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译，不被当时人了解，内心愤懑、不得志，于是同范晔谋划叛乱。事情被发觉后，严加审讯，他听到风声便供认，言辞气概却不屈服。皇帝惊异于他的才华，派人安慰勉励他说：“凭你的才能，却滞留在集书省，按理应当有别的志向，这只是我对不起你。”又对执政大臣说：“孔熙先年过四十还只是散郎，怎么能不做贼呢？”君子认为皇帝在这里失言了。臣下到了叛逆的地步，还有什么才华值得吝惜呢？况且士人的进退自有命运，即使一生受到压抑，也应当安于命运，为什么稍有不如意就图谋不轨呢？照皇帝的话说，岂不是让狂躁之徒有了借口，可以毫无顾忌吗？这哪里是用来教导人的话？唉！彭城王是同胞亲属，即使犯有嫌疑过失，本来没有别的恶意，还可以听任他自我改过，以保全友爱亲亲的道义。加上会稽王悲痛哀求，祈求扶助令育而死谏，皇帝最终却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反而对孔熙先念念不忘。这个小子心术是多么悖谬啊！隋文帝常对赵绰说：“我对你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你的骨相不应当显贵。”这不是君主应说的话，也不是他的本心。只是赵绰刚正敢言，皇帝不能忍受，所以才这样说罢了。唐太宗曾说：“奴仆告发主人，这是败坏风俗的事情。谋反不能单独完成，必定要同别人共同策划，怎么会担心它不被发现，却要让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有人来告发，就接受他的告发，但仍然把他杀掉。”君子说：“太宗这样立法，是对的。可惜他还只是从利害上来说。奴仆告发主人，按道理本来就不应允许，当然应当禁止。即使没有办法及时发现谋反，又怎么可以允许这种行为呢？这只是因为没有学习义理而产生的过失。” 唐太宗审录囚犯时，有个叫刘恭的人，脖子上有“胜”字形的纹身，自己说将来应当战胜天下，因此获罪入狱。皇帝说：“上天如果要使他兴盛，不是我能够除掉的；如果没有天命，这个‘胜’字又有什么用？”于是释放了他。齐人段志充请求皇帝把政权交给太子，大臣请求杀掉他。诏书说：“如果我有罪，他的话就是正直；如果我没有罪，他就是狂妄。”也把他释放了。这可以说是宽厚明察。然而对李君羡，却因为谶书上的文字而杀掉；对刘洎，则因为他说了废立之类的话而杀掉。有人奇怪他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宽厚之心施加到那两个人身上，这是不对的。刘恭、段志充之流，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话不足为道，所以不能触动皇帝的内心；李君羡和刘洎的话，却触及皇帝真正忌讳、憎恶的地方，所以他不能自我克制。武后能够容忍苏安恒，却不能容忍魏立同刘祎之，也是同一类情况。唐明皇举行酺宴时，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刺史、县令各自率领所属乐队，聚集在楼下比较优劣。怀州刺史用车载来几百名乐工，他们都穿着华美刺绣的衣服，装载服饰箱笼的牛也都做成虎、豹、犀、象的形状。鲁山县令元德秀只派了几名乐工，手挽手唱《蒍于》。皇帝说：“怀州的百姓大概正在受苦吧！”立即把怀州刺史降为散官。君子说：“城里人喜欢高发髻，四方就把发髻加高一尺。”明皇沉溺于淫靡享乐，天下正要竞相仿效；他又亲自下诏命令地方长官，责备他们争相取胜，那么他们只知道求胜来取悦皇帝，大概也不值得奇怪。可是皇帝竟因元德秀的讽谏而处罚怀州刺史，确实有过失；那引导他们这样做的人，难道独独没有罪吗？最终他不能自我克制，以至于盗贼叛乱交相兴起，中原遭受灾祸而无法挽救，受苦受难的难道只是怀州百姓吗？宪宗朝时，李绛、李吉甫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权德舆处在两人中间，对双方都不表示可否。皇帝鄙视他，罢去他的职务，只让他守本官。范祖禹的《唐鉴》称赞皇帝明察。慵夫说：宪宗贬退权德舆，确实是对的。然而李吉甫奸邪谄媚，屡次被李绛驳倒；皇帝常常认为李绛正确，又认为李吉甫专门逢迎取悦，那么李吉甫的可鄙之处，大概比权德舆更严重。可是皇帝却留下他而不罢

译免。后来李绛也被罢免，李吉甫却终身受到宠信任用。甚至在议论谥号时贬低张仲方，却特意赐给李吉甫“忠”的谥号。皇帝对他的眷顾是多么深啊！这样看来，皇帝的明察也不值得过分称赞。

