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译汉高祖认为吴王刘濞的面相显出反叛之相，于是拍着他的背说：“汉朝建立后五十年，东南将有祸乱，难道是你吗？”应劭说：“高祖聪明有谋略，能够直接看出反叛之相。至于东南将有祸乱，并且限定在五十年后，占卜者也能知道。这话确实有道理。然而说他能够看出反叛之相，也恐怕未必如此，大概是因为听了占卜者的话才这样推测罢了。这就像《列子》所说的怀疑邻人偷斧一样。否则，英布、彭越、陈豨之类的人，为什么没有显露出这种迹象呢？” 李德裕说：“汉高祖宠爱戚姬，深爱如意，长期安逸，以至于悲歌而不快乐，难道不知道除掉吕后必定会留下后患吗？实在是因为惠帝昏暗软弱，不能亲自掌握权柄；他的将相都是平生的旧交，全都在丰、沛起兵，如果不是吕后刚强，便不能加以统辖控制，所以把她留下，也是替国家打算。”老苏、小苏都沿袭了这种说法。唉！假使吕后确实应当被杀，即使是为了惠帝，也不得不杀她；如果不是这样，又有什么名义杀她呢？吕后后来从平民起家，辅佐高祖平定天下，有功而无罪，怎么能因为戚氏和如意的缘故，就突然把她置于死地呢？嫉妒猜忌是妇人的常情，何况吕氏又强悍呢？况且以妾逼迫正妻，以庶子几乎取代嫡长子，这是高祖的过错。如果再杀掉吕后，岂不是更加过分吗？所以高祖宁可暂且忍耐，把这件事交给吕后，也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克制的人了。有人说：“分封吕氏诸人为王，使刘氏受到危害，难道不是吕后的罪过吗？”我说：“吕后死后的变乱，高祖怎么会知道？即使他能够知道，在罪行尚未发生时就以谋逆之罪诛杀她，施于别人尚且不可，难道可以施于妻子儿女之间吗？”这种议论不寻求义理上的妥当，只把诡异当作高明；把古人按本分处理的事情，硬要用权术来解释。因此我厌恶那些曲意强辩的人。高祖听说韩王信想要联合匈奴攻打汉朝，便派使者出使匈奴。匈奴藏起强壮的士兵和肥壮的牛马，只让汉使看见老弱之人和瘦弱的牲畜。汉使一批又一批，共十多人回来，都说匈奴容易攻打。高祖派刘敬再次前往，刘敬回来报告说：“两国交战时，本应夸耀炫示自己的长处，可是现在匈奴只让我们看见瘦弱的牲畜和老弱之人，这一定是想显示自己的短处、隐藏奇兵来争取胜利，不能攻打。”高祖大怒，把刘敬戴上刑具，拘禁在广武。不久，高祖果然在平城陷入困境；脱险以后，便斩杀先前出使的十多名使者，并封刘敬为侯。议论这件事的人说：“这次行动，实际上是高祖一意专断，意气盛、脸色严厉，决心一定要实行。刘敬把利害说得十分明白，高祖却不听，反而把他拘禁起来。那十多名使者，不是谄媚就是愚蠢；他们说匈奴可以攻打，有什么值得深深责怪的，为什么全都杀掉呢？假如高祖侥幸得志，恐怕还会再把刘敬杀掉。为什么高祖只知道杀人，却从来不责罚自己呢？” 高祖派随何诱使黥布背叛楚国。黥布到了以后，皇帝正傲慢地洗脚，召见使者入内。黥布大怒，后悔前来，想要自杀。等他出来，到了住处，发现帐幕、车驾、饮食以及侍从官员，都和汉王平时的待遇一样，黥布又大喜过望。议论这件事的人认为，先挫折他的气势，最后收服他的心，这是驾驭英雄的手段。在我看来，这些帐幕和车驾等用具，本来就是高祖平时所使用的。至于以傲慢的态度洗脚接见人，那是他平日的常态，大概和接见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那种傲慢凌辱人的作风，往往就是如此，人人都知道。侮辱儒生、骑压项羽，没有什么事情是他做不出来的，难道却偏偏要说这也是一种权术吗？