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

译孔子说“丧事希望赶快贫穷，死后希望赶快腐朽”，曾子相信这话，有若表示怀疑，子游加以证明，彼此相互辨析说明，这个道理才确定下来。有若的贤德似乎超过曾子，但他们都以孔子的话为准，并不是出自自己的见解。假如让孟子来处理这件事，就不会这样。因为君子之道，只是合乎人情罢了。死后便希望赶快贫穷、赶快腐朽，并不合乎人情。不合乎人情，就不是君子之道。《檀弓》说：“穆伯去世，敬姜白天哭；文伯去世，敬姜白天黑夜都哭。”孔子说：“她懂得礼了。”郑玄说：“丈夫死了，妇人夜间不哭，是为了避免被怀疑仍在思念情欲。”《坊记》中也有“寡妇不在夜间哭”的话，注又说：“是为了避免被怀疑仍思念男女之情。”我认为，悲哀到了极点，哪里还有闲暇去回避嫌疑？先王制定礼法，也一定不会委曲到这种地步，这只是汉代儒生的私意罢了。又说：“文伯去世，敬姜倚靠着他的床却不哭，说：‘从前我有这个儿子时，认为他将成为贤人。现在到他死时，朋友和群臣没有一个流泪，家中的妻妾却都放声哭泣。这个儿子一定在礼法上有许多亏欠。’”我认为，所谓“朋友和群臣没有流泪”，或许说明文伯没有值得称道之处；至于妻妾放声哭泣，这是人情的常态，也是理所当然的，难道能据此判断他的贤与不贤吗？母子是天然的亲属关系，一有遗憾便完全忘掉悲哀，也太残忍而不慈爱了。这样的行为有什么值得称贤而记录的呢？况且前面既说“文伯之丧，敬姜昼夜哭”，这里又说她倚床不哭，难道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郑玄解释“三老五更”的含义说：“三老、五更各一人，都是年老而阅历丰富、已经退休的人。称为三、五，是取法三辰、五星，因为上天借它们照明天下。”这个说法很浅陋。把“更”解释为阅历丰富，已经不妥；至于“三五”的称呼，又不知道凭什么认定是取象星辰。古人命名，绝不会这样。等到注释《乐记》时，他又说：“三老、五更，是互文，都是年老人，分别更加通晓三德、五事。”孔颖达看出其中矛盾，便替他说：“两种意义彼此包含。”同一部经、同一件事、同一个人，却自行建立两种解释，可以吗？宋均注《孝经援神契》说：“三老是通晓天地之事的人，五更是通晓五行更替的人。”刘原父说：“天地之事，应当作天地人事。”这又是把它分别配合三才、五行。各种臆测纷纷争说，谁知道真正正确的是什么？蔡邕认为“更”应当作“叟”，是长老的称呼，因为字形与“更”相似，抄书的人便误写成“更”。“嫂”字从女旁、叟声，如今也写作“更”，由此可知应当是“叟”。又有人把“三”解释为三个人，把“五”解释为五个人，这最符合人情，所以裴松之称有四人，而孔颖达因为这不合郑玄的解释便不采用；为什么偏偏只相信郑玄的一家之说呢？《汉官仪》说：“三老、五更都要选取有首妻、男女齐全的人。”这说法没有道理，尤其可笑。不过，这些本来都不值得辨析，因为经书的宗旨迂曲荒诞，本来就不是先王的礼法。天子尊重贤者，做到尊师的程度也就到头了：优待其仪容，厚给其俸禄，有事情谋议就亲自前往而不敢召见他们。唐、虞、三代不过如此罢了，哪里至于亲自侍奉饮食，袒露身体割牲，亲执酱料进食，手持酒爵让他们漱口，戴着冕、拿着盾牌起舞呢？稷、契、皋陶、伊尹、傅说、太公、周公、召公这些人，从未听说接受过这样的礼仪。我又是什么人，怎么能够当得起呢？即使是街巷中的传闻，也不至于荒诞到这种程度。解释者又说，这是把他们当作父兄来奉养，用来向天下显示孝悌。唉！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年长的人；对孝悌者加以表彰，对不这样做的人加以惩罚，就可以教化天下了。老人即使贤明，归根到底也是臣子，却把他们当作父兄来侍奉，不是违背常理吗？大概汉代儒生编集礼书，杂取各种异说，扰乱圣人的经义；当时的君主喜欢名声而轻信它，于是有时即使勉强也实行一次。