更加笃实;他博览群书、记忆力强,没有什么书是他不通晓的,尤其详尽地明白是非得失的道理。他的文章宏大富赡、典雅庄重,他的诗歌也广博而深厚。自从周代衰落以后,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已经散失。汉朝兴起时,文学还接近古代;等到汉朝衰落,文学也逐渐衰微而尽失。到了唐代,过了很久,能写文章的士人才开始接近汉代;等到唐朝衰落,文学便完全湮没了。宋朝受命以来一百多年,天下的文章又恢复到可以和汉唐盛期相当的程度。大概从周代衰落到现在一千多年,这种文化几乎濒临磨灭,能够自己奋起、追赶古人的,只有这三个时代罢了。在各自兴盛的时期,士人中能够凭借独特才华闻名于世的,通常也不过三五个人。他们所处时代的稀少、这些人才的难得,就是如此。平甫的文章,正是能够凭独特才华闻名于世的。世人都说平甫的诗适合配乐歌唱、进献给郊庙,他的文章适合编入典册、施用于朝廷,却没有能够在当世得到任用。然而推究实际情况,千年的岁月并不少,费尽心思写作文章的人也并不少,处在富贵地位的人,没有一天没有这样的人;可是那些人都湮没无闻,没有流传下来,有的反而把丑事流传给后世。平甫亲自具备难得的资质,拥有独特的才能,凭此使自己立于不朽;即使没有实现自己的志向,但他的文章的可贵,也没有人能够掩盖。那么,平甫在内心所追求的,又有什么遗憾呢!古今的作者,有的能写文章却未必擅长诗歌,有的长于诗歌却未必能写文章,唯独平甫两方面都具备。他尤其喜爱诗歌,自己的忧喜、哀乐、感慨激动、怨恨愤懑的感情,全都在诗中表现出来,所以诗作尤其多。平甫在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为人质朴正直、简易平实,遇到别人便坦然推诚相待,不存丝毫疑虑和隔阂;同人交往,对恩情情意尤其深厚。他去世那天,天下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听闻此事而为他悲哀。他的籍贯、世系、任官经历和事迹,将留待了解平甫葬事的人去记载,所以这里不再写了。元丰元年。几圣名至,姓强,是钱塘人;几圣是他的字。他曾任三司户部判官、尚书祠部郎中。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浚明收集他的遗文编成二十卷,嘱托我作序。几圣年轻时家贫,却能自己谋求学习;考中进士时,才华超出同辈,一参加科举就被录取,他的文章辞藻在当时广为流传。做官以后,他没有不利用闲暇时间更加读书写文章的,尤其擅长诗歌,诗句一出便令人惊异。世人都推重他的才华,但最了解他的,是相国韩魏公。魏公罢去政事、镇守京兆,后来调任镇守相州时,常常召用几圣来辅佐自己。魏公喜欢作诗,每当召集士大夫、宾客同游,常常作诗来表现自己。那些应和他的人中,只有几圣构思情致超逸奔放,仿佛无法追赶;魏公没有一次不感叹自己发现几圣太晚。几圣在幕府时,魏公每次向天子上奏,按时节致贺问候,以及担任书记、沟通四方友好关系的文书,都让几圣起草。他所起草的文章必定声调相称、字句连接,完全合乎规范法度;然而气韵浑厚自然,看不出雕琢的痕迹,远近的人大多称赞传诵。至于写其他文章,如墓志铭、序、记,以及策问士大夫等,也都简古典雅、合乎法则,绝不降低标准去迎合世俗。他的长处超过常人,因此魏公多次向朝廷推荐他,认为他应当任职馆阁;只是还没来得及任用。魏公去世的第二年,几圣也因病去世。几圣的遗文中,在魏公幕府所作的最多,所以序文中也反复提到这些,读者可以据此推究考察。他的品行、官职和世系,已经写在为几圣葬事所作的志文里,所以这里不再记载。当今天子至和初年,尚书屯田员外郎林君【OCR】造任抚州通判,协调上下关系,履行自己的职务。当时蝗灾从京东兴起,转而进入江淮之间,秋天又都发生旱灾,唯独抚州没有遭受灾害。因此林君得以利用闲暇,进一步疏浚寝居北面的池塘,加高池塘北岸,在岸上建起房屋,进入其中宴饮休息,把这座轩命名为“思轩”。能作诗的士人,都为林君写诗。观察林君早晚治理政务,他已经有余暇,却仍认为自己做得不够,于是在这里深思。得到士大夫们的作品,阅读并推究其中的意思,用来考察林君的志向;如果大小言语行动、万事的兴作停止,都一概选择适宜的方式,那么他的思考就已经达到极致了,难道只是把心思寄托在这一轩之中吗?林君的祖父水部君,在太宗时曾任本州通判。如今过了六十多年,林君来继承祖父的官职。众人于是向州中老人考察,寻求水部君遗留下来的思想和德行;又赞美林君能够继承家业,并认为林君的声势将更加显达,使宗族门第更加光大,难道会仅止于此吗?后世如果有君子在这座轩中徘徊,看到林君的思想表现在事情上,既不违背事理,又不辱没先人,那么这些诗流传天下,难道还能被遮蔽吗?九月十五日作序。●卷十三·序九首 《越州鉴湖图序》鉴湖,又称南湖,南面靠山,北面连接州城的漕渠,东西两面都通向江,是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修建的,至今已有九百七十五年。湖的周长三百五十八里,凡是从东南流出的水都汇聚到这里。州城以东,从城到东江,北堤有石闸两座、暗沟十九条,通向民田;田地南面连接漕渠、北面和东西两面连接江水的,都由此灌溉。州城以东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有暗沟十四条,通向民田;田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靠山,西面靠堤,东面连接江水的,都由此灌溉。州城以西三十里,叫柯山斗门,通向民田;田地东面靠城,南面靠堤,北面临漕渠,西面连接江水的,都由此灌溉。总计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湖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是延伸到江边的田地总共只有九千顷。湖的东面有曹娥斗门、蒿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都由这里进入东江。湖的西面有广陵斗门、新迳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都由这里进入西江。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最远。大概是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开凿设置两座斗门,按时查看田中的水势:水稍微泛滥,就打开其中一座;水大幅泛滥,就把两座全打开,使水流入三江的入海口。所谓湖面比田地高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一丈多;水少时,就把湖水泄出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把田中的水泄入海中,所以没有荒废的田地,也没有遭受水旱的年份。从汉代以来将近几千年,这项水利一直没有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