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译说，那么奖善的原则就会消失，激励世人的工具也会废弃。司马温公排斥孟子，却赞叹佩服扬雄；荆公废弃《春秋》，却推崇《周礼》；东坡非难周武王，却把荀彧视为圣人一流。人的喜好和厌恶，有时实在大为奇怪。司马君实正直有余，却宽纵曹操；苏子由道学境界很高，却赞美粉饰冯道。这些都是荒谬悖理的见解，有害于名教，不足以称为宽厚。司马温公评论曹操篡夺汉朝，认为他不是从汉朝取得天下，而是从盗贼手中取得天下；这种失言的罪过，万古不能磨灭。胡致堂极力攻击这种说法，是对的。等到他评论萧道成应当讨伐苍梧王、刘知远不必赴晋国之难时，却都引用这些话来互相证明，也不放弃原来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是非有确定的道理，前后反复却迁就自己的意思，这是著书立说最大的毛病。东坡认为周武王讨伐殷商不是圣人之举，断然无疑。到了评论范蠡离去、荀彧而死时，却都许为圣人一流。这是为什么对周武王如此吝惜肯定，却轻易把圣人的名号授予这两个人呢？苏子由评论曹操说：“假使他主持诸夏的盟会，而不废掉旧君主，便可以成为周文王；最低也不会失为齐桓公、晋文公。曹公不能满足于此，偏要甘心做接受九锡的事情，这正是荀文若感到遗憾的地方。”胡寅评论王敦说：“假使他回转悖逆之心，在中原有所作为，与刘琨、祖逖一类人形成犄角之势来进取，一定可以恢复旧有的国家。他不考虑这一点，却甘愿做叛臣，也是不善于选择道路。”他评论朱温说：“替朱全忠考虑，既然已经攻下韩建、使李茂贞服从，就应当治理长安，整顿朝廷纲纪，率领天下方镇以恭敬顺从的方式对待朝廷。唐朝如果尚未灭亡，我当然侍奉它；如果天命已经改授，也不应当放弃。”唉！这两个人的用意固然好，难道没有想到那三个贼人能够指望他们这样做吗？读书人的迂阔竟到了如此地步。苏子由在《杂志》中记载：冯道犯了人的罪过，却不可以加刑；关于此事的说法实在鄙陋。不仅曲解法律、宽容奸恶，有害于正理，而且竟然妄想神仙之事，实在可笑。苏氏的议论空疏不切实际的不止一处，这类尤其严重。三良殉葬，是秦穆公的命令；《诗经》讥刺他，《左传》也讥讽他，都是为了显示秦穆公不合道义，但后世文士有时反而归罪于三人。葛立方说：“君主的命令在前面，众人从后面驱赶，三良即使想不死，能够做到吗？”这个说法是恰当的。东坡诗说：“遗命有治有乱，臣子可以选择服从或违背。魏颗真是孝爱，三良哪里值得仰慕。”如果用魏颗的事情来衡量，那么正应当责备秦康公。柳宗元所谓“跟从邪道陷害自己的父亲，我要讨伐那个狂人”，说的就是这个。吕氏《傅议》反复曲折地辨析三人的错误，刻薄苛细得尤其厉害。起初我还认为这是他年轻时应试场屋所作的文章，出于一时草率；后来读《诗记》中的《黄鸟》篇，又引用苏氏的话作解释，才知道他的见解受到的蒙蔽，大概是一生都没有改变。郑厚说：“王道完备了，帝德就衰微；史法详尽了，经书的本意就疏远。”我说，王道与帝德没有不同，史法也不妨害经书的本意，只是郑厚的见识鄙陋到如此罢了。郑厚认为欧阳修撰写史书，辨析得太深，法则用得太尽。我说，辨析没有太深，法则也没有太尽；只要评论它是否恰当就可以了。郑厚说：“假使商汤、周武王没有为乱臣贼子倡导，后世未必敢萌发这种叛乱。”我认为不对：圣人与天同类，以大义公之于天下，遇到应当做的事，本来没有时间忧虑后世；而乱臣贼子也不必借口于此才发动叛乱。枭鸟、獍兽、豺狼的恶行，什么时候有过什么原因呢？况且魏晋以来，凡是篡夺者，都以禅让为名。既然这样，尧、舜难道也为乱臣贼子倡导了吗？用这种观点议论商汤、周武

