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记十三首【思政堂记】

译分宁县城内外，名为寺院的有一百八十多所。兜率院在县治西面十里，它的僧徒尤其相互率领、竭尽力量把它建得奢丽。它兴建的起因和经过，有邑人黄庠所作的记；后来院主僧人某人，又在原有基础上修治并扩建。殿堂房舍居中严整，斋房、僧舍、寝室、厨房和浴室的房屋，分列在两边；马厩、园圃、粮仓，坚固而严密；供奉养所需的物品，没有一样要向外求取。把这些事情写成疏文来请求我作记的，是他的弟子省怀。唉！你们的教法，使四方的人奔走来归附聚集，纷纷喜悦地趋附，没有停止的时候。我没有力量拒绝他们，只是在心中保持耿介，选取其中最迫切的事情，写成这篇话交给他们。希望这能使你们的弟子知道，自己享受的利益太多，而百姓所遭受的祸害已经十分严重；也希望把这些话告诉有关官吏，并且看看事情最终会怎样。【饮归亭记】金溪县尉汪君名叫遘，任县尉三个月时，拆除原有的四面围墙，建成射亭。亭子建成后，在其中教习士人，并把它命名为饮归亭。他派人带着书信赶到临川，请我作记。请求了多次仍不停止。我所说的话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只是汪君对我的期望很深罢了。既然无法推辞，于是写道：射箭发挥作用已经很久了，它起初以礼乐为先，用来辨别德行；《礼记》所说的宾客宴饮、乡饮酒礼、大射礼中的射箭，就是这种射箭。后来重视力量、崇尚技艺来树立武备，《礼记》所说的四时教士、贯穿革甲的射箭，就是这种射箭。古代天下和谐安定时，以礼射为先；弓箭用来建立武备，也没有被有关官署废弃。等到三代衰败，王政缺失，礼乐之事相继全部毁坏，揖让有礼的射箭也逐渐熄灭。到了后来，天下曾经统一，国家也曾经安闲太平。先王的礼制，其仪节文饰都还存在，实行它并不困难。然而从秦汉以来一千多年，礼射衰微阻塞，只空存于六艺的文字中，却没有人从事，这是因为世间苟且简略的风气占了上风。等到争夺兴起，作战、捕获、攻取的一群人奋起，那么强弓、快箭和精巧技艺的出现也不能废止射箭，这难道不是由形势造成的吗？如今县尉教人射箭，不把它同礼乐相比，而重视技艺和力量。参加的人虽然不多，但旗帜、旌旄、镯鼓、五兵等器械的使用，熟练便利的技巧，以及行走、停止、步行、趋进、迟速的节度，都应当有法则；这样看来，他所教的也不只是射箭。如果幸运地处在无事之时，就可以借此自行休息，守护边境，充实并保卫百姓。如果不幸发生杀戮、掠夺和攻击，使里巷惊骇，又在大山深谷之间一同追逐，那么将要冒犯清晨和黑夜，蒙受雾露，踏入险厄，奔驰于危难之中，不躲避箭矢和飞石的祸患、沸水和烈火的灾难，出入千里之外，同敌人发生战事，士人难道可以不在平时接受训练吗？如今建造这座亭子，是为了教习士人；汪君又说，古代军队凯旋后一定在宗庙饮酒，以记载军功。如今宗庙废弃而没有设置，也想让士人获胜归来后在这里饮酒，所以用饮归来命名这座亭子。汪君的志向，同他的职务可以说很相合了！有人说，汪君是儒生，县尉是文官，按照礼义来禁止盗贼，本来应该可以使盗贼停止；为什么反而训练战斗并喜欢争胜，这样做对吗？治理国家本来不能不兼顾文武，而在堂屋之上施行恩泽，穿着礼服、插着笏板，使士人百姓受到教化、奸邪盗贼平息，这当然也在那一方面，而不只在这里。然而天下的事情，能够做大事的人本来可以兼做小事；从来没有小事治理不好却能把大事做好的。因此汪君急切地致力于这件事，是没有忽略自己的小职任，难道不是所谓有志向的人吗！【拟岘台记】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人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借城东角建造高台来游览，并把它命名为拟岘台，说是因为这里山川溪流的形势仿佛岘山。他多次和属官以及寄居州中的宾客在这里游玩，唯独向我请求作记。起初，抚州城的东面，城墙依着大丘修筑，护城壕借着大溪形成，城角又借客土筑出，伸到溪流之上；外面连接着山岭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低，雄壮宏阔，种种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着抚州东南一带，坐在这里就都能看见。然而经过雨水冲毁和积水侵蚀，大都藏弃委置在荆棘丛和杂草之间，一直没有人靠近它而喜爱它。颜君得到这块地方后很高兴，增添砖石和土，修补破损残缺，除去荆棘杂草，显露出高敞明爽的地势，四周围以横栏，上面覆盖高大的屋脊。于是筑成高台，用来脱离尘埃浊气，隔绝烦扰喧嚣，凌驾云气而面对风雨。