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译郑庄公称自己的母亲为姜氏，陆贾、晁错称父亲为公，这些在意义上都不妥，大概是左丘明、司马迁的错误，未必是当时的原话。《楚世家》说：“庄王围攻郑国，郑伯向楚国投降。群臣说：‘大王不要答应。’庄王说：‘他的国君能够谦下待人，一定能够取得百姓的信任，怎么可以断绝他呢？’于是答应了他。”这里大概本于《左传》。至于《郑世家》却说：“庄王说：‘我们之所以讨伐，是讨伐不服从的人。如今已经服从了，还要求什么呢？’”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的？《楚世家》说：庄王围攻宋国，宋国的华元出城，告诉子反说：“城里已经煮骨充饥，交换孩子来吃。”庄王说：“这话说得确实啊！”《宋世家》也记载庄王的话，却说：“真是君子啊！”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的？这类情况很多，不能一一记述。《史记》记载伍员父子的谈话，本传和世家的说法参差不同。有人说这是改换文辞。我认为不是。话出自同一个人的口，文字又出自同一个人的手，却自己改换说法，又凭什么取信于人呢？《晋世家》说：“唐叔虞，叔姓，姬氏，是武王的儿子。”考察《周纪》，本来就有他的姓氏；既然说是武王的儿子，何必再说姓呢？况且鲁、卫、管、蔡等世家，大都没有记载姓氏，为什么唯独这里记载呢？《晋世家》说：赵盾的兄弟们都是将军；《灌夫传》说：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这里“昆弟”的意义未能明白。《宋世家》说：“襄公和楚人在泓地交战，襄公说：‘君子不使人困窘于危急之中，不攻击尚未列成阵势的敌人。’子鱼说：‘如果像您说的这样，那就只是以奴仆的身份侍奉他罢了，又何必交战呢？’‘奴事’二字不像当时的说法，大概是司马迁撰写出来的，三传中原本没有这个意思。或者它的句法本身也不通顺。凡是尊奉某人，就有说‘以师礼侍奉’‘以父礼侍奉’‘以兄礼侍奉’的；鄙视某人，就有说‘像奴仆一样使唤’‘像奴仆一样亲近’‘像奴仆一样畜养’的。上面的一个字是属于所侍奉、所鄙视的对象的罢了。如今这个‘奴’字，按意思属于我方，按句法却属于对方，岂不是考虑得不周密吗？” 《孙武传》说：“吴王阖庐问：‘您的十三篇，我全都看过了，可以小规模试验一下指挥军队吗？’回答说：‘可以。’阖庐说：‘可以用妇女试验吗？’回答说：‘可以。’于是答应了他，召出宫中的美女。”这是吴王询问孙武，而不是孙武请求，为什么要用“答应了他”这几个字？老人给高祖相面说：“您的相貌尊贵得不可言说。”高祖于是道谢说：“确实像您说的这样，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不过这只是您的相术值得珍贵罢了，我有什么德行呢？” 汉朝封侯公为平国君，侯公藏起来，不肯再露面，说：“这是天下善于辩说的人所居之处，能够倾覆国家，所以号称平国君。”我认为“藏起来不肯再见人”这几个字应当放在“号称平国君”之后。《高祖纪》说，称刘季，在当时人的话中可以；但司马迁也多次这样称呼他，不仅不合史书文体，臣子之道也不应如此。《汉书》改正为正确的称呼。《高祖纪》说：“父老都说：‘平生听说刘季各种珍贵奇异之物都应当贵重。’”‘珍’字用得不妥，《汉书》改为‘奇’，是正确的。太公家令说：“高祖虽然是人主的儿子，但当时还没有‘高祖’这个称号。”刘知几辨析此事，确实说中了它的毛病。《汉书》改为“皇帝”，是正确的。《陈平传》说：陈平跟随军队在代地攻打韩王信，到了平城，被匈奴包围，七天没有粮食。高帝采用陈平的奇计，使单于阏氏劝说冒顿，包围才得以解除；但这个计策秘而不宣，世人没有听说。桓谭、应劭猜想这是用汉朝的美女来打动阏氏，世间有人喜欢这种说法。然而我看《韩王信传》说：皇上从白登山出来，匈奴骑兵包围他，皇上于是派人厚重地赠送阏氏礼物。阏氏便劝冒顿说：“现在即使得到汉地，也还是不能居住，况且两个君主不应互相困厄。”过了七天，胡骑渐渐退去，汉军出围进入平城，救兵也到了，胡骑于是全部解围离去。