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七

译有人问：“文章有固定的体制吗？”回答：“没有。”又问：“没有体制吗？”回答：“有。”那么究竟怎样呢？回答：“如果说固定不变的体制，就没有；如果说大体的原则，就必须有。” 书传中有很多“自今以来”的说法，这也是毛病。因为从过去说到现在，用“来”字是顺的；从现在说到以后，用“往”字就可以。宋玉描写邻家女子的容貌说：“增加一分就太长，减少一分就太短，施粉就太白，施朱就太红。”我认为前两个“大”字不可以，后两个“大”字可以。她的红白本来适中，所以施粉就显得过白，施朱就显得过红。至于长短，是相互比较而显现的。增加一分既然就已经太长，说明原来本来就长；减少一分却又成为太短，这样原来反而是短，岂不是互相抵牾吗？因此“大”字可以删去。《史记·屈原传》说：每当发布一道命令，子兰就夸耀它的功劳，说：“认为除了我没有人能够做到。”其中“曰”字同“以为”的意思重复。柳宗元《鹘说》说：“我痛恨当今那些议论说：把温和安静、慢慢低头的人看作善良一类；把高傲严厉、光明显著的人看作暴戾一类。”这也是同样的情况。《史记·由敬叔完世家》说：“太史敫看见女子法章的容貌很奇异，认为她不是平常人，便怜爱她。”《梁鸿传》说：“邻里的老人看见梁鸿不是平常人。”蔡邕形容人说：“不同于平常人。”孙权“骨骼形体不平常”，苻坚“骨相不平常”，姚苌“志向气度不平常”。这些“恒”字都应当作“常”。因为“恒”虽然可以解释为“常”，但只是长久的意思，不是寻常的“常”。张良问高祖说：“皇上平生最憎恨谁？”袁盎安慰文帝说：“皇上自己宽解吧。”把君主称作“上”，从旁边谈论时可以，面对面称呼似乎不妥。张释之说盗掘长陵“一抔土”，“抔”就是用手捧取。这本来是说挖掘坟墓，却说“一抔”，大概是不敢直斥其事。骆宾王《讨武曌檄》说：“一抔之土未干，世人都称赞其工巧。”但其中的语意其实不妥。唐彦谦的诗又有“眼见愚民盗一抔”一句，岂不是更加错误吗？张安世任光禄勋时，有郎官在殿上小便，主管官吏禀报要依法处理。张安世说：“怎么知道他不是把水浆倒了呢？‘何以’二字把原意区别开了，应当说‘安知非’才对。” 后汉张升看到党锢之事兴起，辞去官职回乡，和友人相抱而哭。陈留的一位老人看见后说：“罗网张开，天也被遮住了，还能到哪里去呢？”朱泚败逃迷路，问乡野之人，回答说：“天网恢恢，还能逃到哪里去呢？”两个“所”字都不能构成恰当的语意，说“往”字就可以了。《吴志》说：“蜀国零陵太守郝普被吕蒙欺骗而投降，羞惭悔恨得恨不得钻入地下。”这不合义理。若说“有想要钻入地下的意思”，还可以；直接说“入地”，可以吗？《新唐书》记载姚崇淘汰僧人的事情，说还俗务农的有“万二千人”。这本来应当是“万二千余人”。如果像子京所说的那样，就是多出了“余”所表示的数目。可以说这是追求文辞而损害事理；不过这种毛病很多人都犯，不只是子京如此。范蜀公记载狄青戴面具的事情，只说“戴着铜面具”而已。《渑水燕谈》则说“铜制的面具”，《闻见录》又说“戴着铜铸的人面”。我认为邵氏的说法很沉重混浊，《燕谈》的说法似乎简洁而有文采，但怎么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器具呢？都不如蜀公说得真实。因为“面具”二字本身就是固定说法。《资治通鉴》说：“吴王孙皓厌恶别人看自己，群臣侍奉进见时，没有人敢抬眼。左丞相陆凯说：‘君臣之间不能互相认识，突然发生意外，就不知道该投奔何处。’吴主于是只听任陆凯观看自己，其他人仍旧如此。”我认为“自视”二字用得不妥，如果说“独听凯视”就可以了。《资治通鉴》记载刘聪朝代崔暐劝说太弟的事，又说：“四卫的精兵不少于五千。”晋孝武帝时，幽州治中平规对唐公洛说：“控弦之士不少于五十余万。”