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四

译宰予白天睡觉，孔子用朽木、粪土作比喻，并且说：“起初我听到别人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如今因为宰予而改变了。”旧说认为这是说宰予荒废懈怠学习。唉！偶尔白天睡一觉，即使圣人也不能避免。况且学习的勤惰、行为的真伪，哪里足以据此推断呢？孔子怎么会愤怒到这种程度？大概他的懈怠不只发生在一天，而孔子的愤怒也由来已久，只是借这件事发作罢了。不然，就是宰予沉溺于睡眠已经成为常态，只是记录者文字简略，没有把详情全部写出，这也无法知道。荆公说：“宰予最大的罪过，在于行为不顾及言语，因此白天睡觉的过失不值得责备。”苏东坡说：“白天居于内室，没有疾病是不可以的；宰予大概是喜欢安逸、贪图舒适的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把意思求得太过分了。”其他解释还有很多，迂曲浅陋得更加厉害，不值得辨析。“起初我对于人……”这一章，前后两次称“子曰”，胡氏怀疑其中有衍文，或者不是同一天说的话。我认为从语法看，只是一章，其中有衍文是没有疑问的。《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根据言语取人，在宰我身上失误了；我根据容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失误了。”这果真是孔子的话吗？回答说：不是。是好事者根据《论语》附会出来的。孔子所谓“起初我对于人，听到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如今听到他说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因为宰予而改变了”，只是当时一时愤怒的话，并不是说平时只要相信一个人的言语，就立即相信他的行为。天下人中言行不相符的很多，假使孔子听到话就贸然相信，所失误的难道只有宰予吗？关于言语的说法还可以接受，至于根据容貌取人，即使愚夫也知道不可，难道说圣人会这样做吗？孔子对待人，喜爱和厌恶一定要考察，毁谤和赞誉一定要验证。子贡在师门中善于辩论、仪态堂堂，尚且不能欺骗孔子；颜子外表愚钝，孔子还要等他退下后考察其私下表现才相信。为什么偏偏对宰予、子羽这样草率呢？我本来就怀疑这不是孔子的话。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把不愿承受的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不愿承受的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孔子认为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范纯夫说：“君子修治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而别人怎样做是不能强求的。自己不把事情加在别人身上，容易；使别人不把事情加在自己身上，困难。自己不想要的，不施加给别人，就不会把事情加给别人了；但希望别人不把事情加给自己，即使圣人也做不到。颜子的行为，是受到冒犯也不计较，这只是自己做到罢了，难道能使别人不冒犯他吗？”这个说法很好，不过注疏本来就是这样说的。程氏说：“我不希望别人把事情加在我身上，我也希望不把事情加在别人身上，这是仁。把事情施加于自己而自己不愿意，也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恕。恕或许可以努力做到，仁则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这是琼森的穿凿附会，实在没有意义。朱熹说：“我不希望别人把事情加在我身上，是说我也不愿把这种事情加给别人，其实只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把‘以’字解释成‘者’字，在文义上是相悖的。”又说：“这是仁者的事情，所以不是子贡所能达到的。”我认为按照他的说法，也只不过是恕，哪里足以称为仁呢？