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译杜牧之《阿房宫赋》说：“长桥横卧在水波上，不是云气，怎么会像龙？复道凌空而行，不是雨后放晴，怎么会出现彩虹？”有人认为“雩”是“云”字的错误，这个说法大致对，但道理仍不完全妥当。难道观望长桥时总是晴天，而看复道时却一定阴暗吗？“鼎铛玉石，金瑰珠砾”，曾巩认为“瑰”应作“块”，意思是把金子珍珠看作土块瓦砾。这样说来，“鼎铛玉石”也就是把鼎看作铛、把玉看作石了，难道不是太艰深诡异，不能成句吗？“弃掷迤逦”恐怕应作“迤逦弃掷”。“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中“嗟乎”字应放在“灭六国”之前。“假使六国各自爱护百姓，便足以抗拒秦国；秦国又爱护六国的百姓，传到三世，甚至可以到万世而为君。”这里“嗟乎”字太多。结尾说“也使后人又哀悼后人”，也是语病。有了“使”字，“哀”字下就不应再说“后人”；若说“哀后人”，就应删去“使”。读者请仔细考察。王义方弹劾李义府的奏章说：“贪恋妖冶容貌的美色，原谅有罪的淳于，恐怕阴谋泄露，竟使无罪的正义丧亡。即使有挟山超海的力量，望着这件事仍显得轻微；有回天转日的威势，比起这来更显得低下。金风来到时节，玉露开启道路。霜简同秋日的法典一起清肃，忠臣将同鹰鹯一起搏击。请让我除掉君主身边的奸臣，稍稍报答皇上的厚恩。”这些话粗陋不堪，读来可笑。林少颖的《观澜集》却反而选取它，未免太滥了。封敖替李德裕撰写制书说：“谋划都与我相同，言论不被其他意见迷惑，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李德裕却非常高兴，还用金带赠给他。大概李德裕受到皇帝信任，谋划被采纳、计策得到合意，正把获得知遇当作幸运，而封敖正好说中了他的心意，所以如此。后来武宗让封敖写诏书慰问边将受伤的人，说：“伤痛处在你的身体，疼痛在朕的身上。”皇帝认为这话合乎自己的心意，赐给他宫锦。我认为“居”字也不妥。《楚辞》本来就是文章中的绝品，后人当然难以追赶，但能做到接近它也就可以了。比如皮日休仿作《九歌》说：“王孙在什么地方啊，碧草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公子为什么不来啊，清冷的秋霜布满楼台。水边的月色啊，天将破晓又近破晓；浦上的芦花啊，一秋又一秋。”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呢？李翱在给王载言的信中评论文章说：“意义即使深刻，道理即使恰当，辞藻不工整，也不能成为文章。”陆机说：“害怕别人嘲笑我。”韩愈又说：“只致力于去掉陈旧的说法。”假如要叙述发笑的样子：说“莞尔”，是《论语》已经说过的；说“哑哑”，是容易说出的普通词；说“粲然”，是《谷梁传》说过的；说“逌尔”，是班固说过的；说“辗然”，是左思说过的。如果我再这样说，和前人的文章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文章可贵在于不袭用旧说，“陈言”只是文章的大体要求罢了，何必像李翱所说的那样，字字都求不同呢？况且天下哪里能有那么多新词？唐人喜欢求奇、崇尚辞藻，实在太过分了。欧阳修《昼锦堂记》的大体固然很好，然而辞句困滞、气势短促，很有争相铺张装饰的样子，而且不能摆脱题写昼锦堂的本意，几乎成了责骂题目的文章。有人说：“这篇记叙述魏公的时代，把夸耀名誉看作浅薄，并以古人自我夸耀为戒。想来魏公自己说得很详细，所以文章不再涉及，只是推广它的意思而已。”可惜没有见到魏公的诗。说：“这种解释或许是对的。”然而记是记，诗是诗，后世怎么能总是把两者并列看到并加以参照呢？东坡作周茂叔《濂溪诗》说：“先生本来具备完整的德行，廉洁退让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因为抛弃彭泽的俸禄，偶然像西山的隐士。”姑且依据世人所知来解释濂溪之名，这样便没有问题了。《桑榆杂录》说：有人说《醉翁亭记》中“也”字用得太多。荆公说：“依我看，反而还少了一个‘也’字。”