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译《张籍传》记载韩愈答张籍论佛、老的书，实在没有意义，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记，姑且拿来充数罢了。吴元济传后全部载录平淮西碑文，也没有必要。磨碑的事情旧史已经记在韩愈传中，新史却附在吴元济传后，还不如旧史安排得恰当。鱼朝恩曾经讲解《易经》中“覆餗”的含义，用来讥刺元载，当时大概是在国子监举行释奠礼。新史只说“正逢释菜”。鱼朝恩又曾邀请郭子仪同游章敬寺，新书只说“约定准备”。《裴度传》说：“起初，德宗多疑，朝廷官员有互相往来者，金吾卫总是暗中侦察并上报。”新书却只说“当时京城还盛行苛刻侦察”，难道不是太简略了吗？太宗恼怒宇文士及，说：“魏征曾劝我远离奸佞之人，心里怀疑就是你。如今果然如此。”《通鉴》这样记载，新史删去“怀疑就是你”几个字，意思就不完整了。《邢君牙传》说：“他委屈自己而喜爱士人，类似这样。”虞承庆说：“他能够显著地称扬别人的长处，类似这样。”古人有时说“都是这一类”，有时说“类似这样”；如今只说“类似此事”，意思就不够完整。吴凑谈论宫市说：“应当选拔年高而谨慎诚信的宦官，按照公平价格买卖，以平息众人的喧闹。宫市大抵是强买民间物品，说‘平价出售’很不妥，只说‘公平交易’就可以了。” 古人的文章中有时会涉及俗语，正因为把它改写成文言就会失去原来的真实，所以宁可保留而不删去。宋子京却偏要句句改变常用说法，这就是他多有乖谬的原因。《明皇杂录》记载李林甫在两位宰相面前骄傲自得，认为他抑扬进退都很得意罢了，宋子京改成“轩骜”，说他毫不谦让。这本来没有什么妨碍，却又加上“喜悦之情津津然流露在眉宇之间”之类的话。旧史称裴度的相貌，只说不超过中等人，宋子京又加上“退然”二字，这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大概也是凭想象写出来的。旧史说孔戣曾经议论李涉结交幸臣的情状，幸臣侧目，人人都为他感到危险。孔戣在公卿之间意气轩昂，因为严正方直而受到畏惧。新史却说孔戣自以为得意，神采飞扬，非常得意。杨暹传说他以公正清廉、勤勉节俭自持，勤勤恳恳地办理事务。凡是描写相貌神态的词，没有亲眼见到就不能这样写。宋子京作为史官，追记传闻之事，却常常喜欢使用这类词：有时说谈论王伯滔滔不绝而不厌，有时说他的议论连绵流畅、很值得听，有时说他清正自守、气度峻峭而有声望，侃侃而谈却不求虚名，清正自守而始终没有做到显贵，这些都言过其实。旧史说：郭弘霸死时，洛阳桥毁坏，行旅都因此受害。到这件事办成后，武则天曾问群臣：“近来外面有什么好事？”舍人张元一回答：“百姓高兴洛阳桥修成，庆幸郭弘霸死了，这就是好事。”新史改成：“外面有好事吗？”只加上这一个“吗”字，意思就不同了。原本是无缘无故地询问，如今却像带着怀疑去审问。《通鉴》说：“刘悟和客人观看角抵戏，眼睛转动、肩膀耸动、手臂挥舞，以帮助角力者增加气势。”《新书》改成：“瞪眼扬眉，挥动手臂，帮助他决胜。”旧史说：“杨思助得到许多俘囚，把他们的脸活活剥下，有的剥到发际，扯掉头皮。”《新史》改成：“剥脸剺脑，剥下头发和皮肤给人看。”这样就不清楚了。人人都说“利弊”，宋子京却常说“弊利”；人人都说“可否”，宋子京有时却说“否可”。虽然道理没有不同，但读起来就不明白了。这种做法不过是想在用语上与别人求异，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萧钧任谏议大夫时，卢文操盗窃库中财物，高宗因为他知晓主上情况，又主持盗窃之事，判处死罪。