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译李德裕没有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后来又因为进士们讥讽指责他父亲的政事，便深深憎恨进士。他曾对唐武宗说：“朝廷的显要官职，必须由公卿子弟担任，大概因为他们从小学习这方面的事务，熟悉朝廷台阁的礼仪。寒门士人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能，也不能闲暇熟习这些。”世人认为他的话不公，杨中立竭力替他辨解。慵夫说：“换作别人这样说，固然没有谦逊；从李德裕自己说来，即使说不是出于私怨，也令人不能相信。如果说人才各有不同，不一定非要进士不可，这还可以；但想要专门让公卿子弟做官，怎么能算通行的议论呢？天下的事情，难道只是熟悉家业、熟悉朝廷礼仪的人才能办成吗？如果才能确实超过常人，那么这些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古以来出身寒微而成为名臣的，哪里数得过来？出身富贵、穿着华美丝绸而卓著的人又有几个？竟然就凭这一点轻视天下士人，难道不是狭隘浅薄而可笑吗？”假使李德裕是个粗鄙的人，还不值得深责；可是他著书论事，都以儒学为根本，唯独因为受私意激发，竟说出这种过分的言论，最终因嫉妒好胜而祸及士大夫，直到被斥逐而死仍不悔改，他天生就是小人吗？唐哀帝时，朱全忠想任命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宰相裴枢认为太常卿应当由清流人士担任，坚持不肯办理。朱全忠发怒而杀了裴枢。欧阳修说：“一个太常卿和国家社稷哪个更重要？假使裴枢等人不死，尚且舍不得一个卿位，他们肯把国家交给别人吗？即使裴枢等人不能保存唐朝，也必定不会在唐朝灭亡时独自求生。”范纯夫反驳说，裴枢本来是朱全忠的党羽，只是顺从他的大事而违背他的小事，借此窃取天下的虚名，并不是有忠义之心、能够为社稷尽力的人。葛胜仲说：“自古以来奸臣有篡夺的志向，必定诛杀异己者；曹操杀荀彧，司马懿杀王经，从来没有杀害与自己同党的人的。裴枢如果真是顺从大事而违背小事，朱全忠自然应当婉转地把意图告诉他，哪里会甘心把他投入浊流？这只是李振的谋划罢了。”李振曾说：“大王想图谋大事，而裴枢一类人是朝廷中难以控制的人，所以命令杀掉他们。”唐昭宗时，裴枢任汴州宣谕，因为向来与朱全忠友善，所以朱全忠听从命令，修治贡品不断。后来虽然因朱全忠的进言而再次任相，但他能够坚持正道，那么早年出仕也不足以成为他的累赘。应当以欧阳修的看法为正确。慵夫说：“葛氏的话是对的，但欧阳公也把裴枢说得过于正面，所以才引起范纯夫的辨析。” 像裴枢这样的人，不过有读书人的正直气概，却没有不可夺取的大节罢了。《新唐书·孝友传》记载：刘君良一家四代同居。隋朝末年饥荒，妻子劝他分家居住，于是把庭院树上的鸟雏换了位置，让它们争斗鸣叫，家人觉得奇怪。妻子说：“天下动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刘君良便和兄弟分开居住。过了一个多月，他暗中得知了妻子的计策，便斥逐妻子说：“你破坏了我的家庭，现在我要重新召回兄弟共同居住。”君子说：“假使刘君良果真厚爱兄弟，难道一个妇人就能离间他吗？既然已经被她欺骗而导致兄弟离散，即使知道过错而改正，又有什么值得列入传记的呢？” 王朴把扈载推荐给李谷，李谷很久没有任用他，说：“不是不知道他的才能，而是扈载命薄，恐怕不能承受。”王朴说：“您身为宰相，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为职责，怎么反而说命运呢？”不久扈载被召见，授任知制诰，后来任学士，一年之内便因病去世，当时三十六岁。评论者认为李谷能够知人，王朴能够荐士。我认为人对于事情，只要尽到自己应当做的事罢了。王朴能够荐士，这确实如此；李谷能够知人，则不值得称道。而且人如果确实有命运，那么寿命长短、地位贵贱本来已经确定而不可逃脱，难道是宰相所能给予、夺去、增损的吗？李谷的话也只是偶然说中了。冯道忘却君主，侍奉仇敌，是万世的罪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再议论的了。可是苏轼的弟弟苏辙却曲意替他辨解，认为这合于管仲、晏子没有为旧君而死的做法。即使没有管仲的功劳，能够附会于晏子，也差不多可以无愧。唉，这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子纠、小白，都是逃亡的公子，而小白先进入齐国，已经成为君主，内外都安然接受他，起初没有异议，那么齐国就是小白所有的。子纠不再争夺，管仲也没有必须为之而死的义务。所以说，子纠还没有成为君主，管仲也还没有成为臣子。孔子本来就曾辨明过这一点。崔杼弑杀齐庄公而拥立景公，景公也是齐国的后裔。庄公的仇敌在崔杼，而不在景公，所以晏子不为庄公而死、转而侍奉景公，也可以。等到崔杼盟约大夫中不支持自己的人时，晏子却不肯参与。假使崔杼自己称王，晏子难道肯侍奉他吗？这本来就不能相提并论。