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译扬雄认为伍子胥鞭打楚平王尸体、把尸体放在馆舍里是错误的。苏轼说：“父亲没有罪而被杀，儿子为父报仇，这是礼。活着就砍下仇人的头，死了就鞭打尸体，把最大的痛苦发泄出来，不必有所选择。所以古代的君子都怜悯并宽恕他。扬雄难道不是人家的儿子吗？”苏辙议论却不是这样，说：“士人不幸到了这种地步，就没有什么功名可说了。至于鞭打旧君来逞快，违逆上天而伤害义理，最后又因为竭尽忠诚而丧失自身，难道不是天意吗？”慵夫说：“苏辙的议论是对的。君主和父亲的尊贵是一样的，而君主又统摄臣民的父亲；只知道有父亲而不知道有君主，又凭什么立身于天下？伍子胥虽然没有做官，但身处楚国，而他的父亲是楚国官员，那么伍子胥也是楚国的臣子。臣下没有仇恨君主的道义。楚平王滥施刑罚固然有罪，但伍子胥这样报复他，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替伍子胥考虑，不过是不再享用楚国的俸禄罢了。君主并不十分英明，在诛杀之间不能没有滥杀；如果做臣子、儿子的人都可以推刀杀人来报仇，那么国家哪里还会有法律，叛逆作乱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像伍子胥这样的人，勇猛却没有礼法，敢于行动而不顾后果。后来他向吴王僚说要讨伐楚国，吴王没有立即听从，他便趁机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让公子光派专诸刺杀吴王，大概就是想借此发泄自己的怨毒；凡是能够使自己得志的事情，他没有不做的。” 伍子胥既然杀害了自己的君主，又杀害了别人的君主，他真是小人啊！扬雄讥讽他，并不算过分；苏轼却认为他不是人子，那么苏氏难道独独不是人臣吗？张南轩曾和人议论伍子胥立庙的事情，说：“在吴国可以，在楚国不可以。”伍子胥如果有灵，一定不会在楚地享受祭祀，大概是说他忠于吴国而不忠于楚国。我认为伍子胥对于阖闾是忠臣，对于吴王僚却是贼臣；即使在吴国享受祭祀，恐怕也未必心安。韩愈论述范蠡召来文种的事情，大略说：替别人谋划却不忠诚，有匡正君主的才智，却没有侍奉君主的道义。假如因为文种有长脖子的相貌，认为难以和他共享快乐，那么吴国灭亡、范蠡回到越国的那一天，乘小船游览五湖的难道只有范蠡吗？他写信劝文种离开越国，就像拔出勾践的宝剑一样。勾践有什么过错呢？这篇文章文辞不算很好，一定是范蠡年轻时所作，所以被列在外集，后世也没有人称道。只有宋代孙汉公认为它的意旨可以流传千古，你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范蠡虽然功业已成，但勾践对他的恩宠正盛，所期待他的事情还没有完。范蠡也可以先勉强留下，慢慢以礼请求离去，这样或许能两全始终相守的道义；可是他决意不回头，像是抛弃仇敌一样。越王用诛杀和赏赐来打动他，他却说：‘君主执行命令，臣下实行义。’最终暗中逃走。按照人情推想，越王既然已经不能忍受他了，他又写信给同道之人，列举越王的缺点，表明自己的见解，难道不担心祸及文种吗？文种也不明智，竟然借口有病不上朝。越王从未辜负这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却辜负了越王，越王怎么能不发怒杀掉他们呢？根据史传考察，勾践没有不合道义的事情，只有文种被诛杀，而那实在是他自己招来的；那么所谓长脖子的相貌，大概也没有验证。唉！范蠡是春秋时代的豪杰之才，有谋略而有余，却缺少仁义。如今这样刻薄地对待自己的君主，那么他过去之所以勉力从事，不过是假借君主来作为取得功名的资本罢了，哪里是真心诚意呢？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仍把他推许为美谈；与那些贪恋荣耀、嗜好利益，直到死也不悔改的人相比，他固然算贤明了。