座中有个范司户说：“禽鸟知道山林的快乐，却不知道人的快乐，这里一定少了一个‘也’字。”荆公非常高兴。我认为不对；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不仅意思断裂，文章也不健劲。恐怕荆公没有说过这话，即使说过，也只是戏言。《醉翁亭记》说太守设宴：“用酿泉水酿酒，泉水香甜而酒清冽。”这好像是临时酿造的。宋人多批评《醉翁亭记》，这大概是因为文章写得滑稽；应当说：“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佳作”，只是不能把它作为法则。荆公认为王元之《竹楼记》胜过欧阳修《醉翁亭记》，黄鲁直也认为如此。他说：“荆公评论文章，常常先看体制，然后看辞句的工拙。我认为《醉翁亭记》虽然有些轻佻易写，但条理通达、迅快流畅，仿佛从肺腑中流出，本来就是好文章。《竹楼记》即使合乎体制，哪里足以放在欧阳修文章之上呢？” 欧阳修《秋声赋》说：“像奔赴敌阵的军队，听不见号令，只听见人马行进的声音。”多用了一个“声”字。又说：“丰茂的绿草争相繁盛，秀美的树木葱茏可爱。草被秋声拂过便颜色改变，树木遭受秋声便叶子脱落。”上面两句多余了；有人说改作“草正茂盛而颜色改变，树木正繁荣而叶子脱落”，也可以。《憎苍蝇赋》并非没有好处。至于说苍蝇像梳着发髻的苍头，挥动巨扇；直到头发下垂、手腕脱力，有时站着睡着而跌倒僵直，这些话大概不合人意。至于孔子，怎么会在恍惚中梦见周公？庄周，怎么会同蝴蝶一起飞舞？已经很勉强了，又说王衍哪里有闲暇清谈，贾谊足以为此叹息。这只能令人一笑。评论者说欧阳修不能作赋，难道就是因为这些话吗？宋人的诗话说，薛奎任京城长官时，下面的人畏惧他的严厉，给他取外号叫“薛出油”。薛奎听说后，后来在蜀地作《春游诗》十首，于是自称“薛春游”，大概是想换掉原来的称号。欧阳修作薛奎墓志说：“公在开封府，以严厉治理，京城百姓甚至私下用俚语称呼他，并且彼此告诫说：‘这个人不能触犯。’监狱因此多次空置。”可是直到今天人们仍有时这样称呼他。欧阳修所谓俚语，一定就是诗话中记载的称呼。但后世读这篇墓志，怎么能知道它的含义呢？删去它也可以。欧阳修赞颂唐太宗，先称说他的长处，接着议论他的短处，最后说：“然而，按照《春秋》的法则，常常要对贤者求全责备。”这个“然而”字很不顺合欧阳修的意思；本来是说唐太宗是贤者，所以才对他求全责备。如果用“然而”，反而像是说他不值得责备。一定用“盖”字才妥当。世人读到这里，都没有察觉，今后应当有人加以辨明。又说：“自古以来功德都很盛大的人，自汉代以来没有。”既然说“自汉代以来”，“自古”二字也重复了。

译欧阳修常常误用虚字。如《唐虞艺文志》说：“六经的道理简约严明、平易正直，而且天道与人事都完备，所以它越久远便越加明白。”德宗赞说：“以见解屈服于正论为耻，却忘了受奸邪谄媚欺骗，所以他怀疑萧复轻视自己，认为姜公辅只是卖弄正直而不能容人。”薛奎墓志说：“逢时得志的人，功业在朝廷显著，声名在史册光耀，所以他常把文章看成末事。”苏子美墓志说：“时常把愤懑发泄在诗歌中，又喜欢写行草，都很可爱，所以他即使是短篇和醉后所写的墨迹，一落笔便争着被人传诵。”尹师鲁墓志说：“用来在世上得到称誉的地方，也正是招致别人嫉恨的地方，所以他最终困穷而死。”这些“其”字都应删去。《五代史·蜀世家》的评论说：“龙这种东西，因为不被看见才显得神异；现在不上升到天上，反而出现在水中，这是失职。”然而其中“然其”一类字为什么这样多？尤其“其”二字很乖谬。欧阳修在苏子美墓志中说：“短篇文章和醉后写的墨迹，往往争着被人传诵。”其中“争”字不妥。张九成说：“欧阳修《五代史》的评论多有感叹，也多设置疑问。因为感叹能够打动人，设置疑问能够使意思更加开阔，这就是作文的方法。”慵夫说：“欧阳修的评论确实如此，但作文的方法不一定在于这些。” 欧阳修的散文自成一代宗师，所不足的只是精炼、洁净、峻拔、强健。《五代史》的评论曲折太多，往往支离、感叹跌宕，有时甚至涣散而不能收束。助词虚字也多有不妥，《吴越世家》的评论尤其严重。《湘山野录》说：谢希深、尹师鲁、欧永叔各自替钱思公作《河南驿记》。