这样以后，溪流平缓的沙滩和漫流的水面，微风传来的远声，以及波浪汹涌、冲破山岭、拔起树木的奔腾气势，直到高桅劲橹、沙洲禽鸟和水中禽兽上下浮沉的情状，全都呈现在脚下。山的苍翠面容和秀美山壁，峰顶悬崖高高拔起，挟带着光影，迫近星辰。至于平坦的山冈和绵长的陆地，虎豹蹲踞、龙蛇奔走，以及荒僻小路、村落聚居、树荫昏暗、游人行旅时隐时现、断断续续的景象，也全都展现在席前。至于烟云时开时合，日光时出时没，四时朝暮，雨晴明暗，变化各不相同，那么即使反复观览也不会厌倦，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的形态。有时饮酒的人酣畅淋漓，歌唱的人声情激烈；有时容貌娴静的人轻移脚步，徘徊倚立。这样，他们从耳目获得的感受和从内心得到的感受，虽然所寄托的快乐各不相同，却也都各自适合于自己的情趣。抚州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贵人和蓄养商贾的游踪不会到这里来。这里良田很多，所以水灾、旱灾和螟蝗等灾害很少。百姓乐于耕田种桑，靠自己的劳动满足生活，因此山谷中放牧的牛马不必收进栏里，郊野中堆积的五谷不必筑墙防护，安然生活而不知道击鼓报警、征发劳役的忧患。颜君既顺应这里的风俗，又用简约清静的方式治理，所以能够在闲暇日子里休息，把自己的快乐寄托在这里。州中的士人和女子，既以社会安定、治理有序为乐，又能享受游览观赏的美景，也将与颜君共同享受这种快乐，所以我为它写下这篇记。工程建成的年月日，是嘉祐二年九月九日。《抚州颜鲁公祠堂记》追赠司徒、鲁郡公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任太子太师，和他的堂伯兄颜杲卿，都因大节而死。直到今天，即使普通男子和妇人，也都知道颜公是忠烈之士。起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料安禄山必定反叛，便为此预作防备。安禄山起兵后，他和常山太守颜杲卿一起攻打叛军后方，叛军不能直接窥伺潼关，是因为颜真卿和颜杲卿牵制了他们的势力。肃宗在位时，颜公多次直言进谏，宰相不高兴，便把他斥退。后来又被御史唐旻诬陷，接连遭到斥退。李辅国把太上皇迁居到西宫，颜公首先率领百官请求问候起居，又被斥退。代宗时，他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有所隐瞒遮蔽，颜公极力批评他，又被斥退。杨炎、卢杞成为德宗的宰相后，更加厌恶颜公的作为，接连贬斥他，仍不满足。李希烈攻陷汝州，卢杞便让颜公出使李希烈；李希烈起初因颜公的言辞而惭愧，后来终于把颜公勒死。那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了。

译天宝年间，天下长久没有见到战争。安禄山反叛以后，天下没有不震动的，唯独颜公凭着小小的平原郡，竟然挫折了叛军的锋芒。四方听到消息，都争相奋起，唐朝最终能够振作，是颜公首先倡导的。当颜公打开土门关时，同一天归附他的有十七郡，得到士兵二十多万人。由此看来，只要顺应民心而且真诚，天下就会归从于他。从这时直到颜公去世，将近三十年，小人接连掌握政权，天下一天天陷入弊病，大盗接连兴起，天子动辄出外躲避。唐朝在朝的臣子，大多畏惧怯懦、观望不前。能够处在这种环境中，只因一次违逆世俗便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已经很少了；至于两三次违逆世俗，失去职位而不后悔的人，大概还没有。若是起起伏伏、屡仆屡起，直到七八次，最终死去仍不后悔，天下只有一个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夹杂神仙、佛教的说法，并不全都合乎道理；但等到他奋然自立，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大概是天性如此。因此，颜公能够安然面对死亡，还不足以用来观察他的伟大。为什么呢？到了形势穷困、道义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普通人也可以勉强做到，何况颜公本来就深信自己的道义呢！只有他历经触犯各个大奸臣，跌倒、颠沛、震荡、困顿，前后达到七八次，却始终不把生死祸福放在心上，连丝毫顾虑也没有；不是笃信大道的人，不能做到这样。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世间的治乱各不相同，士人的出仕或退隐也各不相同，像伯夷的清高、伊尹的担当、孔子的因时而行，他们各自都有合乎道义的理由。