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译写史与写其他文章不同，宁可失于质朴，也不可华丽浮饰而没有实质；宁可失于繁多，也不可疏略而记载不尽。宋子京不懂文章的正道，只求奇异，任意雕琢，不加顾忌，以至字句诡异生僻，几乎无法阅读。它所记的事实往往不明白，有时还违背本意。自古史书的弊病，没有像这样严重的。唉！韩退之的笔力那样高强，《顺宗实录》仍不能满足众议；有人劝苏东坡重修《三国志》，苏轼自己却说这不是自己所擅长的领域，不敢承担。凭借祁氏等人的奇异偏颇的才性，把这种事情交给他们，并不合适。刘器之曾说：“晚辈贸然阅读《新唐书》，往往会败坏人的文章格调。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连纪、志也包括在内，还是只指列传？欧阳修的作品即使不完全完美，也没有败坏别人文格的道理。至于宋子京，他自己已经败坏得很厉害了，哪里还能败坏别人？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从来不用宋子京的一句话，大概是知道如何取舍。”《唐书》进呈表说：“事实比从前增加，文字比旧史省略。”《新唐书》不如两汉史书的文章，正是因为这两句话，却反而把它当作优点，为什么呢？这可以说切中它的弊病。欧阳修与宋子京分工修撰唐史，他们的文体不同，简直如同冰炭。起初书将完成、准备进呈时，属吏报告说，旧例只署修史局中官职最高的一人的姓名，称“某等撰”。欧阳修官职最高，本应署名，欧阳修说：“宋公修撰列传，用功深、耗时久，怎么可以遮没他的姓名？”于是本纪、志署欧阳修，列传署宋子京。宋子京听说后很高兴，说：“自古文人多相互凌辱遮掩，不肯相让，这种事以前从没有过。”依我看，欧阳修只是不肯承受这份名声罢了。唐子西说：“晚年学习者仓促阅读《新唐书》，往往会败坏文章格调。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连纪、志一起说，还是只指列传？欧阳修的作品即使不尽善尽美，也没有败坏人的道理。像宋子京那样，他自己已经败坏得很严重了，难道还能败坏别人吗？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从未采用宋子京的一句话，大概知道应当如何取舍。” 宋子京讥讽旧史杂乱酿成、没有纲要，又以自己能够传之后世自许；如今的学者大都羡慕它，认为新奇，旧史几乎被废弃。刘器之曾说，两部史书各有长处和短处，不容易判定优劣。依我看，旧史虽然简陋，却仍守本分，而且不失当时事实；即使没有《新唐书》也可以。吕夏卿参与修撰《新唐书》，他说：“韩愈使王庭凑接受节度使之职，旧史不记，今史记载，是为了彰明臣子的道义。唐太宗拒绝魏征劝谏，不杀田舍翁，旧史记载，今史不记，是为了掩饰君主的过错。”我认为宋子京记载韩愈的事情是对的，那么他删去太宗的事情就是错误的。若删去这件事，长孙皇后的贤德也会被埋没而不彰显。史官可贵之处，在于善恶都要保存，用来显示劝善惩恶，所以称为直笔。难道掩饰君主的过错反而是贤明吗？况且皇帝虽然有过错，因皇后的劝说而立即改正，这也是听从劝谏的美德，有什么必要隐讳呢？吕氏的说法非常荒谬。魏征劝谏长乐公主陪嫁资财的事情，旧史载在《长孙皇后传》中，是对的。如今把它移到《公主传》中，很不恰当。萧铣被围困，对部下说：“上天不保佑梁朝，气数注定归于灭亡。如果等到力量耗尽，必然会伤害百姓。难道因为我一个人而使百姓受伤吗？趁城池尚未被攻破，应当先出城投降。你们失去我，哪里担心没有君主？”于是用太牢祭告宗庙，率领官属到军门投降，说：“应当死的只有我萧铣，百姓并没有罪，请不要杀戮抢掠。”萧铣虽然只是一时起兵，但在颠沛危急之际，能说出这样可爱的言语，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难道能不载入新史吗？可是《新唐书》全都略去，只在赞语中说：“用好听的话为自己向部下辩解。”这样一来，所谓好听的话，后世从哪里看得到呢？萧铣回答高祖“逐鹿”的话，以及所谓“田横面向南称王，并不是辜负汉朝”的话，都是合乎道理的言论，宋子京也删去了。