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第三十五

译并州自唐代以来，图经所记载的佛塔、寺庙，比其他郡尤其多。宣和、政和末年，因兵乱毁坏的共有十分之七。不到一百年，原先的瓦砾场上金碧辉煌的建筑又相望不绝，起初仿佛从未毁坏过一样。佛教徒的力量由此可以看见了！威德院在晋阳白马川的清宁社，治平二年赐名。国朝皇统初年，乡里的老人殷元命令梵严寺僧善信及其弟子真果主持此院。寺院废弃很久了，除柱础外再没有其他遗物。真果稍稍修葺堂屋以便居住。大定年间，真果的弟子明玘继承寺院事务，颇以寺基狭窄为忧。巡视寺后有一片平坦山崖，那里可以削平整治，于是向韩顺家请求土地并得到它。共动用工役五千多人。寺院得以扩建，实在是韩厚首先倡议，而僧人们又为此勤劳所成。明玘起初刻印《华严经》已有几年，到这时才完成，因而大规模举行水陆法会，施舍新刻《华严经》一千部，并且烧掉两根手指作为供养，以表达诚意。他的坚苦努力感动了众人。韩厚和他的属下又共同建起东堂、西堂，绘制佛像，全部完备。寺外正对汾水修建木石桥，以便利往来。这样以后，寺院的事业才算完成。明玘把这些情况告诉我，并且强请我写记。明玘如今老了，我曾见他持戒严谨、深入义理，护持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如同守护头目，实在有些地方是别人不能赶上的，我私下常常感叹。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其间刚刚废弃便又兴盛、稍稍衰微便更加炽盛，难道没有原因吗？天下有多少寺院，每座寺院又有多少僧人；从一乡观察一乡，未必人人都能超然出众、成为人天之师。只是他们对于生死问题坚持一个原则，力量再强也不能夺取；大小事情都专守一个志向，牢固得不可破坏。因此没有幽深之处不能穷究，没有高处不能登临，没有坚固之物不能攻破。虽然时常会有龃龉，归根到底却无不如急流冲破堤防，一旦放开便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佛道在道路上是不同的法术，佛教在教法上是不同的习惯；凌空搭梯、接引虚无，进入神妙、出入天界，与我们的姬姓、孔氏之学并列为三家。穿儒服戴儒冠的士人子孙，尚且有人奔走追随佛教，何况诱导役使庸俗之人来建造区区塔庙，难道不是在咳嗽皱眉、呻吟叹息之间便能得到吗？唉！假使我们圣人门下，有像善信、真果、法因、明玘这样的人，天天如此，世世如此，即使不能推明大道，使它像日月一样卓然明亮，至于一亩之大的宫室，又怎么会很快变成荒废种菜之地而令人叹息呢？我因此有所感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竹林禅院记 竹林寺在永宁的白马原。最初是一所佛堂，居民在那里供奉香火。后来寺院废弃，乡里的豪族麻昌和他的族弟岊稍加修葺，请龙门僧广居住其中。广是解梁人，自称白云杲的弟子。他住下后便安心于此，并把兴建寺院作为自己的责任。兴定年间，向县官申请，获赐现在的寺名。于是建造大殿、佛堂、山门、斋厨和库厩，共用三年，寺院的建设才完备。南原处在大河的北面，土地平衍肥沃，分流交错贯通，嘉树高大成荫，谷物和黍稷丰美，号称河南的韦、杜之地，而寺院正处在它的上游。向东望去是女几山，地势高尊广大，俨然有岳镇的旧日气象；山势紧靠着高高耸立，无法搭梯攀登。仙人的群峰依次排列在前，好像前进来侍奉、退后在聆听、恭敬而仰慕、畏惧而服从；重重山冈和复叠的山岭，山脉相连向下归附。到了白马山，千仞高峰突兀而起，明朗地伸出天外，俨然像一个不可侵犯的敌国。金门、乌啄诸山奔走而来会合，小山层层叠叠，像祖龙的石头，随着马鞭一路向东；云烟幽深迷蒙，浓淡相间，时隐时现，早晨映入窗中，晚上掩映门扉，万般景象纷纷进入眼帘，广一眼望去便尽览洛西的胜景。我曾经对此感叹不已！佛法传入中国，到梁代以后才盛大，到唐代以后才牢固。寺院没有固定的区域，僧人没有限定的数量，四方万里之间，根基盘结交错；天下最优美的土地几乎都被选作寺院，寺院占去民居的一半，而佛教的流传尤其没有停止。我走遍天下已经很久了，自从太平时期以来，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和大州，无论民居还是官寺，起初都没有宏伟华丽、壮观绝伦的景象；至于公宫侯府，那些世俗所谓令人动心骇目的建筑，拿它们同传记所记载的相比，竟连前代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南渡以来，尤其把营造建筑当作要务，各部门的治所，有时还借住在编户小民之间。佛教徒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佛的功德海广大无边，如果不把整个大地都建成塔庙，就不足以报答相称；因此，令人惊骇的奇诞幻象、令人感动的坚苦行为、令人恐惧的冥冥报应、令人企求的来世福报，只要心意有所趋向，众人便群起而奔赴。富人出钱财，工匠出技巧，壮丁出力气，转眼顾盼之间，便把荒草地变成金碧辉煌的建筑，撞钟击鼓，列坐进食。百姓聚居之处所见的，大多就是这样。他们说：‘如果按力量来说，佛教最大，其次才是大国。’唉，这话难道可以理解吗！正大庚辰年，我闲居无事，广通过进士康国仲宁请我写记。仲宁对我说：‘广专心于自己的事业而且心地通达，又喜欢同我们这些人交游；他的进境，确实足以与我们相提并论。’ 因此我写下这篇文章记述此事，并且写出我的感想。四月十五日，前内乡县令元某记。少林药局记

译少林英禅师对我说：“从前青州辨公，刚在仰山开堂时，每天从山下十五里背米来供给大众。后来他遇到懂医术的新公，便度他为僧，让他主持药局。同时仍不许药局把本金放贷来谋取盈余，恐怕因逐利之心妨碍道业。新公去世后，由他的儿子能公继任。二十年间，斋厨的供给依靠药局，病人也因此得到安顿。所以一百年来，各禅寺设药局，都是从青州开始的。兴定末年，东林隆住持少林，有施主捐白金作为百年斋粮，从寇彦温以下共有一百家。为了作长久的打算，于是又采用青州的旧例，选取世间必用、治疗疾病功效广泛的一百多种药方配制药物，让病人自行选择。僧德、僧浃二人，内心清静深厚而处事周密，又不贪财，众人请他们主持药局。所以少林设立药局，是从东林隆开始的。药局事务完备，到如今已经三年了。希望您为此写一篇文章。”我认为，医道是一件困难的事。从岐伯、黄帝、卢医、扁鹊的著作以下，医理的论述累积有数千万字，都典雅深奥，根本在于大道，究竟于生死关头。儒者没有空闲阅读，庸人又不能理解；世上的学医者并非没有专门技艺、始终从业，但直到终身仍不免成为粗浅的医生，这件事确实太难了！佛教徒正以禅定作为修习，对于世间各种技艺，往往都认为会妨害道业而不敢从事。偶尔有人谈论医术，也不过是儒者谈论禅学罢了。哪里有能够真正通晓药物的性能和病因、断除疾病根本，像医书所说的大医王那样的人呢？如果说他们专心，就不能做到。劳累便推辞，时间长了便厌倦，志趣不合便离去。泛泛地来，悠悠地走；把粥鱼、斋鼓看作旅舍中的物件，不肯停留，哪里肯把岁月消磨在参、术之间呢？如果说他们恒心不变，也不能做到。不恒心又不专一，却把未必十分理解医理的人交付掌管生死的事情，病人靠什么呢？所以廉洁的人主持药局：投入一份便有余裕，所治之药不得不精良；十个人中治好一个，千个人中治好一百个，大概仍然值得期待。贪婪的人主持药局：侵吞药材而没有定数，所配药物未必都好，把蛇床子当作蘼芜，把荠苨混作人参，把昌阳拿来当豨苓。药物辅佐、使药的用法不同，彼此相畏相恶而互相冲克，其中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古语说：‘良医不能凭空不用药物而治愈疾病，就像良将不能没有兵力而制服敌人一样。’兵器有形，有形就容易看见；善于使用兵力的人，能够用杀人的力量使人得以生存。药物的性能难以穷尽，难以穷尽而又不善于运用的人，反而会用本来能救人的药杀人。能不畏惧吗！现在您却不是这样，像德公、浃公那样确实既有才德又廉洁的人，即使从十人百人中挑选也难以得到，而您确实找到了可以任用的人。药物的时令、产地没有不恰当的，炮制、烘焙、生用、熟用没有不充分发挥药性的；德公、浃公也确实尽到了自己的技艺。不过，我担心将来会有不善于继承后事的人出现，人们将说：‘药局的败坏，是从某人开始的。’这话未必不会证明我说得有先见之明。因此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述下来，让后来的人引以为鉴。寿圣禅寺功德记 万寿长老、僧洪倪和我，都是河东人。今年夏天，我来到燕城，听说长老主持寿圣寺，正想去拜访他。长老派侍者送来话说：‘三四年以来，我常想写信带礼物到太原，向您求一篇文章；幸好您如今来了，可以在我这里停留吗？’我欣然答应了。过了几天，我问他所求何事，长老说：‘没有别的，只是想请您写篇文章记述寺院的事情罢了。’他请我详细说明其中的缘由。‘这座寺院就是崇孝道场的佛殿。崇孝寺在大定、明昌年间，有房屋百楹，供养的人数以千计。义学诸师轮流主持讲席。神州天府并不是没有著名寺刹，但若衡量人力和境遇，有的自己看来自觉不足。自从遭遇战乱，城邑毁坏，仙佛居住的场所，能够保存下来的很少；崇孝寺的佛殿被彻底夷为平地。只有曹王所建的舍利塔还巍然独存。荆棘瓦砾之间，蛇和鼯鼠来此栖息，这样过了十多年，没有人再回头顾盼。有位大施主刘师彰的夫人郑氏，虔诚信奉佛教，怜悯这片福地长期荒废，愿意使它重新兴起。她的大儿子有庆幼年失明，便发誓皈依佛陀，把佛门作为归宿。于是捐出嫁妆中价值百千金的财物，联合报心寺提点僧润，共同筹划营建。’ 润公资质坚忍，有成就事业的希望。他首先修建大殿，又在旁边筑室，作为僧人居住休息的地方，这是寿圣寺最初的基础，时间是丙午年。禅宗、律宗的众人不自量力地请我担任第一代住持，我才智浅陋，来到这里洒扫服役，已经十年了。如今廊庑、斋厨，下至库房和马厩，大致都有了处所；其中大部分，都是郑氏乐于施舍、润公竭力赞助的结果。起初，有庆的事情由廖休大士聪公为他授记，授记中有‘根尘有所阻碍，可以依靠僧宝；挽回佛日，使暗室重新生光’的话。依我看来，难道是因为廖休怜悯郑氏丧子，来不及顾及其他，虽然愿力坚强，但法施还不广博，所以只是根据她声闻乘的狭小根器来说这些话吗？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凭借极其坚固的力量，建立精妙庄严的聚集之处，使腐朽的土地变成金碧辉煌的寺院，使蛰伏的门户振翅高飞，光彩焕然如同神明，顿时恢复旧日的景象。在我的佛法中，塔庙所在之处就是有佛；远远望见它，尘世的劳累便破除；走近它，智慧便生起，耳目所见所闻，才有这样的道理。劫浊时代的众生积累成黑暗，被丛林般的烦恼遮蔽，如今用百千个太阳般炽盛的光芒照耀他们，难道仅仅使一室之内生出白光就算达到究竟了吗？何况又有天云借来滋润，展庭经过三次请求，从前的崇孝寺，如今已经另外成为寿圣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日〕 凤诺锡这个美好的称号，龙光使它的照耀更加广大；上面承受神坛的护佑，中间寄托华封三祝的愿望；金色法轮四方照耀，与天地同样无穷。难道只值得佛门弟子赞叹，甚至斋鼓、粥鱼也都以同一种声音演说此事，本来就可以刻在金石上，流传永久。时节和因缘，正等待您的文章！希望您写成文章来赞助此事。”我拱手说：“确实如此！寺院兴建的始末，应当依照长老的请求；至于佛法，则应由长老向我说明，而不应由我向长老说明。将来如果有像竹溪党公那样的大居士、文章翰墨家出现，一定能够用《华严偈》重新阐明和润饰这个意义。”长老修行和品德清正笃实，处理事务详慎文雅，最初在王山参枝足清和尚处受具足戒。听说万松和尚道誉很高，便带着粮食走了千里，发誓以巾侍身份侍奉他。万松一见他，就让他居于座元之位。他侍奉万松十五年，劳苦备至，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后来出世住持万寿寺，寺院荒废已久，不久便使它焕然一新；戒坛大会虽由国家力量举办，但能成就这次殊胜因缘，长老也出了力。某年某月某日，元某记。兴福禅院功德记

