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译五帝的名次，《史记》以黄帝为首，《尚书序》以少昊为首，两种说法不同。总的说来，少昊是黄帝的儿子，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帝喾是黄帝的曾孙，而尧是帝喾的儿子。起初都把帝位传给子孙；到了尧、舜，他们的儿子不肖，不足以托付国家重器，于是才有禅让之事。这大概是不得已的变故，有人却说：“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这是多么荒谬啊！由皇而降为帝，由帝而降为王，只是名号不同罢了。尧、舜以揖让相传，商汤、周武以征伐诛讨取代，只是世道变化不同罢了。至于他们所行的道，却未曾不一致。商鞅游说秦孝公，竟说最初采用帝道，后来采用王道；魏征也说，行帝道就成为帝，行王道就成为王；郑厚又说，王道完备而帝德消亡，这些都是浅陋的见解。父亲死后由儿子继承，是天理人情的常态。从天子到平民，从皇到霸，自古至今没有能够改变的。偶尔传到旁支，交给异姓，也必定是形势所迫、出于不得已，只能说是变故，不能当作常规。可是汉人的说法是：“殷道亲亲，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代质朴，质朴就是取法上天，亲爱亲属，所以立弟；周代文治，文治就是取法大地，尊敬本始，所以立长子。周代太子死了，立嫡孙；殷代太子死了，立弟弟。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呢？天下没有两种道，圣人没有两颗心，所以说：“前代圣人与后代圣人，原则是一样的。”典章制度有时损益不同，至于名教人伦，难道容许有不同的原则吗？尊重亲属的道理，哪一方面可以偏废？却说殷代只讲亲亲，周代只讲尊尊，难道不是荒谬吗？大概秦汉以来，谈论三代的人常常如此。考察《殷本纪》，确实多有立弟之事，但当时必有其缘故，起初并不是成汤规定的制度。如果殷代果真专主亲亲，就应当一律立弟，为什么又要等太子死后才立弟呢？我又曾考察：河亶甲死，儿子祖乙即位；祖乙死，儿子祖辛即位；小乙死，儿子武丁即位；武丁死，儿子祖庚即位。这些都是隔一代立儿子。庚丁死，儿子武乙即位；武乙死，儿子太丁即位；太丁死，儿子帝乙即位；帝乙死，儿子辛即位。这是连续四代立儿子。其间，沃甲死后，却立了他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祖丁死后，又立了他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这是废弃嫡系而立侄子。殷代哪里是太子死后专门立弟弟呢？《殷本纪》又说：“自中丁以来，废嫡子而改立诸弟之子，弟子之间有的争相继立，连续九代发生混乱，诸侯没有来朝见。”大概继立不合正统，理应会开启争夺的端头，这哪里足以传给后世，能说成汤的制度本来就是这样吗？唉！世上的学者，除了《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些正经之外，凡是违背人情的各种异说，即使假托圣贤之名，也都应当谨慎采信，不可轻易相信。左氏文章所谓“毫发无遗恨”，只有列举人物名字这点颇不妥当。例如邲之战，既称士会，又称随武子、随季、士季；既称却克，又称驹伯、却献子；起初称荀林父，后来称桓子；起初称先縠，后来称彘子。大多都如此，无法全部列举。一段文字中姓名这样错杂，如果没有注释，读者哪里知道是同一个人？虽然不妨碍文章的优美，但终究不够纯整。近代■〈〈工几〉上石下〉溪黄彻极力称赞这种变化，认为值得效法，并且认为各史列传前后始终一律是不足取的。