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译荆公有“两山排闼送青来”的句子，虽然用了“排闼”这个词，读起来却不觉得诡异。山谷说“青州从事斩关来”，又说“残暑已促装”，这同“排闼”等词相似，却让人感到惊愕。山谷《闵雨》诗说：“东海难道没有含冤而死的妇人，南阳应该有卧云的龙吗？”“得无”仍是“无乃”的意思，只是还缺少一个“有”字的意味。“卧云龙”是真龙吗？如果是真龙，为什么一定要把南阳指作孔明呢？这同下雨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是因为遗贤未被任用所以导致旱灾，那就太迂阔了。《清明诗》说：“有人向人乞求祭祀剩下的食物，回去向妻妾炫耀；有士人甘愿焚死，也不求封侯。”士人甘愿焚死，用的是介推的故事。齐人乞求祭祀剩食，难道也是寒食节的事情吗？如果泛泛地说是所见之事，又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在向妻妾炫耀呢？大概只是姑且拿来取对偶，却不知道其中很疏漏。这一类问题很多。《食瓜有感》说：“田中有谁来问，竟不纳履；座上正好有人来，哪里来的苍蝇？”这些都确实同瓜有关，但它们的语意难道能够相互配合吗？《奕棊》说：“湘东王即使有一天甘愿去死，天下一分为二仍然可以守持。”把“湘东”当作棋眼，实在很不贴切。况且这两句难道只是专门指输棋吗？如果不是，又怎么能够贯通呢？《接花》说：“雍，本来是种田人；仲由原本是粗鄙之人。登堂和入室，只在一挥斤。”把“挥斤”用在这里，难道不妥吗？而且拿它作比喻，何其迂曲啊！士会从秦国回到晋国，绕朝赠给他一根马策。这只是当时偶然如此，并不是送行的人一定要赠马策。可是山谷送人的诗说：“回头卷起一囊书来当作赠鞭”，又说：“折柳当作马鞭”，也都没有意义。秦缪公对蹇叔说：“你活到中寿，墓上的树木已经长到两手合抱了。”这里说的是墓上的树木，山谷却说：“等你长大成人，我的树木就合抱了。”这是什么树木呢？山谷的《牧牛图诗》，自认为是平生最得意的作品，这当然算好。然而它究竟有什么意味呢？黄庭坚的诗大多如此，被称为奇特峭拔，但害怕别人把它说破；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内容。《吊邢惇夫》说：“眼看着白璧埋入黄土，何况人间父子之情？”既然已经下葬，“何况”二字就一定还要有别的对象，才能表达悲痛悼念之意。《猩毛笔》说“身后五车书”。按惠子多方，他的书有五车；这五车既可以指他读过的书，也可以指他写成的书。于是借来指用笔写字，这是为了自我肯定。可是吕居仁称赞它善于咏物，曲折而恰当地合乎道理，不也奇怪吗？至于“平生几量屐”，仔细体味也很疏漏；“拔毛济世”的说法，更是牵强可笑。在我看来，这只是俗人的谜语，哪里值得称为诗呢？诗人的语言可以诡奇，寄托意思本来没有不可以的；但过分了，也就是毛病。山谷题惠崇画图说：“想放下小船归去。”画的主人说：“这是丹青造成的效果。”如果主人不告诉他，他就始终不会知道。王子端《丛台绝句》说：“猛拍栏杆询问兴亡，野花啼鸟却不回答人。”如果野花啼鸟真的能回答人，那岂不是怪事？《竹庄诗话》记载法具的一联说：“半生客居他乡有无穷的怨恨，向梅花倾诉，一直说到天明。”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说。昨天酒席间偶然谈到这些，客人们都笑倒了。山谷赠给小鬟的《蓦山溪》词，世人多称赞它。依我看，“眉黛压秋波”一句，把湖南水明山秀的景色全都写尽了，字面上似乎工巧，实际上却不贴切。又说“婷婷袅袅，恰近十三余”。“近”是还没有到，“余”则已经超过，难道不是互相矛盾吗？“春未透，花枝瘦”，只是说花枝还嫩，像豆蔻梢头、二月初春的意思罢了。可是又说“正是愁时候”，不知道这个“愁”字属于谁。若说是她愁，她还不应当懂得愁；若说是自己愁，又为什么发愁呢？又说“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按杜牧的诗，只是泛泛地说花已经结子罢了，如今却指明是青梅，还限定为豆子大小，按照道理都说不通。古代的诗人，虽然兴趣崇尚不同，体制也不一样，但总的说来都出于自己的心得。至于文辞通达、道理顺畅，都足以成名成家。什么时候有过用句法来约束别人的呢？鲁直一开口就谈句法，这正是他不如古人的地方。