《匈奴传》大略相同，但又说：冒顿和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约定会合，可王黄、赵利的军队没有到，冒顿怀疑他们与汉朝有谋划，也采纳了阏氏的话，于是只解开包围的一角。若按这种说法，汉朝使阏氏动心，只是因为重金贿赂；胡骑退去，也不完全是阏氏的作用。哪里有什么所谓秘不传人的奇计呢？这些说法前后反复，大概不足以相信。《张敖传》说：“赵国丞相贯高等人想杀高祖，在柏人筑垒。皇上经过那里想住宿，心中忽然悸动，问县名是什么。回答说是柏人。柏人，就是‘迫于人’的意思。于是没有住宿便离去。”我认为“迫人”的意思本来出自高祖，并不是县名本身有这个含义，也不是史官应当说的话，因此应在前面加“以”字。《汉书》又删去“也”字，仍然觉得不圆满。《荆燕世家》说：“荆王刘贾，诸刘不知道属于哪一支。”这里“诸刘”二字应断在句末，不能理解为“他的名字叫燕王刘泽”；若说“诸刘远属”，才是正确的。《梁孝王世家》说：“孝文帝有四个儿子，长子叫太子，就是孝景帝；次子是武，次子是参，次子是胜。”既然前面已经说“男”，后面的“子”字都是多余的。太子不是名字，称作“子”也不妥。按理应说：“长子就是景帝，次子叫某，次子叫某。” 淮南厉王刘长谋反，被召到长安。丞相臣张苍、典客臣冯敬、代理御史大夫的宗正臣逸、廷尉臣贺负责防备盗贼。中尉臣福冒死进言如此如此。诏令说：“朕不忍心对淮南王施加刑法，你们同列侯、二千石官员商议。”臣张苍、臣冯敬、臣逸、臣福、臣贺冒死进言如此如此。至于称“臣某等冒死进言”，是当时奏疏中的话，史家竟这样写下来，恐怕不可以吧？司马迁、班固常常如此记载，后世也有人沿袭，我私下实在不明白。《田仁传》说：“武帝时，授官为司直。几年后，因太子之事获罪。当时左丞相亲自率兵，命司直田仁负责关闭、守卫城门。因放纵太子，被交给司法官吏，处死。田仁在长陵发兵，命车千秋上书告变。田仁及其宗族死于陉城。”开始只说“因太子之事获罪”，后来又说“因放纵太子被处死”，又说“因为车千秋上书告变而被灭族”，意思重复而昏乱。这类叙事，司马迁书中尤其多。

译《田敬仲世家》说：“齐宣王喜爱文学之士，像邹衍、淳于髡一类的人，都赐给列第。”《荀卿传》说：“从孟子直到吁子，世间有很多他们的著作。”‘自如’二字连用是不通的。《十二诸侯表》中使用‘及如’二字，更是不妥。《儒林传序》说：“孟子、荀卿这一类人，都遵循孔子的事业而加以润饰。”‘列’字用得不妥。《伍子胥传》说：“公子光命专诸袭击刺杀吴王僚。”这里为什么要用“袭”字？田横的两个门客自刎，高帝听说后大为惊骇。因为田横的门客都很贤能，我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在海上。高帝派使者召他们来，他们到后听说田横死了，也都自杀。我认为“听说后大为惊骇”中多了“乃”字；“我听说其余还有五百人”中多了“吾”字。《吕后纪》说：“吕后祓禊回来，经过轵道，看见一个像苍狗的东西，扑在高后的腋下。”吕后、高后好像是两个人，但只说“扑在她的腋下”就可以了。丁公在彭城西边使高祖陷入困境，沛公回头说：“两位贤者难道要互相困厄吗？”正说到这里，高祖急忙说：“沛公，这也是同病相怜啊。” 《留侯世家》记载圯上老人一事，说张良因此觉得奇怪，假意回答说：“好。”刘贡父《汉书刊误》认为“怪”字应放在“因”字上面，这当然是对的。然而《汉书》的文字本来依据《史记》，并且下文又有“张良因此觉得奇异”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班固的错误了。张良赞说：“我原以为那个人身材魁梧奇伟，等看到他的画像，形貌却像妇人和美女。孔子说：‘只凭相貌取人，在子羽身上就看错了。’留侯也是如此。”这里“以为”二字和“计”字相互抵牾，“留侯亦云”上面应当有“余”字。《留侯世家》说：“留侯天性多病。”多病怎么能说成是性情方面的事呢？《韩信传》赞说：“假使韩信懂得谦让之道，不夸耀自己的功劳，不自负自己的才能，那么差不多就可以了！他在汉家的功勋，可以和周公、召公、太公一类的人相比，后世就会享受血食祭祀了。”‘假令’下面不应有“哉”字，否则文势也不顺。《吕后纪》说：孝惠帝为人仁厚软弱，高祖认为他不像自己，常想废掉太子，立戚姬的儿子如意。如意像我。