译兴福禅院在登封醴泉乡西保。起初，施主郜智进从蒋整家买地，在上面修建佛堂，请少室、清凉寺的僧人净文住持。正大年间，依恩例得到现在的寺名，从此土木建筑逐渐增多。我居住在崧山前，往来清凉寺，把它当作自家的别业。从第一代琇公以下，像草堂、德山主通，以及西溪相的弟子显、靖、隽等人，都有值得记载的道行，所以我曾经称述过他们。我奉召前往京师时，通公和显公陪同智进来拜访，请求我写文章记述这座寺院营建的开端，我答应了。然而因为忙于准备行装，没有及时写作。后来我在东南做官，直到开兴年间的兵乱；不过三四年，各位禅师都已经去世了。至于兴福寺的事，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丁酉年秋天，我在山阳见到净文，他从河南经过大名、东平，前来探访我。净文对我说：‘战乱之后，两座寺院幸而保存下来；我跋涉千里而来，还想完成诸位先师的志愿，以不忘郜氏。’我很高兴，便为他写下这篇记，并且告诉他说：‘清凉寺处在两山之间，起初并没有什么名声，只因为有高僧名德所在，所以斋鼓、粥鱼的声音在山谷间响亮回荡，直到今天仍是崧山前的名刹。环境因人而显得优胜，这话确实不假。如今兴福寺和我都一同逃脱了兵乱之劫，我的文章虽然不足以流传，却在十五年之后、三千里之外，因你的书信而得以完成，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你要努力啊！又怎么知道将来你的成就不会赶上先前那些高人，兴福寺的壮丽，也不会像清凉寺的名声那样在山谷间响亮呢？你要努力啊！”九月末日，河东元某记。龙门川大清安禅寺碑 皇帝刚刚即位，大行台龙门公首先接受分陕的任命，思考怎样扩大皇帝的光宠、广施皇帝的恩泽，以祈求上天长久保佑国运，于是到朝廷拜章，请求把邹郡武川的清安寺作为僧众为皇帝祝祷庄严的场所。事情上奏后，诏书准许，并且命令免除赋役、给予优待。在此以前，龙门公的姊夫、宣差提领郭侯秀随军南下，在宛丘得到二十多幅释迦绘像，画面形貌完备，具有顾恺之、陆探微的神妙。郭侯早晚焚香供奉在家中，龙门公也曾瞻仰礼拜。他回头对郭侯说：‘国家的恩德像天一样广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相称，只有归命佛法，仰求慈悲护佑；将来应当特别修建精舍，供奉这些画像，以表达臣子微薄的感情，也借此报答昊天无穷的恩德。’丙申年秋天，他和大觉长老僧志奥一起巡视武川的安都，郭侯当时正在军中，又重申了先前的话。安都其实是龙门公的别墅，附近二三里处有一座正觉寺，颓败已久，无法修补；而且山冈散乱延伸，不是适宜安置寺院的地方。向西北几百步，有三棵松树。山南的坡地回环聚合，面向开阔平远；泉水交错流淌，林木掩映；层层山峦、重重山岭奔走而来，万物森然，与构思营造的意匠完全相合；一转眼间，天然的景趣顿时焕然一新。龙门公欣然喜爱这个地方，于是确定了营建的主意。因为郭侯是首先提出此事的人，便命他负责督办工程。规划的地基和建筑，凡是一步之地，大多都用高价买得。中途又命漆水公写疏，请大觉和尚住持，共同筹划营建。到了丁酉年秋天，便集合工徒，完成工程，土木工程一齐兴作。龙门公首先捐出万金，供给各种费用。建起佛祖大殿，依着松树安排寺院庭院、法堂、方丈室，丹青彩绘彼此相望。至于禅修有僧寮，会食有食堂，斋厨、库房、马厩，也依次备办齐全。大体仿照仰山的规模，只是稍微减省。漆水公仰慕这一殊胜因缘，又把它写成匾额，笔势如龙腾虎卧，云烟仿佛随之生动。五年以后，大觉退下住持职位，又由禅师德善继任；提点相秀每天都给予十分之一的资助。乡县借出力量，竭尽众人共同办理，所以各项事务更加完备。道场高峻清洁，四众都安稳，粥鱼、斋鼓的声音在山川谷地间响亮回荡，清安寺终于成为燕北的名刹。皇帝的恩诏给予褒奖优异，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私下认为，通达之士有宏大的见识，把天地和人看作一体。人在天地之间，也同样是天地万物中相同的一类。君主和辅弼大臣的关系，古来已有成说；至于把百姓看作同胞，则是后世道学家才阐发出来的。因此君主有辅佐天地、裁成万物的道理，臣子有匡正政事、成就声誉的责任，而百姓也有自己的职分，并不是只张着嘴等待喂养、求取饱食而已。古代承担治理天下重任的人，如果有一个男子或妇女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已经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譬如众人共同饮酒，如果有一个人面向墙角哭泣，满堂的人都会因此不快乐。这只是从名教方面说。至于瞿昙氏的学说，又有更加深切的地方：一个人的自身，把三世众生的身看作自身；一个人心中所思念的，把万类众生所思念的看作自己所思念的。即使对于沙河般广大的法界，其中有仇敌怨家，也有种类形态各不相同的众生，全都以大悲大智去使他们受益，道量广大，愿力坚固，力量即使不足，心愿却要扩大百倍。有人被烦恼贼扰乱，我愿意替他筑成佛法的城池和壕堑；有人被险恶道路阻塞，我愿意做他到达究竟的伴侣；有人被漫长黑夜的黑暗阻隔，我愿意做他的光明火炬；有人沉溺于生死大海，我愿意做他的大法船。作为大导师、大医王，即使微小的利益也要施与，没有一个念头不在救度众生之中。在世俗真理中，容许有同有异；但这种恻隐之心的真实，实在也不可诬蔑。龙门公历事三朝，两次执掌宰相之职，以仁心为根本，在内修养，发于至诚而显现在外。儒家所说兼善天下，佛教内典所说利益他人，都是从人的本性中得到，然后自然地扩展开来；有些地方并未约定，却自然相合。参赞事业已经见效，才器所能达到的极致，也必然还有深远的谋略，尊崇君主、庇护百姓，使他们进入仁慈长寿的境域；又哪里只是庄严佛土这一件事而已呢！行台的参佐诸公把寺院记托付给我，所以我乐意写下它。至于有开创之功的人，千年才出现一个；臣子能够归美于君主来报答皇上，君主能够谦下对待臣下，以记载臣下的志向；这些功业当会在典册上光耀，在雅颂中得到传扬，自有鸿儒硕士执笔来赞颂，哪里是我这个草野卑贱之士所能议论的呢？所以今天所记述的，只是谨慎记下年月而已。忻州天庆观重建功德记