可是他的门徒亲党把这种东西当作衣钵相传，号称法嗣，难道这是诗的真正道理吗？鲁直作诗，有时得到一句，却始终找不到好的对句；有时得到一联，最终却不能写成一篇；有时偶然得到佳句，却不知道可以赠给谁。什么时候见过古代的作者这样呢？山谷自称从少陵那里得到诗法，却不承认东坡。我看，少陵属于典谟一类，东坡属于孟子一流，山谷则不过是扬雄《法言》一类罢了。鲁直论诗，有“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比喻，世人把它当作名言。在我看来，他不过是剽窃者中的狡黠之人。鲁直好胜，又以作品出自前人为可耻，所以编造这种强词，私自创立名称。既然本来出自前人，即使再加以加工，也不值得特别尊贵。虽然如此，事物有相同的道理，人有相同的见解，言语和意思之间，哪里能完全不相犯呢？古代的作者起初并不计较这些，相同的不以为嫌疑，不同的不以为夸耀，只顺着自己的心得，把应当说的说尽罢了。作品的妙处，并不专在这些地方，所以都不妨成为名家，各自流传后世。何必像鲁直那样用心呢？蜀地的马良兄弟五人，马良眉间有白色毫毛，当时人因此说：“马氏五兄弟，白眉的马良最贤良。”马良确实是白眉，但马良的贤良并不在于白眉。北齐阳休之赠马子结兄弟诗却说：“三匹马都长着白眉。”山谷送秦少游又说：“秦氏多英俊，少游的眉毛最白。”难道不可笑吗？王直方《诗话》说：“秦少游曾用楷书题写邢惇夫的扇子，说：‘月团新碾瀹花磁，饮罢呼儿课楚辞。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山谷看见后，就在扇子背面用小草书写道：‘黄叶委庭观九州，岛小虫催女献公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薏苡秋。’少游后来又看见，便说：‘逼我太过分了。’我认为黄庭坚的诗只是徒然雕琢，实在没有意味，不如少游的作品。少游所谓‘相逼’，不是说他的诗，而是厌恶他好胜而不肯相让。” 朱少章评论江西诗的格律，认为它运用昆体的功夫，达到杜甫浑厚完整的境地。我认为，运用昆体的功夫，必定不能达到杜甫的浑厚完整；而达到了杜甫的境地，也不需要昆体的功夫。因为这两者不能兼得。茆璞评论刘夷叔的长短句，说是“用秦少游的肉来附着东坡的骨”，也是同一道理。

译“且食莫踟蹰，南风吹作竹”，这是白居易的《食笋诗》。朱乔因而说：“南风吹起箨龙儿，密密地布满山间，不知道赶快叫苍头冒着烟雨去挖取，明天清晨便吹成青翠参差的竹林。年年把它赠给人间，却不知道人间的巧妙更多。”这是杨朴的七夕诗。刘夷叔又因而说：“只应把巧妙赐给人间，最终却要向人间求取。”这就是江西诗派的余流，本想增加文采，反而损害诗意，正值得一笑。然而曾端伯认为朱乔的诗点化精巧，茆荆产认为刘夷叔的文章委婉而意味更加深长。唉！世间后来的作品正日益趋向诡异，而评论者又从旁煽动鼓吹，这种弊病还有什么地方不会达到呢！王仲至被召到馆中考试，诗中有“日斜奏罢长扬赋”的句子，荆公改成“奏赋长杨罢”，说：“这样说就健劲了，但意思难道不会反而阻塞吗？” 张文潜的诗说：“不用写文章送走穷鬼，只须谋划事情来祝请钱神。”唐子西说：“即使真能赶走穷鬼，自己估量也没有办法招来钱神。”钱神之所以不来，正是因为有穷鬼在。两人的话似乎令人喜欢，实际上却不合道理。李师中送唐介的诗，混用“寒”“删”两个韵。《冷斋夜话》说这是落韵，《缃素杂记》却说这是采用郑谷等人的进退格。《艺苑雌黄》对此存疑，两说并存。我认为都不对。说它落韵，固然拘泥过头；认为它有某种格，也只是私自创立名称，不能作为依据。古人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说法呢？意思到了就使用相应的字，起初不必拘泥于古律，都是如此。为什么要妄自作出这些说法呢？只是律诗比古体稍微严格，必须使用相邻的韵才可以。《冷斋夜话》说：前人作咏花诗，多用美女作比喻，形容花说：“若是会说话，应该倾国倾城；即使无情，也能打动人。”多么尘俗啊！山谷作《酴醿》诗说：“露水沾湿何郎试汤饼，阳光烘暖荀令焚炉香。”于是改用美男子作比，特别显得出众。我的叔父渊材咏海棠，又说：“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思反而更好。慵夫说：“以花比妇人，是最恰当的，因为类别相合，不只在于颜色。山谷改用男子，正可看出他爱好奇异的偏僻。渊材又男女杂用，更加不伦不类，可笑。这本来是很荒谬的，惠洪却逐句赞叹，认为越奇越好。