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译旧说孔子向老聃请教礼，而老聃所著的书专门鄙薄礼学。评论者怀疑另有一个老子。我认为，老聃虽然不喜欢礼学，但作为大贤又曾在周朝做官，对于典章旧故，难道会没有听闻吗？这也如同苌弘熟悉音乐、郯子熟悉官名，孔子向他们请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只是不能知道孔子是否果真问过老聃罢了。大概庄周创作寓言，虚构老聃教诲孔子的事情，用来抬高自己；汉代儒者记录礼制时，又有从老聃那里听闻这些话的说法，世人于是信以为真。司马迁最喜爱老子，但他为老子作传，尚且不能详细说明他的姓名和生于何代，怎么知道他果真与孔子同时呢？庄周诋毁孔子的门徒，大概他的学术本来出于黄老之学，又加上天性刻薄，猖狂放纵而毫无顾忌，那么他轻视儒者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东坡却说，实际上尊重庄子而在文章上不赞同他，表面排斥而暗中帮助他；又譬喻楚公微服逃亡时，仆人拿着鞭子辱骂他，是为了使他倒行逆施。这是出于喜爱庄周而强行作解释。那个公子的仆人，是为了权宜应变以成就事情，实在不得已罢了。庄周对于孔子，难道有什么不得已吗？舜任命群臣，从伯禹以下二十二人的姓名和职掌，都清楚地见于《虞书》，可以逐一考察。但《左传》记载季文子所说的八恺、八元，依据是什么呢？杜预把八恺说成垂、益、禹、皋陶一类人，把八元说成稷、契、朱虎、熊罴一类人，大概只是妄自配合罢了。况且《尚书》说禹任司空，居百揆之位；契任司徒，推行五教。但季文子却说，让八恺主持后土来总理百事，让八元向四方推行五教。这就是说八恺共同担任禹的职务，八元共同参与契的政务，不是相互抵触吗？他所说的四凶也与《尚书》不合，这大概是诬妄错误，而杜预强行替它解释，没有什么可以凭信的。学者大概也只是谈论经书罢了。季文子说：“元恺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而尧不能举用；四族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而尧不能除去。舜能够举用贤能、除去恶人，所以天下同心归附拥戴。”尧、舜是历代君王中的冠冕，都是圣人。假使尧真的不能举用善人、除去恶人，还足以称为圣人吗？这本来就是没有根据的话，而刘道原认为尧在民间卑微时就认识舜，只是天下还没有归服他，所以把二十项大功留给了舜。这也不过是妄加揣测的说法。周文王在渭水边遇到吕尚，说：“从前我的先君太公说：‘应当有圣人来到周，周因此兴盛。’您果真就是那个人吗？我的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所以给您取号叫‘太公望’。”这里“太公望”是三个字合起来的意义，世人后来却单独称他为太公。像周公、召公之类，有的又把“望子”作为名字，都不对。到了《范雎传》记载秦昭王的话说：“周文王得到吕尚，任用他为太公；齐桓公得到管仲，任用他为仲父。如今范君也是寡人的叔父。”这又直接说是用先君的称呼来称他，岂不是更加荒谬吗？经书和传文称秦伯为穆公，有时也写作缪公，这两个字可以通用。但蒙恬回答胡亥时说：“秦穆公杀了三位良臣后死去，又把百里奚定罪，而百里奚并没有罪，所以谥号叫缪。”这样看来，“穆”和“缪”意义不同，“缪”应当读作靡幼切。不知道蒙恬依据什么这样说？况且两个字既然不同，怎么能并列使用呢？唐高定七岁时读《汤誓》，问父亲郢说：“怎么能以臣下讨伐君主呢？”郢说：“顺应天意、顺从民心，怎么能说是讨伐呢？”高定回答：“服从命令的，在祖庙赏赐；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杀戮。这是顺从民心吗？”郢对此感到惊异。考察《汤誓》原文说：“你们还要辅佐我一人，使上天降下的惩罚得以实施，我将大大赏赐你们；你们不听从誓言，我就把你们的妻子儿女一起杀戮罢了。”高定所引用的，原来是《甘誓》的话。《皋陶谟》说：“能够辨识人才就是明智，能够任用人才；能够使百姓安定就是仁惠，百姓都会拥戴他。”文理十分明白，但唐刘竟说：“《虞书》称‘能够辨识人才就是明智，能够任用人才就是仁惠’。”粗疏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有所脱漏吗？屈原《离骚》中有《渔父》一篇，写宾主问答，言辞华丽，其中夹杂韵语。这大概是假托的故事，用来表达自己的心意，与《卜居》是一类。司马迁却把它取来作为传记。刘知几已经知道它不是真实人物，班固在《古今人表》中却把渔父的名字列了进去。假如真有这样一个人，看看他说的话，不过是委曲顺从、随俗浮沉，以求保全自己罢了，怎么竟把他列入九等中的第二等呢？韩愈《杂说》说：“马中能够日行千里的，一顿饭常常要吃一石粮食。吃不饱，力气不足，那么它的才能和美质就不能显露出来，也就不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又因为喂它时没有让它吃尽粮食，便说是不了解马。”唉！日行千里的良材，本来就有异于普通马的地方，但也并不是只因为它能吃得多才有这种能力。韩愈一生因贫困向人呼号，感叹连一顿饱饭都难以得到，这样的话说过多次，难道是受了激愤才这样说的吗？刘原父自号公是先生，贡父自号公非先生。