他大概难以与人讨论什么是真正的是非了。刘知几说：“韩王本名信，司马迁、班固都往往删去‘韩王’二字，只称他的姓名，使他与淮阴侯没有区别。考察韩王，是韩国的后裔，姓姬，因承袭封地而居于韩，并不是以韩为姓。再加上‘王’字，有什么难以区别的？然而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班固在《淮阴侯列传》的赞语中，也都称为两个韩信。高祖纪八年又说‘皇上在东垣攻打韩信的余党’，这是为什么呢？” 司马迁、班固记事各有得失。《史记·孝文纪》说：“他是高祖的中子。高祖十一年春，已经击破陈豨的军队，平定代地，立他为代王，定都中都。他是太后薄氏的儿子。”《汉书》说：“他是高祖的中子，母亲叫薄姬。高祖十一年诛灭陈豨，平定代地，立儿子恒为代王。”班固叙述薄氏，比司马迁通顺；但增加“子恒”二字，又成了赘语。班固《汉书》删改润色司马迁的史书，往往胜过原作，但也有反而不如的地方。例如《史记》记高祖听说田横死了，说：“唉，这大概是有原因的吧！从平民起兵，兄弟三人相继称王，难道不是贤能吗？”《汉书》只说：“唉，有原因才从平民起兵。”这话太简略，读起来几乎不能明白。汉文帝把公主嫁给匈奴，派宦官中行说护送她。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强迫他去。他说：“如果一定要我去，我就会成为汉朝的祸患。”《史记》如此记载，《汉书》却只说“必我”，没有“行”字，这恐怕是错误。如果说“成为汉朝祸患的，一定是我”，或者说“我一定会成为汉朝的祸患”，这样才通顺。《史记·文帝纪》说：“张武接受贿赂的钱财，事情败露，皇上从御府拿出钱财赏赐他，以使他内心惭愧。”他接受钱财后又用钱财赏他，确实可以使他惭愧。《汉书》只说“又加以赏赐”，就笼统而不明确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天子说：‘可以去，把他的书全部取来，让所忠去。’不久相如死了。”班固增加“如果晚了就来不及了”四字，这句话是赘语，而且“若”字的意思也不合适，不如不加为好。高祖对沛县父老说：“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注释引《风俗通义》说：“沛地人说话，开头发声都说‘其’；‘其’是楚地的说法。”高祖刚登帝位时，教令中说“其”，后来便成为惯例。我认为不是这样。戒诫之辞使用“其”字，本来就是沿袭古文的法式，这样的例子哪里数得完？却说只有楚语如此，不也是荒谬吗！袁盎论说社稷之臣：“君主在，他也在；君主亡，他也亡。意思是以自身殉主，与君主同生死罢了。”如淳说：“君主在时便与他共同治理，君主在时的政事，不会因为君主死了就不再执行他的政令。”这解释多么曲折啊！

译《史记·匈奴列传》的赞语说：“世俗谈论匈奴的人，担心不能一时取得权势，便竭力谄媚，采纳他们的说法，以迎合片面的指示；不考察彼此的将帅，凭借中原广大之气势激励人主，于是作出决策，因此建立的功业不深。”注释说：“应以‘不参彼已’为句；若以‘彼已将率’为句，既不成文，意义也不通。解释‘彼已’时引用《诗经》‘彼已之子’，十分牵强。我的朋友崔伯善说：‘应当以“不参彼已”为句，把“将率”归入下文。’这个说法很正确。” 《汉书·韩彭等传》的赞语说：“只有吴芮起兵时没有失去正道，所以能够传承封号五代，直到没有后嗣才断绝；福泽流传到旁支，是有原因的。况且还把他著录在甲令中，称为忠臣。”末一句与上文接不上。前汉车千秋本来姓田。因为他任丞相时，诏令允许他乘车入宫，于是称为车丞相。这只是当时的称呼，不是后来长期转变成姓，也不是皇帝赐给他的姓。班固作传，本应只写他的本姓，却竟沿用“车”字，为什么呢？