译我们州跨着西冈筑城，而山冈占城池的一半，这里就是所谓“九龙之原”。《檀弓》记载晋国大夫的葬地，直接称为“九原”。《水经》说滹沱水经过九原城北面向东流，这就是那个地方。山冈地势突起，向下俯视城中，百姓住宅和官府建筑大多不相称，所以建州城的人用庙学、道院、佛寺来镇护它。道院旧传为唐代七圣观。天宝八年，玄宗亲自拜谒大清宫，把圣祖玄元皇帝的尊号上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又给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都加上“大圣皇帝”的称号。州郡建立紫微宫，绘制玄元皇帝的画像奉祀，五位皇帝则排列在左右侍奉。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谒玄元庙》诗中有“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的句子，可以作为考证。“七圣”这个称呼，一定是后来又加入玄宗、肃宗父子，才成为七圣。这样看来，这座道观大概起于代宗朝吗？玄元大殿规模宏大宽敞，古意仍然存在，知道它是几百年的旧物，甚至可以同鲁灵光殿相比。玄元像是用泥土塑成、木头雕刻而成，高大尊严，极尽天人之相。当地老人说它出自神人之手，想来不会是妄言。考察玄宗兴建紫微宫这件事，天下各地都有，而本州不可能独自拥有七圣观；如果果真曾以“七圣”为匾额，那就是排斥旧名，也把七圣作为终点了。拥有国家的人通常都以万世长存自期，难道肯以“七”作为终点吗？我想它本来的名称是紫微观，只是民间因为七圣尊像所在，便随意改了名称罢了；旧日门额题作“紫微”，就是证据。后来道观出现白鹤降临的奇异之事，又改名为“白鹤观”；图经中没有记载，只有石晋天福二年，木工慕容增修葺此观，并把这些事写在木版上。大中祥符二年，诏令各郡国建立“天庆观”，所以“白鹤观”又改成了这个名称。天水氏把轩辕黄帝作为祖先，在玄元殿左边拆去太仓而建立祠殿，称为“明庆”；堂宇、亭榭、斋厨、廊庑，超过唐代旧观的一半。这些情况见于都官员外郎、知州事丹宗闵的《明庆殿记》和著作郎、知平遥县事、权通判杜岐公衍的《列仙亭题咏》。宣和末年，金兵进入州境，沿东城向南进军，道观没有因此废弃。太平日子长久之后，道教教化大为推行，土木营造年年不断。到了贞祐年间的战乱，道观终于被夷为平地。宣抚使刘公易在明庆殿的旧基上兴建殿宇，州将樊侯天胜竭力恢复玄元观的旧貌，这就是复兴的大致情况。庚戌年春二月，我从镇州回来，管内道士王守冲对我说：‘战乱饥荒之后，我所居住的地方连一尺木、一寸砖都没有剩下，是先师掘土重建了它。估计建成的规模还不到前代的百分之一，但我师徒的心力已经全部用尽了。先师留下话，把《观记》托付给您，希望您不要推辞。’我私下感慨：我的年岁已经流逝，我所经历见闻的事情也已经很多了！从前我还是婴儿时，先父带着我走遍四方。十八岁才回乡一次，开始听乡里人谈论天庆观的奇事。每年二月十五日，道家认为是“真元节”，说是玄元皇帝诞生的日子；到了这一天，有鹤降临此殿，多的达到十几只，少的也不少于三两只。州人习以为常，都提前来等候，刺史约定先看到鹤的人可以得到一樽朋酒的赏赐。鹤来到后，在台阶和庭院中飞翔起舞，一点也不惊惧。千里赶来会集的道士络绎不绝，前后相接。这样过三天才停止。从那以后，我又两次见到这种情形，只是战乱之后鹤不再到来罢了。这座道观历经多朝崇奉修饰，其他道院没有可以相比的；位置高爽开阔，仿佛凌驾于尘世之外，坐在高斋中长啸，可以尽览山川胜景；古树掩映，窗户幽深，屏风、几案和坐席都洁净得没有一点尘埃。岐公白子西的诗，高司户子文的书札，孙内翰国镇的文章，常常在人们口中传诵知晓；雄水壁上极尽风涛起伏的变化，有蜀中两位孙氏画家的风格；张永淳所画的“天蓬四圣”，毛发都仿佛在活动，威严厚重而令人畏惧，被称为河东名笔；这些都是游人过客愿意见到的东西。道观供养的人数很多，因道业高深而著称的人接连不断，其中姓王的尤其多。宋代中叶有王尊师洞谦、王道判洞真；近百年来，有老道士王治淳度王大用，王大用度王志常，王志常度王守冲。老道士年近八十，衣冠仪貌，没有蔬食诵经、山林枯槁憔悴的样子。每次拄杖穿鞋出游，路人都为他敛容并增加敬意。王大用器量不凡，交游的都是州里的名士胜流。王志常出身农家，十六七岁时，在田间牧牛，遇到异人带着他离去，一天之内到达天坛的阳台宫。八年后他回来，父母惊喜，怀疑他已经死去而又复活，于是让他度为道士。他气质淳厚，确实是接受道法的材料。年近九十，去年冬天留下颂辞后去世。这些都是我亲自接触见到的人。因此我对守冲说：‘你的居所，人文和自然环境都优美，奇异之事又很多，足以流传示范于永久，理应没有什么不能写的。如今紫微刘君经历六百甲子，道行淳厚笃实，神情气度开朗，我正拿所听到的事情向他求证，编撰《新兴方志》。你的老师既然没有把这件事托付给他执笔，也应当记载下来，何况还是平生亲耳听到的话。’于是我写下这些事情，又作了一首长歌，以《招鹤》作为篇名，让它和这篇记一同刻下，作为真元节的故事。歌词说：胎生的仙鹤啊，是谁驾驭着你？金色的旗饰、翠色的羽饰，光彩斑斓。你来临了多久啊，忽然又向上飞驰；身影渺远而轻盈，烟霭中的景色也渐渐隐微。藐姑射山的仙人啊，有如玉雪般的肌肤；万物不受灾病，年年没有饥荒。你忽然舍弃我而去啊，我将依靠谁？离开故乡千年啊，便成了丁令威。你离去为什么这样快，回来为什么这样迟？我的乡里啊，如今是非已经变化。玄元皇帝的祠庙啊，松树已经粗到十围；蒿草蓬莠与金碧建筑，反复更替迁移。南方枝头的越鸟啊，怎么能安于旧日的栖息处？唯独你无情，淡淡地忘了归来。快快驾起云车啊，不要违背我的召唤；明年真元节啊，我与你相约。太古观记

译全真道士郝君，起初从宁海来到赵州，坐在州城南面的石桥下，一坐就是六年。他的侄女婿郭长倩任真定少尹，经过赵州时打听到郝君所在，便带领家人前去拜访。郝君闭目不答，郭长倩夫妇流着泪离开。州人才开始知道敬重他，请郝君住在真定的太古观，他没有答应。等郭长倩奉召赴京，郝君才前往居住。郝君静坐已久，内心的光明向内映照，《易经》的学问恍惚间像得到神灵传授。他的教导督责严厉，斥退官府之人，因而被称为玄门中的临济宗。偶尔说一两句吉凶，常常按期应验。他的道誉日益尊重，名声传到京师。卫绍王崇庆初年，赐号“广宁全道太古真人”，从此四方都称郝君为郝太古。郝君东归，不到五六年，道观便毁于贞祐年间的兵乱。丁酉年，郝君的高足范炼师从东原来，徘徊于遗址之间，有意重新修建，但没有空暇。幕府参佐赵侯国宝的夫人冀氏，拿出嫁妆中价值百金的财物，建起中殿、堂庑、斋厨，直到日用器具，无不备齐。道众每年的费用，也按时供给。癸卯年冬天，我从燕都向南归来，炼师在庆源道院接待我，对我说：‘冀氏已经去世了！她为我们道门竭尽心力，实在不应忘记。希望您为此写篇文章记下来。’过去我的小功兄寂然，也修习全真道，我曾问他：‘您的道法究竟怎样？’寂然引用女几山野人辛愿敬的话说：‘全真家的谦逊像儒家；坚苦像墨家；修习像禅宗；孤独无为又像那位浑沌氏所行的道术。’我北渡以后跟随炼师交游很久，看来辛愿敬的话确实如此。全真一门自皇统以来兴起于丘、刘、谭、马诸位宗师，而郝君在这些宗师中算是方外的眷属。如今《太古集》所载的言论，往往深入义理的窟奥；他以古道自任，其中有些地方确实不可诬蔑。世人了解郝君道法的，大概很少，唯独冀氏这位女士能够理解它，甚至捐出自己最珍爱的东西，为他修建庭院屋宇、整治场地园圃，就像经营自己的居室一样，难道是因为求取名声才这样做的吗？冀氏出自龙山大族，是名士京甫的伯姨。炼师说她诚实而懂得义理，中年时接受道书便有所领悟，能够尊师重道，想来是有根本依据的。”},{ 《紫微观记》东平左副元帅赵侯的母亲已经年老，便舍弃家业出家，成为全真道士。她的师父是郓州人、普惠大师张志刚，住在冠氏的洞清庵。庵舍起初也十分简陋。张志刚向丘尊师请求赐名，改称紫微观。赵侯为它修建殿阁、堂宇，连同斋厨、库房、马厩以及奉养母亲在家所需的一切，无不齐备。乙巳年九月落成，请我记述这件事。我这样说：古代隐居的君子、求学道术的人很多，居住山林，吃树木果实，饮山涧之水，颈项枯槁、面色憔悴，把自己放逐到世俗之外，如涪翁、河上丈人一类人。后世有的把他们附会到黄帝、老子一派，列为神仙。自陶隐居、寇谦之以来，这种风气本来一直存在。杜光庭在蜀地，把周灵王太子晋奉为王建的鼻祖，于是沿袭开元年间的旧例，追尊玉晨君，配以“混元上德”的名号，设置品阶，制定仪范，号称“神仙官府”。这些说法虚妄荒诞、幻怪不实，无法穷诘。二三百年之间，到宣和、政和末年弊端达到极点。道士一流由官府授予命书，用散郎、大夫的名目，依照资历等级递进，却没有分别隶属哪个省寺。凡是冥冥之中报应所警戒的、来世福报所开启的，便看佛门已有的说法，照例列举出来。起初想要追求高远，最后却被所谓高远所鄙弃；起初想要追求奇异，最终却沉溺于所谓奇异。他们的门徒中也有远走高飞、远离尘世的人，于是对此感到厌倦而离去。所以，把自己放逐到世俗之外的人，仍然偶尔可以见到。自贞元、正隆以来，又有全真一家的教法。咸阳人王中孚倡导此教，谭、马、丘、刘诸人响应。它以清静幽深的学说为根本，却没有道士祈禳酬神的荒诞；参用禅定的修习，却没有头陀戒律束缚的苦楚。他们耕田凿井，依靠自身劳动来养活自己，并把多余的财物推及他人。与世间纷扰的人相比，似乎稍微省事便利一些。因此，懒惰颓废的人纷纷归附。南到淮水，北到朔漠，西至秦地，东临大海，山林城市之间，庐舍相望，十人百人结为一群，师徒甲乙相承，牢固不可破。上层统治者也曾担心它会发生张角、斗米道那样的变乱，颁布法令加以禁绝。当时将相大臣中还有人替它说话。因此，已经断绝的又重新存在，稍微衰弱后又更加兴盛。五七十年以来，大概已经无法再动摇了。贞祐丧乱以后，法纪文章荡然无存，愚昧的百姓没有趋向；能够教导他们的，只有全真一家。如今河朔之人，十人中有二人陷入其中。清静幽深的修习没有了，禅定的功业也没有了，所谓把佛门已有的说法拿来作例证之事，却兼而有之。回望宣和、政和末年那种厌弃而离去的情形，如今尚且不可见，更何况把人附会到黄帝、老子一派而列为神仙，哪里还可能有呢？唉！先哲圣王的道术、中原正统的教化，已经被扫荡殆尽很久了！这一教派究竟是做什么的，竟使人敬重它，把它当作家业来经营？难道是在攻劫争夺之际，上天借神道设教，来消弭人们勇斗嗜杀的心吗？还是三纲五常将要彻底湮灭，秩序颠倒混乱，人与万物全都混同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盛衰消长之间自有定数，也就难以说清了！赵侯名天锡，字受之，崇尚儒学、尊重道义，出于天性；虽身在军旅，文史书籍从未离手。他曾与奉天人杨焕然阅读徂徕石君的《唐鉴》，读到评论释、老两家时，慨然认为那才是知言。他决不是随便被风俗所转移的人。这篇《观记》，只是用来培养他的志趣罢了。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记。朝元观记

