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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滹南集》，金代王若虚撰。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清代吴重憙编。目录 《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续编滹南王先生诗》跋 《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提要 集引 《金史》本传（第一百二十六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提要 金代王若虚撰。若虚字从之，自号慵夫，是槀城人。承安二年考中经义进士，历任左司谏，转任延州刺史，入朝任翰林直学士。金朝灭亡后，他穿着平民服装回到故乡，自称“滹南遗老”。过了十年，与刘祁向东游历，死在泰山。他的事迹详见《金史·文艺传》。史书称王若虚有《慵夫集》《滹南遗老集》，都只说各有若干卷，没有详记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记载《滹南遗老集》四十五卷，与王鹗的序文相合。《慵夫集》黄虞稷虽然著录了，但卷数则缺考。大德三年，王复翁作序说，把《中州集》所载的诗二十首附在卷末，那么《慵夫集》在元代已经散佚，只有这部集子保存下来。此本共收《五经辨惑》二卷、《论语辨惑》五卷、《孟子辨惑》一卷、《史记辨惑》十一卷、《诸史辨惑》二卷、《新唐书辨》三卷、《君事实辨》二卷、《臣事实辨》三卷、《议论辨惑》一卷、《著述辨惑》一卷、《杂辨》一卷、《谬误杂辨》一卷、《文辨》四卷、《诗话》三卷、《杂文及诗》五卷，合计正好四十五卷。然而，第三卷只有《论语辨惑》序一篇和总论一篇，仅三页多一点，与其他各卷的篇幅相差悬殊。怀疑传抄时遗失了这一卷，后人便割取第四卷开头三页，改换标题来凑足原来的卷数。苏天爵作《安熙行状》说：“元朝初年，有人把朱氏《四书集注》传到北方，滹南王公一向以辨析广博自负，便撰文批评它。”现在考察《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其实是杂引先儒意见的异同，依据自己的见解作出判断；其中有怀疑朱子的地方，也有遵从朱子的地方，实在不是专门为了驳斥朱子而作。苏天爵所说的，不知依据何在。他还说陈天祥尊奉王若虚的学说，撰写《四书辨疑》，因为安熙斥责他，便把稿子烧掉。如今陈天祥的书还完整保存着，也没有烧稿之事，那么苏天爵这样说，只是想特意夸大自己的老师，以彰显朱子的功劳罢了，都不是实录。《五经辨惑》很是诘难郑氏之学，对于《周礼》《礼记》以及《春秋》三传，也时时有所怀疑；但他所攻击的都是汉儒牵强附会的言辞，也颇能建立宏大的见识。他自称“对《易》研究不深，便不在《易》上说一句话”，实际所论只涉及四经，可见他并不强行谈论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史记辨惑》《诸史辨惑》《新唐书辨》都是考证史书文字，抨击司马迁、宋祁，似乎未免过分；有时甚至只是罗列细小的事情，也失于烦琐。然而，他所指出的司马迁记载自相矛盾之处，以及宋祁过分雕琢文字的毛病，大多切中了要害。杂辨君事实、臣事实，都是对史书所作的评论；《辨惑著述》则都是品评先儒的是非，其中有许多持平之论，很能打破宋人的拘谨。《杂辨》二卷，对于训诂也有许多订正。《文辨》以苏轼为宗旨，但对韩愈也间有指摘。《诗话》推尊杜甫，而对黄庭坚多有非议。大概王若虚的诗文不崇尚刻意削琢、锻炼辞藻的风格，所以他的评论如此。通观全集，其中固然确有偏颇驳杂之处，但金元之间，学问有根柢的人实在没有能超过王若虚的。吴澄称赞他博学而有卓识，见解所及从不苟同于众人，也可以说并非虚加赞美。集引 《滹南先生文集》序 李冶 王鹗 彭应龙 王复翁 ○李冶

