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译范滂临刑时对儿子说：“我想让你做恶事，但恶事不能做；想让你行善，可我自己却没有做恶事。”刘湛入狱时对弟弟说：“相互劝人为恶，恶事不能做；相互劝人为善，正好看见今天的下场。”唉！范滂生在昏乱的朝代，却自我标榜而抬高身份，忿恨憎疾已经太过，大概正是所谓自取其身被杀。他却反而怨恨行善没有好处，实在已经迷惑了。至于刘湛一类人，贪恋权力、煽动作乱，死了还有什么可辩解的？他们竟然也说出这种话，难道不是太可笑了吗？宋代彭城王刘义康因获罪而出镇豫章，问僧人慧琳说：“弟子还有回京的道理吗？”慧琳说：“遗憾的是您没有读过几百卷书。”他的意思是说，刘义康不明白大义，贪恋权力、亲近党羽，又不远避嫌疑，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这个评价非常恰当。慧琳本来是道人，却幸而得到皇帝赏识，竟然参与朝廷政事，宾客挤满门庭，各地赠送的财物接连不断，以至于有“黑衣宰相”的称号。假使他真的读过书、懂得道理，难道不应当稍微收敛吗？这样看来，他离败亡也差不了多少了。刘凝之曾有人认出他所穿的鞋，刘凝之笑着说：“我穿的这双已经破旧了，让家里找一双新的来给您。”那人后来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鞋，送回来，刘凝之却不肯再拿。沈麟士曾经走在路上，邻人认出他所穿的鞋，沈麟士说：“这是您的鞋吗？”立即脱鞋赤脚回去。邻人把鞋找到送还，沈麟士说：“不是您的鞋吗？”笑着接受了。苏轼说：“这虽然是小事，但处世应当像沈麟士，不应当像刘凝之。”我认为沈麟士也不足以作为法则。君子的道理，贵在辨别嫌疑、弄清是非；如果确实是我的东西，为什么要接受诬陷而让给别人？假使因此不肯归还，就会成全对方的奸计，自己反而留下不正当的名声，究竟图什么呢？况且如果对方认领的是比鞋更贵重的东西，难道也可以都给他而不争辩吗？这样看来，沈麟士的处理虽然略胜于刘凝之，但总的来说也不近人情，君子不会推重这种做法。苏氏曾经认为直不疑买金偿还失物、不辨明盗■〈女叜〉是错误的，却反而称取沈麟士，为什么呢？萧道成夺取宋朝，王俭、褚渊出力最多。然而考察最初谋划这件事，本来出自王俭；褚渊起初并无此意，是被迫以后才跟从，因此王俭的罪过重于褚渊。可是当时舆论往往归罪褚渊而很少涉及王俭，这是为什么呢？齐高帝曾设宴款待群臣，命几个人各自表演技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歌唱《子夜》，张敬儿跳舞，王敬则击拍张。王俭说：“臣没有什么技艺，只知道诵读书籍。”于是跪到皇帝面前，诵读司马相如的《封禅书》。皇帝笑着说：“这是盛大的德行，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我想王俭当时自以为风流胜过众人，却不知道这是谄媚逢迎，正好助长了皇帝骄奢的心。还不如那些表演技艺的人守本分。唉！王俭既然暗中帮助萧道成夺取宗室国家，等到做齐朝宰相，又摆出这种谄媚姿态。不是小人，谁能这样做呢？齐王萧晏帮助明帝夺取帝位，他的堂弟萧思远劝他自杀，以保全家族，萧晏没有听从。等到萧晏任骠骑将军时，对几个兄弟说：“如果当初听从阿戎的话，哪里会有今天？”萧思远说：“现在仍然还不晚。”萧晏叹息说：“世上竟有劝人去死的人。”后来萧晏果然被诛杀。世人有的把萧思远看作贤能的弟弟，我认为不是这样。萧晏贪恋权力，固然是不明智；萧思远尽力劝他，让他退避即可，否则也应当由他自己决定，逼迫他一定去死，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北魏太武帝时，辽东公翟黑子受到皇帝宠爱，犯了贪赃之事被发现，便向高允谋划说：“皇帝问起时，应当据实回答，还是应当替我隐瞒？”高允教他据实回答，不应欺骗蒙蔽。翟黑子最终没有据实回答，被诛杀。后来崔浩因修史获罪，高允曾与他共同修史，也应当连坐。太子出面营救，指引高允改口翻供，高允不肯。皇帝嘉奖他的正直，赦免高允而诛杀崔浩。后来一天，太子责备高允，高允回答说：“臣和崔浩确实共同做了这件事，违背本心苟且求免，不是我的愿望。”退下后，他对别人说：“我之所以不听从东宫，是怕辜负翟黑子。”世人都把这看作美谈。我认为这话很不恰当。臣下不欺骗君主，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非要有所缘故才这样做。