译丁未年春二月，梁炼师辨疑经过新兴，登门对我说：“当初，国兵在庚辰年冬攻破绛阳以及解梁所属各县，思问寄居在云、朔之间。那时，崞山军节度阎侯德刚筹划经营，局势大致安定，境内得以休养，他很喜欢同方外人士交往。他居住的卫村有白水流过，阎侯喜爱那里古朴淡雅的景色气象，有终老于此的志愿，便自号‘清溪’。他戴着幅巾，穿便服，早晚焚香礼拜。有人向侯推荐思问，像是认为他有所取法，侯立即派人送去书信和礼物，谦下地按照宾客之礼邀请他相见，握手欢谈，仿佛平生旧交。又替他在附近开辟西园，规划修建庐舍，作为讲经论道的地方。阎侯曾对亲近的人说：‘将来道院建成，同我的松树楸树坟墓正相对，远不过一里左右。死后如果有知，能够神游于此，也足以快乐了。’然而不久阎侯去世，道院只修完了墙垣而已。”如今辨疑从朔庭归来，哀悼先人的志愿没有完成，又希望求得冥间福报，便整顿徒众完成此事，土木工程一并兴建。工程始于庚寅年七月，次年六月完工。供奉神像有殿，祈禳酬神有坛，讲授经义有堂，宾客居住有馆舍。下至门、廊、库房、马厩，也都焕然一新。又有僚属、部曲等人请求为阎侯建立祠堂，以寄托人们对他的甘棠遗爱之思。众人商议，思问原先住在安邑的朝元观，于是把这座观仍旧称为朝元观。碑石已经备好。幸而您因为先友溪南辛敬之、刘邓州光甫的缘故，愿意为它作记。”我答应说：“阎侯的事，本来就是我乐于称道的。我听说黄帝、老子一家的学说主张抑制聪明、去除刚强贪欲，前代贤人认为大体与《易》道所谓‘何思何虑’相合；但在年轻气盛的人看来，往往嫌它使人懒惰颓废、不能振作。等到经历的事情多了，见惯了得失和喜忧，才渐渐觉得淡泊的言论有意味；回头看世俗所爱，有些就像牲畜美食满足口腹一样，反而令人厌恶吐弃。”何况手持兵器这种凶器，行走在战争这种危险的道路上，在风尘间奋勇驰骋，在功名场中争逐，倒下尸体、流出鲜血，才仅仅得到功名；大方之家正认为，即使捧着美玉、乘着四匹马，也不如坐下来进入这种道境。那种功业平定天下一半、声名传播到四海之外的人，尚且不能使自己满足于一笑；功业比这低下的人，又应当把自己置于何地呢？所以即使是文成君那样的豪杰，一旦自视有所不足，愿意抛弃人间事务，断绝饮食，轻身飞升，去跟随赤松子游历，也不是自我苦害。” 只是阎侯知道事物不可以过分盛大，知道名声不可以长久据有，知道权势不能不畏惧，知道退隐不能不勇敢，所以毅然从流俗中拔身而出，想要远走高举，就是这样。他所欠缺的，只是吐纳炼化、俯仰屈伸，以调适精神、保养寿命的功夫罢了。虽然如此，天上飞翔的仙鹤、葛陂投杖化龙的故事，世人只是怀疑神仙之事，但万物变化本来也有不可穷尽的地方！将来若有道人衣袂飘飘，经过朝元观上空，俯视华表而停留交谈，望见五彩祥云便翻飞翱翔，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清溪翁呢？如今辨疑名镇，字国安，起初凭父亲的任职做了州官，后来率领千名士兵，隶属征西幕府，因多次作战而被大将军知晓。凡是万夫长出兵时，便命他留守太原，代理军务。禹都孙仲阳，道风孤高峻拔，当时人称他为玄门中的临济；他同我的朋友辛、刘交往很深，辨疑是他的高足。望日，遗山真隐元某记。清真观记

译修武县清真观在县城北面的马坊，是全真道士们为丘尊师修建的。大定初年，丘尊师从东莱向西入关，隐居在磻溪，十多年不出，天下人都认为他是有道之士。兴陵召见他，他赴关进见，取道山阳，喜爱那里的风土之美，逗留了很久，并对门徒说：‘我所经过的道院，武官观最好，滨都观次之，圣水观又次之。你们如果能居住在这里，就可以同滨都、圣水并列了。’众人于是向乡中豪强马子安家请求土地，得到了这块地。经过多年经营，庐舍才修成。房舍附近有大泉涌出，可以灌溉千亩土地；稻田、荷塘相连，东面与苏门山相接，茂密的树林、修长的竹子到处可见。太行山群峰壁立千仞，早晚云烟缭绕，使人回头拱手致意都来不及。考察地方志，大概这里是魏、晋诸贤喜爱而流连忘返的地方。大安初年，按照恩例赐名为今名。贞祐丙子年，丘尊师命刘志敏来此居住。刘志敏是本县人，是丘尊师的高足，因此聚集门徒达到百人。兴定庚辰年的兵乱中，道观废毁。正大辛卯年，刘志敏的门徒冷德明重新修缮并居住其中。如今供养的徒众又有千人了。甲午年，我从大梁被羁管在聊城，冷德明的法兄弟房志起从覃怀来，托幕府诸君请我作记。” 房志起外表朴实而内心敏慧，质朴正直而崇尚道义，有些像名为墨家而实际具有儒者修养的人，所以我替他叙述这件事的次第，并写下我的感慨。唉！自从神州陆沉的灾祸以后，人口聚集已经很久，却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一半；与愚昧之人共处、与昏昧之徒为伴，能够施行教化的只有全真道而已。试着说说这件事：圣人对天下后世的忧虑深远极了，百姓不可以安逸居处却没有教化，所以替他们确立士、农、工、商四民，建立三纲五常。士、农、工、商各有职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敬重、君臣严正、夫妻和顺，各有应守的规范；九卿之中设有司徒，仁、义、礼、智以及典章、法度，同士人一起守护。天下人耕种而有饭吃，养蚕而有衣穿，赡养生者、安葬死者而没有遗憾；社会文采灿然，人与人之间欢悦而有恩义。对于圣人的教化来说，这就像饥饿者必定要吃饭、寒冷者必定要穿衣；从自身推及家庭，从家庭推及天下四方；从片刻也不能离开，直到百世、千世、万世都不能改变；这才叫教化，道就存在其中。《传》中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立君，为他们立师。’道能否实行，全归于天。如今司徒这一官职和士人的事业，已经荒废将近三十年，寒冷的人未必有衣穿，饥饿的人未必有饭吃。大概其中有些道理是无法理解的，难道不是天意吗？正如经世之书所说，皇极之数、王道霸道的衰降，直到变成兵火和血肉，阳九百六的灾数，恰好就在这个时代。苻坚、石勒、大业、广明以及五代的动乱，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极点！人情极其不美好，又深深被风俗改变，庆幸动乱、乐于灾祸，勇于争斗、嗜好杀戮；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互相残杀、把天下变成废墟，是不会停止的。丘尊师前往龙庭接受召见，亿万人的性命，全悬在一句爱好生存、厌恶死亡的话上。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即使冯瀛王回答辽主，也不会超过他。自此以后，道士在天下人中占十分之二，声势气焰隆盛，震动海岳；即使是凶暴强悍、极其愚昧无知的人，也都跟着受到感化。他们口衔刀锋、吞食毒物，迟疑顾盼，仿佛有东西牵制着他们，使他们不能任意逞凶。父亲不能召回儿子，兄长不能制止弟弟，礼义无法从根本上约束他们，刑罚也无法从末端惩治他们；所谓全真一派，竟然能够挽救这种局面。在一切荡然大坏、无法收拾之后，把炽烈的杀心像一大堆烈火一样竭力扑灭。唉！难道不是天意吗！六月十六日，前进士、河东人元某记。通仙观记

