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书十八首【与杜相公书】

译伏想阁下朴实敦厚、清明正直、敢于直言的品行，乐善好义、志向远大的心胸，施行于朝廷而广泛显现于天下；即使年老，也仍然锐意奋发、努力不懈。当今从京师以内到山野以外，年高的名师、大儒和杰出人物相望而立，必将耗尽精力、疲尽心思，把这些事写入册书，光明磊落地流传万世；这本来不是浅陋小生所能说明并稍有助益的。巩年纪渐长，精力渐衰，疾病和事务又不能让我休息；然而我仍然用心研读典籍文章，寻求古人的绪余言论和深长旨意，以便在狭小的屋舍中自得其乐，不因贫贱而心志紊乱。虽然不足以希望达到您盛德的万分之一，也希望不辜负您的心意。这并不是自以为有才能，只是把区区心意怀在数千里之外，借一封信的机会，想着如何报答大君子的情谊，不知怎样裁量措辞，又恐怕您想知道我的趋向，所以冒昧说到这里。春日温暖，不知您起居如何；伏望随时善自保重身体，不能胜任我的鄙陋祝愿。不再赘述。巩再拜。【答范资政书】巩启：王寺丞来到，承蒙赐给亲笔信和绢帛等物。伏想阁下德行贤明盛大，所施行的事情都关系天下。巩虽然不常在您的门下，但对于阁下的事业，或许还能够有所了解。像巩这样鄙陋的人，私下隐居草野，阁下在羁旅之中只见过我一次。使巩有所自得的地方，还不足以使阁下了解我。何况巩的学问不足以阐明先圣的意旨，见识不足以认识古今的变化，才干不足以承担中等人的事务，品行不足以使内心没有惭愧悔恨。又漂泊寄居，没有田地房屋和普通人的产业，还要承担奉养父母、嫁女送亲等各种事务，不能要求我使思虑精密、使道德日益进步。这些都是无法使阁下了解我的原因。自从拜别以来已经一年，彼此相隔数千里，没想到阁下还记得这个人，不因年资、辈分、爵位、德行的差别而把我放在心上。这大概是因为阁下乐于得到天下英才，与世俗通常的见解不同；像巩这样的人，阁下也不愿舍弃，所以才这样对待我，实在万分幸运。古代的人，凭王公的权势而屈身交接贫贱之士，大概是常有的事。如今即使是平民之间的交往，等到彼此在穷困和显达方面有丝毫差别，便相互抛弃的也有。像我这样愚昧而卑贱、没有长期积累的情义，却被当世具有大贤德、大名位的君子先以礼相待，这难道不是在世道衰薄之中，对天下有所激励吗？那么我的感戴和敬服，当然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呢？仰望门下，内心感激之情实在无穷。【谢杜相公书】伏念从前巩在河滨遭受祸患和刑罚，离家有四千里之远。向南遥望，急流的大河、淮水，堤坝、湖泊、江河，天下的险阻都成为我的阻隔。我以孤独的身份，抱着难以预料的疾病，孤零零地在道路旁，没有可以攀援的亲属，也没有只见过一面的旧交可以托付。又没有高尚的品行，上可以感动掌权者，下可以影响民俗。只因先人的医药以及各种丧事急需，不知靠什么来办理；旅途中的灵柩沉重，又担心没有办法运回。只有明公在这个时候忧虑而勤勉地营救、护持、照料，亲自屈尊乘车骑马来到河上。使先人在病中时，能够一心依靠您，而医药之事也能同您商议；等到我成为孤儿以后，没有外界事务夺去我的哀痛，哪怕极细微的私人愿望，也没有一件不如我的心意；这样重大的丧事，终于能够运回南方安葬。您保存并保全我的恩德，超过常情的义举，竟到了如此地步。我私下认为，明公治理天下的道理，吟咏称颂、推演阐说的人可以穷尽万世，绝不是像浅陋之士那样急于求取一节善行。您的地位极高，年纪又大，天子都不敢再以政事烦劳您，哪里应当把乡里的新学之士所受的困苦和琐碎事务传达到您的视听而蒙受省察呢！然而明公念及先父旧情，对巩施恩尽德竟到了如此地步。明公虽然不能起身重新寄托天下政事，却爱护培育天下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失去应有的位置；这种做法出于自然之心，推广实行而不因仕途进退改变。巩独自有幸在这个时候遇到明公。服丧期间，不敢用世俗浅薄的心意超越礼制进献谢意。服丧期满，又只觉得大恩无法用言语称量，空泛的话又不足以陈述，于是徘徊至今，一封信也没有进呈。但惭愧之心生于内心，没有片刻停止。伏望明公最终赐予明察。明公存心于天下的公义而没有私心，那么巩用来报答明公的，也只有天下的公义罢了。我在内心发誓如此，但不敢说自己已经能够做到。【寄欧阳舍人书】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有人回来，承蒙赐给书信以及您撰写的先祖父墓碑铭。我反复观读诵读，感动和惭愧一同涌上心头。铭志流传于世，意义接近史书，但也有同史书不同的地方。史书对于善恶没有不记载的；铭文则是古代有人具有功德、才行、志向、节义等美德，担心后世不知道，于是一定刻铭来彰显。有的收入宗庙，有的保存于墓中，作用是一样的。如果那个人有恶行，那么对这种人铭刻什么呢？这就是它同史书不同的地方。写作铭文，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使生者能够表达庄严的敬意。善人喜爱自己的事迹得到流传，于是更加勇于立身行事；恶人没有什么值得记载，便因惭愧而恐惧。至于通达的才干、远大的见识、正义刚烈的节操、嘉美的言论和善良的事迹，全都见于篇章之中，就足以成为后世效法、警戒、劝勉的途径。它如果不接近史书，还能接近什么呢？等到世道衰败，做人子孙的只想褒扬自己的亲人，却不以道理为根本。因此即使是恶人，也都尽力刻铭来向后世夸耀。撰写文章的人既没有拒绝而不替他们写，又因为他们子孙的请求而动笔；如果把他们的恶行写出来，又是人情所不能接受的，于是铭文开始变得不真实。