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

译解释《论语》的人，不知有多少家，意义大致已经完备了。然而旧说多有不及之失，新说又常常过分。圣人的意思，有时不能完全表现在语言中，却也不会超出语言之外。意思不能完全表现在语言中，却拘执字面去寻求，难怪会失之不及；意思不超出语言之外，却离开语言另求深意，难怪会过分。为什么不也根据人情来衡量，把它约束在中道上呢？我曾经说，宋代儒者的议论不是没有功劳，但也不能说没有过失。他们推阐心术的幽微，剖析义与利的区别，斟酌合乎时宜的权变，委婉曲折地疏通义理，许多地方超过了前代儒者的见解，这固然是功劳。至于把消长变化解释得过于深奥，把赞扬发挥得过于夸张，认为每一句话都必然包含某种气象，每件事都与天地造化有关；这样本来想尊崇圣人，却不免反而给圣人的名声增添负累；本来想排斥异端，实际上却流入异端之中，这难道能说没有过失吗？至于谢显道、张子韶一类人，迂腐荒诞、浮夸自饰，往往令人发笑，唉，实在太过分了！永嘉叶适说：“如今世上的学者，认为性不能不谈，命不能不知道；凡是六经和孔子的书，没有不牵强附会到他们的议论中，抬高或贬低其中的文辞，说得精深微妙，使人茫然无法测知，而圣贤的真实意义仍然没有显现。” 古人的浅陋，在于不从内心求取；今人的玄妙，在于不以心为止境。不从内心求取、不以心为止境，都不是通向圣贤的道路，可以说切中了他们的弊病。朱熹删取众说，最为人称道的是简明恰当，但仍有不妥和未尽之处。我不自量力，曾经根据自己的见解纠正其中的错误，补充其中的遗漏，共有若干章，不敢拿来流传后世，姑且作为我家儿童启蒙的训诫。○总论 解释《论语》的人有三种过失：解释得过于深奥，过于高远，过于宽厚。圣人的话也是合乎人情的罢了，所以明白易懂，合乎中庸而可以长久流传。学者探求得太过分，那么他的议论虽然漂亮，终究还是失去了实意，这又有什么可贵呢？孔子谈论人的本性和天道，子贡自己说没有听到过，而宋儒都认为子贡确实听到了；孔子回答关于死亡和鬼神的问题时，没有告诉子路，而宋儒都认为孔子确实告诉了他。《乡党》所记载的，是圣人日常的言语行动，其中有许多没有特别意义的事情，却有人说它与《春秋》互相表里。篇末所记唐尧、虞舜、夏禹、商汤的事，文字寥落残缺，大概是有脱文，不应当强行解释，却有人说这是圣学传授的内容，用来彰明二十篇的大旨。像这些，都是解释得过于深奥。圣人虽然没有追求名利的心，却常常顺着名利来诱导人，使人由人欲而认识天理，所以即使是中等以下的人，也都可以仰望而达到；这正是他的教化周备的地方。比如说：“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做到值得人知道。”这正是顺着名声来引导人追求实际。可是谢显道说：“这仍然有求得人知的意思，不是圣人最高明的言论。” 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便告诉他取得俸禄的方法；这正是顺着利益来引导他思考义。可是张九成说：“圣人的门下，没有替人谋求利益的说法；俸禄的意义，只在自我满足罢了。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装作愚笨，孔子认为这是别人不能赶上的。杨龟山说：‘一旦有了聪明和愚笨的名目，就不是实行他本来无所作为的状态；说事情不可企及，就超过了中道。’蘧伯玉在国家无道时收敛才智而藏身，孔子认为他是君子。可是张南轩说：‘这仍有收敛藏身的意思，还没有达到潜龙隐现的境界，果真是圣人的旨意吗？’像这些，都是解释得过于高远。凡人有喜好就有厌恶，有欢喜就有愤怒，有赞誉就有毁谤，圣人又怎么会不同呢？可是学者一味把圣人想成春风和气，对所有愤怒、憎恨、讥刺、斥责的话，必定百般遮掩忌讳，替他曲解。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邑，必定有像我这样忠诚信实的人，只是不像我这样好学。’这大概是笃实地教导人，希望他知道自己应当努力。可是卫瓘把“焉”字归入下句，意思是说圣人不敢认为天下人都不如自己好学；这正是悖谬，世上却有人喜欢这种说法。孔子说：‘到了四十、五十岁还没有声誉，也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 到了四十岁还被人憎恶，他的一生也就完了。人固然有年老后改变操守的，但大体观察，也可以看出他终身的情况。苏东坡却怀疑这句话是有所指而说的。子贡问当时执政的人，孔子把他们比作斗筲之器而不加称许，这大概是师生之间评论人物时的真实话语，对德行有什么妨害呢？可是张九成极力论说，认为这是孔子自称的言辞。至于孔子用手杖敲打原壤，称他为贼，这是鄙弃他，已经没有什么可疑的了。然而范纯夫还说应当因其才而教诲他。像这些，都是解释得过于宽厚。知道这三种过失，圣人的真实面貌也就显明了。《论语辨惑》第一