译黄鸟停留在山丘上，阿流丸停留在瓯臾之地，众人的议论终止于公认的是非。言论产生于人的内心，内心既然各不相同，言论也就各不相同。那一方有一套是非，这一方又有一套是非。就像左右两边都佩着剑，谁能够裁定正误呢？一定要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独立面对当世，发表言辞、建立论说，扫除流俗所追随的观点，采取古今天下共同认可的道理，拿这些同众人辩论，使他们无从置喙、心悦诚服，然后喋喋不休的议论才会平息。自从秦代焚书以来，汉武帝表彰六经，不能说对圣人毫无功劳；然而诸儒拘泥于一偏之学，往往反而被它所淹没。到了唐宋，人人各自立说，虽然其中阐明幽隐深奥之处很多，但夹杂、驳杂、混乱以及误导后生的地方，也实在不少。六经尚且如此，何况诸子百家呢？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刘知几还指摘它烦琐；班固有宏大的文笔，刘贡父还刊正其中的错误；宋子京才华俊秀，刘器之还批评他的疏略。史书尚且如此，何况杂著呢？既然如此，如果有人能够评定其中的是非，详细说明其中的得失，使困惑的人有所解除，使郁结的人有所伸展，使求学的人有所适从，那么这种恩泽施及天下，不是已经很厚重了吗？一百多年来，博学的大儒前后接踵而来，考察他们的著作，声势盛大、文采辉煌，今文古文没有不涉及的；唯独在议论之学方面，几乎完全空缺。难道是时代和事物的文理共同造成了盛衰变化吗？还是说，那种磊落的才华、宏大的器识、深刻的见识和卓越的眼光，能够成为世人的标准和表率的人并不常有？又或者确实有这样的人，只是遭逢世事多变，不幸没有机会使自己的才学振兴发扬罢了？滹南先生学问广博而能抓住要旨，才华宏大而文雅，见识明敏而深远，正是所谓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仍然能够兴起的人。他认为传注是六经的蛀虫，于是写作《六经辨》；认为论说孟子是阐明圣贤的心志，于是写作《论孟辨》；史书是使后世相信的依据，文章是用来修饰治理事务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感和性情的，这些都不可置后。他分别对此加以辨析，又辨析历代君臣的事迹，条理分明、区别清楚，使美恶显著分明，如同施用粉墨一般。若不是独立面对当世、取古今天下共同认可的道理，又怎么能同众人辩论而做到这样呢？唉！大道不明已经很久了，凡是因为被众多言论遮蔽的缘故。所以低下的反而因沉陷而被推行，高尚的反而因流行而被采用；怪异拙劣的反而使人昏暗，机巧的反而被人追逐。想要流传的作品如此，接受它的人也如此；如果任凭尖刻纤巧的逞能和浮夸虚诞的自我炫耀，我将看到天下人都走向败坏而已。像先生这样的学问，如果真正加以实行，使王公贵人凭借它来规范世人、安定风俗，那么大道大概就有希望在今天重新显明了吧？先生如今已经去世了；百年、千年之后，如果能有一个人取食先生遗留下来的成果，扩大先生的心志，使这些文章不至于失传，那么即使相隔百年、千年，我也知道那仍如同相隔一日。这是栾城李冶所作的序。李冶，字仁卿，是真定栾城人。金朝进士，至元年间以学士身份被召用，就任职务。著作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藂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难》四十卷、《测圆镜海》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事见《元史》和《续文献通考》。○王鹗 我凭借剽窃得来的学问，从平民进入翰林。当代的名公巨卿，如赵闲闲、杨礼部和滹南先生，都是士林的表率，别人很难见到他们；而我一旦能够在他们的几案、砚席旁侍奉，浑源的雷晞、颜良乡的王武叔、河中的李钦叔，也都是天下所选择的人才。我有十年时间能够同他们交游，所以我曾经说，能够侥幸取得科举功名，还不值得称幸；能够忝列于英才交游的末席，这才是我的幸运吧？