后世作铭文的人，常常考察被铭之人的情况。如果所托付的人不合适，那么所写的文字就不公正、不正确，也不足以流传于世而传给后代。所以千百年以来，从公卿大夫到乡里平民，没有不拥有墓铭的，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原因没有别的，只是所托非人，所写不公正、不正确罢了。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能够做到完全公正而正确的人呢？不是积蓄道德并且能够写文章的人，就无法胜任。具有道德的人对于恶人，便不会接受请求而为其作铭；对于一般人，又能够加以辨别。人的行为，有内心善良而外在行为不佳的，有内心奸诈而外表和善的，有善恶相差悬殊却不能凭事实明确指出的，有实际功德超过名声的，也有名声超过实际的。这就像任用人才一样，不是积蓄道德的人，哪里能够辨别而不迷惑，评议而不偏徇呢？能够不迷惑、不偏徇，就公正而正确了。但如果文辞不工巧，世上仍不会流传。因此还必须兼有出色的文章。所以说，不是积蓄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人，就无法胜任。难道不是这样吗？

译然而，积蓄道德而又能写文章的人，即使有时同一时代并存，也有时要隔数十年，甚至一两百年才出现一个。他们的文章流传如此困难，能够遇到他们又如此困难。像先生这样的道德和文章，本来就是所谓数百年才有的人才。先祖的言行卓异，幸而遇到先生，能够得到一篇公正而正确的铭文，他的事迹流传于世、传给后代，毫无疑问。世上的学者每当观看传记所记载的古人事迹，读到令人感动之处，往往会怆然落泪而不自知，何况他的子孙呢？何况巩呢？想到追慕先祖的德行并思考传承它的缘由，就知道先生把一次恩赐推及巩而惠及巩的三代。我的感激和报答，应当怎样谋划才好呢？我又想到，像我曾巩这样浅陋、迟钝、拙劣的人，先生尚且提携他；像我先祖那样困顿坎坷、仕途闭塞而死的人，先生尚且使他显扬。那么世上那些杰出豪迈、非同寻常的人，谁不愿意登门受教呢？那些潜藏遁世、幽抑不得志的人，谁不对世道有所期待呢？谁不愿意行善，谁不因作恶而惭愧畏惧呢？做别人父祖的，谁不想教导自己的子孙？做别人子孙的，谁不想使父祖得到荣耀？这些种种美好，都归于先生一人。我既拜受了您的恩赐，又冒昧进言说明其中的缘由。您所告知的世族次序，我哪敢不接受教诲而加以详察呢？实在万幸。不再多说。巩再拜。《与王介甫第一书》巩启：前些日子托彦弼、黄九各自带信给您，想来已经送到了。巩到金陵以后，从宣化渡江来到滁州，拜见欧阳先生，住了将近二十天。如今从泗水一带出发，随着船只和侍从向西行。欧公把您的文章全都看过了，喜爱、赞叹、诵读、抄写，勤勉不已。期间还把王回、王向的文章拿给他看，他们也写信来说：这个人的文章惊人，世上少有。古代学者有时虽然才力不足以感动人，但有这样好的文章却不能使它显扬于世，我们这些人真应当惭愧。他看重您就是如此。又有人编纂《文林》，把当时文人中优秀的文章尽数收录，您的文章也有许多篇编入其中了。我们谈到这里，议论人物和世事很多，只遗憾不能同您一起讲论评判，这种遗憾实在无穷，欧公也同样如此。欧公很想见您，您能否设法来一趟？胸中有许多事情，非当面不能说。巩这次出行到春天，才应当能够到京师。请时时写信给我，慰藉我这片心意。您的疾病像黄九见到您时那样，不知最终怎样了？我心中有些话想同您讨论，想来即使我们尚未见面，您心中也已有相同的感受。欧公还希望您把文章稍稍写得开阔些，不要使用生造的语句，也不要模仿前人，请您斟酌后告诉我。欧公说：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却不必一定像他们，取其自然罢了。我等到了京师再写信给您。不再多说。巩再拜。《与王介甫第二书》巩顿首致意介甫足下：近来承蒙您来信，说时时稍稍有所举措，但诽谤议论已经纷纷而起。足下不要奇怪事情会这样。假如我能够推行自己的志向，在世上有所作为，那么一定要先施行教化，并且用长久的时间等待成效，然后才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先施行教化，人们起初并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却会逐渐迁善远罪，即使有不肖之人，也不能违背。用长久的时间等待，那么人们功罪善恶的实际情况自然会显露，即使有隐蔽的事情，也不能掩盖。因此有逐渐磨砺陶冶的容易，而没有按压逼迫、操切苛急的困难；有和乐平易、忠诚笃厚的纯正，而没有偏听偏信、苛刻搜求的严酷。自己用力简约，而众人受到教化的范围广大。即使有不服从而不得不等待刑罚惩治的人，本来就很少。古代有人这样施政，人人都喜悦，唯恐不能归附他；他的政令已经停止，人们还都思念他，遗憾不能再见到他，哪里会发展到诽谤并且恼怒呢？如今在这里做官，想遵循古人的治理方法，守住不可改变的道理，先施行教化，再用长久时间等待成效，实在有些事情做不到。因为我无处可归，不得不勉强冒昧任职于此，所以姑且对重要的方面急切用力，对次要的方面慢慢处理，也差不多可以行得通。可是实际情况反而不是这样：不先施行教化，就急于要求人人向善；不等待长久时间，就急于要求人们的功罪善恶立刻显现。因此逼迫苛急的办法被采用，怨恨愤怒、违背反抗的情绪便产生了；偏听偏信、搜求过失的势头一形成，诬陷、诉告、攻讦的祸害就集中而来。