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译删去了，但还保留这种内容，实在令人遗憾。《伯夷传》说：“我为伯夷的志意感到悲伤，看到了失传的诗，觉得很奇异。”传中又说了种种话。“传曰”这两个字，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索隐说：“指《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司马迁所记载的古人事迹，哪一件不是摘取自前代书籍，为什么唯独这里称为“传”呢？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游说他说，出兵如果没有名义，事情就不会成功；明确说明对方是贼，敌人才可以制服。这番话很合于义理。所以班孟坚把他的说法全部载录下来，而司马迁只说“以义帝之死为说”，过于简略而不完整。况且如果只是说因为义帝死了，那么称作“告知”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说“游说”呢？吕后的姓名既然已经列入本纪，她的事迹始末也到处都有详细记载，外戚世家又说吕娥姁是高祖的正后，以及她的儿子成为太子、戚姬等事情，恐怕没有必要。至于唐代武氏的事迹很多，记载中不能全部容纳，所以又写入后妃传，体例本来不同。《吕后纪》末尾说：“代王被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后去世，谥号为孝文皇帝。”考察这句话，写代王成为天子，只是为了叙述最后诛灭吕氏的事情罢了。至于他的去世和谥号，本纪中自然已经具备，何必又在这里提到呢？《吕后纪》先说把吕嬃封为临光侯，却不说吕嬃是谁；后来才说她是太后的妹妹吕嬃，次序颠倒了。难道前面所说的另有其人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汉文帝的诏书，班固都写作“诏”；司马迁却称为“皇上说”。考察文意，应当用“诏”字才对。《窦婴传》说：“景帝想任用窦婴，窦婴坚决推辞。皇上说：‘天下正有急难，王孙难道可以谦让吗？’王孙是窦婴的字。班氏把这件事写在传记开头，是对的。如今司马迁不写明，读者怎么知道王孙就是窦婴呢？起初既然没有写明，就应当说‘字叫王孙’。然而窦婴是贵戚大臣，不是其他附带出现的人，也不应采用这种写法。” 《义纵传》说：“宁成在家闲居，皇上想任命他为郡守。御史大夫弘说：‘我在山东做小吏时，宁成担任济南都尉，他治理百姓如同豺狼牧羊，宁成不可以让他治理百姓。’皇上于是任命他为关都尉。一年多以后，关东各郡国的属吏都说：‘宁可见到刚出生的乳虎，也不要触犯宁成的怒气。’这段事本来应当收入宁成的本传，却写在义纵传中，这是为什么？即使下文有破碎之处，关于宁成家里的事也不必记载。《张汤传》说：“赵禹为人清廉而倨傲，自从做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公卿来拜访请求他办事，赵禹始终不回报答谢，力求断绝与知交宾客之间的请托，只是孤立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见到违犯法令的就立即逮捕，也不再复审，专门搜求属吏暗中犯罪的证据。”这一段与张汤的事情并不一定相互关联，也只应当一并写入赵禹传。至于《廉颇赵奢张苍周昌魏其武安等传》，也都是这种情况。《律书》开头认为，律是万事的根本，其中对兵器尤其重视。周武王讨伐纣王时，吹律听声，从孟春推演到季冬，杀伐之气相互聚集，而音调仍属宫音，同声相互应和，这是万物的自然规律，这本来还可以。可是它又详细讨论自帝王以来用兵的事情，最后说到汉文帝厌恶战争、百姓安居乐业，几乎有七百字，这和律的意义有什么关系呢？这实在太没有道理了，邵氏却极力称赞，认为这是高古雄深之作，不是其他人拘谨局促的文章所能达到的。唉，文章一定有规矩准绳，即使六经也不能废弃；反而把疏阔当作高深，把严密当作拘窘，这是多么荒谬的议论啊！又有人说这本来是兵书，如果果真是兵书，又何必写许多律吕的事情呢？大概都是因为畏惧司马迁，不敢议论他的错误，所以才胡乱说出这些话。

