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遗老王先生文集卷之一

译《尚书·无逸》说：‘祖甲懂得小民所依赖的道理，因此享有国家的时间长久。’ 孔安国认为这里的祖甲是太甲，郑玄认为是帝甲，注疏也遵从孔安国的说法，大概是因为《国语》讲殷代旧事时说：‘帝甲使国家混乱，传了七代便灭亡。’《史记》说：‘帝甲荒淫昏乱，殷朝的国运又衰落了。’并且还说：‘太甲被称作祖，是因为殷人也把他的功劳视为祖业，所以这样称呼。’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妥。考察《史记》，祖甲是武丁的儿子，和太甲明明是两个人。周公从中宗、高宗说到祖甲，接着说：‘从这以后，继位的君王一出生就安逸享乐。’这样的次序不应当把祖甲解释为太甲。然而《国语》《史记》都说帝甲因淫乱而导致国家衰亡，周公为什么还要取法他呢？事实并不是这样：《尚书》是圣人之经，史传则出于杂说。周公距离殷代很近，知道那件事更详细；左丘明、司马迁距离时代较远，他们的传闻中容许有虚妄之处。与其改换人名来迁就史传所说的事情，宁可舍弃史传而遵从经书。左丘明提出弑君的条例说：‘凡是弑君而称说君主，是说君主无道；称说臣下，是说臣下有罪。’杜预注释说：‘称说君主，是只写君主的名字而以国名来记载弑杀，表示众人共同与他断绝关系；称说臣下，是写出弑君者的姓名，用来昭示后世此人终究是不义。’这真是圣人的意思吗？回答说：‘不是。臣下弑杀君主，难道还会有可以援引的条例吗？说称臣是臣下的罪过，那么称君就不是臣下的罪过吗？说称臣是不义，那么称君果真就是臣下的正义吗？君主不是上等圣人，谁能没有失德？假如这种说法真的实行，那么人人都可以指称君主无道而杀掉他了，这会助长奸雄的野心，造成篡逆的阶梯。禁止一种情况却放开另一种情况，圣人立教不会这样。论说天下的事情，也不过是权衡轻重罢了。人的无道行为，哪一种有比弑君更严重的？放过这一件而惩罚那一件，这岂不是完全不论轻重，所得抵偿不了所失吗？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春秋》之所以可贵，正在于正定名分、分别嫌疑，是为乱臣贼子设置的戒惧。如今却妄自制造所谓义例，给他们提供凭借，不是很违背本意吗？许悼公死时，经书说‘世子止弑杀了他’，而三传都认为只是‘进献药物却没有先尝药’而已。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春秋》防范嫌疑相似之事，难道不是太严密了吗？至于亲手挥刀杀人的贼臣，按照这种条例，只因一己私意，竟敢犯下天地所不容、禽兽也不忍为之的大逆之罪，却有时能够侥幸免罪，连姓名都被抹去。《春秋》是写人情的书，这一类情况，可以说合乎人情吗？从传文考察，称国而弑君的未必都是无道，称臣而弑君的难道全都有道吗？其中参差不齐、彼此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姑且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晋灵公不行君道，滥施刑罚而横征重敛，刚愎拒谏而杀害贤臣，这是传文所记载的。这还不算无道吗？可是经文却写赵盾的名字，为什么呢？楚灵王贪得无厌，百姓愤怒而反叛，跟随叛乱如同回家，这还不算众人共同要断绝他吗？可是经文却写公子比的名字，为什么呢？陈恒弑杀齐简公，孔子沐浴后上朝，三次请求讨伐陈恒，还说：“百姓不赞成陈氏的有一半。”陈氏长久以来致力于施惠以笼络民心，然而不赞成他的仍有一半，那么齐简公的罪恶还没有达到众人共同断绝的程度，却称国而弑，又是为什么呢？经文写“薛侯弑其君比”，而《左传》没有传文。既然已经称国而弑，那么薛侯的罪过怎能略去而不记载？假如没有事情可以记载，那么孔子的条例又为什么发生呢？宋昭公死时，传文说他无道。然而荀林父讨伐宋国并拥立宋文公，经文却说“因为失去所应当得到的地位而称人为人”；晋侯与宋国讲和却不讨伐弑君之贼，经文又说“因为没有功劳而不予记载”。杜预注说：“昭公虽然无道……”既然宋昭公因无道而被弑，宋文公仍然应当因弑君而受到讨伐。君主即使不行君道，臣下也不可不尽臣节。这样是为了维护大义，大概其中也有某些不安之处，所以才反复这样为自己辩护。莒国弑杀纪公，左氏说纪公先后生了太子仆和季佗，宠爱季佗而废黜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多次行事无礼，所以太子仆借助国人弑杀了他。《公羊传》《谷梁传》对此的意思也同左氏的条例，但都没有记载具体事情。