既然已经把自己比作古代担负天下之任的人，却又想要畏缩回顾、退隐自全，以此向世俗求取名声，这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鄙陋小人，认为他们不可以侍奉君主；又称许那些多次牺牲生命以成就仁德的人。像颜公这样的人，不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吗？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事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忄造，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又因为颜公曾经治理过这个州，于是修建祠堂来祭祀他。祠堂建成后，两位君子来到我家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文章记述它。’颜公显赫的功业本来不是祠堂有无所能决定的；只是人们仰慕而又不能满足于心中的敬意，若没有祠堂，就无法充分表达这种敬意。听到他的忠烈事迹就足以感动人，何况亲自到祠堂拜祭、直接接受他的精神熏陶的人呢！如今州县的政事，凡不是法令所能管到的，世人便不再议论。唯独两位君子能够追念颜公的气节，尊崇他并为他立祠，以此向当世树立榜样，做法令所不能做到的事，这可以说是有志向的人了。《洪州新建县厅壁记》对于后世的官吏来说，能够施行自己志向的人太少了，这就是做官困难的原因，而县令尤其困难，为什么呢？凡是县里的政务，无论大小，县令和主簿都要独自负责；但民间事务曲折复杂，本来就应当有权衡操持、缓急处理的余地，不能一概只按照法律裁断。如果援引法令去约束他们，那么很容易找到他们的罪过。凡有所作为，都要向州里询问可不可以；如果执守一端而违背州里的意见，那么他们的处境很容易受到阻挠。罪过容易被找到，处境容易被阻挠，所以办事的人必须先取得州里的支持，这样事情才可能办成。如果不幸在极小的利益上使州里不满，那么大的方面就追究他的罪过，小的方面就阻挠他的权势，州里将不遗余力地对付他。官吏不能使自己安稳立足，还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县里难道有不受这种困扰的吗？在这种时候，天下能够忘掉权势、爱憎不妄的人很少；能够忘掉别人的权势、坚强自立而不苟且的人也很少。州里凭借自己的强势来树立威势，县里忧虑自己的弱势而求得免祸，这种习惯已经延续很久，风俗也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形之后，守持正道、遵循事理，来求得州里的支持，也未必一定能做到。那么在这种地方做官的人，想要施行自己的志向，难道不是很困难吗？君子虽然处在什么地方都能安然自处，然而对于如何自处，也从来没有不加选择的；做官而能够选择自己的处境，那么对于县里的事务有不敢承担的，难道可以说是过错吗？洪州新建县自太平兴国六年从南昌县分出设县，到嘉祐三年，总共有若干年，担任县令的共有三十九人。秘书省著作佐郎黄巽公权来任县令，能够抑制豪强放纵，施惠于贫困百姓，守持正道、遵循事理，是能够实现自己志向的人。公权也为自己的职责能够施行而高兴，于是考订排列历任县令的姓名，准备刻在石上，排列安置在厅壁之间。因此我为他记载历任县令的政绩，并借此写出做县令的困难，使后来的人能够看到这些。《清心亭记》嘉祐六年，尚书虞部员外郎梅君任徐州萧县县令，改建他治所东面的亭子，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命名为‘清心亭’。这一年秋冬，他来到京师请求我写记，当时我正遭逢亡妹和夭折女儿的悲痛，没能写成。第二年春天他又来请求，正逢我有悼念亡妻的悲痛，又没能写成。但他的请求仍没有停止。到冬天我才为他写下这篇记，说：人之所以能够使自己的精神明达、德性光明，并与天地共同变化，难道有什么遥远难求的吗？不过是产生于内心罢了。假如穷尽天下人的知识，探究天下的道理，对于存在于自身的本性能够充分认识，对于属于外在的命运能够安然承受，那么万物从外界到来，怎么能够牵累我呢？这就是君子使内心虚静的原因；内心虚静了，万物就不能牵累我。但君子应对万物、与百姓共同承受吉凶，也从来没有废弃。于是便有法令戒条的设置，有防止邪僻的措施；这就是君子使内心整肃的原因。使内心虚静，是穷极精微，用来进入神明境界；使内心整肃，是遵循中庸，用来实现实际功用。这样看来，君子想要修养自身、治理国家天下的方法，也就可以知道了。如今梅君建造这座亭子，说是不敢把它只当作游览观赏的美景，大概是为了推究治理政事的根本用意，并且将要在这里使内心清明；他所存的心意，也可以说是懂得关键了。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并说明我所听闻的道理。十一月五日，南丰曾巩记。《阆州张侯庙记》