译唐宪宗元和三年，朝廷策试贤良方正科举人，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深刻陈述时政的弊失，都取得了高等名次，皇上也嘉许他们，下诏命中书省优先加以任用。宰相李吉甫憎恶他们言辞直率，哭诉于皇上，又诬陷考官不公。皇上于是贬斥各位考官，而牛僧孺等人很久都没有得到调任。慵夫说：“这三人以直言应诏，本心并没有别的企图。皇帝既然嘉许他们，就应当提拔任用并施行他们的建议，以显示极端公正，这样谁还敢非议？可是皇帝竟然顺从李吉甫的私情，替他报怨。牛李之间的嫌隙，本来就由来已久。皇帝常常因为朋党而猜疑臣下，却不知道自己正是朋党的根源。” 唐武后时期，徐元庆的父亲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徐元庆又亲手杀了赵师韫。武后想赦免他的死罪，陈子昂议论说：“手持武器等待杀死仇敌，是人子报仇的义；诛除罪人、禁止祸乱，是王政的纲纪；没有义就不能作为教训。人如果扰乱纲纪，就不能公开援引法律。况且徐元庆之所以能够以义感动天下，是因为他忘却生命而趋赴报仇的正道。如果为了保全他的生命而释放他，就是夺去他的德行，损害他的义。并不是说应当舍身成仁、全然不顾生死的节操就不应尊重国法，而是应当按国家法典处置他，然后才可以表彰他的闾门和墓地。”当时人们认为他说得对。后来柳宗元驳斥他说：“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并行。该表彰的人却诛杀他，就是滥用刑罚；该诛杀的人却表彰他，就是败坏礼法。如果赵师韫因私怨残害无辜，州牧不知道治罪，刑官也不知道追究，而徐元庆能够替父报仇，这是守礼而行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惭愧，忙于向他道歉还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或者徐元庆的父亲并未免罪，而诛杀赵师韫又不违背法律，那么赵师韫是死于法律，并非死于官吏。徐元庆仇视天子的法律，又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傲慢、凌犯上级。逮捕并诛杀他，正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何必表彰？应当采用《公羊传》中‘受诛与不受诛’的义理来作判断。” 元和年间，梁悦为父报仇杀死秦杲，皇帝下敕命有关官员说：“按照礼经，报父仇的义理不能同天相比；依据法律，杀人者应当处死。礼与法这两件事，都是王者教化的大端，应当命令详细议论。”韩愈说：“圣人在经书中反复说明这个问题，却把它深藏在法律文字之中，是要让执法官吏只按法律裁断，而精通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义议论。应当制定制度：凡是为父报仇的案件发生，都要详细申报尚书省，召集群臣议论后奏闻，再斟酌适宜的办法处理。”皇帝下敕杖责梁悦一百，流放循州。唐明皇时，张瑝、张琇也因报父仇杀死杨汪，议论者多说应当加以怜悯宽赦。张九龄想让他们活命，裴耀卿、李林甫却认为这样会扰乱国法，皇帝认为裴、李说得对，对张九龄说：“孝子的感情，义在于不顾死亡；但杀人而赦免，这个先例不能开启。”于是下敕说：“国家设立法律，是期望制止杀人。如果每个人都伸张自己作为儿子的志愿，谁不是遵循孝道的人？这样辗转相互报仇，哪里会有尽头？皋陶担任司法官，法律规定必须执行；即使曾参杀了人，也不能宽恕。”交给河南府杖杀。考察这三件事，只有唐明皇的处理不可更改。陈子昂等人的议论似乎高明重要，实际上并不是端正的法律。大概《礼记》《周官》和《公羊氏》所说的报仇，都是乱世的事情，不足以相信。楚灵王听说各位公子被杀，便从车上投身下来，说：“人爱护自己的儿子，也像我这样吗？”侍者说：“比这还要深。”灵王说：“我杀死别人的儿子太多了，难道不会祸及到自己的儿子吗？”唐文宗受杨贤妃的谗言迷惑，几乎废黜太子李永。不久李永突然去世，后来文宗观赏乐舞，看见一个穿绿衣的童子在表演，而他的父亲在下面来回奔走，文宗流泪说：“我身为天子，却不能保全一个儿子。”于是诛杀教坊中曾经构陷、害死太子的十几个人。唉！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父子之间的亲情，出于人的天性。