萧钧说：“囚犯的罪确实应当处死，只是恐怕天下人听说后，会认为陛下重视财物而轻视法律，任凭喜怒杀人。”诏令于是免除死罪。我认为：“罪死”“罪诚死”都说得不通，必须加上“当”字才可以。柳仲郢有父亲的风范，牛僧孺叹息说：“如果不是长期积累名教修养，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安”字下面不应再加字。刘元济说：“史官一定记载善恶，使骄横的君主、奸贼的臣子感到畏惧，这种权力难道很轻微吗？”“顾”字下面不应再加字。德宗对李自良说：“您在进退方面，难道不合乎礼吗？”萧俛赞叹说：“我萧俛议论裁减兵员，难道不是很粗野吗？”“宁”字下面不应再加字。萧复因为擅自发放京畿观察使储存的粮食，被削去官阶、停职，有人慰问他，萧复说：“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何必责备呢？”“胡”字下面不应再加字。《李栖筠传》说：关中过去依靠郑国渠、白渠灌溉田地，但豪强贵戚堵塞上游，取水磨利，夺去了农民十分之七的水利。李栖筠请求全部拆除疏通，最终获得租税二百万，百姓依赖这些收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疏浚李泌所开的六井，百姓依靠它汲水。哪里如只说“百姓依赖它的利益”呢？《苏弁传》说：平定贼乱，减缓徭役，略去烦苛，百姓依赖他的宽厚。“宽”字尤其多余。《陆贽传》说：“起初皇帝遭遇仓促的变故，常常责备自己。陆贽说：‘陛下把过错归于自己，这是尧舜的心意。然而招致寇乱，是群臣的罪过。’意思是指卢杞等人。皇帝袒护卢杞，于是说：‘你不忍心把过错归给他们，难道朕有这样说过吗？’这里应当作‘乎’吗？‘起初皇帝仓促遭遇变故’这句话本身也不成语。《令狐德棻传》说：高宗曾召见宰相和弘文馆学士，问：“修养什么才能称王？做什么才能称霸？二者哪一个应当先做？”令狐德棻回答：“如果想要实行它，王道是关键；而实行王道最困难。”高宗说：“如今所实行的政事，什么最重要？”这是合乎本分的说法。新史却说：“修养什么才能称王？做什么才能称霸？又应当先做哪一个？如果采用它，王道在先，却没有什么困难。”皇帝说：“如今什么是重要的？”这样语意就不足了。太宗告诫尉迟敬德说：“国家大事，只在赏赐和刑罚；不合分际的恩宠不可屡次施行。努力修养自己，不要留下后悔。”这是合乎本分的话。新史却说：“后悔还来得及吗？”语意完全不对。萧复常常说：“侍奉德宗时，曾说：‘陛下即位之初，圣德光明普照；自从任用杨炎、卢杞扰乱朝政，以至于今天。’”这是合乎本分的话。新史却说：“陛下当初清明，自从杨炎、卢杞违背天命，玷污盛德，流离播越直到今日，几乎无法读懂。”

译袁高任给事中时，德宗准备起用卢■〈木巳〉为饶州刺史。袁高应当起草诏书，见到宰相卢翰、刘从，说：“■〈木巳〉当权时颠倒是非、诬陷忠良，暗中残害并排斥忠贞正直之士，傲慢地对待明德之人，反常乱纪，使宗庙社稷不得安宁，天下留下了疮痍。才刚表示贬黜，如今却又授予他大郡，天下人将会怎么说？古人说天下受到伤残，有的称为‘疮痍’，有的称为‘疮痏’，都可以；如今说‘疣痏’，听来实在刺耳，难道可以把它同‘疮’类比吗？”他又上奏说：“■〈木巳〉的罪行即使诛杀万次也不为过，陛下只把他贬到新州，不久又把他调回内地，如今还重新任命为刺史，实在辜负了天下人的期望。”皇帝说：“■〈木巳〉没有达到那种程度，是我的过错。”