高祖最终诛杀萧铣，只是因为他不屈服而惭愧、恼怒，并不是能够驳倒他的话。宋子京说：“伪饰的辩解容易穷尽，而且极力称赞高祖圣明。”可见他不但取舍失当，褒贬也很不妥。《资治通鉴》说：李承嘉依附武三思，在朝廷上诋毁尹思真。尹思真说：“您依附迎合奸臣，将要图谋不轨，所以先来铲除忠臣吗？”有人对尹思真说：“您平日不善言辞，今天在朝廷上驳斥承嘉，怎么如此敏捷？”尹思真说：“不能鸣叫的东西，受到激发就会鸣叫。承嘉仗恃威权欺凌我，我按义理不能受辱，也不知道这些话从哪里自然而然就说出来了。”旧史《思真传》没有这件事，新史却说：“有人问思真：‘您行动敏捷，为什么还要与承嘉争辩？’他回答：‘石头本来不能说话，有时却有声音。宋子京因为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便以“敏行”代替“言讷”，难道行动敏捷就不应当辨明是非吗？况且《左传》记载石头在晋国说话，那是物凭借而作怪，难道也是受到激发便鸣叫的意思吗？’宋子京的疏漏荒谬很多，这是其中最可笑的。”又说：“承嘉仗恃权势侮辱我的义理，我没有受辱。”其中“侮”字如果归入上句，下句便不成话；如果归入下句，上句也更加不成话了。“迅雷不及掩耳”是兵家已经固定的说法，起初并不是偶然的俗语，古今文人没有改动它。宋子京在《李靖传》中却把“疾雷”改成“震霆”，把“掩”改成“塞”，不但失去原意，道理也不妥。雷因为迅疾，所以来不及掩耳；改成“震”有什么意义？掩耳尚且来不及反复，哪里有时间去堵塞呢？这就是想要增益反而造成弊病。“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固定说法，陈叔达曾引用它劝谏高祖，宋子京却说：“失去机会而不决断，反而遭受它的祸乱。”“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固定说法，高宗曾引用它告诉刘祎之，宋子京却说：“蓬生长在麻中，不扶持也会挺直。”柳楚贤听说高祖起兵，劝说太守尧君素：“君子见到事机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转祸为福，现在正是时候。”宋子京又删略成：“君子见到事机就行动，难道还要等到一天结束吗？”他的根本弊病，大都如此。古人说“炙手可热”，大概是极言权势盛大的说法，并不是实际事情，所以只能用于诗句和谚语。可是《新唐书》说杨国忠的权势可以烤手，韦渠牟的势焰可以烤手，田令孜的权势宠幸可以烤手，这已经不对了；又说李义府的门庭像沸腾的汤，王伾等人的门庭像沸腾的羹汤，难道不是更加背离原意吗？

译史书称杜如晦，说“当时人心浩然归重”；王徽说“公议浩然归重”；郑余庆说“公论浩然归重”；许孟容说“四方之人浩然想见他的风采”。古人使用“浩然”二字的地方很多，什么时候曾把它当作“归重”“想见”的意思呢？张公艺九代同居，高宗问他原因，他写了一百多个“忍”字来回答，大概是说忍耐到了极点。《新书》删去“一百多个”这几个字，意思就不完整了。萧俛、段文昌劝穆宗裁减兵员，请求秘密下诏天下有军队的地方：每年每百人中，限定有八人逃亡或死亡后不再补充，这才是合乎本分的说法。《新唐书》却说诏令天下镇兵每十人一年中限一人因逃亡或死亡而不补充，这似乎是把天下兵员总数按十人为单位计算了。况且这种办法本来是每百人减去八人，而宋子京所改的数字竟达到十人，难道不是失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吗？杜正伦、虞世南等人曾经议论政事，很合太宗的心意，太宗对他们说：“我听说神龙可以扰弄而驯服，但喉咙下面有逆鳞，触犯它就会杀人。每个人的君主都有逆鳞，你们却从不避讳触犯，纷纷上封事进谏。如果常常能够这样，我还忧虑什么国家危亡呢？君主被称作有鳞，也只是取其类似之处罢了。”宋子京却说：“于是触犯我的鳞，不就是指斥我吗？”又把“岂虑”改掉，因为“虑”字也只是顺便说说罢了。《通鉴》说：索元礼和万国俊竞相使用审讯囚犯的酷刑，有时用木棒夹住手脚使之旋转，称为“凤凰晒翅”；有时用东西绊住腰，再把柳枝向前牵引，称为“驴驹拔橛”。