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十八

译孔子考察四科，以及中人上、中、下等次以后，所以孟轲谈到乐正子，也有属于中等第二等、下等第四等的说法。大概人的品格才能各不相同，评论人物的标准也不止一种：有一乡的人才，有一国的人才，有天下的人才，有一代的人才。人的分量和界限所在，不能强行要求他人达到，个人也不能越级取得相应的名位。金朝自大定以来，文治已经融洽，教育也很完备，旧日的名士和乡里的贤俊，大多由科举选拔出来。凭借父兄的学术渊源和师友之间的讲习，义理日益明白，利禄日益轻视，五代、辽末衰败浅陋的风俗为之一变。直到贞祐南渡，名卿才大夫遍布台阁，如胥莘公和之的通达明敏，张左相信甫的朴实正直，张太保敬甫、两位赵礼部周臣和庭玉、冯亳州叔献、王延州从之、李都司之纯的儒学，王尚书充的、李都运有之的吏治才能，两位杨户部正夫和叔玉、李坊州执刚的行政才干，张大理晋卿的公平宽恕，商右司平叔的宽宏气量，许司谏道真、陈留副正叔的直言极谏，康司农伯禄、雷御史希颜的刚正疾恶，几代连续得到人才，在这里达到极盛。至于才力器量充实，道德志念醇正，治理方法简明而有裁断，言论详尽周密，再用天人之学使之精粹，用师表天下的事业使之丰富，那么我朝内相、文献杨公就是这样的人。明白事理的人认为，中国这样广大，天下长久太平，河岳显耀灵秀，确实会孕育杰出人物；如果不是像公这样宏大广博的器度，哪里足以承担这种时代呢？人才虽有差等不同，得到这样的称誉确实恰当；纵论前后人物，比较名流胜士，唯独公面对千古人物也无愧，因此位居一代之首而卓绝超出。既然如此，那么自元光、正大以来，大夫、士人推公为中朝第一；而不把他放在百年人物中衡量，是不是因为知道公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呢？公名云翼，字之美。杨氏祖先是赞皇县檀山人，六代祖杨忠客居乐平，于是在那里入籍。曾祖处士君杨青喜爱读书，却不参加科举，曾教诲子孙说：“圣人的道没有别的，只是真诚罢了。什么叫真诚？就是不欺骗自己。真诚这种东西，存于自身便是忠诚，施加于他人便是宽恕。这一道理出自人的本心，谁会独独没有呢？然而如今山野小人有能够实行的，世上的才智士大夫反而有愧于它。我百事都不如别人，唯独在这件事上不敢不努力。” “你们如果能听从我的话，才是真正的我的子孙。”祖父郁因公显贵，追赠正议大夫。祖母宋氏，追封宏农郡太君。父亲恒，累次追赠至中奉大夫。母亲李氏，封宏农郡太夫人。公天资聪颖，从刚学说话时就常在地上画字，几乎像是能记得前世所学。八岁便懂得作对句，每天诵读数千字。二十岁时考中明昌五年经义第一甲第一名进士，词赋也考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任期考满，留任再考。承安四年，出任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审决案件宽平，大为总管贤宗室长寿所知赏。泰和元年，召任太学博士。遭逢母丧。服丧期满，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泰和六年，南方边境用兵，公以原官随左丞揆统军，驻扎汴梁。第二年，授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佥事。起初，宰相奏请任命此职，章宗早已认识公，当即批准说：“得到合适的人了。”召见公，向他询问当世政务，回答符合皇帝心意。等到辞别皇帝时，皇帝告诫说：“你到了任所，如有建议和见解，应当直接上奏，不要受办事官员的阻挠。”又过了一年，改任上京、临潢等路按察司佥事，兼本路转运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学士承旨张行简推荐公才学优异丰富、精通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不久兼任礼部郎中。崇庆元年，因病获准读书归乡。贞祐二年，有司按惯例上报官员名册，宣宗阅览时记住了公的姓名，起用他，授原职，兼吏部郎中。三年，破格升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充任赏赐宋国岁元国信副使。四年，西北地区从鄜、延一带向内侵入，潼关失守，朝廷商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抵御敌军。公上奏说阿里不孙的言论超过实际能力，必然误了大事，皇帝没有听从。交战后果然失败，最终如公所预料。六年，升任翰林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礼部和司天台的兼职依旧。皇帝下诏说：“按照官制，升入三品便例应另行任用。因为你遇到事情敢于直言，议论忠诚而精到，所以特意留任，以便我咨询访问。你应当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当时右丞相高琪掌权，亲近信任小人，经常改变旧有章法。榷货提举王三锡奏请专卖油，高琪极力支持。诏令召集百官议论这件事。代理户部尚书完颜天宠等一百多人异口同声表示赞成。