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九·本朝政要策五十首【考课】

译唐朝废除府兵制度后，才设置神武军、神策军作为禁兵，不过三四万人，只是用来护卫天子出行和守卫藩国而已。所以安禄山叛乱时，只能驱使市井百姓作战。德宗蒙受战乱而出逃时，护驾的骑兵只有四百多人。铠甲兵器都分散在各郡国；除河朔三镇不受京师统辖外，其余可以统计的兵力中，太原、青社各十万人，▯宁、武宁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人，而驻守要害地区的观察、团练部队，也各自不少于一万人。五代时期，四方割据分裂，以区区中原土地，后晋、后汉的军队曾达到几十万人；供养军队已经耗费巨大，训练和使用军队又都不得其法。周世宗高平退兵后，中原的兵制才开始得到整顿。宋朝兴起，太祖鉴于前代的弊病，更加修治训练军队的办法，开始黜退年老怯弱的士兵。至于边境地区，务必要选择任用将帅，以挫败一方的敌患。因此姚内斌统领庆州，董遵诲统领环州，两人所统领的军队不过五六千人。当时全国军队总数不过十六万人，却平定了五个强国，并没有感到兵力不足。到太宗讨伐刘继元时，皇帝面前的军队大概有十多万人，兵力从此逐渐增多。后来曹彬在祁沟关战败时，出征的军队实际上有二十万人。不久杨业在陈家谷口战败，刘廷让在君子馆战败，全军覆没。士卒前后战死，沿边受创的军队总共不到一万人，而且都没有斗志。河朔震动，朝廷把乡民全部征来充当士兵守城。咸平年间，又征集京城附近各州的壮丁充军，而西北边境的大臣仍不断请求增兵。张齐贤请求调发江淮壮丁八万人来增援西军，天子忧虑此事，对吕蒙正说：如今战事紧急，即使从升卫军中抽调一些人，禁卫军的数量也会不足。吕蒙正又请求征取河南壮丁来增加兵力，天子对这个意见感到为难，但不得已最终还是听从了。后来又不断请求增援，于是命刘承▯征调环庆诸州的役兵，升为禁兵，号称振武军，用来增援。从此以后，募兵的办法更加扩大。天子召见近臣，屡次感叹兵力增加了一倍，想起太祖的办法，有意削减兵力。他曾说：即使议论者担心这样会惊动众人，也应当果断决定实行。然而群臣没有人能够承受并贯彻皇上的意旨。【兵器】各种工艺，都是圣人创制的，其中对于兵器尤其重视。《易经》说弓箭取法于睽卦，这是经书中最早的记载。至于《周官·考工记》所陈述的五种兵器制造方法，可以说很详尽了。汉朝兴起后，论兵法的有十三家，他们的要旨都是使手脚便利、使器械锋利，以建立攻守的优势。有句话说：器械不坚固锋利，就和徒手搏斗一样。这说明兵器不能不修治。宋朝兴起，太祖将要平定四方，命魏丕主管制造，要求他做到称职。每次制造兵器，十天进呈一次，称为“旬课”，皇上亲自查阅，制造工艺的精巧已达到极致。国工署设有南、北两坊，每年制造铠甲、贝装、枪、剑、刀、锯、器械、箭{▯胡}簏、皮笠、弩、箭、床子弩，共三万二千件。又有弓弩院，每年制造弓、弩、箭、弦、镞等，共一千六百五十多万件。各州每年制造弓、弩、箭、剑、铠甲、兜鍪、甲叶、箭镞等，共六百二十多万件。又另造各种兵幕、甲袋、钲、鼓、炮、炒锅、钅算刂、行槽、锹、▯、镰、斧等，称为什器。各种兵器设置五座仓库储存。兵器精良强劲，近古以来从未有过。景德年间，因为每年制造的兵器可以供应三二十年使用，而制造仍没有停止。天子想到劳民费财应当节省，于是派内都知秦翰查看武库中聚集的兵器，命令留下足够使用的数量，其他各种制造事务权宜停止。【城垒】周世宗时，韩通在李晏口修筑城池，共设置十二县。又修筑束鹿，增修鼓城，修缮祁州。几年后，又从浮阳到乾宁，修补破坏的防线，堵塞游口三十六处，于是打通了瀛州、莫州。宋朝兴起后，王全斌修缮镇州西山的堡垒障塞，刘过修筑堡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等五座城。太宗平定太原后，任命潘美镇守太原，毁掉旧州城，把州治迁到榆次；又命潘美镇守三交。三交在西北三百里，地名号称故军，溪谷险峻阻绝，是戎人的咽喉要地，敌人多从这里入侵。潘美率军袭击，伪军使安庆献城投降，于是积聚粮食、屯驻军队守卫那里。过了很久，又把并州州治迁到三交，任命潘美为主帅。【宗庙】尧、舜、禹都设置二昭二穆，加上始祖之庙，共五庙。商人祭祀汤和契，再加昭穆之庙，共六庙。周人祭祀后稷、文王、武王，再加亲庙，共七庙。汉朝初年建庙不合古制。到晋朝，采用《周官》的制度，确定七庙的数量，却空置太祖之室。隋朝兴起，只建立高祖、曾祖、祖、父四庙而已。唐朝初年沿用这一制度，贞观年间建立七庙，天宝年间祭祀九室。梁朝以来，都建立四庙。宋朝兴起，采纳张昭、任彻的建议，追尊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位祖先并为他们立庙，采用的是近世制度。从父庙上溯到高祖，亲亲之恩已经穷尽，所以有四庙的制度。前代的祖有功、宗有德，不能预先列入固定的数量，所以有五庙、六庙、七庙的礼制。先儒认为，有这样的人就设七庙，没有这样的人就设五庙。这是古今制度损益的数目，清楚可考。【边籴】建隆元年，因为河北连年丰收、粮价低廉，命令提高价格收购粮食。【常平仓】淳化二年，下诏设置常平仓，命常参官主管。年成丰收时提高价格收粮，年成歉收时降低价格卖粮，用来赈济贫民，这是恢复旧制。【侦探】淳化年间，柴禹锡、赵熔掌管机密政务，派遣吏卒改换服装侦察事情。士卒王遂与卖书人韩玉有矛盾，便诬陷韩玉说过恶毒的话。柴禹锡等把情况上报，皇上发怒，杀了韩玉，京城人都为他叫冤。从此以后，即使侦察得到其他事情，皇上也不再听信。至道年间，又有赵赞，此人性情险恶、巧言善辩，专门窥伺中书、枢密院和三司的事务，乘机向皇上进言。皇上认为他忠心而没有别的心思，朝廷内外都畏惧他的言论。不久天子醒悟，最终杀了赵赞。【贡举】