黄霸虽然以治理郡国著称，但既然曾任丞相，自然应当附在韦贤、匡衡等人的传记中；班固却把他列在循吏中，是不对的。班固评论江充、王莽的事情，都认为他们是凭借天时，而不是靠人的力量。人固然不能胜过天，但班固身为史官，以褒贬和劝惩为职责，也不应当树立这种论调。后汉郭太字林宗，范晔作传时因为避父讳，只称林宗，也就可以了。但中间又多次称太；左慈字元放，既称他的名，又两次称他为放，不也是混杂吗？老苏评论范晔的错误，说不应把董宣一概列入酷吏，把郑众、吕强一概列入宦者，把蔡琰一概列入列女。他评论董宣、蔡琰是对的；至于郑众、吕强，虽然有值得称赞之处，难道可以去掉他们宦者的类别吗？《汉书·高祖纪》说：“一位老人给高祖看相，说：‘刚才夫人、婴儿都因为你……’”有人把“以君”作“似君”，颜师古认为不对。然而《史记》正作“似”字，难道是《史记》错了吗？《史记》说高祖远望秦始皇出行，感慨长叹道：“大丈夫就应当这样！”《汉书》作“大息”。这只是“太”与“大”在古代通用罢了，而颜师古却说：“是说他的叹息非常巨大。” 《高祖本纪》说高祖从咸阳远望秦始皇；《张骞传》说“举行大规模角抵，表演奇异戏法和各种怪物，聚集了很多观看的人”，颜师古的注音都读作“工唤”反切。到了司马相如《封禅书》说“天下的壮观”，却按字面读音，实在很像颠倒了。高祖远望秦始皇，颜师古说：“纵，是放任的意思。”天子出行，放开禁令让百姓观看。我认为这与文势相悖，恐怕只是任意观看的意思。《裴矩传》说：“隋炀帝时，各蕃胡人入贡，命武威、张掖的男女盛装纵观。”其中“纵”字应当依照这个例子理解。《高祖纪》说：“如意几次差点成为太子。”《丙吉传》说：“皇孙多次差点不能保全。”《元后传赞》说：“吕氏、霍氏、上官氏多次差点危害国家。”这些“数”字，大概都是说多次。司马迁说汲黯多病，皇上常常赏赐他吉祥物，次数很多；如淳说：“数，就是不止一次。”其余都应照此理解，按本字读；颜师古却解释为频繁，并读作“所角”反切。狄山说：“兵器凶险，不容易多次动用。”宣帝说：“太守是官吏百姓的根本，频繁更换就会使下属不安。”黄霸说：“频繁更换长吏，人们便会趁机作奸。”这些地方本应解释为频繁，却反而按本字读，恐怕不恰当。南越尉佗对陆贾说：“假如让我居住在中原，怎么就一定不如汉王呢？”“何遽”就是“难道就”的意思。它与越大夫文种所说“怎么就不能变成福”意思相同，注释却说：“有什么急迫而不如汉王的理由呢？”张敞诛杀絮舜，当时冬月还剩几天，张敞派人告诉他说：“冬月已经结束了，想延长你的性命吗？”意思是虽然春天将近，却不能免死。注释却说：“你不想希望延长性命吗？”《霍光传》中任宣对霍禹说：“百官以下，只侍奉冯子都、王子方等，把丞相看得好像不存在一样。”“亡如”就是如同没有，和“蔑如”一类。注释却说：“没有可以相似的对象。”这些解释究竟是什么道理呢？齐王肥给诸侯写信，说吕后接连杀死三个赵王。《文帝纪》说，近年来连续几年没有丰收。《梁孝王传》说，他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连续入朝。《何武传》说，孝成、孝哀两代连续继承皇位。《公孙贺传》说，丞相李蔡等三人接连因事获罪而死。《胶西王端传》说，刘端多次犯法，天子不忍杀他，有关官员接连两次请求削减他的封国。“比”就是连续、相连的意思，颜师古却都解释为频繁，看似相近，实际上差别很大，读者可以仔细体会。文帝问冯唐：“老人家怎么会来做郎官？家在哪里？”颜师古说：“是说年纪已经老了，为什么还来做郎官？”崔浩认为应理解为“从哪里做郎官”，不是“为什么做郎官”。我认为汉代选任郎官的途径不止一种：有因父兄任用子弟为郎的，如张安世、袁盎；有因家资富厚为郎的，汉代仪注说资财五百万便可任常侍郎，如张释之、司马相如；有因献策上书为郎的，如娄敬、主父偃；有因孝行著名为郎的，如唐；卫绾又因善于戏车而为郎。