公独自带领赵秉文、时戬等三五人反驳他们的意见，说：“如果果真实行这件事，就是把天下通行的货物作为专卖货物，把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作为禁物，把自古以来不能实行的法令当成良法。我私下认为，圣朝不会采取这种做法。”议案于是搁置。高琪恼怒公持不同意见，最终借事责罚公，公却不把这放在心上。兴定二年，升任礼部尚书，兼知集贤院事。三年，修筑京城子城，役使数万军民。夏秋交替之时，病倒的人相互枕藉，公负责医药和饮食，亲自调理照护，救活帮助了许多人。城池建成后，晋升一阶官职。四年，改任吏部尚书，并有后续诏令说：“你的声望资历已经很久了。如今把选官部门交给你，应当振作整肃纲纪，彻底革除以往的弊病。朕对你的待遇，还不止于此。”公主持政务，裁断规划都有办法。凡是军兴以来纳粮补官的人，以及因战功升迁授职的人，事情平定之后，有司苛刻地设置格式要求，稍有不合便一概罢免；公上奏请求从宽收录。十天一月之间政务便治理妥当。不动声色，奸吏却因此缩手。朝廷的声誉归于公。九月，皇帝在内殿召见户部尚书高夔和翰林学士赵秉文，都赐座，询问他们关于议和的策略。

译有人把这解释为凭武力奋战，上因此低头不乐了很久。公慢慢用孟子所说“大事小事”的道理来开解他，并且说：“今天还能有什么打算呢？只要让百姓得到休息，就是国家的福分。今天还能有什么打算呢？”上才转怒为喜。十一月，改任御史中丞。宗室承立以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的身份任职。有人在京城逃避职事而违法，大臣把这件事上奏，诏令公审讯他。案件审结后，公在朝廷上奏说：“承立所犯的都是小事，不足以牵累大臣。然而臣听说，先前西北两个敌国合兵来侵犯，平凉以西数州都陷落了。承立手握重兵，却坐视观望，不肯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一座孤城抵挡敌军，并且还能击败敌军的先锋。合达的功劳如此，承立的罪过那样。希望陛下明辨他们的功过，分别加以赏罚，这样天下人才知道什么应当劝勉、什么应当惩戒。至于其余的小过失，又何必追究责罚呢？”承立因此被免官，而完颜合达于是总掌军国机要。五年，公因病请求解除职务，又任礼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六年四月，改任翰林学士。元光二年，再次申述以前的请求，宣宗不得已答应了他。哀宗即位后，谋求任用旧臣，首先命公代理太常卿。正大元年，又任翰林学士。同年某月，诏令召集百官商议节省费用的办法。公认为节省费用是小事，只要一名户部官员或司农官员就足以办理，似乎没有必要拿来讨论。枢密院专掌军政，轻视尚书省。尚书省是发布政令的地方，无论政事大小，都应当总揽纲领，交给外部官署施行。如今军务，宰相有时竟不能预先知悉，想要使军民的利弊不相互蒙蔽，能做到吗？所以公单独以此回答诏问。二月，又任礼部尚书、兼侍读。第二年，朝廷在内廷设立益政院，选取老成有德望的人充任院官。在天下选拔人才，得到六人，公列为第一。名义上是经筵官，实际上是内廷宰相。每次召见，唯独公获赐座，而且只称“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当初命他讲解《尚书》，公说：“帝王的学问，不必像经生、举子那样分章析句，只要懂得治理国家的大纲，就够了。”于是举出任用贤能、斥退奸邪，与治世同道、与乱世同事，以及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有言论顺合你的意志等几条，全都从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上来讲，铺陈阐释得详尽明白，皇上听得忘了疲倦。不久又进献《万年龟镜录》《圣孝》《圣学》等共二十篇。公看到朝廷大臣在廷议时，很多人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出，上下彼此模棱两可，渐渐成了风气。一天经筵结束后，他趁机说：“臣下侍奉君主的道理有两种：有所谓侍奉君主的礼，有所谓侍奉君主的义。礼，是不敢与君主的车马并行；踢到君主马的饲草要受惩罚；进入君主的宫门就要快步走；看见君主的几案和手杖就要起身；君主下令召见，不等驾车备好就要出行；接受君命，不能留宿在家。这些都是侍奉君主的礼，是臣下应当尽到的。然而，国家的利害、百姓的安乐疾苦，全都系于陈述意见之间，那么前面所说的礼，不过是空有形式罢了。君主说可以，臣下却要提出不可以，以补成君主所说的可行；君主说不可以，臣下却要提出可以，以改变君主所说的不可行。直率危险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只期望有益于国家、补救百姓而已。意见不被采纳，即使要牵拉衣襟、折断栏槛、砍断马缰、阻住车轮，也有毫不顾惜的人。在这种时候，如果姑且遵循侍奉君主的虚礼，却不知道侍奉君主的大义，只知阿谀迎合、取悦容身，国家还依靠什么呢！”皇上变了脸色说：“不是你，朕就听不到这些话了。”公从兴定、元光年间便患风痹，到这时稍稍好转。皇上亲自询问治疗的方法，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只是调治内心罢了。