不求恰当，只求新奇。我担心以后还会有人把花比作皮肤白皙的武夫。这样的花难道不太粗俗了吗？魏帝怀疑何郎敷粉，只是说他脸色白罢了。用来比酴醿还可以，用来比海棠就不相类了。况且“雨过”“露浓”都只是说湿，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分别拿来作对呢？” 杨轩的牡丹诗说：“杨妃的歌舞姿态，西子的巧媚神魂；利剑也砍不断，残余的妖艳凝聚在这根上。”东坡咏酴醿，以吴宫美人的红粉设意，最后说：“残余的美色进入这花中。”山谷咏桃花，以九疑山萼绿华设意，最后说：“还记得残余的情意开放在这花中。”咏水仙花，以凌波仙子设意，最后说：“种成寒花寄托无尽愁情。”这些都是用美人比花，却没有失去花的本来面目。近世士大夫有两首咏墨梅的诗流传于世。一首说：“高髻长眉满汉宫，君王图上按春风。龙沙万里王家女，不着黄金买画工。”另一首说：“五换邻钟三唱鸡，云昏月淡正低迷。风帘不着栏干角，瞥见伤风背面啼。”我曾向人诵读，问他们写的是什么，没有人能猜出大概；告诉他们题目后，仍然迷惑，尚且不知道是花，何况知道是梅，又知道是画呢？自作诗不必拘泥于题目的说法，被作者误解而过分追求，弊病就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只有这两首如此吗？东坡《眉石砚》《醉道士石》等篇，虽然纵横放达、意境旷远，却也从未脱离题目。可是评论的人还告诫人们不要专心致力于此，那么执笔写作的人难道不应稍微收敛一些吗？我曾经责备近世的两首墨梅诗，认为它们过分；后来读《宋诗选》中陈与义的诗：“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只有缁尘染素衣。”曹元象的诗：“忆昔神游姑射山，梦中栩栩片时还。冰肤不许寻常见，故隐轻云薄雾间。”才知道这种弊病由来已久。张舜民说白居易的《新乐府》几乎是在骂人，于是作《孤愤吟》五十篇来压倒它。然而他的诗没有流传，也几乎没有人称道，而白居易的作品依然流传如故。白公的诗虽然涉及浅近易懂，总归是大才之作，几乎同天地元气相当；而那些狂吠之徒只能动笔写作，竟敢诽谤伤害他。这正是所谓：“你们这些人身与名都将消灭，却不能使长江大河万古流传的诗篇废弃。” 萧闲说“风头梦吹无迹”，大概是说雨下得极细，似有似无，叫作“梦雨”。田夫野妇都这样说，雷溪却注释为梦中的云雨，又说是云梦泽的雨，错了。贺方回有“风头梦雨吹成雪”的句子，又说“长廊碧瓦梦雨时飘洒”，难道也同雷溪的说法一样吗？萧闲《忆恒阳家山》说：“谁把故山的丘壑幻化出来？”有人注释说我心中所想的故山是江左，这是不对的，只是指恒阳罢了。“好在斜川三尺玉”一句，写的是萧闲宅前有一方约三亩的池塘，号称小斜川。“三尺”若按宽窄深浅来解释，都不妥；注释认为是“漱玉堂”的泉水。按“漱玉堂”本来就在北潭中，怎么会同这里有关呢？我任职门山时，曾得到一个刻本，才知道原来是“亩”字。我认为这也不对，大概就像说“几须玻璃”一类的话罢了。“暮凉白鸟归乔木”，写的正是宅前的真实景色。注释却说是洁身而退，如白鸟归林，多么荒谬啊！前人有“红尘三尺险，中有是非波”的句子，这是借意来说明罢了。萧闲词说：“身处市朝，犹如冰炭之中，波澜涌起。”又说：“千丈高处堆着冰炭，便露出痕迹。” 白居易《望瞿塘》诗说：“想知道愁有多少，高过滟滪堆。”《萧闲送高子文》词说：“归去的兴致高过滟滪堆。”雷溪妄加注释，大概是不知道这两个句子的出处。然而白居易因为眺望瞿塘，所以根据眼前所见来写；泛泛地使用这个典故，就不贴切了。

译萧闲《乐善堂赏荷花词》说：“胭脂般的肌肤纤瘦，熏染沉水香；翡翠盘高高托起，流动着夜光。”世人多称赞它，这两句确实佳妙。然而莲花本来体态肥厚，不适合说“瘦”。我的朋友彭子升曾把它改成“腻”字，似乎稍好一些。至于“走珠”的形状，只有在雨露中才能看到。根据词中意思，当时不应有雨。“山黛月波”一类，只是总说眼前所见的景色。雷溪却注释说：“是说这花以山作眉，以水波作眼，以云作衣。”不也奇怪吗？至于“一枝梅绿，横冰萼；淡云新月，烱疏星”的句子，也作这样的解释。他没有真正的观察，只凭妄想去求解，难怪错误这么多。萧闲《使高丽词》说：“酒病全靠花来医治。”可是世人都把花解释为妇人，这是不对的。这首词过片已有“离索余香，收拾新愁”之类的话，哪里还会有妇人在呢？从文章气势看，也不应这样解释。所谓“花”，大概就是真花。