袁高回答：“■〈木巳〉天性诡诈险恶，并不是‘没有达到那种程度’，这正是他有余力做到的。古人只说应当万死万诛，‘不逮’这个字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用例，恐怕是子京改的。‘不逮所余’，是多么昏昧的话啊！” 《王琚传》说：“他起初在扬州富商家里做佣工，主人看出他不是平庸之人，便把女儿嫁给了他。”‘识’字上面应当有“其家其主”等字。又说：“太子在潞州时，铜鞮令张暐生性豪迈而富有，喜欢宾客，热衷驰马打猎，厚待太子，多次把太子请到自己家中。”这里也应当重复写“太子”，或者删去“厚奉”二字也可以。“豪殖”二字在这里也无处可用。又说：“王琚性情豪放奢侈，任职于一方时，弃旧求新，接受馈赠达到数百万。”‘去故就新’的意思昏暗难懂，难道是指车马、服饰、器皿之类吗？中间还说：“侍卫何止，许将安便，公主谋益其语。”这些话全都不成文理。又说“日薄乃得出”，赐予财物接连不断，按义理都不妥当。《林蕴传》说：“林蕴善于辩说应答，曾有个姓崔的人夸耀自己的氏族门第，林蕴反驳他说：‘崔杼杀了齐君，林放询问礼的根本；二者的优劣怎么样呢？’那人低下头，无法回答。前代史书中固然有记载能言善辩、以言辞嘲弄人的事，但像这样的话，也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 《李密等赞》说：“炀帝失去德行，上天厌恶他的作为。”《吉温传》说：“李林甫有才，他的作为……”《朱桃椎传》说：“人们无法测知他的作为……”《温庭筠传》说：“执政者鄙薄他的作为……”《冯河清传》说：“众人的义行，他的作为……”《崔远传》说：“世人仰慕他的作为……”这一类很多。古人说：“所作为的事有具体作为，才可以说‘有之’；单独用一个‘为’字，从来没有这样说的。” 子京说到人物相提并论的意思，总是使用“辈”字。有时说“当时没有同类的人”，有时说“还没有同类的人”，有时说“古代还没有同类的人”，有时说“几乎没有同类的人”。甚至写魏征劝谏唐太宗，也说：“陛下想要远远超过唐尧、虞舜。”这句话如果不是好辞，而子京却每每喜欢使用，真是多么怪僻啊！《韩充传》说：“乘着时机作出决策，没有留下悔恨。世人推重他是良将。”但“余悔”“善将”这些字样，意思都说不通。何易于任益昌令时，刺史曾趁春天和宾客属吏乘船出益昌，索要百姓来牵引纤绳。何易于亲自拉船，说：“正值春天，百姓正在耕田并养蚕，只有县令没有事情可做，哪里能让百姓亲自来拉纤绳呢？”“耕且蚕皆非中体，不事”也都不是通顺的说法。崔日用曾对人说：“我一生所做的事，都是顺应时势、随机应变，并不是专门预先谋划的。”但“所事”二字的说法不通。李绩的姐姐病了，李绩亲自替她煮粥，火把他的胡须烧着了，姐姐制止他。李绩说：“姐姐老了，我也老了，即使想长久替姐姐煮粥，又怎么能够做到呢？”新史改成：“即使想长久进献粥，还能有多少时候呢？”远不如旧史。只改动一个“进”字，意思也变了，已经背离了原意。天后时期，宰相卢钦望请求停止发放京官九品以上官员的月俸，以资助军务。王求礼上奏说：“天子拥有天下，难道还要依靠九品官的俸禄吗，竟让宰相夺取它来补助军国费用？”天后说：“停止。”但这句话的表达并不通顺。《郑权传》说：“见识和造诣魁伟卓异。”把“魁”字当作形容造诣的字，已经过分了。《卢景亮传》又说：“志向和义行萃集卓然”，还说有人称赞其“造诣高峻深远”，难道不是更加过分吗？《周智光传》说：代宗命赵纵把诏书写在绢帛上，藏进蜜丸中，召郭子仪。《姜公辅传》说：朱滔用蜜包裹书信，邀请朱泚。《刘季述传》说：割开衣带，把蜜丸藏进去，告知孙德昭。