译史书立传，从忠义孝友、循吏、烈女、儒学、文苑，以及酷吏、佞幸、隐逸、方术之类，有的用善恶来表示劝诫，有的用技能来完备见闻，都可以。至于滑稽、游侠、刺客之类，已经近于没有意义了。至于货殖之事，只是市井卑鄙之人所做的事情，哪里值得玷污史书而记载，司马迁却特意写了下来？班固只是批评司马迁称述这些人，推崇势利而以贫贱为耻，却也不知道这类传记根本不必设立。因此后来的史家沿袭而保存它，范晔以下的史书都没有这一类，才是合乎体例。《史记索隐》认为，司马相如传不应放在西南夷传之后，大宛传不应放在酷吏、游侠之间。这种看法当然正确。凡是各族夷狄都应按类别相互排列，那么匈奴难道也能放在李广、卫青之间吗？循吏、儒林以下一类人物都排在列传末尾，大概是合乎体例的。到了刺客，却偏偏把它排在李斯之前；循吏则排在汲黯、郑当时之前，又是什么意思呢？《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十一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十二卷。滹南王若虚，字从之。《史记辨惑》四。○《史记辨惑》四。辨析议论不当。史官的评论，是根据人事的善恶来判定是非，用以表示劝诫、辅助教化，所以可贵。司马迁赞美田完，只说他能够用卜筮之术沟通幽明，若不是通达的人和有才智的人，就不能留意到这一点；这些本来就是不必说的。他又说田乞和田常之所以接连冒犯两位国君、专擅齐国政权，并不一定是形势逐渐造成的，大概是因为他们遵循厌胜、预兆一类的说法。若顺着这种说法，就会使乱臣贼子都能用天命为自己解脱，而不受惩罚，这难道是史官应当有的态度吗？《孔子世家》的赞语说：“我读孔氏的书，想象可以见到他的为人。圣人的道德光照流布于万世，即使鄙夫小孩也都知道。司马迁却因为读书才开始想象孔子的为人大概，这种话不应当说。” 《仲尼弟子传》的赞语说：“学者大多称说七十弟子，有赞誉他们的，或许超过实际；有诋毁他们的，或许损害了真实情况。既然都没有亲眼见过他们的容貌，那么讨论弟子名籍，应当以孔氏古文为依据，这比较接近事实。我把弟子的姓名、字，全部取自《论语》中弟子提问的记载，编次成篇；有疑问的就缺而不录。”我认为，评论人物，只需根据他们的行为事迹罢了，难道一定要亲眼见到容貌吗？以貌取人，孔子有时尚且会失误，司马迁反而把它作为准则吗？况且司马迁所引用的杂说和鄙俗之事，也有不足相信的。难道又全都是《论语》记载的吗？《魏世家》的赞语说：“评论者都说，魏国因为不用信陵君，所以国势削弱，直到灭亡。我认为上天正要授命于秦，秦将平定天下，魏国的事业尚未完成。魏国即使得到阿衡那样的辅佐，又有什么用呢？”这是极其错误的说法。魏国灭亡，固然迫于秦国兴起，不是人的谋略所能挽救；那么秦国灭亡，也可以说是迫于汉朝兴起而无可作为了。然而司马迁在本纪中却采用贾谊的议论，以汉二世不任用忠贤来责罪他，这是什么道理？无忌一类人固然不足以使国家强盛，但司马迁这番失言，也不能说没有罪过。《循吏传》的赞语说：“孙叔敖说了一句话，郢都的市场便恢复了；子产病死，郑国百姓号哭；公仪休看见好的布匹，便把家中的织布妇女赶走；石奢放走父亲而自杀；楚昭王的名声得以树立；李离因误杀人而伏剑自杀；晋文公因此端正了国法。”这难道不是缺少评论和总结的话吗？赞美吕不韦说：“孔子所谓闻达的人，大概就是吕不韦吧？”考察孔子所谓“闻”，似乎是指外表通达而实际上并非如此的人。虽然这种人不被君子取用，但吕不韦也不值得担当这个称号。《项羽传赞》说：“我听周生说：‘舜的眼睛大概有两个瞳孔。’又听说项羽也有两个瞳孔。项羽难道是舜的后裔吗？为什么兴起得这样迅速！浅陋啊！这是说人的形貌，容许有偶然相同的地方。项羽出生在舜后一千多年，却只凭这件事就怀疑他是舜的后裔，不也太迂腐了吗？