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八

译唐子西《语录》说：“古代的作者，起初并没有刻意造作辞语，只是因事陈述言辞。老杜《北征》一篇，只是直叙行役，忽然说‘有的红得像丹砂，有的黑得像点漆’，又说雨露所滋润的果实，甘苦一齐结成，这一类都是如此。”文章就像人写家信，这种说法真是懒汉的论调。有人说：“子西谈得多么容易！工部诗中精工深刻的地方哪里数得完，怎么能摘取一两处就把它作为准则呢？”正如《冷斋》说：“白居易的诗一定要使老妇人也完全能懂。”《诗经》三百篇中，也有像家信、像老妇人能够理解的诗，难道能说全部都是这样吗？况且子西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诗要同人商量讨论，深入寻找其中的毛病而删去；即使平常放过一个字也不可以，这几乎近似法家，难以说有宽恕，所以称作诗律。”构思立意开始时，必然有难、易两条路，学习者不能强行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写不好，常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又说：“我作诗十分艰苦，悲吟多日，才勉强写成一篇，起初看不出有什么可羞的地方；第二天拿来阅读，毛病百出，于是又悲吟多日，反复修改，稍稍有些进步；过几天再读，毛病又出现。这样反复四五次，才敢拿给别人看，但终究不能写得奇特。” 看这两种说法，立法为什么这样严格，用心为什么这样劳苦呢？大概喜欢发表高论而不以自身实际为根本的人，没有不自相矛盾的。韩退之说：“文章没有难易，只有是否合乎是；哪里还会有毛病呢？” 欧公寄给常秩的诗说：“笑死汝阴的常处士，十年来骑马听早朝的鸡鸣。”伊川说：“早起赶赴朝廷，并不是可笑的事情，永叔不必这样说。”诗人的话，哪里能这样评论呢？程子的诚敬，也实在太过分了。荆公咏雪说：“试问火城将策，试如何？”云屋听窗鸡，苑极不喜欢他的上句。山谷说：“管城子没有吃肉的相貌，孔方兄有绝交书。”苑极不喜欢他的下句。这同我的看法暗中相同。罗可的咏雪诗有“斜斜侵入潘岳的鬓发，横横爬上马良的眉毛”这样的句子，陈正敏认为很真实，其实只是把雪写得像真的一样。卢延让有“栗子爆裂烧破毡，猫跳起来撞翻鼎”这样的句子，杨文公非常喜爱，有人却怀疑它。我认为这些话固然没有什么特别高妙，但读起来可以想见明窗暖炉旁悠闲安坐的舒适情景。杨公所喜爱的，大概正是其中的环境情趣吧？东坡诗说：“文章哪里在于多，只要一篇《酒德颂》就说尽刘伯伦了。”朱少章说：“《唐艺文志》有《刘伶文集》三卷，那么他并不是没有其他文章。”难道东坡只是落笔时偶然忘记了？还是另有所闻？我认为不是这样。按《晋史》说：“刘伶从未把心思放在文章上，只写了《酒德颂》一篇。”东坡也是依据这一点而已。况且东坡本意是说，仅凭这一篇就足以说明刘伶一生，并使他名传后世，那么其他文章有没有，也就不必讨论了。东坡写给章质夫、因他送酒未到而作的诗中，有“白衣送酒舞渊明”的句子。《碧溪诗话》说：有人怀疑“舞”字用得过分，后来看到庾信答王褒赠酒诗中说“未能扶毕卓，犹足舞王戎”，才知道这个用法是有出处的。我认为，怀疑的人只是说“舞”字不适合用在陶渊明身上，哪里是在讨论它的出处呢？东坡题《阳关图》说：“龙眠独自看出其中的殷勤之处，把阳关之外的声音全都画了出来。”我认为只能说“声外之意”，不能说“意外之声”。东坡极其喜爱《归去来辞》，既依照它的韵脚作诗，又把它演绎成长短句，还拆开字句作成集字诗，弄得支离破碎。陶渊明的文章确实优美，又何必这样做呢？这也未免流于世俗了。东坡的和陶诗，有人说终究不像陶诗，有人认为实际上超过了陶诗，这些都不是应当讨论的问题。他只是借陶渊明的意思来表现自己的意思罢了，什么时候是出于内心争胜而比较高下呢？