译贡举制度在建隆初年开始禁止在私人宅第谢恩。开宝五年，召进士安守亮等三十八人在讲武殿下应对，诏令赐予他们进士名次。六年，又召宋准等人在讲武殿复试。殿试从此开始。隋大业年间开始设置进士科，到唐朝以来尤其兴盛，每年录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年间增加到七八十人，不久又恢复旧数。开成年间，连续几年每年录取四十人，又恢复旧制。进士之外，以经学中科录取的，也不过一百人。到太宗即位，太平兴国二年，因为郡县缺少官员，在十天半月之间选拔士人近五百人，用来补足员额、振兴长期被埋没的人才。又有尚未授官的人，赐给他们绿袍、靴、笏，使他们脱去平民服装而成为官员。八年，录取进士一万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录取一万七千三百人。开始命知贡举苏易简等接受诏令后立即前往贡院，不再到私人宅第，以防止请托。到殿试时，又制定糊名制度。【军赏罚】天宝以后，将领的任免出于军队，军队的骄横便可想而知。五代时期，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军队，军队的骄横更可想而知。到周世宗奋然独断，诛杀战败退缩的将领，军队的约束才开始整顿。太祖做将领时，每当有临阵退缩、不听命令的人，一定砍下他的皮笠作为标记，第二天把这些人全部斩首示众。从此人人都拼死作战。太祖接受天命后，对征讨蜀地的各位将领说：“攻破的郡县，应当倾尽国库来赏赐我的战士。国家所取的，只是土地罢了。”所以人人都听命作战，所到之处都能成功，像卷席一样容易。蜀地平定后，挑选亲兵一百二十人，隶属殿前司，称为川班殿直，俸禄赏赐优厚，与御马直相等。后来郊祀时优厚赏赐，太祖特地下诏赏赐御马直，又增加五十人。川班殿直因为不在这一例中，便击登闻鼓申诉。太祖发怒，立即命中使把他们押回本营，各打二十杖，第二天全部在营中杀死，其余八十人发配各州，于是废除了这个班。起初，太祖曾问：“唐庄宗享国不久，是什么原因？”飞龙使李重进回答说：“庄宗喜欢打猎，而将士骄纵，姑息纵容；每次出近郊，卫士一定勒住马头说：‘儿郎们寒冷，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赐。’” 庄宗总是随他们的要求供给赏赐，这样的事不止一次。他晚年的祸乱，大概是命令不能执行、赏赐没有节制造成的。”太祖拍手叹息说：“二十年间在黄河两岸作战夺取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无休止的要求，实在像儿戏。我现在供养士卒，当然不吝惜爵位和赏赐，但犯法的人，只有剑来处置。”等听到川班殿直的诉讼，便派中使对他们说：“朕给出的东西就是恩泽，又哪里有什么成例？”于是把他们全部杀了。周世宗、太祖驾驭军队、实行赏罚就是如此，所以周世宗夺取淮南、关南的土地，太祖平定五个强国，都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由此看来，军队是否骄横，只在于驾驭军队的方法如何。【雅乐】周世宗担忧雅乐衰败，得到王朴、窦俨后，考订校正雅乐。宋朝兴起后，窦俨把文舞定名为文德之舞，把武舞定名为武功之舞，在大朝会时使用。又确定十二支乐曲的名称，用作祭祀、朝会时出入的节拍。王朴、窦俨考订校正而尚未完备的部分，由和岘接续完成。然而裁减旧乐，是太祖的英明旨意。章圣采用随月份变化的律法，主上制定新的皇祐制度，雅乐于是完备。【佛教】建隆初年，下诏规定显德年间已经废除的佛寺不得恢复。开宝年间，规定僧尼每一百人每年允许一人受度。至道初年，又规定每三百人每年允许一人受度，并以诵经五百纸为合格标准。在此以前，泉州上奏说未受度的僧尼有四千人，已经受度的有数万人。天子大为惊骇，于是下诏说：古代一人耕田，三个人吃饭，尚且有挨饿的人；如今一人耕田，十个人吃饭，天下怎么能不更加困苦？水旱灾害怎么能没有辗转死亡的百姓？东南地区的风俗中，游荡懒惰、不从事本业的人，跨村连邑地离开家乡去做和尚，朕对此非常憎恶，所以制定这个制度。史官记载天子的行动：行动就由左史记录，《春秋》就是这样；言语就由右史记录，《尚书》就是这样。汉武帝时已有禁中的起居注。魏、晋时归属著作官，后来又命近臣主管此事。后魏开始设置起居令史，皇帝出行、宴会时，便在御座前记录君臣应答的言语，又另设起居注二人。北齐有起居省。隋朝设置起居舍人二人，掌管内史事务。唐朝起居官隶属门下省。显庆年间，起居官与舍人分别隶属两省；每天皇帝临殿，左右二人夹着香案，分别站在殿下螭头两侧，研墨濡笔，都在螭头的凹处书写；皇帝有命令时，便到台阶前俯身听取，当面记录。