但史书所见只有三五个人，难道不是因为在下位的人感到惭愧而不能安然接受，在上位的人勉强做作又不能长久吗？胡致堂只是奇怪实行这种礼仪的人很少，感叹古道难以恢复，却不知道这类事情本来就不可实行。王樵林独自鄙弃这种说法，认为这是汉代儒生编造出来而不应采用的，正好暗合我的意思。然而千年之间，能够知道它错误的，只有见到的这个人；像这样卓异通达而不受迷惑的人，世上哪里容易得到呢？有人问：“《礼记》所说三次宽宥后再施刑的说法怎么样？”我说：“先王的法令，只是求取事实罢了；怜悯罪犯、审慎处理，确实有这些内容。至于罪行确定无疑，却一定要实行三次宽宥，说这是主管官吏应当执行法律，而君主可贵在于收施恩惠，这只是后世的虚文，不是先王的正道。”成王命令君陈说：“我说：‘判处你的罪，只是不要真的判处；我说宽宥你，只是不要真的宽宥。’只求合乎中正，这才是得到了正道。” 《文王世子》篇先说文王做世子时朝见王季的礼法，接着说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年的寿命、周公鞭打伯禽的事情，最后却说：“文王做世子的时候。”既然说了教导世子和教导士人必须按时的礼法，接着又说释奠、养老的事情，最后却说：“教导世子。”既然说了三王教导世子的礼法，接着又说周公登临王位的事情，最后却说：“周公践阼。”这三句话放在文势中都是赘余，恐怕也像“子贡问乐”一类，是重复或错简的文字；但郑玄都说是题写在上文事情之上的语句，我实在不明白。《文王世子》说：“武王梦见上帝赐给他九年的寿命，文王说：‘我活一百岁，你活九十岁，我把我的三年给你。’”郑玄注说，文王因为勤劳忧虑而减损寿命，武王因为安逸享乐而延长寿命。这种说法极其荒谬，本来不必辨析。孔颖达既然知道上天所定的寿数不能增加或减少，却又说“文王说给你三年，是表示要把基业传给武王，希望武王承继他所传的事业，这是教诫的义理，不是自然的道理”。如果确实如他所说，那么“上帝赐给他的寿数”又该怎样解释呢？大概是没有认识到经文荒诞，本来就不足以相信。《礼器》说：“礼接近人情的地方，不是礼的最高境界。”这最为损害义理。圣人制定礼法，从来没有不出于人情的，却说接近人情的礼不是最高境界，这难道是君子说的话吗？《内则》说：“经过聘娶就成为妻，私奔就成为妾。”其实侧室以下都称为妾，并不是专指私奔的女子。假如私奔的女子成为嫡妻，难道就不称为妻吗？所谓天子、诸侯的妾，也都是私奔而来的吗？郑玄说：“妾的意思是接，听说那边有礼，便奔走前往，希望得到与君子接见的机会。”我认为，女子私奔到别人那里，直接说就是淫乱放荡，也和钻洞越墙相类，难道是因为对方有礼才前往的吗？这也难道是君子应当接见的人吗？

译《乐记》末章，子贡与师乙问答歌声、乐曲的意义，结尾却说：“子贡问乐，这一定是重复出现的文字，或许有脱文。”郑玄却说：“上下文同样美好。”这实在是错误的说法，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夏、商、周三代的损益不同，制度、名物有差异是可能的。但汉代儒生所记载的，竟然事事都要分别。即使是道德、义理这种万世不能改变的东西，也有时认为只是不同的崇尚、各有所偏胜，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例如忠与敬、质朴与文饰的说法，前人已经有人辨明其错误了。至于《表记》说：“夏代的治道先赏后罚，商人先罚后赏，周代的赏罚按照爵位等级实行。”读起来令人失笑。赏罚的施行，只看功劳和罪过罢了；先后、轻重，都应当按照事情的类别来处理。却说夏代一定先赏后罚，商代一定先罚后赏，周代的赏罚只以官爵尊卑为差别，即使三尺高的孩子也知道这极其荒谬，可是学者却相信它，把它当作先王的法度、圣人的经书，真可悲啊！