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九

译赞语又说：“连甘棠树尚且思念，何况那个人呢？” 说爱护棠树还可以，说对棠树有怀念和思念之情却不可以。《尚书·尧典》中，帝尧说：“谁能询问并任用符合时宜的人？”放齐说：“胤子朱聪明有启发。”帝尧说：“谁能询问并任用符合我的意旨的人？”驩兜说：“共工正在聚集并建立功业。”帝尧所说的“符合时宜”和“符合我的意旨”，意义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总之是两件事；可是《史记·五帝本纪》在后面一节只说“尧又说：‘谁可以？’”，实际上只是重复前一件事。《舜典》称说诛罚四罪而天下都服，是说刑罚处置得恰当罢了。《史记·帝尧本纪》说：“舜向帝尧请求，把共工流放到幽陵，以此改变北狄；把驩兜放逐到崇山，以此改变南蛮；把三苗迁到三危，以此改变西戎；把鲧处死在羽山，以此改变东夷。”到了《舜本纪》，却引用《左传》所记载的浑沌、穷奇、梼杌、饕餮的事情，说：“流放凶恶的族类，迁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文字虽有不同，但作为四罪是一回事。一处说“改变四夷”，一处说“抵御魑魅”，舜的本意究竟在哪里呢？大概两种说法都是鄙陋的传说，不值得采用。而且这件事只应当写在《舜本纪》中，却又见于《尧本纪》；本来应当依从经书，却又取自传记。这样写《本纪》，不是既冗杂又混乱吗？《夏本纪》记载皋陶的话说：“上下和谐地接受并普遍施行，九种德行都得到推行，俊杰贤能的人都在官位上，各级官吏严肃谨慎。”不要教导邪淫的人，不要让奇谋不合其人的人占据官位，这就叫扰乱上天的事务。《索隐》说：“这里取用《尚书·皋陶谟》的文字，割裂得完全没有次序，就是班固所说的疏略抵牾。”唉！难道只有这一段而已吗？《殷本纪》说：“汤回到亳，作《汤诰》。”到了三月，王亲自来到东郊，告诫诸侯群后：“没有谁可以不为百姓建立功劳，勤勉努力办理你们的事务。我将要重重处罚、处死你们，不要怨恨我。”又说：“古代的禹、皋陶长期劳苦在外，他们为百姓建立功劳，百姓才得以安定。东面治理长江，北面治理济水，西面治理黄河，南面治理淮水。四条大河都治理好了，百姓才有居住之所。后稷降临人间，教人播种农作物、种植百谷；三公都有功于百姓，所以后来才有君位。过去蚩尤和他的大夫发动叛乱，危害百姓，帝尧于是没有把他们认为有功。先王的话不可不勉力奉行。”又说：“不讲道义的人不要留在国中，你们不要怨恨我，以便使诸侯和睦。”我认为这些话都不成文理。如今《汤诰》一书完整存在，哪里曾有这些内容？司马迁根据什么把它们记载下来呢？《尚书·汤诰》篇末说：“咎单作《明居》，于是众人都有同一的德行；伊挚于是恢复政权，准备归还时所陈述的内容。”这些话在《太甲》三篇之下，次序非常清楚，不可错乱。《史记》却说《咸有一德》作于汤王之时，并把它列在《汤诰》之后、《明居》之前，难道不是错误吗？《殷本纪》说：“太甲即位后，昏昧不明。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他悔过，伊尹迎接他回来，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修养德行，诸侯都来归附，百姓因此安宁。伊尹赞美他，于是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这三篇书虽然说是伊尹所作，然而从头到尾都是史官记录下来的，难道只是伊尹为了褒扬赞美太甲而作的吗？《封禅书》列举殷太戊时伊陟赞助巫咸的事情，说巫咸的兴起从此开始。考察《尚书》的《咸乂》四篇，并没有见到它的文字，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孔氏只把巫咸看作臣子的姓名，而司马迁竟把他当作巫师。根据周公所作《君奭》，说巫咸治理王室，和伊尹、伊陟、臣扈、甘盘等同列，大概是一个时代的功勋贤臣；难道可以说他是巫师一类吗？况且其中又有称作“巫贤”的人；即使巫咸是巫师，也是名叫咸，怎么能说巫师从此兴起呢？《索隐》引用《楚辞》作证，那部《楚辞》哪里值得考据呢？《列子》说有神巫，字季咸，从齐国来，能够说出人的死生寿夭，难道也要因此混淆吗？