典礼文物、册命启奏、群臣死亡、免官、惩罚、褒奖等事情，全都记载在起居注中。季冬结束时，送交史官。长寿年间，姚▯认为帝王的谋划训诫不能没有记载，如果不由宰相亲自宣布，史官就没有办法记录。于是请求把朝会退朝后所说的军国大事，命一名宰相专门负责编写记录，季度末交给史官，这就是今天的时政记。元和十二年，又委托承旨宰相向左右起居官宣示，让他们连缀记录。大和九年，下诏让郎舍人按照旧例入阁，每天携带纸笔，站在螭头旁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所以文宗实录得以完备。到后唐，明宗也命端明殿学士、枢密直学士修撰日历。世宗采纳陶▯的意见，修明了明宗的制度。开宝年间，扈蒙任修撰，认为内庭日历由枢密院抄录送给史官所记的内容，不过是皇帝接见臣下、臣下辞谢等事罢了。大概宰相担心泄露机密，而史官又受地位疏远的限制，所以不能把事情完整记录下来。于是请求把可以记载的皇帝言语行动交给宰相、参知政事，每月记录后送给史官，用来修撰日历，于是任命参知政事卢多逊专门负责此事。

译太平兴国年间，下诏认为史官记载有遗漏，又任命参知政事李▯专门负责这项事务；枢密院也命一名副使专门掌管编纂记录。李▯请求每月先把记录奏报皇帝，再送交史官。时政记先奏报皇帝的制度，从李▯开始。淳化年间，采纳张亻必的请求，开始设置起居院，修明左右史的职责，任命梁周翰掌管起居郎事务，李宗谔掌管起居舍人事务。周翰、宗谔说：崇德殿、长春殿宣谕、论列等事情，由时政记记录；枢密院的事务涉及机密，由枢密院自己记录；其余各部门的封拜、任免、改易、制度沿革和诏令撰写等事情，请全部分条送来，以备编撰，每月月底都送交史官。朝廷采纳了。又命郎舍人轮流值班崇政殿，记录皇帝的言语行动，另行编成起居注，每月先奏报皇帝。起居注奏报皇帝的制度，从周翰、宗谔开始。【正量衡】建隆初年，把量器和衡器颁行天下。淳化年间，认为太府寺制定的标准不足以取得信用、做到公平，守藏吏又借此营私舞弊，天下每年输送赋物，以至于破产的人数以万计；守藏吏更换时，动辄要用数年计算争论。于是天子下诏有关部门制定新法。刘承▯、刘蒙说：衡量的法度起于黍，十黍为▯，十▯为铢，四十铢为两。长度的法度起于忽，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合一▯为四黍。用开元通宝钱中形制、孔眼、周边均匀的钱来校验，十分为一钱，十钱为一两；从分、厘、毫、丝、忽逐级按十倍增加，共计一钱为十万忽，于是取毫发来计算，都有准确标准。从一钱到半钱用衡器互相比较，得到二千四百枚钱轻重相等的十五斤，可以施行，并以丝、忽、毫、厘、铢逐级累加作为标准。奏报皇帝后，诏令三司校验，用御书淳化三体钱二千四百枚，磨制到与开元通宝钱轻重相等，确定这套法度为新的标准，颁行天下，于是权衡的法度得以确定。【户口版图】太祖即位元年，有州一百一十一、县六百三十、户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太祖末年，州二百九十七、县一千八百零六、户二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平兴国初年，有人上奏建议以闰年为限，每三年命天下进贡地图和户籍，送交尚书省，以便全面了解地理的变迁和户口的多寡。至道初年，又命令重新编造天下州县户口的版籍。【任将】太祖任用将领时，用非同寻常的恩惠抬高他们，用赤诚厚待他们，用财富使他们富足，降低他们的名位而提高他们的权势，略去细小过失而求取大功，长期保留他们的官职而责求成效。每次朝见，都一定命令他们就座，赏赐优厚，安抚后送他们出行。曾经命令为郭进建造宅第，全部使用<同瓦>瓦，有关部门说只有亲王、公主才能使用这种瓦。皇上说：“郭进扼守西山十多年，使我没有北顾之忧，我看郭进难道还比不上我的儿女吗？”催促赶快建造，不再听人说。这里可以说是用恩惠抬高他。把董遵诲从仇敌一方招来，把姚内斌从俘虏中选出，任用他们都毫不疑惑。郭进在西山时，曾有军校控告他违法。皇上说：“郭进驾驭部下严厉，这一定是罪犯害怕郭进依法处置，想诬陷郭进来为自己脱罪。”于是派宦官把那名军校押去赐给郭进，命郭进审问后杀掉。这可以说是用赤诚厚待他。西北边军互市的租税，大多赐给各位将领，不问收支，常常一次赏赐就达数千万。李汉超镇守关南，属州的钱七八万贯，全都给了他，又另加赏赐。李汉超还私自从事榷场贸易，图谋免除商税。有人把这件事上报，皇上立即下诏，李汉超私人物品所在之处，全部免除关税。因此边将都能用这些财富养足士卒，使他们拼死效力；利用士卒闲暇，又能得到敌情；平时可以安定，行动便能取胜。这可以说是用钱财使他们富足。李汉超、郭进最终都只做到观察使，所居官职不过是巡检使的名位，始终没有按大将的名位来对待他们；然而他们都能够便宜行事。郭进在西山时，皇上每次派遣戍卒，都一定告诫他们说：“你们谨慎奉行法令，我还可以赦免你们，郭进却会杀了你们。”皇上给郭进的权力就是这样，所以郭进所到之处，军队从未有小的挫败。这可以说是降低其名位而提高其权势。王彦升喜好勇武，冯继业喜欢自我夸耀，但仍任用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守灵州，边境都因此安定。这可以说是略去小节而求取大功。