至于“尊贵却不亲近，亲近却不尊贵”等说法，也都不足取。丧服的制度，亲疏、轻重本来有等级差别。至于哭，主要在于表达悲哀，原则只有一个罢了；但记载礼法的人却说：“斩衰的哭声，发出去而不回收；齐衰的哭声，像发出去又收回来；大功的哭声，三次曲折而发出余声；小功、缌麻，只要有悲哀的容态就可以。”注说：“三曲，是一次发声而三次转折；偯声，是余下的从容声调。”哭母亲却比哭父亲降一等，已经很可笑了。到了大功以下，又规定哭声曲折、从容的程度，这和教人唱歌有什么不同，哪里还有悲哀呢？汉代儒生的怪诞实在太过分了！按礼制，小功之丧不另补服，而曾子讥讽这种做法。我认为曾子是对的。孔氏一族都不为被出弃的母亲服丧，而子思改变了这种做法。我认为子思不合礼，因为礼归根到底只是合乎人情罢了。东莱说：“《周礼》是古代帝王旧有的典章礼制。它开始于上古，完成于周代，所以称为《周礼》。”我认为，这部书迂腐空疏、繁琐烦杂，不能施行于世。说它是《周礼》，本来就不可信，又怎么能说是古代帝王的典章呢？《孝经》称君子侍奉君主，应当顺势助成君主的美德。君主有善行，便借机诱导、帮助他成就，这才叫将顺。北齐常山王高演多次劝谏文宣帝，王晞劝止他说：“一旦灾祸出乎意料，将把殿下的家业怎么办呢？”请暂且顺从，每天都更加谨慎。太宗曾责备宇文士及谄媚，他回答说：“南衙的群臣当面折驳、在朝廷争辩，使陛下连手都无法举起。我如果不稍微顺从一些，即使贵为天子，又有什么乐趣呢？”这只是阿谀罢了，难道是《孝经》的本义吗？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是谁传下来的呢？最早见于荀卿的书，《吕氏春秋》、刘向《说苑》、《孔子家语》、《史记》都采用并记载了它。作《王制》的人，也仿照它的意思，写成必须杀死少正卯一类人的法令。后世于是相信这件事，把它看作圣人的大节，再也不怀疑。依我看，这大概只是妄说罢了。刑罚是君子慎重对待的事情，不得已之后才使用；罪行没有达到死刑标准，难道敢凭主观意愿杀人吗？所以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规。”杀死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这是圣贤相传、认为最为忠厚的原则。至于把可疑的事情诬认为确实，揭发隐伏之事，把预先猜疑当作明察，把径直行事当作果断；没有证据、没有罪名，却说“我要借此惩罚奸雄、防止祸乱”，这就是申不害、商鞅、曹操、司马懿一类阴险残忍的手段，君子并不推重。过去四凶是天下共同忧患的人，帝尧当然也知道，但最终没有诛杀他们。到了舜的时代，才有流放、逃亡、放逐、诛殛之事，而且还没有全部置于死地。可见古人对于杀人是多么慎重。少正卯是鲁国的知名人物，连子贡都不知道他的罪过。即使按照孔子的说法，他又怎么突然就到了应当处死的程度呢？却在一天之内无故把他的尸体陈列在朝廷，天下难道能不议论，孔子的内心难道能安宁吗？少正卯兼有五种罪恶，姑且说可以除掉；但如果说只要一个人犯有其中一项，人人都不能免罪，那么世上被杀的人就多得数不清了。尹谐、潘正之类不见于经传，姑且不论。像管叔、蔡叔，是王室的亲属，竟敢叛逆，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少正卯却和他们同受杀戮，难道不是不相称吗？至于华士，更不能与他们相比。韩非说：“华士自己说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耕田养活自己，挖井取水，不向别人求取什么，不做官而以劳力谋生。太公听说后说：‘不臣服于天子，是希望天子无法使他为臣；不结交诸侯，是希望诸侯无法役使他；不向人求取、不做官而以劳力谋生，是希望不能用赏罚来鼓励或禁止他。’于是把他抓起来杀了。”