意思是说那个人已经离去，能帮助自己解酒醒神的，只有这种花罢了；这一定是当时的实事。李后主诗说：“酒意恶时，常常拿起花蕊来嗅。”萧闲咏花词也喜欢用“醒心香”这个词，大概是取花清澈的香气，用来洗去酒后的恶味。萧闲从镇阳回来，兵府设宴为他饯行，有人请求他作词，说：“在人间寻找一个无情的人，把多情的心绪寄托在他身上。”这首词有恨别的意思，所以把多情当作痛苦，反而羡慕无情。放在结尾说就合适了。《使高丽词》也说：“没有什么比情意更浓，只想寻找无情之人来抗衡。”这样的内容不应放在前面。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以后，容易为哀乐所伤。”王羲之说：“年岁到了桑榆之年，自然会这样。近来正是靠音乐来陶冶排遣，常常担心孩子们察觉到我失去了欢乐的兴致。”东坡诗用这个故事说：“正是依靠丝竹来陶冶排遣，还有余下的欢乐。”所谓“陶写”，是排遣消解的意思。所谓“欢乐之趣”“有余欢”，不是陶写欢乐，而是因为陶写而产生欢乐。萧闲屡次使用这个词，却直接说“陶写欢情”“陶写余欢”，仿佛旧日的欢乐可以被陶写，这似乎违背了原意。近年以来，以作诗自负的人很多，但往往把议论说得过高，一开口就以《三百篇》《十九首》为标准，六朝以后便渐渐不能满意，到了宋人几乎都不屑一提。这固然是知道追本溯源的说法，然而世间万物不断变化，都同古代不同，为什么唯独文章可以用同一个标准来限制呢？即使后人所作能够达到《三百篇》的程度，也未必肯全部安于那种形式。为什么呢？人们喜欢诙谐自得，写出奇巧来互相夸耀，这是人情中本来就有、难以完全禁止的事情。宋人的诗，大体上虽比不上古代，但也有能够自立的地方，不必全都排在古人之后。把它们一概鄙薄而不谈，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杜少陵把文章看作小技，程氏把诗看作闲言语；那么只要文辞通达、道理顺畅、没有明显瑕疵的，都可以取用。其余的优劣，又有什么值得过多计较的呢？《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四十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四十一卷。遗老王若虚，字从之。杂文一（附诗）。◆杂文（附诗）。《揖翠轩赋》（并序）。《瑞竹赋》（并序）。《宁晋县令吴君遗爱碑》。《真定县令国公德政碑》。《王氏先茔之碑》。《李仲和墓碣铭》。《故朝列大夫刘君墓碣铭》。○《揖翠轩赋》（并序）。沃人崔公有一座竹轩，名叫“揖翠”。他的儿子达之请士大夫作诗文，我也为此作赋如下。天下万物，都是妙理寄托的所在。人对于万物，必定有所爱慕，而爱慕它的原因也必定有缘由。所以有人选择深山幽谷作为居所，把泉石风月当作朋友，这难道是迂腐孤僻、矫饰偏激、不近人情吗？实在是因为他们体会到了其中的趣味。沃川崔公，是贤明之人，出身田野却不流俗。后来他把住宅修成园林，在园中建亭，又在亭子四周种满竹子；竹林高大，浓荫密布，使窗户显得肃穆森然，就像张开绿色的帷幕、排列碧玉一般。天地之间，佳花美木很多，都足以娱悦心情、赏心悦目，但崔公都不认为值得观赏，唯独喜爱竹子。他是想朝夕同竹子相对玩赏、吟咏长啸、从容自得，仿佛同它彼此忘却而不知满足；他的心意究竟在哪里呢？我可以由此知道他的志趣，难道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君子”吗？年终严寒，万物已经困顿，冰雪交相摧残，凄厉的风呼啸震荡，芬芳和艳丽的花木无不凋零败落，直到一同消尽而不剩什么；只有我所说的竹子，依然安然自若，独立而显出神采。大概是因为它内在的禀赋足以依靠，所以外界的压力不能使它挫败。它是世间难得的东西，并非那些随意杂生、暂时繁荣而很快腐朽的寻常品类。它不过是一种植物，而我家崔公却爱慕它，那么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为人。我想，他一定刚劲挺拔、坚强笃定，卓然不群；天下人都怯弱时，只有我勇敢，众人都屈服时，只有我挺立；污秽不能玷污他，艰险不能扰乱他，本然的正气无论在何处都存在。然而崔公并不只是喜爱竹子的颜色，实在是取法于它的品格；也不只是用眼睛赏玩它，实在是把它体现在自身。至于竹子披风承节、含烟卧雨的千姿万态，都是崔公置之于身外的东西。我哪里敢一一陈说呢？唉！崔公如今已经去世，儿子子璋继承了他。我听说孝顺的人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并述说父亲的事迹，那么子璋登上父亲的厅堂，想一想父亲从竹子身上取法的地方，大概也会思考如何自我砥砺。如果他庸碌怯懦、委靡不振，遇事犹豫顾忌，随着时势变化，一经挫折便衰败，那岂只是对不起这位“君子”竹子，也会失掉崔公的本意。○《瑞竹赋》（并序）。