唐懿宗每月设宴，参加者不少于十余人。我认为凡是“不减”二字，只能用于比较的场合，不能用来估量数目。宇文泰对贺拔岳说：“费也头的控弦骑兵不下于一万。”这才对；其余“不减”中的“减”都应当作“下”。《新唐书》记载刘仁轨劝谏校猎妨害农事，说：“役夫虽已简省，仍然不损失数万人。”其中“损”字尤其不对。《资治通鉴》说：“谢安喜爱声律，即使期功之亲去世的惨痛，也不停止音乐。”我认为“声律”二字不妥，若作“声伎”“声乐”，或者“音律”，就可以了。《资治通鉴》说：“苻坚锐意想要攻取江东，夜里睡不着直到天亮。”其中“旦”字用得不妥。《资治通鉴》宋纪说：萧道成派薛渊率兵援助袁粲，薛渊坚决推辞。道成说：“只管努力，不必多说。”齐纪说：豫章王嶷常常担心盛满，要求解除扬州职务。武帝不答应，说：“终了你这一生，不必多说。”这两个“所”字用得很不相同，也很不妥。《资治通鉴》记载魏中尉元匡弹劾于忠专横，说：“看他的这个意思，是想把自己置于无上之地。”旧《唐书》记载上官婉儿被太子索取，大声说：“看他的这个意思，接下来就要索取皇后以及大家了。”《周书》说齐王宪善于处理嫌疑，说：“高祖也完全了解他的这个心意，所以能够没有忧患。”像“其此”这样的两个字，怎么能在各处这样使用呢？《新唐书》记载李德裕论朋党说：“仁人君子，各自实行自己的志向，不可以用私情相互交往。”这里“已”字下面也不应有“其”字。史传中偶尔有不避俗语的情况，是因为把它改作文雅的说法反而会失去真实。齐后主想杀斛律光，让力士刘桃枝从后面扑击他，但没有把他扑倒。《资治通鉴》改作“不仆”，“仆”也有倒下的意思。然而“扑”字下面便不适合再用“仆”。《资治通鉴》记载唐文皇时，权万纪谈宣州、饶州银矿获利的事情。皇上说：“你想把桓帝、灵帝那样的情况拿来等待我吗？”“俟”应当作“待”。因为“俟”虽然也训为“待”，却是等候之“待”，不是待遇之“待”。《资治通鉴》说：“唐宣宗时，吐蕃大肆抢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五千里几乎都变成了赤地。”这里说“殆尽”，岂不是近乎全无吗？不如作“遍”字。《资治通鉴》记载周世宗禁止铜器的事情说：“只有官府法物以及寺观的钟磬等，允许留下；除此以外，民间的铜器全都命令交给官府。”既然有“外”字，就不应当再说“自余”。不过《楚世家》记载或许顷襄王的话，也有“外其余”的说法。

译扬雄的经书，宋祁的史书，江西诸子的诗，都是这种文章中的蛀虫。散文到了宋人，才真正成为有价值的文字；诗却相反了。《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遗老王若虚　字从之 诗话上 ○诗话上 世间流传的十种杜诗注本中，有四十多篇标作“新添”。我的舅舅周德卿曾辨析说：“只有《瞿塘怀古》《画鹘行》《送刘仆射》《惜别行》确实无疑是杜甫所作，其余都不是原作。大概是后人仿作，想要偷窃杜诗来欺骗世人；或者又妄自编造他们获得这些诗的来历，捏造名士来作为援助，这些都不足相信。”东坡曾说：“太白诗集中往往混入别人的诗，大概因为他的气势雄放而不加选择，所以还容得下伪作；至于少陵，则决不可能。哪里料到小人竟然如此肆无忌惮？”这些诗大多鄙俗狂妄，实在不值得读。大概是学邯郸人学步，失去了原来的姿态，想居于中等、下等尚且做不到，却想冒充少陵，真可怜又可笑。王直方《诗话》既有所取录，鲍文虎《杜时可闲为注说》又收载，徐居仁再加以编次，世上能辨识真诗的人实在太少了。其中一两篇虽然稍微平易，也免不了错失；至于《逃难》《解忧》《送崔都水》《闻惠子过东溪》《巴西观涨》以及《呈窦使君》等，更是不成样子。其余各篇大多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它们不能混淆真伪，就像粪丸放在隋侯珠旁边，不用挑选就能知道。