所以只要看他的眼界和旨趣怎么样，就可以了。东坡说：“评论画只以形似为标准，见识就接近儿童；作诗如果一定要切合题目，肯定不是懂诗的人。”画之所以可贵，不就是因为它像吗？画得不像，就等于没有画。题目已经确定而作诗，却不必切合这首诗，那究竟要说什么呢？那么，东坡的说法难道不对吗？回答说：“我是说，妙处在形似之外，并不是抛弃形似；不被题目拘束，但要不失去题意。如此而已。”世上的人不探究它的真实含义，心里没有真正的体会，却借这番话来装作高明。画山水的人，连一木一石都不能准确画出，却假托云烟幽暗迷蒙，说这就是气象；作诗的人，写得模糊、怪僻、遥远，按题目勉强搜求，自己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却说“贵在格律”。一旦有不合他们心意的地方，就一定互相讥笑，认为浅近平常；不追求正确而追求奇异，真假还没有弄清，就先评论高下，这也只是自欺罢了。难道这就是东坡先生的本意吗？郑厚说：“魏晋以来，作诗唱和，是用文章寄托意思。近世的唱和诗，全都依照原诗韵脚，再也没有真正的诗了。诗有韵，就像风中的竹子、石间的泉水、柳上的黄莺、墙下的蟋蟀；风吹铃响，自然形成声响，哪里还容得人为拟议呢？笑时发出呵呵声，叹息时发出唧唧声，都是天然的声音。哪里有先选择呵呵的声音再去笑，选择唧唧的声音再去叹息的呢？”慵夫说：“郑厚这番议论，似乎说得太高明了。然而依韵作诗确实是作者的大毛病。诗道到了宋人已经衰败，又专门把依韵相唱和当作风尚。才识如东坡，也免不了随波而从。东坡诗集中依韵之作将近三分之一。即使把技巧用到极致，震动一时，损害天然完整之处却太多了。假使苏公没有这个毛病，他同古人的距离还会有多远呢！” 东坡的《薄薄酒》两篇，都是安守本分、知足自得的话，黄山谷却称它们为愤世嫉邪，过分了。有人说山谷仿作的胜过东坡，这是只看到表面的看法。它虽然竭力写得奇特险峻，终究只是第二等作品，有什么值得特别推重的呢？况且东坡后篇自己又推翻了前篇的意思，这正是它的眼目所在；山谷的两篇只是东坡前篇的意思，我没有看出它胜过东坡。东坡《鴈词》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因为大雁不栖息在树上，所以这样说。这是有意写得奇特诡异，词人正看重它这一点。有人却认为这是语病，这还值得同他谈论吗？近来张吉甫又拿“鸿渐于木”来辨说，责怪古人见闻少，这就更加可笑了。《易》的卦象之辞，不应拿来作为证据。实际上，大雁什么时候栖息在树上呢？

译东坡送王缄的词说：“座上离别的愁苦你还没有见到，回来时已经愁断肠。”这是尚未分别时说的话，却说“归来”，语意就不顺了。“欲断无肠”也恐怕难以说通。赠给陈公密侍儿的词说：“夜来倚席亲，曾见此本，即席所赋。”既然是当场看见这个本子、当场作词，下面又用“夜来”二字，却成了隔了一天。王直方《诗话》称，晁以道看见东坡的梅花词，说：“便知道这个老人一定要过海，只因为古今人都没有说到这里，必须罚他到海外去。”苕溪渔隐说：“这话粗俗鄙陋，近于嫉妒别人的长处、幸灾乐祸。王直方没有见识，竟把它载入《诗话》，难道不怕遭人讥笑吗？”慵夫说：“这首词的意思是写朝云的事。晁以道的话只是开玩笑罢了。世俗所谓‘放不过’，难道还有别的意思吗？”苕溪讥笑王直方没有见识，却不知道自己也不通晓其中的意思。陈后山说：“子瞻把诗写成词，虽然工巧，却不是词的本色；当代词人，只有秦七、黄九罢了。”我认为，后山说子瞻的词像诗，这还说得过去；但认为山谷的词合乎词体，就实在无法理解。晁无咎说：“东坡的词在音律上略有不协调，大概是因为纵横奔放、卓异出众，在曲子中无法拘束。”他评论山谷却说：“词固然高妙，但不是词家本行的话，只是套上腔调像诗一样唱出来罢了。”这话说得对。