啖助说：弑君的条例是为了惩罚暴君，施用于君臣关系仍然担心会损害教化，只是考虑到暴君可能肆无忌惮，不得已才确立这一义例。难道父亲行为不正，儿子就可以造成叛逆吗？圣人的训诫典章本来不应如此。于是啖助删去了左氏的说法，却最终没有认为它的条例是错误的。经文记载被弑的君主，全都写出他的名字，从来没有“不称君”的区别。大概称字是不可以的，称谥号也是不可以的；如果只写那个人而不把名字系在上面，那么所称的究竟是谁呢？左氏只是看到有时不记载臣下的名字，于是便把有名字的说成“称臣”，没有名字的说成“称君”，也是凭空臆测罢了。杜预注释《左传》，为了使它符合自己的例证，遇到不能相合的地方，便都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至于薛侯没有传记，也只含混地说是因为他无道罢了。近代胡安国既没有废除这一条例，又随着具体事情加以揣测，最终也没有定论，这些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有人说：“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么暴君无道，最终也不应当惩罚吗？”我说：“这是圣人不得已而采取的变通办法，并不是用来作为常法教训的。凭汤、武的德行去讨伐桀、纣的罪恶，这样才可以。《易经》所以有革命的文辞，孟子所以有天吏的说法，正是这个道理。《春秋》所记的国君，罪行还没有达到桀、纣的程度，却被以弑君之罪讨伐的，都是扰乱国家、弑害君主的乱臣贼子。圣人难道肯在这里立为常法吗？《尚书》称说汤、武，大概只是说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而孟子则说，只听到诛杀一个匹夫，没有听到弑杀君主。假如《春秋》果真有意表达这种意思，它的文辞本来就应当有所区别。既然同样称为君，又加上“弑”字，怎么能因为少写一个“臣”字，便产生这种义例呢？那么，为什么有时又不称“臣”呢？我不敢断定。或许是文字脱漏、讹误；否则，就是实际上出于众人的共同罪责，不能归到一个人身上。总之，既然说是弑君，罪责就有归属了。一个人弑君，罪在一个人；众人弑君，罪在众人，不能在其中分出轻重。王通说：“三传产生以后，《春秋》的本义就散失了。”欧阳修也讥讽学者不跟从圣人，却跟从三位传《春秋》的人。君子治学，也只是求义理安妥罢了，圣人绝不会有的意思，怎能强加给他呢？传是为经而作的，经并不是为传而作的。相信传而歪曲经，不过是浅陋的儒生罢了。《左传》称颍考叔是纯孝之人，爱护自己的母亲，并且把这种孝心推广到庄公身上，得到了《诗经》所谓“锡类”的意义。我认为，他留下肉给母亲，只是为了引发庄公的询问，作为进言的契机罢了。怎么就突然称他为纯孝呢？难道是颍考叔平素的行为另有可以看出的孝行吗？还是认为从他替别人谋划这件事，就足以知道他孝敬双亲吗？否则，这个称誉就太过分了。

译晋国诛杀栾盈时，羊舌虎也牵连其中。羊舌虎是叔向的弟弟。《左传》说：当初，叔向的母亲嫉妒，叔虎的母亲美丽，不让自己的儿子出仕；叔向、叔虎都劝谏母亲。母亲说：“深山大泽，本来就会生出龙蛇。那个女人很美，我怕她生出龙蛇来祸害你们。你们羊舌氏是衰败的家族。国中有许多受宠的大臣，如果不仁之人从中离间，岂不是很难办吗？我还爱惜什么呢？”于是让人去察看卧室，生下了叔虎；叔虎相貌美丽而且勇猛有力。栾怀子宠爱他，所以羊舌氏一族遭遇了祸难。我私下认为，这位母亲的话没有道理。深山大泽固然会生龙蛇，但美丽的妇人一定生出坏儿子，难道是确定不移的道理吗？大概只是偶然说中了。假使她的话确实正确，而她的智虑真能达到这种程度，那么可以称她贤明，却不能说她嫉妒。既然确实是出于嫉妒，那么话即使应验，也不是她的真实情怀，不值得称道。《左传》既说她嫉妒，却又像是在彰显她的贤明，这是为什么呢？师旷回答晋侯说：“君主是神灵的主持者，也是百姓的希望。如果使主持百姓的君主困顿，使神灵匮乏、祭祀断绝，百姓失去希望，国家没有主持者，那么还要君主做什么呢？”陆德明《经典释文》的音义说：“有的版本作‘之祀’，是错误的。”我仔细推察文势，恐怕未必是错误；但所谓“困民之主”，又很可疑。因为上文说“神之主，民之望”，下文说“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字字彼此相应，不应当在这里仍把“主”字和“民”字相属。而且“主”怎么能说“困”呢？或许那个字是“生”吧？《汲冢书》说：“伊尹放逐太甲而自行即位，太甲潜出杀死伊尹，又重新即位。”伊尹的儿子是伊陟、伊奋。