林少颖说：“这正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的意思。然而这里说是子贡做不到，另一处却说终身可以实行；大概自己说能够做到，圣人就不允许，甘愿说做不到，圣人就告诉他可以做到，这都是圣人抑扬的说法，属于曲解，不值得采用。” 子贡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闻得到；他谈论人的本性和天道，却无法听闻得到。”考察《论语》和六经，孔子确实很少谈论这些，所以即使是高足弟子也有听不到的。大概自汉代以来，学者不敢轻易议论；近代诸位先生却都认为这句话是子贡已经听闻而发出的赞叹。又有人说：“圣人的文章，句句字字无不属于人的本性和天道。”我不知道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欧阳修曾说：“圣人不把穷究本性作为言论的重点，有时虽然谈到本性，也不深入探究；学者应当努力修养人事方面的实际，而性命之学不是当务之急。”这个说法对于名教并非没有功劳，却被众人共同讥笑排斥，认为它是不懂道的高论。疑惑的风气一旦兴起，日益严重，中等才智、平庸资质的人，都把自己期望达到上达的境界；还没有弄懂章句，就把六经指为糟粕。谈论玄理妙道，听的人茫然无措；而考察他们的行为，十人中有八九个颠倒错乱。这对世道又有什么用呢？我认为欧阳修不失为通达的儒者，而那些喧嚣争论的人，未必没有损害圣门教化的罪过。唉！衡量自己的德行，估量自己的力量，恳切地询问而就近思考；孔子、孟子教人，必定从这里开始。后生小子，为什么不稍稍安定下来呢？宁可失之于拘守，也不要涉入妄诞；宁可处在卑下的位置，也不要达到僭越的地步，这就好了。季文子每件事都思考三次然后才行动。孔子听说后说：“思考两次也就可以了。”人做事情，固然不嫌思考周密，但如果畏惧谨慎过了头，也没有必要。季文子大概是过分了吧？所以圣人用中道来约束他，认为这样也就够了。近代只有李邦直领会到了这个意思。郑氏说：“贤能而少有过失的人，不必思考三次。”苏氏说：“思考两次胜过一次，何况三次呢？”程氏说：“思考两次就能决定，思考三次就会产生私意。”这些说法都偏颇，程氏尤其严重。思考到第三次，怎么就立即成了私意呢？程子又以季文子出使晋国请求丧礼为证。考察季文子到了晋国，果然遇到丧事，那么正是思考周密的功劳，有什么过错呢？大概有的事情不必思考两次，也有的事情不止思考三次，本来没有固定的说法。吕岱告诫诸葛恪说：“如今世道多难，你每件事都一定要思考十次。”诸葛恪说：“季文子思考三次才行动，孔子说：‘思考两次也就可以了。’如今您命令我思考十次，正说明我的才力低劣。”吕岱无法回答，当时人都认为他说错了话。像诸葛恪元逊这类人，刚愎自用，最终落得被杀身亡，那么吕岱的告诫本来不能算错。然而他没有回答，难道是因为诸葛恪已经自行掩护自己的短处，所以不再同他争辩吗？还是他拘泥于孔子的话，不能按照本意去推求言外之志呢？

译孔子认为微生高不直率。孔氏说：他用心曲折委婉，不是正直的人。苏东坡说：微生高是古代过分直率的人；他向邻人求醋来满足别人的请求，并不是孔子所说的不直，也不是微生高平日所认为的不直。凡是人情所安适的事情，都是微生高不能达到的；他重视不违背别人的请求，于是向邻人求来给人，即使微生高也免不了这样，这叫作不能贯彻始终。孔子因他不能贯彻始终而讥刺他。无垢说：直，是直截了当地任性行事。微生高殷勤委婉，以周全人情；这样的人，谁能说他径直行事而不顾及别人呢？孔子大概是在赞美他。唉！依从孔氏的说法，几乎成了孤介而不通人情；苏氏、张氏的议论虽高明，但在文势和训释意义上又不顺畅，这三种说法仍然不能使人安心。谢显道说：周济急难，哪里妨碍他成为正直的人？但在当时，微生高的用心恐怕并不是这样。孔子亲眼见到这件事，所以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明白。现在不能因为他向邻人求醋，就认为他不直。林少颖说：一定是微生高没有说成“向邻人讨来再给他”。这两种说法与我的意思暗合。别人向我求取东西，我正好没有，而邻人恰好有，我公开向邻人求取并明白地交给对方，邻人没有受到损害，求取者的愿望也满足了，双方都没有受伤害。圣人如果这样做，怎么会讥刺他不直呢？或许是他暗中从邻人那里拿来，却说成是自己的东西，欺骗那个人，假装施恩；这样虚伪而不真实，所以圣人才厌恶他。朱熹责备他掠取别人的美名、借机卖弄恩惠，大概说中了。