译《书序》说：“伊陟向巫咸赞助，作《咸乂》四篇。” 《君奭》说：“巫咸治理王室。”所谓赞助而作书，只是一时的事情；“治理王室”，则是总说他的功业。可是《殷本纪》说：“伊陟向巫咸进言，巫咸治理王室取得成效，于是作《咸乂》。”这是为什么呢？《盘庚篇》说：“百姓叹息，彼此怨恨。”意思是叹息而相互怨恨。《史记》却说：“百姓都怨恨。”这是什么样的话呢？《盘庚》三篇，都是用来告诫劝说不愿迁徙的臣民的。《史记》既然已经简略地说了它的大意，却又说：“帝小辛即位后，殷朝再次衰落，百姓思念盘庚，因而不断作乱。”这不是相互违背吗？《殷本纪》说：“武丁祭祀成汤，第二天有一只野鸡飞上鼎耳鸣叫。武丁害怕，祖己于是训诫武丁王，如此如此。”武丁修治政事、实行德政，天下都欢悦，殷道再次兴盛。武丁去世，祖庚即位。祖己赞美武丁把祥瑞的野鸡看作德政的感应，建立他的宗庙，称为高宗，于是作《高宗彤日》和《训》。考察《尚书》，这篇正是祖己训诫武丁王的话。其中称“高宗”，是史官追称罢了。各篇的体例都是如此。武丁去世以后，祖己因赞美他而作书，是错误的。而且建立宗庙、称为宗，本来是国家的事情，难道只是出于祖己的意思吗？《高宗之训》本来就是篇名，应当完整写出，却只说“以及《训》”，这又失之过于简略了。《宋世家》说：“微子料想纣王终究不能接受劝谏，想要为此而死。到了离开时又不能自己决定，于是询问太师、少师，说了如此如此。太师大概说：如此如此。只要确实能够治理国家，使国家得到治理，即使自己死了也不遗憾；如果至死也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那就逃亡吧。”可是微子既然已经离去，却又记载箕子为什么做奴隶、比干为什么死，最后说：“微子认为，父子之间有骨肉关系，臣主之间以义相连。父亲有过错，儿子多次劝谏而不听，就应当跟随父亲哭号；臣下多次劝谏而君主不听，就可以离去。”于是太师、少师才劝微子离开，微子便走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简直像梦中的话。《殷纪》说：纣王淫乱不止，微子多次劝谏而纣王不听，于是同太师、少师谋划，便离开了。比干强行劝谏纣王，纣王剖开比干的胸腹观看他的心。箕子害怕，假装发疯做了奴隶，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殷朝的太师、少师于是带着祭祀和乐舞的器具逃奔周国。考察《尚书·微子》篇，所谓太师、少师就是箕子、比干。如今却说他们逃奔周国，与《尚书》记载不同。而《周纪》又说：纣王杀死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逃奔周国。那么司马迁所说的太师、少师，是乐工吗？如果《殷纪》所称的也是乐工，那么微子先前来到这里，同这些人商量离开与否；而这些人逃奔时又为什么一同带着祭器呢？至于《宋世家》却说：武王攻克殷后，微子拿着祭器来到军门。前后记载参差不齐，几乎无法理解。《齐世家》说：武王到达盟津，退回军队，和太公一起作《泰誓》。《鲁世家》说：武王讨伐纣王，到达牧野，周公辅佐武王，作《牧誓》。考察《尚书》，这两篇都是君王的话；一处说是与太公一起作，一处说是周公辅佐而作，这有什么根据呢？而且说作《泰誓》，为什么又加一个“此”字？《金縢》一书，大概是周公曾请求代替武王去死，后来把文书放入金縢匮中，秘密保存这件事。武王去世后，群叔散布流言诋毁周公；周公东征两年，罪人被擒获，于是作《鸱鸮》诗送给成王，而成王还不敢责备周公。后来因天象变异而开启金縢之书，得知周公代武王的事情，于是成王悔过自新，迎接周公回来。文章记载得很清楚。《史记·鲁世家》既记载周公把文书放入金縢、群叔散布流言和周公东征的事情，到了封康叔、营建洛邑、还政成王，又说：“起初，成王年幼时生病，周公亲自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向神祈祷说：‘王年幼，还没有见识，触犯神命的是我姬旦。’又把文书藏在府库中。成王的病有了好转，等到成王亲自处理政事，有人诬陷周公，周公逃奔楚国。成王打开府库看见周公的祷告文书，于是哭泣着迎回周公。”等周公死后，才说因天象变异而开启金縢之书的事，和经书的记载相违背了。然而蒙恬回答胡亥时也引用周公剪指甲以及逃奔楚国的事，可见战国以来本来就有这种鄙陋的传说，而司马迁喜爱奇异，于是把它混杂进去了。只是又不知道所谓“孩子，你来迎接他”这句话究竟作何解释。