即使这确实出于权术，也不是驾驭人的正道。我正需要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解救自己的危急，派使者去游说黥布，使他背叛主人、遭到灭族；等他来了，却反而迎面侮辱他，这是什么道理？假使黥布乘着悔恨和愤怒，不到住处而径自离去，那就又多树立了一个敌人，难道能算是好的计策吗？君王对待人，应当以礼相接，以诚相待，然后才可以得到他们的效力。高祖偏偏既无礼又不诚实，这就是诸侯接连不断反叛他的原因。然而古今之人却把这当作美谈，为什么呢？汉高祖说要把项羽的父亲煮成羹的话，是天地都不能容忍的。项伯说“治理天下的人，不顾念自己的家人”，这只是姑且用来宽解项羽的心罢了。然而世上议论这件事的人，有多少不是这样认为的？他们不仅不责罪高祖，有的还替他讲出道理来。唉！天下的事情，有什么比杀害父亲更严重的吗？幸亏项羽听从了项伯的劝告；假如项羽当时就杀了刘邦，即使高祖后来成功，他还有什么脸面站在人们之上呢？汉高祖第一次朝见太公时，行的是普通人家父子之间的礼仪。家令劝太公说：“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土地不能有两个君王。皇帝虽然是您的儿子，却是天下的君主；太公虽然是父亲，却是君主的臣下。怎么能让君主向臣下下拜呢？这样一来，皇帝的威严和尊贵就无法施行了。”太公于是对高祖说：“不能因为我而扰乱天下的法度。”高祖心里认为家令的话有道理，于是下诏尊奉太公为太上皇。荀悦说：“即使是天子，也必定有尊长；家令的话说过头了。”《史记索隐》已把这件事表明出来，我再扩充他的说法说：“君臣之义，不适用于家庭；父子之间的名分，却没有任何时候可以改变。所谓土地不能有两个君王，只是从国家法度来说的，同生身父亲的亲情有什么关系？”咸丘蒙拿瞽叟朝见舜的事来发问，孟子斥责他，认为这是齐国东部野人的话，并且说：“孝子的最高境界，没有比尊敬亲人更大的；尊敬亲人的最高境界，没有比让天下来奉养亲人更大的。”作为天子的父亲，尊敬已经达到极点；以天下奉养父亲，奉养也达到极点。天下正好可以作为奉养亲人的财物和条件，那么“君主”的名分难道就能压倒父亲吗？舜已经成为天子，而他的父亲瞽叟仍然是原来的父亲；瞽叟不曾成为太上皇，但舜这个儿子也仍然是舜。这样看来，君主和父亲可以同时立于天下，国家自是国家，家庭自是家庭，两者并不相互妨碍，本来没有什么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有没有尊号，起初并不足以决定尊卑轻重。如果说父亲因为儿子而尊贵，儿子成为天子，父亲却只是平民，这在感情上难以安顿，那还可以；但说父亲没有尊号就成了臣下，不应接受君主的下拜，这可以吗？家令只知道君主不能向臣下下拜，却不知道儿子不能把父亲当作臣下。晋代刘宝说：“高祖认为家令说得好，是因为他启发了自己的心意，于是得以尊崇父亲的名号。”未必是认为家令让父亲敬重自己就说得好。家令如果真想启发皇帝，为什么不直接说明自己的意思，却说“皇帝的威严不能施行”呢？按我这个鄙陋之人的看法，他的意思也不过如此罢了。高祖的诏书说：“人的尊贵，没有比父子亲情更亲的。所以父亲拥有天下，就把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就把尊贵归于父亲，这是人道的极致。”这话是对的。至于说平定暴乱、安定天下都是太公的教诲，那又不对。假使太公没有教诲之功，难道就不能尊崇他吗？大概高祖本来明白天理，却被家令蒙蔽，所以虽然给父亲加以尊崇，最终仍然陷入不善。流弊传到后世，竟专门把家庭之事当作私事，动不动就拿“以义掩恩”来作说辞，君主安然接受长辈来朝见。唐代甚至下令父母拜见王妃、舅姑拜见公主，人们还安然不觉得奇怪。