自己用力越来越繁琐，而人们违背自己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何况如今的士人并没有一向磨炼出来的操守，做官的人也不是一向经过选择的贤才。一天之内突然把他们除去，便想用法律把他们整齐划一地管束起来，难道不是身边的人造成的错误，而且不能说没有害处吗？那么诽谤和愤怒的到来，确实是自己招来的。所以说，足下不要奇怪事情会这样。不过，造成这种局面的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思考得不够周密罢了。我只看到自己的职责在于急切奉行法令，便以为志向在于除去邪恶，务必使人们畅所欲言、扩大自己的视听，并认为治理政事就应当如此。事情发展到已经查明时，却没有想到，既然志在除恶，等待观察的办法就已经用尽了，那么作恶的人自然不得不被除去；既然务必要使人们畅所欲言、扩大视听，那么我自己的治理得失，就应当从这里观察，人们个人的长短得失，我却不应在这里任意处置。所以说，只是思考得不够周密罢了。如今足下最能从别人那里取长补善，但近来听说有人向您说明情况，您都不接受，一定是他们的道理还没有足以改变您的见解。巩近来懒于写信，离开南康以后，我们相隔尚远，所以借这封信谈到这些，足下认为怎样？不再多说。巩顿首。《与王介甫第三书》巩启：八月中旬，承蒙告知太夫人举行大祥，我在驿站中写信致以慰问。十月梅厚秀才出行时，我又托他带信，不知都送到了没有？昨天忽然收到您的来问，实在慰藉了我积日以来的思念。

译深父去世，我和您一样悲痛，前一封信已经详细说过了。您把志铭给我看，我反复阅读，不能放下。您所说的“假如深父的见解同他们相合，就不能同此道相合了”，这是正确的道理。千年以来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才开始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想同您一起守护它。然而今天天下志同道合的人，不过三五个罢了，因此深父的去世尤其令人痛惜。介甫在志铭中独能阐明他的志向，读来足以满足人心，可以说是能说出别人不能说的话了。不过您还让我商量其中不妥之处。看介甫这篇文章，大概是哀悼此人不能长寿，不能成就他的才华，使他有可能泽被当今，或能启发后世，这就是介甫的意思。但开头却说：“深父的文章足以表达他的言论。”这就成了称说深父以未完成的才材著书，和本来的意思相违背了，希望再仔细斟酌。《孟子》一书，韩愈认为不是孟轲亲自写成的，这个道理恐怕确实如此。那么所说“幸而能够著书”，也请再详细斟酌。您看怎样？幸望再赐教。您所说“读《礼》，因而想有所论著”，前些时候我也曾对介甫说过，确实有这个意思，只是不能自我勉励，又没有可以考证质询的材料，所以一直不能完成。如今介甫既然已经想到这件事，希望就把它完成。即使暂时不能写成书，也可以借此得到商量讨论。我们分别已有几年，巩在这里保持完全朴纯愚拙的本性，安静等待，只希望没有大的悔恨。只是如果苟且求取俸禄而荒废时日，实在令人惋惜；不知道哪一天能够跟随您讲习学问，勉励您补足尚未达到的地方，在衰老将暮的岁月里尽情享受可以享受的事情呢？这正是我日夜萦绕于心的念头。您来信说到尿血，近来想来已经好些了吗？近日不知您的饮食起居怎样？上奏时应当称作“前某官”。十多天前，我见到刘琮，他说已经报送了；承蒙您来问，所以再写在这里。如今介甫果真什么时候来这里呢？不要吝惜告诉我。子进弟突然去世，已经换过三个时序了，悲痛苦楚哪里承受得了！两个侄子中年纪可以教导的，近来已经跟随老亲来到这里。两个更小的侄子，六舍弟还留在怀仁；想到这些，悲痛如同割裂，哪里说得尽呢？承知介甫也有失去妹妹的悲痛，时序同样已经屡次更替，私下想来，您的哀痛怎么能够自我排遣？我只希望您勉强进食、保重自己，不要吝惜时间，偶尔写一两个字告诉我。不再多说。巩启上。《答李沿书》巩顿首致意李君足下：承蒙您赐信，并把所作文章给我看，志向意趣十分宏大。您还说：“足下凭文章闻名天下，正应当承担老师的职责。”只是我巩凭什么承担这个职责呢？足下莫不是礼数说得太满而没有真情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应当这样说。足下自称有忧悯时世、痛惜风俗弊病的心，如果确实如此，这正是足下有志于道、也是我所喜爱而且敬畏的地方。信末说：“我发愤写作诗文，却自以为浅薄庸俗而不明达，不如当初思考时的锐利。”于是想拿这件事来请教我。足下的文章，开头所说的是想达到道，而拿来请教的却是文辞；这岂不是只顾追求浅近，而忘记了深远，把本应急切的事反而缓慢对待了吗？道的根本归宿没有别的，只是希望把它从心中获得，使它充实于自身，扩大而施及国家天下罢了，并不是急切追求文辞。之所以不能停止议论文辞，也不是自己能够随意停止的。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这正是他成为孟子的原因。如今足下难道可以说已经把道获得于心、充实于身了吗？已经扩大而施及国家天下，并且有不得不说的话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匆忙地急于追求文辞呢？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足下莫不是有只求外在名声的毛病吧？不过，足下有志于道，这是我所喜爱而且敬畏的地方，这一点毫无疑问。姑且思考根本，努力使它充实，那么我将落在足下后面，哪里敢做您的老师呢？