何继筠屯驻棣州二十多年，董遵诲屯驻通远军四十年，其余将领也都不少于十多年，边境依赖他们而安定。这可以说是长期任用他们并责求其成效。用非同寻常的恩惠宠信他们，他们的感激就深；用赤诚之心对待他们，他们的志向就坚定；用关市的租税供养他们，他们的力量就充足；降低他们的名位而不削弱他们的权力，在位者便有奔赴功业的意愿，勇敢而有智慧的人也能施展才能。略去他们的过错，人才就会进用；长期任用他们，功效和利益就能全部实现。自古任用将领的方法，没有比这更容易改变的。太祖兼用这些办法，所以让李汉超屯守关南，马仁▯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统领棣州，以防备北方契丹；让郭进扼守西山，武守琪戍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抵御太原；让赵赞屯驻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守灵武，以防备西部戎人。像姚内斌、董遵诲这些人，所统领的军队不过五六千人，但威名都传布于戎狄之间。在这段时期，建隆元年六月，诛杀李重进，收复潞州；十一月，诛杀李筠，收复扬州；四年，收复湖南、湖北；六年，收复蜀地；十三年，收复南越；十七年，平定江表之地。对内，吴越、闽海每年进奉贡物；对外，交州丁琏、高丽王▯请求朝廷派官员前往归化，而契丹修好通使也多次到达朝廷。太祖拱手作揖、指挥调度，天下便完全安定，不再知道边疆的忧患。大概太祖任用将领的方法就是如此，所以供养士卒不多却能蓄积强大力量，所用策略简约却能取得广大的功效。【水灾】周世宗曾经让窦俨论述水灾兴起的原因。窦俨认为，阴阳是水火的根本，阴气的主运始于渊献，水运的运行以九六为纪，凡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便是浩大水运会合的时期。遇到这种时候，即使有周、唐那样的君主，也不能消除水灾祸患，这是气数使然。如果后来君主狂妄而任意行事，权臣又冒昧专权，政令不清明，贤能不显著，那么苦雨便会多次降临，积水深厚。德宗壬申年发生的水灾，是政治造成的。汉代以来谈论灾异的人也这样说，那么这确实是古今通行的论断。

译宋朝兴起后，平常的雨灾偶尔会发生，但从未有过百川沸腾、百姓陷于昏乱困顿的祸患。太祖开宝年间，常常因为连绵阴雨而忧虑，便释放后宫宫女，以消解她们被幽闭的怨苦。太宗淳化年间，曾从七月一直下雨到九月不止，崇明门外都漂浮着盛物的罂和木筏，用来渡人；城墙、营垒、房舍大多毁坏，许多人被压死，物价暴涨，秋季收成很少，于是流离迁徙的人很多，陈州、颍州、宋州、亳州之间盗贼也逐渐兴起。太宗加施免除赋役的恩惠，赐给稀粥等粮食，用来救济这场灾变。这些就是祖宗畏惧天灾、谋划政务的遗事。【汴水】从前大禹在荥泽下面把黄河分成阴沟，引水流入淮水、泗水；到了浚仪西北，又分成两条水道。后来有人称它为鸿沟，秦始皇疏通它来灌溉魏郡，说的就是这条水道。有人称它为浪宕渠，是从荥阳五池口流来、注入鸿沟的水道。有人称它为浚仪渠，是汉明帝时沿着黄河旧河道开成的渠道，渠道完工后，水流注入浚仪。有人称它为石门渠，是灵帝时在敖城西北堆石筑成水门，用来拦阻渠口的水道。石门渠向东汇合济水，与河渠一同向东流，到敖山北面，又汇入汴水；再向东到荥阳北面，旃然水向东流入汴水。荥阳西面有广武两座城，汴水从两城之间的小涧中向东流出，济水流到这里便断绝了。桓温想要疏通它却没有成功，是晋太和年间的事。刘裕疏浚它后，才有急流奔涌而下，但河岸容易崩塌淤塞；刘裕又重新疏凿，用于漕运，是义熙年间的事。皇甫谊征发河南丁夫一百万人开凿此渠，从荥泽通入淮水，长一千多里，改名为通济渠，是隋大业初年的事。裴耀卿说，江南的租税船从淮水向西北逆流而上，沿鸿沟转运，分别送入河阴、含嘉、太原等仓，三年之中共运米七百万石，是唐开元年间的事；后世都沿用了它的便利。宋太宗曾命张洎论述这项工程开凿及漕运的始末，时间是宋太宗至道年间。刑法 宋太祖开始任用士人审理州郡的案件。太宗即位后，尤其重视掌管刑法之事，每年都下诏要求哀怜谨慎地审理刑狱。刑部设置详覆官，各路任命纠察使。到了淳化年间，又在宫禁中设置审刑院，以防大理寺、刑部发生差错。凡是审理完毕的案件，先上报大理寺、刑部两司，然后关报审刑院；事情经宫中复核后，再下达丞相府，并再次上奏皇帝，才下令定罪。其慎重周密的防备，达到如此程度。管榷 宋太祖知道百姓深受五代政局之苦，想让他们休养生息，所以屡次下诏，在河北放宽盐禁，在海边压低盐价。有关官员曾想重新提高茶叶的估价，把负担转嫁给百姓。太祖说：“这不是又要使我的百姓更加困苦吗？”于是搁置了这个建议。平定五个强国、收取天下土地以后，他没有不革除烦琐苛细的政令，重新与百姓开始治理，因此百姓才得以从水深火热中重新生活。那时，财物损耗少，国家用度也节省。后来，军籍逐渐增多，其他费用也渐渐增加，禁锢财利的法令开始严急起来。于是，谈论矾税的是刘熙古，主张加重茶禁的是樊若水，主张严行酒榷的是程能，主张改变盐法的是杨允恭；各人都任意施展自己的主张，随后加以协助的人也越来越多。从此，山海物产的收入和征收专卖税的数额，古代禁令中原本较为宽疏的地方，全都变得严密起来，仍然还不能认为足够。