“如意类我”再次说“如意像我”，在文意上重复；而且“我”字也不顺，可以删去。《萧何传》说：“又增加萧何二千户的封邑，因为皇帝曾经到咸阳服役时，萧何为我送行，唯独多送了二百钱。”这里的“我”字违背文意。文帝听了冯唐的话，叹息说：“我偏偏没有得到廉颇、李牧在世时来做将领。”这里的“时”字很不妥。伍被劝谏淮南王，淮南王于是怒气和怨恨郁结而不发，眼泪充满眼眶而横流。这些辞句不够典雅，很像古赋，难道是史官如实记录语言的体例吗？《卫绾传》说：“建元年间，因为景帝生病时，许多官吏和囚徒有无辜获罪的，而卫绾不任职，被免职。”这里的“君”字违背文意。《礼书》开头说：“太史公说：洋洋盛美的德行啊！主宰万物、役使众人，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洋洋盛美的德行，谁能立即知道它就是礼呢？”司马迁的文章没有首尾照应，经常如此。《律书赞》中太史公说：“所以用璇玑玉衡来协调七政。”考察“故”字，本来是承接上文、连接下文的词，开头第一句怎么能使用呢？《石奋传》说：“子孙中戴冠成年的人在身边，即使闲居也一定戴冠，仪态庄重；童仆也都欣喜的样子，只有谨慎。他们服丧时，悲哀忧伤极其深重，只有谨慎，极其深重。”这些文字都不妥。《范睢传》说：“魏国听说秦国将要向东攻打韩、魏，魏国派须贾到秦国。”这里多了一个“魏”字。又说：“穰侯担任秦将，想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想以此扩大自己的陶邑封地。”这里多了一个“欲”字。蔺相如请求秦王斋戒五日，才献上和氏璧。秦王估量此事，最终不能强行夺取，于是答应斋戒五日。这里多了一个“之”字。《留侯世家》说：“刘敬劝高帝说：‘定都关中。’”这里多了一个“曰”字。左右大臣大多劝皇上定都雒阳。雒阳东面有成皋，西面有殽、黾。这里少了一个“曰”字。袁盎的赞说：“时势因变化而改变，等到吴、楚之事时，有人进言，进言即使实行了吗？然而最终又没有成功。”上面三句意思不相衔接，也不成语句。《韩信传》说：“这就是所谓驱赶市井之人去作战。”这里的“之”字用得不妥。赵尧推荐周昌说：“这个人有坚忍、质朴正直的品格。”这里“有”字有什么用呢？燕太子请荆轲说：“日期已经到了，荆卿难道有意愿吗？”《范睢传》说：“须贾问范睢：‘如今我的事情能否成功，取决于张君，您这个年轻人难道有熟悉张君的人吗？’”娄敬劝高帝说：“陛下定都雒阳，难道想和周室比隆盛吗？”这些句子的“哉”字都用得不妥，改作“乎”就可以。《范蠡传》记载楚王的话说：“寡人虽然没有德行，怎么能因为朱公的儿子而施加恩惠呢？”“耳”字用得不妥，可以删去。《荆轲传》说：“荆轲虽然同酒徒游处吗？”这里的“乎”字尤其不协调。《灌夫传》说：“各位公卿没有不称赞他的。”‘莫弗’二字连用，不成语句。楚昭王病重，让他的弟弟公子闾做王；五次谦让以后才答应。“乃后”连用不成语句。《赵世家》说：“智伯和赵、韩、魏三家共同瓜分了范氏、中行氏过去的土地。”这里多了一个“其”字。《田完世家》说：“田乞侍奉齐景公，任大夫。他向百姓收取赋税时，用小斗收进；把粮食给百姓时，用大斗发出。”这里多了一个“粟”字。《循吏传序》说：“法网疏漏，连吞舟的大鱼也能漏掉。”这里多了一个“于”字。《范睢传》说：“散尽家中的财物，全都用来报答曾经使自己困窘的人。”‘所尝’二字用得不妥。李斯出狱，和他的次子一起被捕，于是父子相对哭泣。此后被夷灭三族。这里的“此而”不能成语。李斯的赞说：“人们都认为李斯极其忠诚，却遭受五刑；到死后考察他的根本，竟和世俗所讥讽的不同。”其中“之”字极难安置。蒙恬自责说：“挖掘壕沟一万多里，其中难道能没有截断地脉的地方吗？”“不”字应当改作“岂”。高祖命张良把白璧、玉斗献给项羽和范增。张良说：“谨慎地答应。”这里“谨”字用得不通。《高祖纪》说：“老人给鲁元公主相面，她们也都显贵。”两个“皆”字都用得不妥。武涉劝韩信说：“您虽然自以为和汉王交情深厚，为他竭力用兵，最终还是会被他擒获。”‘之所’二字应删去一个。又说：“您之所以能够暂且活到今天，是因为项王还活着。”‘须臾’二字也用得不通。孙叔敖问市场主管：“市场发生混乱，这种事说来有多久了？片刻吗？”市场主管说：“已经三个月了。”这里“顷”字用得不通。