不再多说。巩再拜。《谢章学士书》巩启：巩没有才能，却有幸得到您的察识。明公过分厚爱，召见我，并且对我怜惜叹赏、奖掖宠爱、开导安慰、亲切抚循，周到备至，即使至亲好友的爱护，也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您又收纳我那些不成器的弟兄，不把他们当作宾客之外的人，而任用并举荐他们。明公这样优待巩，可以说十分厚重了。巩私下思量，想找出足以承受明公心意的办法，却不知道从何做起。巩愚昧无知，不适合世俗的任用，又不能退身世外，躬耕在大山深谷之中，来供给粗粝饮食和鱼豆祭祀，用剩余的时间考察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私下探求六艺的精微旨意，以求了解古人的志意，使自己在内心获得满足和快乐。如今反而离开士君子的行列，混同于奴仆之间，舍弃自我放任的安适，踏入受人逼迫约束的境地，想要比拟古代那些因为贫困而出仕的人，可以说是妄想了。本来就是有志之士所叹息、天下人所轻贱、至亲好友所抛弃而远离的处境。我又怎么敢自己登门拜见大人，希望在侍御者身边获得知遇呢？明公手持使者的印信，为东南地区造福。按土地面积计算，数十上百座城的人，都等待明公的养育；按人才多少计算，文武之士以百千计，也都等待明公的推察。然而明公收纳、抚慰、任用并举荐的人，却独独有巩和巩的幼弟。这就是巩自我思量、想求得足以承受明公心意的原因，但仍不知道从何做起。不过我听说，广泛听取、博览观察，不遗弃卑污低贱、困厄受辱之士，这是不抛弃人才的方法；兼收并取，不遗漏只有一方面才能、只具一曲之长的人，这是不抛弃人才之材的方法。所以明公的心意如果正在这里，那么古代出身卑污低贱、困厄受辱而能建立功名、报答知己的人，也多得数不清。他们都是豪杰之士，所以能够自我奋发而有所成就。像巩这样鄙陋的人，哪里敢希望达到这种程度呢？因此我担忧自己不能承受明公的心意，反而辜负您的知遇，这是巩最为恐惧的事。竭尽自己固陋的本分，希望能够不愧于只有偏才一长的人，这是巩所能做到的极限。谨敢献出内心实情，作为进见致谢的凭借，唯愿明公垂察。《答孙都官书》提刑都官阁下：承蒙赐信，并把您所作的六编文章给我看，共三千首，真是盛大啊！文章数量之多，功力之深，而且专心致志、积久而成。对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天地、三辰、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国、风俗、万物、治乱、善恶、通塞、离合、忧欢、怨怼，无不全部记载；语言博大而精密，华美而不浮艳，最终归宿又不离于道。看看从前那些凭文章闻名天下的人，哪里容易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译巩愚昧而懒惰，又受到事务和疾病的侵扰，学习既不专心，时间也不长。假如让我观看这样的文章，就像面对大海而看不见它的边际，进入深山长谷而看不见它形势的尽头，我哪里敢评论它的大小高下呢？阁下不拿自己深厚、专一、积久而成的学问来勉励巩，不拿博大精密、华美而不浮艳、归本于道的文章来教导巩，反而告诉我说：“应当详细选择，删去不正确的部分。”巩实在奇怪阁下过于自谦，您用来赐教巩的话，竟然反而使我懈怠并且闭塞了。巩所学习的一切，大概是要学习修养自身，进而达到可以教化别人的境界。如今我正有愚昧懒惰、学习不专一且不持久的毛病，凭阁下的仁厚，难道会想使我懈怠并且闭塞吗？您是想让我知道阁下地位尊贵而长久，事业丰富而有成，尚且能够这样谦下地对待后辈，这正是用来教导我的。孟子说：我不屑于接受他的教诲，这也只是对我施行教诲罢了。我哪敢不拜受您的恩赐呢？您的盛大文编还请允许我借来阅读，我先写这封信致谢，惶恐惶恐。不再多说。巩再拜。《答袁陟书》巩顿首致意世弼足下：承蒙来信谈论介甫的事情，您说有人认为他是在矫饰，又感叹要做到自信独立很难，于是借此教导巩，认为不出仕未必不是好的选择。如果不是足下对我深切爱护、把我看得如此重要，也不会说到这个程度。即使亲戚对待我，也没有超过您的。至于介甫，他心中本来就有自己的所得，世人认为他矫饰还是不矫饰，他一定不会顾虑，这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至于出仕求进的说法，根据巩从经书中考察所得，我常认为古代出仕的人，都已经道德明备，自己有余力，才可以治理别人，而不是勉强去治理别人、自己却还不足。所以孔子让漆雕开出仕，他回答说：“我对此还不能确信。”孔子听了很高兴。然而世人已经很久不讲这个道理了。因此在孔子的时代，只有颜子没有出仕过，孔子却称赞他“好学”。其他弟子在书中有所记载的，只有漆雕开说过这样的话。像巩这样愚昧，本来就已经不足，正在自己勉励学习，哪里可以谈论出仕还是不出仕呢？即使将来有了可以出仕的条件，出仕与否本来就各有时机。古代君子自身法度完备，却有出仕和不出仕的不同，难道是为了争辩不休吗？但是巩不敢立即自许为不参加科举，是因为巩贫穷而不得已。也不敢同古人所说的因贫困而出仕者相比，为什么呢？他们本来是道德明备而不被世俗所遇合的人，并不像巩这样鄙陋，突然放弃学业而谋求食禄；这一点使巩在心中惭愧于古人。然而如果巩家能够自给自足，便可以居家专心学习。巩并不是贪图仕进而不知道停止的人，这一点使我心中本来不愧于古人。承蒙足下深厚地爱护我、郑重地看待我，我不敢不写信答谢。您给我看的诗序以及答杨生的信，非常好，非常好。