译通仙观正位于王屋县县治北面约八里处，那里名叫八仙冈。山丘相连，靠近华盖峰，也是紫溪水的发源处。仙人燕君的旧井就在这里。开元年间，皇帝下诏设置阳台宫，让司马炼师居住。近世又在宫的左边另建通仙观。通仙观起初是泰和道院，由郝志朴实居住。崇庆癸酉年，按照恩例得到今天的名称，才大规模营建，堂宇、廊庑、斋厨、库房、马厩依次完备。经历兵乱而没有废弃，如今由他的门徒袁守素主持。郝志朴是平阳人，性情淳朴素淡而有操守；他披荆斩棘、拾取瓦砾，没有借助一筐土的外力，经过几十年的寒暑积累，才有所成就。太平时，朝见上方的人大多取道这里，宾客饮食休息的条件，几乎同阳台宫相等；他总是欢喜地接待侍奉客人，没有白白经过而不受接待的人，却从未向富人之门乞求借贷。因此人们很敬重他。郝志朴之后，有李存道义之继承其事。李义之是曲沃人，幼年入道，通晓庄周、列御寇的学说，五经、诸子也都有涉猎，只以精妙的琴艺自娱而已。有人说他在奇异的书籍中有所获得，但他不肯传授。戊戌年秋天，我客居济上，袁守素对我说：‘通仙观能够发展到今天，勤劳也达到极点了。’ 如果没有人替它作记，后世就不知道它的由来；我们的两位师父也将湮没无闻。冒昧再次拜谢，请您为它作记。”袁守素过去曾跟随我的小功兄长寂然，接受《老子章句》，又请以我同宗、奉仙老师明道为中介，所以我替他作了这篇记。我曾经考察过神仙的说法。人大概承受天地之气，气清的人便成为贤者。至于神仙，则又是人中贤明而清纯者。黄帝、老子、庄子、列子以前的事不必讨论；像抱朴子、陶贞白、司马炼师之类，他们的事迹可以考察，他们的著作仍然存在，他们本人也可以想见。如果不称他们为超越宇宙、遗弃世俗、飘然独行的人，难道可以吗？假使神仙果真无法修成，那么那些自称才智超群、世事变化全都了然于胸的人，难道会像世间那些沉溺世味、被片面之见蒙蔽、侥幸求取万一，只是白白耗损壮志、衰老岁月的人吗？壬辰之变时，有人在这座山的石穴中得到炼师所收藏的《丹诀》，其中说：‘真元君遍览八方，天老作相，风后侍从，方明、力牧常作界使，先昌在宇从行，六宫宫主都带着天界众人会集于天坛、云台，讨论三洞秘文，普遍阐明法要。问答完毕，太一出现在深明轮之间，云车羽盖充满天空，山川云日都黯淡而没有光辉。元真在斋坛上拜跪。昏暗朦胧之间，太一与无央仙幽隐在玄妙之中。’事情的始末大略如此。它的《后记》说：‘我留居在王屋清虚洞旁，得到《真篆仙经》两篇：一篇叫“元精”，一篇叫“丹华”。玩味它们的真迹，体会它们的经义，才知道龙章凤篆与世间文字大不相同，圣人的法书、仙人的经书与凡俗文章完全不同。只是心怀惆怅，深恨不能见到那些人。然而精心学习得越久，探究幽深微妙之处，也只能希望得到仿佛相似的领悟。又看到了《真皇宝箓》，才知道上古帝王都传授丹宝，没有不享有长寿的。到了夏禹，把丹宝传给益。益辅佐禹的时间很短，百姓不归附益而归附启。从此帝王的丹道便断绝了。刘君以下，又忘记继承它的人，岂不可悲痛！只有玉匮中的秘文，随着道气的流转而有升降的时期，所以能遇到它的人确实是万世中才有一个。我如今不敢泄露、轻慢天宝，又把它藏入名山，等待有缘之人。’根据这篇《记》的年月考察，知道它是在往中岩时收藏的。玄学废弃已经很久了，正因为玄学废弃，所以人们怀疑学仙之事。如今居住山林、抛弃妻子儿女、以道士自称的人，看起来似乎值得期待；但追问他们内心所学，连世间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尚且不知道，更何况出世间的道理呢？” 他们糊里糊涂地同人交游，昏昏然结成同党，从未学习却说‘绝学’，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却说‘忘言’；头发像囚犯一样不整，脸色颓败，身披破旧棉絮，却说‘君子盛德，容貌像愚人’。前面所说等待有缘之人，究竟是在等待什么呢？还是有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见到呢？唉！灵都真境，自古以来广大宏伟，是得道真人往来的地方；如今却连一个想从流俗中拔身而出的人也找不到。由此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了！因此一并写下这些话，用来劝诫那些搜求隐秘、故作怪异、在这个时代窃取名声的人。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记。明阳观记（新补，据成化本《山西通志》） 台州西南八里，紫罗山山麓，有一处聚落名叫明阳台。骀祠、浮图寺在它旁边。过去有一所道院，废弃很久了。乡人想要修复，却一直没有空闲。全真道士姬志玄先前住在辽沁，也曾留宿于此。父老爱惜他的道行清正敦实，有人提议请他来此居住。于是修筑围墙让他居住。三四年间，跟随他的徒众越来越多。大家考虑修建坛宇、端严神像，设置游息、居住、睡眠、饮食的场所，以及砍伐木材、烧制陶器等事务，都率领众人亲自办理。前后十五年，建成两座殿：一座叫三清殿，一座叫通明殿；建成四座堂：三官堂、四圣堂、秘箓堂、灵官堂。门、廊、斋厨等也依次完备。向燕京长春宫请求，得到匾额，题名‘明阳’。这就是本观营建的大概情况。当时州长茹君因为重视这件事，协助并促成了它。甲辰年春天，史馆从事李君昂宵和姬志玄的门徒王志宽，经过我读书的山中，对我说：‘桑梓炼师是我的方外朋友，而明阳观又是我早晚往来的地方。姬志玄知道我有幸同您交游，想得到您的文章，记述他筹划营建道观的开始，您是否愿意呢？’我不敢推辞，于是替他作了这篇记。只是看那四方檀越布施汇集，土木建筑极尽金碧之富丽，钟鼓声势和云山气象，大概不是用年月可以记述完的。至于黄帝、老子的教法，人们只是知道它存在；若要寻找像供奉佛一样尊敬老师、重视道术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兵乱之后，这种风气本来就存在；只有炼师一出现，州中人便全都归附他。即使是小孩子，也因此产生信仰并敬重古道。所谓关键在于其人，如今终于看到了。事物被片面的见解遮蔽，同原本能够贯通的道理隔绝，这两家或许正因此而有盛衰吧？我对此很有感触：三纲五常的存在，就像衣食一样一天也不能废弃。如今有千户人家的城邑，难道没有讲授人伦教化的人吗？至于那些手持《兔园策》、教授儿童学业的人，却一个也没有！寒冷了未必有衣服，饥饿了未必有食物，风俗改变人，实在令人痛心。唉！这两家的盛衰，又哪里值得记述呢？姬志玄是高平人。丘公曾称他为崇道大师、洞明子。

译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新补，据光绪刊本《五峰山志》） 泰山雄伟厚重，气势扩展到数百里之外。山中气候清和美好，芝草、术草灵秀奇异，大概是天地间的胜地。古代得道之人多曾在这里往来。考察地方志，相关遗迹至今还在。山的西北麓是灵岩，再向西北是娄敬洞。洞的西面有座山叫青崖，直至长清，远达五十里。山冈丘阜环绕聚合，五座山峰壁立。中间一峰叫仙台，仙台南面是大峪，地方只有几十亩，地面高低交错，大致可以种植；泉水交汇流注，松柏遮蔽映照，正当春天，各种花盛开，灿烂得像锦绣铺满山谷。过去有隐士居住在那里，不知已有多少时候。泰和年间，全真道士丘志圆、范志明在此开垦土地，房屋只有几间而已。丘、范去世后，同道王志深、李志清等人增修扩建，才有了道院的名目。堂屋廊庑建成后，贞祐初年入□栗县，官□为洞真观。我的朋友东光人句龙英儒常常称道洞真观的幽静古朴，说那里一水一石都是昆阆仙境中的景物，想让我去一趟，只是我客游在外，没有空闲。丙子年春二月，志深的法兄张志伟和季志淳带着洞真观创建始末来拜访我，请我作记。他们还说：‘志深兄弟都出自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门下。崔道演道行孤高峻拔，独坐林间，同世俗没有什么交合。□□昆仑普照范炼师尤其谨慎地认可他；每次见面，都一定留他交谈一整天。志深外表质朴而内心敏慧，严以律己而有利于他人。从前他为躲避兵乱住在布山，游骑所到之处，乡人遭受重创，尸体狼藉道路。志深在伤者、死尸和污秽之间扶助伤者、救治将死之人，亲自送粥送药，恻隐之情如同对骨肉亲人。依靠他而活下来的人有一百多人。自从担任祭酒以来，他连续建起草舍，凡有徒众、老人以及共同居住却没有供养的人，都厚加调护。这不只是在经营事务上有劳绩，他这个人也值得记述！希望您替我写下来。’于是我根据张君的话说：‘承以冠谦显名，华阳以陶贞白显名，草堂以卢鸿显名，中岩以司马子微显名，云台以陈图南显名。环境因人而胜，这句老话确实不假。虽然如此，我哪里敢对当今之人有什么期待？一定要从流俗中拔身而出，居住山林，以山涧之水为饮食，甘心处于枯槁状态，使自己不成为此山的羞耻，这才可以！像崔道演和王志深，难道不是不使此山蒙羞的人吗？将来我飘然向东而行，一定要用我的话去叩问他们。己巳年九月九日记。’ 卷第三十六 序引 《陆氏通鉴详节》序 中州的文明延续了百年，有《经》学，有《史》《汉》之学，有《通典》之学；至于《通鉴》，却不能像江左那样兴盛，只有蔡内翰伯正甫圭、萧户部真卿贡、宗室秘国公子瑜▯等十几位先生，号称专门研究而已。近些年，这门学问在河朔颇为流行，武臣宿将讲解、背诵，有人还把它作为每日功课，所以当时的人渐渐仿效。书卷太多，抄写传播很困难，大都市和大城镇中，好事人家所收藏的不过三五部，其余想看却得不到的很多。温公修撰这部书用了十多年，虽然宰相事业没有完成，却能成就百代不可废弃的经典，同左丘明一同流传。建立功业、建立言论，都是圣贤哲人的能事，对温公来说没有遗憾；只是它能否流传，取决于学者的幸运与否。历亭州将张侯晋亨知道喜爱这部书，取陆氏《详节》，又把《外记》和诸儒精深的义理附入其中；温公所记的大政事、大善恶，在这里都能完备看见，其中有无穷无尽可以学习的内容！他认为这样得到容易，学习的人就会多，于是刻板印刷传播。从今以后，一个县的县令，一个州的长官，乃至统领千人的长官，如果读到它有所收获，喜爱它而知道所应仰慕的对象，并把这些道理运用到施政行为之间，就可以避免面对墙壁、目光短浅的弊病；张侯在其中是出了力的。张侯是官居偏将军、佩金符、食禄于拥有万户的大县的人，名下有成千株树木，足以供他役使，何至于亲自从事纸笔刻印这类小事呢？我惋惜他私下仰慕师法的心意没有被人了解，所以写明他这样做的缘由。乙卯年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书。《杜诗学》引 给杜诗作注的有六七十家，阐发其中隐微深奥之处，不能说没有功劳。至于凭空穿凿、虚构架空、旁征曲证、像鱼鳞和米盐一样杂乱，反而成为繁芜累赘的，也很多。总的说来，蜀人赵次公所作《证误》，所得颇多；假托东坡名义的最为荒谬。过错不在于假托名义的人，而在于传播它的人。我私下曾认为，子美的精妙，就像佛教所说的修学达到无可再学的境界。如今看他的诗，仿佛元气充沛流动，随着万物而赋予不同形态；又像三江五湖汇合成为大海，浩浩荡荡，无边无际；又像祥光庆云，千变万化，无法形容。这本来就是学者为之动心、为之惊目的地方。等到读得熟、探求得深、含咏玩味得久，就会发现九经、百家以及古人的精华，滋润在他笔端的东西，仍然可以仿佛看到余韵。金屑、丹砂、芝草、术草、▯桂，识货的人通常都能指名称说出来；但把它们合成药剂后，各种药物之间君臣佐使的配合、甘苦酸碱的相互融入，便不能再仅用金屑、丹砂、芝术、▯桂来命名了。所以说杜诗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可以；说它不从古人那里来，也可以。前人评论子美使用典故，有‘把盐放进水里’的比喻，确实很好；只是还不知道九方皋相马，能够在形迹若有若无、生死存亡之间把握天机，因此毛色、雌雄这些人人都知道的外在特征就可以略去。先父东岩君说过：近世只有山谷最懂得子美。他认为如今人们读杜诗，竟说草木虫鱼都各有比兴，像在试着猜测世间商人所说的隐语一样，这是学者最大的毛病。山谷不为杜诗作注，试着拿《大雅堂记》来读，就知道这位先生已经把杜诗注完了。这只能对知音说，难以对俗人讲。乙酉年夏天，我从京师返回，闲居崧山，于是把先父教导我的以及从师友之间听来的内容，辑录成一部书，命名为《杜诗学》；其中有子美的《传》《志》《年谱》，以及唐代以来评论子美的文字。等我的儿子们将来可以同我谈论这些时，再把它告诉他们，不敢拿给别人看。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东坡诗雅》引

