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译，这个本子当然更好。苏东坡在诗论末尾说：“唉！天下人想要读懂诗，必须先知道兴不能同比混为一谈。这样，诗的意义就可以凭意会明白，不必劳神。”其中又有一段说：“唉！天下人想要读懂诗，必须先知道比兴。”这十六个字大概是重复的。不仅语言显得多余，对上下文的文理衔接也造成间断。这一点明明可以看出，但各个版本都没有删去，大概是相互承袭错误，没有认真考察。《左传》的文章已经无须再议论，只有描写事物、议论事情时，言辞有时过于繁复，这是古今都知道的。例如韩原之战，晋侯乘坐郑国的驷庆，郑国人因为这不是本地所产而劝谏，说它进退不能周旋，这样就够了。至于说“气息紊乱而凶暴愤怒，阴寒之血周身发作，血脉张开而奋起，外表强盛而内里干枯”，又何必这样呢？《左传》记载晋军在邲地战败，士兵争抢渡船，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献帝纪》说：“皇帝渡河时不能渡过去的人，都争着攀上船，船上的人用刀砍断他们的手指，船中的断指多得可以用手捧起。”刘知几称赞说：“左丘明写文章的体例，虽然简略，事理却十分明白。他不说攀船的人被刀砍断手指，读者自然就能看出这件事。”我认为这也过于简略，意思并不完整，不如《献帝纪》的写法正确。洪迈《容斋随笔》说：“石碏仲去世后，有六个庶子，卜问应当立谁为后，卜辞说沐浴并佩戴玉器就是吉兆。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为父母服丧却沐浴佩玉的人呢？’于是没有沐浴佩玉。这是《檀弓》的原文。如今写文章的人却不是这样，一定说‘沐浴佩玉就是吉兆。五个人都这样，只有祁子不能这样。’又说：‘哪有为父母服丧却这样做的人呢？’这样写似乎也足以把事情说完，但古人的意味就衰减了。慵夫说：‘洪迈的评论本来很高明，学者不能不知道。不过古今各有长处和短处，也应当相互参取，使繁简、轻重恰到好处，不必完全像他说的那样。‘沐浴佩玉’几个字确实在两处重复。文章只求真实正确罢了，何必一定保存古意呢？’ 邵氏说：“读司马子长的文章，茫然觉得它似乎同所叙之事相互违背。”《伯夷列传》说：“我登上箕山，山上有许由的坟墓。”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下文又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执鞭赶车的人，我也愿意去做。”以及“到了岁寒，才知道松柏”的话，这些同他所叙的事很不相类。这就是所谓宏大深厚、古雅高远吗？看那些拘谨窘迫、一步也不敢越出常规的人，胆略和智慧实在太浅薄了。慵夫说：“许由的事与伯夷有什么关系？司马迁只是因为许由让国而隐遁，其风义大致相同，而传闻又有可疑之处，所以附带叙述罢了。”然而这也不足以作为法则。至于“富贵不可苟求”“岁寒知松柏”等话，正与伯夷的事相合，怎么能说不相类呢？况且作文的人，只须论述其中的是非和是否恰当罢了，难道只是把胆略和智慧看作可贵吗？司马迁的文章虽然奇特，也有疏漏和笨拙之处，并不必然都值得取法。邵氏的话说得太高，反而失之偏正，将会误导后学，我不能不加以辨明。洪迈说：司马迁记载冯唐救魏尚的事，开头说：“魏尚任云中太守，同匈奴交战，把战功上报幕府；有一件事不相符合，文吏便依法拘捕他，奖赏也没有实行。”后来又重申说：“况且云中太守魏尚因上报的斩首俘虏数目相差六级，陛下把他交给官吏，削去他的爵位，罚他服劳役。”重复说云中太守和姓名，文章反而更加遒劲有力。现在的人没有这样的笔力。你认为这些本来就是冯唐的话，当然应当如实记录，和史官的文笔有什么关系？如果从文章法则看，‘斩首俘虏相差，削爵罚役’的话应当移到前面，前面的话再换到后面，这样才恰当。因为开始说的是事情，后来重申的是意思，次序应当如此。

译重复官职和姓名，其实是烦琐重复，我没有看出有什么更遒劲有力。宋末诸儒喜欢发表高论，却往往过分偏激，哪里能全都相信呢？”