不再多说。巩顿首。《谢曹秀才书》巩顿首致意曹君茂才足下：唉，世人的好恶各不相同。当初足下参加有司主持的考试，巩任封弥官，读到足下和方造、孟起的文章，认为你们应当列入高等选拔。后来来领取号数时，三个人的姓名都没有，于是茫然自失，后悔自己先前的赞许是妄断。不久我推究起来，不过是世人的好恶不同罢了。巩对你们的赞许，难道果真是妄断吗？如今收到足下的信，您不把解额名次的得失放在心上，而急切地把相互跟从讲习学问作为要事；您广泛读书并表现在文章中的内容，又超过了巩从前赞许您的地方，实在盛美。足下居家无事，可以从容游息来增进学业，只要自己努力不止，那么谁能阻挡您的进步呢？世人的好恶不同，足下本来已经能够不放在心上。只是巩恰好被召用，不能同足下长久相从学习，这正是我心中萦绕不已的事情。借此写信致谢。不再多说。《谢吴秀才书》巩启：承蒙足下不认为酷暑炎热值得畏惧，不把道路险阻当作可忧惧，不把徒步劳苦当作可患病，也不以频繁问候为忌讳，三次来到我门下，送给我书信以及您所作的五编文章。打开阅读，足下的学问很丰富，表现在文辞中的也很多。其中的论说往往有乡里新学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如果能够充实您所说的内容，所得难道会少吗？何况您的进步还没有停止呢。您不以已有成就自满，忘记前进中的忧患，反而来向我这个浅陋昏暗的人求教；推想足下有这样的志向，您的进步哪里能够估量呢？我能够告诉足下的，没有什么超过自我勉励。仓促写成，不再多说。《与王深父书》巩再拜：同深父分别已经四年了，思念向往之情，本来不是书信所能说尽的。近来收到深父的信，您反复写了好几页，告知我的情意深厚，彼此谈论的内容深刻，没有不尽情说出的。我读了好几天，不能放下，所以也想曲折详细地叙述自己的心意来答复您。但因懒惰因循，任凭岁月流逝，终于使本想周详的内容反而简略，本想亲密的情谊反而疏远，一直到今天。只是深父同我相交，本来确实不在于书信往来次数的多少。然而思念向往之情如果没有书信就无法排遣，而我竟乖谬到如此地步，不能不感到惭愧。不知幸蒙您体察吗？近来收到介甫的信，知道您几次到了京师，最近已经回到亳州。近日不知您的行动起居怎样？想来太夫人在颍地，子直代替您回来，和几位令弟一起参加科举，都在京师，各自平安。巩在这里侍奉母亲，幸而无恙。宣和那天收到信，四弟参加科举，如今也在京师。去年第二妹嫁给王补之，不幸因病去世。因为两个外甥失去了依靠，而补之想要延续旧日婚好，于是把第七妹嫁给了他，这月初也已经成婚。巩资质浅薄，离开朋友已经很远很久，过失日益积累，思虑日益昏暗，恐怕难免归于小人，那将怎么办呢？在官任上低身奔走，把全部力量用在米盐等细小事务上，这本来就是担任低职者的常态，我也没有不安于此的意思。只是刚到这里时，遭遇有权势者的横暴欺凌，又多次在议法上意见不合，常常担心不免遭到构陷。正处在险阻艰难之时，常想求得脱身离去，却终于没有办法。如今有权势的人已经更替，幸而自己免于悔咎。巩来到这里，也已经两年了。近来承蒙您谈及介甫所作的《王令志》一文，认为其中说扬雄还不够恰当，我恐怕不是这样。

译求学的人，如果内心笃实地归依仁，视、听、言、动都依据礼，那么即使没有固定的产业，也会有恒常的心志；这只是他实行仁礼的一件事罢了。为什么呢？假使他内心笃实地归依仁，视、听、言、动都依据礼，即使没有固定产业，那么对待父母时，活着按照礼来奉养，所以即使只是吃豆饮水的奉养，同用天下来奉养是一样的；父母死后按照礼来安葬，所以即使只是收殓手足、形体很快下葬，也同用天下来安葬是一样的。何况对待自身呢？何况对待妻子儿女呢？然而，他内心笃实地归依仁、视听言动依据礼，并不只体现在这些方面，所以说这只是他践行的一件事罢了。孟子又认为，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常心志，只有士人能够做到；那么成为圣贤的人所达到的就不止于此了。介甫又说，士人如果确实有恒常的心志，就应当掌握众圣人的学说而努力实行；这正是孔子、孟子以来的人能够有功于世的原因。求学的人如果不能使内心笃实地归依仁，不能使视听言动依据礼，那么必定不能不失去恒常的心志，这正是后世学者的弊病。如果能够使内心笃实地归依仁，视听言动依据礼，那么一定不会失去恒常的心志；既然一切都已经合于礼，又还要掌握什么学说来努力实行呢？这就是学者治理内心、修养自身时本末先后的自然道理，是从开始做士人直到最终成为圣人的道路。颜子三个月不违背仁，说的就是这个。别人不能忍受他的忧患，而他不改变自己的快乐，说的也是以此为乐。介甫所说的一切，似乎都同孔子所说的不相合，所以我认为扬雄还不够恰当，恐怕不是这样。这是我们所学习的要义，因为同您的见解相距很远，所以略微谈到这些。不知您认为怎样？其他细节还来不及谈。天气严寒，请您自爱。信到后幸望答复。不再多说。巩再拜。《答王深父论扬雄书》承蒙您写信给巩，认为扬雄处在王莽时代，同《易》中箕子的明夷相合。常夷甫认为，纣是继承世袭的君主，箕子是同姓之臣，事情同扬雄不同。您又认为《美新》的文章，恐怕箕子不会写。又认为扬雄并不是有所求于王莽，只是在义理和天命方面没有尽到。巩思考此事，恐怕都不是这样。当纣王政治混乱时，微子、箕子、比干三人，大概都曾进谏而不被采纳，于是共同谋议，认为离开纣王是可以的，承担艰难也是可以的，各自把自己所守的道义献给先王，并不一定相同。这在《尚书》中表现为三人的志向。三人的志向，有的离开，有的承担艰难，这本来是臣子不可改变的大义，并不是同姓之臣才这样做。