译田横说：“我烹煮了一个人的哥哥，却和他的弟弟并肩侍奉同一个君主；即使他畏惧天子的诏令不敢行动，难道我独自一人在心里不会惭愧吗？”“人”字和“弟”字相冲突，应说“烹煮了那人的哥哥，却和他并肩侍奉君主”，或者说“烹煮了一个人，却和他的弟弟并肩侍奉君主”，这样才可以。《燕世家》说：“齐愍王对燕太子平说：‘即使如此，那么只要太子用来命令他们的办法……’”‘则’字下面的文意不通。项羽回答项梁说：“剑，只能抵挡一个人，不值得学习；学习能够抵挡万人。”这句话不圆满，《汉书》增加“耳”字，是正确的。陆贾对陈平说：“天下即使有变故，即应当权衡……”这里的“即”应当作“而”。项籍见到秦始皇，说：“他可以被取代，我可以取代他。”项梁捂住他的嘴说：“不要胡说，会被灭族的。”这段话不圆满。《赵禹传》说：“当今皇上在位时，赵禹以刀笔小吏的身份，积累劳绩，逐渐升任御史。”这里“时”字用得不妥。《申屠嘉传》说：“高帝时的大臣，又大多死了。”‘皆多’二字不能连用。申屠嘉在文帝面前责备邓通，皇上说：“你不要说了，我偏爱他。”退朝后，申屠嘉坐在府中，写檄文召邓通。这里的语法不顺，若说“府中发檄召他”就可以。聂政说：“严仲子带百金来为我的母亲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但这件事只是更加深了他对我的了解。”其中“然是”二字不成语句。《屈原传》说：“秦昭王想和怀王会面，怀王年幼的儿子劝大王前往，怎么能断绝秦国的好意呢？少曰：”这里“少曰”二字有疑误。《荆轲传》说：田光对燕太子说：“太子只听说我壮年时的情况，不知道我的精力已经衰竭了。即使如此，我不足以谋划国家大事，我所交好的荆卿可以任用。”这里“虽然”二字违背文意。《王温舒传》说：王温舒任广平都尉，挑选郡中豪强勇敢的人作为爪牙，督捕盗贼；因为这个缘故，齐、赵两地郊外的盗贼不敢靠近广平。这里多了一个字。《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百姓都以农耕为根本，却多有巧诈、奸邪、违法弄法之事；善人不能教化他们，只有一味严厉削治，才能使他们整齐。”于是作《酷吏传》。又说：“侍奉君主，能够取悦君主的耳目，使君主脸色和悦而获得亲近，并不只是因为美色得宠，也各有自己的长处。”于是作《佞幸传》。酷吏、佞幸大多都是小人，史书为他们立传，大抵是要写出他们的罪恶，作为世人的鉴戒；而司马迁却对这些人有所取法。这样看来，他的是非颠倒，难道只在《游侠列传》《货殖列传》的议论上吗？《自序》说：“赞美太公的谋略，作《齐世家》。”又赞美旦打开金縢之事，作《鲁世家》。写到燕国时说：“赞美甘棠诗。”写到卫国时说：“赞美那篇《康诰》。” 写到宋国时说：“赞美微子向太师询问。” 写到晋国时说：“赞美文公赐给圭鬯。” 这类情况很多。史书是如实记录的，凡是应当记载的事情，善恶都必须保存，难道要因为赞美某一件事以后才作传吗？大体上，各篇序和传都不值得观览，删去也可以。吕氏《大事记》说：“太史公在《夏本纪》中称孔子匡正了夏代的历法，在《殷本纪》中又称孔子赞许殷代的车制。圣人对于四代制度有所损益的大意，不能说没有略微窥见。”我认为，司马迁只是因孔子的话而勉强引述罢了，既不是自己见到的，也不能另有发明；吕氏竟认为他懂得损益的意义，未免过分赞誉了！《大事记》说，《史记·文帝纪》多载诏书，到《景帝纪》却全都不载，大概认为没有值得记载的内容；其中的旨意很隐微。我认为史书是记录事实的，诏令是当时的大事，即使皇帝的行为不能完全符合诏书，难道能全部删去吗？这不过是司马迁的私愤，吕氏却十分赞同，竟以此来评判班固、司马迁的才识，我实在不敢认同。班固讥评司马迁论述游侠、货殖的错误，世人都称赞班固说得恰当；秦少游却为司马迁辩护，认为司马迁遭受腐刑，家贫不能自行赎身，交游之人又没有救助他，所以才愤懑发言。这确实说中了他的本意；然而信实的史书将成为万世法则，并不是为一己之事写的书，难道能用来发泄个人的愤懑吗？《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诸史辨惑》上 ○《诸史辨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