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像我这样好学。”有人把“焉”解释为“为什么”，归入下句。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后问：“伤到人了吗？”不问马。有人把“不”读作“否”，归入上句。意思是说圣人极其谦逊，必定不肯说世上没有人比得上自己；圣人极其仁慈，也必定不至于轻贱牲畜而不加怜惜。义理的是非姑且不论。且说世上写文章的人，哪里有这样的语法呢？所以凡是解释经典，论点即使高明，但在文势和语法上不顺，也不能立即听从，何况论点并不高明呢？孔子认为颜回身处简陋的食器、瓢饮和陋巷之中，却不改变自己的快乐，是贤德的。周濂溪常常让学者探寻孔子、颜子所乐的地方，究竟乐的是什么？他们乐于顺应天命、知道命运，胸中有道义的滋味，因此外在事物不能成为累赘。难道一定有某一件具体的事可以指明吗？如今却像僧人一样说：“什么是受用？我们门中究竟是什么事情？”之类的话。吕与叔的诗说：“学习像元凯那样才会成为癖好，文章像相如那样反而近于俳谐。独自在孔门中似乎没有一件事，却输给颜子能够得到心斋。”一时好事的人争相传诵。我考察《论语》《中庸》《系辞》所载，大概孔子对于颜回，用文献来博学他，用礼来约束他，使他想停止也不能停止。而颜回所从事的，都是迁善改过、牢记在心、克制自己的实际功夫。至于毁坏肢体、排斥聪明、心斋、坐忘等说法，是出自庄周一派，而我们这些人却拿来作为美谈，这是诬蔑先贤、迷惑后学，这种风气实在不可滋长。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君子的儒者，不要做小人的儒者。”同样都是儒者，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大概如果心术不谨慎，趋向稍有偏差，那么求取利益、盗取名声、用文辞掩饰奸邪、帮助恶行，都会成为学问所造成的结果。到了末流，有时甚至背叛圣人、危害天下而不顾，这不是小人又是什么？程氏说：“君子儒是为了自己，小人儒是为了别人。”王平甫、张南轩也这样说。荆公说：“君子用一贯通，小人还停留在杂博。”王补之也这样说。沈道原说：“君子，是扬雄所说的大知；小人，就是所谓的小知。”范纯夫说：“君子学习内在的根本，小人追逐外在的末节；君子治理根本，小人治理末节。”刘原甫说：“君子将要实行，小人将要谈说。”谢显道说：“君子志在义，小人志在利。”尹材说：“君子通晓道理，小人只诵习条目。”这些说法都不足以完全说明它。吕东莱说：“小人不是指险恶、卑下、不正的人；如果果真险恶卑下不正，怎么能称为儒者呢？”大概如同所说的言语一定诚信、行为一定果决之类。孔子认为不是这样：儒者是指所从事的事业名称，难道因为行为像小人，就不称为儒者了吗？“小人”这个称呼有两种含义，但不包括指普通百姓的那一种。说“硁硁的小人”、说“小人樊须”，是从拘守小节、只顾小处而称为小人的类别；这是说见识浅薄狭窄，是相对于大人而言的。除此之外，凡是与君子相对的“小人”，都属于险恶、卑下、不正的一类。子游、子夏在圣门中，文学方面虽然优长，但实际品行还不醇厚，所以孔子用这句话警戒他们，大概并不过分。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心能有三个月不违背仁。”伊川说：“三个月，是天道发生小变化的一个节段，这里是说他保持得久；超过这个程度就是圣人了。”子由说：“人的本性必定仁，就像水必定清、火必定明一样。然而泥土没有除尽时，水必定有泥；柴薪没有烧尽时，火必定有烟。泥土除尽，水就清；柴薪烧尽，火就明。具有仁而有时不能保持仁，是外物有以妨害它。外物的妨害完全消除，心专一而不杂乱，就没有不仁的时候。像颜子这样的人，本性也已经得到治理，但泥土还没有完全除去，柴薪还没有完全化尽，力量还有未达到之处。所以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却还不能终身如此。”苏东坡说：“孔子默默观察颜回，经过三个月之久，看到他在仓促和困顿时也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仁，因此知道他终身不会背离仁。”我认为苏东坡的说法正确。假使颜回有时违背仁，也一定会因某件事情偶然发生，正如所说的“每日或每月达到一次”那样，哪里会有恰好每隔三个月就违背一次仁的道理？