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六

译樊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了解人。樊迟没有明白，孔子于是接着说任用正直的人、置换邪曲的人。子夏把这个意思推广开来，并【缺字】舜、汤任用伊尹、皋陶的成效。这一段全是在谈了解人的智慧，与问仁的意思完全无关。所以南轩解释“能使邪曲者正直”，就说了解人的功用是这样；解释“不仁者远离”，就说这可以看出了解人是重大能力，文理非常清楚。然而龟山、晦庵、无垢等人，都认为这里兼谈仁和智，意思含混得无法理解。难道是因为樊迟屡次疑惑，子夏深深感叹，又有“远离不仁”的说法，所以曲折地强求解释，才到了这种地步吗？我私下不取这种说法。子贡问交友。孔子说：“忠诚地劝告他，并且善意地引导他；如果不接受，就停止，不要自取其辱。”古今解释的人从来没有不同说法，只有张无垢说：“‘自’就是由，如同‘自天佑之’的‘自’。朋友之道所以不能长久，多是因为采取自取其辱的方式来交往。多次用铃声般的强制手段约束他，却不忠告他，是自取其辱；用严厉的话压迫他，却不善意引导他，是自取其辱；在事情已经发生后才制止，在念头已经发动后才禁止，也不是所谓‘不可则止’，而是自取其辱。平时探察他的志向，观察他的趋向，倘若有不善的萌芽、非正道的念头，就用礼来约束他，用义来纠正他，这才是所谓‘不可则止’。”这种说法迂曲荒谬，十分可笑，反而认为先儒错了；这也是过分宽厚，却不知道君子的中道。定公问：“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导致国家兴盛或衰亡的呢？”孔子说：“言语不可以这样轻易地决定兴亡。”这里的“几”是接近的意思，就是下文“不几乎”的“几”。这三个字本身是一句，意思是：“一句话的得失，怎么会突然达到国家兴亡的程度呢？”不过，也有接近这种情况的，这个意思很明白，本来没有什么可疑的；晦庵却把“几”解释为期待，说：“不可以这样就一定期待它产生这种效果。”实在没有道理。子贡问当时那些从政的人，孔子说：“这些器量狭小的人，哪里值得计算呢？”苏氏说：“这话是有所指而发的，只是不知道指的是谁。子贡的询问一定有所指涉，否则从政的人不止一个，怎么能一概称为器量狭小呢？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张无垢却说：“按照礼，住在一个国家，不能非难这个国家的大夫。”子贡正好违反了孔子的禁令，所以孔子用这种话自我指责。我认为，天子的过失，平民尚且可以议论，难道说士人不可以非难本国的大夫吗？这种说法大概出自孙卿，未必是圣门的规矩。即使确实如此，也只是不可以在众人面前公开说罢了；师生之间真实交谈，何必拘谨周全到这种地步呢？子贡问：“乡里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又问：“乡里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这样判断。”不如乡里善良的人喜欢他，乡里不善良的人厌恶他。晦庵说：“善良的人喜欢他，而不善良的人不厌恶他，一定是因为他有苟且迎合的行为；不善良的人厌恶他，而善良的人不喜欢他，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值得取法的实际。这种说法是对的。”苏轼说：“这样还不足以成为君子，这是针对提问者说的，只是认为他比提问者贤明罢了。君子居住在乡里，善良的人受到他的劝勉，不善良的人因他而感到羞耻，哪里有什么可厌恶的呢？”我认为，这个说法虽然高明，但善与恶属于不同类别，就像冰和炭一样。嫉妒贤者、憎恶正直，也是小人的天性，难道能全都指望他们因见到善人而羞耻吗？假如凡是不善的人都知道见到善人便羞耻，那么世上就没有小人了。或者说，孔子观察人的方法，本来就不在这里。如果说“众人都喜欢他，一定要仔细考察；众人都厌恶他，也一定要仔细考察”，那也只是亲自求取事实罢了，哪里是只根据乡人的好恶来决定呢？胡氏说：《宪问》一篇，恐怕都是原宪记录的。慵夫说：《论语》本来没有篇名，如今的篇名也不成义理。像《学而》《述而》《子罕》之类，算是什么样的语句呢？每一章自成意旨，彼此并不相连，怎么可以用两个字给它命名呢？这大概是后来的儒者因为简册繁多，想要便于记诵和学习，于是根据篇章的类别和节次来取名。