译王，实在浅陋。郑厚又说：“商汤、周武王顺应天意、响应民心，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是读书人所知道的。”唉！顺应天意、响应民心，是《易经》所称道的。郑厚虽然鄙薄圣贤，对孔子还似乎有所顾忌，到了这句话，连孔子也一并不取了。小人的无状，竟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的事情，也有不是读书人所知道的。名教的道理，读书人不知道，那么还有谁知道呢？况且郑厚难道不是读书人吗？为什么背弃根本到了这种程度！像郑厚这类人本来不值得论述，但商汤、周武王的是非，古今很多人都怀疑，我不能不辨明。郑厚这个小子，竟敢发表异论而毫无顾忌。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直到孟子，都在他非难的范围内，有时甚至加以诋毁辱骂；至于汉高祖、萧何、曹参、陈平、周勃一类人，却尊为圣贤而急切称颂。他又把欧阳修讥刺、批评唐太宗说成是浅薄谄媚之人的言论，这种话哪里值得凭信呢？

译郑厚说：“江河的水流大多浑浊，栋梁之材大多粗陋不平。最廉洁的人，要用污秽来养成；最美好的人，要用丑陋来遮掩。这就是‘穿着锦绣还要加上罩衣’的道理。假使没有管仲的三归台、具官塞门、反坫等行为，管仲就只是一个浅薄的丈夫，必定不能九合诸侯、匡正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着他的恩惠。假使没有萧何强买贱卖的行为，萧何就只是一个普通士人，必定不能镇抚国家、安定百姓，成为一代宗臣。假使没有霍光暗中安排妻子、谋划立后等行为，霍光就只是一个残忍的人，必定不能处在朝廷、辅佐幼君、处理废立之际，在大节面前不可动摇。唉！自古以来放荡不羁的人，往往忽略细节、触犯非法之事，君子取用他们的长处，宽恕而不责罚，这种情况是有的。如今若说一定要这样以后才能成就大事，那么凡是修身谨慎的人，全都碌碌无为而没有可取之处了，又何必学习呢？”世人只知道郑厚诋毁、轻薄商汤、周武王、伊尹、周公的错误，却不知道这些说法尤其是名教的罪人。韩愈曾说：“孟子纯粹吗？纯粹。荀子、扬雄是大体纯粹而有小毛病。依我看，孟子大体纯粹而有小毛病，扬雄没有补益，荀卿反而有害，不值得再讨论纯粹与瑕疵了。” 韩愈的《三器论》认为，开创太平政治、使天人之心归附的关键不在这三器。他的话恰当得体，出人意料，在韩愈文集中应当是第一流的文章。然而文辞声采不值得欣赏，也像范蠡招请大夫种的议论一样，所以没有收入内篇。可惜啊！柳宗元断刑时所作的《四维》《贞符》等论，考核事实而合乎义理，足以破除千古以来的疑惑；东坡却极力非难它，由此可知秦、汉诸儒迂腐荒诞的毛病，即使苏氏也不能避免。柳宗元非难《国语》，虽然不完全高明，也大有正确之处；司马温公、东坡却严厉责怪他，并不是笃实的论断。《资治通鉴》一书，精妙绝伦，古今无比，即使万世之后也不能改易。只是其中评论荀彧说“可恨”，这一句应当删去。关于正统与闰统的说法，我听从司马公；关于性命的说法，我听从欧阳修；关于祭祀礼制的说法，我听从苏翰林；关于封建的说法，我听从范太史。其余议论即使高明，我也不相信。中道的道理实在太难明白了！战国诸子把它寄托在寓言、假说中；汉代儒者用末节、繁文来装饰它；近世士人又掺杂禅机、玄学，于是圣贤的真实道理更加隐晦了。《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著述辨惑》○《著述辨惑》

译《诗经》《尚书》在篇首冠以序文，大概因为一篇总是一个意思，所以可以这样做。《论语》《孟子》一章就是一个意思，彼此并不相连，所以记录者只取其中两三个字作为篇名，如《学而》《为政》《梁惠王》《公孙丑》等，并不是作者本人的意思。扬雄《法言》随着提问回答，是《论语》《孟子》的体例，却又各自取首章的意思作为篇序，说“譔某篇”，这岂不是失当了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古人把杜预、颜师古看作左丘明、班孟坚的忠臣，近世赵尧卿、文伯起对于东坡，也以此自任。我认为臣下侍奉君主，美好的地方归于君主，有过错就加以匡正，这才叫忠诚。看这四个人所阐明、补益的内容，确实有功劳。