译更严重的是，有人故意借亲属来彰明法令，博取不徇私情的名声，即使诛杀骨肉也不觉得遗憾；有时反而还被认为有德。天理、人道都灭绝殆尽，甚至还不如禽兽，这些都是家令思想留下的流弊。高祖因为嫂子曾经用破锅煮饭招待他而怨恨嫂子。等到即位后，他封赏各位亲属，唯独嫂子的儿子没有得到封赏。太公把这件事告诉他。皇帝说：“我不是忘了他，只是因为他的母亲不是长者。”于是封嫂子的儿子信为羹颉侯。君子说：“汉高祖是小人。因为一顿饭的事情，便积怨不忘，甚至牵连到她的儿子；太公劝说之后，还要给他加上一个丑名。‘羹颉’算是什么称号？恐怕还不如不封更好。况且说嫂子不是长者，难道他自己就算长者吗？” 高祖怀疑张敖谋反，吕后多次替张王说话，认为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张敖不应有这种事情。皇帝说：“假使张敖占有天下，难道还会缺少女儿吗？”由此看来，吕氏还知道人情和亲属之义，而皇帝却只把张敖当作盗贼看待。他自己贪得无厌、毫无恩义，舍弃骨肉也毫不困难，所以这样衡量别人。丁谓常说：“汉高祖不是英雄，甚至可以把他看作乡野老翁；这话虽然似乎过分，却也颇能让人痛快。”近代儒者以道学自我标榜，评论古人时连细微之处也必定计较；像汉高祖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可是他们却常常称赞他天赋才性无人能及。张南轩直截了当地说：“假使他懂得学习，那么达到商汤、周武王的贤德也不难。”我对此越来越困惑了。张安道题写汉高祖庙诗说：“纵情饮酒而疏狂，不经营生计；中阳有土地，却不回来耕种。偶然因为世道混乱，成就了功业；还要到老父亲面前，同刘仲争高低。”这虽然是诗人一时的说法，却确实切中了他的毛病。当皇帝起初还是个游手好闲的人时，难道真有夺取天下的计划，并且可以保证成功吗？可是他竟当众夸耀自己，来使父兄惭愧，实在是自欺而又不懂礼。汉高祖一生的所作所为是可以考察的：把太公置于砧板之上，却没有营救的意思；把孝惠帝、鲁元公主丢在道路上，也没有顾惜之心。掩饰自己游手好闲的过错，便向兄长夸耀；记恨嫂子用破锅招待自己的旧怨，便迁怒到侄子身上。宠爱戚夫人和如意，几乎要废掉嫡长子。对张敖傲慢辱骂，不把他当作女婿对待。韩信是首功之臣，本来没有异心，他却屡次施用欺诈，使韩信畏惧逼迫而不能善终。萧何是旧交，足以相信他的真诚，却仍免不了猜疑，直到把他拘捕才罢休。郑君因为季布不忘旧王而驱逐他；雍齿因为过去曾使自己受困，几乎要杀掉他。他行事如此，评论者却还说他宽厚仁慈、器量宏大、以诚信使人归附，我实在不明白这种说法。汉文帝退还千里马，光武帝却用千里马驾鼓车。林少颖说：“华歆把金子扔掉，比不上管宁挥锄而不回头；拿这件事来判断两位皇帝的优劣，真是浅陋啊！”君主的职责，在于停止进贡，杜绝贪求，给天下后世树立法则。孝文帝的考虑实在深远。林氏却用心术是否有妨碍来衡量，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箕子感叹象牙筷子、召公告诫周成王不要接受旅獒，难道都是他们个人多余的忧虑和过度的计较吗？况且千里骏马却用来驾鼓车，也不合事物的道理和人情，本来就不如退还它好。汉武帝年老将死，想立昭帝，却担心儿子年幼而母亲强壮，可能导致祸乱，于是杀了钩弋夫人。