但按照君子忠诚爱护君主的道理来衡量，他大概还不能令人满意。萧何修治未央宫，评论这件事的人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不对，有人认为理所当然，还有人怀疑其中有深意，为什么如此纷纷不一呢？萧何凭刀笔小吏的身份监督土木工程，不可能没有过失。萧何向皇帝作的答辩，大概只是姑且为自己解脱罢了，这本来不值得过分责备。然而又怎么可以随意举荐他呢？大体上汉初的君臣大多没有学术，昧于义理，在采取行动时也多有疏漏失误。后世却常常以圣贤的事业来要求他们，难怪会有许多曲折的说法。程晏评论曹参，把他比作让牛在污泥中饮水，却不立即把它带到清澈的深潭；吕祖谦评论陆贾、叔孙通，把他们比作在荒城中避雨，却不去寻找高大的房屋。他们都遗憾这些人没有用三代的盛德来辅佐汉朝。唉！三代的事情，难道是汉高祖所能企望的吗？这几个人的才干，难道又足以成为王者的辅佐吗？他们自己估量身份，发挥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对了。世俗儒者却常常对他们期望过高，这是读书人不通达的议论。古人的议论，有的说法上有毛病，而实际意思并不是那样。张释之和汉文帝争论犯跸之事，说：“当时如果皇上命令杀掉他，那就完了。”近世儒者常常讥讽这句话，认为它开启了君主随意杀人的端绪，这样看似乎有道理。然而这只是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从各守职责的角度来说，哪里来得及考虑到这一点呢？王肃劝谏魏明帝，也曾引用这句话说：“廷尉是天子的官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被迷惑而错乱吗？”他重视保全自己，却轻视君主，是极不忠诚的。他对张释之的贬斥尤其深。大概魏明帝性情严厉急躁，当时督促修建宫室、考核期限的人，常常亲自召来询问，话还在口中，身体和头颅就已经分开了。因此王肃的话虽然接近过分，正是为了极力告诫皇帝不要专擅杀人。否则，张释之的罪过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张释之和汉文帝争论犯跸的罪名，说：“当时如果皇上命令杀掉他，那就完了。”议论者纷纷认为这开启了君主杀人的端绪。隋朝源师对高祖说：“陛下当初如果就命令杀他，当然可以不必经过文书程序。”唐代马怀素对武后说：“陛下掌握生杀大权，想加罪于人，自然可以直接处决。”皇帝的心意都承袭了张释之的意思。这种说法的弊病，难道不是更加严重了吗？” 尹赏病重将死时，告诫他的儿子说：“做官吏如果因为残酷暴虐而获罪，被免职也胜过软弱无能、不能胜任。”仇士良退职时，对前来送行的人说：“不要让君主读书、接近贤臣；如果那样做，权力就常常会在我手中。”唉！凶恶的人做坏事，唯恐时间不够。尹赏的残酷、仇士良的奸邪，安心处在这种状态而毫不怀疑，也已经到了极点。竟然还要在临死时把这种话遗留给自己的儿子，离世后又传给自己的党徒。不仁的人，哪里值得同他谈论呢？汉元帝想乘坐楼船，薛广德劝谏说：“我应当亲自割颈自杀，用鲜血污染车轮。”皇帝很不高兴。等听到张猛的话后，皇帝才高兴地说：“劝导人不应当这样吗？”陈莹中说：“事情有缓急，言语有轻重。乘楼船并不是极大的错误，劝谏而皇帝不听，为什么立即就要自杀呢？假使皇帝果真不听从，薛广德死了又有什么名义呢？”刘子翚说：“薛广德确实过分了，但如果不是先说出这话来激发皇上的心意，张猛的话未必会被听从。”有犯颜直谏而不隐讳的特点，薛广德正是凭这一点。我认为，推究皇帝所以听从劝谏的原因，刘子翚的议论是对的；但薛广德的过错难道不也应当警戒吗？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语，只是不应苟且而已。