然而到了他们有失误的地方，也常常替其遮护隐讳，曲意作解释，恐怕不免是妾妇式的忠诚。《外纪》是《资治通鉴》的赘余。刘道原起初劝司马温公从上古开始，有人建议从尧、舜开始。温公说：“平王以来的事情，已经包括《春秋》了，孔子的经书不可增删。”刘道原又劝他从获麟之年开始，温公说：“经书不可续写。”刘道原既然称赞它可以作为法则，最终却写成了这部书，大概是喜好名声而不能自我克制，因而借此依附前人来流传后世罢了。看他的序文，就可以明白这一点。然而勉强牵合，甚至采用战国诸子的荒谬说法来充实事实，实在还不如不写更好。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其中阐明的内容并非没有补益，但错误也很多。至于各篇的述赞，尤其不值得观赏。大概是画蛇添足，想要增益反而造成弊病，却还自以为高明地夸耀自己，讥笑司马迁考虑得不周全，难道不可笑吗？《论语》《孟子》这些书本来没有篇次，浅陋的人却有时强行论说，已经不值得采纳。司马贞撰述《史记》，认为十二本纪象征岁星运行一周，八书效法天时的八节；十表取法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拟一个月的三旬；七十列传取法悬车之年的暮齿；一百三十篇象征闰余成岁。忘却本意而穿凿附会，竟敢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史记》评论驺衍说：“有人说伊尹背负鼎器来勉励商汤称王，百里奚在车下喂牛而被秦穆公任用来成就霸业，都是先取得相合的条件，然后把他们引向大道。驺衍的话虽然不合正道，难道也有牛鼎的意思吗？所谓牛鼎，就是前面所说喂牛、负鼎的事情。可是司马贞却解释为能容纳牛的鼎。驺衍的学术广大迂曲，假如充分采用它，确实有牛鼎的意思；这样解释是多么曲折啊？” 东坡解释经书，眼光和见识都很高，往往远远超过常人；但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反复推求、玩味体会的功夫，缺少从容浑厚的意味，气势豪迈而言语容易超过分寸，偏爱出奇制胜，所以比不上二程一派的中等人物。王安石在《书》解中凭自己的见解而胜过先儒的地方，只有十多章。其余都曲折穿凿，出于个人意见，违背义理、妨害教化的地方很多。想来他解释《诗经》和《周礼》，也都是这样。谬误乖戾到了这种程度，却让天下学者全都废弃旧说来听从自己，这是多么好胜而毫无顾忌啊！宋代解释《尚书》的人，只有林少颖的眼光最高，既不像先儒那样拘滞，也不像近代人那样穿凿，应当是古今第一流的。可是近来的学者只知道有夏僎，大概是没有见过林氏的本子。夏僎解释得精妙的地方，大多出自林少颖；他用新意胜过林氏的地方只有几处。张九成谈论圣人之道，像豪商估客推销货物，铺陈夸大，唯恐卖不出去。天下自有公认的是非，道理说破就够了，何必这样喋喋不休呢？他解释《论语》《孟子》，并非没有好处；但到了穿凿迂曲、不近人情的地方，其弊病也多得无法胜数。吕东莱自称《左氏博议》是年轻时应试场屋所作，浅薄狭隘、偏颇昏暗，都不合乎义理，竭力告诫后来的学者不要诵读学习。他一生刻意经营的作品，也只有《读诗记》《大事记》两部。依我看，《博议》虽然浮泛辞藻很多，但其中阐明的道理往往出人意料，确实有益于后世教化。《读诗记》反而平常，没有什么高明的议论。《大事记》并非不简洁古雅，但不写也可以。吕东莱说，学者应当早晚从事学习的，是程氏《易传》、范氏《唐鉴》、谢氏《论语》、胡氏《春秋》。我一向不明白《易》，所以不敢评论程氏《易传》。至于谢氏、胡氏的书，我曾略微看过，大体上喜欢穿凿附会、矫正过度的地方很多，只有《唐鉴》确实纯粹。《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杂辨》○《杂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