译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旧注把“三”解释为三次，而朱熹所谓“三事”，却很不相同。从前有人自称一天检查自己三次，程氏听见后说：“可悲啊！”他其余时间还要盘算、料理多少事情呢？大概是仿效“三省”的说法，却误解了意思，认为君子的学习在仓促忙乱时也不会忘记，因此不必临时再加以反省。旧说顺合本文，新说对学习有帮助，姑且两种都保留。孔子说：“弟子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要敬爱兄长；这样做以后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典籍。”张南轩说：“不是说做完这几件事以后才学习文献，而是把这些作为根本，再用余力学习文献。”这个解释很好。子夏说：“尊重贤者而改变好色之心，直到我见到这样的人，必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旧注说：这一章论述生来就知道、行为美善的人，即使说他学习过，也不算过分。吴氏说：子夏的意思是好的，但它的弊端将会导致废弃学习。张南轩说：不是说不需要学习，而是要使人致力于根本。不说“不学习”，而说“还没有学习”，其中含有深长的意味。以上说法都不对，因为这句话本来是说已经学习过，而不是还没有学习。也就是说，观察他的行为，就足以推知他的学问罢了。韩愈曾说：“如果做事恰合宜，说话能抓住要点，即使没有当面见过我，我也会相信他在文学方面很有造诣。”意思与这里相同。刘正叟说：这个人既然能做到这些事情，却自己说还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学习就不能做到的，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朱熹说：人学习的根本，大概不过是想做到这四件事罢了。所以这样的人，即使有人认为他未曾学习，我也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意思也没有不同。然而说不过是这四件事，就失之狭窄了。大概这四件事是行为的大端，举出这四件事，其余的也就可以知道了。学习了就不会固执。旧说把“固”解释为蒙蔽，新说说“固”是坚固。不能敦厚庄重，学习也就不能坚固。按照解释法律条文的旧说较为妥当。不要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苏东坡说：“世上浅陋的人，喜欢把不如自己的人当朋友，于是自满而日益退步，所以用这句话告诫他。这里说的是不能拘泥于字面而损害本意。如果一定要胜过自己的人才交朋友，那么胜过自己的人也不会同我交朋友了。”这个说法很好。林少颖却把上句贯通为一个意思，说：“忠信方面与自己不同的人，不要和他交朋友。”这正是拘泥字面而勉强迁就。孔子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道，便可以说是孝了。”能够改变的，不必等三年；不能改变的，即使终身也不能改变。学者大多能够辨明这一点，但为什么关于它的解释有这么多过分端正的说法呢？苏东坡说：“君子丧失父亲后，常常好像还能见到父亲；即使想改变父亲的道，也找不到改变的理由，这就叫不改变父亲的道。”叶少蕴说：“古人凡是说三年之丧，像《素冠》讽刺不能守满三年丧期，就是这个意思。应当把‘三年无改’作为一句，三年之内不改变；在服丧期间的心意，对于侍奉父亲的道，可以说是孝。”胡寅说：“‘于’字有依恋、亲近、思念的意思。守三年之丧，依恋亲近、思念父亲而一点不改变，可以说是孝，并不是指父亲的道。”这三种说法的曲折牵强，不辨也可知道。郑厚怀疑这句话是有所指而说的，是弟子没有善于记录；欧阳修径直说这是妄传，并非孔子的话，这也太过分了。游定夫说：“‘三年无改’，是说本来应当改变而暂时可以不改变的事情。”张南轩说：“这是通常的情形；如果不是道理十分错误，不等三年就应当把它改正了。圣人固然有斩钉截铁的论断，也有姑且说一个大体而不穷尽变化情形的说法，不只这一件事如此。” 学者一概套用这个说法，却不能按照本意去推求志趣，所以常常受到蒙蔽而不能通达。从前牟融、鲍昱引用这个道理，来为汉明帝的错误辩护，几乎连累了孝章帝初年的政治；近代小人又有人拿“继述”的说法来误导天下，这难道不是极其歪曲经典、欺罔圣人吗？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没有邪曲’。”苏东坡说：“《易经》称道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凡是有思虑的都是邪曲，没有思虑就成了土木，怎么能使人有思虑而不邪曲、没有思虑却又不是土木呢？这正是孔子用尽心力的地方。作诗的人未必有意达到这一点，孔子只是取其与自己的心有所契合罢了。孔子谈《诗》，有断章取义的情况。