译自五言诗以来，六朝的谢、陶，唐代的陈子昂、韦应物、柳子厚，最接近《风》《雅》的传统，其余人大多用杂体作诗。诗道衰亡已经很久，杂体越完备，就离《风》《雅》越远，道理本来就是如此。近世苏子瞻非常喜爱陶、柳两家，诗歌成就达到极高境界，确实也是陶、柳一流的人物；但评论者仍认为，他虽然能够像陶、柳，却不能不受风俗迁移，这是令人遗憾的。诗歌发展到子瞻这样的地步，尚且还有不能接近古人的遗憾，后人就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于是作《东坡诗雅目录》一篇。正大己丑年，河南元某写于内乡刘邓州光父的东斋。《东坡乐府集选》引 绛州人孙安常为坡词作注，参照汝南文伯起的《小雪堂诗话》，删去他人所作“无愁可解”之类五十六首；他校正的地方也有几十上百处，坡词于是成为完整的版本，不能说没有功劳。然而仍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例如“古岸开青葑”一句，《南柯子》把最后两句倒置放入前一篇，这类问题仍未完全处理，不过只是小问题。其中“野店鸡号”一篇，极其损害义理，不知是谁所作；世人误以为是东坡的作品，小说家又用神宗的话来坐实，说：‘神宗听到这首词，心中不能平静，于是把苏轼贬到黄州，还说要让苏某在闲处袖手旁观，看朕和王安石治理天下。’孙安常不能辨别，又把它收入词集。又如‘当时其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些句子，鄙俗浅近，大声叫嚷，炫耀卖弄，简直像市井经纪中的豪强，酒足饭饱后发作出来的；即使鲁直家的婢女仆人也羞于说出口，却说是东坡所作，错了！前人的诗文中有一句或一两个字彼此不同，大概是传写久了，难免讹误；也可能是写成之后随即有所改定。但孙安常一概以别本为正确，这也是好奇、崇尚异文的弊病。我从孙氏词集中选录七十五首，遇到语句有两种传本的，就选择其中一种采用；此外，《玉龟山》一篇，我认为不是东坡不能作，孙安常却认为是古词而删去。它应当另有根据，姑且保存在卷末，等待以后进一步考察。丙申年九月初一，写于阳平寓居的东斋，元某引。《锦机》引 文章是天下最难的事情，它的法度散见于百家著作之中，学者如果不全面考察，就无法知道古人的源流。我开始学习写文章时，敏之兄这样对我说。兴定丁丑年间，我住在河南，才开始把前人的议论汇集成一编，以便阅读查看。大概是根据李嗣荣、卫昌叔家原先收藏的书抄录，所以并不完备。山谷给黄直方的信中说：‘想要写作《楚辞》，必须熟读《楚辞》，观察古人用意曲折的地方，然后下笔。譬如世间的巧女子，刺绣织锦的技艺冠绝一世；如果贸然想织锦，必须得到织锦机，才能织成锦。因此取“锦机”作为书名。’十一月某日，河东元某自题。《集诸家通鉴节要》序 汝下人弋唐佐汇集各家《通鉴》，编成一部书，以东莱吕氏的《节要》为取舍标准。书中增入《外纪》、甲子纪年谱、目录、考异、举要、历法，以及与道原讨论史事的问答、古代舆地图、帝王世系、释音；又把温公以后诸儒的论辨，或按事类，或按史传，概括其始终要旨，全都是科举学者附加的内容，共编为一百二十卷，总计二百多万字。唐佐治学有源流，读书作文，精心玩味其中旨意，遇到疑问便校订正误，一定要把道理理顺才罢休。因此他编排的次序、各部分的归属和条理，截然分明而不混乱。当时我在平阳张存惠、魏卿家授馆。张存惠精通星历之学，州里以好事而称许他，于是请他替唐佐刻板传播。唐佐到太原拜访我，把定本给我看，并且说：‘温公是懂得治理国家的贤相，只是当时君主没有充分任用他；他被置于闲散职位二十多年，所得到的成果只有《通鉴》一书。虽然他的功业没有完成，但比较他成就一家之言、成为百代不可废弃的经典，难道能说没有辜负所学吗？太平时期，以经学、词赋取士，主持文才衡量的人还认为科目不够广，认为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都可以增设为学校中的专门学业，宰相也认为有道理，只是没有空闲办理。’ 这部书篇卷浩繁，传抄不容易，偏远地方的读书人有想看却无法得到的。张氏这个版本把完整书籍的纸张和墨料减少了一半，得到容易，流传必然广泛。门窗既已打开，将来应当有人由正堂进入深奥之处，希望您替我说明其中的道理。虽然如此，我私下仍有遗憾：司马公和二刘氏、范氏记载一千三百年治乱、兴废、成败的事迹，大概采用《春秋左氏传》、荀悦、袁宏《汉纪》的体例来编写，以便阅读，所以对于宫中秘藏和外府书籍，删削剪裁，只举出大纲而撮取关键，所取的才十分之一；司马公既然已经编成《通鉴》进上朝廷，后来又自己作《通鉴详节》流传于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此后吕、陈、王、陆诸人，也都依照司马公的体例编写，难道是这几位先生对于编年史的始末，故意使它们不能彼此接续，从而开启学者逐渐浏览的途径吗？唐佐长期用真实功力钻研，必定能够得到其中微妙的旨意，希望您为我讲明它，使我们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年、月、日，河东人元某谨序。《十七史蒙求》序

译安平人李瀚撰写《蒙求》，有二千多字，李华为它作序，李良把它推荐给朝廷，大概当时就已经非常重视它了。直到今天几百年间，孩子入学，人人都带着这本书；稍微长大后便继续讲授它。宋代王逢原又有《十七史蒙求》，同李瀚的书一同流传。后来诗人渐渐以次韵相互夸耀推重，因为《蒙求》是韵语，所以姑汾王涿又作了《次韵蒙求》。评论者说，次韵是近世人的弊病，按照自己的意向去追求同他人诗歌的格律，迁就附会，什么事做不出来？只有用于赋写事物、吟咏历史、举出古人事例时，迁就附会或许可以听任如此。这样说来，韵语和次韵便有根据了。当初我二十多岁时，住在太原学舍，交城吴君庭秀和他的弟弟庭俊，同我在由义西斋结夏读书。他曾把自己撰写的《蒙求》给我看，并且说：‘王逢原既然用“十七史”作为篇名，中间却偶尔采用《吕氏春秋》《三辅决录》《华阳国志》《江南野录》，把它们称作“史”，可以吗？如今我所撰写的只从史书中取材，各项偶对，必定让同类事相互附合；至于勉强求韵的地方，也尽力搜求。’ 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扩大奇异的见闻。您替我作序，可以吗？’我欣然答应了他，只是一直没有空闲。三十七年后，我经过镇阳，见到张参议耀卿。耀卿是在吴君门下受学的人。我问他这部书是否还存在，他说，版木毁坏以后，在农家旧箱子里找到了它。于是我得到这部书，替它作序。考察李瀚嫌自己的文章琐碎，这只是自我谦抑的话；李华说凭它可以不出门户而知道天下，这也夸奖得过分；只有李良的荐章说它错综贯通经史，随手加以训释，儿童固然得到很多益处，老成之人也颇受启发，这才说得恰当。天下的书籍，多到房屋也容纳不下、牛马也搬运不了；人的精力有限，而记诵的内容无穷，如果漫无条理、没有统摄，心思广阔而浩大，难道不会有遗忘的过失吗？如果说记事一定要提纲挈领，那么我知道《蒙求》之外，再没有可以增加的了！古人说过：积累丝线可以成为一寸，积累一寸可以成为一尺，尺寸不断积累，最终就成为丈匹。确实如此！即使把三千字推广到十万字，又有谁能说不可以呢？吴君博览强记，九经的《传》《注》大多亲手抄写，而且诵读不离口；史书又是他专门研究的学问；他的文章辞采华美，在科场中很有声名；教授学生时，一定使他们懂得自己所懂的，能够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当时的舆论因此把这些优点归于他。贞祐之乱时，他背着母亲进入山中，在途中遇害，听说当时刚满四十岁。庚戌年五月晦日，新兴元某序。左辖公以“拙轩”为号，向我征求文章，我谨慎地叙述这件事并作铭。距离古代越远，人的天性质朴日益丧失，人为机巧日益增长。心思机巧的人以质拙为忌讳，天下万事一概都用机巧去做。他们夸耀长处、标新立异，争着求快、求取名利，心思忙乱不止，像玩弄弹丸、运斤成风、雕刻猴子那样精巧，又像贯虱之射，唯恐机巧还没有达到极致。至于汲黯的刚直迟钝、绛侯的木讷、石建的淳厚谨慎、卓茂的迂缓，班超平常的谋略、阳城考绩中的下下等，全都被人共同嘲笑指责，认为是不聪明。事业的卑陋、风俗的浅薄邪恶，实在都由此造成。只有公以清白传承世代德行，以忠信结交君主；出入四朝，曾两次执掌宰辅权柄，以危言高论震动天下。揭发奸凶小人尚未显露的阴谋，先见者认为他明察；触犯强臣不可预测的怒火，疾恶者认为他高尚。他的气节视千载人物也没有什么可让步的地方。他以“拙”为号，并不只是想胜过当世贤者而已。濂溪先生论说拙的最高境界，有这样的话：‘天下质拙，刑政通达，上安下顺，风清弊绝。’能够达到上安下顺、风清弊绝，那么治理天下的一切事业就完成了！既然如此，公用“拙”来自称，难道正是用它来自我承担责任吗？《如庵诗文》序