如果这话可信，那么华士只是操守高洁的一类人，即使不是中行之士，哪里可以杀呢？王肃只知道韩非的话不足凭信，却不知道荀卿所传的事情也同样没有根据。苏轼说：“这个老者自知命运浅薄，不能长久居于相位，所以趁自己还没有离职，便先发难。如果稍有迟疑，已经被少正卯算计了。” 君子依循义理行事，行不通就停止；宁可别人辜负我，也不能让我辜负别人。假使少正卯确实该死，自有通常的刑法，哪里一定要像仇敌互相倾轧一样，以先下手为得计呢？苏轼曾把晋武帝没有杀刘元海、唐明皇没有杀安禄山视为盛德之事，他的这个议论很高明，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可是他又有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唉！士人生活在千年之后，不能亲自见到圣人，是非真假无法向圣人求证，也只能寻求义理上的妥当，符合人情的常态罢了。从三传以来，借圣贤的名义来抬高自己主张的人，哪里数得清？大概都不能完全相信。三山林少颖，是近代的名儒。他对于孔子率兵攻打莱人、毁坏三都等事情，都加以排斥而不采纳，并且说：“论说的人只是认为圣人曾经在鲁国任职，必定应当建立功绩，所以想用这些事情来增加他的光彩，却不知道反而玷污了他。”可以说切中了浅陋学术的弊病。诛杀少正卯的事情，也属于这一类吧！荀卿又说：“有父子相互诉讼，孔子把他们同关在一间牢狱中，三个月不分别审理。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孔子才释放他们。季孙不高兴，孔子便对他说：‘教化没有达到，不应当责罪百姓。’”并说了将近三百句话。

译永嘉叶适说：“诛杀少正卯，是急于察访奸邪，并不是先王的正当刑法。不处理父子相互诉讼的案件，是等待他们的心自己回转，这才是正当刑法。”我私下也认为这话不对。考察《论语》，孔子告诉子张说：“没有教化就杀人，叫作残暴。”曾子告诫阳肤说：“上位者失去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实情，就应当哀怜体恤，不要因此高兴。”荀卿的说法，只是推演了这个意思。与诛杀少正卯相比，固然似乎更为厚道；但在超过正当限度、违背人情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如果确实有罪，应当立即施刑；如果确实可以宽恕，应当晓谕后释放。把父子一起拘捕，三个月不分别审理，直到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后才赦免。我不知道他的请求停止，究竟是内心真的回转了，还是不能忍受囚禁的痛苦而求得脱身？假使他的内心没有回转，始终不请求停止，孔子将如何处置他？况且教化没有达到，并不是一天造成的；上面不能责怪他立即实行教化，下面也不能指望百姓立即服从。若所有有罪的人都拿这套说法来获得宽免，小人就能借此为自己辩护，因而更加轻视犯法。病痛已经发作，却反而撤去药物、投以石块，任其不治，还说：“这是调养不够。”调养不够，固然确实有罪；但已经发作的疾病，难道就可以不治疗吗？《论语》所说“不教而杀”，是说不知道先从教化入手，只专门去做末端的刑罚，并不是说刑罚可以废除。“哀矜而勿喜”，是担心他把察见聪慧当成能耐，以杀人作为幸运，并不是说从此不追究罪行。荀卿因此设想出一种超过正当限度的事情，用来惊动世俗：对于似乎无罪的人却突然诛杀，对于似乎必定该杀的人最终赦免，操纵没有常规，开合使人无法预测。他认为这就是孔子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却不知道圣人恰恰不会这样做。《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妇人有七种情况可以被出弃，有三种情况不能被出弃。