历 观察天时来安排百姓的生产事务，就不能不谨慎制定历法和观测天象；自唐虞以来便重视这一点。唐高祖有《戊寅历》，高宗有《麟德历》，中宗有《景龙历》，明皇有《大衍历》，肃宗有《至德历》，代宗有《五纪历》，德宗有《正元历》，宪宗有《观象历》，穆宗有《宣明历》，昭愍有《崇元历》。从那以后直到梁、唐，掌管历法的官员职位一度空缺。晋高祖开始任用赵仁▯，制定《调元历》。后周世宗任用王朴，制定《钦天历》。王朴完成历法时，王处讷对他说：“这部历法暂时可以施行，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误差。”后来果然如此。宋朝兴起后，命王处讷加以修正，于是有《应天历》；过了很久又出现误差，苗守信等奉诏讨论确定，于是制定了《乾元历》。至道、淳化年间，王睿、郑昭晏等人多次校验它的疏密得失，掌管历法的韩显符开始确定浑仪的形制，杨文溢增加采用甲子之数，这些做法都施行了。钱币 太平兴国初年，废止江南的铁钱，把铁铸成农具供给流民。在江东地区，则开始铸造铜钱，百姓认为便利，这件事从樊若水开始。后来把铅、锡混杂铸钱，虽然每年增加的数量达数倍，但钱币开始粗劣恶劣，这件事从张齐贤开始。淳化年间，赵安易请求铸造大钱在蜀地流通，大臣们都认为不可，但赵安易的辩说无法驳倒。大钱铸成后并不便利，天子最终下令停止并废止了它。宦者 淳化年间，把黄门院改为内侍省，并设置昭宣使，任用王延德、王继恩、杜彦钧担任。王继恩收复蜀地有功，宰相想任命他为宣徽使，天子认为宦官不能让他们参与政事，严厉斥责宰相，却设置宣政使来任命王继恩。后来张洎任翰林学士，请求任命蓝敏正为学士、裴愈为副职。皇帝说：“这是扰乱政事。我正要恢复古代的治道，怎么能重蹈这种覆辙呢？”张洎惭愧地退下。祖宗明辨治乱、谨慎防止威权和福赏逐渐失控，大体就是这样。学校 宋朝兴起时，承接的是五代的乱局。建隆初年，曾命崔颂教导国子，开始召集学生讲学。天子派使者到学校赐酒和果品，以此宠幸并激励求学者。淳化年间，皇帝开始亲临学校视察，命孙▯讲授《说命》篇，天子惊叹赞异了很久。名教 唐朝和五代的乱局，使教化之事长期废弛。雍熙初年，才开始下令群臣采用通行的丧服制度。至道年间，近臣中有人不能赡养母亲，皇帝替他赐钱，让他把母亲接来。使者又说，蜀地有人在中原做官，而父亲住在家中不能自给，天子听后大为惊叹。于是下诏，称说做人儿子的道义，以此教导、晓谕并严厉斥责；又命执法官举发那些不能赡养父母的人，把这件事正式写入法令。铨起 建隆初年，确定考核判任的制度，制定按资历逐级升迁的条例。腊祭

译博士和岘说：腊祭开始于伊耆氏，夏、商、周三代都有嘉平、清祀、腊祭等名称。“腊”是腊祭的另一名称，意思是新旧交替相接。古人因此通过田猎取得禽兽来报答百神，祭享宗庙，并旁及五祀，以充分表达孝敬和虔诚。晋、魏都沿用这种做法。唐朝以土德为王，贞观年间还采用前一个寅日腊祭百神、卯日祭祀社宫、辰日腊祭宗庙的制度。到开元年间才确定礼制，三种祭祀都在腊月辰日举行，以符合土德，议论者认为这样是对的。宋朝兴起后，推定应合火德，以戌日为腊日；但单独在此前七日的辛卯日举行腊祭，不合礼制。于是请求按照开元旧例，腊祭百神、祭祀社稷、祭享宗庙，都在戌日腊祭，一同举行才合礼。诏令说：“可以。” 感生帝 乾德初年，采纳博士聂崇义的意见，把赤帝作为感生帝，每年正月在祭坛祭祀。后来又在正月上辛日祭祀昊天上帝，五帝都作为陪祀，与感生帝在同一天祭祀。这样既亵渎了感生帝，又使陪祀礼制降低了规格，失去了表达崇敬至极的本意。从此，感生帝开始单独祭祀，不再陪祀昊天上帝。西京郊配 宋太祖开宝元年，巡幸河南，确定圜丘的位置，在四月举行郊祀祭天。将要出发时，亲自到太庙告祭。出发以后，却没有携带神主。祭祀太一 太平兴国年间，在城南为太一神设立神兆，任用学士张齐贤、春官正楚芝兰主持祭祀事务。张齐贤等认为，太一是五帝的辅佐、上天尊贵的神灵，祭祀规格应当相当于祭天礼的一半，并略微减损。天子却命令增加伶官一百人，从黄昏祭祀到天明，仿照汉代制度。郊配 宋太祖已经尊奉四祖的宗庙，郊祀时以宣祖配享上天，宗祀时以翼祖配享上帝。太宗继承大统后，礼官认为王业的兴起从太祖开始，所以太平兴国初年皇帝两次郊祀，都以太祖配享上天。后来将要封禅泰山，扈蒙上奏说：尊敬父亲没有比配享上天更大的礼，应当以宣祖配享上天，以太祖配享上帝。后来封禅礼停止，而雍熙年间的郊祀便采用了扈蒙的意见，学者对此感到遗憾。到了淳化年春季，在圜丘合祭天地，于是让宣祖、太祖一同配享，仿照永徽年间的旧例。从此，孟春祈谷、孟冬祭祀神州、季秋在明堂举行大享，都以宣祖配享；冬至祭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祀皇地祇、孟夏举行雩祭，都以太祖配享。像永泰年间的礼制一样，都是礼仪使苏易简制定的。赋税 后周世宗曾忧虑赋税不均，下诏命长官重新核定。颍州刺史王祚亲自巡视所属各县，均衡赋税轻重，为流民补缴拖欠的赋税，数以万计；又增加了原有的户籍，百姓到宫阙前称颂他。三司 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共二十四个机构，案吏一千多人。乾德年间制定考核官员的法令，太平兴国年间增加判官人数；淳化年间，有时专门设置一使，有时分为两司，后来又恢复为三司，并根据副贰官属的增减来调整。