于是微子离去，比干进谏而死，箕子进谏不被采纳，以至于受到囚禁为奴的羞辱。承担艰难，是箕子的志向；他进谏不被采纳，甚至受辱为囚奴，大概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志向；这不同于比干赴死，正是所谓各自把所守之道献给先王，并不一定相同。当他受到囚奴之辱而顺受其处境时，就是所谓明夷。然而他不离去，不是贪恋禄位；他不去死，不是畏惧死亡；他受辱为囚奴而顺受，也不是没有羞耻之心。存在于我自身的东西，本来是他人不能改变的。所以说，他在内有忧患而仍能端正自己的志向；又说箕子的正道，光明不可熄灭。这是箕子的事情，见于《书》《易》《论语》，虽然各书说法不同，但其始末可以考察，大致就是这样。扬雄遭逢王莽时代，有不得离去的原因，也不一定必须去死，于是受辱而出仕王莽并顺从，这本来就是所谓明夷。然而扬雄的言论写在书中，行为记载在史书里，都可以考察。他不离去不是贪恋禄位，不去死不是畏惧死亡，受辱而出仕王莽并顺从也不是没有羞耻；存在于我自身的东西，同样是王莽不能改变的。因此我认为他同箕子相合。我所说的同箕子相合就是这样，并不是说他的具体事情同箕子侍奉纣王初期完全相同。至于《美新》的文章，则不是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事情。如果可以停止而没有停止，那么乡里中自爱的人都不会去做，何况扬雄这样的人呢？而且比较轻重，受辱而出仕王莽更严重。扬雄不得已才做到这一步，那么较轻的《美新》，难道反而能够停止吗？箕子已经受辱为囚奴而顺受其处境，那么对于《美新》，怎么知道他不会写呢？即使写了，难道就会有所牵累吗？不是说坚硬吗，磨它也不能使它变薄；不是说洁白吗，染黑它也不能使它变黑。关键只在于自己如何。像这样的处境，孔子也不能避免。所以对于南子，他并不是想见；对于阳虎，他并不是想敬重。见自己不想见的人，敬重自己不想敬重的人，这就是《法言》所说的屈身是为了伸张道义。那么这不正是扬雄所表现的情形吗？孟子说过：天下有道时，小德被大德役使，小贤被大贤役使；天下无道时，小者役使大者，弱者役使强者。这两种情况都是天命；顺应天命就能存，违背天命就会亡。孔子见南子时也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正当之处，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那么扬雄对于义理和天命，难道会有未尽之处吗？又有人说：介甫认为扬雄出仕同孔子相合，体现了无可无不可的道理；夷甫认为所谓无可无不可，是圣人微妙深奥、神妙而不可知的境界。扬雄的德行比不上圣人，虽然勉强学习、努力实行，但在义理和天命方面仍有未尽之处，所以在出仕王莽时不能没有差错。又有人说，考察《美新》一事，那么投阁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孔子所说的无可无不可，就是孟子所说的圣人能够合乎时宜。孟子逐一叙述伯夷以来的人，最后说：我所希望的，就是学习孔子。扬雄又作《太玄赋》，称许伯夷、叔齐一类的人，却又说：“我和他们不同，执掌《太玄》；心志荡然放纵，不受拘束。”从伯夷、叔齐二人的志向来看，他们足以自知并承担自己的选择如此明确，那么无可无不可并不是二人不能学习的。自己的境界比不上二人，就应当知道有所可为、有所不可为；学习孔子的无可无不可，这才是善于学习孔子。这些话可以启发求学者，却不能用来施加于扬雄。前代传说认为，伊尹用烹饪之事求见商汤，孔子曾主持医治痈疽、瘠环之类的事务，孟子都断定那不是伊尹、孔子的事情。大概按照道理考察，便知道并非如此。观察扬雄自己所立的原则，所以介甫认为世间流传的投阁之事是虚妄，难道不也正合于孟子的意思吗？巩自我估量，学问每有进步，对于扬雄的书就每每有新的所得，介甫也认为如此。那么扬雄的言论，岂不是越探测越深、越穷究越远吗？所以对于扬雄的事情有不通之处，就一定要探求他的用意。何况像扬雄处在王莽时代的情形，考察经书而不相违背，拿来同圣人相质询而没有疑问，本来不必等到议论之后才明白。请把这些话告诉夷甫；如果认为我说得还不完全，希望再详细写信指教。《与王向书》

译巩启：近来见到吕南公，很喜爱他的文章。南公多次称赞您，只遗憾没有见面。到了南丰，又见到黄曦，也很喜爱他的文章。后来您也来到这里，把文章赐给我看，实在令人赞叹喜爱。您同吕南公、黄曦都是从我乡里中出类拔萃的人，是一时的俊杰，我内心的欣喜慰藉哪里说得尽呢？只希望你们努力自立，使值得喜爱的地方不只是文辞而已。这是我这个鄙陋者对三位君子的期望。途中匆忙写信。不再多说。《回傅权书》巩启：承蒙赐信，并寄来古体诗、律诗和杂文，文章旨意的出处，义理十分高明，文辞十分优美。因为巩同您有同乡之谊，又比您早一天听闻大道，能够承受这样厚重的赠礼，实在万幸。足下评论古今学者，说自爱自守的人少，苟且迎合的人多，这本来就是这样。因此您认为像我这样鄙陋的人，如果能知道自己所当守的道义，哪里敢承受您的称许？或者足下是想勉励我到这种程度，那么我哪里敢懈怠？足下的才质，可以说是特别出众；只要不断自我勉励，那么归于道德，谁能阻挡呢？遗憾不能同您相从，无法一一详细说明。您能否沿着公文行程来到这里相见一次？我处在荒僻之地，孤陋笨拙而少有同伴，对您敬仰企盼。春日渐暖，望您保重爱护自己。保重。不再多说。《福州上执政书》巩顿首再拜上书某官：我私下认为，先王的遗迹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但其大概情形还保存在《诗经》中。