由此看来，崔浩的说法更好，颜师古却贸然断定他不对，可见自信也太过了。申屠嘉弹劾邓通在殿上嬉戏无礼，文帝说：“你不要说了，我偏爱他。”这里是宠爱亲幸的意思，就像所谓弄臣罢了。颜师古却认为是想私下教诫他，恐怕不对。否则，“私”一个字怎么能兼有教诫的意义呢？贾谊说秦代风俗的弊病：“他们溺爱子女、贪图利益，距离禽兽已经不远。”从文势看，“慈子”应当是错误，颜师古强作解释，恐怕不对。田蚡凭借与皇室亲近而做丞相，颜师古沿袭旧说，认为“肺附”就像肝肺彼此附着；又有一种说法认为“肺”是削木留下的木片，比喻轻薄之人依附大材。我所见其他“肺附”字样都这样解释，意义曲折，不值得相信。考察这句话都出自《史记》，如今《史记》各本都写作“腑”字，大概是说亲密如同肺腑，就像股肱、心膂一类。不知班孟坚为什么转写成“附”？或者古字通用，而《史记索隐》反而把“腑”读成“附”，这是错误。

译汲黯被任命为淮阳太守，辞谢说：“臣一向有狗马般奔走效劳的心愿，如今因病体力不能承担郡中事务。”颜师古把“病力”断作一句，说：“力，是很的意思。”把“力”解释为“很”，不知道根据什么。我起初认为这个字应当归入下句；读了《史记》，那里说“汲黯常有狗马病”，《资治通鉴》只说“有病”，才知道“力”字归下句无疑。大概班固误将这句话分断，所以接受了颜师古的妄说；新唐书《乔琳传》又说：“随从皇帝驾临梁州，因病体力而辞谢。”萧俛被授少师，以疾病体力不支辞谢，未接受任命。这又是因颜注而造成的错误。《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诸史辨惑》下 ○《诸史辨惑》下 《赵禹传》说：“公卿来拜访请托赵禹，他始终不去回访答谢，务必要断绝知交、朋友和宾客的请托，孤立自己而专行一意。”这里应当以“不行报谢”为句，颜师古却把“报谢”归入下文，我本来就怀疑。等读到三位刘氏所校订的《汉书》，这处已经刊正了。霍禹怨恨宣帝说：“大将军的坟墓还没有干，你就把我家族的人全都排斥在外，反而任用许氏、史氏，真叫人无法理解。”颜师古说：“‘不省’是说没有过错。”这是不对的。这里正是说不明白其中的缘故，就像俗语所说“简直没法理会”。《元后传》说：“王莽派安阳侯王舜向太后索取玉玺，太后愤怒地责骂他。王舜仰头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颜师古说：“是说已经无法劝谏阻止。”这种解释不对。其意思大概只是说没有什么值得说的罢了。《汉书》记载扬雄《解嘲》，末尾说：“司马长卿暗中向卓氏求取财物，东方朔从细君那里分割肉食。”颜师古把“割”解释为损害名声，却不解释“訾”字。后来见到华峤论中所引用的文字，才知道写作“窃赀，割炙”，应当以此为正确。《外戚传》说：“景帝召见程姬，程姬有需要避讳的事情，不愿进宫，便打扮侍女唐儿，让她夜间进宫。”颜师古说：“所避之事是月事。”我认为需要避讳的事情不止一种，怎么知道一定是月事呢？大概根本不需要作注。《史记·平准书》说：京师的钱财累积到巨万。韦昭说：“巨万，就是如今所说的万万。”《范蠡传》徐广的注也这样说。《汉书·食货志》说：累积到数百巨万。颜师古注说：是数百万万。梁孝王的钱财将近百巨万，颜师古又说：巨万就是百万；说有百万，是说总数为一百。又《汲黯传》说：中原诛伐匈奴，费用以巨万计算，达到数百。颜师古说：就是数百个巨万。这不但与韦昭、徐广不同，而且他自己前后的解释也互相参差矛盾，这是为什么呢？衡对荀彧说：“可以借你的面容去吊丧。”注释引《典略》，认为只是说有相貌而已。吊丧以哀痛为主，哪里用得着相貌？我猜想，是因为他的神情严肃而且面有忧色吧。《晋书》称苻朗到了晋地，谢安设宴请他，朝廷士大夫坐满席间，陈设着坐具、褥垫、酒壶和席子。