晁无咎说：“眉山公的词在情感方面有所不足，大概是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这种境界。”陈后山说：“宋玉并不认识巫山神女，却能描写她，难道一定要亲身经历后才知道吗？这简直是在说东坡对于情感还达不到。”唉！像东坡这样的风韵，竟说他不够深于情感，怎么可以呢？像他这样的高人逸才，本来就应当如此；情感流露成小词，偶尔涉及脂粉之事，不过是诙谐游戏、姑且写写罢了。至于纤弱艳丽、淫靡诱惑，深入人的骨髓，像田中行、柳耆卿一类，难道是东坡高雅的趣味吗？陈后山说子瞻以诗作词，完全是妄论，世人却都相信，只有茆荆产辨明并非如此，认为东坡的词是古今第一。如今翰林赵公也这样说，这同世人的看法暗中相合。诗和词本来只是同一个道理，不容有不同的看法。自从世人开始创作以来，习惯写纤艳柔弱的作品来迎合流俗的爱好，高人名士也有时拿这个互相争胜，于是日益趋于委靡，却说这就是词体本来应有的样子，不知道流弊竟到了这种地步。文伯起说：“先生担心他不幸沉溺于那一边，所以援引他、阻止他，特意创立新意，融入诗人的句法。”这也不对。东坡是雄文大手，乐府不过是他的游戏，哪里会同流俗争胜呢？只是他的天资非凡，文辞气势超迈，所以一下笔就都出类拔萃罢了。东坡《江行唱和诗序》说：“古人的文章，并不是有意去写才写得好，而是不能不写，所以写得好。山川有云，草木有花果，充盈蓬勃而显露在外，即使想要没有，难道办得到吗？所以我写文章很多，却从来不敢存心去创作。”当时东坡刚满二十岁，而见识已经如此，他难道肯同江西诸子终身争论诗句格律吗？东坡的文章像龙一样，能穷究万物之理，气势吞吐九州，纵横奔放，仿佛游戏一般，没有人能窥测它的端倪。鲁直却拘拘守着斤斧、准绳的说法，跟在他后面同他争论。甚至说东坡不懂句法；如果连东坡都不懂句法，世上难道还会有诗人吗？那么他所说的法，究竟从哪里来的呢？老苏评论扬雄，认为假使扬雄有孟轲的书，就一定不会写《太玄》。鲁直想要达到东坡那种超迈奔放却做不到，于是高谈句律，另立格式，务求自成一家以同东坡抗衡，但终究免不了处在下风。他也真是劳苦了！假使没有东坡压在他上面，他用心或许不至于如此。世人把东坡过海看作鲁直的不幸；从明白的人看来，他的不幸早就存在了。吴虎臣《漫录》说：“欧阳季默曾问东坡：‘鲁直的诗好在哪里？’东坡没有回答，只是极力称赞。季默又问：‘像《雪诗》中“卧听疏疏还密密，起看整整复斜斜”，难道也佳妙吗？’东坡说：‘正是佳处。’”慵夫说：“你对于诗本来没有什么理解，至于这两句还知道它不值得欣赏，看来一定是传闻错了。”徐师川也曾咏雪说：“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时片片又何轻。”曾端伯认为这是警策之句，并且说师川作完这首诗后，因而诵读山谷“疏疏密密”的句子，说：“有成就后才不敢轻易这样说。”意思是说鲁直草率而已，语言却很工巧。唉！我的疑惑就更深了。王直方说：“东坡说鲁直的诗高出古人好几等，天下独步。”我认为东坡绝不会有这样的评论，即使说过，也不是诚心的。东坡曾为鲁直的诗作跋说：“我每次看到鲁直的诗，没有一次不笑倒。”然而这卷诗语言非常奇妙，能让人笑倒，已经是可取之作了。又说：“读鲁直的诗，就像见到鲁仲连，李太白也不敢再谈论鄙俗的事情。”这句话虽然似乎不完全适用，却并非毫无益处。又说：“像蝤蛑、江瑶柱一样，格调韵味高绝，使人把盘中的饭菜都忘了。”然而吃得多了会动风生气，他的赞许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呢？山谷的诗，有奇特而没有妙处，有斩截而没有纵横奔放；铺陈学问来显示丰富，点化陈腐来装作新奇，而浑然天成、如从肺腑中流出的作品却不多。这难道就是他竭力追赶东坡却赶不上的原因吗？有人说，评论文章的人尊崇东坡，谈诗的人推重山谷，这是门生亲友偏袒的说法；直到今天，词人还常常拿它作为口实。