天子曾召见三司属吏李浦等人，询问财利事务的利弊。李浦等说了七十多件事，大多得到采纳。于是三司使陈恕等人都因不能胜任而受到责备，李浦也因此得到试用，名声显扬于世。俸禄 宋太祖怜悯百姓的困苦，又担心官吏烦扰百姓，想提高官吏的操守以便利百姓，于是制定俸户制度，修订增加俸禄的法令。太祖仍认为这会烦扰百姓，于是拿出府库财物来发放官吏俸禄。诏书屡次颁布，希望官吏生活有余裕、没有家庭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这样才在道义和恩德上都周全。这说明他任用人才时，知道事情的先后轻重。南蛮 南蛮在四方夷族中，势力最为微弱，但一有行动，往往就使一方受到祸患。至于覆灭军队、杀害将领，以及长期转运粮饷造成的烦劳困敝，其他盗贼也会乘机而起；唐大中、咸通年间的安南变乱就是这样。因此，治理政事的人不能不引以为戒。宋朝兴起后，曾设置广捷军，操练[字疑]牌一类的器械；后来又增加澄海军，都是用来防备蛮族侵扰边境的。等到他们一有行动，而我国用来威服、招附他们的方法，大体可以谈到三种：有用兵深入、攻伐并战胜他们的，太平兴国初年翟守素平定梅峒就是这样；有军队已经攻破对方，便赦免并接纳他们的，咸平年间曹克明收抚水就是这样；有用计谋使他们屈服，以恩德和信义接纳他们的，章圣年间谢德权安定宜州就是这样。大概兵力不足以战胜对方，赦免就不能使对方归附；计谋不足以使对方屈服，信义也不能把对方收服。这是古今共同的道理，也是有智谋的人很容易看出的。如今溪洞地区常常成为东南的忧患，而议论此事的人不谋求威服的策略，只想用财利怀柔他们，这是只看到了一个方面，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契丹 契丹战胜后晋，历经后汉、后周，成为中原的祸患。宋朝兴起后，太祖明白治理国家的根本，专门选择和任用将帅，以挫败一方的困难。从山西到关南，各处任用的都是天下贤才；把权力专一地交给他们，裁决也明确，使豪杰之士能够竭尽智力建功，所以供养的士卒少而形势强盛。当时边境安宁，没有北顾之忧。偶尔有窥伺边塞的谋划，契丹骑兵六万人，太祖命田钦祚率三千人击破他们，当时人把这件事说成谚语。契丹既已屈服，便叩关请求派官吏往来，修通书信和币帛使者。天子见群臣谦让，不把这归功于自己。后来先前的老将逐渐去世，天子讨伐后晋，晋与契丹联兵；击破契丹、平定后晋后，便进兵燕地，不能取胜而回。从此，契丹又成为中原的祸患。雍熙年间，曹彬率十万大军，不能攻取燕地而退兵，在祁沟遭到失败。随后杨业败于陈家谷，刘廷让又败于君子馆。士卒大多死伤，承担守边任务、已经受到重创的军队，人数甚至不到一万人。赵、魏地区大为震动，契丹于是长驱深入，攻陷郡县，杀害官吏，俘获士民；将领和官吏依靠城垒自行固守，契丹便任意掳掠郊野，掠走子女作为俘虏，搜刮积存的金帛后离去。从邺地向北，千里之内一片萧条。天子下达哀痛的诏书，边境官吏屡次请求增加兵力，于是开始征发河内百姓戍守边境。兵力仍然不足，又征发河南百姓；仍然不足，便征用役兵组成振武军来帮助自己，但还是不能认为足够。

译咸平年间，命傅潜担任大将。契丹已经进入边塞，边塞各处都飞檄请求救援。傅潜按兵不动，将士人人都想作战，他却不准许。天子多次派人督促出战，又增发军队命令他进兵，但傅潜始终不敢出战。契丹乘此空隙，接连攻破州县，于是越过魏地进犯澶州，百姓骚动不安。天子穿上军服渡过黄河，而契丹的谋臣被射死，军队便撤退离去。杨延钊认为应当乘契丹疲敝痛击，幽州、冀州可以收复；天子压下他的意见，讲和的策略于是确定下来。从此边境远离刀箭石块的忧患，天下平安无事，百姓和乐，至今已经四十多年，先帝的功德广大啊。折中仓 折中法规定，听任商人缴纳粮食，然后到江淮领取茶、盐等物资，公私双方都感到便利。有人认为这种办法弊病很多，便废除了它，结果每年损失一百多万的收入。端拱初年重新设置，因当年发生旱灾而停止。淳化年间又恢复了。榷易 宋朝兴起后，收取南越地区，交阯前来进贡，海外各国也通过关市贸易；犀角、象牙、珍珠、美玉以及各种货物，都进入中国。府库已经充实，有关官员便说应当把这些货物出售给百姓，于是开始设置榷易场，每年收取货物价值数十万贯，从此又逐年增加。左藏 太平兴国初年，左藏府的财物已经充满，开始分为三处收藏；钱与金帛分别收藏，主管守藏的人也各不相同。贼盗 宋朝兴起后，既把军队收归内地，盗贼便不断发生，而州郡没有武备；情况紧急时，官吏逃跑躲藏以求自保，天子常常从轻处罚官吏，而言事者认为这只是偶然。因此盗贼一起，往往转而劫掠数百乃至上千里，若不是天子亲自出兵，常常不能抵挡，我实在对此感到奇怪。等到考察近世的事迹，如宋▯当守益州、张雍守梓州、秦传序守开州、何邴守象州，都凭一座小小的城池抵抗盗贼的锋芒，不肯向不义屈服，于是才知道天子对待官吏确实完全采取宽恕之道。那么，那些逃跑躲藏以求自保的官吏，又为什么这样不肯自己努力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漕运 宋朝兴起后，承袭后周制度，设置集津漕运，把关中的粮食转运到大梁。因此任用侯ど主持这项事务；三十年间，官府的用度没有不足。