灵王因自己儿子的死亡，才开始明白杀害别人儿子是不对的；文宗看见别人爱护儿子，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未能保全是多么可恨。他们昏昧蒙蔽到这种程度，难怪会对天下的道理懵然无知。司马光极力称赞周世宗的美德，却说：“大功尚未完成，中途夭亡。大概太平事业，是上天将要启迪圣人并把它交给他，不是人的谋划所能达到的。”我认为司马光把这归结为天命，是对的；但认为上天将启迪圣人，却是讨好君主的话。周世宗的天资，难道是宋太祖所敢于相比的吗？像宋太祖这样的人，难道足以称为圣人吗？假使周世宗处在太平将临的时代，太平事业就可以立即建立，哪里还需要宋太祖呢？宋主征讨李煜，李煜派徐铉到京师朝见，说宋朝出兵没有正当名义，又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从未有过错，为什么还要来讨伐？”宋主说：“你认为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徐铉无言以对，退了出去。欧阳修把这件事载入《五代史》，评论说：“唉，伟大啊！这话说得多么简洁！王者兴起，天下必定归于统一，可以归附的就招来，不肯归附的就讨伐，期望扫荡天下，实现统一后才停止。周世宗征讨淮南，还下诏搜集以往的事情，务必比较是非曲直，把它作为出兵的理由，这是多么渺小啊！”慵夫说：“欧阳公的话过分了！自古出兵从来都不能没有名义，给人加罪，必定要有说辞然后才可以；比较是非曲直，正是应当做的。宋主这次行动，究竟有什么名义、什么说辞呢？只是偶然被徐铉提到父子关系的越分，于是便借此驳倒他罢了。父子固然不应分成两家，但宋与唐怎么突然就有了父子关系呢？天下并不是某一个人独自拥有的；这边和那边各有疆界，完全可以分据并立。小国侍奉大国，大国保护小国，各自尽到自己的道义罢了。有罪就讨伐，无罪就停止。自从三代以来，没有不是这样，哪里有一定要全部扫荡，使天下归于统一的道理呢？”

译周世宗平定江南以后，清源节度使刘从效请求在京师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于朝廷。周世宗下诏答复说：“江南刚刚归服，正应致力于安抚怀柔。您如果在上都设置府邸，和江南相抗衡，朝廷接受并占有它，罪责就在我身上。您应当努力侍奉旧主，暂且仍像过去一样。”这样做，对于您是深厚地守持始终如一的道义，对于我则是尽到了安抚远方的适宜办法。锺谟入朝进贡，皇帝问他：“江南也在整顿军队、修治守备吗？”锺谟回答说不敢。皇帝说：“过去是仇敌，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大义已经确定，可以保证没有其他忧患。然而人生难以预料，到了以后，事情不可知。你回去告诉你的君主，趁我还在位时，修整城郭，整治铠甲兵器，占据守卫险要之处，为子孙作打算。”周世宗的德行气度如此，他和宋主相比何止有天地之差，欧阳修反而把比较是非曲直说成小事吗？宋主最初出兵时，抚摸曹彬的背说：“一定要取下来，一定要取下来。”对方本来无罪，只是宋主自己容不得他，这才是内心真实的话。欧阳修是一代正直之人，却曲意讨好本朝，妄自掩饰君主的缺点。作为臣子的道义来说，或许还不算过错；但史书流传后世的话，怎么能不出于最公正端正的立场呢？这种记载不如不写。唐将刘巨容讨伐黄巢，几乎擒获他，却又把他放走，说：“国家喜欢辜负人，不如留下贼人作为求取富贵的资本。”议论者说他把自己看作鹰犬，这话确实对。然而像刘巨容这一类人，又有什么值得责备的呢？宋太祖命曹彬平定江南，答应任命他为使相；曹彬回来后，宋太祖只赏给他五十万钱，说：“你再替我攻取太原，然后再给你。”这不是把人当鹰犬来使用吗？可是宋代儒者常常称赞宋太祖吝惜名位和官爵。君主对待臣下，应当以礼相待，以诚意相示，这样人才乐意为他效力。如果真是爱惜名位官爵，那就不应当先许诺。宋太祖一向多权术诈谋，本来就不是在为名位官爵打算。唉！假使曹彬是君子，何必这样对待他？如果他是小人，那么也就不会再肯尽力了。曾经根据曹彬的行事考察，他大概正是所谓君子；那么宋太祖不仅失去了驾驭人的方法，又显露出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臣事实辨》上 ○《臣事实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