贡父说：“把正确的说成正确容易，把错误的说成错误困难。”有人评论王安石说：“明白于辨识君子，却糊涂于辨识小人。”我认为这些都是过分的评论。“非”是“是”的反面，“小人”是“君子”的反面。能够认定正确的为正确，就能够认定错误的为错误；能够辨识君子，就能够辨识小人。世上难道有能够辨认白色却不能辨认黑色、能够分辨东方却不能分辨西方的人吗？黄鲁直给弟弟幼安的信说：“老夫写字本来没有固定的法则。只是看世间万般缘分，像蚊虫聚散一样，从来没有一件事横在胸中。笔墨不加选择，遇到纸就写，纸用尽便停止，也不计较写得好坏以及别人对它的品评和讥刺。譬如木偶随着节拍起舞，人们赞叹它舞得好；舞完之后，便又空荡寂然了。”这个议论很高明，但他对于文章书法，实在是用心经营而且喜好声名的人，大概还不能完全做到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曾亲自为自己的书法题跋说：“学习书法四十年，今天夜里才悟到所谓鳌山悟道的书法。”又说：“星相家说，我如果六十岁不死，就能活到八十岁。假如真如他所说，我应当凭借书法闻名天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看这两种说法，他能说是无心于书法吗？工匠想把事情做好，一定先使工具锋利。山谷曾经用三钱买的鸡毛笔写字，大概是不得已罢了。假如有好的笔，当然应当有余暇讲究；所谓功夫在手而不在笔，只是一时的夸张话，并不是合乎道理的议论。黄鲁直在辞章和书法方面，苏子由在政事和道学方面，品评人物、标榜高下，都表现在他们的言论之间；夸耀自己而喜好声名，也是他们的短处。东坡大概没有这种毛病。

译《颍滨杂志》说：“凤翔开元寺有个和尚得到秘方，能够把淡金炼成纯金，一向不传给别人。后来他强行把秘方传给子瞻，说：‘这个方子可以知道却不能实施，实施了必定会招来祸败。因为你能够不实施，所以我才传给你。但千万不要轻易传授给别人。’子瞻答应了。后来陈希亮向子瞻索取，子瞻不得已给了他。事后深深后悔，担心陈希亮不能不去实施，从而违背了和尚的约定。陈希亮果然大规模施行，用来增加产业，然而最终因手指生毒疮而病危，这才知道和尚的话并非虚妄。又有个蜀地和尚叫仪介，也得到这个方子，所到之处都兴建营造，费用极其巨大，却从来没有拿一文钱私自获利，所以能够保全这门技术而不受祸患。慵夫说：‘这个和尚既然确实憎恶别人使用它，何苦强行把方子传出去？’子瞻既然已经传给别人，哪里还能使别人不去实施？仪介虽不据为己利，但欺骗他人的罪过，难道也能免除吗？这三个人都很可笑。” 程氏说：“如今有人用画像祭祀祖先，若胡须头发有一丝一毫画得不对，便说不是那个人，这也太过分了。只要保存他的形貌，大体用来安慰想象中的思念之心，原本并不在一根胡须、一根头发之间。若说画像是虚假妄造而不是真人，那么即使胡须头发完全相同，难道就真是那个人吗？所以只说这是徒劳而没有益处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这样说呢？” 程伊川说：“妇人的丈夫死了，即使贫穷到无法独自生活，也不可以再嫁。人饿死是小事，失去节操才是极大的事情。”这是迂腐儒生拘泥于教条的议论。先王制定礼制，虽然处处为此设置防范，也必须以合乎中道、合乎常情为准绳，才能成为万世通行而不使人受害的制度。像程氏这样，实在过于苛刻了。《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杂论谬误 ○杂论谬误 《公羊传》说：“君主和父亲不能有弑逆的意图；一旦有这种意图，就应当诛杀他。”这大概是承接上文“将要弑君”的话。唐明皇废黜王后的诏书说：“显露出没有弑逆意图的心。”刘从谏为王涯等申诉冤屈说：“如果有大臣怀有弑逆的谋划，自然应当逮捕交给有关官署。”萧遘斥责时溥的奸恶说：“卑视侮辱王室，萌生了弑逆的念头。”这样说来，是什么意思呢？后人使用这个字，往往不恰当。王戎问阮瞻：“庄子、老子的学说与圣人的学说，宗旨相同还是不同？”阮瞻用“将无同”回答。王戎感叹了很久，于是征召他为属官，当时称他为“三语椽”。阮瞻的意思大概是说“相同”。晋人一向重视玄学，所以王戎非常高兴，但世人多对此感到疑惑。“将无”这种说法，就像“无乃”中“无”的用法一样，意思是“莫非”。庾亮让褚裒在人群中辨认孟嘉，褚裒指着孟嘉说：“这位先生有些不同，莫非就是他吧？”苟晞的侄子毋求请求担任将领，苟晞拒绝说：“我不能以王法宽贷他人，莫非将来会后悔吗？”刘裕接受禅让时，徐广攀着晋帝的车子哭泣，谢晦对他说：“徐君莫非有些过错吗？”这些都是同一类用法。《世说新语》记载褚裒的话，正写作“得无”；《资治通鉴》记载谢晦的话也是如此，由此可知它们意义相同。《世说新语》记载“三语”的故事，又有卫玠嘲笑他的话：“一句话就可以征召，哪里需要三句话？”大概是想直接说它们意思相同，而不必再增加疑问语气。如今《资治通鉴》所载既然依照原文，温公自己删节的本子却改成“无同异”，难道温公对此也没有详加考察吗？林氏又替它解释说：“两个‘无同异’就是有同、有异；有了同，然后才有异；一个‘无同异’就是没有同，没有同然后也没有异。” 一个是没有相同之处；既然连相同之处都求不到，难道还可以去求不同之处吗？”这是多么荒谬啊！后汉陈炜对孔融说：“小时候聪明，长大后未必奇异。”孔融说：“看您所说的话，莫非您不是早慧吗？‘将不’不也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