等到收取东南地区后，太平兴国初年，才开始把江淮的粮食四五百万石漕运到汴京。至道年间，杨允恭漕运六百万石，从此每年的数量不断增加。文馆 三馆的设置，在开元年间兴盛，到唐朝衰败时衰落。五代崇尚武力，虽然还保留西馆的官署，但制度已经低下。宋朝兴起后，太祖急于经营天下，收取各地土地；关于文儒之事逐渐有所汇集，但还没有完备。太宗开始估量升龙门右侧的地方，在宫禁中设置官署，收集旧府的图籍和吴、蜀的书籍，分为六库收藏。又重视购买散佚的书籍，里巷和山林中的藏书也逐渐流出，天下图书开始重新聚集，士大夫的学问也日益兴盛。又把当世聪明杰出的人才全部选来，安置在其中，由太官供给膳食，称为学士。这样做不只是让他们研寻文字、钻研文章书法，更是要借此观察天下人才，为大臣选拔作准备。这正是天子发布德音、留心圣意的地方。屯田 汉昭帝时开始在张掖屯田，赵充国在金城耕作。曹操凭借小小的魏国，在许下努力发展农业。晋朝任用邓艾在寿春屯田，羊祜在襄阳屯田，杜预在荆州屯田，荀羡在东阳屯田。隋朝在朔方地区耕作。唐朝兴起后，在振武设置屯田。这些做法都能在内地增加积蓄，在外部获得守御的便利，因此能够使夷狄服从、兼并邻国，有时还可以成就南面称王的事业。宋朝兴起后，正值雍熙年间，强大的胡族屡次成为边境祸患。天子想到守边军队年年增加，赵、魏地区失去安宁，耕作和养蚕的事务都被废弃，于是方田法从此开始。此后开通易水，疏浚鸡距河，修治鲍河的水利，边境屯田依次建立起来。然而中国已经统一，内地聚集了百万军队，议论者认为，难道能安然无事而不知道兵农并举吗？于是天子派遣负责议论此事的大臣向东出发，经过宿州、亳州，到寿春；向西经过许州、颍州，转到陈州、蔡州之间，再到襄州、邓州，查得可以治理耕种的田地二十二万顷，想要修治耕屯事业，并估量所需的功力和费用。天子尤其赞同这个计划，但负责办事的人破坏了他的谋划，所以事业没有成功。水利 自从史起灌溉邺地的田亩、郑国开凿泾水，李冰凭借小小的蜀地修治两江水利以来，汉朝兴起，文翁开凿煎溲水，郑当时引渭水，庄熊引洛水，▯宽上奏开凿六辅渠，白公引水灌注泾水、渭水，邵信臣扩大钳卢陂的灌溉范围。此后，王景治理芍陂，马臻修筑鉴湖。到了晋朝，杜预疏通荆州、兖州的水道，张▯治理曲阿的塘堰；宋人引导氵卑水，魏人引导黄河。唐朝疏浚雷陂，修筑句城，消除堤堰拦水造成的危害。这些都是代替上天施行化育，扩大土地生产能力，使百姓有衣有食，并足以供应国家费用。因此，三代沟渠水道的制度虽然衰替，但顺应时务、建立功业，这件事不能不重视。大宋正值雍熙年间，〈以下内容都同《屯田》篇，只把“欲修耕屯之业”改为“水之浸灌者，旧迹皆可理”。〉 黄河〈一作“旅河”〉 黄河从西面流出后向南流，又向东转弯，然后向北注入大海。大禹治水时，所施加的功力最多；从大亻丕山向北，先分流成两条，到了大陆泽又分散成九条，最后汇成逆河，与大海相连。如果不是多次分散河流、分道疏导，就不能取得成效。它的艰难大概就是这样。因此经历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没有发生黄河泛滥的祸患，是因为大禹留下的旧迹从未改变。到了周定王时，大禹治河的旧迹终于改变，所以黄河造成灾害从此开始。此后谈论治河的人尤其多：有的想寻找旧河道并加以开凿，许商、解光的主张就是这样；有的想把河水引出胡地，齐人延年的主张就是这样；有的认为这是上天的事情，可以不必治理，田▯、谷永的主张就是这样；有的认为应当让水流冲空河道，放任决口，并开凿漕渠以疏通水势，关并、贾让的主张就是这样；有的认为应当放松灌溉堤防，使水自行流行，这是张戎的主张；有的认为应当把河流迁到宽阔平坦的地方，这是王横的主张；有的认为应当筹划修筑堤防，也有人认为堤防并非古代的正道，这是王延世、平当的主张。以上各种主张彼此都不相同。总的说来，堤防始于战国；西汉以来，修筑堤防往往又会溃败，所以一味以堵塞、蓄水为务，最不适用于治河；恢复两条水道，水害就能消除，截断屯氏河，水害就会发生。因此，说治河应当分散河流、仿效大禹的旧迹，是正确的。

译大宋盛盛之时，黄河多次决口。太平兴国年间，房村决口最为严重。当时役使十万大军，之后才重新治理好。天子作诗，借以比拟汉武帝治理瓠子决口时的歌谣；近来虽然还有商胡水患的忧虑，却已经不能同从前相比了。然而天子和大臣勤勉地讲求治河利弊的道理。我既然认为堤防堵塞最不适用，仿效大禹的旧迹是可行的，但水流的旧迹久远，已经很难弄清；如果不是深入考察、广泛通晓水利，心里明白其中详情，实在不能凭主观见解决定策略、兴办工程。应当广泛寻求能够疏通河川、浚治黄河的人，与他们共同谋划确定，然后施工，这样就可以向下使百姓安定，向上追继大禹的功绩。边防 后周世宗时，修筑李晏口，设置十二个县；又修筑束鹿，扩建鼓城，修葺祁州。于是从浮阳到乾宁的边塞，修补毁坏的防御设施，开通三十六处巡逻通道，使瀛州、莫州相互通达，治理和建设的功劳始于韩通。宋朝兴起后，修葺镇州西山的防御屏障，始于王全斌；修筑保州、威虏、静戎、平塞、长城寨，始于刘遇。太宗平定后晋后，毁掉旧州城，迁到榆次，又迁到三交，夺取原来军队所依凭的险要之地来防守，取得胡人的咽喉要地，功劳始于潘美。平籴 为了使丰收之年粮价不至于过低，歉收之年百姓又不因粮食而受困，平籴的法令便从此开始。李悝修订并推行它，魏国因此富强。汉朝兴起后，耿寿昌创立常平法，以至于晋、齐都不能废止。