内心和平，邪气就不能侵害。” 岂只是治身如此？至于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君主一定要先端正自己的内心，然后才能端正朝廷、端正百官，使远近的百姓都没有不归于正道的。”皇上惊醒，知道他是在借医病进谏。十一月，夏人与金议和的谈判达成，夏国派徽猷阁学士李弁来，商议互市以及救济危急等几件事；双方往返多次，仍不能决定。李弁请求与大臣当面讨论，朝廷派公前往，事情才议定。四年，公主持礼部贡举，因为考试劳心而得病。第二年八月七日，公在私第的正寝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累官至资善大夫，勋授上护军，爵为宏农郡侯，谥号“文献”。娶某郡吕氏，封为宏农郡夫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朴，在公之前去世；次子名恕，在正大四年考中经义进士。一个女儿，嫁给某族。起初，公娶胥氏，她是左丞通敏公的孙女、平章政事惠简公的女儿，因为侍奉婆母曾有失礼之处，当天便将她休弃，并不因为她是宰相家的女儿而为难自己。公对待两个弟弟仲翼、叔翼极其友爱，把家产全部推让给他们，即使他们背负百倍的债务，也不怨恨。公曾对人说：“兄弟之间，如果只把他们当兄弟对待，那么或许会有不能忍受的事情；只应当把他们当作父母来对待罢了。”有人对此感到疑惑，公解释说：“父母，我已经不能见到了；能够见到兄弟，除了把他们看作父母，又是什么呢？一旦产生这种念头，即使世世代代共同居住，也是可以的。”有一个姐姐嫁给李氏。她守寡以后，带着孤儿幼子回来投奔，公把她安置在自己的任所。按照法律，疏远的亲属和外亲，如果在任所留居满一百日，就要调往别郡以避嫌疑。公把这件事上奏朝廷，唯独获准不必迁徙。他抚养教导两个外甥，最终使他们成为名士。长子庭简考中上等科第。公天性高雅庄重，对自己的约束尤其严格；但他待人宽厚而又有原则，一旦结交确定关系，无论生死祸福都不会稍有改变。公曾任天官、春官、翰林学士、奉常。文章与闲闲公齐名，世人称为“杨赵”。重要的文章和典册，大多出自他手。公主持贡举三十年，门生遍布天下；但在奖掖后进时，从不以儒学宗师自居。他教导诱掖后辈，大多按照君子长者的做法，补足他们未尽之处，勉励他们能够达到的境界；苦口的劝诫和严厉的告诫，有时寓于亲切周密的言谈之中。平日只听说他的风采时，觉得仿佛龙门高峻明朗、耸出天外；等到一旦被他接纳，又遗憾自己来拜访得太晚。平居无事时，身边只有图书史籍，淡泊寂静而无所经营；

译等到任职办事，有时在皇上面前论列政事，慨然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尽的，确实有不可动摇的操守。古人所说“君子有三变”，在公身上可以看见。贞祐以后，主持军务的人不能在外抵御强敌，便向宋国索取补偿，所以连年向南方进攻。有人阻止出兵，便被说成是在替宋国谋利，或者被怀疑与宋国有密谋；进士直到宰相，对于其他事情没有不发言的，唯独谈到南伐，连一句话也不敢涉及。公任太学博士时，泰和初年就上书说：“宋国不可攻伐。国家的忧虑，不在于尚未取得淮南以前，而在于取得淮南以后。淮南平定后，长江以北全都将成为战场；再向前在舟船水战中争夺利益，我国的强弓良马就有无法施展的地方了。倘若宋人扼守长江设置屯营，又秘密在淮河布置军队，截断粮道，或者决水淹灌淮南地区，那么我军怎样善后呢？”后来完颜全倡议南伐，宣宗用这件事来询问朝臣，公说：“朝臣多说阿谀的话。天下有治有乱，如今只说太平而不说动乱；国势有强有弱，如今只说强盛而不说衰弱；兵家有胜有负，如今只说胜利而不说失败。这就是议论之所以偏颇的原因。臣请把两方面都说一说，或许可以看清利害的全貌。将要对宋国用兵，难道不是贪图它的土地吗？只怕西北发生警报，而南方又牵制我们，那就会三面受敌了。所以想让我国军队乘着时势先行动，谋求使宋人今年冬天不能来，或者不敢来。这是战胜的好处。即使事情如所预料，获利也还不能确定。长江以南的土地还很遥远，而且有巴蜀作为辅助；即便没有淮南，难道不能集结数万军队，等西北发生警报时来牵制我们吗？即使交战取胜，情况尚且如此；如果不能取胜，那祸害岂能说得尽？况且我国以骑兵对付步兵，按道理应当万无一失；臣还认为恐怕会有不能取胜的情况，是因为今天的形势与泰和年间不同。泰和年间在冬天出征，如今在夏天出征，这是天时不同；冬季水道干涸、平地多，夏季水势旺盛、泥泞多，这是地利不同；泰和年间举全国之力，甚至把▯军也驱使去充当前锋，如今能做到吗？这是人事不同。议论的人只是看见泰和年间取胜容易，却不知道今天作战困难。再从夏人来看，从前在西边的弓箭手，一遇到强敌，就徒步搏战，袒露身体射箭，已经来不及丧胆败逃；如今却攻陷了我们的城池，俘虏了我们的守臣；打败了我们的军队，擒获了我们的主将。从前夏人那样畏惧我们，如今却这样轻侮我们。夏人既然已经不是从前的夏人，为什么要唯独把宋人看得仍和从前一样呢？希望陛下既考虑战胜的利益，也考虑战败的祸害！不要喜欢甜言蜜语，不要留下后悔，就可以了。”奏章上报后，没有得到答复。这年秋天，公主持贡举，并且以“高帝以天下为度”为题命题来讽谏皇上。当时完颜全率领的一军不久便在淮河一带战败，几乎遭遇一辆车轮也不能返回的灾祸。