又有“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刑状。《新唐书·元礼传》只记载其中一种，说“号晒翅”，却不知道晒的是什么翅膀？旧史《李揆试进士》说，他把经书史书陈列在庭院中，召集贡士，对他们说：“大国选拔士人，只求得到人才；经籍就在这里，请任意查阅检索。”新书却改成：“可以把你们想说的都说出来。”把“尽言”说成“寻检”，完全不是一回事。封伦对高祖说：“秦王自恃有大功，不肯处在太子之下。”新书改成“与太子相抗而处于其下”，这难道是当时的真实说法吗？况且“颉颃”是上下飞翔的意思，怎么就能表示不肯处于下位呢？封伦又劝说杀害建成，说：“治理天下的人不顾念自己的亲人，汉高祖索要羹汤，说的就是这种事。”新书只说：“索要羹汤是说什么？”如果没有旧史，怎么知道这是高祖的事呢？刘德威回答太宗说：“法律条文规定，错误地把人判有罪，减三等；错误地把有罪判无罪，减五等。法律所规定的等级并不相同，而新史删去了‘等’字，变成总是以十分为标准来议论了。” 旧史说：“玄宗听说颜真卿抗击贼军的事，非常高兴，对身边的人说：‘我不知道颜真卿的相貌如何，是什么样的人竟能做出这样的事？’《通鉴》改成‘作何状’，这也没有什么妨碍。至于《新唐书》竟说‘是什么人’，那就变成泛泛说他的性情品行了。” 太宗听说李君羡的小名叫五娘，说：“是什么女子，竟这样勇猛？”《通鉴》说：“竟这样勇健。”字面虽不同，意思却相同。《新史》说：“竟这样健吗？”只用一个“此”字，意思就不完整了。韦夏卿责备堂弟接受金钱，说：“难道竟应当这样吗？”崔湜听说韦凑直言进谏，说：“您竟敢这样吗？”它们的问题是一样的。君羡是武安人，封为武连县公，任左武卫将军，值守玄武门。皇帝因为这些名称中都有“武”字，便因告发者而杀了他。新史却直接说：“都是武。”这不是很乖谬吗？刘蕡科举落第，李合对人说：“刘蕡排挤了我，却给我留下了颜面，他多么厚道啊！既然是落第，怎么能说成排挤我呢？” 赵宗儒升任吏部侍郎，德宗召见并慰劳他说：“从前你和先臣一同受命任官，还记得这件事吗？”古代臣子在君主面前称自己的亡父为“先臣”，有这样的说法；君主对臣子这样称呼，却没有见过这种例子。宋子京喜欢改动旧史原话，却常常反而不如原文。李邕对人说：“不癫不狂，名声就不会显扬。”新史说：“不这样，名声也不会流传。”王求礼驳斥苏味道说：“三月下雪是瑞雪，那么腊月打雷也要算瑞雷吗？”新史说：“如果果真把它当作祥瑞，那么冬月打雷难道也是祥瑞吗？”李合说：“刘蕡落第，我们这些人却登科，实在脸皮太厚。”新史说：“刘蕡排挤我，给我留下颜面，他多么厚道啊？”李右驳斥仇士良说：“京师的祸乱，开始于训、注；训、注的兴起，又始于什么人？”新史说：“扰乱京师的是训、注；然而他们进用谁，是谁先做的？”这些说法都远远不如旧语。《李绛传》说：“皇帝曾称赞太宗、玄宗时代的盛况，说：‘我的才德不够，想要接近两位祖先的道德功业，使自己的谥号无愧，不成为宗庙的羞辱，应当怎样做才能达到呢？’李绛说：‘陛下如果真能端正自身、勉励自己，尊崇道德，远离邪佞，任用忠直之士；同大臣说话，恭敬并信任他们，不让小人参与其中；同贤者交往，亲近而有礼，不让不肖之人参与其中。罢免那些对治理无益的官职，就会有才能的人出现；斥退那些很少被皇帝临幸的宫女，就能消除怨女旷夫。选择贤能的将帅，士卒就会勇敢；官员师长公正，吏治就会整饬。法令得到施行，臣下就不违背；教化深厚，风俗必然改变。这样就可以同祖宗的德行相合，号称中兴。’话说出来却不实行，没有益处；实行了却达不到，也没有益处。皇帝说：‘这些话说得好啊，我将把它写在衣带上。”宋子京的文章大多从艰僻晦涩而来，只有这一段格外华美对偶，几乎像进士考试时一时写出的对答，怎么可能这样写呢？旧史《李绛传》中没有这段，不知道它依据什么。崔善任左丞，令史厌恶他的聪明明察，又因为他身材短小而驼背，便嘲笑他说：“崔孑，弯得像钩，按惯例也能封侯。肩胛骨上全没有脖子，胸前却另有一个头。”新史只说“弯得像钩，按例封侯”，为什么呢？后汉刘宽不喜欢洗手洗澡，京城人把这件事编成谚语。史书没有记载谚语的原话，必定是因为太俚俗。宋子京如果嫌它俚俗，删掉就可以了，怎么能擅自改写呢？隋炀帝见李密目光神态异常，对宇文述说：“不要让他担任宿卫。”新史只说“不得入卫”，这变成了当面告诫李密。杨素问李密：“你是哪里来的书生，竟然如此沉迷于学习？”新史删去“哪里”二字，意思就不同了。杨素对众子说：“我看李密的见识器度，你们都比不上。”新史说：“不是你们这类人所能比。”意思也不明白。姚崇淘汰那些滥收的僧人，旧史只说让他们还俗，宋子京却说“剃发而务农”，这是什么说法？况且一万二千人，难道没有归向其他行业的吗，竟然全都去务农？这实在可以一笑。

