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译韩愈《盘谷序》说：“我的朋友李愿住在那里。”既然称作“朋友”，就已经知道是自己的朋友了。后面只应说“我听说后认为它很壮美”，何必又使用“昌黎韩愈”的姓名？柳宗元《凌准墓志》既然称“孤某”，是因为凌准的先人认为我擅长写墓志而请我作志，结尾却说“河东柳宗元哭着写下这篇志”。黄庭坚《墨竹赋》既然说“只是把它归还给我”，结尾却署名黄庭坚说：“它的毛病也相同。”大概说“我、予”的，是作者自述；说姓名的，则是从旁叙述。正如《酒德颂》开头称“大人先生”，后来称“吾”；《黠鼠赋》开头称“苏子”，后来称“予”；《思子台赋》开头称“客”，后来称“吾”，都是同一类情况。前辈多不计较这些，从道理看，实际上会损害文章。认真作文的人，姑且试着想一想。崔伯善曾说：韩愈《送李愿序》中“粉白黛绿”一节，应当删去，因为这不是大丈夫得志后最急迫的事务。他的说法似乎很高明，但这些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经常保存的东西，有什么妨害呢？只是问题在于写得太多，而且过于浮艳。其他事情都略略说过，唯独这里详细写出这样的情状，为什么呢？这不仅有损于典雅端正，也使文章气势变得滞涩。至于同他为人的贤与不肖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多用了几个“却”字罢了。韩愈《行难篇》说：“先生郑重地对他的客人说：‘某人是胥吏，某人是商人。他活着时，我任用他；他死了，我诛杀他。’”我认为上面两个“某”字是胥吏、商人的姓名，下面两个“某”字却是先生自称。同一个字这样使用，如何区别呢？又说：“某人与某人是什么样的人？任用和诛杀，难道不是罪吗？”众人都说是。这个“是”，是附和他的话。现在先生问胥吏、商人是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任用、诛杀是否恰当；他的意思还没有确定，想听众人决定，而众人都说是。究竟认定什么而说是呢？又说：“他们得到任用和诛杀，有什么缘故吗？还是有罪却不值得任用，所以诛杀他们呢？”先生说：“不是，我只是厌恶他们的开始罢了。”又说：“先生所谓贤人，是大贤，还是比一般人贤能的贤人？齐国和晋国，尚且有两个和七十个贤人，难道可以说当今天下没有这样的人吗？”又说：“先生所任用的人，难道只有这些吗？他们都是贤人吗？还是只举出多数而遗漏少数呢？”先生说：“本来就是这样，我哪里敢要求他们样样完美。”这些问答之间，所用的字句都支离破碎，彼此不能照应。读者可以仔细体会。韩愈《行难》篇说“选取人才不应当要求完备”，这不过是通常的道理，并没有什么高明的议论，他却自比孟子，不知道这种自矜自持也太过分了。韩愈《原道》说：“天冷了，然后给人做衣服；饿了，然后给人做食物；住在树上会跌落，住在土穴里会生病，然后给人建造房屋。”三个“然后”字削弱了原本的意思。又说：“责问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做葛布衣服的容易？’责问饥饿时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做饮水的容易？’”其中“葛之”“饮之”多用了“之”字。凡是作序又同时说明写作缘由的，这其实是“序的序”，而不是原本的序。记、诗、志、铭也都一样。很少有人能避免这种毛病。韩愈《原道》等篇末说：“作《原道》《原性》《原毁》。”欧阳修《本论》说：“作《本论》”，也是多余的。韩愈《送温造处士序》说：“洛水南岸有一块石头，洛水北岸生长着一个叫温的人。”全篇都从旁观者的口吻记录，到了末尾却说：“温生到达以后，他替我把我以前所称说的事向天下人道贺；以后所称说的，是我怎敢把个人怨恨施加于众人。”写到这里才突然改成同别人说话，又突然转为本人说话。也有正同本人说话，却反而转成同别人说话的。自古以来诗文中这种情况，哪里数得清呢！” 《送温造赴河阳军序》说，伯乐一经过冀北的原野，马群便空了。