宣宗责备诸将说：“这叫我以后用什么脸面去见杨云翼呢？”河朔百姓何泾等十一人，被游骑逼迫，渡过黄河逃到南岸，有司判定他们应当处死。公上章为他们求情，说：“法律重罚私自渡河的人，是为了防止奸诈伪谋。如今平民被敌人逼迫，逃入河中，只是为了躲避死亡，难道还有别的意图吗？如果使我们的百姓不死于敌人，却死于法律，那么以后他们只有跟从敌人了。”宣宗醒悟，把他们全部释放。哀宗因为河南下冰雹，诏令公审理冤狱，却没有涉及陕西。公说：“天、地、人，贯通起来本是一体。如今人的一肢患病，四肢都会因此不安，怎么能只医治患病的地方，而把其余地方置之不问呢？” 朝廷认为他说得对，诏令吏部郎中杨居仁审理陕西的冤狱。公重视人的生命、谨慎对待战争和刑罚，大多如此。他著有《文集》若干卷，校订《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公任提点司天台二十年，虽然在这一行当中已经很有经验，但积日累月也不能解决的事情，公往往一句话就能说中要害，众人没有异议。有人把《太乙新历》进献上来，尚书省发檄文让公参与校订。他摘出其中不合之处二十多条，历法家都称赞他。德陵在庚寅日启土，司天官陈舜举说，国音属商，金在庚日为绝，应当选用酉日金旺之日，才吉利。诏令公裁决。公说：“皇上流年是辛卯，乙酉虽是金旺之日，终究与流年相冲；避讳的是名而不是姓，姓氏是众人共有的，名字是个人独有的。况且五行之说，即使在汉人那里也还被认为是不合经典，前代如吕才、一行，都是精通术数的人，尚且辨明其不可采用。本朝各部的姓氏，怎么能确定它们在五音中属于什么呢？”最终听从了公的意见。还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赋》一篇、《句股机要》《象数杂说》《积年杂说》，都收藏在秘府。孤儿王恕捧着公的灵柩，将要安葬在某原祖先的墓地。他流泪叩拜，对门下士元好问说：“先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开始体现于侍奉父母，中间体现于侍奉君主，最终体现于兼善天下，这些都有翰林修撰王彪所写的《事状》在。墓上应当有碑，冒昧请您据此写碑文。”好问推辞说不敢担当，王恕以大义责备他说：“先公一生把您当作国士相待，难道竟不能为他编次遗留下来的功业，使之显于后世吗？”好问料想无法始终推辞，拜了两拜说：“谨遵教诲。”于是撰写碑文，并为它系上铭辞。铭辞说：上天赋予的深厚资质，百事都可以施展；承继曾门的传统，仪态庄严而善于思考。受到菁莪般的教养培育，又得到资助；大器已然完备，不会被磨损玷污。像山甫、吉甫那样的贤臣，他差不多可以比肩；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又到哪里取得这样的人才？贞祐年间南迁，朝廷倾危，众人都倚靠支撑；愤怒地发动战争，横尸纷纷。成年男子服役困苦，输纳财物耗尽脂膏；唯独公上前陈述苦衷。对同胞一视同仁，像父母慈爱子女；不应因越地富、秦地贫而怀有狭小的私见。两淮百姓由我负责，怎能忍心让矛锋在婴儿身上挥舞？昆仑的神泉浸润术草灵芝，危急的国家可以救活，百姓也不会受伤害。像公这样的人，难道没有匡救复兴国家的才干吗？只是上天废弃商朝已久，实在是命运造成的。年幼的孩子尚且可以教育，甚至能成为帝王的老师；可惜公没有遇上汉高祖那样的时代。东方的太阳如今已落到崦嵫山，回头眺望高大的树木，只能感慨叹息。岘山、汉水之间的堕泪碑如今正在这里，零落的身后名声何必一定要靠西州的诗篇来传扬呢？嘉议大夫、陕西东路转运使刚敏王公神道碑铭

译己酉年冬十月，已故户部尚书王公的儿子元庆流着眼泪对我说：“先父撇下孤儿让我们自求养活，已经三十年了。只是辗转迁徙于南北之间，一直没有归葬合祔的希望，直到今天才终于能够办理丧葬之事。墓上应当有碑，碑按惯例应当有铭文。如今把撰写碑文的事托付给您，使我这个不肖的孤儿能够免于碑文不称其人的罪责，那么即使闭目也没有遗憾了！冒昧拜百拜请求您！”我认为，先大夫对我金国有功，乡里的后辈都承受过他的恩惠。如今史册散失，已经没有办法传信于后世；名卿巨公建立功业、办理政事的事迹，如果不随世代磨灭，就要依赖金石来保存。若真能撰写文章、排列事实，来帮助完成这件事，即使我的文辞暗昧浅陋，难道敢不尽力吗！谨依据御史张天纲所撰的行事状来编次论述。公名扩，字充之，族属王氏，世代是定州永平人。曾祖父某、祖父某，做官任县功曹。国家初建时，登记新近归附的百姓，发给他们凭证，让他们恢复旧业；归附之后，有的人先服从后反叛，便另行登记、分别次第，拘禁杀戮即将波及。永平功曹径自烧毁那些名册来消除痕迹，所救活的人不下数千。县令赞叹说：“阴德已经积在你身上了！”于是改业读书，五个儿子都教他们求学做官，其中三个儿子相继考中上等科第，官位也都显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功曹获赠儒林郎。母亲有两位，都是高氏，封为太原县太君。邦用是公的父亲，官至同知安国军节度使事。母亲刘氏、杨氏，都因公显贵而加赠太原郡太夫人。公幼年便喜爱学习，刚满二十岁参加乡试，就已经有声望，同辈没有不推重佩服他的。明昌五年考中甲科，脱去布衣任邓州录事。朝廷重新制定律令，留用公而没有派遣他。再次调任怀安县令，廉察荐举为徐州观察判官，召回补任尚书省令史。