况且翟黑子没有听从高允的教导而死，并不是高允误导了他；那么高允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假使高允所连坐的罪行确实存在，那么他用诡诈的言语为自己脱身，就是辜负崔浩，哪里和翟黑子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却冒着灭族的灾祸来践行从前的一句话，究竟有什么道义呢？” 元魏设置殷州，任命北道行台崔楷为刺史。有人劝他单骑赴任，崔楷说：“享用人家俸禄的人，就应当替人家分忧。如果我独自前往，将士们谁肯坚定心志？”于是全家赴任。等到葛荣逼近州城，有人劝他减少老弱以躲避，崔楷便在夜间派幼子和一个女儿出城。不久他又后悔说：“人们将会认为我的心志不坚定，是损害忠义来保全亲爱。”于是又命人追赶他们回来。贼军到达时，将士们争相奋战，说：“崔公尚且不惜全家百口，我独自有什么可吝惜一身的！”战死者尸体相枕，城池陷落，崔楷不屈而死。有人问崔楷：“这样处理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后来的做法可以，开始却错得太过分了。享用人家俸禄的人，本来就应当替人家分忧；但是一身尽忠守节，也足以补偿自己的责任。单骑赴任，是法令所允许的，而且并不妨害义理，却一定要让全族遭祸来坚定众人的心志，这难道不可以停止吗？您这样处置事情，也只是勉强合乎中道罢了。” 裴矩在隋朝谄媚，在唐太宗时却直言。司马光说：“君主喜欢听直话，谄媚就会转化为忠诚；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转化为谄媚。”有人说：“裴矩的行为是忠诚，但内心是谄媚。”隋炀帝喜欢谄谀，裴矩便用谄谀使他高兴；唐太宗喜欢谏诤，裴矩便用谏诤来取媚。观察君主的喜好和厌恶，采取取悦容身的办法，这是大奸臣的心术，是明主所应当诛杀的。慵夫说：“批评裴矩的心术，这当然切中了他的病根。若是为了表示劝诫、崇尚教化，那么司马光的论断难道也可以废弃吗？” 范纯夫、程正叔都说，魏征在李建成遭难时应当为之而死，不可以再侍奉唐太宗。我认为，当时唐高祖仍在位，李建成还没有成为君主，而唐太宗的即位实际上是唐高祖的命令。既然如此，王珪、魏征为李建成赴难而死可以，不死而侍奉唐太宗也可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时，程正叔曾劝他写明魏征的罪过，司马光没有接受，这样处理是对的。

译唐代王义方任御史，将要弹劾李义府，却担心自己获罪而使母亲忧虑，于是先向母亲请示，得到允许后才上奏。张镒救助卢枞，也是这样。既然已经担任御史台的职务，难道能因为使亲人忧虑，就干脆不进言吗？近代邹浩、刘安世听说有任命谏官的诏令，也都先向母亲请示，然后才接受任命，这才是知道应当如何处置的人。《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臣事实辨》下 ○《臣事实辨》下 萧何营建未央宫，高祖见宫室壮丽，愤怒地说：“天下纷乱不安，辛劳困苦了好几年，成败还未可知，这是什么时候，竟把宫室建造得如此过分？”萧何说：“天下尚未安定，正因为如此才可以趁机营建宫室。而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使宫室壮丽，就无法加重天子的威严。”高祖很高兴。唐明皇时，太庙有四间殿室毁坏，皇帝穿素服，避居正殿。那时将要巡幸东都，便拿这件事询问宋璟、苏颋，他们回答说：“陛下服丧三年的制度还没有结束，却仓促出行，恐怕还不合天意。灾异是上天的警告，希望暂且停止车驾。”皇帝又询问姚崇，姚崇说：“太庙的屋材都是苻坚时期的东西，年代久远，朽坏而毁，正好与出行日期相遇，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况且君王以四海为家，陛下因为关中歉收而巡幸东都，各部门供应准备都已经完备，不能失信。”皇帝非常高兴，听从了他。唉！古人说以四海为家的人很多，事情虽然不同，大体都是用来扩大君主的气度，消除他狭隘的心思。可是萧何借此启发奢靡，姚崇借此劝导逸游，看来六经的话有时确实可以被用来文饰奸邪。根据两位君主当初产生戒惧之意的情形，正应当顺势辅导，使他们成就美德，萧何等人却用邪说把他们引向恶行，他们的罪过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不过萧何的话虽然不对，只是为了替自己的过失解脱，情理上还可以宽恕；姚崇当时正失去宠信，因而迎合皇帝，终于又恢复了相位，那么他的用心鄙劣，更加不容宽赦。唐玄宗巡幸洛阳，因为崤山、函谷一带道路狭窄而又没有修治，想要免去河南尹和知制诰官的罪责。宋广平劝谏他，皇帝已经听从了，于是宋广平又请求说：“陛下要治他们的罪，却因为我的话而赦免他们，这是代陛下接受恩德。请让他们在朝堂待罪，然后再赦免。”