前辈已经辨析过了。胡氏只是看到开头一章有原宪自称的文字，便认为整篇都是原宪记录的，这种凭空推测的说法，怎么能确定呢？又有人怀疑《里仁》篇从“吾道一以贯之”到“君子欲讷于言”十章，是曾子门人所记；《公冶长》篇多出自子贡门徒，更加没有依据，都可以删去。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的问题，解释者的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孔子明白其中的道理而没有疑问，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孔子嫌他把禹、稷同自己相比，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禹、稷拥有天下，只说到亲自耕种为止，南宫适的话没有说完，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行善不是为了求取俸禄，而禄位竟达到天下之大，这尤其不是求学者应当说的话，所以不回答；有人认为孔子虽然没有用语言表示，却一定有目击而首肯的意思。这些都是推测，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张无垢说：这一章的关键全在“不回答”上。圣人立论，是面对后世万代而说的，总不使道理在某个时代陷于穷尽。力量本来不是取得天下的正当手段，然而也有人凭力量取得天下；有德固然应当拥有天下，但有德而没有得到天下的人也很多。南宫适的话虽然美好，却有时会陷于穷尽。孔子想说它不对，恐怕会损害名教；想说它对，其中的弊病又和南宫适相同。所以特意置而不答罢了。至于孔子后来又称他为崇尚德行的君子，大概只是称许他的用心。这个说法比其他各家好得多。有人问孔子子西的情况，孔子说：“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郑国大夫公孙夏、楚国令尹公子申，都字子西。马融把两人都保留下来。苏轼说：“有人认为这里说的不是楚国子西，这是不对的。昭王失去国政，如果没有子西，楚国就不会成为一个国家。”颍滨说：“公孙夏没有什么值得谈的，不是适合询问的人，这里大概说的是楚国子西。”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知道孔子贤能，却怀疑这对楚国不利，于是阻止了他，使圣人的功业不能显现于世。世上不了解孔子的人很多，他们都不曾受到孔子的憎恨；孔子唯独憎恶子西，是因为子西了解他却又怀疑他。我认为，颍滨说公孙夏不值得询问，固然似乎有道理，但他据此所作的解释也不恰当。孔子评论人，或毁或誉、或抑或扬，全都出于至公，不能容有私心。如今因为子西阻止自己，便贬低他，这样说就出于私怨了。圣人恐怕不会如此。晦庵说：“子西能够让楚国拥立昭王，并改变楚国的政局，也算贤能的大夫。然而昭王想任用孔子，子西却阻止；后来又召回白公胜而导致祸乱，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这个说法相当妥当。不过，以子产、管仲、晏婴这样的贤臣，孔子也只称许他们的一方面；子西的事业虽然有可取之处，在圣人看来又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呢？恐怕不必深入追究其中的原因。

译“子路问成人”这一章，胡氏把“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看作子路的话，大概是被“曰”字迷惑了。看文章的气势，恐怕不是这样。前汉邹阳替梁孝王劝说王长君时说：“鲁哀姜在夷地去世，孔子说：‘守法却不懂权变，把这看作过错。’”颜师古说：“意思是齐人拘守法度行事，却不能采用权变来免除她的死亡。”我考察原文称赞桓公“正而不谲”，大概只是总的说他行事正直而不诡诈，比晋文公贤明。邹阳的说法非常乖谬，然而苏轼反而引用它作为证据，又把晋文公接纳辰嬴说成是晋文公的诡诈，错误就更加严重了。管仲没有为子纠的患难而死。孔子说：“就他的仁而言，是这样的。”程子说：“桓公是兄长，子纠是弟弟，管仲偏私于所侍奉的人，辅助他争夺国位，这不是义。桓公杀子纠虽然过分，但子纠的死确实是应当的。管仲起初和他共同谋划，后来同他一起死也可以；知道辅助他争夺国位是不义，便保全自己以图谋日后的功业，也可以。