在玉堂、东观之中，侧耳聆听高明的议论，早晚都获益很多。然而最深切地爱护我、最恳切地教诲我，而且相处越久越亲近的，只有滹南先生一人。先生天性聪敏，年少时就努力求学，凭借通晓经学考中乙科，从应奉文字做到直学士、主文盟，前后将近三十年。出入经传之间，手中从未放下书卷。他写文章不讲求雕琢修饰，只求合乎义理。尤其不喜欢四六文；他主持名节，辨别是非，对古人从不宽贷。壬寅年春天，先生从范阳归来，路过顺天，为我停留了几天，亲手写成四帙书稿给我看，说：‘我平生很喜欢议论，从前所写的杂著，常常被人偷走，如今所能记得的只有这些，你替我取舍删定吧。’我拜了两拜，谢绝自己才力不够。第二年春天，先生去世了。过了四年，他的儿子王恕在燕京见到我，我把那些书全部交给了他。又过了两年，槀城县令董彦明把自己收藏的部分补充进去，整理为四十五卷，同他的县丞赵寿卿倡议募工，准备刻在木板上，使这部书流传久远，于是嘱托我写序。我认为先生学问的根本，在于以天理为依据、以人情为验证，不发表孤僻怪异的议论；像三老、三宥、五诛、七出之类的说法，前贤不敢议论，而先生却断然判定，毫不疑惑。学者应当从孔子、孟子以后去寻求这些道理，否则几乎就算不认识先生了。先生名若虚，自号慵夫。岁在屠维作噩年，闰月初一日，后学东明王鹗整肃衣冠而书。王鹗，字百一，是曹州东明人。金正大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元朝建国后，中统年间授任翰林学士，谥号文康。著有《论语集义》一卷、《汝南遗事》二卷，以及诗文四十卷，名为《应物集》。○彭应龙 古代的君子，学问已经很广博了，仍然认为有些地方没有辨明；如果没有辨明，就不停止。正因为如此，学问广博却不杂乱，才是善于学习。经书、史书，以及群书中的论议、记载、注释，都完整地保存着；世上又有博雅之士潜心研究，还要详细说明、考核验证，以求得到正确的结论。这大概正是前代诸位老先生对于后来学者的殷切期望吧。我读《滹南遗老集》而了解到这一点：先生尊崇经书，却不完全相信传记和诸子百家的说法；他的见解能够处处摆脱旧有窠臼而不随波附和，以此来判定是非。用这种方法谈论经书和史书，那么诗文以下的学问也就可以推知了。若不是学问广博并且希望辨析得明白，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唉！中原本是文献之邦，可是诸位老先生以后的一百多年间，却仿佛同前代隔了整个天地，其中实在有令人感慨的地方。滹南先生生在这个时代，一定是因为古代遗风余泽的滋润还没有消失，所以他的学问和论说才能追溯本末、贯通源流。我正要抄录其中能够汇合我心意的内容，随着所读的书附记异同，互相切磋、深入考究。正逢风雪天气，手指冻僵，握不住笔，只好暂时停下。乡里的兴贤书院不久将要刻印此书，我很高兴，于是在书卷开头写下这篇记。阏逢涒滩年冬至日前，荆台冷官彭应龙翼夫作序。○王复翁

译《滹南辨惑》这部书，起初在江左一带还没有人听说过。至元二十年，古沧王公时举来任本地丞，从出行的行李箱中取出此书，我才第一次看到它。兴贤书院抄录并刊行这部书，到现在已经十年，书板被复翁得到。因为文字有很多讹误，恐怕误导读者，我想找到原本加以校对。然而王公离开这里，升任行台监察御史，不久又掌管文广东，任职地点总不固定；即使想求取原本，也没有办法。后来幸而任期届满回乡，路过庐陵，我州士大夫念及他从前在这里任职时的恩德，迎候他到来，便请他校正，查出脱漏和错误的文字四百多处。王公于是得以改定，交给刻书局刊刻替换。王公又把元遗山《中州集》中所收《滹南》的古体诗、律诗共二十篇续在卷末，请读书的君子幸加详细考察。大德三年二月中和节，双桂书院王复翁谨慎书写。这部书是山阴祁氏的藏本，前面有澹生堂的印记。按照《明诗综》的记载，祁承■〈火业〉字尔光，是万历甲辰年进士，历任江西参政。他著有《澹生堂集》《诗话》，据称这位参政富于藏书，亲手抄录的群书目录有八册，如今收藏在古林曹氏家中。这一编本校勘得还不精审，我又改正了数百字，终于成为一部完整的书。●《金史》本传【第一百二十六卷】王若虚，字从之，是槀城人。