谢希深只有七百字，欧阳修五百字，师鲁只有三百八十多字。欧阳修不服居于师鲁之下，另作一篇记，又减少了十二字，尤其完整精粹而有法度。师鲁说：“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啊。”我认为这只是少年才俊一时争强好胜所致罢了。如果按照文章的正理来评论，也只在于是否合宜，难道专门以简短为可贵吗？过分简略，它的弊病将会达到俭陋而不值得观赏的地步。欧阳修《谢校勘启》说：“脱去三寸长的绚丽组带，简册中有许多前后错乱。盘庚一篇文章中，有分合不同之处；凭仲尼的博学，尚且保留郭公来表示疑问；不是元凯勤于治经，谁知道门王是闰月？像这样举出错误舛误的地方，起初到此也就够了，大概已经足够了。然而《播芳载董》以及《谢正字启》却穷尽搜寻考订，几乎写了两千字。这只是用全面丰赡来向人炫耀罢了，哪里是文章的体制呢？” 邵公济说：“欧阳修的文章，和气多，英气少；东坡的文章，英气多，和气少。”他评论欧阳修似乎是对的；至于东坡，难道是少有和气吗？文章到了东坡，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赵周臣说：“党世杰曾说，文章应当以欧阳修为正宗。东坡虽然能出奇制胜，却不是文章的正道。”这一定是错误的话。欧阳修的文章确实精妙，哪里能赶得上东坡？东坡冠绝古今，我没有见过他有什么过分偏离正道的地方。” 《冷斋夜话》记载荆公喜爱东坡《经藏记》的事，甚至称他为“人中龙”。苕溪对此加以辨析，认为东坡平时讥刺介甫之处很多，介甫心中不可能毫无芥蒂，因此未必会深深喜爱他的文章，怀疑这是《冷斋夜话》的妄说。我看东坡在黄州答李悰的信中说：“听说荆公称许《经藏》这篇文章，这还没有脱离妄语；我就承蒙他认可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样看来，这件事或许确实有过。二人的旨趣本来就不同，至于公论，难道能因此废弃吗？苕溪却动辄用自己的私意来揣度它，难道不对吗？李定审理子瞻的案件，必定要把他置于死地，对他的痛恨已经很深了；然而他出来后却告诉别人，说子瞻是天下的奇才，感叹了很久。这样看来，对荆公的话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荆公说东坡的《醉白堂记》是在评论韩愈和白居易的优劣，大概是因为文中使用了不少比较相拟的说法，所以故意这样戏言，后人却把这句话当成了攻击他的口实。文章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写法吗？意思到了哪里，就写到哪里；题目的意思恰好如此，并没有什么妨害。东坡《超然台记》说：“美与丑的辨别，在心中交战；取与舍的选择，在眼前交错。不如说‘美与丑的辨别，在眼前交错；取与舍的选择，在心中交战’。”子由听到后作赋，并且把那座台命名为“超然”。不必拘泥于“其台”二字，只说给它命名就可以了。东坡《韩文公庙碑》说：“他不留恋潮州，是确定无疑的。”其中“审”字应当作“必”字。因为“必”是推度之词，“审”是验证之词。差别虽然细微，实际却如黑白之别。有人疑惑《前赤壁赋》中所用的“客”字不明确，我说：“开始同他泛舟、举酒相劝的，是众多宾客；后来吹洞箫并与之问答的，只是一个人罢了。”这本来很容易看出来，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后赤壁赋》从梦见一个道士开始，到道士回头发笑，都是醒来以后追记梦境的文字。至于所谓“畴昔之夜，飞鸣过我”的话，却是梦中的问答语。大概“呜呼噫嘻”四字的上面，少了“勾唤”之类的字。《点鼠赋》说：“我听说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人更聪明的了，能扰龙、伐蛟，登龟、狩麟，使万物为自己服役而以万物为君。最后却被一只老鼠役使，落入这种小虫的计谋之中，惊慌逃脱，免于被处死。”所谓役使万物，是泛泛说人的灵性；被老鼠役使，则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这样写，似乎很难承接。