译汉代许武因为两个弟弟晏、普还没有显达，想让他们成名，于是兄弟共同分割家产。许武自己取了肥沃的田地、宽大的住宅和强壮的奴婢，两个弟弟所得的都差而且少。乡里人都称赞两个弟弟能够谦让，却鄙视许武贪婪。晏、普因此都得到选举任用。许武于是召集亲戚哭着说：“我作为兄长不贤，窃取了声誉和地位。两个弟弟年长却还没有得到荣禄，因此我想通过分割财产来替他们求取名声，自己承受了很大的讥议。现在清理家产，财产比原来增加了三倍，我要全部推给两个弟弟，一点也不留下。”于是远近的人都称赞他。君子说：“许武想成全弟弟的名声，本来应当曲折委婉地教导他们。即使他们不能成名，自己心中又有什么惭愧，却要做这种诡诈的事情？我不知道许武的本意果真如他所说，还是其实出于贪鄙，开始不能克制自己，最终又不能安心？假使等到这种时候，他的产业已经破散，或者自己先死了，那又拿什么向世人解释呢？这就是所谓巧诈不如笨拙而诚实。” 姜肱和两个弟弟友爱深厚，常常一起起居。等到各自娶妻后，兄弟相恋，不能分开居住；因为考虑到子嗣必须建立，于是轮流到各自妻子的房中去。三兄弟之间的友爱确实深厚，但也实在太不懂礼法了！读来令人发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汉代党锢诸公，既没有申屠蟠那样高明的见识，又自己招来祸患。可以逃脱时，应当像夏馥那样；不能逃脱时，应当像范滂那样。至于张俭，望见人家门户便投宿，使别人因为他而宗族亲属全部灭亡，自己却侥幸免死。即使最后长寿而终，又有什么脸面面对世人呢？史官还称赞他的贤能，见识也太浅陋了。刘翊家产丰厚而乐于施舍，汉献帝西迁时，任命他为陈留太守。他散尽所掌管的珍玩，只剩下车马，自己装载着向东回去。路上见到士大夫病死在道路旁，刘翊便用马换来棺材为他们收殓。又遇到熟人饥困，不忍丢下他们离开，于是杀掉自己驾车的牛来救济他们的困乏。众人阻止他，刘翊说：“看见人将要死去却不救，不是有志之士。”最终和这些人一起饿死。东汉的士人虚矫激烈、喜好求名，竟然如此不衡量事情的轻重，实在可悲。有人向王通问荀彧、荀攸的情况，王通说：“他们都是贤人，活着时用来挽救时局，死后用来彰明道义，荀氏有两个仁人。”贾琼说：“汉武帝真残暴，从来不听劝谏。”王通说：“汉武帝难道是生来就知道一切的吗？他虽然不采纳劝谏，却从来没有不高兴地容纳劝谏。”唉！汉武帝昏乱迷惑，不行正道，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到了晚年和穷途末路，也只不过稍微有些悔悟罢了，王通却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荀彧之流结党依附曹操，以帮助他夺取天下，都是汉室的罪人，王通却把他们看作仁人；这种荒谬的议论，不必再加以辨析了。董昭替曹操谋划接受九锡的事情，荀彧认为君子应当用德行爱护别人，不应当这样做。曹操很不高兴，荀彧于是服药自杀。苏辙说：“文若当初在东郡跟随曹公，辅佐他施展谋略，摧灭群雄，本来已经把帝王之业许给他了，哪里会到了晚年反而怀疑而不赞成呢？当时中原大致平定，朝廷内外的希望都归于曹公；即使没有九锡，天下不归曹氏又将归于谁？如果强行夺取，不如慢慢等待，最终一定能够得到，还可以免除争夺的劳累，这才是文若的本心。”吕祖谦说：“荀彧阻止董昭的建议，其真实心情只是对这个计策不满意，并不是自己提出的罢了；他回答董昭的话，大概是假托忠顺之辞。”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说得通，或许其中必有一种接近事实；总之不能说荀彧忠于汉室。可是有人曲意为荀彧修饰文辞，妄加褒誉。司马光说荀彧的功劳在管仲之前，苏轼则说他的道义像伯夷，读来实在令人惊讶可笑。