杜预特意把这段附在《左传》末尾，并为它解释说：“《左传》称伊尹放逐太甲而辅佐他，太甲最终也没有怨恨的神色。那么，太甲即使被放逐，后来杀了伊尹，为什么还任用他的儿子为相呢？”这与《尚书》的记载相违背。不知是年老的伏生昏昧健忘，还是这部古书本来就是当时杂乱的记录，不足以据此考定。因为它对《左传》大致还有些帮助，所以把它记下来。唉！伊尹是圣人，他的大义贯通天地，《诗经》《尚书》记载了它，孔子、孟子论述了它，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有不可诬蔑的地方。世上的小人往往用自己的私意去衡量他，妄加毁谤，这种说法尤其严重。不过，它又怎么能夺去古今公认的正论呢？杜元凯姑且想阐明《左传》，于是采用了这段话，反而怀疑圣人的经书，也太浅陋了。按《左传》原文来看，本来没有太甲杀伊尹、立伊尹之子的意思；杜预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传文原是祁奚营救叔向时的言辞，而叔向被囚又本是受叔虎牵累；并且上文说“鲧被诛而禹兴起”，下文说“管叔、蔡叔被杀，周公辅佐成王”，所以才作此附会，想要符合亲属之间不相牵连的义理。难道不想一想，祁奚所取的只是不能因为嫌隙而废弃公道罢了，哪里一定要拿亲属关系来类比呢？这样说来，杜元凯在这里不只是歪曲经书，对于《左传》也正是所谓想要增益，反而造成弊害。《左氏春秋传》只称“左氏”，没有写出他的名字，世人都认为是左丘明，起初没有人怀疑。刘歆说它的好恶与圣人相同，杜预也称自己亲自从孔子那里接受了经书。只有唐代的啖助说另有一个左氏，他说：“左氏解释经义多有错误，他的书出自孔子门人。而且《论语》所引述的，大多是前代人物，如老彭、伯夷之类，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左丘明以此为耻，孔子也以此为耻。左丘明大概像史佚、迟、任一类人，后世于是把左氏说成左丘明，其实不是。”张载、程颐虽然不能断定左氏究竟是谁，却也不主张是左丘明，认为无法考证。大概他们不认为啖助的说法过分，而宋祁讥讽他穿凿，刘器之讥笑他怪诞。那么究竟谁对呢？我说：“啖助的议论没有妨害，但也不免是畏惧左丘明的名声。议论事情只看是非如何，怎么能因为说话的人不同就改变判断呢？圣贤的话，是非仍然按是非来判断；樵夫的话，是非也仍然按是非来判断。我不过只是议论《左传》的是非罢了，它的作者究竟是谁，不必追究。”现在看来，《左传》中乖谬悖理的地方很多；即使它果真出自左丘明，难道就可以因此认为正确吗？刘歆之流被《论语》的称述迷惑，于是说其好恶与圣人相同；既然认定他与圣人同时代并亲眼见过圣人，又说他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书，这些都是凭空臆想的话。大概《论语》称说左丘明，只是说他以那两件事为耻，哪里知道其他事情也全都如此呢？所谓亲自接受经书，又有什么根据？孔子对于人物，取其一方面加以称许的，不知有多少人，难道都能说是圣人的门徒吗？况且左丘明亲自见过孔子，和孔子的弟子、门人相比又如何？那些弟子、门人天天接受教诲，往往只得到孔子所说的话，却不能得到他说话的根本意旨。左丘明是什么人呢？即使亲自接受了孔子的经书，难道就能完全领会圣人的旨意吗？这样看来，刘歆的见识本来和儿童没有区别；啖助把他的错误辨析出来就可以了，却一定要说“另有左氏”，也是因为他认为左丘明的贤德不应当达到这种程度，所以说他不免是畏惧左丘明的名声。《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桓公在曹地会见郑伯，没有结冰。夏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上面写春正月，下面写秋八月，中间却说夏五，显然是脱去了“月”字，不必讨论便可知道。但《公羊传》说：“夏五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有所听闻才这样记载。”唉！何休解释经书，往往凭自己的私意穿凿附会，诡异的说法多种多样，竟然毫无顾忌，却偏偏在这里留下疑问，以表示郑重谨慎，难道不可笑吗？《谷梁传》说：“夏五，是存疑的记载。”这也不对。孔子本来曾把经文有缺漏的情况告诉别人，难道会特意写一部作为大典的书，却把这类文字草率地保存下来而不加辨明吗？何况这本来又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只是后来脱漏了“月”字罢了。