译王叔文失败以后，常常吟诵杜甫的某首诗，宋子京却只说：“吟诵杜甫《诸葛祠》诗，以此自比。”如果没有旧史作证，就不知道他吟诵的究竟是什么诗句。何况杜甫诗集中写诸葛庙的诗又不止一篇呢？新史记载，阎立本任主爵郎中时，太宗曾与侍臣在春苑池泛舟，看见一只形态奇异的鸟自在地浮游在水面上，便召阎立本来描摹它的形状。于是宫外传呼画师阎立本，但按阎立本本传，起初并没有说他擅长绘画。他的哥哥阎立德传只说父亲阎毗，阎立本凭借工艺才能进用，所以阎立德、阎立本都机巧而有构思。可是阎立德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制作衣服、营造宫室之类，那么怎么知道阎立本擅长绘画呢？《傅奕传》起初也没有说他擅长数学，问题同样如此。所以还不如旧史说得明白。新史又说阎则先在玄宗还是藩王时，因为擅长“割”而受到宠爱。我不知道他究竟擅长割什么。张柬之问李多祚：“将军在北门多久了？”李多祚说：“三十年了。”张巡问李怀忠：“您侍奉胡人多久了？”李怀忠说：“两年。”所谓“几何”，只是表示多少的名称，哪里足以包含时间长短的意思呢？宋广平教张说营救魏元忠，说：“如果获罪而被流放，那也很荣耀。”这是合乎本分的说法。旧史把“荣”解释为芬芳，新书改成芬香，都十分错误。旧史说：“李义琰改葬父母，让舅氏迁移他们原来的坟墓。”宋子京说：“让舅家迁移坟茔，并确定墓地所在。”这“兆其所”三个字，想来真是费尽心思。然而既然说让他们迁移旧坟，就已经知道要迁到那个地方了，何必这样费力？况且这三个字本身也不是典雅确当的说法。武后派医生把内侍安金藏的内脏取出，用桑白皮作线缝合。原话虽然接近俗语，但宋子京却说：“剥取桑皮来缝它，大小都依照原样。” 《汉书》称倪宽“用儒术修饰吏事”，新唐书却说员半千“不专任吏职，常用文雅来粉饰”。汉武帝称赞何武任职时没有显赫的声名，离任后人们却常常思念他；新唐书却说薛戎任官时没有特别耀眼、令人惊异之处，罢职后人们才怀念他。宋子京在文字运用上，实在不如古人，却专门把平易直白的字句改得新奇，白费功夫太多了。舜说自己到了老年，疲倦于勤劳政事。就是说年老而厌倦勤劳。新史《哥舒翰等赞》却说：“君主的德行既老又勤。” 《王徽传》说：“僖宗向西出奔，王徽追赶不上皇帝，坠落山崖。”《樾闲杨行密传》说：“小校王稔依靠树荫步行作战。”《裴敬彝传》说：“服母丧时，有白乌在坟上筑巢。”樾只是树木的阴影，难道能直接把它当作树林吗？苏世长指着披香殿说：“这是隋炀帝建造的吗？为什么雕饰得这样华丽？这里的‘底’是‘致’的意思，却误把它写成了‘至’字。” 《通鉴》说，戴至德任右仆射，刘仁轨任左仆射，两人轮流每日接受诉状。刘仁轨常常用好听的话答应诉者，戴至德却一定据理诘问，因此当时的声誉都归于刘仁轨。有个老妇人想去刘仁轨那里递交诉状，却误到了戴至德那里。戴至德还没看完，老妇人就说：“本来以为这是个能办事的仆射，原来是个不会办事的仆射吗？把我的诉状还给我。”据此可见老妇人明知戴至德的为人，而新史只说“如今才知道不是这样”，意思就不完整了。《王焘传》说：“母亲生病，他多年不解衣带。”古今只说“不解带”，这里“废”字是什么意思呢？《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二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二十三 滹南王若虚　字从之 辨析《新唐书》中篇 《新唐书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