《周本纪》说：“成王迁徙殷朝遗民以后，周公奉王命告诫他们，作《多士》《无逸》。”《鲁世家》说：“周公担心成王有所淫逸，于是作《多士》《无逸》。”现在考察起来，《多士》是为殷民而作，《无逸》是为成王而作。在《周本纪》中，却把《无逸》说成告诫殷民；在《鲁世家》中，又把《多士》说成劝戒成王，混淆错乱竟到了这种程度。不仅与经书相抵牾，而且自身互相矛盾，也太严重了。至于《鲁世家》杂乱地列举两篇的主旨，支离错乱，不成文理，读起来足以令人发笑。《卫世家》概括《酒诰》的主旨说：“《酒诰》说明纣王灭亡的原因，是沉溺于酒；饮酒造成的过失，又是由于任用妇人，所以纣王的祸乱从这里开始。”考察《酒诰》的文字，哪里曾有任用妇人的话呢？《燕世家》说：“周公摄政主持国政，登上王位，召公怀疑他。于是作《君奭》；《君奭》不喜欢周公。周公于是称说汤王时有伊挚到达皇天，如此如此。”既然说召公怀疑周公而作《君奭》，又说《君奭》不喜欢周公，周公再用《尚书》中记载的话告诫他，岂不是重复吗？而且称呼他为“君”，就是相当于称你我；有时只称“君”，有时连同他的名字一起称，都是周公当面称呼召公的话，怎么能又说《君奭》不喜欢周公呢？《周纪》说：“成王去世后，召公、毕公带着太子钊到先王的宗庙，重申告诫他文王、武王建立王业的不易，务必节俭，不要有过多欲望，以笃实的信用治理天下。”于是作《顾命》。如今考察这部书，只记载成王临终的遗命，让太子率领百官遵循大法，调和天下，以报答并发扬文王、武王的教训罢了，哪里曾有二公重申告诫的事情呢？

译《周纪》说：“康王即位，遍告诸侯，把文王、武王的功业宣布给他们，并加以重申。”于是作《康诰》。考察《尚书》，这篇是康王的诰命。至于《康诰》，却是成王用来命令康叔的篇章；错误竟然如此。而且《周本纪》已经先叙述周公作《康诰》《酒诰》等篇，在这里又说作“书”，难道会有两篇《康诰》吗？《周纪》说：“穆王忧虑文王、武王的道统衰缺，于是命令伯冏申明告诫太仆国政，作《冏命》。”其文又残缺混乱，完全不成文理。淮夷、徐戎反叛，伯禽率军讨伐他们。于是作《肸誓》，为什么要用四个字作为篇名？有人说，太史公的父亲没有见过先秦古书，所以他记载二帝三王的事情，常常同《尚书》不同；这是喜爱司马迁的人曲意替他作的解释。考察汉武帝曾下诏让孔安国作传，《史记·儒林传》也明确说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孔安国用今文来解读它。大概《尚书》流传已久，到这时那部书已经流传了。即使还没有列入学官，司马迁难道会看不见吗？只是他采集摘取得不精审罢了。他从其他书中取用的材料，也有很多彼此抵牾、不相符合的地方，难道全都是因为没有见到《尚书》吗？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孔子说：“知道禘祭道理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展示在这里一样吧？”说着指了指自己的手掌。孔子只是亲自指着手掌说话而已。《封禅书》引用这句话，径直说：“他治理天下，就像看自己的手掌一样。”这不是太疏略了吗？孟武伯问子路是否仁，孔子说：“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管理赋税，却不知道他是否仁。”又问冉求，孔子说：“有千户人家的邑、百乘兵车的卿大夫之家，可以让他做宰，却不知道他是否仁。”《论语》记载的是这样。《史记·仲由列传》却说：“季康子问仲由是否仁，孔子说：‘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管理赋税，不知道他是否仁。’”而《冉求列传》又说：“季康子问冉求是否仁，孔子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让他管理赋税；至于仁，我不知道。’”又问子路，孔子说：“难道像冉求那样吗？”提问的人明明是孟武伯，司马迁却说成季康子。孔子的回答不仅和《论语》不同，两个传记之间也互相矛盾，实在荒疏得很。《论语》记载孔子在陈国时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乡里的年轻人志大才疏，却文采斐然，已经写成文章，不知道怎样裁剪规范他们。”起初并没有说这话是因为什么而发。