任期考核期满，授同知德州防御使事。山东发生旱灾，命他迅速赴任，于是专门负责赈济东平各郡。公所到之处都推究次第，贫困断粮的人确实得到实惠，豪强奸猾之徒不能钻营作奸。棣州饥荒尤其严重，公便破例增加禀给。平章政事寿国张公在济南任宣抚使，因为德州、博州盗贼很多，发檄文命公统率各郡军队讨伐捕捉，群盗全被平定。泰和五年，吴曦把剑外五州纳入归附。公因选拔出任顺化军节度副使，还未到任，州地便又归宋。陕西安抚司上奏任命公为经历官。不久改任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升任监察御史。这年夏天大旱，诏令各御史分头审理冤狱。以往审判定罪的人专门以从轻减罪为事，即使是杀人犯，也往往宽免释放。公对同僚说：“活人的冤屈固然应当审理；地下死人的冤屈，难道要置之不问吗？”于是竭力革除以前的弊端，当时舆论都称赞他的公平。他出使回来后，上言创设三司不便，大意说：“设置三司，民间私下议论说这是要以刻剥百姓为事。臣愚昧地认为，刻剥固然不是本意，但浮动不实的议论也很可怕。大定年间，一个官署被寄予厚望而充任户部，天下的仓廪府库都充实，百姓没有忧愁叹息的声音。这在于任用得人，不在于改换官署名称。如今三司所掌管的，就是从前户部所办的事，属官又都是户部旧员，属吏也都是户曹旧吏。难道有人在户部任职时愚笨，到了三司就变聪明了吗？只应恢复户部旧制，不要惊扰百姓的听闻就可以了。”西北路三司签事张炜，因为筹划处置而使县官钱财陷没，诏令公审讯他。公查验出张炜遗失、滥用的钱币、草料和粮米，按惯例计算，都是以百万计，而且全是权贵要人的借贷之数。张炜先拿金币等物，贿赂宦官李新喜。到这时，公把这些事一并审问。张炜害怕不能免罪，凭借同舍旧交，私下有所请求。公挥斥他说：“旧交的情义固然重要，难道应当由我亲自毁坏朝廷纲纪吗？”于是列举上奏张炜内结宦官、外联权贵，奸赃狼藉，罪在不赦。诏令就地委任公办理征收和审理事务。其他被他纠弹的事情，共有十多道奏章，大体都是阐明纲纪、端正风俗的事。皇帝下优诏褒奖晓谕，特意升他两阶。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军节度使事。贞祐初年，改任签河东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遭受兵灾，依靠公才得以保全。宣抚司上报他的功劳，升任大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转运使事。第二年七月，召任行宫尚书、户部侍郎。不久升任河南路都转运使。南渡以来，各项政务刚刚开始创建，全都依靠公办理；没有几个月，大小纲纪就焕然一新，朝廷的赞誉都归于他。河北苗道润请求封爵，宰相高琪坚持不同意，打算用其他借口拒绝他。宣宗亲自问公应当怎么办，公上奏说：“帝王应以天下为尺度，怎么可以违逆并猜疑对方呢？我们即使想不答应，他倚仗威势，命令又不能约束他，那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不如顺势封给他。这就是汉高祖任用韩信的办法。”宣宗回头对高琪说：“王扩的意见合乎我的心意，你赶快执行！”太府监欧里白因为御膳用羊瘦弱，被召来责问。欧里白跪着奏说：“御用的羊瘦弱，是转运使不加留意造成的。” 皇上又问公：“你是先朝旧臣，号称知晓礼法，这一点朕早就知道。太府监这样说，果真有这回事吗？”公上前说：“大驾刚到，人心尚未安定，应当节省费用来显示俭朴的德行。近来却因为一只羊肥不肥、瘦不瘦而争论不休，甚至闹到朝廷上争辩；天下知道此事的人会认为有关官署失职，不知道此事的人却会以为陛下每天只急于满足自己的奉养。这对于圣德，难道不会稍有损伤吗？”皇上高兴地说：“你说得对。以后不必再谈这种小事了。”公一天因事进入尚书省，恰逢高琪亲自查看御用羊，又核算鹑、鸽以及水和饲料。公问他缘故，高琪说：“圣上忧劳过度，全靠膳食来补养精力，怎么敢不准备肥美的食物？”公反驳他说：“膳夫所做的事，何至于让宰相亲自来查看？”高琪默然不能回答，心中十分怨恨他。此后，每逢政事相互议定或否决，公的意见总是不能被高琪采纳。冬十月，潼关失守，高琪积累的不满爆发，上奏任命公为刑部尚书，兼管关陕军储。军队走到郑州便返回，高琪又上奏让公重新出发。公正召集官吏、骑兵和士卒，省符催促出发，急如星火。过了一个月又召他回来，随即交给刑部治罪，以接受命令后没有立即出发为罪名。

译有关官署迎合高琪的意思，准备按军法以“后至”判处绞刑，把奏章上报。宣宗说：“十日军队就返回了，十三日才派王扩出发，怎么能这样定罪？重新审议！”过了一个月，高琪又坚持原来的奏议，皇上知道公没有罪，却又不愿重重违逆宰相的意思，只剥夺了公一阶官阶。不久，诏令特意起用公，遥领陇州防御使、行六部侍郎、规运奏巩军储，另下诏书给予十分优厚的慰抚。此时是兴定元年九月。公到军中后，又上奏说：“古代把内政寓于军令之中，周代的井田、汉代的屯田、唐代的租庸调，都是这种办法。如今现有屯田的军士，不下数十万人，而家属又是军士人数的数倍。他们都零落失序，没有任何经营生计的办法，只能张口等着喂养。每年的收入有限，而每天的供给无穷，长久不改变办法，只会使农民更加困苦，军户也不得安定。臣愚昧地认为，不如按照军户的成年男子数和人口数，酌量授给田地，使失业的人都能有固定的土地。