然而世间仍然不能辨别真伪，像这样似是而非、彼此争夺名位的东西，又哪里数得清呢？我之所以愤慨而极力评论，并不只是为了这些诗。我的舅舅从小作诗，便以杜工部为宗法；他教别人作诗，也一定先从这里开始。他曾和我谈到这些“新添”的诗，便频频皱眉说：“人的才性各不相同，就像人的面貌一样，耳目鼻口彼此相差并不多；然而仔细观察，没有不各有差别的。诗歌如果是少陵的，别人哪里能够混淆它呢？”先生持论如此，其中一定有深刻的心得，只是我们还没有看出来罢了。现在把它表彰出来，以等待有眼力的君子评定。我的舅舅曾评论诗说：“文章以立意为主，字句语言只是供它役使的工具。主旨强健而词语柔弱，那么没有什么词语不会听从主旨。世人往往骄纵他们所役使的词语，使它们跋扈而难以控制，严重的甚至反过来役使主旨，这可以说是深深说中了他们的毛病。”又说：“把巧当作巧，巧还不够；巧拙相互调剂，才能使人读之不厌。只有极其工巧的人，才能把拙朴写成巧妙。所谓游戏之笔，就是一篇之中有文有质，这才合乎中道。”雕琢得过分，就会损伤文章的完整；经营得过深，就会失去本真。又说：“颈联、颔联，原本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后人私自设立的名称罢了。大体上，开头两句议论事情，接着两句仍须议论事情；开头两句描写景物，接着两句仍须描写景物，不能突然截断自然形成的气势。诗歌的大略，不外乎此。”这些是多么笃实的论断啊！史舜元作《吾舅诗集序》，认为其中有老杜的句法，大概说得对。然而又说这种诗法由山谷而来，那恐怕不对。我的舅舅小时候便学习工部，一生也不喜欢山谷。若虚曾乘闲问他这件事，他说：“鲁直雄豪奇险，善于创造新样式，固然有过人之处；但同少陵本来没有关系。前辈认为他得到了杜诗法度，都是没有深入看清这一点。”舜元的说法，难道也是沿袭旧闻而来的吗？还是他确实有所见解？还应当同了解此事的人商订。谢灵运梦见惠连，得到“池塘生春草”这一句，认为是神灵的帮助。石林《诗话》说：世人大多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精工，大概是想从奇特上去求取它。此诗的精妙，正在于没有刻意经营，突然同景物相遇，偶然形成篇章，所以不是通常的情思所能达到的。冷斋说：古人的意趣有所到达，就表现在感情之中，诗句只是寄寓罢了。谢公平生喜爱见到惠连，在梦中得到这句，应当评论它的意趣，不应拘泥于字句。张九成说：灵运平时喜欢雕琢，这句却得之自然，所以认为奇特。田承君说：大概是病后初起，忽然看见这样的景象，觉得可喜并且能够说出，所以才珍贵。您的意思是，天生的好句，不需要人为主张；如果不是这样，即使说上百种理由又有什么用呢？李元膺认为反复推求，始终看不出这句的佳处，正同我的鄙见暗中相合。大概谢氏的夸诞还保留着两晋遗风，后世被他的话迷惑而不敢非议，所以才委曲附会到这种地步。梅圣俞喜爱王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两句，认为其中天地的容态、四时的情状，融和舒缓，仿佛就在眼前。有人却批评说：“‘夕阳迟’同花有关，而春水慢同柳有关。”苕溪又说：“不应同花相连，而应同坞相连。”我认为不对。夕阳迟固然不在花，但又同坞有什么关系呢？诗中说“春日迟迟”，只是舒缓悠长的样子。老杜说“迟日江山丽”，这又同什么事物相连呢？它只是吟咏自然景色，如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本来没有其他意思，评论者却妄自作出种种说法，为什么呢？裴光约的诗说：“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有人说：“柳树应当有柳絮，泥中却未必有落花。”苕溪认为这正说中了病根，这也过分了。