译事情常常被蒙蔽，是因为人的智慧不够周全；辨析也常常超过了所迷惑的范围。智慧足以周全地处理事情，辨析足以达到不受迷惑的境地，那么道理的精微之处就都能充分认识了。如今用推算蓍草、灼烧龟甲来占卜，仔细考察梦境，这些事情本来极其浅陋，世人却常常尊重并采用，从未改变；坊墙、道路以及马、蚕、猫、虎的神灵，这些类别本来极其细小，世人却常常严肃地奉事，从未废止；水旱灾害、日月异常，以及战争、疾病、瘟疫、昆虫、鼠、猪造成的祸害，凡是一种灾异发生，世人总要祈祷并酬报，从未停止。《金縢》一书、《云汉》一诗，它们的用意可以说极其深远，言辞也可以说极其完备。精神神灵的极致境界，叩问它没有固定端绪，测度它非常困难，但世人却如此完备地尊崇、信奉它们，这些都是圣人的法则。为什么呢？它们同外物有所接触，存在于自然之中；世人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取消，圣人当然也不能废弃它们，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圣人难道是任意运用自己的聪明吗？不过是善于顺应自然的道理罢了。圣人的智慧足以周全地处理事情，辨析足以不受迷惑，所以道理的精微之处都能充分认识。因此古代治理天下的人，尽自己的智慧并听取众人的意见，尽众人的智慧并听取神灵的启示，从来没有能够废弃其中任何一项的。《尚书》说：‘我的意志先已确定，询问谋议而众人意见相同，鬼神也会依从，龟卜筮卜也都协同顺从。’这就是所谓尽自己的智慧而听取众人意见，尽众人的智慧而听取神灵启示。由此看来，荀卿所说的祈雨、占筮、救日，是小人把它们当作神灵，是在痛恨世人不能把一切都依靠自己，却去听取别人；又不能把一切都依靠别人，却去听取神灵——这样说是可以的。若说神灵所体现的道理确实如此，那就错了；蒙蔽产生于智慧不够周全，过错产生于所受的迷惑。阆州在蜀地属于巴西郡。蜀国车骑将军、兼领司隶校尉的西乡张侯，名飞，字益德，曾经镇守这个州。州城东面有张侯的坟墓，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庙里的祭祀却没有废止。每年遇到大旱，祈祷求雨总是得到应验。嘉祐年间，接连几年丰收，阆州人认为这是张侯的恩赐，于是共同捐钱修治他的庙舍，使它扩大并焕然一新。张侯凭借智慧勇气担任将领，被称为能抵挡万人。当蜀国初建时，他和魏将张郃在这里相持，能够击破张郃的军队，使这片土地安定，可以说功劳施及百姓了。他死后又能降下恩泽、赐福于百姓，那么阆州人祭祀他就不能废止，难道不是适宜的吗？知州事、尚书职方员外郎李君献卿，字材叔，写信来对我说：‘请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材叔是爱好古道的君子，于是我为此写下记文，并把我从古人那里听闻的道理告诉他。《归老桥记》武陵柳侯画出了他的青陵居所，嘱托我为此作序，并写信说：武陵西北面，有一个湖连接着梁山，就是白马湖。梁山西南面，有田地连接着湖边，是我先人在青陵的田地。我将在这里筑屋居住，直到老去。青陵西面二百步，有泉水从两崖之间流出，向东注入湖中，叫作采菱涧。我在涧上修桥，又建屋覆盖桥面。武陵往来、因有事到我草庐的人，以及将来我年老归来时往来的人，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题名为‘归老桥’。我的先人把这片土地遗留给我，住宅里有桑麻，田里有稻黍，水洲上有蒲草莲花。我在高处射猎，追逐上下飞翔的野鸭大雁；在深水中垂钓，追逐潜游的鲟鳇。这就是我凭自己的劳动获得衣食而内心无愧的原因。休息时有高大树木的浓荫，坐卧处有丰茂青草的幽香。登山凌云，观览天地间奇异的变化；玩泉赏月，忘却尘埃的污浊。这就是我在疲倦懈怠时自处，并以自我舒展为乐的原因。我年少时就安居于此，等到壮年在四方任事，被万物从外界而来的事务所劳累，没有一次不想在这里休息。如今又在朝廷获得官位，因宠禄而荣耀，想把这里作为游观之地，而我也将要老了，难道能没有归来的志向吗？他又说：世上有人老于官位，却不愿意归退；即使幸运地有愿意归退的人，有时又没有可以归去的地方。如今我拥有这些条件，可以成就我的快乐，请替我写下这篇记，使我的后人有所考察，以继承我的志向。我认为，先王赡养老人的制度已经完备了。士大夫到了退休年龄，先王便说‘不敢再以政事劳烦您’，这是对老人的尊敬。