管仲联合诸侯来扶助王室，什么时候帮助过贼臣篡夺国家？伯夷不和恶人说话，不站在恶人的朝廷，难道肯做曹氏的心腹吗？荀彧服药，不过是迫不得已。曹操暗中多有谋算，又多猜忌，荀彧的智力还在他之上；一旦两人产生裂隙，哪里有免祸的道理？” 后来曹操送给荀彧食物，荀彧打开一看，原来只是空器皿，其用意就可以知道了。荀彧如果不自杀，最终也会被害，可能还有比这更惨的结局；这就是陈寿所说的因忧惧而死。荀彧哪里算得上为节义而死呢？唉！臣下到了荀彧、冯道这样的地步，他们是邪是正、是逆是顺，已经不必辨析了；可是议论者的蒙蔽有时竟然如此，天下的事情哪里容易看清呢？诸葛诞被司马昭诛杀，他部下有几百人因为不投降而被杀，都说：“为诸葛公而死，没有什么遗憾。”《魏志》记载到这里就停止了，而注文引用干宝《晋记》说：“几百人拱手排列在那里，每杀一个人，就再降下一个人，始终不改变志向，直到全部杀尽。”当时人把他们比作田横的门客，这就近乎过分了。当时既然已经知道他们不可能屈服，就可以一概杀掉，何必逐一询问？而且这几百人即使确实感恩，也不应当人人都能这样。可是《通鉴》却采用了这个说法，难道是割舍不下、不忍删去，即使司马光也未免如此吗？刘子翚不相信田横的门客都同死，认为那是过分美化的话；我对此事也这样认为。管宁、华歆一起锄菜园，发现地上有金子，管宁挥动锄头，把它和瓦石看作没有区别；华歆却拿起来又扔掉。世人都推重管宁而贬低华歆。我认为从心术来看，确实如世人的议论；但说到不近人情、不合事理，两人相差也没有多少。毕竟金玉和瓦石，难道会没有区别吗？这是庄子、列子一类的人自以为通达，以及喜好求名的人听到这种说法便欣然接受罢了。至于君子的正当议论，则不是这样：贵贱轻重从来不与常人不同，只是在取舍之间存有道义而已。陈寿评论孙皓，认为他肆意残暴，虐待百姓，应该腰斩、斩首，以此向百姓谢罪。既然蒙受了不死的诏令，又加给他归命侯的恩宠，难道不是过分优厚的恩典、极其宽大的恩泽吗？他的意思似乎是稍微讥刺晋武帝；孙盛也说，孙皓的罪行使他成为逃亡的贼寇，残虐超过辛、癸，砍下他的头挂在白旗上，也不足以向冤魂谢罪，却优待他授予显贵的命爵，还加以宠赐，这并不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的道义。这两人的话是对的。然而商汤、周武王出兵，本来是为了拯救天下，所以诛杀暴君、慰问百姓；议论者也说：“这是为普通男女百姓报仇。”后世讨伐别人，通常都只想夺取国家，得到国家就停止了，哪里有真心替百姓着想的人？大概不只是晋武帝如此。当初，羊祜陈述讨伐吴国的计策说：“孙皓残暴已经到了极点，现在可以不战而取胜。如果孙皓不幸死去，吴人另立一位贤明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以南也未必能够窥伺。”唉！假如吴人另立贤明君主，百姓能够在一方安居乐业，放过吴国使其存在，作为外部威慑，难道不是好事吗？如今却庆幸它无道而容易攻取，只怕错过机会，这种心思哪里曾经放在百姓身上呢？晋武帝还不值得责备。像羊公这样的人，世人所说的仁人君子，谋划也不过如此，那么这次行动还可以用商汤、周武王的事情来要求它吗？”

译苏轼诗中说：“景山沉迷于阮籍，傲视毕卓，偷窃刘伶的癫狂，贪恋狂放、嗜好怪异，没有什么可取。世俗喜欢奇异，便称赞他们贤能。”这虽然是诗人一时的话，实际上却是公论。然而《志林》又说：“阮籍本来有志于世，因为遭逢魏晋多故，于是把自己寄托在酒中，为什么呢？”晋人的放荡，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俗，而好事者每每替他们作解释。苏辙所说“借通达来满足淫欲”，确实说中了他们的毛病。古代君子避开乱世、保全自身，本来有自己的道理；即使不幸不能避免，那也是命运，何必污秽昏醉，成为名教的罪人呢？