孟子也记载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乡里的士人志大才疏，进取而不忘记原来的志向。”这显然是一件事，只是说法略有不同。《史记·孔子世家》却把两段都保存下来，还分别说明说这些话的缘由。我认为这是司马迁勉强迁就而妄自编排的。《论语》记载闵子骞推辞费邑宰的任命说：“如果再有人来召唤我，我一定已经在汶水边了。” 这大概只是当时拒绝使者时所说的话。《史记》的《子骞列传》却直接说：“不做大夫，不吃污君的俸禄。如果再有人来召唤我，我一定在汶水边。”实在不成文理。《论语》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 司马迁认为时间太长，于是增加了“学习它”三个字。经书有疑义，保留下来不作解释也可以；怎么能凭自己的意思任意增删呢？可是《史记》像这样增删的地方，哪里数得清呢？孔子回答陈司败关于鲁昭公是否知礼的询问，陈司败认为孔子偏袒鲁昭公，巫马期只是特别传述了这句话而已；这既不是巫马期自己的言行，也不是孔子的教诲，却专门把它写进巫马期的传记中，实在毫无意义。

译《论语》说：“孔子很少谈利，却赞许天命和仁。” 司马迁却把“与命与仁”的“与”字同“谈”字并列解释，难道是传写时的错误吗？《论语》中，达巷党的人称孔子博学，却没有什么专长可以成名。他只说是“人”，《史记》却认为是“童子”，有什么根据呢？《孔子世家》说：“季康子问政，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使他们处在邪曲的人之上，邪曲的人就会变得正直。’”司马氏《索隐》说：“哀公问‘怎样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说：‘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现在把这句话当作回答季康子的问题，大概是摘取《论语》而失去了事实。考察《论语》所谓“选拔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能够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是回答樊迟关于“知”的问题的话。这样看来，司马迁所引用的已经错了，而司马氏替他辨析的也不对。《南容传》说：“南容询问羿、奡、禹、稷的事情，孔子没有回答。南容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啊，这个人崇尚德行啊！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可以免于刑罚杀戮。’他多次诵读‘白圭的斑点’这句话，于是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考察《论语》，这些分别属于三章，并不相互连接；司马迁却把它们合成一章，几乎无法读通。孔子曾对子贡说：“我把一切贯通起来，并不是靠广泛学习、强行记诵。大概只是泛泛地告诉他罢了。”可是《史记》认为这话发生在陈、蔡受困时，是因子贡变了脸色才说的；不知道“一以贯之”这句话，怎么能够宽慰子贡呢？子张问怎样才能通行于世，孔子用忠诚信实、笃厚恭敬来告诫他；这也是平日所讲明的道理，《史记》却又说是因陈、蔡之困而发，依据在哪里呢？《孔子世家》记载楚国狂人接舆唱道：“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了，未来的还可以追回来。”平白增加了两个语气助词，不仅不是他的原话，也扰乱了声韵。《仲由传》说：“子路喜欢跟随孔子游历，遇到长沮、桀溺以及扛着耘田器具的老人，他们也只是偶然跟随孔子罢了，怎么就说子路喜欢跟随游历呢？从哪里知道的？况且这件事也不必记载。” 《孔子世家》说：“孔子西行狩猎时见到麒麟，说：‘我的道已经走到尽头了。’长叹道：‘没有人了解我啊。’子贡说：‘为什么说没有人了解您？’孔子说：‘不怨天，不责怪人，从下学起而通达上天。了解我的，大概只有上天吧！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人吧？这是说柳下惠、少连降低志向、辱没自身了。