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

译《左传·昭公二十年》十月，齐景公患疥疮，后来又发热，过了一个周期仍未痊愈。梁丘据和裔欵对景公说：“我们侍奉鬼神，比先君更加丰厚。现在国君患病，这是祝史的罪过。为什么不杀掉祝史呢？”晏子不同意，说：“百姓都苦于疾病，妇女们全在诅咒。祝祷也许有益，诅咒也会有损。即使祝史善于祝祷，难道能胜过亿兆百姓的诅咒吗？”十二月，晏子陪景公在遄台，梁丘据骑马赶来。景公饮酒快乐，说：“如果古代没有死亡，那快乐将会怎样呢？”晏子说：“如果古代没有死亡，那就是古代人的快乐了。国君怎么能得到这种快乐呢？从前爽鸠氏最初居住在这里，季萴接着占有这里，有逢伯陵又接着占有这里，蒲姑氏又接着占有这里，后来太公又占有这里。如果古代没有死亡，那么爽鸠氏的快乐，恐怕不是您所希望的吧。”齐景公二十六年冬天，齐国出现彗星，齐侯派人禳除灾异。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招来欺骗。天道不欺诈，也不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禳除它呢？”齐侯和晏子坐在路寝，景公叹息说：“这宫室多么美啊，谁能拥有它呢？”晏子说：“请问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景公说：“我认为它应当由有德的人拥有。” 有人回答说：“按照您所说的，难道是陈氏吗？”《列子》说：“齐景公游览牛山，面对着自己的国都城池流泪说：‘多么美好的国家啊，草木多么茂盛！我怎么能离开这个国家去死呢？’假如古代没有死亡这回事，我将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史孔、梁丘据跟着哭泣，晏子却独自在旁边发笑。景公说：“我今天游览牛山感到悲伤，史孔和梁丘据都跟着哭泣，只有您在笑，这是为什么？”晏子回答说：“假如贤能的人能够永远守住它，那么太公、桓公就会永远守住它了；假如勇武的人能够永远守住它，那么庄公、灵公就会永远守住它了。这几位君主如果能永远守住它，我们的君主现在就要戴着莎笠，站在田间地头，只忧虑政事，哪里还有闲暇想到死亡呢？那么我们的君主又怎么能得到这个位置并站在这里呢？正因为这个位置是君主们轮流占有、轮流失去的，到了您这里，却独自为此流泪，这是不仁爱。看见不仁的君主，看见阿谀奉承的臣子，这就是我独自暗自发笑的原因。”《史记·齐世家》杂取两部书的说法，记载道：“鲁昭公三十二年，慧星出现。景公坐在柏寝，叹息说：‘堂堂的国家，谁能拥有它呢？’群臣都哭泣，晏子却笑。”景公发怒，晏子说：“臣笑的是群臣阿谀得太过分了。” 景公说：“它出现在东北方，正当齐国的分野，我因此忧虑。”晏子说：“君王修筑高台、挖掘深池，赋税征收得好像永远也收不够，刑罚施行得恐怕还嫌不够，您还担心慧星会出现吗？”景公说：“可以禳除吗？”晏子说：“假如神灵可以被咒语召来，也就可以用禳祭送走。百姓的苦难和怨恨数以万计，却命令一个人去禳除，怎么能抵挡众人的怨言呢？”唉，同一件事，记载却如此互相矛盾；其余荒谬妄诞的地方，又哪里说得完呢？《左传》中介之推回答母亲的话说：“我将要隐居，哪里用得着修饰文饰呢？这样做就是在求取显达。”《史记》在“文之”二字下又重出了文字，有人说这样意思才完整，因此怀疑《左氏》有脱漏或错误。我认为不是这样，古人说话简略到这种程度是有的。《礼记》说：“晋献公将要杀死世子申生，公子重耳对他说：‘何不把您的心意告诉国君呢？’世子说：‘不行，国君安于骊姬，这样做会伤害国君的心。’”《孟子》辨析百里奚的事情，竟然不知道他以喂牛来求取秦缪公任用这件事是污辱，难道能说是明智吗？这也是同一类情况。况且司马迁记载汉文帝的话说：“我只是没有得到廉颇、李牧来做我的将领，我难道还会忧虑匈奴吗？”这与介之推的话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偏偏怀疑介之推的话呢？不过，介之推的这种说法也不能当作普遍的准则。《周纪》说：晋文公召请周襄王，襄王在河阳会见他；在践土，史官为了避讳，记作：“天王在河阳巡狩。”考察《左传》，仲尼说：“以臣子的身份召请君王，不可以作为训法，所以记作‘巡狩’。”如今只说“史官为了避讳而记载”，谁能知道其中的缘故呢？《左传》称，晋灵公想要攻杀赵盾，他的车右提弥明为此而死。又说，起初赵盾在首山打猎，住宿在医桑，看见灵辄饥饿，便给他食物。后来灵辄做了晋灵公的车右，驾车抵挡景公的军队，使赵盾得以逃脱。赵盾问他的姓名，他停留片刻没有回答便逃走了。