既然有了固定产业，谁不为自我养活作打算？大力裁汰冗余军队，全部归去耕种收获。授田的第一年，供给一半口粮；第二年各家都有收成，就可以一概减免停止。大略按一百万人口计算，每年可节省米三百零六万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六万斛〕 既能使粮食积聚丰足，又免除转运输送的劳苦。遇到战士出征，或者秋季防守的战役，酌量增加升斗粮食，使他们有足够糊口。这样，农民只缴纳正常赋税，军队的粮饷自然充足。这项事业一旦确定，中兴的根本也就建立了。”过了一个月，临时代理陕西西路转运使。二年五月，调任陕西东路转运使，仍按原职行六部尚书。公自认为时运不佳，六十三岁时便请求退休。不久升嘉议大夫，退休。此前他患有背部毒疮，到这时病势加重，于闰三月十五日死于私第正寝。过了三天，暂时安葬在长安南面的慈恩寺。太常考定他的德行，谥号“刚敏”。前后两次娶济阳丁氏，都先于公去世，追赠太原郡夫人；再娶赵氏，封号与所追赠的相同。有三个儿子：元庆是长子，任归德、行六部郎中；次子未取名便去世；次子元亨，学习准备参加进士科，是赵氏所生。有五个女儿：长女嫁盐使司管句何其；次女嫁监韩城酒贾仲源；三女嫁同知镇戎军州事蒲鲜石鲁刺；四女嫁同知钧州军州事兼荥泽令张泰享；五女年幼，尚未出嫁。公学业丰富，曾四次参加廷试，每次考进士，都曾任考官。遇到事情很有才干和办事能力，即使是细小事务，也没有不认真处理的。他在京兆漕司任职时，前任乔公子实、赵公子文，都号称称职。公的才华显著，自然表现出来，举止行动都有法度，属吏奔走办事，没有人敢落后。评论者说：“子实宽厚舒缓，是想做到不忍心欺骗别人；子文周密，是想做到使人不能欺骗自己；但二人未必真能如此。唯独王公让人不敢欺骗，是有事实根据的。”在太原时，公说当时的弊病有四项：一，将领不懂军事；二，士兵平时没有训练；三，事情不能预先筹划；四，用人违背其所长。又陈述河东的利害，提出裁汰冗兵、禁止游荡懒惰、节省浮费、爱惜民力等二十件事，其中大多是守御的策略。有见识的人说，公的谋划深厚，能够洞察事情的关键，即使军中的老臣宿将，在判断敌情、制胜作战方面，也不能像他这样细致周密。这些办法在各处都可以施行，并不只是适用于河东。公为人仪表严正，气度宏大宽厚而自然，有辅佐宰相的希望。直到今天，说到有名的卿相和才干卓异的大夫，人们一定会提到公一二次。我既然编次论述了公的一生，试着冒昧评论说：生来具有才干并不难，难的是得到任用；得到任用并不难，难的是充分发挥才干。大定、明昌年间，文治兴盛，教养人才已经很久，人物因此成批出现。公正是在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天赋的美好本来就远远超过常人；再加上内有父兄的教诲，外有师友的熏陶，所以能够卓然成就到这种程度。至于任御史、任外台属官，在危急存亡之际掌管财赋，他的才能广大，事情一到手便迎刃而解。宣宗一向了解公，暂时任他在户部任职，便升为三品官，显然是有意重用他。公也慨然把天下大计作为自己的责任，希望以所学不负国家。假使让他垂下衣带、端正笏板，坐在朝廷之上施展抱负，在谋划施行之间，一定会有远超常人的作为。只是正直之道不能被容纳，最终被强臣摧折，这种蔽塞贤才的祸害，实在应由孙、刘一类的人承担，不只是公个人的不幸。元庆、元亨在某年某月，奉公的灵柩合葬于某原祖先的墓地。铭辞说：刚强足以建立功业，敏捷足以赴事成功，谁有这样的名声？是文武兼备的王公。文武之才从何而来？来自天地间雄奇的灵气。才华显扬于王庭，没有一种职事不能胜任。登上使者的车，乘御史的骢马，所到之处进行弹劾，奸人盗贼便无处藏身。公哪里只是经生，实在是儒雅从容。出任外台而获赐还朝，入朝核计租庸调，把它用来供给京师、供应河潼。我作为办事官，唯独推重贤能的公，一奋力贡献浅薄的自身。在皇上面前论列政事，所谈的是兵农大计：驱逐游荡末业者，授给田地；裁汰冗余食粮者，选拔精锐。这就叫元气强盛、四肢充实。周成王东迁以后，正道已经穷尽；▯天关以九虎，宫禁之中失去了颇牧那样的将才。过去在北门，公亲身成为金城；即使有人带着梯车来攻，也不能抬头夸耀功劳。谁说朝廷倾危还能够重新支撑，却不在于栋梁高隆？六卿之中主管土地的地官，地位声望最为崇高。只是百般试用的利器，偏偏只有公没有得到施展，所以说公生不逢时。忠臣不与人苟合，善于迎合的人并不忠诚；即使失去名誉，我难道要同他们一样吗？衣冠堂堂，品德如圭璋般端正温润。像山一样挺立，宣扬美德；即使泰山、嵩山倾颓，也不能压倒我，凛然有汉代名卿的风范。通奉大夫、礼部尚书赵公神道碑