苏辙又以冯道回答耶律德光的问题说能够使中原百姓活命，以接受郭威的拜礼说能够使朝廷显得尊重，还说篡夺之际，即使孟贲、夏育也无处施展勇力，而冯道却用谈笑拜跪来化解，若非盛德不能如此。他的这些话尤其可笑。即使事情真如他所说，又怎么能挽救大节的亏损？何况事实并不是这样呢？大概冯道对耶律德光的回答只是谄媚求取宠幸罢了，起初哪里是为了百姓？耶律德光不杀冯道，只是他自己不想杀罢了，与冯道有什么关系？至于郭威接受冯道的拜礼而冯道不回拜，只是因为平生长幼之间的礼节，不能在一天之内突然改变。郭威的进退、后汉的轻重，本来不取决于这件事。有了汲黯的正直气节，才可以消弭刘安的谋划；有了周访的威望，才可以挫败王敦的志向。像冯道这样，贩卖君主、出卖国家已经习以为常，正是奸雄容易利用和收取的人，却说他能在谈笑拜跪之间使别人退却吗？只是郭威认为冯道不足以妨害自己的事业，所以以旧日交情相待而不加猜忌；冯道也知道郭威不忌恨自己，所以像平常一样接受而不感到嫌疑。不然，郭威岂肯这样做，冯道又岂敢这样做呢？冯道迎接湘阴公时，揣度郭威没有真正拥立他的志向，不能用大义感动他、用正论晓谕他，只是请求他不要让自己随意说话就已离去；还没有等到返回，郭威已经取代后汉，冯道又低头侍奉他了。所谓用拜礼使郭威屈服，果真值得相信吗？评论者竟不考察他的平素，也不观察他的结局，只被偶然相似的表面迹象迷惑，实在荒谬。做臣子做到冯道这种地步，所有善行也不足以赎罪，百般辩说也不能替他文饰。假使像冯道这样的人还可以得到宽贷，哪里还会有人伦纲常呢？

译胡安定说：“百姓没有到肝脑涂地的地步，冯道是有功劳的；即使侍奉仇敌，也没有妨害。”王介甫则把他比作伊尹，富弼把他看作大人，其他纷纷的说法不值得论述。由此可知，古今不乏最终留下恶名的人，而尧与桀的是非有时竟会被颠倒。欧阳修作《冯道传》，鄙薄贬斥冯道，仿佛不愿与之同列；可是对于这些说法也认为确实如此，不能加以辨正，这是为什么呢？茆荆产说：“冯道把五代人都欺骗了，又欺骗了宋朝的诸位公。”这个老贼的伎俩也算高明。唉！冯道哪里足以欺骗人呢？只是喜爱他的人见识浅陋罢了。我曾经评论说：士大夫诵读先王的书，享用君主的俸禄，却敢公开说冯道是对的，都应当伏受不道之罪。王沂公有句话说：“恩德要归于自己，怨恨让谁承担？”欧阳修常常诵读这句话，认为掌握了大臣的体统。我说：“臣下虽然不应收取恩德，但难道可以不求取贤才吗？虽然不应逃避怨恨，但人情难道又可以轻易失去吗？”王沂公只坚持这句话，于是到了不肯荐举人才的地步；欧阳公只坚持这句话，于是到了喜欢触犯众怒的地步。这都是用心过度。王介甫诗说：“今人不可以轻易非难商鞅，商鞅能够使政令必定施行。”又说：“秦、晋那些小小的国家都同样亡国，难道王衍能够胜过商君吗？”王介甫起初用唐尧、虞舜的事业责求神宗，以皇、夔、稷、契自任，汉、唐以下的人都不放在眼里，是多么高傲啊！等到他因新法不能施行而愤怒时，却甘心做商鞅而羡慕他，又是多么卑下啊！《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议论辨惑》○《议论辨惑》范晔在史论中说：“义比生命重要，就可以舍弃生命；生命比义重要，就可以保全生命。义理应当让人活着，就活着；义理应当让人死，就死。义理是决定生死的依据，而不是与生死对立的事物。难道它有时还会有轻重之分吗？”说义比生命重要，已经是语病了，又怎么能说生命比义重要呢？不过这正是汉代以来学者共同的蒙蔽。范晔是反叛之人，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唐代苏颋评论伯夷、叔齐与商山四皓的优劣说：“四皓在张良那里被看作贤人，伯夷、叔齐在孔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与其在孔宣父那里被称为仁人，难道不仍然胜过在张良那里被看作贤人吗？”这话鄙陋啊！议论不寻求是非的真实，只是倚靠古人来增加分量，实在可笑。吕东莱说：“比较马的优劣，要到伯乐那里才能确定；争论是非，要到孔子那里才能确定。但是跟随伯乐称赞马，未免是不懂马；跟随孔子称赞人，未免是不懂人。二者相差多么远啊！” 苏洵《谏论》说：“苏秦、张仪，我取用他们的权术，不取用他们的内心；关龙逢、比干，我取用他们的内心，不取用他们的权术。”我说：“掌握张仪、苏秦权术的人，一定没有关龙逢、比干的心；存有关龙逢、比干之心的人，本来就不会使用张仪、苏秦的权术。”苏氏喜欢纵横之术而不了解正道，所以见解如此。《邵氏闻见录》说：“颜子如果取得地位，就会成为尧、舜；孟子如果取得地位，就会成为商汤、周武王，这是错误的说法。圣贤的事业，换一个处境也都会如此，哪里曾有过选择的意思？他们只是看见颜子困居陋巷，默默无所作为，而孟子游说诸侯，急于拯救世人，于是竟敢凭空推断，作出这种截然割裂的论断。哪里是了解颜子、孟子的人呢！” 苏武不向匈奴投降，名声重于十代，当时却只得到典属国的官职，世人都为他感到遗憾。陈季雅说：“臣子合乎本分地做事，不应当接受重赏。”这话立意虽高，用来要求臣子自我约束可以，施用于国家却不可以。表彰忠臣、进用贤良，是成汤兴盛的原因；尊崇德行、报答功劳，是周武王治国的原因。如果确实像陈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