士人也都明白出仕和退处的节度，没有贪恋俸禄而不退的人，可以说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后世赡养老人的制度既不完备，年老仍在官位上的士大夫，有时会被排斥而赶走；然而士人又有冒进而不知道停止的，可以说双方都失去了好处。如今柳侯六十岁，牙齿头发还没有衰败，正当为天子贡献才力、惠泽百姓的时候；即使想抛下官印服色的荣耀，享受湖山之乐，我知道他还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但他有这样的退隐志向，听到这种风尚的人也可以受到激励，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记。《尹公亭记》君子对于自身，只求内心自得罢了，并不等待外在条件。然而孔子说‘忧虑死后名声不能被称道’，是因为要和众人共同实行善行。人们对于君子，也只需专心仰慕罢了，并不等待外在条件。然而有人为君子表彰闾门、命名乡里，希望他的声名气节显著地传到世人的耳目中而没有穷尽，这是因为要和众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内心有所得于自己，外在又能和众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这就是先王之道不同于诸子百家学说的地方。随州距离京师遥远，地处偏僻隔绝。庆历年间，起居舍人、直龙图阁、河南人尹公洙因为不被当权者容纳而被贬到这个州，居住在城东五里的开元佛寺金灯院。尹公有德行、有文学，长于辩论；当时同他交游的，都是世上的知名人士，而人人都自认为比不上他。那时尹公的名声震动天下，而他所学的道理，大概认为贫富贵贱、生死都不能动摇内心。因此他住在随州，每天以考察图书、通晓古今为事，竟不知道自己的官职是被贬谪来的。他曾经在住所北面的土冈、竹柏之间，结茅建亭，在那里休息游乐，一年多后才离开。他离开后，人们不忍心任其废坏，便常常修整它，于是给它命名为‘尹公亭’。州从事谢景平刻石记载了这件事。到治平四年，司农少卿、赞皇人李公禹卿任此州知州，才依照旧亭的基址，增加低矮部分，扩展狭窄处，砍伐木材来替换旧材，用陶瓦覆盖。建成后，亭子宽阔深远、高敞明爽，环绕随州的山都在几席之间。又把旧亭立在北面。于是随州人都为能够慰藉对尹公的思念而高兴，又获得了游览观赏的美景。这年冬天，李公把图送到京师，嘱托我写记。

译尹公的品行表现在事迹中、言论见于著作中的，本来已经显赫而足以感动人；李公如今又把亭子扩大修建，难道只是为了暂时慰藉随州人的思念，和他们共同享受快乐吗？还将使这个荒远偏僻、隔绝闭塞的地方，即使到了后世，成为后人耳闻目见所不能达到的所在；凡是传播尹公名声、观览尹公遗迹的人，无不低回俯仰，追想尹公的声名气节，越是久远反而越加新鲜，这才可以说是和众人共同拥有这种爱好。那么李公流传于世的声名，难道会有尽头吗？所以我为此写下记文，时为熙宁元年正月某日。《筠州学记》周朝衰落以后，先王的遗迹消失了。到了汉代，六经从秦火焚毁的残余中重新出现，士人在诸子百家之后求学。谈论道德的人，自以为高远，却抛弃了对现实事务的作用；谈论政治治理的人，专注于卑近琐细，却认为师法古人是不对的。刑名家、兵家之术，则习惯于暴力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还算好，但他们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自己的私见妄加穿凿附会，形成说法。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求学的人纷纷沉溺于所习之学。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然而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喜爱。可是当时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之心；他们在取舍、进退、去留方面，一定以礼义为尺度。等到这种风气已经衰败，士大夫之流仍有人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向，即使遭到废黜、禁锢、杀戮，操守反而更加严厉，这样的人前后相望。因此即使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也仍然犹豫徘徊，终身不敢完成篡夺。