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行为合于清廉，废弃官位合于权变。我却和他们不同，无所谓可以，也无所谓不可以。’孔子说：‘唉，唉！君子忧虑的是死后名声不能传扬。’我的道不能实行，我凭什么在后世留下自己的名声呢？于是根据《史记》所说，写成了《春秋》。用《论语》考察，以上三章都泛泛地称为‘孔子说’，没有记明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说的。司马迁把它们写在这里，大概也是凭空推测罢了。至于他评论夷、惠一类人的说法，尤其没有道理。” 《孔子世家》概括记载孔子的言行，说：“在有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来没有吃饱过。”这一天哭过，就不唱歌；见到穿齐衰丧服的人和盲人，即使是小孩也一定改变常态。三个人同行，其中一定有可以做我的老师的人。品德不能修养，学问不能讲习，听到合于义的事却不能实行，有错误却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史记》史官所记的话，和孔子自己说的话，难道可以混在一起而不加区别吗？司马迁采集经书、摘取传说，大多彼此冲突；其中二帝三王本纪，以及齐、鲁、燕、晋、宋、卫诸国史，《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传》，尤其不值得看。孟子初次拜见梁惠王时，惠王泛泛地问富国之道，孟子用仁义回答他。后来惠王又因为在邻国交战中受挫，寻求洗雪耻辱的办法，孟子再次劝他施行仁政。这明明是两件事。而《魏世家》却说：“惠王说：‘我没有才能，军队在外面接连三次失败，太子被俘，上将战死，国家因此空虚，使先君的宗庙社稷蒙受羞辱，我非常以此为耻。’老人家不远千里，屈尊来到我国朝廷，将用什么来使我国获利呢？孟轲说：‘君王不可以谈利。作为人君，只讲仁义罢了，为什么一定要谈利呢？’”这样文辞已经混乱了。有人怀疑孟子曾劝齐国攻打燕国，孟子已经把这件事辨说得很清楚了，可是《燕世家》却说：“孟轲对宣王说：‘这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时代，不可以错过这个机会。’”这只是根据别人的怀疑而推测出来的。茆璞说：“司马迁不相信真正的《孟子》，却相信伪造的《孟子》，确实说中了他的弊病。” 《舜本纪》说：“象以为舜已经死了，就停留在舜的宫中，坐在那里弹舜的琴。舜去见他，象惊愕而不高兴。”根据《孟子》，应当是象到舜的宫中去，而舜正坐在床上弹琴。《左传》说：郑武公的夫人武姜生了庄公和叔段。庄公是倒着出生的，使姜氏受到惊吓，所以取名叫寤生，姜氏于是厌恶他而喜爱叔段。杜预注说：庄公在睡梦中已经出生，所以姜氏受到惊吓而厌恶他。《史记》说：武姜生太子寤生，生得艰难，夫人不喜爱他；后来生了小儿子叔段，叔段出生顺利，夫人喜爱他。我认为，按照《左传》的说法，庄公出生大概是顺利的，夫人只是因为觉得奇怪而厌恶他罢了。司马迁反而说庄公出生艰难，又说叔段出生容易，这是为什么呢？这虽然无关利害，却也足以令人发笑。《左传》记载石碏的话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的宠爱。”刘知几说：“陈侯还活着，尚不应当称他的谥号，这样说才对。”例如《鲁世家》说：“公子挥想替隐公杀死桓公，隐公不答应。公子挥反而向桓公诬陷隐公说：‘隐公想最终自立为君，除掉您，您应当对此有所谋划。请让我替您杀死隐公。’”它的毛病仍然和《左传》一样。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日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所谓“像下雨”，只是说星星坠落得很多，像下雨一样，所以认为这是异常现象而记载下来。后世史书《五行志》中也时常记载这种事。左氏却说星星和雨一同落下，杜预于是把“如”解释成“而”，大概是错了。至于《史记·宋世家》，更把两种说法合在一起，说：“宋国土地上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和雨一同落下。”岂不是更加荒谬吗？