东坡祭奠欧公的文章说：“忽然一去而没有人追赶我；‘予’字用得不安，应当删去。” 东坡使用“矣”字，有些地方不妥。《超然台记》说：“辞去福而求取祸，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有外物蒙蔽了他啊。”《大悲阁记》说：“头发都是我的头上的，却不能发挥头的作用；手脚都是我的身体的，却不能具备身体的智慧，那么是有外物扰乱了他啊。”《韩文公庙碑》说：“一定有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凭借力量而运行、不等待生命而存在、不随死亡而消灭的东西啊。”这三处“矣”字都不妥，明白的人自然能看出，大概难以用言语说明。东坡自己说他的文章像万斛泉源，不择地点而涌出，滔滔滚滚，一天奔流千里也不困难。等到遇到山石而曲折流转，随着事物赋予形态，自己也不知道将流向哪里时，它总是行进在应当行进的地方，停在不得不停止的地方。评论者有时讥笑他过于夸张，我认为只有东坡能够当得起这句话。凭借一天奔流千里的气势，具有随物赋形的能力，却在道理尽备时立即停止，从不因纵情驰骋而自我得意，这不正是纵横奔放、超迈不羁而又没有失去精妙绝伦吗？

译东坡的文章，具备万般变化，却始终贯串一理。写四六文，没有俳谐、骈偶的弊病；写小词，没有脂粉气和纤弱艳丽的过失；写楚辞，只略微仿效它的章法步骤，并不以夺取前人的机杼为能事；写禅语，只姑且把它作为谈笑的材料，并不以穷究葛藤公案为高明。这就是他能够兼擅各种文体、让人无法窥测端倪的原因。可是世人有时说他的四六文不如汪藻精，小词不如少游工，禅语、楚辞不如鲁直深，难道他们真正了解东坡吗？《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遗老王若虚　字从之 文辨四 ○文辨四 古人有时自己作传，大多不过是姑且借此寄托兴致罢了。像《五柳先生传》《醉吟先生传》《六一居士传》一类，还可以。子由写《颍滨遗老传》，详细叙述自己一生的出处、言行，且指斥众人的缺点来显露自己，从头到尾有上万字，可以说是好名而不知体统了。后来又把它归入空相之说，认为不必保存，大概也是自己觉察到它的过失了吧？《思子台赋》的章法有驰骋，有抑扬反复，可以说是奇作。不过引用扶苏的事情，不十分贴切。考察起来，始皇只是因为扶苏多次直言进谏，所以让他到外地监领军队；当时赵高等人还不敢放肆作奸。等到始皇病重，写信召扶苏，赵高等人才伪造遗诏赐他死罪。责备始皇没有早早确定储嗣，可以；若说他听信谗言而杀扶苏，就不对了。况且秦朝哪里曾筑台寄托哀思，还说什么“三后一律，同名齐实”呢？“庆幸曾孙没有丧亡，或许可以慰藉九泉之下的先人”这两句隔断了文章气势，应当删去。写晋惠帝的事情说：“在江、陆之间抒写我的哀痛，表达故臣幽隐的契合。”江统、陆机作诔，出于自己的意愿，并非奉皇帝命令，这样写在路径上就有妨碍，也应删削。写曹操的事情说：“这样以后才知道鼠辈果然没有这个意思”，尤其乖谬。原本是以喜爱仓舒来彰明自己的心意，却反而像是在惋惜华佗。又说“同舐犊于晚岁”，那么对老年消瘦又有什么怨意呢？曹操问杨彪“为什么这样瘦”，杨彪回答说“年老还在舐犊”，曹操因此变了脸色，这难道有怨恨的意思吗？只在下面用“疑怪”之类的字就可以了。苏叔党《飓风赋》说：“这是飓风逐渐形成的征兆。”这里少了一个“风”字；又说“这就是飓风的先驱罢了”，其中“飓”字又多了。只说“这就是它的先驱”就够了。风停以后，父老前来慰问，陈列酒浆，以至于堵塞茅屋、修补平墙、埋葬草木、修葺轩槛，这时已经过了很久；但文章又说“随后山林寂静，水波不起，动的自行停止，鸣的自行停息”，怎么能同上文相应呢？鲁直《山茶赋》说：“那些细腰蜂的子孙，随着庄生所说的物化，正在培土封户而想着保暖，所以无从凌驾跨越。”竹溪党公说：“这只是在说冬天没有蜂蝶罢了，何必说得这样多？”我认为不能这样评论词人描写事物的语言。不过这几句本来就不是好句。“细腰子孙”这个说法已经不典雅，又把庄生所说的物化解释成蝴蝶，难道不是错误吗？《江西道院赋》最为精密，但“酌樽中之醁”一句颇为赘余，只说“公请替我问山川之神”就够了。土元的《待漏院记》文章很不典雅，人们所以喜欢它，只是取其规劝讽谏的意义罢了。