自此直到魏晋以来，这种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士人中才有人特然兴起于千年之后，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求学者觉醒。世人虽然不能全都理解他的用意，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这种学说的人，讨论道德的宗旨，就知道应对现实事务并不浅近；议论从政的体制，就知道效法古人并不迂阔。不被百家学说扰乱，不被传注疏解蒙蔽。他们所知道的达到这种程度，是汉代士人所不能相比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它的人，却未必很多。所以平易朴实的风俗渐渐衰微，而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习气日益强盛。处在贫富贵贱的环境中，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心意少了，而苟且迎合、侥幸求得利益的行为多了。这就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善还没有达到汉代的原因。听闻的道理有时浅薄，但义理却很高；所知道的东西有余，而守持它的力量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汉代士人由乡里察举，所以不能不专心修养自己。经过长久的磨炼，果断奉行义理，便不是勉强而能做到的。如今的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所学；经过长期习染，内心所得达到什么程度，自己也不知道了。由此看来，上面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有人更加趋奉，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假使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办法，有学校培养造就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习和品行方面，哪里会有彼此偏差、先后不同呢？《大学》的道理，是想要使意念诚实、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以治理国家天下，却一定要以首先获得知识为根本。这样看来，知识本来就是善的开端，也是人最难达到的境界。以今天的士人来说，对于人所难以达到的境界，他们已经接近了，那么上层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了，只在于用什么方法引导他们罢了。筠州位于大江以西，地处偏僻隔绝。庆历初年，朝廷诏令天下兴办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里的士人以此为忧。到治平三年，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才向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报告。董君于是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茜察看州城东南面，找到一块高敞明爽的地方，在上面修筑校舍。斋祭的房屋、诵读讲学的厅堂、休息住宿的屋舍，直到厨房、水▯、仓库、马厩，都按次序建造。工程在这一年春天开始，到八月十五日建成。此后前来求学的常有几十到一百人，两位君子便把书信送到京师，请我写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认为两位君子对于政事，可以说懂得了应当致力的事情。假使筠州的士人共同在其中上下进退，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达到真正的认识，那么其中贤能的人就会超然自信、独立自守，中等资质的人也会努力学习，等待上面的教化。这样建造学校，就不只是让后来的人在空洞言辞上玩味思索，以求在世上求取官职俸禄罢了。因此我写出自己所听闻的道理作为记文，让他们带回去刻在石上。《瀛州兴造记》熙宁元年七月甲申日，河北发生大地震，城郭房屋都被震坏，瀛州受灾最重。这天又震了两次，百姓谣传大水将要到来，惊慌得想要逃走。