按照一时所见，泥中有花，并不妨害道理。如果一定要责备它应当具有什么，那么柳絮难道又是柳树常有的吗？柳公权“殿阁生微凉”这一句，东坡责怪它有美景而没有规谏，于是替他续成诗句。他的意思固然很好，但责备别人也太过分了。吕希哲说：“柳公权的诗已经含有规劝讽谏，大概是说文宗住在高大宫殿之下，却不知道道路上有人因暑热而死。”洪驹父、严有翼都认为是这样。又有人说：“五弦琴所奏的熏风，可以消除烦闷、增加财富，这就是陈述善道、闭塞邪念、责备君主过失的意思。”这也是勉强附会而没有意义；把它说成讽谏，谁能领会呢？我认为其中其实没有这种意思，也不必一定要有。规谏虽然是臣子的美德，但君主闲暇无事、从容谈笑的片刻，也应当容许他暂时得到舒适自在，何必事事都拿规谏来约束呢？况且侍奉君主的方法，是有所宽容才能有所禁止；平常略过细小的事情，才能在一旦发生时辨明重大利害。若是琐碎迫切，连一丝一毫都不宽恕，使听到的人厌烦痛苦而不能忍受，那么对方将把正直的人当作仇敌，这又怎么能算善于进谏呢？

译杜甫诗中称李白说“天子呼来不上船”。吴虎臣《漫录》认为，范传正的太白墓碑说：“明皇泛舟白莲池，召李白作序，当时李白已经在翰苑中喝醉，于是命高力士扶他登舟。”杜甫大概就是用的这件事。但夏彦刚说蜀人把衣襟称作“船”，不知道根据在哪里。苕溪《丛话》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我认为“衣襟为船”的说法一定荒谬，即使有根据，难道也是诗人通用的词语吗？这只不过因为对“船”字产生疑惑，才曲折附会罢了。然而范氏记载李白是在翰苑中喝醉，少陵称说的却是“市上酒家”，这又不同了。大体上，一时的事情不可能全部考证清楚；不知道太白曾醉过多少次，明皇曾召见过多少次，难道千年以后一定要到传记中寻找证据吗？况且这类事情即使不知道，又有什么妨害呢？老杜《北征》诗说：“见耶背面啼。”我的舅舅周君认为“耶”应当是“即”字的错误，这个说法很恰当。前人的诗中有时也用“耶”“娘”这样的字，但这首诗的体制不应这样用。近代诗话说：“杜诗说‘皂雕寒始急’，白居易歌辞说‘千呼万唤始出来’，人们都认为这是用字的毛病，其实不是。事情的终始，‘始’读上声；有所停留，‘始’读去声。”我认为不对。古人淳厚真率，本来没有这种世俗忌讳，也不必辨析。荆公说：“李白的歌诗豪放飘逸，本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但他的格调只能达到这里，就不知变化了。至于杜甫，收放抑扬、快慢纵横，没有什么不能运用的。大概他的思绪严密而思想深刻，不是浅近的人所能窥见的，这就是他的光彩遮盖前人、后世无人继承的原因。”欧阳公却说：“杜甫对于李白，只得到其中一个方面而精通，勉强超过了他。”这两种说法为什么如此相反呢？那么荆公的评论，是天下通常的说法。韩退之咏雪诗说：“随车翻动如白绢带，逐马散落如银杯。”世人都认为写得好。我认为雪本来就像白绢带、银杯，只是因车马而显现出来；“随”“逐”二字用得很不妥。欧阳永叔、江邻几认为“凹处刚刚铺满，凸处便逐渐堆成堆”这样的句子，应当胜过这一联。有人说：“不知道退之自己是否真正得意于这两句。”在我看来，二人的评论确实恰当，不必去追问退之的本意。韩退之拜谒衡岳的诗说：“手里拿着杯珓引导我投掷，说这是最吉利的，其余的难以相比。”其中“吉”字用得不妥，只说有灵验应验的意思就可以了。韩退之诗说：“难道不从早到晚思念，只因你而怜惜居诸？”“居诸”本来只是语气词，他却把它当作日月的名称。既然已经没有意义，白居易又说：“兴衰相互催逼，日月交替运行；恩光还没有报答，日月徒然运行。”老杜又有“童草联居诸”一句，这是为什么呢？韩退之诗说：“泥盆中水很浅，哪里能成为池塘？半夜清亮的蛙声，圣人也能知道。”