幼年聪颖明悟，好像从很早以前就浸润在文字之间。承安二年考中经义进士，调任鄜州录事，历任管城、门山二县县令，都有惠民政绩。任期届满时，老幼牵衣攀留送行，过了好几天才得以成行。因荐举入朝，任国史院编修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他出使夏国归来，授任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任著作佐郎。正大初年，章宗、宣宗的实录编成，升任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任左司谏，后来转任延州刺史，入朝任直学士。天兴元年，哀宗逃往归德。第二年春天，崔立发动变乱，群小纷纷附和，请求为崔立建立功德碑。翟奕奉尚书省命令召王若虚撰文。当时翟奕等人倚仗势力作威作福，有人稍微违逆他们，谗言构陷立即随之而来，甚至被杀。王若虚自料必死，私下对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说：‘如今召我撰写碑文，不服从就会死；写了，名节又会扫地。不如死去更好。即便如此，我姑且用道理劝说他们。’于是对翟奕等人说：‘丞相功德碑，应当指哪些事情来称述呢？’翟奕等人愤怒地说：‘丞相让京城投降，救活了百万生灵，这难道不是功德吗？’ 王若虚说：‘学士代替君王发言，功德碑称作代替君王发言，可以吗？况且丞相既然是因为献城而投降，那么朝廷官员都出自他的门下，自古以来哪里有门下人为主帅歌功颂德，而后世还会相信的呢？’翟奕等人无法驳倒他，于是召太学生刘祁、麻革等人到尚书省。元好问、张信之把立碑的事情告诉他们，说：‘众人的意见集中在二位身上，而且已经禀告郑王了，二位不要推辞。’刘祁等人坚决推辞后离开。过了几天，催促逼迫仍不停歇，刘祁便起草定稿，交给元好问。元好问心中不满意，于是亲自撰写。写成后拿给王若虚看，二人共同删改了几个字，但只是直叙其事而已。后来军队攻入城中，碑终究没有立成。金朝灭亡后，王若虚穿着平民服装北归镇阳，和浑源刘郁向东游览泰山，走到黄岘峰，在萃美亭休息。他回头对同游者说：‘我沉沦在尘土之中一生，没想到晚年竟然来到仙境；如果真能在这座山中终老，心愿就满足了。’于是让儿子王忠先回去，留下儿子王恕同行，以察看道路的平险，自己便垂足坐在大石上，闭目良久后去世。享年七十岁。他所著的文章名为《慵夫集》，共若干卷；又有《滹南遗老》若干卷，流传于世。●《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第一卷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五经辨惑》上卷 ○《五经辨惑》上卷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是《诗经》用来赞美仲山甫的话。注疏说：既能明白地了解善恶，又能清楚地辨别是非，凭借这种明智，选择安全之处、避开危险，从而保全自身，不遭受祸患败亡。这种说法十分明白。大概人之所以陷入祸败，甚至丧失生命，是因为愚昧昏暗而任意妄行，不懂得义理罢了。然而世上的学者都把这句话理解为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意思；凡是因为刚直进谏争辩而不被当时所容的人，人们总是拿这句话来衡量责备。唉！仲山甫以忠臣的身份遇到贤明的君主，这一篇诗所赞颂的，无非是建立功业、办理政事，以此在国家事务中效力。况且这句话下面紧接着说‘早晚都不懈怠’，说他以此侍奉君王，哪里有远离祸害、保全自身的意思呢？我曾经深入推究过这件事。大概《中庸》中有这样的话：‘国家有道时，他的言论足以使国家兴盛；国家无道时，他的沉默足以保全自己。’后人因为《中庸》引用了这句诗，便把它错误地会意了。却不知道《中庸》之所以引用它，是为了总结上文，并不是专门指这一句诗本身的意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