冀北的马多闻名天下，伯乐即使很善于识马，怎么能使马群立刻空掉呢？解释的人说：我所谓“空”，不是没有马，而是没有良马。这一个“我”字反而造成妨害。说马群空以及进行解释，本来是两个人的话，却说“我所谓”，成了说话的人自己解释。若改作“他”，或者说“所谓空”，或者说“我说的空”，都可以。又说：“温生到达后，在军门拜见乌公；他替我把我以前所称说的事向天下人道贺，以后所称说的，是我把个人怨恨完全表达出来。”两个“为吾”字，应删去一个。韩愈评论伯夷，只是议论性的散文，却把它命名为“颂”，不合这种文体。韩愈《送石洪处士序》说：“河阳军节度御史大夫乌公，任节度使三个月……”这里重复了“节度”二字，只说“到镇、到任、任事”之类就可以。又说：“先生仁慈而勇敢，如果以义理请求，而将重任强加给他，那还有什么说法呢？”其中“说”的字不妥。又说：“先生起身拜谢祝辞说：‘怎敢不早晚恭敬，以求任职。’”这里的“祝辞”二字应删去。韩愈评论时俗风气的弊病说：“每当作文写得得意，人们一定责怪它；到了应付事务、迎合世俗而作，自己下笔都惭愧的文章，人们反而认为好。”王元之曾说《祭裴少卿文》应当就是这种情况，大概说中了。然而《颜子不贰过论》也是这一类文章，为什么却收入文集中呢？韩愈《祭柳子厚文》说：“唉，子厚，竟到了这样吗？自古以来没有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必叹息？”但下文又使用“嗟”字，似乎不可以。《石鼎联句序》说：“片刻之间，报晓的鼓声冬冬响起。”何必使用“冬冬”两个字？应当删去。《李千墓志》说：“猪、鱼、鸡三种，古人用来奉养老人。反而说：这些都会杀人，不可以吃。一席饭菜中，禁忌而不吃的常常有十种。‘二三多’三个字之后，又多用了‘不食’二字。” 《师说》说：“苌弘、师襄、老聃、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我的老师。’这两段文字的文理彼此不能承接。《王承福传》说：“又说：‘粟是耕种后生长出来的。’‘又’字不妥，因为前文没有王承福的话可以承接。” 《猫相乳说》中，客人说：“王的功德如此，祥瑞福祉也如此，愿你善加保持。”这里可知“己”就是“已”，于是叙述这件事，写成《猫相乳说》。这样“已”字本来就不妥，“尔”字也多余。《仲长统赞》说：“自以为才高而有雄心，却有雄心而无雄才。”其中“自”字不妥，说“曾经”才可以。

译《樊绍述墓志》说：“樊绍述在这种学术上，可以说已经达到这样的极致了。”‘这样的极致’一语很不恰当。古人有时说：“哪里到了这样的极致？”意思是说竟然如此严重，并不是达到极点的“极”。评论许远的事情，又说：“城池毁坏，他的部下全都战死，只有他蒙受羞耻而求生。”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说许远是贤人，却会做这种事吗？“而”字加在上面不可以。“呜呼”二字也不妥。《猫相乳说》说，有两只猫在同一天生子，其中一只母猫死了。怎么会有两只小猫还去吃奶已经死去的母猫呢？“母且死，它的叫声咿咿”中，“母且死”一句多余而且违背情理。“且”的解释是将要。《薛公达墓志》说：“凤翔军的主帅设的命薛公达射箭，三发连续三次命中，每命中一次，全军便大声呼喊并发笑。”连续三次大声呼喊发笑，下面五个字似乎不必使用。《史记》说：“陈平跟随军队攻打陈豨、黥布，总共出过六次奇计，每次都增加食邑，总共六次增加封邑。”也是这一类。《邵氏闻见录》说：曾得到韩愈《薛助教志》的石刻本，和印本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作“指一矢”，认为非常精妙。又得到李元宾墓铭，也与印本不同。印本说：“文章高出当世，品行超过古人，究竟为什么呢？”石本却作“意何为哉”，更加赞叹石本文字精妙。我认为“指”字太过造作，不如“挟”自然；“意”字尤其没有道理，也只应作“竟”。邵氏的评论很不恰当。茆荆产说：碑本大概是在文章初次写成时就刻下的，其中偶尔有尚未妥当之处，后来是否会自行修改，也未可知。如果初本不同，应当选择其中较好的采用，不必专门把石刻本当作正确。