意思是刚开始还不能成为池塘，青蛙却已经知道了，迅速得如同圣人一样。山谷诗说：“罗帏翠幕深深，调护已经被游蜂……”这里“圣得知”的“知”字究竟归属谁？如果归属于蜂，那么“被”字就不能使用了。孔毅父《杂说》讥刺韩退之，嘲笑长安富家子弟不懂得以文字饮酒，却在晚年有声伎；又责怪李干等人服食金石、自己吞食硫黄。陈后山也有这种说法，他们妄自议论别人实在太过分了。所谓“红裙”的嘲讽，也只是说他们只知道那一方面而不知道这一方面，不过是词人一时的戏言，并不是因此把接近妇人当作忌讳。况且诗词难道应当这样评论，便把它当作攻击口实吗？他责备李干等人，只是斥责他们烧炼丹砂、祈求长生罢了。生病而服药，难道是禁止的吗？白居易本来就说韩退之服硫黄，结果一病始终没有痊愈；那么韩公也是因病不得已而服用，并不像李干等人那样有所希求，最终导致死亡。况且前一首诗又有“盘馔罗膻荤”一句，若用这两个字来约束他，那么又应当不敢吃肉了。崔护诗说：“去年今日此门中”，又说：“人面只今何处去。”沈存中说：“唐人作诗，大多如此，即使两个‘今’字重复也不在意。”刘禹锡诗说：“雪里高山头白早”，又说：“于公自有高门庆”，并自注说：“高山本来高于门，使它变高，是两个不同的意思。”三山老人说：“唐人忌讳重复用字，像这样两种说法，为什么相反得如此厉害呢？”我认为这些都不值得评论。宋之问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有人说这是他外甥刘希夷的诗句。宋之问非常喜爱，知道刘希夷还没有把它传给别人，便恳切请求，刘希夷不答应。宋之问发怒，竟然用土袋压死了他。这大概是妄说。宋之问固然是小人，但也不应当有这种事情。“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是多么鄙陋的语言，难道会因此杀死自己的亲人吗？大概诗话记载的事情，不可全都相信。“池塘生春草”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品评它的人却说个没完？荆公《金牛洞六言诗》起初也只是平常语句，晁无咎把它附会到《楚辞》，认为二十四个字含有六经及诸子百家言论的遗味。读书人的嘴，还有什么说不出来的呢？白居易诗说：“楚王怀疑忠臣，把屈平放逐到江南；晋朝轻视高士，在林下抛弃刘伶。一个人常常独自醉酒，一个人常常独自清醒。清醒的人多半苦心自持，醉酒的人常常心怀欢情。欢情固然可以自得其乐，苦心坚持最终又成就了什么呢？”屈子所说的“独醒”，只是用来比喻孤高洁净、不同于世俗，并不是真的说饮酒。词人往往把它当作实事使用，难道不是错误吗？白居易的诗，情感意趣曲折周尽，深入人的肝脾，随着事物赋形，所到之处无不充满，几乎同元气相当。至于长韵大篇，动辄数百上千字，却顺畅妥帖，句句浑然一体，没有争强铺张、牵强造作的样子。这哪里是那些捻断吟诗胡须、作悲鸣声调的人所能达到的呢？世人有时因为它浅显平易而轻视它，实在不值得同他们谈论。孟郊诗寒苦，白居易诗通俗，诗人多半因此鄙薄他们。然而郑厚评论诗歌，认为荆公、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不能同他们相比，说白居易如柳阴中的春莺，孟郊如草根下的秋虫，都是造化中的一种妙处，这是为什么呢？哀乐的真实情感，发自人的性情，这才是诗歌的正理。皮日休咏房玄龄、杜如晦的诗说：“身居黄阁三十年，清风流传一万古。”凡是说“千古”“万古”，都是无穷无尽的意思；现在在前面加上一个具体数字，反而有了终止。《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遗老王若虚　字从之 诗话中 ○诗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