七出是：不顺从父母、没有儿子、淫乱邪僻、嫉妒、恶疾、多嘴多舌、偷盗。三不去是：曾经娶她时有过聘礼，出弃后她无处可归；曾经共同服过三年之丧；先前贫贱而后来富贵。”后世以此为依据制定律令，即使犯了七出之条而有三不去的名义，也不得出弃她。这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我说：不是。恶疾、无子出于不幸，并不是她的罪过，本来就不应当出弃。至于失节淫乱、不孝而违背父母，这是重罪，即使有不能出弃的名义，怎么还能留存呢？至于嫉妒、多嘴等情况，可以衡量轻重来处理。又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叫作逆家之女、乱家之女、世代有受刑之人的家庭、女方子女有恶疾、女方父亲去世且她是长女。”这也不对。君子娶妻，本来就有所选择；这五类情况固然值得疑虑，却不至于一概抛弃。如今立下这种说法，使人一概不娶，这是断绝人与人的婚姻关系。圣人没有断绝一切人的法则。《左传》说，楚子将死时，把墓穴安葬的事情嘱托给群臣。“窀穸”二字都从“穴”，毫无疑问是坟墓、墓穴的称呼。可是杜预却解释为长夜。晏子评论陈氏说：“百姓有了疾病痛苦，就温暖安抚他们。”所谓“燠休”，也是温暖、安息的意思；可是杜预却解释为痛心思念的声音，我不明白他的说法。卫献公复国时，大夫们在门口迎接他，他只是点了点头。“颔”大概是微微点头的样子，注释却说是摇头，错了。《左传·定公五年》说：“三月，于越进入吴国。”注释说：“把‘于’作为发声词。”我认为，经文中用发声词的体例，这个字放在这里不妥，保留疑问即可。楚子包围萧国，返回时没有带走无社。他呼喊申叔展，申叔展说：“有麦曲吗？”无社回答：“没有。”“有山鞠穷吗？”回答：“没有。”“河鱼腹痛怎么办？”回答：“看那口枯井，设法把我救出来。”如果是教他用茅绖在井边哭泣，那就够了。第二天，萧国溃败。申叔展察看那口井，见茅绖还在那里，便呼喊着把无社救了出来。杜预认为，用茅绖对着井哭，是叔展教无社的办法。按照文势看，大概是无社教叔展的。《曲礼》说：“至于坐要像尸，站要像斋戒。”所谓“若夫”，只是语气词。注释却说：“如果想成为大丈夫、实行道义的人，行走在道路上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这里的“行道”仍然是行路的意思。孟子所谓“行道之人不接受”，陈轸所谓“行道之人都知道”，都是这样。注释却把它解释为实行仁义；至于君子不尽量满足别人的欢心、不耗尽别人的忠诚，又说：“欢指饮食，忠指衣服之类的物品。”我不知道“欢”怎么能解释为饮食，“忠”怎么能解释为衣服之类的物品。郑玄的荒谬妄说就是这样。《礼记》中有《间传》一篇，它的含义没有详细说明。郑玄说：“这是记载丧服间的轻重和所应采取的礼节，只是根据经文推测它的意思罢了。”仅凭一个“间”字，怎么能包含这么多意思呢？《史记·吴世家》说：“伍子胥将死时说：‘挖出我的眼睛，把它放在吴国东门上，让我看着越国灭掉吴国。’这只是一时愤怒的话罢了。而《吕氏春秋》说夫差确实挖出他的眼睛，把它挂在城门上，大概不可信。扬雄评论伍子胥说：‘劝谏吴王却不能使他改正，自己又不能离去，最终被挖掉了眼睛。’注释引用《史记》来解释。这里说‘眼之’，完全不成语，或许是‘字’的讹误吧？如果果真要采用这件事，正应当引用《吕氏春秋》。《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三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论语辨惑》序 总论 《论语辨惑》一 ○《论语辨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