这话说尽了。陈后山说：“韩愈的记，只是记载事情；现在人的记却是在议论。”我认为不对。唐人本来不擅长议论，所以常常如此。议论多一些，怎么会妨害它成为记呢？文章的大体固然各不相同，但其中的道理是一致的。大概后山妄自分别，正如评论东坡把诗当作词一样。而且宋文与汉唐各种文体都不同，它的开阔纵放，是一代文章的变化；后山为什么偏偏对其中一两点感到奇怪呢？《后山诗话》说：“黄庭坚的诗、韩愈的文章，有意经营，所以工巧；左思、杜甫则无意经营，所以没有工巧。然而学习的人一定要先学黄、韩；不经过黄、韩而去作左、杜，就会流于拙劣浅易。”这是颠倒的说法。左思、杜甫冠绝古今，可以说是天下最工巧的作品，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黄、韩确实美，怎么能赶得上左、杜，反而担心学习者会有拙劣浅易的过失呢？况且黄、韩同这两家也很不相似，本来不必由此而学习彼。陈氏喜欢发表高论，却不合道理，常常如此。丹阳洪氏注《韩文》说：“字字都有法度，取法于左氏、司马迁。”我说，左氏的文章固然字字有法，司马迁哪里足以同他相提并论呢？文章法度疏略，没有谁比得上司马迁。柳子厚说韩愈《平淮西碑》仍然有帽子和帽檐的开头；如果由他来写，便会直接说用兵讨伐叛乱。这是争夺名声、嫉妒前人的心理，妄加诋毁罢了。实际上哪里一定要这样评论？如今世人往往主张他的说法，凡是有议论夹入文章，便引用此说来反驳，也已经过分了。刘禹锡评论段文昌《平淮西碑》说：“碑文开头便说韩弘统率军队，李公武担任将领，这是仿效《左传》中栾书任中军将、栾黡辅佐他的形势；又仿效班固《燕然碑》的样式，另有一家的优点。”唉！刘禹锡、柳宗元当时讥刺指责韩愈，是出于好胜争名，他们的评论并不公允，不值得过分责怪。至于段文昌的文章，明白的人都知道它浅陋。刘禹锡却用不合实情的话妄加推奖，大概因为倾向韩愈的对立面，便借此给他助力罢了。这样的人真是小人啊！东坡曾想仿效韩愈《送李愿序》作一篇文章，每次拿起笔便停下，于是笑说：“不如姑且让韩愈独步，这是真有所谦让吗？还是实际上不能做到呢？”这大概也只是一时的戏言。古代作者各自成为一家，他们的长处不能强行相同，优劣也不能用比较来确定。从今天看，东坡的文章赶得上《送李愿序》的难道还少吗？然而如果一定要模仿后才写成，也未必可贵。邵氏说：“韩愈的文章从经书中来，柳宗元的文章从史书中来。”这一定是妄说。难道韩愈的文章都出自经书，柳宗元的文章都出自史书吗？有人说东坡学习《史记》《战国策》，黄山谷专门取法《兰亭序》，也不值得相信。世人并称李、杜，但李白不如杜甫；并称韩、柳，但柳宗元不如韩愈；并称苏、黄，但黄庭坚不如苏轼。这不必辨析，后来便会知道。欧阳修认为李白胜过杜甫，晏元献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江西诸子认为黄庭坚胜过苏轼。人的爱好和厌恶本来各不相同，但古今共同的评论不能轻易改变。晏殊认为柳宗元胜过韩愈、李白，晏淑又说刘禹锡胜过柳宗元，这正是所谓“一个螃蟹不如一个螃蟹”。柳子厚被放逐很久以后，憔悴无聊，无法抑制愤激之情，所以一遇到事物，便写文章来寄托自己。然而其中不合人意的很多，像《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仿佛没有道理，只是白费雕琢，不写也可以。《黔驴》等说，也不值得观赏。《骂尸虫文》本来是责骂尸虫，结尾却用祝告天帝收束，首尾相互违背。《捕蛇者说》说：“在东西各处呼喊，在南北各处冲撞破坏。”这实在很不美。韩愈没有这样的语言。子厚的才识不比韩愈差，然而令人不喜爱，是因为恶厉的语言太多，而平和的气息太少。《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十五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十六卷 遗老王若虚，字从之。文辨三 ○文辨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