译洪迈说：文章有繁有简，各有恰当之处。《史记·卫青传》说：“校尉李朔、校尉赵不虞、校尉公孙戎奴，各三次跟随大将军出征，俘获王，因而以一千三百户封李朔为涉朝侯，以一千三百户封赵不虞为随成侯，以一千三百户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前汉书》只说：“校尉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各三次跟随大将军，封李朔为涉轵侯，封赵不虞为随成侯，封公孙戎奴为从平侯。”比《史记》少了二十三字，却不如《史记》朴实丰赡而令人喜爱。我认为这本来不值得议论；如果一定要比较，封户数的事实应当依从《史记》，而称校尉一事则《汉书》较好。司马迁写史的法则，开卷最为疏略，使人读来不觉得快乐。然而千百年来人们都推崇他，却没有人考察他的短处。只有苏东坡不太喜欢他，陈无己、黄鲁直反而惊异叹息，认为这是怪事。唉！我也认为千百年来人们的雷同看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哪里能有像苏公这样的人同我谈论这件事呢？晋代张辅评论司马迁、班固的史书说：“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只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却用了八十万字。繁简不同，优劣便可知道。”这只是儿童的见识。司马迁所叙述的虽然号称三千年，但他列举的人有几个，记载的事有多少？内容寥落残缺，首尾不完整，往往不能独立成传，有的甚至只有姓名。到了秦汉才开始稍微详细一些。这正是他受到疏略批评的地方，反而能因此认为他优越吗？况且评论文章，只求是否恰当，繁简哪里是应当计较的呢？司马迁胜过班固的地方，只是他的辞气接近古代，有战国文章的风格罢了。” 邵公济曾说：“司马迁的史书和杜甫的诗，意趣不在于相似，所以写得好。”这是荒谬妄诞的说法。假如文章没有形体，那当然不必相似；如果有形体，不相似便是不合体。说它不以摹仿为主，所以通常不专门蹈袭前人，可以；可是说“不在于相似”，不是梦话吗？唐子西说：“六经以后就有司马迁，三百篇以后就有杜子美。所以学习文章应当学习司马迁，学习诗应当学习杜子美。”他评论杜子美，我不敢妄加判断；至于说“六经以后就有司马迁”，谈何容易啊！自古以来文士超过司马迁的有多少，为什么偏偏只有这个人可以这样说呢？司马迁虽然气质接近古人，但若用法度准绳来衡量，几乎是千疮百孔；竟说学习者专门应当取法他，过分了。马子才《子长游》一篇，纵横驰骋、放任铺陈，大体都是冗长的话罢了。自古以来超过司马迁的文士并不少，难道一定要有观览游历的帮助吗？难道一定要穷尽其中的妙处，而司马迁文章的变化又何至于如此呢？假如文章的道理果真像马子才所说，那么世上的作者也太劳苦了。他在凭吊屈原之魂时说：“不知道沉在鱼腹中的骨头还安好吗？”读来使人发笑；即使诗词可以奇诡激越，也不应这样，何况能用于文章吗？大概马氏全集中，这类浮夸的地方很多。洪迈说，《汉书·沟洫志》记载贾让治理黄河的策略说：“黄河从河内向北到黎阳，筑石堤使水流激荡，向东抵达东郡平冈；又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黎阳观下；又筑石堤使水流向东北抵达东郡津北；又筑石堤使水流向西北抵达魏郡昭阳；又筑石堤使水流激荡，向东北延伸一百多里。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总共五次使用‘石堤’一词，却不显得重复，不是后人的文章套路所能达到的。”我认为这其实就是重复，怎么会察觉不到呢？然而既然要把事情详细说明，不这样说又该怎样说？大概班氏文章的优点不必硬说成这样，只是洪迈过分偏爱，妄自发表高论罢了。韩愈对于前人，从班固以下都不加评论。依我看，他其他文章如何还不敢断定，若论史笔，难道可以轻视班孟坚吗？扬子云《解嘲》说：“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做可以做的事，就会顺利；在不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做不可以做的事，就会招致凶祸，这样说不成道理。”有的只说：“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做，在不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也去做。”有的说：“可以做便做，不可以做也做，那就可以了。” 陈后山说：“扬子云的文章喜欢求奇，却始终不能真正奇特，所以构思苦涩而辞句艰深。善于作文的人，是因事而产生奇意。江河流行，只是顺着地势向下而已；等到撞击山岭、奔入峡谷，被风吹打、被物阻激，才尽显天下的变化。