译东垣有一户孝友之家，姓许；兄弟和睦，是一乡之中最为著名的。住宅南面长出一种祥瑞的竹子，从地面向上长到十二节时分成两枝，又长出六节后重新合拢。君子认为这是有德行才会招致的祥瑞。许氏把它画下来，请作者作文。我推辞不掉，也姑且作赋如下。天究竟是什么呢？看它，苍苍茫茫；追问它，幽深昏冥，无法给它命名。太阳、月亮、五星，风雨、雷霆，寒暑、晦明，这些虽然都有必然到来的规律，但它们与人的关系，确实令人困惑。谁知道它以什么方式征验、影响万物呢？万物随着气而生，不选择生长之地，纷繁交错，形状各异、种类不同，奇异壮伟而美丽，非同寻常，令人非常喜爱，大概没有什么是不存在的。谁知道这些就是祥瑞呢？然而，感应招致祥瑞的说法，自古以来人们就没有废弃。不只是口头上说起它，又把它写在书中；把事迹推求归类、彼此附会，细微纤悉之处都记录下来，认为它们简直如同符契相合。虽然也不时有自信而不受迷惑的人出来辨析这种说法，但他们也不敢断定绝对没有祥瑞，为什么呢？人有这样的行为，天就有这样的应验，二者恰好相称，足以据此作为证据。大概这是出于事物规律的必然，符合人情中最公正的道理，所以这种说法便确定了。许氏的祥瑞为什么会出现呢？我曾考察他平日的行为，得到了其中的实情：兄弟彼此友爱，闺门之内和睦，乡里都称赞他们的德行。谁没有兄弟呢？但有些人不遵循这种道义，反而以嫉妒、猜忌、怨恨、憎恶彼此挑剔，暗中经营私事、积聚财产来树立自己；到了矛盾极点，便断绝关系、分家析产，这些都是常见的情形。许氏却是上者友爱、下者恭敬，兄弟和谐亲密，始终如此，至死也不改变。我的心意既然真诚坚定，离间的话就无法侵入；这种纯正笃实的品德完全出于自然，不是那些矫饰操守、借此求取名声和事迹的人所能达到的。正因为他们同为一气所生却各有身体，虽然身体不同而最终心志相同，所以这支竹子开始是一根，中间分成两根，既然已经分成两根，后来又合为一根。唉！许氏之家本应得到天的报应，而所得的报应又与其德行相似，那么天意所在，难道还可以说完全无法确定吗？即便如此，天对于许氏也不应只是这样应验便停止，许氏行善也不应因此就自我满足，又何必绘图、镌刻，称述、记录，来美化自己并向浅薄的世俗夸耀呢？我替这件事作这样的解释：人会因看到事物而知道自我勉励，事物也会因得到言辞称述而更加显著。大概树立德行虽然在于惠及同类，而要使家声流传，则希望它能够延及久远；所以我对这件事这样细心而始终不能忘怀，大概也是怜悯时俗已经背离正道，担心后代或许会衰败，想把它作为劝诫罢了。难道这意义还浅薄吗？宁晋县令吴君遗爱碑 从前我闲居在东垣，听说沃州宁晋有一位贤能的县令，百姓乐于接受他的政令，歌唱起舞，教化的声誉蔚然兴盛；这种美名越传越广，我心中暗自仰慕。不久我才知道，他就是吴公玅。我与他同年登第，却不了解他的生平，只认为吴君读书成为儒者，能够在壮年考取高等名次，这一定有过人之处；他优长地治理一个县，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大概他任期届满来到府中，我才得以拜见他。他仪表气度出众，一望便知不是寻常人；接近他以后，越发觉得深厚，不觉叹服，也更加相信传闻并非虚妄。第二天分别后，我不久也奔赴雕阴；三年后再次回来，却不知道吴君平安在哪里，又担任何种职务。没过多久，松水的百姓有人请求为他们的前任县令书写政绩，我问他的姓名，原来就是吴公玅。于是进一步询问事实，他们说：“自从我家县令到任，赋税徭役公平，刑罚清明；对奸邪之人，不等到他们被阻遏才惩治；仁爱廉洁的风气，不待强行约束便兴盛起来。阳光温暖，和风清凉，枯槁的草木复苏，中暑的人苏醒；百姓吃饱了便欢嬉游乐，彼此安然相处，仿佛忘记了世上还有政事，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最高教化了。”大概他的刚强与柔和恰到好处，缓急安排适宜；因为勤勉，所以政务没有废弛；因为办事简明，所以不扰累百姓；明察秋毫，没有什么能欺骗他；而他的宽厚又足以容纳众人，因此政事和谐而且能够收到实效。[“父”字疑为“夫”]这就是大致情况。