如果一定要把这种说法施用于《诗经》，那么诗中所说‘无斁无疆’应当怎样解释？这是近来学者的弊病。”我认为苏轼的这个说法流于佛教，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杨龟山说：“《尚书》说：‘思考才能明智，明智就能成为圣人。’孔子说：‘君子有九种思考，思考可以使人成为圣人。’君子对于容貌、言语、视听都必须思考，怎么能说有思考的都是邪曲呢？《诗经》三百篇出自各国史官，不可能完全不经思考就写成；然而它们都止于礼义，这就叫作没有邪曲。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孔子评论《诗》，用诗人自己的话来概括它，那么他所取的本来就是诗人的意思。诗人的意思未必如此，而我们却认为如此，这果真是孔子的心意吗？” 还是苏氏自己穿凿附会呢？自己已经穿凿附会了，反而责怪近代学者不通达，也太过分了。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只忧虑子女患病。”旧说认为，除了疾病之外，不可任意做违法的事，使父母忧愁。有人说：父母爱子女的心，只怕子女患病；子女体会这种心情，把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那么凡是可以保全自身的事情，没有不谨慎的，也可以算作孝。孔子说，按照新说，文句顺畅；按照旧说，意义完整，但两种说法都有助于教化，应当一并保留。孔子说：“看他所依据的，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处的状态，这个人怎么能隐藏得住呢？”有人说：“‘视’‘观’‘察’，只是文字上的变化罢了。”朱熹说：“‘观’比‘视’看得详细，‘察’又比‘观’更详细，这恐怕近于王氏的穿凿了。虽然似乎有道理，但圣人的意思恐怕不在这里。” 子贡问怎样才是君子。孔子说：“先实行自己要说的话，然后再把话说出来。”朱熹载录周氏的说法：“在没有说之前先实行，在已经实行之后再说出来。”解释的人虽然很多，没有比这个更接近的。

译孔子说：“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知。”旧注说：这是真正的知，正确。又说：如果本来知道，反而隐瞒说不知道；以及本来不知道却说我知道，这些都不对。上句何必一定这样解释呢？伊川说：把不知道当作不知道而去求知，就会达到知，所以说这就是知。推演开来，似乎也有道理。然而圣人的话本来没有说到这一层，终究免不了是曲解。朱熹说：即使不能完全知道，只要没有自欺的蒙蔽，也不妨碍称为知。意思已经确定了，却又说：由此推问，有必定能够知道的道理。这又流于程氏的曲解而自己没有察觉。谢显道说：应当知道的不可不知道，如死生的道理、鬼神的情状；不可知道的则不必知道，如千年以后的事情、天地六合以外的事情。如果能在这里加以区别，就可以说知道心意应当存放在哪里，也可以说能够扩充是非之心。所以说“这就是知”。荒诞妄说到了极点，不值得评论。子张学习求取俸禄，孔子告诉他要谨慎言语和行为。苏东坡说：“子张学习求取俸禄，是想借此推销自己。孔子说俸禄自然包含在其中，是教他不要主动求取而让它自然到来。这个说法很好。” 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旧说认为这是任用正直的人，废弃邪曲的人；程氏一派多把它解释为办事有曲直，这也说得通。然而孔子回答樊迟关于识人的问题时说：“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就能使邪曲的人变得正直。”子夏又用舜、汤、伊尹、皋陶来证明这一点，说不仁的人就会远离，因此旧说是正确的。商朝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有所损益，是可以知道的。孔子说夏、商、周三代相互沿袭，有所损益可以知道，这里专指礼制而言。马融把所沿袭的内容说成三纲五常，把可以损益的内容说成文质三统，大概是妄说，而朱熹采用了它，恐怕不恰当。孔子对季氏说：“八佾在庭院中起舞，这都可以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呢？”朱熹说：“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僭越使用天子的乐舞，这件事尚且忍心做，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忍心做呢？”有人说：“‘忍’是容忍的意思，大概是深深痛恨他的说法。”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更好。