如果说三个月以后便不能再保证，那么颜回又哪里值得称为颜子呢？澹台灭明走路不抄小道，不是公事从不到宰相的屋里。程氏说：“走小道，是指踩踏田地之类。假如小路便于往来，走它又有什么妨害呢？”我也认为，只要诚意相通，不一定非要借公事才能相见。灭明是个性情褊狭耿介的人，不足以作为通达权变的榜样。子游只是取用他的长处罢了。王子微说：“大道非常平坦，可百姓却喜欢走小路。小路就是邪路，凡是行走不由正道的，都是走小路。”这个说法太高深，恐怕不符合实际。《史记》说灭明相貌很丑，孔子认为他的才质浅薄；他接受孔子教诲后，退而修养德行，名声传布于诸侯。孔子听说后说：“我凭相貌取人，在子羽身上看错了。”可是《孔子家语》却说：“子羽有君子的容貌，但他的行为不如他的相貌，所以孔子才说了这话。”又说：“灭明有君子的仪表。”孔子曾经根据人的容貌来推测才性，灭明的才性达不到孔子的期望，怎么会前后如此相反呢？用《论语》来验证，《史记》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

译宰我问“井里有仁人”这句话的含义，旧注认为，仁人必定会在别人遭遇患难时救助他；听说有仁人掉进井里，就要自己跳下去把他救出来。世上的儒者多采用林少颖的说法，认为“仁”应当作“人”；伊川说：“仁人喜爱仁道，不躲避患难，即使有人告诉他跳进井里便是仁，他也会跟着跳下去。”我认为，采用旧注，“仁”字说不通；采用伊川的说法，“逝”字又难以解释；这两种说法应当都保留下来。总之，伊【缺字】《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四卷 ●《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五卷 滹南王若虚　字从之 《论语辨惑》第三 ○《论语辨惑》第三 【缺字】未集，我小子要继承他的志向。记载说：“武王善于继承前人的志向，善于叙述前人的事业。难道武王行事时，不把文王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吗？文王一向不愿做的事，难道会突然去做，还要假称是文王的志向吗？”大概孔子所称许的，是形势上可以夺取天下，却不忍心这样做。武王最终出兵征伐，是因为道义已经发展到极点，不能再停止。求学的人拘泥于世俗的见解，却不知道圣贤以天下为公的大义，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这些呢？“子罕言利”这一章，解释的人虽然很多，却都牵强而说不通。我认为，利是圣人不谈的；仁是圣人常谈的。圣人很少谈的，只有天命罢了。然而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我不能理解，姑且存疑不论。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匣中收藏起来呢，还是寻求善于估价的人把它卖掉呢？”孔子回答：“把它收藏起来等待善于估价的人。”南轩说：“等待善于估价的人，是顺应天理；主动寻求善于估价的人，心已经先动了。”这个说法很好，这正是义与利的区别。孔子在河边说：“逝去的时光就像这水一样啊，日夜不停地流逝。”注疏认为这是感叹时事不能停留，古今大多采用这个意思。程氏说：“这是道体的表现。天体运行不止，太阳西落月亮东升，寒去暑来，水流不息，万物生长而没有穷尽，这些都与道同体，运行于昼夜之间，从未停止。君子效法它，自强不息。到了最高境界，纯粹也不停止。”自汉代以来，儒者都不懂这个意思。我认为，孔子指着水这样说，其中寄寓的意思未必能够弄清。各家的说法也都讲得通，但怎么知道它果真就是这样呢？程氏的说法虽然对求学者有益，终究是出于推测，却说自汉代以来没有人懂得它，这种自信也太坚定了吧？我不敢接受这种说法。孔子在匡地受到围困，沈道原说：“君子畏惧在自己一方的因素，不畏惧在上天一方的因素。不能穷究事理、尽明本性而招来灾祸，这是在自己一方的因素，是君子应当畏惧的。既然已经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即使遭遇一时的祸患，君子也不忧惧了。那么，孔子为什么还会害怕匡地呢？回答说：这是记事者的说法罢了，就像说‘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其实是指文王和纣王的事情。