《诗经》保存了先王养育士人的方法，以及安抚、接待、待遇他们的做法，恩意可以说十分周备。所以先王培养天下人才，使他们成就事业，就像萝蒿生长在大陵之上，没有不顺利成长的。他们以宾客礼接待士人，出于真挚诚意，就像《鹿鸣》中彼此呼唤招致，声音并不是从外面突然传来的。宴饮他们，就备有饮食；使他们欢乐，就有琴瑟之声。要表达厚重的情意，就有币帛箱篚的赠礼；归结其最大旨意，没有不是在于取得他们的欢心。人才既然众多，排列在各级职位上，就像《▯或朴》所说的茂盛树木，取得之后可以作为薪柴。他们如果担任使臣，宠爱他们出行，必定用礼乐相送，使他们在远近之处都显得光彩辉煌；慰劳他们归来，既了解他们的功劳，又体察他们的情实而叙述他们的辛劳。他们如果担任将帅，出行时既为他们送行，又看到薇蕨开始生长，担心他们回来得晚；等到他们回来，既让他们休息，又追念他们悄然忧思的心情，甚至想到仆夫的劳瘁。在这个时候，后妃在宫中辅助君王，也知道臣下的辛劳，她们的忧思深远，甚至想到山脊、石▯且、仆从和马匹之间的情形。而且她们的志意专一，即使采摘卷耳，心思也不在采摘上。由此可见，先王时代对待天下士人的情意，勤勉而周详到了这种程度。所以说周朝的士人受到尊贵待遇，又说周朝的士人能够舒展其志；《天保》也说：“君王能够谦下对待臣下，以成就他的政事；臣下能够把美誉归于君王，以报答他的上级。”他们君臣上下相互对待的情形如此，可以说达到极致了。所谓一定要体察实情而叙述辛劳，在《四牡》第三章说：“王事没有穷尽，没有闲暇奉养父亲。”第四章说：“王事没有穷尽，没有闲暇奉养母亲。”最后一章说：“难道不思念归去吗？因此作这首歌，把奉养父母的心意来告诉君王。”解释的人认为：“谂，就是告诉。君王慰劳使臣，叙述他的实情，说：你难道不是真的思念归去吗？所以作这首诗歌，把奉养父母的心意来告诉君王。”既让使臣休息，又这样追述他的心情。由此看来，上位者接待下位者，从来没有不担心失去他们奉养父母的心；下位者侍奉上位者，有奉养父母的心，也从来没有不把这件事告诉上位者。慰劳使臣的话如此，推而至于戍役之人，也用“王事没有穷尽，使我忧念父母”来慰劳他们；那么先王的政治，就是体察人的内心，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到了后世，有时任用派遣不公平，有时苦于征役，不能奉养父母，于是有《北山》的感叹、《鸨羽》的哀嗟；有时出行服役没有止息，父母兄弟离散，于是有《陟岵》的思念。诗人都推究这种情意，把它表现在《国风》中，这就是所谓“发于真情，止于礼义”。我恭敬地想，吾君有超越数千年历史的大志，正要兴起先王的治理之道，向上继承三代。我们这些宰辅在此时同心同德、共同谋划，那么对待天下士人的方法，难道会不同于古代吗？士人在这个时代出仕，难道会有不能尽展志向的吗？巩是什么人，竟有幸遇到这样的时代。巩年轻时，尚且不敢掩饰自己固陋的资质，来求取当世的任用；如今年龄和头发日益衰老，聪明才智日益耗损，即使达到极其愚钝的地步，本来都不敢有侥幸求进的心，何况年轻时略有见识呢？我辗转任职于五郡，大约十年了，从来不敢用半句话、片言字，求得离开地方官的任职而希望陪列朝廷仪班。这就是巩自处的方式，我私下估计，您早已听察此事很久了。如今冒昧把内心的一点实情告诉执事，实在因为巩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寄居在京师，而巩守职闽越，仲弟守职南越。二越都是天下最远的地方。按照法令，有一人任职于这两个地方，凡同居的亲属中需要远行任职的，都可以不去。巩本来不敢因为自己不肖，便求得比照这一规定。只是由于道路遥远险阻，既不能带老母南下，就不只是无法早晚省视、侍奉母亲容色，也不能效犬马之愚，尽奉养之力。至于书信问候来往，大概要相隔万里，不经过几个月甚至超过时日，便不能相通。这就是白发母子在道义上不能苟且安处、在恩情上不能苟且停止的原因。

译去年春天，朝廷任命我来此地，巩曾敢于把实情告诉朝廷，但诏书答复不准许。适逢闽地发生盗贼之事，因而不敢继续请求。到去年秋天到任时，闽地残余盗贼中，有的几十上百人结成团伙，往往像蚂蚁一样聚集在山谷；凶悍狡黠、能够煽动众人做魁首的，又有十多人，彼此相望于州县之间。闽地的百姓没有能够安宁的，远近听闻的人也无不疑惧惊骇。州的属县，又有些是在饥荒旱灾之后出现的。巩在这个时候，也不敢以个人打算自我陈说。对付盗寇，因为此前屡次失败，士气已经受挫，官吏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筹划对策时，既不敢轻率行动而逼迫他们，也不敢稍微放纵而让他们玩忽。一方面晓谕他们招抚纳降，一方面告诫他们将被剪除。不久，那些悔悟的人互相拘捕押送归来；那些不改变的，也被士卒和官吏捉捕。魁首有的被拘系押送而来，有的被歼灭除去。从冬天到春天，远近都安定下来。亭舍没有击鼓报警的惊扰，乡里有家庭团聚的欢乐。士气开始振奋，人与人之间也开始和谐融洽。风雨按时而来，田地的收成增加了一倍。如今在野外行走、渡海，不需要等待同伴；市场上的粮食从四面运来，价格降低了十分之七。这些都是吾君、吾相至仁大恩覆盖所及。所以在盗寇、旱灾之后，还不到一年，就已经安定而富足到如此程度。巩和这些百姓一同蒙受了这种幸运。如今方圆数千里既然没有一件大事，我又被系留任官于此已经满一年，那么可以把奉养老母的心愿告诉吾君、吾相，没有比这更合适的时机了。