因此圣人不责备他没有死，而称许他的功业；《春秋》记载这件事，也只说‘公伐齐纳纠’，没有写子纠不应当继位。齐国的小白进入齐国，记作‘入于齐’，是因为他本来就应当拥有齐国。假如桓公是弟弟、子纠是兄长，而管仲所辅助的是正当的一方，桓公夺取他的国家并杀死他，那么管仲和桓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若只计较管仲后来的功业而赞许他侍奉桓公，圣人的言论岂不是极大地损害义理，开启后世反复无常、不忠不义的祸乱吗？”道学诸公大多主张这种说法，然而司马迁、杜预都认为子纠是兄长，诸家传记说桓公杀兄的很多，只有汉代薄昭说桓公杀弟以反国，韦昭注释说：“子纠是兄长，说成弟弟，是为了避讳。”如今宋儒便认定子纠是弟弟，难道另有依据吗？如果只是以薄昭为依据，那么这种说法本来就没有定论。《左传》的经文大概写作“纳子纠”，而《公羊传》《谷梁传》的经文不写“子”字。三家所传各有得失，如今只是因为符合自己的意思，便独自认为《公羊传》《谷梁传》正确，这种说法也没有定论。所谓“齐国的小白进入齐国”，只是因为他本来就是齐人，文势自然如此，恐怕没有别的意思；那么这种解释又没有定论。拿没有定论的说法，却断然自称得到了圣人的旨意，怎么能使后世一定相信呢？那么应当怎么办？回答说：不必讨论。假如子纠果真是弟弟，那么三尺童子都知道他不应当争夺国位，管仲、召忽本来就不必为此而死，子路一类的人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孔子家语》大概也记载了这件事。孔子说：“管仲没有为子纠而死，是因为权衡了轻重。子纠没有成为国君，管仲也没有成为他的正式臣子。”《孔子家语》多有夸张，未必真出自圣人，但其中的道理可以用来说明这里的情况。子纠、桓公都是襄公的庶出弟弟，并非嫡长子，各自因为害怕祸患而出奔。当时，谁能建立国位，人们就跟随谁，也只是听从国人的选择罢了。桓公凭借高国的召请，从莒地先回来，国人奉立他为君，起初没有异议；这样，齐国既然已经属于桓公，子纠即使年长，也势不能争夺，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国君。管仲没有必死的义务，却有匡正天下、拯救百姓的功劳；他所欠缺的很小，而成就的很大。孔子权衡其中的轻重来评论他，所以不认为管仲是不仁，也不认为召忽死得不当，邢氏的疏义大略得到了这个意思。“如其仁”中的“如”，是接近的意思；也就是说，管仲的行为也可以算作仁。注疏和晦庵把“如其仁”解释成“是谁”，在辞意上都不顺。南轩说：孔子称许管仲的地方，都是仁的功劳。问管仲是否仁，却只称说仁的功劳，那么其中的浅深便可以知道了。只是因为子路怀疑管仲不仁，子贡怀疑管仲不是仁人，所以孔子列举他的功劳来告诉他们。假如二人问的是“管仲仁吗”，孔子的回答就会不同。圣人抑扬褒贬的意思，这个说法很好。苏轼说：如果认为管仲是仁人，那么召忽就是不仁吗？回答是：根据自己的力量行事，衡量自己的德行而处置；管仲没有死，是仁；召忽为之而死，也是仁。伍尚回去为父亲赴死，是孝；伍员逃走，也同样是孝。事情有大小之别罢了。这个说法很好。子路、子贡认为召忽是仁人，管仲不是仁人；孔子只辨明管仲的事情而不谈召忽，那么召忽是仁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孔子所说平民男女的守信，只是另有所指，指那些没有名望而白白死去的人，并不是说召忽。召忽难道是自缢于沟渎之中的那一类人吗？程子又说：王珪、魏征应当为李建成而死，却不应当侍奉唐太宗，这尤其不对。当时高祖本来仍在位，李建成还没有成为国君，而唐太宗的继立确实出于高祖的命令；那么二人因祸难而死固然很好，不死而侍奉唐太宗也可以。胡氏解释孔子请求讨伐陈恒一事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弑杀国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讨伐。孔子这次举动，先行讨伐而后报告，也可以。”唉，这是何等的事情！而且孔子有什么权柄，能够擅自发动讨伐呢？这种说法的荒谬可笑，也太严重了。《滹南王先生文集》第六卷 ●《滹南王先生文集》第七卷 滹南王若虚　字从之 《论语辨惑》第五 ○《论语辨惑》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