谏议大夫李公肃之任高阳关路都总管安抚使、知瀛州事，派人分别出去安慰晓谕百姓，谣言才停止。这天又下大雨，公私房屋都暴露在外，仓库中的粮食和库藏物资都没有遮盖。李公公开发布权宜办法，使人们各有安置之处，于是整治仓库，筹划修建覆盖遮挡之物。雨停后，粮食按石计数，达到一百三十万石；兵器和其他物资也与此相当，却没有损坏的。最初灾变发生时，李公命令发给兵器、加强警备，直到灾情平息，百姓没有争抢偷盗，里巷安定。北方边境自从与契丹互通使节以来，城墙、城堡、楼橹以及防御守卫的器具逐渐松弛，得过且过，已经习以为常。李公趁着灾变之后，把恢复毁坏、振兴废弛作为自己的责任，知道不能再使百姓受到沉重困扰，于是向朝廷请求，竭力从邻近各路取得多余的士兵，又从备办河工的剩余材料中取用物资，还拿出钱一千万在真定购买木材。材料聚集后，便修筑新城，周长十五里，高大、宽厚、坚固、雄壮，大体都超过旧城。城上修建敌楼、战屋，共四千六百间。此前州城正门的弊病在于狭窄简陋，到这时才扩展加大。其余凡是坍塌损坏的房屋，无不修缮整治，恢复原来的样子。巡视全城，可以看到听讼决狱有处所，宴饮休息有次序，粮食有高大的粮仓，货物有深藏的库房，宾客、属官、士人、吏员各有安宁的居所。又用剩余力量修建南北甬道若干里，使人们离开污泥积水，走上平坦道路。从七月庚子日开始施工，到十月己未日落成。所用人工，累计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工；所用竹、苇、木材、砖瓦，累计若干万、若干千、若干百。灾变初起时，财物匮乏、百姓流离，这里的百姓都认为工程巨大、用费艰难，不经过好几年，城垒房屋不可能恢复。没想到开始施工后超过一个时节，工程便已经宣告完备。大概是李公筹划经营、劝勉督促，内心尽到诚意，对外用尽力量，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把毁坏变为完好。事情上报后，朝廷下诏嘉奖。

译从前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救济灾民、修补毁坏，处理适宜而合乎道理，史书如实记载了他。卫国遭遇狄人侵扰，卫文公治理城市宫室，合乎当时制度，诗人歌咏了他。如今瀛州地震所造成的摧毁破败，和郑国的火灾、卫国的寇难没有不同。李公防御、修建、构筑都没有失去方法，也和古人相同。因此瀛州的士大夫都想刻石记载李公的功劳，而我的堂兄恰好参与军政事务，在李公的幕府中，便写信来嘱托我作记。我不能推辞，所以写下这篇记，希望让后世知道李公曾经为这个州辛劳过。《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熙宁元年冬天，广德军修建的新城门和鼓角楼落成。太守会合同僚、文武官员和宾客属员举行落成典礼，随后把书信送到京师，嘱托曾巩说：‘请替我写一篇记。’曾巩推辞说不能写，书信来回了五六次，推辞不得，才写道：广德军处在吴地西部边疆，是古鄣国的废墟；疆域广大，土地肥沃，粮食财物丰足，民力有余。但过去诉讼、赴诉以及财物贡赋，都要把县城附属于宣州，道路迂回阻塞，众人很不便利，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代。宋太宗皇帝在位第四年，才按地图考察，依县设置军，使它能够专门上奏政事、自行裁决，体制如同大州。从此以后，田间争讼、每年的税赋调发，才不再烦劳远行，百姓也认为合宜。然而城门高大处狭窄低矮，楼观又没有修饰；用它来接受天子的命令、早晚发布政令教化，供官吏百姓往来四方、接待宾客观览，弊病在于简陋，不合规制。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公辅镇守此地，正逢丰年，开始聚集材料、堆积土石，准备改建更新。恰逢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接任，第二年政事办成，境内平安无事，便选择能干的官吏，估量时日、安排工役，运土夯筑，用绳墨校正、削平修整；门楼按规制修治，楼观城阙也加以营建，不必督促，不必限定期限，服役的人自然互相勉励。从冬十月甲子日开始施工，到十二月甲子日完工。高大的城墙拔地而起，重叠的屋宇彼此相望；壮丽而不至于僭越，华美而不至于奢侈。法度和政事在这里发布收纳，士人、官吏、宾客在这里往来奔走；尊贵的设施遍及全州，既不失宜，也合乎称谓。至于击鼓、鸣角，用来警示昏时和黎明，以漏刻计数来节制昼夜，又重新制作了这四种器具，排列安置在楼中。全州士人和百姓改变了听闻和观览的感受，没有不高兴喜悦、推许美德、称颂勤劳的。礼制有必须隆重的地方，不能削减；政事有必须兴办的地方，不能废弃。