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唉！臣下把进言当作忠诚，君主把采纳劝谏当作圣明，上下同心求取真正正确的做法，这就是唐尧、虞舜、三代能够直道而行的原因。后世以来，谄媚的臣子专门把恩德归给君主、把谤怨分给别人，以此表示爱戴君主，于是君主才开始忌讳自己的过错，耻于向臣下屈服。谁说堂堂的宋公竟也会做这种事呢？李希烈进攻宁陵，刘昌命令士兵守在城墙上，凡是回头看城内的人都斩首。刘昌的外甥张俊住在西北面，从未回头看城内，却被揪下来斩首。将士因此坚定了心志，所以能够解除敌军的围困。林牧的记载就是这样。唉！没有罪却杀掉自己的亲人，用来警告众人，即使说因此取得了成功，也严重违背义理。所以宋子京不采纳这个说法，认为是好事者牵强附会。这大概是对刘昌有功，而苏东坡却讥笑他。苏氏的学问确实驳杂而不纯粹。有人问：“张巡、许远怎么样？”我说：“忠诚了，却还不仁。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仁者不会这样做；守住一座城，却让三万人吃人的肉，他们忍心这样做吗？宁可让贼军杀死，难道能容忍自己吃人吗？”所以我曾说，他们以死守节的名声，固然千古不可磨灭；但吃人的罪过，也历经万劫不能消除。有人说：“为自己这样做固然不可以，为国家这样做有什么害处？”我说：“为自己和为国家是一样的，天下只有一个‘是’。”又有人说：“谋划大事的人，不顾及小节。”我说：“守城的事是小事，吃人的事是大事。三万人的性命，却说是小事，怎么可以呢？”即使江淮果真因此得以保全，也不值得称道，何况未必能够如此呢？替张巡等人考虑，可以逃走就逃走，不能逃就作战，作战不能取胜而战死，已经足以尽到做臣子的责任了。国家存亡，把它交给天命也可以。大概当时的公论，也多责怪他们。李翰一类人曲意替他们辨解，哪里能够使人心服？可是史官竟说：“议论的人于是确定了结论。”唉！距离古代越远，义理越不为天下所明白，士大夫以名节自我标榜，最终却不免伤害正道的事，哪里数得清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口〕 郭子仪没有整理头发，是因为盗掘坟墓的人大概还没有查明主谋，而且战事正紧急，借此解除危疑、安定动摇的人心罢了。他内心并非不悲痛，杨龟山却认为他能够忘掉物我之别，难道不是荒谬吗？这已经流于庄子、列子的薄情，不是用来教导人子之道的。李西平驻军渭桥，敌军以荧惑星守岁为借口，过了很久才退兵。宾客僚属都来祝贺，认为这是皇家的福气，于是请求赶快进兵。李西平说：“天子露宿野外，臣下只知道拼死抗敌罢了。天象高远，谁能知道它的意义呢？”攻克长安后，他才对他们说：“先前不是不抵抗，而是五星运行盈缩无常，万一敌军又来以守岁为名，我军可能不战而自行溃散。”众人都谢罪，承认自己不是李西平所能比的。我认为李西平这样处置本来很好，但最终不应把其中的机密告诉别人。一旦泄露，以后怎么还能再次使用呢？或者说，君主处于危难而臣下拼死抗敌，是义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天象吉凶，实在无暇顾及，也没有必要借助这个机密。关于阳城的事情，韩愈、欧阳修都说他做得不对，范纯夫却替他辨解，认为他确实有所等待，并且讥讽欧阳修不能成人之美。大概是根据阳城平日的品行，他不是害怕灾祸、苟且容身的人，而且最终还有阻止裴延龄、营救陆贽的事情。如此等等。总之，在唐德宗朝，不必等到七年以后才可以进言。做臣子的原则，应当以韩愈、欧阳修为正确标准。《唐史》说陆宣公被贬到忠州后，为了躲避诽谤而不著书，我认为未必如此。陆宣公以经世济民为学问，本来不是以著书立说为务；当他得志时，便发抒出来而用于政事，否则就沉默罢了。不然，陆公处在昏君和奸臣之间，直言鲠论，从未有所屈服，难道一遭贬斥驱逐便突然畏惧顾忌了吗？史家对陆公的理解太浅了。韩愈不善于处在困穷境地，哀叹号哭的话表现在文章中，世人多讥笑他。但这也是人的极真实感情，不值得过分责怪。至于在潮州的谢表中，借东封之事迎合唐宪宗，这才是最大的罪过。封禅，是忠臣所忌讳的事。韩愈不能忍受片刻的困穷，于是采取这种谄媚取悦的办法。他极力自我夸耀铺陈歌颂的才能，一点也不谦让。大概是希望皇帝稍有行动，自己可怜的情态便不得不做到这种地步。他远远比不上欧阳修、苏轼。柳宗元依附小人而获罪于天子，正是所谓自找忧患。他安于流落也就罢了，却还讥刺怨恨，丝毫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他关于起用废黜之人的说法，悲鸣得令人可怜。甚至羡慕颡马、跛脚浮图，既不知道这是错误，又是多么不知天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