长者有德，而晚辈不知道自己的罪过，罪就大了；知道长者有德却没有报答，罪过就更加严重。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拿什么来报答呢？把这件事著录在金石上，大书深刻，使它显明而不朽，流传无穷，这就是报答。像这样微小而衰败的县邑，只知道做到这一点；写与不写，对吴公又有什么损益呢？然而，若要表示我心中不忘这份恩德，除了这样做又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冒昧把这篇文字托付给碑石。唉！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换作别人尚且应当毫不推辞，更何况是我的吴公玅呢？郡守、县令职位的重要性由来已久，而真正得到贤能之人实在困难。因此百姓常常得不到像母亲哺育孩子那样的养护；谈到贤良官吏，必定要推举两汉。可是从今天考察历代，可以屈指计算，那么像吴公玅这样的人，世间哪里容易得到？而他的百姓能够遇到他，难道不是不幸之中又有可喜之处吗？难怪他们不能忘记他，我也乐意为他叙述此事。吴公玅名微，是咸平年间的平郭人；在承安丁巳年考中进士；最初任建州军判，后来因为廉洁而升迁，所以越级授任宁晋县令。”}], 真定县令国公德政碑

译治理地方没有比重视郡守、县令更重要的了，而县令尤其重要。大概县令与百姓最亲近，天下治乱的根源常常就在这里。因此一个县得到合适的人，县中的事情就都能办成；各处都得到合适的人，天下就太平了。真定是事务繁剧的县邑，它的县令尤其不能不是有才干的人。国公明察敏捷，是个有才干的人。他一到任，喧哗者安静下来，强悍者变得柔顺，受冤者有地方申诉；听讼断案如有神助，官府没有积压的事情。人们称赞他的政绩奇异卓著。他离任时，百姓舍不得他，拉住他挽留，却没能留住他。百姓想找办法记下他的遗爱，来表示依恋之心。有倡议此事的人请求我写文，说：“我们的国公真贤能啊！从我们亲眼见到的，以及老人们传说的来看，我们县总共换过多少任县令？说到贤能如公这样的人，有几个？公一旦离去，谁来继任他？我们这些小民承受了公的恩惠，却没有办法报答；只是想把他恩德的万分之一描写出来，刻在石上，以安慰我们的心，并流传给天下后世，或许差不多可以做到。”碑材已经准备好了，怎敢劳烦您来写呢！唉！智慧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猪鱼；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男女的心。有些事情，本来就不是人力所能强求得到的。百姓最为愚钝，却又最有灵性；他们的内心有共同的好恶，口中有共同的毁誉。若能使他们心悦诚服，那么这一乡里的人都可以使他们低头听命；否则，国家的得失、长官的是非，他们都会在下面喧嚣议论、加以诽谤。大概有人引诱他们，他们却不相信；有人胁迫他们，他们也不服从，谁说可以强迫他们，让他们称誉我呢？我最近才认识国公，但听说他的名声已经很久了。从前他曾任府参军，声誉显赫，超过前后同僚。百姓已经为他立像、建祠、立碑颂扬了。等到他离开这里到别处，又回来治理此地，也无不如此。他还没有到，百姓就盼望他；到了以后，百姓便安定；离去以后，百姓思念他而不能忘怀。这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使一个人的心情相合容易，使全县的人都如此，难道不难吗？使一个县的心情相合容易，使他所到之处都如此，难道不难吗？这一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绝不是苟且可以做到的。大概后羿注矢搭弦，左右俯仰都能命中；庖丁运刀游刃，分割筋骨、引导刀刃进入空隙，无不顺合事理的自然规律。为什么唯独治理政事时却要怀疑这种道理呢？国公的事迹足以震动人的耳目，成为人们口中津津乐道的事情，非常多。若把这些事一一列出并写下，不仅类别多得无法尽举，反而会损害国公德政的完整形象。因此只论述他能够得到百姓共同的心，以及无论到哪里都能如此，以此来显明他的德政，也就足够了。唉！没有事实根据的赞誉，君子不以为荣耀；没有事实根据却赞誉别人，君子称它为惭愧之辞。像国公这样的人，大概确实可以引以为荣，而我也差不多可以无愧于心了吧。王氏先茔之碑 王氏的先世族谱已经亡失，无法考察，世代居住在鹿泉，以务农隐居而不出仕。最近的一位祖先名杰，字邦美，才开始知道读书。他是现任行军参谋守道的父亲。