商均是舜的亲生儿子，舜的遗体血脉还在那里，却没有听说商均也有两个瞳孔。相隔一千多年的后裔反而一定有两个瞳孔吗？周生是什么人？他依据的是什么书？竟能知道古代帝王的形貌？即使确有根据，也不是学者所应当谈论的。舜凭借深厚的德行而声名远播，四岳把他推荐给帝尧；帝尧先在上天那里试验他、得到天意认可，在下又取得众人的信任，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他取得帝位本来就有正当的途径，难道只是因为奇异的相貌而突然兴起吗？假如舜果真是由此而兴起，那么项羽的成功也应当大致相等，为什么他却转眼之间就被消灭了呢？司马迁资质轻率，容易相信并喜爱奇异之说，起初又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的荒谬妄说常常如此。后世描写君主相貌的人，大多把舜有重瞳当作美谈，都是司马迁启发的。后来后梁朱友敬自恃有两个瞳孔，认为自己应当做天子，因而作乱被诛杀，也正是被这种说法误导了。可悲啊！” 司马迁赞扬萧何说：“他的功烈可以同闳天、散宜生相争。” 赞扬韩信则说：“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这类人相比。” 赞扬周勃则说：“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史家比拟人物，必须同其相应的类别相比，不可不慎重。把萧何、韩信这些人向上比作三代圣贤，说起来哪有那么容易！至于评论张耳、陈余时，他又讥讽他们不同于太公、季子。司马迁品评人物，实在浅陋。司马迁评论壶遂说：“天子正倚重他，准备任命他为丞相，恰好壶遂却死了。”壶遂内心廉洁、品行修养，这只是一个恭敬谨慎的君子罢了。所谓“鞠躬”，不过是弯身而已，却把它当作君子的盛大德行，为什么呢？况且天子把辅佐丞相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而他所能达到的成就，难道仅仅到这种程度吗？《李广传》说：“他射箭时，看见敌人逼近，估量箭射不中就不发射；一旦发射，敌人就应弦倒下。”凭借这种本领率领军队，却屡屡陷入困境、遭受耻辱。他射虎时，也多次被老虎所伤。这件事发生在阴山里，或许确有可能；但这种说法也属于臆测，不是史家可以断定的。《汲黯传》和《郑当时传》的赞语没有别的褒贬，只感叹他们有权势时宾客增加十倍，没有权势时就没有宾客。至于连翟公在门上题字的事也一并记载，这有什么值得称道，竟要写进史家的评论呢？《滑稽传》开头说：“孔子说：‘六经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是一致的。《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发扬和谐，《书》用来说明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易》用来阐明神妙的变化，《春秋》用来说明义理。’”太史公说：“天道广大无边，难道不伟大吗？花言巧语即使稍微切中要害，也可以用来解决纷争。”评论说：既然说天道广大无边，已经没有阐明滑稽之意；而且六经的作用，又同这里有什么关系呢？《货殖传》说：“没有隐居山岩、保持奇士操行的志向，却长期贫贱，喜欢谈论仁义，也足以感到羞耻。”贫贱而感到羞耻，本来已经很荒谬；可是喜欢谈论仁义，难道也值得羞耻吗？司马迁的罪过，实在不可胜诛。《外戚世家序》说：“夫妻关系，是人的大伦。礼的施行，唯独婚姻最须谨慎。音乐调和，四时便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纲领，怎么能不慎重呢？人能够弘扬道义，却不能改变命运，这确实很深奥啊！妃嫔配偶的宠爱，即使父亲也不能强求儿子得到，何况地位卑下的人呢？夫妻已经欢合，有的却不能生育子孙；能够生育子孙，有的又不能求得善终。这难道不是命吗？孔子很少谈论命，大概是因为命难以言说。不通晓幽明变化的道理，怎么能够认识性命呢？一个妇人的际遇是否顺利，本来也不值得称道。况且凡是人事，哪一样不是命呢？司马迁在这里反复表达这些意思，为什么这样费辞呢？‘人能弘道’这句话的意思尤其疏远。”