这本来应当是蜡书，“蜜”字有什么意义呢？张荐营救颜真卿的奏疏说：“去正月中……”权德舆在贞元十九年陈述朝廷缺失时说：“去十四年……”考察古今说“去年”“去岁”，都是指前一年。子京这里的说法，没有见过这样的用例。《李百药传》说：他在寇乱中辗转，几次被伪政权授官，险些没有死。《张玄素传》说：他急切地劝谏太子李承干，承干派家奴伺机袭击他，他险些逃脱而死。《安禄山传》说：贼将大多强悍勇猛，却没有长远谋略，每天纵情饮酒，贪恋声色财利；皇帝的车驾险些在蜀地被贼军获得，却没有继续追击的忧患。考察前代史书，有说“险些得到它”“险些杀了他”的，“险”仍是差一点就达到的意思；俗语才有危险的意思。子京完全没有领会，竟把这个字颠倒使用，真是荒谬啊！张玄素劝唐太宗修建洛阳宫，魏征声名刚正挺拔，听说后感叹道：“张公议论政事，有扭转天意的力量。”我认为魏征的正直，世人都知道，不必说“声名刚正挺拔”。刘仁轨任陈仓尉时，有个折冲都尉鲁宁因事获罪被关进监狱。他官阶较高，却傲慢地辱骂刘仁轨，刘仁轨用杖将他打死。唐太宗大怒，追到那里责问他。刘仁轨说：“鲁宁当着百姓的面这样侮辱我，我实在愤怒，所以杀了他。”皇帝很高兴，提拔他为栎阳丞。这是《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新史只说鲁宁豪横放纵、凶狠违法，县中没有人敢使他屈服；刘仁轨约定他不再犯法，鲁宁仍旧横暴自如，却没有傲慢辱骂的事情。如果只是豪横暴虐，哪里足以称为侮辱呢？新史又把栎阳写成咸阳，不知是否正确。裴子余考中明经，屡次补任鄠县尉。当时同列的李朝隐、程行谌都以精通文法著称，唯独子余以文章学问闻名。有人问陈崇业：“子余、朝隐、行谌三人的优劣怎样？”陈崇业说：“譬如春兰和秋菊，都不能废弃。”新史改成：“兰花和菊花香气不同，怎么可以废弃呢？”远不如旧话。而且“异芬”二字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成汭攻打夔州时，军人韩楚言曾经辱骂成汭，成汭以此为耻，说：“如果擒获这个贼人，一定把他肢解，以泄我恨。”等到夔州失守，韩楚言的妻子李氏对丈夫说：“你曾经辱骂军帅，他还要把你肢解，不如早点自杀。”韩楚言犹豫不决，李氏把刀磨快藏在席子下面，正一起吃饭时，又对丈夫说：“事情还不可知。”李氏取刀砍断他的头，同时杀死三个儿子，然后自刎。“二夫”二字应当只是“楚”字。

译《则天传》说：“手持妆奁器具，坐在重重帷幕后面，而国家的命运已经转移。”这里何必使用“手持妆奁器具”这些字呢？《后妃传赞》说：“有人称武氏、韦氏扰乱唐朝，走的是同一条路。武氏能够长久，韦氏很快灭亡，为什么呢？”评论者认为“否否”二字用得不妥。《张九龄传》说：“德宗认为他的风操功业贤美。”但“贤”字用得不妥。《刘子玄传》说：“他十二岁时，父亲教他《古文尚书》，学业没有进步，父亲发怒，用楚国的刑罚督促他。后来听说父亲要给几个兄长讲《春秋左氏传》，他冒昧前去听讲，退下后总是分析自己疑惑的地方，父亲叹道：‘书要是都像这样，你怎么会懈怠呢？’”我起初读这段话不能明白，后来见到《史通》自叙，才知道说的是：“幼年接受家庭教育，很早就学习文章，年纪还小的时候，便喜欢《古文尚书》，但常常苦于它的文辞艰深琐碎，难以讽诵；虽多次遭受鞭打，学业仍未完成。曾听见父亲给几个兄长讲《春秋左氏传》，便常常放下书去听；等讲完后，就替兄长们讲说，于是感叹道：‘如果书都像这样，我就不再懈怠了。’从此才完全明白，毫无疑惑。”这样看来，子京叙述的疏略实在值得忧虑。