说到两人的官职，提弥明是车右，灵辄是车右；说到两人的结局，提弥明战死，灵辄逃亡。他们是两个人，显然无疑。但《史记》却说“桑树下的饥饿之人”就是提弥明，而且又把他当作宰夫，这是什么缘故呢？《左氏》的说法未必全都可信，然而司马迁的记载实际上正是以此为依据的，那么其中的错乱，就不得不加以辨析了。《晋世家》说：“赵盾曾经在首山打猎，给桑树下的饥饿之人食物。饥饿之人留下自己的一半食物，说：‘我做官已经三年了，还不知道母亲是否健在，希望把这些食物留给母亲。’既然连母亲是否健在都不知道，又到哪里去把食物留给她呢？”《左传》中有“如今离她很近”三个字，按照道理这样才说得通。司马迁草率疏忽，把这几个字遗漏了。晋国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国君，董狐却写下“赵盾弑君”，并把它拿到朝廷上公布。赵盾不肯承认，董狐说：“您身为正卿，逃亡却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不是您还能是谁？”孔子称董狐为良史。这是《左氏》的说法。《晋世家》已经采用了这种说法，《赵世家》却又说：“君子饥饿，赵盾身为正卿，逃亡却不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叛贼，所以太史把这件事记载下来。”这样看来，倒像是先有士人的议论，太史因而记载此事。文字既重复，意思又相互矛盾，岂不是不恰当吗？《左氏》记载鉏麑的事情说：“赵盾穿戴整齐，准备上朝，坐着打盹。鉏麑说：‘不忘记恭敬，是百姓的主宰；杀害百姓的主宰，是不忠；抛弃国君的命令，是不诚信。’于是撞在槐树上死了。”《公羊传》认为，鉏麑看见赵盾内室的门没有关闭，而且吃的是鱼餐，赞赏他生活简易俭朴，所以才有这样的行为。《史记》却说：“赵盾内室的门开着，居处节俭。鉏麑说：‘杀害忠臣、抛弃国君的命令，罪过是一样的。’于是自杀而死。我不知道‘内室门开着、居处节俭’这些话，凭什么能够说明赵盾是忠臣？” 却克以被齐国国母嘲笑为耻，发誓说：“如果不能报这个仇，我就不再渡过黄河。”《左传》这样记载。《齐世家》说：“如果不能报仇，就不再渡过黄河。”意思已经不同了。到了《晋世家》，又说：“不报复齐国，河伯就会看不起他。”记载同一件事，却差异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记载不够严谨。

译《左氏》说：“却克出使齐国，已经登上台阶，妇人在内室中嘲笑他，却克发怒，因此发生了鞌之战。”杜预注说：“因为他跛着脚登台阶，所以妇人嘲笑他。”谷梁子说：“季孙行父秃头，却克一只眼有毛病，卫国的孙良夫跛脚，曹国的公子手臂弯曲，他们同时出使齐国。”《公羊传》说：“却克、臧孙许出使齐国，有的人一只眼有毛病，有的人跛脚。”而《史记》又说：“却克驼背，鲁国使者跛脚，卫国使者一只眼有毛病。”那么，究竟谁的说法可信呢？三传的说法不同，各自记载所听闻的情况，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司马迁的记载是根据传文写成的，不采用这一说法就采用那一说法，却又彼此违异到这种程度，这是什么缘故呢？《左传》说：“白公胜在吴国时，子西召他回来并任用他；后来因为救援郑国的缘故，白公胜想要杀死子西。子西听说后说：‘白公胜脆弱得像一枚卵，我曾经用翅膀护养他，使他成长起来。’这大概是依仗自己对他有恩。《史记》却说：‘白公胜不过像一枚卵罢了，他能成什么事？’这样就是忽视他的脆弱罢了，不也很不一样吗？” 《左氏》说：“吴王阖庐将要讨伐齐国，越王率领军队前来朝见。吴王和列位大夫都得到馈赠，吴国人都很高兴。只有伍子胥感到害怕，说：‘这是在豢养吴国。’”《史记》把“豢养吴国”改成“抛弃吴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左氏》说：“吴王阖庐赐给伍子胥死罪，伍子胥将死时说：‘在我的墓上种楸树，楸树长成后可以用来制作器物。吴国大概就要灭亡了吧？’这句话只是说吴国灭亡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史记》却说：“在我的墓上种梓树，使它能够用来制作器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吴世家》说：“越王在檇李攻打吴国，派敢死之士挑战。他们三次走到吴军阵前，呼喊着自刎。吴军观看他们，越军趁机进攻吴国，击败了吴军。”《越世家》也这样说。贾逵说：“这是犯死罪的人。”郑众说：“这是想用死来报答恩德的人。”这些说法都不妥。