译《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史记辨惑》五 ○《史记辨惑》五 辨析文势不能相承接的问题 吕不韦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劝华阳夫人说：“凭美色侍奉人的，美色衰退，宠爱就会减退。如今夫人侍奉太子，很得宠爱，却没有儿子，若不趁这时及早在诸子中选择贤良孝顺的人，把他立为嫡子并收为自己的儿子，丈夫在世时，您的地位就尊贵；丈夫百年之后，您所立的儿子做了王，终究不会失去权势。这就是所谓一句话带来万世利益。”中间的文势跌断，前后不能承接。范睢到秦国，秦王让他住下进食，只给他准备了粗劣的食物，等候命令。一年多以后——这时昭王已经即位十六年。‘一年多以后’接在这里无法承接。又有‘当时，字乐毅出使燕国，昭王任命他为亚卿’；‘过了很久，当时齐湣王强盛’；‘陈平年长了，可以娶妻，富人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穷人，陈平也以此为耻’；‘过了很久，户牖里有个富人叫张负，他的女儿嫁过五次，丈夫总是死亡，陈平想娶她’；‘李广曾经获罪，应当处斩，赎罪后成为平民。不久，他居家数年。’这些地方的文势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范增劝项梁拥立楚国后裔，项梁于是寻找楚怀王的孙子熊心；熊心当时在民间替人放羊，项梁找到他后，就立他为楚怀王。原文前后不相承接，不如说：“当时，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在民间替人放羊，项梁找到他，便立他为楚怀王。” 《留侯世家》结尾说：“子房当初在下邳桥上见到的老人以及老人所说的太公书，十三年后，他跟随高祖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黄石，取来珍藏并祭祀。”文势不能承接，不如说：“当初下邳老人所说的黄石，十三年后，子房跟随高祖经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了它。” 《萧相国世家》中有门客劝萧相国说：“您为什么不多买田地，低价买进并放贷，以此来玷污自己在皇上心中的形象，才可以安心呢？”原文此处前后不能承接。《韩信传》说：“当时的形势，不把人置于死地，使人人都拼死作战；如今给他们生路，大家都会逃跑，难道还能把他们使用起来吗？”前后承接非常差。《汲黯传》说：“匈奴昆邪王前来投降，到了京师。商人和他们交易，按罪应当处死的有五百多人。汲黯说：‘匈奴进攻交通要道，堵塞并断绝和亲之路，中原出兵讨伐他们，死伤多得数不清，耗费财物达数以万计。我愚见认为，陛下得到胡人后，都应把他们作为奴婢，赐给那些因从军而死者的家属；所俘获的财物，也应因此赐给他们，以慰藉天下人的劳苦，平息百姓的心。如今即使不能使昆邪王率领百万军队来投降，却空耗府库钱财进行赏赐，征发良民供其侍奉供养，简直像侍奉骄纵的孩子。愚民哪里知道只是在长安城中买卖物品，文法官吏却以法律拘捕他们，说是把财物私自带出边关，竟牵涉到陛下。这样既不能取得匈奴的财物来慰劳天下，又凭借细小的法条杀死五百多个无知的人，这就是所谓保护树叶却伤害树枝。’评论说：现存‘如今即使不能’一句，不但语意重复，前后的界限也不通。”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史记辨惑》六 ○《史记辨惑》六 辨析姓名重复冗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