子云虽然求奇，所以反而不能真正奇特。”这个评论很好，可以作为后学作文的法则。韩愈《送穷文》以鬼作为主名，所以可以问答往复；扬子云《逐贫赋》只说呼唤贫鬼并同它说话，接着说贫鬼如何如何，恐怕不太妥当。谢灵运曾说：天下的才华总共只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其他人共得一斗。茆璞辨说并非如此，慵夫说：“这不过是狂妄之言，又有什么值得议论的？”然而茆璞又说：“可以抵得上八斗的只有苏东坡，这话恐怕也未必该说。苏东坡的文章固然很难有人赶上，但终究不能用固定的数量来衡量。” 凡是作文，有遥想未来而说的，有追忆过去而说的，各自都有确定的位置，不可混乱。《归去来辞》是在将要归去时写的赋，关于归去以后的事情，应当是想象着来说。如今从询问归途以下，都是追录往事的话；这样对于文章的路径来说，难道不会阻塞吗？“算了吧”这句话，是用来总结全文、作出断语的，不应当再提到耕耘、扶锄和吟啸歌咏的事情。韩愈《感二鸟赋》也是这样。《归去来辞》本来是一篇自然真率的文章，后人仿作真率之态，已经不合适了，何况还要依照它的韵脚作和韵诗呢？这样就会被韵脚牵强拼凑，失去原作的风貌。庾信《哀江南赋》堆积许多典故来寄托时事，虽然见闻丰富，笔力也雄健，却荒芜不雅，完全没有值得观赏的地方。比如“崩塌在巨鹿的沙地，破碎在长平的瓦片”之类，是什么样的话？至于说申包胥叩地痛哭，甚至用头撞碎地面，更是不成文章。杜甫诗说：“庾信的文章年老时更加成熟，笔力凌云而雄健，意趣纵横。如今人们讥笑、挑剔他流传下来的赋作，却没有觉察前代贤人也怕后生。”我曾读庾氏的几篇赋，大多不值得观赏，而《愁赋》尤其狂放浅易，令人奇怪。然而杜子美却这样推崇他，还讥笑那些讥评挑剔的人。我恐怕少陵的话并不公允，而那些挑剔者也未必过分。张融《海赋》写得不像文章，它的序说：“奇异啊，大海的壮阔！壮阔啊，大海的奇异！”这是多么浅陋的语言。孔德璋《北山移文》的立意很新，令人喜爱。但它的语言也有鄙陋恶劣之处。如“树林惭愧不能穷尽，山涧惭愧不能停歇；秋桂驱遣风，春萝使月光停止”，已经很过分了；又说“丛生的枝条发怒，尖梢的精魂愤怒；有时飞起的树枝折断车轮，忽然低垂的枝条扫除踪迹”，不是很奇怪吗？况且周颙实际上还没有到那里，这只是张贴告示、发布檄文的辞令，怎么突然说到这些情景呢？

译东坡说韩愈《画记》只像甲乙登记簿，完全没有可观之处。韩愈的文章高出古今，这是他不了解文章体制。大概画中人物和器物数量很多，姿态又不相同。韩公惋惜画作失去、不能再看到，所以详细说明并全部记录下来，希望还可以凭想象得到它。不能用通常的文章体制去约束它。秦少游记五百罗汉说：“我曾读韩文公《画记》，喜爱它善于叙事，全面而不繁琐，详细而有条理。读他的文章，恍惚如同亲临那幅画，心中暗自仰慕。所以仿照他的遗意写下此记，这又怎么样呢？”有人说这是韩愈最得意的文章，便过分了。因此东坡不得不加以辨说；不过他贬低这篇文章，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人们作墓志铭，一定要用韵语收尾，认为叙事部分是志，结尾部分才是铭。然而古人起初并不拘泥于此。韩愈作《张圆张孝权铭》，都只用散文来记事，最后说“这就是铭”；他为乳母作铭也如此。把这些话刻在石上，放入墓中作为铭，大概只要这些文字成为铭，并不一定非要另有韵文结尾。有人却在《孝权铭》后注说：“铭文亡失，唯独为什么这样？” 韩愈《送穷文》说鬼的数量：“你的同伴，不是三，不是四，在十中减去五，满七再除去二。”本来是想不直接说出“五”字，却说“在十中减去五”，反而完全显露出来了。不如说“在六中减去一”。开头说“屏住呼吸，悄悄听着，好像有人在说话”，鬼自称“孤身一人，用来欺骗主人”，可见只是听见声音，并没有看见形体。可是后面又说“瞪眼吐舌，跳跃翻滚，低手跺脚，相互失笑顾盼，甚至请它登上上座”，难道前面说完话以后，鬼又显露形体了吗？又说“早晨隐藏形体，晚上已经恢复原样”，我认为这个鬼不应当说“隐藏、显现形体”。《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十四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十五卷 遗老王若虚，字从之。文辨二 ○文辨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