两位公在这里兼而做到了，理应刻在金石上，写明他们的美好功绩，使本州之人在百世之后，对两位公的德行仍有所考察。●卷十九·记九首 《广德湖记》鄞县张侯绘制了本县广德湖的图，并把古代刻石的文字一同送给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 广德湖方圆五十里，在鄞县以西十二里。它的源头出自四明山，引水向北成为漕渠，又从东北泄入江中。鄞县共有十四乡，东面七乡的田地由钱湖灌溉，西面七乡的田地，所注入的水就是广德湖。通往越地的船只都经过这个湖，湖中出产有野鸭、大雁、鱼、鳖、茭白、蒲草、芦苇、葵、莼、莲、茨等丰富物产。它旧名叫莺ㄕ湖，如今的名称，是大历八年县令储仙舟改定的。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加以治理并扩大。大中元年，有百姓上书请求废湖造田，主管此事的人在旁边助成其议，便派御史李后素来查验视察。李后素不肯因迎合百姓而扰乱湖政，反而因此获罪，湖最终没有废弃。刺史李敬方和李后素都作诗刻石，以表明这件事；诗文说当时这个湖已经形成三百年了，那么广德湖的兴起，大概在梁、齐时期吧！宋朝建立后，淳化二年，百姓开始和州县的强横官吏一起盗占湖面造田，长期不能纠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亲自查办治理，湖才恢复原状。转运使上报了这件事，朝廷下诏禁止百姓擅自把湖地造田；后来又把这项禁令写入全州的敕令。咸平年间，朝廷赏赐官吏职田，取湖西山脚下的土地一百顷作为职田，后来主管者又一味扩大私取湖地。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才重新划定湖界，修筑堤岸十八里来加以限制。湖边有林村砂末、高桥腊台等地，其中有白鹤山、望春山；自太平兴国以来，百姓冒险侵取这些地方，李夷庚又命令彻底禁止，这样湖才恢复。天圣、景祐年间，百姓又相继请求把湖改作田地，州从事张大有巡查制止，知州事李照又上报此事，朝廷回复了至道年间的诏书，李照把诏书刻在石上。从此请求把湖造田的言论才开始停止。康定某年，县主簿曾公望又进一步治理湖泊。张侯任鄞县县令时，广德湖已经很久没有治理，西面七乡的农民因旱灾来报告。张侯于是谋划经营，湖边有田的百姓都很高兴，愿意出力。张侯计算工程、分配材料，选择百姓中受人信服又懂得谋划的人，让他们监督工程并自行主持，一概不把事务交给属吏；百姓因为不受扰扰，全都踊跃趋赴。于是修筑环湖堤岸，共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宽一丈八尺，高八尺；宽度比旧堤增加一倍，高度比旧堤增加三分之二。鄞人堆石填水，中间留出缺口，用木闸门关闭，根据水量大小开闭，叫作‘▯契’。又在旧有基础上增设，总共成为▯契九座、埭二十座。堤上种植榆树、柳树，在旧有基础上增加后总数为三万零一百棵。又利用剩余材料在堤上修建两座亭子供休息，正对着望春山、白鹤山，便用两座山为亭命名。山上修建庙宇，一座祭祀主管此湖的神灵，一座祭祀对治理此湖有功的官吏。工程于熙宁元年十一月开始，到第二年二月完工。所用民工八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工，材料都出自工役余料。工程完成后，田地不再受旱灾困扰，船只不再因水涸而受阻，鱼、雁、茭白、芦苇、果蔬和水产等优良物产都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利益还扩展到邻县和旁州。张侯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有功劳了。这一年，我任越州通判。越州的南湖长期荒废而无人治理，大概是由于官吏因循苟且，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用力治理，我正为此忧虑。看广德湖的兴盛，已经有几百年了，濒临废弃也有好几次；因为屡次有人治理，所以才逐渐得到恢复。大历年间，它灌溉田地四百顷，大中年间八百顷，而如今达到二千顷。那么人的存亡、政事的兴废、百姓的幸运与不幸，难道是小事吗？所以我写下这篇记，希望让后来者知道不要废弃前人的功业，使它永远成为本州的利益；同时也将和越州百姓一起谋划恢复南湖。张侯名峋，字子坚，以才能闻名；离开鄞县后，任提举两浙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差役、水利事务，正当在当时受到任用。《齐州二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