译贞祐甲戌年，皇帝车驾迁往南都；自武元建立国家，到这时已经一百年了。自中原遭受战乱以来，朝廷的大政虽然以战守为急务，但大小纲纪和典章制度都还具备，武备和文事不能偏废。至于礼乐、祠祭、历法天象、宴饮飨礼、学校、选举，凡是隶属于春官所掌的事务，大都照旧例奉行。所以大宗伯这一职位，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当时有太子太保张公敬甫，以及他的弟弟尚书右丞信甫、内翰闲闲赵公周臣、内相杨公之美，先后担任这一职位。四位贤人之后，公继任其职。二十年之间，典章文物灿然可观，都依赖这几位公卿。私下认为，培养士人所产生的效果，就像种树，又像建造房屋。培植深厚，荫庇的利益就广；建造勤勉，维持的功效就牢固。周家使百姓更新，汉氏广泛访求儒雅之士，经过几代以后，人人都有士子的品行，家家都以世代传承的名望为食；即使王室逐渐衰落，高大的树木仍然存在。侨、札郁然成为当时的栋梁，陈、许坐镇雅俗之间，名声和德行彼此相望，与全盛时代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的。由此可知，列国大夫流传下来的风气和善政，本来早已发源于《菁莪》所说的乐育人才之日；三国人物之所以高出近古，也仍然是兴廉举孝余波所及的结果。古语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又从哪里取得这样的人才呢？”我谨以此来评论公。公名思文，字庭玉，姓赵。世代是永平人。曾祖父名通，潜藏的德行没有显扬。母亲李氏。祖父名杰，追赠正议大夫、天水郡伯。母亲张氏，封天水郡君。父亲蕃，凭明法决科入仕，官至乾州奉天县令，任奉直大夫；因公显贵，越级追赠通奉大夫、天水郡侯。母亲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起初公名璜，弟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里梦见道士书写现在的名字，并且说：“二南有不按次序而来的喜事。”醒来后，他解释说：“所谓二南，是指我两个儿子吗？”于是命令改名。公天资聪颖，未满二十岁便有作赋的声名。不久，与去非一同考中明昌五年进士。乡里以此为荣，称为“双飞赵家”。脱去布衣任德顺州军事判官。不久遭逢父亲丧事。服丧期满，调任凤翔府录事判官、权知虢略县事。县城靠近边境，每年储存数万斛粮食，农民转运输送，苦于停滞不前。公处置得法，不到一两个月便办完了。再次调任虢州司候，转任莱州观察判官。泰和八年，召回补任尚书省令史。留任两次考核期满，升任安化军节度副使、兼密州观察副使。当时中原遭受战乱，河朔各州郡相继陷落。危急疑惧之际，新任节度使到任，军士纷纷传言敌人派遣奸细前来，报告给公，想要杀掉那个人。公呵斥他们说：“即使确实如你们所怀疑，杀了他也没有益处；倘若是朝廷命令派来的，日后你们拿什么为自己辩解呢？”众人醒悟，都惊惶退去。不久敌兵攻到城下，公率领数千壮士迎战，力竭后城池陷落。公认为白白战死没有益处，于是换了衣服，改名换姓，带着两个儿子贽、克刚向北逃走。当时燕都被围，只有顺州还在坚守，公冒险进入顺州。顺州守王晦向朝廷推荐他，诏令授任礼部员外郎、兼大理司直，并且连升两阶。朝廷从这时才知道公的才干。第二年，都城失守，公隐藏在狭窄的巷子里，以教授儿童读书为业。第二年冬天，道路稍微通畅，公徒步回到乡里。西山经略使苗道润、永平主将李琛都接受了恢复国土的使命，但实际上彼此互相图谋。李琛一天对公说：“您是朝臣，能替我把表章送上去，辨明是非曲直吗？”公遭逢丧乱，心中牵挂宗国，只恨没有道路可以上达朝廷，听到李琛的话，欣然答应了。三年二月，公抵达汴梁。丞相高琪当权，向来不喜欢文士，按照惯例拟授公宝昌军节度副使。宣宗不高兴，说：“思文再度归附国家，忠孝值得嘉尚，怎么能只按惯例授官来表示劝勉呢？”特意授任太府监丞。兴定二年三月，升任同知西安军节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枢密院，任命公知登闻鼓院、充经历官。通安北堡失陷，经略使石虎按罪应当处死。公以事情发生在赦免以前为由，请求不应失信，皇太子说：“已经派人杀掉他了。”后来又对此后悔，因此更加厚待公。四年三月，任右司谏、兼治书侍御史。公在枢密府任职很久，熟知时弊，于是上奏陈述四件事。大意是：应当积聚丰足的物资，裁汰冗余军队，减少军士家属中不必要的费用。枢密副使、驸马都尉阿海因公谈论军务而恼怒，公不顾忌他。不久，公被诬陷交给司法官吏审理。天子知道他受了冤屈，下诏不予追问。五年正月，出任虢州军州事、虢州刺史。虢州是屯兵戍守的地方，刺史统领军马，按惯例不授文资官。皇上知道公有才干，特意任命他。等到赴任时，父老到郊外迎接，欢呼声震动大地。公作了一首诗，其中有“昔日参军今刺史，当时健卒亦衰翁”两句，州人把它刻在州宅的石碑上。正逢旱年，公步行到山神祠祈祷，果然按期降雨，这一年因而获得大丰收。陕右战事正紧，虢州靠近关隘，忽然有人散布关隘失守的谣言，居民不知究竟，狼狈逃散。公制止他们说：“关隘到陕西，如果敌人越过它，必定会先有消息，怎么能突然就到了这里？”于是把造谣者戴上刑具押到市场。后来果然如公所说，百姓因此安定。六年五月，召任吏部郎中。因被推荐，兼任翰林修撰。陕西旱灾严重，诏令公审理冤狱，传布宣示皇上的旨意，平反了许多案件；及时降下的透雨也因此润泽大地。当初河朔动乱时，军粮供应不足，官府招募百姓输送粮食援助军队，并答应补授监当官。彰德百姓中有一人姓孙，曾经输送白米三千斛，因为道路阻塞，没有来得及参加选授。南巡以后，他拿着文书到吏部法司申诉，按惯例以时间久远、无从查考为由，回复说停止办理。唯独公说：“国家用兵之时，因为调度不足，已经答应输纳粮食的人可以进身授官，依靠的就是权宜之计。如今却吝惜一个官职，不肯授给他，这是欺骗百姓。以后如果再有出售爵位的命令，谁还会相信呢？”