恭敬地希望您推究古代待士周详的做法，思考《劳归》诗中所表达的情意，从士大夫的实情出发，并推及他们的亲属，实行切合人心的政治；或者把我调回京师，或者安排在清闲的官署，或者调近京畿，或者让您兼任一郡，使我能够实现奉养母亲的心愿，慰藉她的高龄。这样仁政的施行，难道只使我这个昏愚之人今日蒙受恩赐吗？它流传下来的风气和遗法，还将永久传承，后世士人也将依赖它。这样就不会有《北山》的怨、《鸨羽》的讥、《陟岵》的叹了；这件事实行起来十分容易，而对士人所施的恩德却十分广泛。唯愿您留意谋划。不再多说。巩顿首。●卷十七·记十二首 《分宁县云峰院记》分宁人勤于谋生却吝于施舍，轻视义理而喜欢争斗，这是当地的风俗。从府城到达分宁县有五百里，县城处在山谷深处。当地人从事农桑，通常每家几口人，只留一人守屋并外出谋食，其余全都在田间。田地有高有低，有贫瘠有肥沃，按照适宜的条件杂种五谷，没有荒废的土地。妇女养蚕织布，没有闲着的人。茶、盐、蜜、纸、竹、箭材、芦苇等货物，无论细小还是巨大，全都竭尽自身力量来经营。他们勤劳到这种程度。富人兼有田地千亩，粮仓充实，钱财收藏起来，甚至多年不拿出来使用；然而看到捐出一文钱就可能救人一死，宁可让人死去，也不肯有所捐助。他们施舍的情形怎样呢？其中利益和祸害不能用一粒米来交换，父子、兄弟、夫妇之间彼此相离，简直像下棋时的棋子一样。对待亲属尚且如此，对待义理的厚薄也就可知了。年长者和年轻人聚坐在乡里，互相讲说法律。心意稍有不合，便互相告发攻讦，结党营私，捏造虚假，制造事端来煽动视听。更严重的，有人刻画金属木材制作印章，摹写文书欺骗官吏，站在县衙门前，一天之内变造虚假的事情千种百出；即使鞭笞、扑打、流徙、死刑接连不断，也不放在心上。他们喜欢争斗诉讼，哪里是其他州县可以相比的呢？百姓虽然勤劳，却习惯于这样的行为，逐渐浸染到骨髓之中。因此贤能的县令、县长和佐吏一个接一个，却常常为难以迅速治理、教化和改变他们而忧虑。云峰院在县境最西边，没有登记在图籍中，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建起的。景德三年，县里的僧人道常治理这座院子，并把它扩建得很宏丽。门窗幽静深邃，殿堂寝室高大整齐。供客人居住的房舍，以及斋房、厨房、库房，依次排列在两旁。佛寺所用的铙、鼓、木鱼、螺号、钟、磬等成套法器，各种器物全都齐备。我听说，道常的气质伟岸，虽然考察他的学问，他的归宿还不能完全合乎义理；但他经营生计的事情也没有废弃，他的勤劳，在当地风俗中也算难得。凡有余财，他总是立即散发出去，不把一点一粒的积蓄看得珍惜；他乐于淡泊而不受牵累，这又仿佛能够胜过吝啬、施舍、喜好争竞之心，可以这样说了。有人说：假如这个人的所学不被世俗淹没，他的归宿完全合乎义理，那么在县人中显得杰出的，必定就是道常吧？我却不敢断定。庆历三年九月，他和弟子商议说：“我从蓬蒿丛中整治这座院子，没想到竟然成就到如此地步。如今我老了，恐怕默默无闻，不能留给后来人什么声名；我们共同撰写文字，买石刻下，使它永远同这座院子一起流传，可以吗？”众人都说：“可以。”他的弟子子思推举自己来请求我写记，于是他来了，我没有推辞，替道常申说那些可以称道的事情，以此褒美他，让它刻石给县人看，也是有所激励。二十八日，南丰曾巩记。【仙都观三门记】门的设置，只是为了做好防备罢了。然而天子、诸侯、大夫各有制度，超过制度就会受到讥议，这些都见于《易》《礼记》《春秋》。宫门两旁各有三座门，每座门有三条通道，只有王城才是这样。老子的教法流行天下，道教宫观的规模有时与天子相等，甚至超过天子，其门也设置三重。这种防备的用意，大概本来出于《易》；至于超过制度这一点，只能说懂得《礼》的人无法不加以削减，懂得《春秋》的人也只能为之长叹罢了。太过分了！它的制度竟繁盛到这种地步。建昌军南城县麻姑山的仙都观，世人相传麻姑在这里成仙而去，所以在这里建立祠堂。它距县城六七里，从险峻的山岭攀登而上，到了那里，地势反而平坦、宽阔、平衍而肥沃，可以建造宫舍，也可以耕田。这里的收获很多，是其他土地的两倍，水灾旱灾也不能使它受害。我曾经察看这里，叹息说：“难道是上天留下这个地方，使这里的众人能够安居并获得食物，所以世上的人纷纷喜悦地奔向它，来这里的人没有停止的吗？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呢？”既然如此，它的教法能够繁盛，难道人力本来就能做到吗？田地的收入既然丰厚，它的宫观随之建得奢侈些，也是适宜的。庆历六年，观主道士凌齐晔察看各处房屋，没有一处不修整，唯独大门低矮，便说：“这不足以配称我们的教法和力量。”于是把大门扩建得很大。工程完成后，托我写记。我和齐晔是同乡，不能推辞。唉！作为同乡替他写记，是人之常情；用《礼》《春秋》的义理告诫他，则是天下共同的公理。不因为同乡之情而改变天下的公理，齐晔取用我的文章，难道不是得到了他所希望的东西吗？难道不会把我的话看作对他的严厉告诫吗？八月某日记。【秃秃记】秃秃，是高密县孙齐的儿子。孙齐通晓法律，做了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在高密。后来又欺骗周氏说要娶她，把她带到蜀地。任职期满回来后，周氏怨恨孙齐欺骗自己，便向县里告发。孙齐用钱财赔谢，获得释放。后来授任歙州休宁县尉，和杜氏一起迎接周氏到任所，过了两年，得到许可告假回乡。周氏又怨恨他，要求断绝关系，孙齐急忙说：“我替你休掉杜氏。”于是剃发发誓。周氏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