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礼又有什么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乐又有什么用？”朱熹说：“记录者把这句话放在《八佾》篇中谈到‘雍彻’之后，大概是针对僭越使用礼乐的人说的，这很有道理，胜过泛泛而论。” 孔子进入太庙，每件事都要询问。解释者说：“笾豆等礼器礼仪的事情，自有主管官员掌管。”当时君王的礼制，有所增损，圣人也可能有不知道的地方，所以不得不询问；即使知道也仍然询问，这是恭敬谨慎到了极点。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讲得通，但也只应是刚进太庙时询问一次罢了。如果每次都这样，那就虚伪而不合真情了。宰我回答鲁哀公关于社神的问题。孔子听见后说：“已经做成的事情不再谈论，已经完成的事情不再劝谏，过去的事情不再追究。”解释的人没有谁能够讲通。张九成认为：“含蓄的言辞、隐约的话，只能意会，不能用训诂解释；只有当时的哀公、宰我、孔子知道其中的意思。”这倒是合乎本分的说法。仪地的封人说：“上天将要任用孔子作为木铎。”达巷党的一个人说：“孔子真伟大啊！学问广博，却没有一种专长足以成名。”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深知圣人的人了，但记录者没有写出他们的姓名，大概是典籍的缺漏。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而《武》乐不是这样。古今评论者都说：尧舜以禅让相传，商汤、周武王以征伐诛讨而取天下，所以优劣不同。世上浅薄的人竟敢认为汤、武不对，甚至诋毁得几乎辱骂他们，真是无知到了极点。我曾经评论过：尧、舜、汤、武都是古代圣人，他们所做的都合乎天理，原本没有优劣的差别。考察《五经》《论语》《孟子》，也从来没有对汤、武表示不足，只是后人的见识太小罢了。按照通常的道理看，臣下讨伐君主，以及把国位授给别人而废掉自己的儿子，都属于不合顺理。若从不得已的变故来评论，尧、舜传位给贤人，汤、武除去祸害，无不是为了天下公义的大道理。所以评论汤、武的事情，也不过是判断它究竟是对还是错罢了。对就是义，错就是贼，难道只是优劣的区别吗？那么汤为什么惭愧，武为什么没有达到尽善？回答说：汤的惭愧，是忧虑后世。乱臣贼子没有汤的心志，却袭取他的行为，便可以拿来作为借口；这才是汤所忧虑的。汤何曾认为桀不可以讨伐呢？说武王没有尽善，是指传承他的乐舞而言。伊川说：评论者认为征伐诛讨比不上揖让，行为的形迹固然不如，但乐声节奏也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乐记》说：这是主管乐舞的官员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那么武王的心志就荒疏了。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才把乐正定下来，这才知道乐制未被整顿以前不可能没有错乱。这种说法是对的。但又说武王的行为形迹不如尧舜，大概也还没有摆脱世俗的见解吧。孔子说：“富裕和尊贵，是人人想要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就不接受。贫穷和卑贱，是人人厌恶的；如果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就不摆脱。”解释的人虽然很多，都不能讲通。我认为“贫与贱”一句应当是“以其道得之，不……”；“不”字如果不是衍文，就是文字有误。像伯夷、叔齐求取仁德，即使饿死也不推辞，难道不是用正当的方式得到贫穷卑贱而不离弃吗？生来富贵，不必说不接受；生来贫贱，又怎么能够摆脱？这里说的，大概是偶然得到而又可以避开或接受的富贵贫贱，所以才有用正当方法和不用正当方法的区别。如果说圣人的经典不应当为了迁就自己的意思而改动，那么宁可留下缺文不讲，也不能顺着字面强行解释。孔子说：“早晨听到了道，即使晚上死去也可以了。”注疏认为这是说没有听闻世上有道，实在荒谬。程氏说：“人不可以不知道道，晚上死去也可以，是因为没有白白活着，这才是正确的理解。”苏东坡说：“没有听闻道的人，在得失之间尚且没有不失去本心的，何况面对死生呢？”子由也说：“一天之内听闻了道，即使死去也可以不乱。”这就是把话解释得过于深奥了。孔子说：“按照利益行事，就会有很多怨恨。”张南轩说：“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就产生怨恨，这是说怨恨出自自己。”伊川说：“对自己有利，必然会损害别人，所以怨恨多，这是说怨恨出自别人。”两种说法都讲得通，只是不知道圣人的本意究竟在哪里。至于王补之竟说：“难道不只是自己有很多怨恨吗？人人也都有很多怨恨吗？”这样就过分了。