苻朗无事可做，想夸耀自己，吐唾沫时就让小孩跪下张嘴，吐出后让小孩含住并取出；过一会儿又这样做，座客认为自己远远比不上他。苻朗如果真做过这种事，根本不是人所应做的；见到的人都应切齿痛恨，怎么会说朝廷士大夫羡慕他，认为远远不及他呢？史家的说法既荒诞又鄙陋。《晋史》记慕容德时，妖贼王始自称帝，父亲称太上皇，哥哥称征东将军，弟弟称征西将军。临刑时，有人问他的父亲和兄弟在哪里，他回答：“太上皇在外蒙受流离之苦，征东、征西都被乱兵杀害，只有朕一人孤独无所依靠。”他的妻子怒道：“正是因为这张嘴才落到今天，你为什么还这样说！”王始说：“皇后，自古难道有不破败的家、不灭亡的国吗？”行刑者用刀环敲打他，他抬头说：“崩溃就是崩溃了，我终究不会改掉帝号。”这件事当时一定发生过，但临刑时不可能句句如此，大概是滑稽诙谐之人加以修饰的。《资治通鉴》删略此事，是对的。梁武帝诛杀齐朝诸王，鄱阳王萧宝寅逃奔北魏，多次侵犯梁朝以报仇。后来因谋反被杀，萧子显《齐书》却说：“中兴二年，因为谋叛与萧宝攸等一同死去。”错误太严重了。《北史》记鄱阳王萧宝寅最终死在北魏；《南史》和《北史》本来是一套书。既然已经在魏朝部分为宝寅立传，《南史》中又简略记载他的事情，恐怕只应并入《北史》。而且《南史》写作“寅”，《北史》写作“夤”，两字意义不同，也应当统一。后汉陈容对袁绍说：“我宁愿和臧洪同一天死，也不愿和将军同一天活着。”这里指的是当时的同一天。《魏书》记载庄帝的话说：“我宁愿和高贵乡公同一天死，也不愿和长道乡公同一天活着。”《北史》也如此。这似乎不对，难道是史官润色造成的吗？《资治通鉴》删改说：“宁愿为高贵乡公而死，不愿为长道乡公而生。”这样才对。彭乐是北齐的名将，又立有大功，《北史》《资治通鉴》都记载了他，李百药所修正史却没有为他立传，这是为什么呢？《北史·杨愔传》说，常山王、长广王谋划废黜济南王，杨愔以及朱可浑、天和、宋钦道都遭到拳打杖击，头脸流血，各有十多人按住他们。太皇太后问：“杨郎在哪里？”贺拔仁说：“一只眼睛已经打出来了。”太皇太后悲伤地说：“杨郎还有什么能留下，竟遭到这种地步吗？”杨愔被诛杀后，太皇太后亲临丧礼，用御用黄金做成一只眼睛，亲自放入眼眶，说：“用来表示我的心意。”大概是要补上他被损伤的眼睛。李百药《齐书》只说“已经打出来了”，没有“一只眼睛”三字，难道是脱漏错误吗？隋史记载高颎平定陈朝时，晋王杨广想纳张丽华为妃。高颎说：“周武王灭殷，杀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应当留下张丽华。”于是杀了她，晋王非常不高兴。《资治通鉴》记载高颎的话尤其详细，《陈书》《南史》却说是晋王下令杀她。这一定是当时史官曲意掩饰君主的过失，而姚思廉、李延寿又随意承袭了他们的错误。考察炀帝的作为，应当以《隋史》为准。旧唐书《徐有功传》说：“窦孝谌的妻子庞氏被奴仆诬告，依法当斩；徐有功查明她无罪，使她免于死刑。如今皇上即位，窦孝谌的儿子希瑊请求把自己的官爵让给徐有功的儿子惀，以报答旧日恩情。”考察这其实是唐明皇时的事情，称“今上”，大概是唐代臣子实录中的原话，刘昫偶然忘了改定。旧唐书已经把王求礼载入列传，忠义传又再次记载他，虽然详略不同，总之不应重复立传。王求礼刚直敢言，固然有值得称赞之处，但竟把他一概列入忠义，也不合这种类别的标准。旧唐书《员半千传》说：“他的祖先本来姓刘，十世祖刘凝之侍奉宋朝，后来逃奔元魏，因为以忠烈自比伍员，于是改姓员。”考察《左传》释文说：“员本来写作云。”但半千的姓读作“运”，这是为什么呢？元鲁山《于蒍于歌》，学者往往不懂它的意义。我记得过去曾见过解释，如今也忘了。史官记载此事，本应略微写出歌词；《唐书》《资治通鉴》却都没有提到，大概是史书的缺漏。韩退之《驱鳄鱼文》实在不是佳作，史官只记载这件事的名目就足够了，为什么还要全文抄录它的辞文呢？