鲁庄公七年四月辛卯日夜半，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鲁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日，宋国有五块陨石坠落。这一月，六只鹢鸟倒着飞过宋国都城。左氏说：“坠落在宋国的石头，是坠落的星星。”《史记·世家》却说宋襄公七年：“宋国土地上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和雨一同落下，六只鹢鸟倒着飞。”考察《春秋》，“星陨如雨”根本没有指出是在宋国，而且庄公七年四月和僖公十六年正月相隔很远，怎么能把它们合并成宋国同一时间发生的事呢？大概是看见左氏把陨石解释成坠落的星星，所以错误地记载了；反而把陨石的事情遗漏而不写，实在太疏忽了。

译根据《左氏传》的注，鲁僖公是闵公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夏父弗忌说：“新鬼大，旧鬼小。”可是《史记》却说，闵公被杀后，季友从邾国迎立闵公的弟弟申，这就是厘公。厘公也是庄公的小儿子，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左氏说：“季文子去世时，家中没有穿丝绸衣服的妾，没有吃粮食的马，府库中没有收藏的金玉，也没有多余贵重的器物。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他辅佐了三位国君，却没有私下积聚财产，难道不能说是忠吗？”《史记》却说：“家中没有穿丝绸的妾，马厩中没有吃粮食的马，府库中没有金玉。他辅佐三位国君，按照文义却说不通。” 《卫世家》说：“蒯聩和浑良夫盟誓说：‘免除你的三次死罪，没有什么可共同承担的。’考察《左氏》，只说‘三死无与’，‘无与’就是‘免除’的意思。现在又增加‘免除你的’三个字，不是多余吗？” 《吴世家》说：季札从卫国到晋国去，将要住在宿地，听到钟声，说：“奇怪啊！我听说，能辨是非却没有德行，必然会受到杀戮。这位先生得罪了国君，才处在这里，忧惧尚且不够，怎么还可以享乐呢？先生处在这里，就像燕子把巢筑在帷幕上一样危险。国君还停尸未葬，怎么可以奏乐呢？”于是离开了那里。文子听说后，终身不再听琴瑟。《卫世家》说：季子经过宿地，孙文子为他击磬，说：“这音乐并不快乐，声音很悲哀，使卫国混乱的正是这种情形。”一个说是钟，一个说是磬，这还不值得深究。然而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文子自己奏乐，季子恰好听到了；按照后一种说法，是文子为季札奏乐。前一种说法，是责怪文子不自行感到惭愧恐惧，却安于享乐；后一种说法，则是季札从悲哀的乐声中知道这是国家将要混乱的征兆。为什么两种说法这样乖离而不同呢？考察起来，前一种说法本于《左氏》，应当认为是正确的；后一种说法虽然另有依据，却与前说互相矛盾，不应采用。而且《左氏》只说“又怎么能奏乐”，《史记》却改成“可以背叛吗”，意思也不合。大概得罪国君就是所谓背叛，和击钟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贞已经知道这种说法不对，却说“畔”字应读作“乐”，也是强行替它解释。《史记》说宰予和田常一起作乱，被夷灭宗族。前人辨析说：“齐国宰相阚止，字也叫子我，所以司马迁误以为是宰予。”考察《左氏》，先写阚止，后来又称他为子我，注释说“子我就是阚止”。如今《齐世家》也是这样，而《田完世家》却说：“子我是阚止的同族人。”这样看来，它的错误难道只有宰予一事吗？《齐世家》把“子我”写作“阚止”，而《田完世家》写作“监止”；《楚世家》称楚昭王名为“珍”，而《伍员传》写作“轸”；《卫世家》称卫庄公名为“蒯聩”，而《仲由传》写作“蒉聩”；《卫世家》说“孟压敌子路”，而《仲由传》写作“壸黡”。这难道不应当统一采用一种写法吗？《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九卷。●《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十卷。滹南王若虚，字从之。《史记辨惑》二。○《史记辨惑》二。辨析采集摘录的错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