译孔子把一以贯之的道理告诉曾子，曾子心领神会而不再追问。有人问曾子，他便说：“忠恕罢了。”解释的人于是把忠恕看作贯通孔子之道的实际内容。唉！忠恕固然是修身的要领，但归根到底只是两个方面，哪里足以贯通孔子的全部道理呢？苏东坡说：“一以贯之是难以言说的，即使孔子也不能给它命名。所以曾子唯唯应答而不追问，是知道它不容许用语言说明。”即使如此，讨论它相近的意义，使门人或许能够有所了解，不也可以吗？回答说：“这不是门人所能达到的。把他们达不到的告诉他们，就会使他们迷乱而失去真实。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那是他们所不能达到的呢？回答说：不可以。门人将会自我鄙薄已经得到的东西，而把心力耗费在自己达不到的地方，只思考而不学习，距离道反而更远。所以告诉他们忠恕，这是曾子的高妙之处。”子由在策论中说：“穷尽天下万物的道理，规定它们应当处置的方式，这就叫作一。然而所谓一，只是用来主宰各种善行，使它们不过分罢了。”孔子又曾对了贡说过：“赐啊，我不是因为学得多，而是用一贯通它。”何晏说：“善有根本，事有会通，天下道路虽然不同，归宿却相同；思虑虽多，道理却归于一致。知道根本，各种善行就都能举起，可以说接近它了。” 到了这一章，却把它放置一边而不加评论，大概也是被“忠恕”的说法迷惑了。所以又同有人说：“那一章讲学习，这一章讲道，这也不对。其实是一个道理。”近来考察《论语集义》，杨龟山、周氏、游氏都认为曾子用忠恕姑且回答门人的问题，可见对这一点怀疑的并不只有苏东坡。因此我也采纳这种说法。有人说曾子实际所见的就是忠恕，如同仁者把它说成仁，智者把它说成智罢了；用《中庸》所载“违背道不远”的话来衡量，似乎也有道理。然而这决不是孔子的本意。尹彦明说：“孔子对曾子不等他发问就告诉他，曾子也深深领会，只说‘唯’。至于子贡不足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先提出‘学得多’的问题。孔子果真认为这样对，又怀疑自己不对，于是请求孔子说明。即使听到了孔子的话，也仍不能像曾子那样只用一个‘唯’字领会。子贡的学问不及曾子，就是这样。”范纯夫也说：“先指出子贡的过失，然后把最重要的道理告诉他。”洪迈驳斥说：“这两个人都是孔门高弟，他们听到话后应声说‘唯’，以及听到后不再追问，都是从言语之外默默领会了意思。”先儒之所以贬低子贡，是因为他先认同了孔子“学得多”的意思。这大概不对。当时刚听到圣人的话是这样，立即回答“不是”，不是弟子敬奉老师的方式。所以他回答“然而”，接着又用“非”来请求说明，难道是因为不能理解吗？我认为洪迈的论说深刻地体察了人情，所以特意表明出来。程明道说：“忠，是天道；恕，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伊川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是恕。”谢氏说：“忠，好比江河流动不息；恕，好比万物各自分散而不同。”圣人的道理确实高远宏大，至于忠恕的意义，人们却也容易辨识。诸位先生把它如此夸大，大概是想极力说明一贯之道的奥妙罢了，恐怕未必如此。孔子称许南容说：“国家有道时不会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可以免于刑罚杀戮。”于是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孔子又说：“南容反复诵读白圭的诗句。”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容，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呢？回答说：凡是给女儿选择配偶，要看双方是否相称，并不只根据一个方面，恐怕不能凭这些话来断定圣人的心意。弟子只认为圣人嫁女儿必定不会草率，所以在不同地方记录此事，又把它们附会在一起罢了。宋儒解释“三复白圭”的意思说：“他有意谨慎言语，所以国家有道时不被废弃，国家无道时免遭祸患。”这是勉强迁就事实来解释。孔子把女儿嫁给公冶长，又把哥哥的女儿嫁给南容。有人说南容的贤能稍胜公冶长，圣人这样做是为了避嫌。程氏驳斥这种说法，非常恰当。林少颖说：“它们之所以前后相接而成为一段文字，大概是弟子看见事情相类似，所以顺便记录下来，本来没有别的意思。”假使说圣人在这里有公私之别，那就成了汉代的第五伦了。他的说法尤其好。《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三卷 ●《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四卷 滹南王若虚　字从之 《论语辨惑》第二 ○《论语辨惑》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