王杰喜好古道、乐于行善，崇尚气节而轻视钱财，致力于周济他人的急难；教育子弟，一概以孝顺、友爱、忠诚、诚信为原则。乡里的年轻人有强悍暴戾、不守规矩的，他也一定委婉曲折地劝导，使其改过后才停止。因此内外都敬重他。他的兄长王咏早逝，留下两个孤儿玠、瑀，年幼可怜，王杰亲自抚养照料，直到他们长大。后来玠成为有名的进士，他的妻子李氏温柔文雅、慈祥仁厚，各种妇德都具备；她与王杰一同享高寿而终。王杰生有三个儿子，其中有参谋君。参谋君未满二十岁便失去父亲，因为家庭负担所迫，只得屈身从事文书。贞祐初年，宣抚司根据民望选任他充任本县县尉。当时县境刚刚经历兵火，遗留下来的百姓反复不安，而担任长官的人正贪婪残暴、肆意妄为。一天百姓发生变乱，从县令、县丞以下全都被任意处置；参谋君却被人抬着，欢呼道：‘坏人就除掉他，善人就奉戴他，这样可以了。保护我们的百姓，不是公您又是谁呢？’于是便把县中事务交给参谋君。不久，他改任真定主簿；如今万户史侯能够建立功业，参谋君出力很多。后来升任庆源军节度副使，不久又被召入幕府，受到的恩遇更加隆厚，于是专门承担心腹之任。参谋君资质豪爽而和乐平易，凡是能与他相见的人，都高兴地亲自来拜访。他本来凭借深厚的德行和宏大的气量远远超过一时之人，又以忠厚来辅助自己，因此政事简明、风气安宁，远近的人都依赖他。他跟随出征四方，一军所到之处，独独多能保全而安宁，大都是他的力量。他平日喜欢宾客，车马充满门庭，整日整夜接待也不厌倦，有孔北海的风范。对于文士尤其优厚，收罗、延请、推荐他们，唯恐他们不能到来，士大夫把他视为归依之处。同辈中有的人讥笑他做得太过而不以为然。因此说到河朔从事中贤能的人，他总被列为第一。有一天，他对夫人程氏说：‘我出身微贱，才能和功业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只因机缘幸运，忽然达到荣显的地位；若不是祖先的神灵，我怎能达到今天？可是祖坟荒凉，埋没在蓬蒿荆棘之中，狐兔混杂居住，几乎不忍心看，这实在是我的大罪。每次想到这里，没有不痛心疾首的。如今将要筹办修整它，希望死后可以瞑目。’程氏一向刚强明达，于是竭力赞同说：‘这也正是我的夙愿，确实不能拖延。’于是告诫徒众，命令工匠，改换墓地，增筑墙垣；以至五服以内凡是已经埋葬而尚未归葬的，也都依次迁来附葬。这样以后，墓地完整美好，足以观瞻，再没有遗憾。后来他又说：‘古代墓地有碑，碑上有文章，是用来流传后世的。但如今还没有备办，仍然算是□典。’于是拿着文章来请求我。我与玠是同舍生，与参谋君是门下客，感情亲密、交谊深厚，情势上不能推辞。我私下认为，追念先祖的道理，《鲁语》中保存着；报答根本的意义，《礼经》中有明确记载。这是天理人伦的极致，也是名教首先看重的事情。作为后代，活着时竭尽爱敬，死后极尽哀戚；立身扬名，使亲人显耀，这似乎已经足够了。但还要思考怎样使松树下的墓地更加美好，使泉壤之中的先人更加光荣。表彰他们的实际德行，大书深刻，说明不朽的道理，使后来的人回头瞻望、想象先人的德行，羡慕叹息，难道不就是所谓追远报本、原本不能停止的事情吗？王氏积善所留下的福庆，既然应当为之发扬，而参谋君始终如一的孝德，又尤其不能不记载。于是叙述其大略，并系以铭文：山岗土丘在后，涧溪流水在前。这里是王氏的墓道，幽深处有墓室；墓室已经完整而坚固，巍然耸立的是墓碑，经过磨治并加以镌刻。若不是有人开创，谁来开启先人的基业？若不是有人继承，谁来扩大先人的传承？德行深厚便会流传光大，事理本来就应当如此。用这些来昭示千万年。李仲和墓碣铭

译若虚有一位心意相投的朋友：李君名仝，字仲和，博州高唐人。他孝敬父母，顺从长辈，对仆妾仁厚。他对待朋友尤其推重真诚、崇尚气节，坚定可靠，确实可以把性命托付给他。但他性情耿介，不善于与人协调，平素不受乡里看重。他径直行走、直视前方，旁边的人即使是泰山也看不见。轻薄子弟在他背后戏弄侮辱他，他竟没有察觉，人们认为他痴傻而嘲笑他。他面容严肃冷峻，疏于礼貌；常常箕踞而坐，袒露双足，不能稍作谨慎谄媚的样子。面对众人时，别人又都认为他傲慢而恼怒。他志向远大、议论高亢，以一介平民之身忧虑天下。常想发表激烈的言论，向朝廷进言，以求取得当时的名声，却不考虑其中的利害。人们又认为他狂妄而为他惋惜。然而仲和全都不屑一顾。明昌年间，我跟随老师客居县中，闭门独处，不随便接待人，只想同放达不羁的士人交游。后来结识仲和，谈话投机，意气豁然，非常畅快，成为忘形之交。日久更加亲密，一天不见，就像寻找失踪的人一样到处寻觅。