代替古人作文，必须是古人有未能表达的意思，而我替他发明出来，并且掌握了他的体制，这才可以。像柳子厚的《对天》，苏氏的《侯公说项羽》一类，大概差不多做到了。王元之模拟伯益上书夏启、子房招请四皓等文章，既没有好的意思，语言又尤其卑俗，只是已经写成罢了，这种徒劳也太严重了。可是选文的人有时还把它们收录进去，又是多么没有见识啊。张伯玉用《六经阁记》折服困窘了曾子固，最后自己作文章说：“六经阁，其中诸子百家都在里面，并不是用来书写尊崇经书的。”士大夫把这当作美谈。我曾在《文鉴》中见过全文，内容冗长漫无边际，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地方，不应当一下子胜过子固。有人说子固暗中诋毁伯玉，而且当时荐举称誉他的人太多，所以伯玉轻视子固。宋人说胡旦喜欢戏弄别人。他曾起草江仲甫升任使职的诰词，说：“把马放归华山南面，我虽然无愧；把牛放到桃林旷野，实在是你有功。”江仲甫的小名叫忙儿，所以这样写。又曾为一个大宦官写诰词说：“长久滞留禁署，能够谨慎地进退行藏。”因此宦官们都对他咬牙切齿。诰制是帝王的言辞，却把污秽杂乱、戏弄侮辱的话寓于其中，难道不该获罪吗？孙觌请求退职的表文中说：“听到贞元年间供奉的乐曲，朝士已经不多；看见天宝年间的妆束，外人应当发笑。”新丰翁右臂已经折断，杜陵老人的左耳又聋了。臣子向君父陈述情由，自然应当以诚实恳切为主；用四六文来写，本来就不对，又采用这样的典故，哪里合乎体制呢？宋朝自渡江以后，文风的弊病太严重了。旧说杨大年不喜爱老杜的诗，说那是村夫子的语言。近来看到傅献简《嘉话》说：“晏相常说，杨大年尤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恐怕别人学习他们，所以常常横加阻拦。”唉！作诗而不取法老杜，作文而不取法韩、柳，他的见识如何，由此可知了。我的舅舅周德卿曾说：“凡是文章在外表上巧妙而在内里拙劣的，可以使满座惊异，却不能使独自阅读的人感到适意；可以得到口头称赞，却不能得到点头认可。”这真是至理名言！杜牧之说：“杜诗韩集，愁来读时，好像请麻姑来抓挠痒处。”李义山说：“您的文章，如同元气在最初就已经进入人的肝脾。”这些境界，难道是只有外表工巧的文章所能达到的吗？邵氏说：“杨、刘四六文的体制，必定严格遵守四字、六字的格律，所以叫作四六。然而它的弊病近似俳谐，十分可鄙。欧阳修、苏轼竭力挽引天河来洗涤它，骈偶文辞中很坏的气息一扫而空，但四六文的法度也随之消失了。杨、刘只严格讲究四六，所以弊病发展到这个地步。想要恢复它，就必然应当写得像欧阳修、苏轼那样纵横奔放。既厌恶杨、刘的俳谐倾向，又认为欧、苏破坏了四六文法，这不是梦中颠倒的话吗？况且四六文的法度，又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呢？” 这是四六文章的弊病。可是近世以来，制诰、表章大多都使用这种文体。君臣上下彼此告语，本来希望诚意相互感通，却用骈俪浮华的辞藻，简直像俳优一样鄙俗，岂不是失去了体统吗？后世若有贤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大臣把它彻底禁止，也会是千古令人痛快的事。科举中的律赋，不应列入文章之数，即使写得工巧也不值得称道。然而唐宋各位名公的文集中往往有这种文章。大概是编录者割舍不下，不忍删除，于是附带收进去，这恰好成为累赘罢了。柳子厚的《梦愈膏肓疾赋》，虽不是科举应试之作，也应当删去。一般人作文，其他文体都可以自由发挥，唯有史书实录、制诰王言，绝不可失去体统。世上执笔作文的人往往不谨慎，放纵笔力，雕琢修饰，无所不至，自以为得意，读者也跟着赞叹欣赏，能够辨识真伪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呢？凡是文章，都必须使典实超过浮华，使平易多于奇险，这才算知道根本和末节。世上的作者往往致力于末节，一生都不能回头，他们的颠倒也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