大概阮籍曾告诫他的儿子说：“仲容已经加入了我这一类人，你不能再这样做。”可见他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对，只是不能自我克制罢了。《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滹南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滹南王若虚，字从之 《臣事实辨》中 ○《臣事实辨》中 阮籍在广武发出感叹，称沛公为小子。李白讥讽他这是狂妄之言，认为不够公正；苏轼则认为他是在指斥魏晋时期的闲散之人。我认为阮籍傲慢荒诞、口出大言，对先王竟毫无顾忌，又怎么会把沛公放在眼里呢？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苏轼不必替他辩护，李白也不必责备他。晋史记载祖约喜好钱财，从他的为人鄙陋猥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阮孚感叹蜡制木屐，虽然似乎稍好一些，但为什么看见这种事情看得那么晚呢？不过是些小事，却还不能忘怀。不知道这两个人之所以得到天下很大的声名，究竟是凭什么呢？有人问殷浩：“将要赴任做官时梦见棺材，将要得到钱时梦见粪便，这是什么缘故？”殷浩说：“官职本来就是腐臭之物，所以将要得到官职时梦见尸体；钱本来就是粪土，所以将要得到钱时梦见污秽。”当时人认为这是名言。殷浩问刘惔：“自然本来无心于禀受，为什么善人少而恶人多？”刘惔说：“比如把水泼到地上，任其纵横流淌，完全没有方正形状，圆形只是一时形成。”殷浩极力赞叹，认为这是通达的名言。有人能够百次投掷都掷出卢，王衍说：“这没有什么奇特，不过是后面的投掷和前面的投掷一样罢了。”庾子嵩说：“王君的话暗中合乎道理，都是这一类。”唉！这三种议论实在没有意义，却得到世人如此看重。晋代士人以空洞的谈论相互抬高，自我标榜来欺夸世人的，不可胜数，这三个人尤其如此。只是能够保存并流传下来的言论竟是这样，那么我也就可以想见其他情形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三句话有什么难懂的？有人却因此替它们辩护。一生能穿坏几双鞋，妇人都知道的事情，竟然用来判定□祖与阮氏的胜负，风气到了这种地步，天下百姓怎么能不被误导呢？晋代王述起初因为家贫，请求担任宛陵县令，所接受的馈赠有一千多件。王导对他的答复是：“财物足够自己使用就应当停止。”当时人不理解这句话。后来王述多次任职州郡，清廉洁白无比，住宅和旧有物品都没有比过去改变，才开始受到当时人的赞叹。我常读到这里便发笑。所谓廉洁之士，是即使贫穷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所以才可贵。如今因为不足而贪求，等到满足之后才停止，还能称为廉洁吗？史官却把它记载下来作为美谈，也已经很鄙陋了。王献之曾经和哥哥徽之、操之一同拜访谢安。两个哥哥大多谈论世俗事务，王献之只问候寒暖罢了。有人问谢安兄弟几人的优劣，谢安说：“年少的好。”吉祥的人说话本来少，因为王献之话少，所以知道他最好。我认为这只是当时随口说的话，并不是确切的评论。吉祥之人的言辞固然少，但话少的人未必都是吉祥之人，怎么能仓促地凭这一点判定他们的优劣呢？晋人的议论浅近而不切合实际，大多都是这一类。谢安问王子敬：“你的书法和逸少相比怎么样？”王子敬回答：“本来就应当不同。”谢安说：“外面的议论不是这样，于是又说：‘外人哪里懂得？’”有人称赞李含光的书法超过他的父亲，李含光听说后，终身不再写字。王子敬不合礼，李含光也太过分了。晋元帝命王导登上御床和自己同坐，王导推辞说：“如果太阳下降与万物处在同一位置，百姓凭什么仰望它的照耀？”