《韦述传》说：“进入元行冲的居室，读书读到不知道睡觉吃饭。”说“忘记睡食”还可以，说“不知道睡食”就错了。《王忠嗣传》说：皇帝同他谈论军事，他回答应对纷至沓来。“应对”二字不应说成“纷至沓来”。《张说传》说：“广泛招引天下名士，来辅佐王道教化，润饰典章，成就一代王法。”这对张说的赞誉过分了，而且也不像史家叙事的语言。张说首先倡议封禅，这是谄媚之事，不是正直之人所应做的；可是传赞却加以褒扬，说这是文物制度兴盛的表现，难道是良史的体例吗？《李泌传》说：“他当时持守黄老和鬼神之说，受到时人的讥讽。”‘切讥’二字固然有成语依据。但他的赞语又说：“评论者切责他而不赞同他。”这里的“切”字能兼有“讥”的意思吗？褚遂良是当时的正直人物，他诬陷刘洎的事情起初并不十分明白，只是刘洎自己这样申诉罢了。胡致堂怀疑这是李义甫教他的，按道理也可能如此。新史于是说二人互不相容，所以褚遂良诬奏刘洎。刘洎引用马周为自己辩护，褚遂良却坚持不改，皇帝受其迷惑，于是赐刘洎死。刘洎的赞语说：“被轻率触犯禁忌的人乘隙陷害，最终陷入罪中被诛。”而给褚遂良作赞时，也把这件事作为他的缺点。到了《崔仁师传》，又说：“受到的恩遇尤其深厚，褚遂良嫉妒他。”褚公的浅薄，何至于此！《李光颜传》说：“他的部下强劲剽悍，常常充当前军的锋芒。”但“锋”字用得不妥。浑瑊射中贼将李立节，箭贯穿他的左肩，使他死去。凡是说君主的臣下为节义而死，便说“死之”，这是古今通用的说法；导致别人死亡却说“死之”，没有这样的例子。卢奕是卢怀慎的小儿子。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从卢怀慎、卢奂到卢奕，三代都担任这个官职，清廉守节也相似。可是“似之”的说法不通。《卢■〈木巳〉传》说：他的父亲卢奕，见《忠义传》。■〈木巳〉不以穿坏衣、吃粗食为耻，人们没有领会其中的不合情理，都说他有祖父的风操。祖父就是卢怀慎。传记开头只说他的父亲，却没有提到祖父，读者凭什么知道呢？《陈少游传》说：“有人想当众尖锐地诘问他，使他屈服；少游引经据典，知识广博，问题问尽了，他的回答却还有余地。”所谓“对”，是随着问题而回答；没有问题就没有“对”。如今说“问题问尽而回答有余”，是什么意思呢？韦景骏任贵乡令时，有母子互相控告。景骏说：“我年少时便失去父亲，常常为此悲痛；你幸而有母亲，却忘了孝道吗？”考察《左传》：“郑伯说：‘孤不天。’栾盈说：‘我实不天。’”凡说“不天”，是说没有得到上天的保佑，并不专指丧失父母。后人往往误用。刘季述把昭宗幽禁在少阳院，锁住院门，用熔化的铁把门封固，这件事已经很明白了。但子京竟说“熔化金属来修好锁”，如果没有旧文，怎么能理解呢？而且“锢”字取的是牢固之意，难道是说门有缺口而把它修补完整吗？诡异到这种地步，难怪会有“札闼”“洪休”之类的笑话。《魏氏春秋》喜欢使用《左传》的语句来改换旧文，裴松之批评它，非常恰当。一般说来，个人写文章，固然不必拘泥；但记录别人的话，难道可以过分润色而丧失原来的真实面貌吗？子京的《唐书》即使是诏敕、章疏，也大多改乱原文以顺从自己的意思；至于诗句、谚语这些古今通行的成语，也有时删改不止，实在太过分了！《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四。《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滹南王若虚，字从之；从之，字虚。《君事实辨》上。《君事实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