译史传中人物有改名的，既然用现名作为传记标题，也就应当始终称现名；在改名以前却称旧名，像唐代李忠臣、成汭一类，也不对。《五代史·梁纪》说：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是宋州砀山午沟里人。他的父亲名诚，生有三个儿子，名为全昱、存温，等等。中和四年九月，任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启二年，进爵为王。十二月，改封吴兴郡王。秦宗权称帝，派他的将领秦贤等进攻汴州，王因兵力少，不敢出战，等等。开平元年夏四月甲子日，皇帝即位。其他各纪也都仿照这种写法。徐无党注说：先开始称名，接着称爵，后来称帝，是逐渐变化的。爵位到了王以后才开始显著。对于这种做法，我认为帝王本纪既然在篇首追记尊号，那么全篇就都应以尊号为主。开头写他的名字时说“讳某”，以后凡是出现他的名字，即使尚未即位，按惯例也都称帝或称上，这是古今不变的体例。欧阳修却用新意改变它，既称他的父亲为“某”，又说生了儿子“某”；先称姓名，接着称爵位，到即位时才写“皇帝即位”并称帝。这就是宾主不分、体例不统一，不足以效法。有人问：司马迁、班固写《高祖纪》，都先称“沛公”“汉王”，那么难道他们也不对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回答说：怎么能这样呢？刘知几《史通》已经辨析过这个问题了。有人问：“第五伦有私心吗？”回答说：“从前有人送给我一匹千里马，我虽然没有接受，但每逢三公选拔举荐人才，心里不能忘记这个人，却最终也没有任用他。我的兄长的儿子曾经生病，我一夜去看望十次，回来后仍能安睡；我的儿子生病，我虽然没有去探视，却整夜不能入睡。像这样，难道能说没有私心吗？”世人都把这当作美谈，《资治通鉴》却只记载赠送千里马的事。既然是同一时期的话，就应当一并记录。司马光亲自删节《资治通鉴》，认为这样可以更加精心选择，删去繁杂，这固然可以。然而有时也删得过分。例如《汉书·郭宗林传》说：“茅容在野外耕作，和同伴在树下避雨，众人都蹲坐相对，只有茅容端正危坐，更加恭敬。林宗见了觉得奇异，便和他交谈，于是请求借宿。第二天，茅容杀鸡做饭。林宗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后来才知道是供给他的母亲；茅容自己只用蔬菜，和客人一起吃饭。林宗起身拜谢，并趁机劝他合力求学。”《资治通鉴》记载大致相同，但节本只说：“茅容是耕田的人，端坐而更加恭敬，杀鸡做饭。郭泰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茅容分一半给母亲吃。”这样删得太过分，完全没有表达事情的真实情状。《资治通鉴》记载有人拟写刘祥道揭露李义府的露布，却只载其中一联：“把奴婢混在一起胡乱放纵，各自认出主人家而争相进入。”这是说李义府多次掠取、略夺别人的奴婢。事情既然琐细，言辞又很鄙陋，恐怕不必保存。唐僖宗责问黄巢的姬妾等人跟随叛贼的罪过，有人回答说：“国家拥有百万军队却失守宗庙社稷，流离迁徙到巴蜀，如今却拿一个女子不能抗拒贼寇来责罚，把公卿将帅置于什么地位呢？”《资治通鉴》这样记载。史家的文辞必须衡量轻重是否合宜。那妇人仓促随口说的话，哪里会有“失守宗庙社稷、流离迁徙巴蜀”这样的措辞？然而史传中这样写的，哪里数得完。《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新唐书辨》上 ○《新唐书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