当时狂风扬尘，百姓都感到悲伤。这是因为他的做法违背天理、拂逆人情。可是他反而在近臣面前夸耀此事，自以为英明。史臣又说：“凡是替武帝生过儿子的妃嫔，不论男女，她们的母亲都被谴责处死。”难道这也能称为贤圣吗？说什么这是看得长远，为后世考虑，当然不是浅陋无知的儒者所能比。慵夫说：汉武帝这样做就是不合道义！杀死一个无罪的人，即使能因此得到天下，君子也不会做。没有罪却杀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以，何况只是预先猜测一件未必发生的事，就杀害自己的亲人呢？他如果真认为国家治乱由人造成，就应当另想办法处理；否则便把它归于命数，为什么要牵连一个女子？母子是天然的亲情。立她的儿子，就一定杀他的母亲，仿佛母亲成了儿子的仇敌，儿子成了母亲的拖累，这种乖戾不是太过分了吗？钩弋夫人的事情，假使只是权宜之计，却又说凡是生过儿子的妃嫔都要被谴责处死，那么后宫中谁还敢生儿子？普通人尚且会替自己的家庭考虑，君主也应当替国家考虑。假使天下人都像武帝这样用杀人来安排未来，杀得过来吗？亲戚之间还会有恩义吗？所以汉武帝所谓安定后世，实际上正是断绝后世；不但不仁，也是不智。流弊传到元魏时期，竟把这作为固定制度。后宫忧惧恐慌，都祈祷不愿生下嫡长子，稍有生育，便互相劝说要为自保打算。读来令人悲惨。这本来就是凶狠毒辣、残酷无情的行为，恐怕禽兽都不忍心做；而皇帝却自以为英明，史臣又跟着赞誉，真是奇怪！叶永嘉说：“汉武帝一生颠倒，临死前这一件事，却事事做得正确。”唉！立昭帝、把政事托付给霍光，是对的；诛杀钩弋夫人，怎么能说是对的呢？汉高祖晚年让周勃任太尉，把安定刘氏的事情托付给他；他看到孝惠帝暗弱、吕后强暴，心里大概也担忧死后的变故。然而他最终没有杀吕后，评论者也不认为这是过错。这是因为感情上有不能安忍之处，按道理又有不得不如此的地方。谁能说武帝的做法可以作为法则呢？苏东坡说：“汉武帝无道，完全不值得称道。只有他蹲在厕所里接见卫青、不戴帽子接见汲黯，这些可以取法。卫青不过是奴才资质，适合给人舔痔疮，正应该蹲在厕所里接见他。”苏轼在这里说错话了！哪有天子接见大将军，却可以蹲在厕所里的道理？至于说奴才资质，那是卫青自身的事；君臣之间的礼节却不能废弃。汲黯出任淮阳太守，经过大行令李息那里，谈到张汤奸邪，必定失败的情形，劝李息把这些话告诉皇帝。李息害怕张汤，不敢这样做。后来张汤果然失败，汉武帝听说汲黯曾这样说，便追究李息的罪过。唉！汲黯在朝廷上当面攻击张汤的罪恶已经多次，皇帝都不能听从；等到把汲黯疏远斥退，虽然因此给他增加了俸秩，却七年不再召见，最终死在郡中。皇帝难道真是看重汲黯，却反而追恨李息吗？

译汉武帝时，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娶皇帝的女儿夷安公主为妻。隆虑公主病重，把黄金千斤、钱十万交给昭平君，为他请求赎免死罪，皇帝答应了。隆虑公主死后，昭平君日益骄纵，酒醉后杀死了公主的傅相。廷尉请求判处死刑，左右近臣都拿皇帝曾答应赎罪来进言。皇帝流着泪说：“法令是先帝制定的。因为弟弟的缘故而违背先帝的法令，我还有什么脸面进入高祖庙呢？”于是批准了廷尉的奏议。东方朔上寿，认为不因亲疏而免罪，这是五帝三王也难以做到的。慵夫说：“武帝守法是对的，可是造成昭平君被杀的原因，又是谁的过错呢？贵戚的儿子，管束他尚且担心他放纵，却又许诺他可以不死，他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犯罪呢？