赞同的人沿袭他的形迹而不知回头，反对的人害怕他的名声而不敢非议。我的舅舅周君说得好：“宋代文章到了鲁直，已经处在偏斜下落的位置；陈后山以后，更承受不住这种弊病了。人如果能够站在中正之道上，以宏大的眼光观察，是非真实情形自然一望可知。”我虽不懂诗，却很赞同这话。近来读《东都事略·山谷传》说：“庭坚长于诗，同秦观、张耒、晁补之交游，是苏轼门下的人，号称四学士。只有江西士人把庭坚同苏轼相提并论，称为苏黄。”可见从当时起，这就已经不是公认的说法了。山谷题《阳关图》说：“渭城的柳色同关山有什么关系？只是行人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悲愁。”人有情而物无情，这话本来是对的。然而他在《早发分宁》中又说：“我自己只像平日一样醉，满川的风月却替人发愁。”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译山谷诗说：“语言少了滋味，没有‘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所谓“阿堵”，是说“这个”。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这个里面。”殷浩看到佛经说：“道理应当在这个上面。”谢安指着桓温的卫士说：“明公何必同意墙边这些人。”如今删去“物”字，还可以说“此君”；删去“君”字，便成了歇后语。怎么能知道它指的是钱呢？山谷题严溪钓滩诗说：“能使汉家的九鼎更加稳重，桐江波上只是一丝风。”评论的人说，东汉有许多重名节的士人，汉室能够长久存在是依靠他们；追究根源，正是在严子陵的钓竿上。我的看法是，这个议论确实高妙，但“风”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我曾拿它询问舅舅周君，周君笑着说：“想来他写下这个字时，心里也一定不安。”有人说：“这是诗人的说法，不应这样分析。”我说：“固然如此，但也必须不妨害道理才行。比如东坡《眉石砚》诗，把胡马说成在眉间，和这里是同一种构思，难道就一定是有意造成的毛病吗？” 苏轼、黄庭坚各自把玄真子的《渔父词》增写成长短句，并互相讥评。山谷又取船子和尚的诗作成《诉衷情》，冷斋也把它载入书中。我认为这些都是画蛇添足，不能这样做。山谷词说：“新妇矶边眉黛含愁，女儿浦口眼波如秋。”他自己说，这是用山色水光来比拟玉肌花貌，真正得到渔父家的风味。东坡说它“太过浪漫放荡”，可以说很会开玩笑。因为这些情态本来就不适合写在渔父身上。山谷最不喜欢集句，把它看作百衲衣，还说“正好拿来一笑”。我认为，词人偶尔诙谐，并不值得深责。山谷既然知道厌恶这些，那么药名诗、建除体、八音诗、列宿诗之类，难道就不能一笑吗？山谷的《雨丝诗》说：“烟云幽暗迷蒙，合在一起稀疏；雾雨空蒙，飘落得更加细微。园客抽茧丝，抽出万缕；蜘蛛结网，网住群飞。风光错综，如同天的经纬；草木形成文章，如同天帝的织机。看它染上朝霞，成为五种颜色，为君王缝补坐朝时穿的衣服。”所谓雨丝，只是说它的形状像丝罢了；如今却直接说出这些用途，我实在不明白。山谷词说：“酒杯传到手中，不要留下残酒；不说月明之时人已散。”我曾怀疑“莫”字不妥，昨天看到王德卿收藏的东坡手书这首词的墨迹，才知道原来是“更”字。《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十九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四十卷。遗老王若虚，字从之。《诗话》下。○《诗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