译孙氏最终依照公的意见得到补授，朝廷舆论称赞公。元光改元，升任同知南京路都转运使事。十二月，宣宗去世，任公为卤簿仪仗使。正大元年，调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任同知开封府事。甲戌年以来，黄河渡口禁令严密，于是有了彼疆此界的限制。郡人王义家贫，无法养活自己，曾经到林州耕种。林州陷落已经很久了。王义写信给家人，邻舍偷偷看见，便以王义一家图谋反叛告发。王义一家被拘捕。知府麻斤出甚至根据化内化外之议来判刑，认为罪当处死。公坚持认为不可以，于是上奏说：“大河南北都是我们的境土，百姓都是我们的百姓。皇帝南渡，只是暂作巡幸之计。朝廷每天图谋兴复，本来没有划分疆界、限制南北的意思。这个人如果因不幸而被灭族，就是让南方避乱的百姓全都失去回归故乡的希望了。臣私下认为不可如此。”皇上看了奏章，大为高兴，立即命令赦免王义一家，并且把这件事作为定例。有个醉汉高声说：“回到十八，谋反；回到京师，富民。”麻斤出素来苛刻，胥吏迎合他的意思，暗示要把醉汉交付审讯。公说：“醉汉说话，什么话说不出来呢？这一定是富裕人家厌恶他乞讨借贷，先把他赶走了，他便借着酒意发泄愤怒罢了。”第二天审问他，果然如此。只因说了不应说的话，杖责醉汉。时人因此称赞公明察宽恕。五年八月，改任汝州防御使。司候赵玉贪得无厌，百姓深受其苦，公把他拘入狱中，郡人控告他的罪状，每天有十多起。按惯例这是枉法罪，应当处死；但因其官身，仍减罪为平民。全境百姓都称快。有个狂妄的李姓人，不知从哪里来，距离州城西南十多里，擅自建祠，在祠前挖大池，题作“济渎清源王行庙”，用来迷惑群众、牟取利益。愚民争相焚烧香纸、供奉土木材料，挑担的人堵塞道路，城中因此闭市。公察觉其中奸诈，发檄文命梁县令张节前往查问。李氏认罪，祠庙尚未完工便被拆毁。七年正月，升任金安军节度使，还未赴任，改任集庆军节度使、兼亳州管内观察使。亳州是大郡，又是重兵驻扎的地方，军士凌辱欺压居民，前任政令不能制止，公用安静稳重的办法镇服他们。军中私下相互说：“节度使，是当今皇上控制枢密院时的首领官。我们不可轻易冒犯。”直到公奉召离任，没有一个人敢肆意横行。公一共三次治理郡州，在所到之处都用宽厚来教化百姓。审理诉讼，不在琐细处苛求；遇到实在不能容忍的事情，有时也彻底追究，但最终并不因查明实情而感到高兴。因此，属吏敬畏而又爱戴他，百姓爱戴而又敬畏他，和蔼可亲，具有古代贤良官吏的风范。任期考核结束后，官署庭院清静闲暇，每天邀请宾客，谈论文章、饮酒，彼此娱乐。间或创作诗歌、乐府，传到京师，群公都为之唱和。文采风流，照耀一时，以至于有“神仙官府”的称誉。前代的江西道院，大概也不足以与之相比。八年三月，入朝拜为礼部尚书。十月，慈圣皇太后升遐，公又充任园陵使，当时许多仪礼，都由他刊定。天兴改元，京师戒严，兼摄户部尚书。夏四月，在望隆德殿朝见起居。秋八月，皇帝和百官行舍菜礼，都由公主持。不幸患病，于这一年九月四日，享年六十八岁，死于某里的宅第。过了三天，暂时殡葬在某处。官至通奉大夫，勋位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户，实封一百户。先娶贾氏，是尚书左丞亭甫的侄女；再娶王氏，是行六部尚书充之的妹妹；又娶李氏，是中京推官华国的妹妹：三人都追封为天水郡侯夫人。又娶孙氏，是太子太师振之的女儿，封号同前三位夫人。儿子三人，都是贾氏所生：贽，任尚书省令史；克刚，任奉职；克基，任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女儿一人，是孙氏所生，嫁给监察御史刘公云卿的儿子郁；郁很早就以文章闻名。孙子四人：贽的儿子继祖，克刚的儿子遹祖、显祖，克基的儿子绍祖，都还没有做官。孙女三人：克刚的一个女儿，嫁给户部曹公景萧的孙子怀谅；其余两个年幼，还在家中。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出于天性；并把这种德行推及旧日的朋友，无不使他们心悦诚服。他历任内外官职将近三十年，多次以考核最优闻名，却从未有笞罚赎罪之类的污点。宰相拟定授官名单，列到公的名字时，宣宗总要说：“赵思文，是个君子。”他受到皇帝知遇，就是如此。多次主持贡举，录取的多是名士，即使被黜落的人也没有怨言。他写文章不事雕琢修饰，诗歌格律精深而气质温厚，读者都说他应当得到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流传于当时。公去世十二年后，遗孤贽和夫人孙氏扶柩北归，于二月丙申，附葬在永平县某乡里祖茔旁边，合乎礼制。诸位遗孤把王内翰百一所撰的《志铭》给我看，并且请我撰写《神道碑铭》。我好问刚入官学时，就听说公的高尚品德。参加南宫考试献赋，曾被杨浚错误地赏识；在桓府任参军，又承蒙褚裒重视询问。我姑且叙述东国旧日的人伦关系，以寄托西州华屋之感。遗憾的是，了解公的人还不够全面，推崇公的人也还没有达到极致，我有什么可惭愧而不作文呢？铭文说：高门之家有仁德，舞雩之地有春风。以儒雅修饰政务，哪里只是可以谈论智谋权术呢？坚贞的松树最后才凋零，优良的美玉不会被焚毁。凭忠信而得到君主知遇，确实是坚贞贤良的臣子！君子谦逊有礼，贤者温和敦厚，始终保全美名，这是世人所共同见闻的。后代若得到贤良的史官，尚且可以从金石遗文中考察到他的事迹。卷第十九。碑铭、表、志、碣。内翰王公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