译《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宋国发生火灾，伯姬死去。《公羊传》说：“宋国发生火灾时，伯姬还在里面。主管官员又来报告说：‘火已经烧到了，请出来。’伯姬说：‘不可以。我听说，妇人夜间出门，如果没有看到傅母，就不能下堂。傅母已经到了，保姆还没有到。’等到火烧到她，便死去了。”《谷梁传》《左传》的说法大致相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孔子以伯姬为贤。我认为，伯姬懂得礼，却又不懂得礼；看似贤明，实际上近于愚蠢。她的志向值得悲悯，但她的行为不能作为法则。男女之间不亲自授受，是男女的正常礼法；但嫂子溺水时，必须伸手去救她。事情有不幸之处而不能两全，也应当权衡轻重来处理。妇人没有傅母，夜间不下堂，是为了区别嫌疑、防止淫邪；在平常无事的时候这样做可以。火灾已经烧来，逃避火灾，本来不是有损节操的污点。即使旁边没有一个人，也不在禁止之列；何况左右有许多主管官员，足以使她自明清白。她只是不能权衡轻重，却一定要拘守这条细小的礼文吗？所以我为伯姬的愚昧悲哀，也鄙薄《公羊传》《谷梁传》的浅陋。左氏讥讽伯姬只是有女子的行为而没有妇人的义理，认为女子只是等待别人，妇人则应当依义行事。我认为，在这样的事情上，即使是女子也可以顺应情势采取适宜的做法，哪里只是妇人才能如此呢？唉！孔子中和适度的教诲，明亮如白日，平坦如大道；可是世人却常常把违背常情、难以实行的做法当作奇异的节操，难道不是很奇怪吗？《曲礼》说：天子有后、夫人、世妇、嫔、妻、妾；公侯有夫人、世妇、妻、妾。又说：天子的妃称为后，诸侯称为夫人，大夫称为孺人，士称为妇人，庶人称为妻。“妻”是对夫而言、指嫡配的总称；“妇人”是和男子、女子相对的总称，起初没有贵贱尊卑的区别。如今却把“妻”列在后、夫人等名号之下，另列为一种称号，专指士的配偶。那么，天子的后、公侯的夫人等，难道不称为妻吗？不是士的配偶，难道就不称为妇人吗？郑玄注《内则》说：“妻的意思是齐，以礼相见并受到聘问，能够和丈夫地位相等。”孔子引用这句话，认为“齐”是彼此结合、地位相等；而郑玄又说，这里的“齐”是女子进宫侍奉君王时，暂时具有相等的意义。这种穿凿附会实在可笑。《檀弓》说：“子上的母亲去世了，他却不服丧。门人向子思询问：‘您的先君子，曾为被出弃的母亲服丧吗？’子思说：‘是的。’‘那么您为什么不让白服丧呢？’子思说：‘我的先君子没有违背道。道理高尚，就随之提高；道理衰微，就随之降低。我怎么能只做我自己呢？妻，是白的母亲；不作为我的妻，是因为她不是白的母亲。’孔氏不为被出弃的妻子服丧，从子思开始。世人说孔氏三代都出妻，这里所谓“先君子”只是伯鱼。疏义却认为是孔子，牵强附会，不值得采用。有人问，子思这样处理此事怎么样？我说：‘不对。夫妻关系虽然断绝，但母子之间的恩情不能废弃，这是圣人忠厚的教诲。想来子思是对他的妻子憎恨得太深，所以说了这样激愤的话而不加顾虑。否则，道的得失，责任究竟在谁？难道要自己把自己置于污秽之中，改变世代遵守的礼法吗？这不能作为法则。’ 《檀弓》说：“子路有姐姐的丧事，已经可以除服了，却不除服。”孔子问他，子路说：“我的兄弟很少，我不忍心这样做。”孔子说：“先王制定的礼法，行走在道路上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我常常觉得这段文字文意不顺。《孔子家语》则说：“行走在道路上的人都不忍心这样做；先王制定礼法，超过礼法要求的人，便低头依从；达不到的人，便踮脚赶上去。”这样文意才顺。《檀弓》又说：“南宫敬叔回来，一定载着宝物入朝。”孔子说：“像这样把财货看得重，丧失财富还不如赶快贫穷为好。”我常常以为这件事说得不详细。《孔子家语》则说：“敬叔因为富有而得罪定公，逃奔卫国；卫侯请求让他回来，他载着宝物入朝。”孔子听说后说：“像这样看重财货，还不如赶快贫穷为好；富有却不喜好礼法，是灾祸。敬叔因为富有已经遭受祸患，却又不改正，我担心他还有后患。”这样事情就详细了。经书和传记之间，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很多，所以见闻贵在广博。《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一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五经辨惑》下 ○《五经辨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