译密国公名▯，字子瑜，是越王的长子、兴陵的诸孙。明昌初年已经授予封爵，密公按惯例授金紫光禄大夫。卫绍王时，授开府仪同三司。宣宗南渡以后，封为胙国公。哀宗正大初年，进封密国公。自明昌初年镐、厉等二王获罪以后，诸王都设置傅、司马、府尉、文学等官，名义上是王府属官，实际上是监视看守王府的人。府门开闭都有规定时间，王子王孙以及外人不得擅自出入；出入都有登记，盘问十分严厉。像金紫光禄大夫这样的国公，虽是大官也无事可做，只能奉命入朝听候而已。密公这样列于朝班，竟有四十年。起初，燕都迁都南下，正值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凡是车辂、宫县、宝玉、秘器等用来供奉皇天的物品，都要用舟车辇运，而国力不足，运到汴京的还不到原有的千分之一。可是诸王、公侯、贵主中，甚至有人能够脱身离去。密公家中的法书名画，装满箱笼，珍藏严护，与自身共存亡，因此其他财货一文钱也不能带在身上。迁都变乱仓促之时，朝廷只忧虑军费匮乏，百官俸禄几乎削减殆尽。一年中所得的收入，连大官也不能养活全家百口。而密公又是宗室中贫困得无以为生的人，他的困顿失意，由此可见。元光以后，王去世，门禁放宽，文士渐渐得以前来拜访，但也不过三五个人而已。密公天性简朴庄重，以至诚待人，不把名位爵禄看在眼里。年轻时，他向三川朱巨观学习作诗，向龙岩任君谟学习书法，真正长期积累，所以终于获得“青出于蓝”的声誉。他没有不读的书，而把《资治通鉴》作为专门学问。纵览上下三千三百多年间的史事，其中的善恶是非、得失成败，他说起来就像在眼前一样。又贯通其他史书，考察异同，即使是老于史学的人，也没有他这样详尽。名士登门时，他就在明窗洁几旁展开图籍，讨论顾、陆、朱、吴等人的画笔是虚写还是实写，探究其中极幽深微妙的地方；谈到二王的笔墨，则推究草书和学究之说，穷尽其中的高妙，往往一言半语也值得记录。他有时典当衣物置办酒席，甚至终日不让客人离去；炉中焚香，茶碗相伴，有时只用一杯橙蜜招待，却保留着太平时代王家旧日的风致，使人喜爱而不能忘怀。他的书画得到苏轼、黄庭坚之间的传授。又向善西堂参禅，法名叫“祖敬”。他自题画像说：“枯木寒灰也自有神采，应当是因缘使我现身为胙公。” “只是因为苦苦喜爱东坡老人，世人说我前身是赵德麟。”旧制规定，国公祭祀山陵时，要佩虎符、乘驿传，称为“严祭”；如果在上清储祥宫、太乙宫、五岳观设醮，在上方相蓝大道场举行法事，就由国公代为行香。密公大多参与这些事情。又有诗自我嘲戏说：“借来的瘦马比墙还迟钝，马上这个官人又病又瘦弱。无用的老臣还有一件用处，一年也要烧香三五次。”这确实是他的实情。密公有诗五卷，名为《如庵小稿》，汴梁的书商家中有传本。乐府中说：“梦到凤凰台上，山围故国四周。”又说：“近在咫尺却又到了秋天，不能长久像云一样自在。”有见识的人听了都为之悲伤。我私下认为，古今喜爱作诗的人，不过是把作诗当作晋人任性放饮的一种方式；吟咏性情，留连景物，本来就可以用来缓解忧愁。对密公来说，诗又是他避开尘世而不感到苦闷、独立自守而不畏惧的凭借。假使密公能够逢时施展所学，凭他的文武才干，承担主持朝政、匡正朝廷的职责，驾驭长远局势，哪里会比古人逊色？难道反而要同那些枯槁憔悴、面色蜡黄的人在笔墨之间争一日之长吗？朝廷疏远亲近宗族而倚重疏远宗属，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长叹！天兴壬辰年，曹王出京作人质，密公在隆德殿求见。皇上问：“叔父想说什么？”密公奏道：“听说孛德虽然正在议和，但孛德并不十分熟悉练达，恐怕不能办成大事。臣请求作为副手，或者代替他前往。”皇上安慰他说：“南渡以后，国家比太平时还有什么供养？可是叔父也从未沾到什么恩惠。平时无事，就把您置于冷落之地，毫不顾惜；有缓急时，却把您置于不可测的境地。叔父尽忠固然可敬，但天下人将怎样议论我呢？叔父还是算了吧！”于是君臣相对落泪。不久，密公因感病，于这一年五月十二日去世，享年六十一岁。又过了二十六年，这部集子在大名再次刻印。门下士、河东人元某为它作引。《琴辨引》

译彦实是苗君，平阳人。他幼年时，受到乡里先生乔孟州、扆君章的器重，扆君章还让自己的儿子、河东按察转运使宇德容与他同桌读书。君章学问深厚博大，又通晓音律，教彦实和德容学习琴艺。起初传授指法时，在手背上叠放铜钱，以轻率放纵为禁忌，直到弹奏一声也不敢随意增减。彦实后来以典雅庄重著称，并非没有缘由。弱冠时参加“明经”科选拔，三次参加庭试；至于论说琴学，也同德容不相上下。当熙宗守成之时，只把弹琴当作娱乐罢了。有个琴工叫卫宗儒，一天弹琴弹不出声音，问他原因，他说：“山后苦寒，手冻得僵硬了。”熙宗立即赏给他貂鼠帐，在他面前烧旺炭火，让他弹奏。世宗喜爱这门技艺，很有父亲的风范，在寝殿外设置琴工，搭起帷幕，让他们弹到半夜才停止。他曾说：“我并不是喜爱琴；君主的心如果没有所寄托，那么营建、征伐、田猎、宠爱女色，什么事做不出来？我用琴来系住自己的心罢了。”有一个侍从在东宫弹琴，衣着华丽，世宗认为他轻浮，下令不许再入宫。到了显宗，也有精通琴艺的能手。三四十年之间，这一技艺大为盛行，而彦实正是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近臣有人把他推荐给章宗，于是他得以待诏翰林，居住在京师。不久声誉大振，甚至废弃科举学业而没有参加科试。南渡以后，他每天跟随杨、赵二人交游，闲闲公曾有诗推重敬佩他，所以诗人们只把他看作高士。彦实的琴艺既已专精，又逐渐受到敦厚朴实风气的熏陶，习惯与本性融为一体；他辨别古今的《操》《弄》，哪一种雅正、哪一种淫郑，仍能一一分辨黑白。他常选取古人流传的一百多篇《操》《弄》中有古意的作品，编纂成集，想要传给后世，但正逢危急存亡的时期，实在没有空闲完成。长子名某，字君瑞，曾任省郎。他闲居燕中，哀叹雅正的琴道将要废弃，而父亲的志愿又未能完成，想要刻木印行此集，请我题写卷首，并且借此试探它是否应当流传。我对君瑞说：‘你只管把它传下去。山谷有诗说：“枯木中空，色泽微暗；古器虽在，却没有古琴弦。我的袖中正有弹奏《南风》的手，谁来听它，谁来替它流传？”东坡有诗说：“琴中如果能够认出贺若，诗里一定会喜爱陶潜。”汉代大司空宋宏推荐桓谭，说他的文学可以比得上前代的扬雄、刘向父子，光武帝任命他为议郎。皇帝每次宴饮，总让桓谭弹琴，喜欢他繁复的声调。宋宏听说后很不高兴，后悔自己曾经推荐他。一天，他等桓谭从宫中出来，正穿着朝服坐在府中，便派官吏把他召来。桓谭到后，宋宏不给他安排座位，责备他说：‘我之所以推荐你，是希望你用道德来辅佐国家；如今你屡次演奏郑声来扰乱《雅》《颂》，这不是忠正之人所应做的事！你能自行改正吗？还是要等我按照法律举发你吗？’桓谭叩头谢罪，过了很久宋宏才放走他。后来大宴群臣，皇帝让桓谭弹琴，桓谭见到宋宏后，举止失常。皇帝奇怪地问原因，宋宏于是离开座位，脱下帽子谢罪说：‘臣之所以推荐桓谭，是认为他能够以忠正之道引导君主。如今朝廷沉溺于喜爱郑声，这是臣的罪过。’皇帝改变脸色向他道歉，桓谭于是不得再任给事中。我私下认为，《南风》那样的手艺已经不可复得，而今天喜爱陶诗的又有几个人？如果真像坡、谷所说，那么只应把这张琴砸碎，拿去当作煮鹤的器具。光武帝喜爱繁声，满朝也都喜爱，于是才有宋司空这样的事。若说宋宏之后从此再没有宋宏这样的人，那么彦实这部书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八音与政治相通，本来就很难；审察音律以了解政治，处在今日而实行古道，也很难。合并这两种难事，才有了这部书，难道是想把它藏在名山，等待真正懂得它的人吗？司空表圣的议论最为通达全面，他说：‘四海这样广大，难道没有赏识音乐的人吗？本来就应当不必等上五百年啊！’请把这段话作为它的引言。丁巳年秋八月初吉日，遗山诗老作引。《双溪集序》燕中的文士张显卿、赵昌龄对我说：“省寺的宾客们，编集当今中令的诗作，准备在世间流传，想请您作序引。您有意吗？”我回答说：“诗和文同出一源而分成两支。文章本来难，诗尤其难。李长吉的母亲因为贺知章作诗太苦，说要到呕出肝肺才算完。又有论诗的人说：‘天地间有清正之气，散入诗人的胸腹；千人万人之中，只有一两个人能够知道。’这可以说是尤其难了！前代诗人凡有所作，遇到事情便随之变化，体裁没有固定不变的，乃是想同造物者争夺造化之权：囚禁锁束怪异，破碎冲击敌阵，凌驾冲击波涛，穿透险要坚固之处，这些手段还不算穷尽。那些憔悴枯槁、甘守寒饿的士人，把这种事当作专门学问，竟有人到老也说不出刘长卿一个字；而身居青云的贵公子，只凭咳嗽、吐唾、皱眉、呻吟便能作诗，这难道不值得珍视吗？修道的人有神会，有顿悟，仿佛凭借无所障碍的辩才，在笔墨间游戏，笔势如龙攫虎掷，动人心魄、惊人眼目，无法用言语穷诘；那些平庸之人，正戴冠束带或披发奔走，流汗追赶它，哪怕有九万里长风，也还在它的下面！中令天资高明，向来熟习诗风，所以落笔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并不值得惊讶。近来燕中有两位诗人一时闻名，他们得意时，觉得《北征》《南山》反而带有惭色；然而每当看到中令的一首诗问世，必定欢喜赞叹，喜不自胜，哽咽着说：‘这是长吉的语言，这是义山的语言，是《樊川集》中没有的语言。’而中令却谦逊地认为自己还不够，驾驭长远，继续精进不止，仿佛要超越天地、遗弃尘俗，飘然独自远行。既然如此，又哪里还用我作序引呢？显卿、昌龄替我向中令说：朝廷以四世五公的门第待遇期待您，天下士大夫把太平宰辅的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李文饶的《一品集》，有郑亚作序；陆宣公的奏议，有苏东坡作▯子；大书特书而且反复书写，韩愈的文章已有先例。您难道只想让我为《双溪小集》作序，然后事情就结束吗？”某年某月某日，门下士河东元某题。《鸠水集引》