当初隆虑公主请求赎罪时，若立即用高祖的法令对她说明，就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只图一时得到财物，却给日后留下悔恨；只知道最终守法，却不知道一开始防患，武帝的考虑实在荒谬。《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滹南王若虚，字从之。《君事实辨》下。《君事实辨》下。光武帝封赏功臣时，邓禹、吴汉都食邑四县。丁恭议论说：“古代封侯不过方圆百里，使中央强大、枝属弱小，这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封给四县，不合乎法制。”皇帝说：“古代亡国，都是因为没有道义；从未听说功臣土地多而导致亡国的。”近代评论者认为光武帝这样做不对。我认为丁恭的考虑固然长远，然而光武帝所说的治国根本之理，难道可以废弃吗？治理天下，如果没有道德仁义来相互维系，却想只依靠区区法制来压制奸雄、消除祸乱，恐怕也是很困难的。苏东坡曾说，《三国志》的注中有许多喜欢搜求奇闻的人所记的事情，只可惜仍有遗漏。如今看来，确实如此。例如曹操征讨乌桓回来后，自己认为侥幸获胜，却特别赏赐当初劝谏他的人，这可以作为千古法则。曹操一生所做的事，大多是不合道义的，唯独这一件事可以使青史增光；陈寿却略去不写，难道不是遗漏典范到了极点吗？先主刘备因为个人怨恨杀死张裕，诸葛亮上表请求治他的罪。刘备答复说：“芳香的兰花生在门前，也不得不锄掉。”唉！先主天性仁厚，有古代贤君的风范，到了这件事上，却和曹操没有区别，实在可惜！《晋史·山涛传》说：“鬲县令袁毅用财物贿赂公卿来求取虚名，送给山涛丝绸一百斤，山涛不想显得与当时风气不同，便收下藏在阁楼上。后来袁毅的事情败露，山涛取出丝绸交给官吏，经过多年尘土覆盖，封印仍和当初一样。”王戎也曾接受别人送的布，被司隶校尉纠察。晋武帝对朝臣说：“王戎难道是心怀私欲、苟且求取财物的人吗？他只是不好显得与众不同罢了。”唉！古人所说的“不与众不同”，是不做孤高怪异、与世俗绝对不同的事而已；到了面对财物的时候，即使是一片草叶，也必定有义理存在，怎么能容许自己玷污名节，却卑劣地说以随同众人为贵呢？王戎本来就是贪婪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值得责备的了。山涛既然已经收下财物，即使封印还在，又凭什么证明自己清白？况且山涛还曾因盗取官田稻谷而被李熹弹劾，可见他并不是真正清白。史臣却也因此宽赦他，为什么呢？武帝身为君主，应当以节俭来激励风俗，从贵近之臣开始；可是王恺和石崇争相奢侈，他反而拿自己的财物帮助他们，这也属于同类。有人犯了贪赃之罪，皇帝却替他遮掩、隐讳而宽免其罪，天下怎么能不乱呢？宋文帝曾经故意让几个儿子晚些吃饭，说：“想让他们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如果说这是用节俭来管理财物，那么唐明皇带领太子以下的人在宫中割麦，说：“想让他们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唉！君主教育儿子，应当让他们亲近老师，通晓古今的义理；义理明白了，各种品行自然会端正。难道认为这种做法就可以控制他们的内心吗？宋代孔熙先博学，通晓文史，也精通数术，具有纵横家的才智抱负。宋文帝时任散骑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