为什么不只说礼法不可亵渎、上下的分别不可扰乱，却偏偏勉强借用这个比喻呢？难道人主的尊贵，只是为了让人抬头观看吗？”晋代士人的空谈，大多就是这样。晋军讨伐吴国，孙皓派丞相张悌、副军师诸葛靓等迎战，在版桥大败。诸葛靓邀请张悌逃走，张悌不答应。诸葛靓亲自回去拉他，说：“生死都有定数，不是凭你一个人的力量能够支撑的，为什么偏要自己寻死？”他再三拉扯，张悌仍然不动，诸葛靓才放手离去，张悌最终战死。等到孙皓投降，诸葛靓逃亡不出。晋武帝找到他，想任命他为侍中，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回到乡里，终身不面向朝廷而坐。唉！诸葛靓身为军师，临难时却苟且偷生，又劝主君和军队一起送死，这是极不忠诚。等到君主投降、国家灭亡，天命已经有所归属，他才开始仇视晋朝，不面向朝廷而坐，这又算什么呢？苻坚的将领杨安攻打晋国，梓潼郡太守周虓因为母亲和妻子被贼军俘获，于是向杨安投降。唉！周虓既然因为不忍舍弃亲人而受到污辱，那么终身不做官以终其天年，也就可以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名节呢？可是他每次见到苻坚，总是叉开双腿坐着傲慢侮辱他，有时甚至辱骂。后来又多次发动叛乱而不悔改，这算什么呢？即使他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又凭什么洗刷以前的罪过，回去见晋国人呢？他对晋国不忠，对秦国又无礼，进退两边都失败，真是个妄人罢了。温峤奉刘琨的命令出行，他的母亲阻止他，他却割断衣襟而去。邓攸躲避石勒的祸难时，他的儿子跟随在身边，他便把儿子系在树上离去。千年以后，仍然令人遗憾。这两人的罪过，怎么能够尽数责罚呢？史官认为邓攸没有后代，是上天大概有知，所作的评论很令人痛快；又称赞温峤辞别亲人、践行道义，说伍子胥也不能超过他，这就浅陋了。考察当时劝晋元帝即位的行动，并不一定非要有温峤；他却忍心违背母亲的慈命，使母亲终身抱恨，连丧葬都废弃，这只是把功名看得急迫罢了，哪里能和伍子胥相比？张南轩说：“即使太真有收复神州、匡正天下的功勋，也不过如浮云经过太空，不能弥补违背天性的伤痛。如果顺从母亲的心意，即使后来湮没无闻，所保全的东西也是重大的，内心不会惭愧，怎么能拿这个去交换那个呢？”这话说得极好！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吕氏《博议》把温峤欺骗王敦以求脱身看作他的牵累，晋代的这番议论过于严正，不近人情。朱黼说：“以保全自身的防备，寄托爱国的实情；表面违背常理而实际合乎大道，总之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我认为，即使只是为自己打算，也不妨碍道义。凭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没有名义地死在叛贼手中，又能有什么益处呢？在叛贼面前，难道是施行信用和道义的地方吗？” 傅亮、谢晦、徐羡之都是晋室的臣子，却暗中依附刘裕，帮助他完成篡夺改朝换代，罪行本来就不可诛赦。等到他们接受刘裕的托付，还不到一年，就杀死营阳王，残害刘义真，几乎没有一点忌惮之意。已经派人迎接文帝以后，他们又分别占据要地，为以后作打算，这是乱臣贼子中最为突出的。文帝诛杀他们，大概是千古以来令人痛快的事情。可是苏辙作论，认为元凶刘劭的变乱是上天的报复，文帝和傅亮等人同样有过错，哪里有这样的道理？至于他援引《春秋》的义理来解释里克的错误，也都不近人情；他对冯道的取舍，和这种做法几乎没有区别。唉！苏氏沉溺于佛、老学说，常常以听闻大道自我夸耀，却时时持有损害名教的说法，对于我们儒门不能说没有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