穷究事理、尽明本性以后，才能作《易》，还有什么忧患呢？所以，匡人的围困，从事情本身看，确实可怕；从道理考察，却不是圣人所畏惧的。”这个说法很好。“不可与之共立，不可与之共权”和“唐棣之华”这首诗，旧说认为是同一章，意思是唐棣的花偏斜着反转而又复合，权道也要先违背常规，然后才能达到大顺。李清臣辨析说：权这个名称，就像物品放在秤上，能够不失去轻重的平衡罢了；对于道的大经，并没有违背，对于人伦的大经，也没有扰乱。公羊氏才开始有违背常经的说法。孔子说“可以同他共立，不可以同他共权”，这句话已经断开；下面另举逸诗的文字。作诗的人因为兄弟离散，便用唐棣来作比喻。孔子说：“不是没有思念，离得怎么会远呢？”大概是说，兄弟不亲近，是由于自己友爱兄弟做得不够。意思是诗人用词失当，所以孔子删去不取；解释的人却把它附会到权道上，以符合公羊氏的说法，难道不是妄说吗？这个说法较好。解释诗义虽然不敢断定，但它们是两章，确实没有疑问。晦庵不知道诗所指为何，只应当存疑，却说上面两句本来没有意义，只是用来兴起下句，这样就不对了。程氏说：“自汉代以来，再没有人懂得‘权’字。”这话也太严厉了。唐德宗从兴元回来，想借迎接护送的军队来显示威势，让人代替李楚琳。陆贽进谏说：“如果这样做，事情就和被胁迫拘押相同，议论的人或许会称他为权臣，我私下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权的意义，是取法于秤。换掉一个主帅而损害帝王的大义，得到一个方面却结下天下人的疑虑，这就是重视轻的东西而轻视重的东西，称作权，不也是反常吗？把违背正道当作权变，把使用权术当作智慧，君上这样做必定失去众人，臣下这样做必定陷害自身。历代之所以多有丧乱、滋长奸邪，都是由此造成的错误。看宣公的议论，怎么能说自汉代以来没有懂得‘权’字的人呢？” 《乡党》一篇，记的都是圣人日常起居饮食的情形，是弟子私下记录下来的。即使在左右周旋之间，也没有不合礼节的地方。但其中也有本来没有深意，而求学者过分探求的。如在车中不回头向后看、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吃饭时不说话，睡觉时不讲话之类，这只是表示端庄稳重罢了。不撤掉姜，不吃没有合适酱料的食物，这只是个人性情所爱好罢了。至于饭不嫌精细，肉羹不嫌切得细；饭变味发酸，鱼腐烂、肉败坏，颜色难看、气味难闻的都不吃，这些都是常人也会如此，何必一定说是孔子呢？苏轼认为这是杂记《曲礼》的内容，不是孔子一人的事情，所以全都置而不论，这固然过分。然而像张九成之类，妄加夸张，务求把圣人说得高大，却不知道那并非事实，甚至说它同《春秋》相为表里；这种不近人情的说法，难道也能完全相信吗？晦庵解释“不得其酱不食”说：“是厌恶食物不完备。”孔子说君子吃饭不求饱，又说士人以吃坏食物为可耻，不值得议论，难道会因为一件食物不完备就不吃吗？他们凡事都一定要强求义理，所以解释得如此鄙陋。晦庵解释“食不语，寝不言”说：“回答、叙述，都是说话的意思。‘语’是自己说，‘言’是这个，哪里有什么区别？这只是为了变换文辞而已。” 季康子送来药，孔子拜谢后接受，说：“我还不知道药性，不敢服用。”杨氏说：“不敢服用，是谨慎对待疾病；一定要告诉他实情，是正直。”我认为，别人怀着好意送药，却直接告诉他自己疑虑重重、不敢服用；凡是人与人交往，都知道这样做不合适，何况孔子对于季康子呢？而且，即使送来药，也没有逼着人当面服用的道理，何必说这样的话来触犯他呢？这应当是退下以后对别人说的话，记录者删略了文字，所以只记了一个“曰”字就够了。孔子的马厩失火，却不问马，大概是因为他已经看见了，所以不必再问。起初哪里有什么深意呢？只是弟子私下感到疑惑，便把这件事记了下来。后人因为看到这条记录，就妄自推测而加以解释。这三个字本来不必写上。郑氏认为这是因为孔子尊贵人而轻视牲畜。君子对待牲畜，固然比对待人轻，但也不应当无情到这种地步。张子韶的说法很好，至于引用破旧帷幕也不丢弃等话，来阐明忠厚之心，也属于矫枉过正。“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孔子坐车时，本来就是这样端庄稳重。可是解释的人却认为这是怕迷惑别人，不知道这种事有什么可迷惑人的？如果是《曲礼》所说的“登上城墙不指指点点，城墙上不大声呼喊”，那才有这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