考察《左氏》说：“越王派敢死之士再三擒取吴军，吴军不动。又派罪人三次走到阵前，把剑架在脖子上，辞别说：‘两位国君都有治理臣下的责任，臣却扰乱旗鼓，不能敏捷地执行国君的行动，按此前没有可以逃避刑罚的地方，谨敢归于死亡。’于是自刎。”大概敢死之士就是敢于赴死的勇士，和罪人的事情本来是两件事。司马迁把它们混在一起，所以道理不明，而解释的人才妄自作出种种说法。《左传》说：“勾践与吴军在檇李交战，大败吴军。阖闾回到陉地后去世。夫差派人站在庭院中，自己每次出入，那人一定对他说：‘夫差，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父亲吗？’夫差就回答：‘是，不敢忘记。’”大概阖闾已经死了，夫差才派人这样提醒自己。可是《史记》说：“阖闾将死时，立夫差为太子，对他说：‘你忘了句践杀死你父亲吗？’”为什么差异这样大呢？秦穆公攻打郑国时，考察《左传》，劝阻秦穆公并哭着送自己的儿子出征的，只有蹇叔一人。所以晋国原轸说：“秦国违背蹇叔的劝告，因贪婪而使百姓劳苦。”穆公说：“我违背蹇叔，使你们这些人蒙受耻辱，什么时候百里奚曾参与其中呢？”可是司马迁记载这件事，却认为两位老人一起进谏，不知依据是什么。《左氏》说：“穆公召来孟明、西乞术、白乙丙，命令他们出兵。”又说：“蹇叔的儿子跟随军队出征。”蹇叔对孟明说：“孟明啊，我看见军队出发，却看不见它回来。”他哭着送儿子说：“我将要去收你的尸骨。”大概孟明等人本来就是将帅，而蹇叔的儿子只是普通士卒，这两件事并不相干。司马迁却把孟明说成百里奚的儿子，把西乞术、白乙丙说成蹇叔的儿子，又是为什么？有人说：“孔颖达疏引《世族谱》说，有人认为西乞术、白乙丙是蹇叔的儿子。”怎么知道司马迁另外没有依据，却一定要以《左氏》为标准呢？回答说：“这种情况或许有。”然而这次战役，主持谋划的是孟明，他两次失败也没有气馁，最终终于达到目的。假使他果真是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奚怎么会苦苦劝谏国君，却不说一句责备儿子的话呢？从书中看，秦穆公自殽山战败回来后，立即写《秦誓》来悔过自责；司马迁却认为是在夺取王官、封葬殽山尸体之后，才写《秦誓》，不是很奇怪吗？他又说：“君子听说这件事，都为之流泪，说：‘唉，秦穆公待人多么周到啊。’”考察《左氏》说：“君子因此知道秦穆公作为国君，任用人才多么周密，待人多么专一。”至于孟明、子桑，也都有赞美的话。凡是《左氏》所谓的“君子”，大概是假托一个人物来作为褒贬的主体，并不是指当时的士人。哪里会有所谓听说此事而流泪呢？左氏记载华督遇见孔父的妻子，写他用眼睛迎视、目送，言辞很有文采。《史记》却说“用眼睛看她”，已经不像一句完整的话了。服虔说：“所谓用眼睛，是极力注视，眼珠都不转动。”这大概是胡乱解释。《公羊传》说，宋国南宫万杀死闵公，大夫仇牧手持剑斥责他，南宫万挥击杀死仇牧，打碎他的头，牙齿粘在门扇上。注释说：侧着手叫作“摋”，大概是用掌击碎他的头，所以牙齿迸落在门扇上。《史记》只说南宫万搏击仇牧，仇牧的牙齿粘在门扇上而死，恐怕起初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楚庄王围攻宋国，城中没有粮食。华元夜里见子反，把宋国的实情告诉他。子反劝慰他说：“我们楚军也只有七天的粮食。”七天粮食吃完，就要撤军回去。楚庄王听说后责备子反。子反说：“宋国尚且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楚国难道可以没有吗？”庄王不得已，于是率军撤走。这是《公羊传》的说法。《史记》却说庄王喜欢华元的诚实，自己说出这番话而撤兵，难道另有依据吗？谷梁说：“季孙行父秃头，晋国却克眼瞎，卫国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手臂弯曲，同时出使齐国。齐国便让秃头的人给秃头的人驾车，让眼瞎的人给眼瞎的人驾车，让跛脚的人给跛脚的人驾车，让手臂弯曲的人给手臂弯曲的人驾车。”因此发生了鞌之战。《公羊传》的说法大致相同。啖助认为这像街谈巷议，所以删去了。刘知几谈论删省文字的方法说：“应当写作‘各自按照同类的人接待他们’，这样也可以。”《史记》却说“让人模仿他们的形状来引导宾客”，那就是假装效仿他们的样子，而不是真有残疾。