北魏确定和籴制度，北齐修筑富人仓，隋朝设置主管机构，唐朝在东西两市设置籴粮机构；虽然名称不同，所依据的法则却是一样的。宋朝建隆年间国势盛大，开始因河内丰收而修治边境籴粮之事。到淳化年间，全国的籴粮制度又大为完备。义仓 丰收之年把余粮输送进仓，歉收之年则取出粮食供给百姓食用，因此义仓制度从此开始。长孙平修订它，隋朝因此富足。唐朝采纳戴胄的意见，又重新把它确定并写入法令。高宗又放开了义仓粮食用于杂项支出的禁令。神龙以后，纲纪和管理逐渐疏弛，义仓于是几乎全部废弃。到了开元年间，从王公以下直到商人，都有粮食缴入，所以义仓的储粮达到六千万以上。此后便逐渐衰落。宋朝兴起后，乾德初年，天子怜悯年成不好，而仓吏不按时把粮食发给百姓，于是制定发放仓粮的制度，使其不必等待诏令。后来又担心官吏借机烦扰百姓，百姓遭受转运缴纳的困苦，便又废止了。到了当今皇帝时，旧制度重新施行。茶 唐贞元初年，赵赞创立茶税，张滂继承此法，按十分取一，以补助军费。长庆初年，王播又增加税额。大中年间，裴休制定十二条有利于茶政的措施。宋朝兴起后，茶、盐法屡次变更，茶法几乎完全败坏。景德年间，曾因边备紧急而仓促改变法令，把边塞下缴纳粮食的虚价提高，用它换取江淮的真实茶叶，丰厚的利润全都归了商人。当时议政大臣请求用现钱交纳。天圣初年，又设置三说法。缴纳现钱、黄金、丝帛，官府虽然便利，但商人无法流通；采用三说法，官府却损失七倍，而香料、象牙等货物又囤积停滞，公私双方都失去了利益。景祐、康定年间，又增加盐利，改为四说。虽然官府亏损了一半，商贩又受到阻塞。到皇祐年间，又采用现钱法，虽然堵塞停滞稍稍减轻，但调度和估量仍有小的失误，终究不能避免迂曲不当。●卷五十·《金石录》跋尾十四首 茅君碑 《茅君碑》说，三位茅君分别是茅盈，太元真君；茅固，定录真君；茅衷，保命仙君，都是汉景帝中元年间的人。茅盈在天汉四年得道，到了元帝初元五年来到江左句曲山；哀帝元寿二年乘云离去。到梁普通三年，已经五百四十四年了。茅固在汉孝元帝时被授为执金吾卿。茅衷在宣帝地节四年被授为上郡太守、五更大夫，后来一起解除官职回家修学。成帝永始三年，茅固成为定录真君，茅衷成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张绎建立此碑，孙文韬书写碑文。常乐寺浮图碑 《常乐寺浮图碑》立于北周保定四年，由州人、治记室曹胡逵撰写。碑文说：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造常乐寺七层砖塔。这块碑如今已经倒伏，存于襄州开元寺塔院。碑文的文字和书法绘画没有超过常人之处，只是后周时期的碑文在世上很少见，所以保存下来。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由秘书省、检校侍中、钜鹿郡公魏徵撰写，由兼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写。九成宫就是隋朝的仁寿宫。魏徵撰写这篇铭文，也是希望太宗以隋朝灭亡为戒，由此可以看出魏徵的用意。魏侍中王粲石井栏记 《魏侍中王粲石井栏记》由贞元十七年山南东道节度使于ν撰写，掌书记胡证书写。另一篇记文由参谋、太子舍人甄济撰写，判官彭朝议书写。记文说：上元二年，山南东道节度使来▯把井栏迁移，放置在襄州刺史官舍，所以写下这篇记。甄济就是韩愈所说的那个假装失语以逃避职务，最终不肯接受安禄山父子俸禄的人。得到他的文章，实在令人高兴；彭朝议的书法尤其好，都是值得珍爱的作品。襄州遍学寺禅院碑 《襄州遍学寺禅院碑》由黄门侍郎、修国史韦承庆撰写，太子少詹事钟绍京书写，开元二年立碑。碑文说：襄州人、将仕郎阮弘静和他的同伴建造遍学寺禅院，所以立下此碑。韦承庆有文辞学问，张易之失败时，韦承庆因为依附张易之正等待治罪，众人推举他起草赦书，他提笔便写成了，众人都赞叹他的胆识。钟绍京在景龙年间以苑总监的身份跟随讨伐韦氏，立有功劳。他只爱好书法，家中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的书法作品达数十至上百卷。因为擅长书法而任职凤阁。武后时，宫殿、明堂上的榜书以及九鼎上的铭文，都是钟绍京书写的。他的字形秀美妩媚而又遒劲有法度，确实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不过如今所见的作品中，只有这块碑保存得还很完整，尤其值得珍爱。遍学寺在宇文周时称为常乐寺，如今称为开元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卷〕 襄州兴国寺碑 丁道护书写的《启法寺碑》一块、《兴国寺碑》一块，都立于隋开皇年间。启法寺如今是龙兴寺，在襄阳城西；兴国寺如今是延庆寺，在望楚山。欧阳永叔说：“不知道《兴国寺碑》在什么地方，只是在太学官杨A3家见过它的摹本。”可是这块碑的背面又有丁道护书写的襄州镇副总管府长史柳止戈以下十八位官员的官号和姓名，字迹至今还很可喜；这是我首先得到的，世上大概还没有人传抄过它。韩公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