仲和喜爱古文，尤其喜欢评论诗歌，或讥刺、或弹劾、或激赏，都能切中它的优点和毛病；他蔑视同辈，很少有人能使他满意。他起初凭词赋求见主管考试的官员，多次都不合格。后来改学经学，终于考中，成绩优异，令人惊异。不久又遭遇挫折，但他的志气更加激励，气概一点也没有衰退。他认为富贵终究可以求得，后来离开家乡游历京师，遍访当时的权贵显达之人，间或把自己的文章投给他们，希望侥幸打动对方，借助他们的声势而得到机会，最终却没有成功。我与仲和分别十年，见的人更多了，对交游中的世态也更加熟悉，却更加思念仲和。那时我在雕阴，曾收到他的亲笔信和杂著，满满一卷，读后长叹，心中怅惘而怀念他。我想，古人相互思念，有时还会驱车千里前往。东垣距离齐地西部并不太远，平日也有很多闲暇，却唯独不能径直前去握住他的手臂，倾诉心中的话，这是为什么呢？任期届满向东归来时，一定要实现这个心愿。如果又不能实现，那么等有机会回到相台时再去。后来有人告诉我仲和已经去世了，并且说：‘他近来学习佛教，勤勉参究，自认为有所领悟；后来又修习辟谷之法，因不进食而死，临终还说偈语辞别世间。’唉！仲和平素喜爱杂学，听到什么就羡慕向往。我曾极力驳斥这些学说，能够使他说不出话来，却不能改变他的内心。他最终竟然因为这个而死吗？我惭愧于仲和厚厚地知遇我，却没有办法报答；怜惜他怀有远大志向，却最终困穷而不得志；遗憾我思念他十年，想再次见他，却没有实现。于是写下他平生事迹的大概，替他作铭，准备寄给他的家人，让他们刻在墓上，以抒写我的心意，流传给后人，来安慰仲和的英灵。仲和没有儿子，收养兄长的儿子作为后嗣。他享年若干岁，死于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月某日。铭文说：世上的交往，如果只是用权势交换、奔逐利益，以合意或不合意来决定，那么就只是表面相交而内心并不相交。世人滔滔都是这样，难道还有不是这样的吗？像我的李先生这样的人，不幸短命而死了。故朝列大夫刘君墓碣铭 东垣刘君名某，字鼎臣，是我生死相交的朋友。他才华很高、学问广博，以词赋著名，考中进士。兴定五年，他在天下考试中名列第一，被授予应奉翰林文字。当时关右地区动乱，鄜畤遭受兵乱，帅臣纥石烈承诏前往援救，上表请求让刘君随军任职，执政者认为困难；不得已派他前去时，城池已经陷落，于是就不知道他最终的下落了。如今已经二十年。他的家人因为岁月久远，查寻无从、希望断绝，担心他的魂魄无所依归，于是招魂，将他安葬在先祖墓地，并请我为他的墓作铭。道义上不能推辞，于是为他叙述事迹并作铭。刘君资质可爱，年少时便老成持重；待人温和，谈笑有趣，见到他的人都喜爱并亲近他。他起初自认为学业超过别人，意气非常锐盛，以为应当很快取得荣名；但命运多舛、时运不济，多次参加考试都未成功。一时的同辈几乎都已被选拔任用，甚至后来的年轻新进也往往先行登第，而刘君仍然郁结困顿如故。后来又遭遇丧乱，谋生越来越艰难，早晨到达汴梁，才得到一次参加考试、充任史院书写的机会，孤寂失意，难以承受。当时有推算命运的人，都说他没有科举功名的命分；刘君大略通晓这种说法，也认为确实如此。没想到有一天竟然高中，喜悦超出意料，正要纵情施展、快意人生，以补偿平生，却突然遭遇了这样的祸患。所谓命运，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件事可悲，也可怪。他先娶董氏，后来娶李氏。董氏生了四个儿子，长子名燧，都因父亲的恩荫补授官职；次子名炜，再次名照，再次名焕。李氏生三个儿子，长子名坦，次子还年幼。刘君多次升迁至朝列大夫；他随军出征的那一年，大概四十七岁。铭文说：他得到功名很迟，失去生命却很快；他的荣显不足，而悲哀有余。是谁在主宰安排这一切？心中有怨恨，却无法排遣。虽然如此，他已经名列甲科，成就了平生志愿；又死于王事，这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死法。有儿有孙，足以奉行他的祭祀。忧乐都将终结，最终又何必计较得失呢？新造的墓室非常坚固，魂啊，归来吧。《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遗老王若虚　从之 杂文二（附诗） ◆杂文（附诗） 千户贾侯父墓铭 太一三代度师萧公墓表 清虚太师侯公墓碣 赠昭毅大将军高公墓碣 ○千户贾侯父墓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