译《吕氏春秋》说：“管仲病重，桓公问他。管仲请求疏远易牙、竖刁、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烹煮自己的儿子来满足我，难道还可以怀疑他吗？’管仲回答：‘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他连自己的儿子都忍心伤害，又将会怎样对待君主呢？’桓公说：‘竖刁自行阉割来亲近我，难道还可以怀疑他吗？’管仲回答：‘人的本性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他连自己的身体都忍心伤害，又将会怎样对待君主呢？’桓公又说：‘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父亲死了也不敢回去哭祭，难道还可以怀疑他吗？’管仲回答：‘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他连自己的父亲都忍心舍弃，又将会怎样对待君主呢？’”《史记》也记载这件事，但只说：“杀死儿子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不惜阉割自己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难以亲近父亲、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不合人情；事情隐秘难明，谁能知道其中的真实情况呢？” 《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十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十一卷。滹南王若虚，字从之。《史记辨惑》三。○《史记辨惑》三。辨析取舍不当。司马迁作史的体例，只有“世家”最没有道理。颜师古说：“所谓世家，是子孙世代担任大官而不断绝。诸侯有自己的国家，称作君，地位只比天子低一等。即使不能和帝王本纪相同，难道可以称为世家吗？况且既然把诸侯列为世家，那么孔子、陈涉、将相、宗室、外戚等，又和世家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更不妥的地方：“纪”“传”“表”“书”，都是篇籍的名称；“世家”只是门第、家族的称呼，就像疆族、大姓一样，怎么能和“纪”“传”这些字并列为同一类呢？然而古今没有人知道它不对，也很奇怪。那么列国应当怎样称呼呢？说“国志”“国语”之类，有什么不可以？这只等有识之士来确定罢了。《史记》的许多世家常常按年代附带记载其他国家的大事，列传中也有这种情况，只是扰乱文字，并不关涉义理。《左氏》按年代编排，在本纪中记载各国事情，有时把经文放在前面来开始叙事，有时把经文放在后面来完成意义，彼此能够互相发明，所以可以这样做。像司马迁的史书，各人都有自己的传记，足以把事情说明白，何必这样安排呢？近代苏子容曾亲自说明他强记的方法说：“我常常把一年中的大事列作纲目，想要记住当年的事情就不会忘记了。比如某年改元，这一年发生某事，这一年任命宰相，这一年又发生某事，这就是记事的一种方法。”太史公写书，恐怕也是这个意思。唉，史书是说明法则的书，难道只是为了便于强行记忆吗？苏氏的说法不值得相信。《鲁世家》说：“前一年冬天，晋国杀死了国君厉公。”《孔子世家》说：“第二年，子路死在卫国。”《子路传》说：“这时，子贡出使齐国，担任鲁国的使者。”《魏世家》说：“那以后十四年，孔子在鲁国任相。”当年的事情尚且不应该附带记载，何况又使用“前一年”“第二年”“同时”“十几年以后”这样的说法，为什么呢？关于大禹治理水土、箕子作《洪范》，史书只要记载事情的纲要就够了，却把两篇文章全部载入，实在没有道理。圣人经典本身已经是在传述这些内容，不需要再表明出来，这只会增加冗长拖沓。刘知几只知道批评班孟坚《地理志》全文抄录《禹贡》的错误，却不批评司马迁史书的荒谬，这是为什么呢？司马迁采集奇异传闻，受到小说陋习影响，什么疑传都收录。许由的事情，他既然已经知道不可信，却又被箕山之墓迷惑，大概是胸中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识。《史记·老子传》把老子训诲孔子写得像门下弟子，而孔子感叹老子像龙，这大概出自庄周的寓言，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却竟然把它当作实录呢？至于周成王剪下桐叶封唐叔、周公吐出口中的饭、放下手中的头发来接待贤士、孔子不给子夏和曾子加车盖、用藜蒸作饭而休掉妻子，这些都是街巷传闻，是战国诸子记载的内容，不是圣贤的事迹，却一概相信。子由撰写《古史》，几乎把司马迁的荒谬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