译德安人郑梦开把他编纂的宋君周臣《鸠水集》拿给我看，说：“宋君以文章闻名海内，已经很久了！世人因看不到他的全集而遗憾。如今想刻板流传。您对宋君十分厚爱，请为它题写卷首。”我才智不敏锐，不足以了解诗文的正脉，但姑且冒昧议论说：文章虽然出自真正长期积累的功力，然而如果没有父兄的渊源、师友的讲习以及国家的教养，能够卓然自立的人就很少了！自隋、唐以来，以科举选取士人，以学校培养贤才；俊逸之士聚集，名卿才大夫成为他们的宗师。经过琢磨淬炼，日益取得创新的功夫。从道德上说，这是士君子所应做的事；从文章上说，这是鸿儒硕生所产生的成就；从人物上说，这是公卿大臣得以选拔的依据。不一定人人都成为鸿儒、硕生、公卿、大臣，但他们的才具本来就由此形成。宋君出身太行一带，他经学明达、品行修洁，大概是故家遗风所致；而且得到乡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简之、宗盟内翰济川、潞倅祐之父子以及王孟州大用的帮助和熏陶。他住在太学十年，读书作文，所做的常常是有实际用处的学问。假使他能够逢时施行自己的道义，他的成就难道会在名卿才大夫之下吗？改朝换代以来，他辅佐东平幕府二十年。在贤侯执礼相敬、手持扫帚迎接的礼遇中，他不动声色，处理台府事务，都能迎刃而解。他所具有的实用之学，我已经说过了！唉，文章是圣人心传的正道，得志时就是治理天下的事业，困顿时就是承载道义的器具，只看个人所遭遇如何罢了。将来有人读《鸠水集》，如果只把它当作文人的文章来寻求，那他不过是个褦襶子，不是和我志趣相投的人！癸丑年清明日，河东元某作引。《杨叔能小亨集引》贞祐南渡以后，诗学大为兴盛，起初我也不知道应该取法谁。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辛敬之早已在河南有声望，杨叔能却还没有人知道。兴定末年，叔能同我在京师相会，于是见到了礼部闲闲公和杨吏部之美。二公读到他的《幽怀久不写》和《甘罗庙》诗，啧啧称叹不止，说是当今少有可比。等他将要前往关中，张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纯、冯内翰子骏，都作长诗赠别；闲闲公作引，说他的诗学习韩愈《此日足可惜》，很能相似；甚至把他比作金膏水碧那样世外自然生成的奇宝，以及景星、丹凤那样太平时代不常出现的祥瑞。叔能因此名重天下，至今三十年了。然而他曾客居楚地、汉水沔水之间以及燕、赵、魏、齐、鲁之间，走遍天下四方很多地方，而他的困穷也到了极点！叔能天性淡泊，少言少笑，节俭朴素，自守其志，诗文也像他本人一样。他虽然穷困到了极点，但以诗为业的志向没有改变，以唐人为指归的宗旨也没有改变。今年，他编成《小亨集》，他的儿子又在镇州见到我，请我为诗集作引。我也喜爱唐诗。正因为喜爱深厚、探求深入，所以似乎有所心得。姑且冒昧议论说：诗和文，只是语言的不同称呼；有所记述叫作文，吟咏性情叫作诗，但作为语言本身是一样的。唐诗所以远远超出《三百篇》以后各代诗歌，是因为懂得根本罢了！什么叫根本？就是真诚。古代圣贤的道德言语，写在典籍上的很多，姑且拿“如果不思虑，怎么会有收获？如果不去做，怎么会成功？”“不要有偏爱，也不要有偏恶。”“朴虽微小，天下没有谁敢把它当臣下”同“祈求丰年很早举行，方社祭祀没有不及时”“恭敬地共同奉祀明神，应当不会有悔恨和震怒”相比，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篇名和句读不同而已。所以由心而真诚，由真诚而发为语言，由语言而成为诗，这三者彼此相通。情感在内心发动而表现为语言，语言从近处发出而显现于远方。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即使是小民、贫妇、孤臣、失宠之子的感慨讽谏，也都可以厚重人伦、美化教化，没有别的道理。因此说：不真诚便没有真实的存在。正因为不真诚，所以语言没有主宰，心与口分裂成两样东西，人与外物相隔千里。冷漠地来，悠然地去，别人听了，就像春风吹过马耳一样。想要因此感动天地、感动鬼神，就很难了！这就是所谓的根本。唐人的诗，难道懂得这个根本吗？为什么有那么多温柔敦厚、和蔼充满仁义的语言呢？幽深的忧愁、憔悴的情状、寒冷饥饿和困顿疲惫，全都寄托在诗中；而他们身处困厄穷苦却不悲悯自己，遭受遗弃却不怨恨，正是因为根本还在。至于痛恨谗言、憎恶邪恶，不平之气不能自行掩藏，责备得越深，意旨反而越委婉；怨恨得越深，言辞反而越舒缓；优柔浸润，使人沉浸在先王的恩泽中，在性情之外，竟感觉不到文字的存在。这是学诗者能够以唐人为指归的幸运。起初我学诗，曾用十多条戒律自我警诫：不要怨怼，不要戏谑放荡，不要傲慢狠厉，不要故作怪异，不要狡猾攻讦，不要谄媚依附，不要牵强附会，不要拉拢纠合，不要炫耀卖弄，不要矫揉装饰，不要作坚白同异之辩，不要发贤圣癫狂之言，不要像妾妇一样嫉妒，不要像仇敌一样诽谤伤害，不要像昏聩俗人一样哄传，不要像盲师一样只看表面，不要像黥卒一样醉后横行，不要像狡黠小儿一样故作轻佻，不要像田舍翁一样木讷强硬，不要像法家一样丑诋他人，不要像牙郎一样辗转贩卖，不要像市井歌女一样怨恩作态，不要作琵琶娘式的艳情曲词，不要作村塾先生式的《兔园策》，不要作算沙僧式的困苦义学文章，不要作稠梗式的治禁词，不要把天地和自我、今古和自我混为一谈，不要被浅薄邪恶的东西改变，不要说出正人端士所不屑说的话。如果这些话确实正确，我的诗或许还差不多吧？只是我守持得不牢，终于被有志之士超过了。今天读所谓《小亨集》，只会增加我的惭愧和汗颜。我已经把上面的话作为诗集的引言，又作《种松》诗来申说，因此再次说道：“回去告诉你的父亲：我已经老了，自己做葫芦瓠壶已经很久了！如果不是先生，又凭什么来启发我那些狂妄的话呢？”己酉年秋八月初吉日，河东元某作序。《新轩乐府引》

译唐代的歌词大多属于宫体，而且都竭力经营；自从东坡一出现，作品在性情之外便让人感觉不到文字的存在，确实有一种洗尽万古凡马尘埃的气象。即使偶尔写宫体，又怎么能仅仅用宫体来概括呢？有人说乐府本来不难作，自从东坡放笔之后就难作了。这大概是按照工拙来评论，并不是真正了解东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诗三百》中所载的，多是小民贫妇幽忧无聊时的言语，不过是突然受到外物触动，满腔感情喷涌而出，放开口便形成的作品；他们起初果真是想让作品配入管弦、和谐金石，经过圣人之手，同《六经》一起流传吗？小民贫妇尚且如此，却说东坡把翰墨当作游戏，竟然要寻求同前人争胜负，那就错了！如今看来，东坡达到圣境的地方，并不是有意追求文字工巧，而是情势所不能不使它工巧。东坡以后，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都以歌词著称；吟咏性情，留连景物，清丽壮健而顿挫有致，能够激发人的妙思；也有语言意旨拙朴直率，不加修饰，却因其真实而形成美感的。它们都是东坡开启的。近年新轩张胜予，难道也是东坡所开启的一人吗？新轩出自三代辽朝宰相之家，年轻时便以滑稽玩世自娱；两坡两枣，正是所谓进入其居室、吃到其烤肉的人，所以作品中多有喜悦戏谑的言辞。等到他赴两都应试，在众才子中称霸时，时运却不佳，只得补任中台属官。当时南迁已经很久，国势如日薄西山，民情国势中有许多令人长叹流泪的地方，所以他又多用愤懑的语言把它们吐露出来。我和新轩志趣相同，因此相处十分欢快。有时分别已久、相距甚远，我拿他的歌词来读，总是不由得洒然发笑，慨然长叹，沉思远望，郁闷摇曳地边走边唱，觉得玉川子当年在孟谏议送来贡茶、喝到第四碗而微微出汗时，平生不平之事全都从毛孔散去，确实就是这种道理！韩愈《听颖师弹琴》说：“呢喃细语如儿女私情，恩恩怨怨彼此亲昵。忽然变得轩昂激越，如勇士奔赴战场。”我恐怕颖师的琴声还不足以承受这样的描述。我已经这样评论新轩，于是把话说给屋梁子听。屋梁子不高兴地说：“《麟角》《兰畹》《尊前》《花闲》等集子，在乡里传播，妇女儿童相互教唱，淫靡猥亵的言语深入骨髓，牢牢不能去掉，久而久之便同它们一起被改变。佛家说，用笔墨劝人淫乱，立即就要堕入犁舌地狱。只知道这是才巧，却不知道这是罪业。陈后山追悔年轻时的作品，甚至以‘语业’为题，你难道不知道吗？” 《离骚》中的《悲回风》《惜往日》，评论者尚且以“显露才华、夸耀自己，怨恨而沉江”来贬低；至于《孤愤》《四愁》《七哀》《九悼》这些绝命之辞，以及《穷愁志》《自怜赋》，假使让乐天知命的人看见，又应当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呢？天下治乱，是时势；个人得志与否，是命运。在简陋的门屋之下，自有成就的快乐，而长歌中的悲哀有时比痛哭还深。怎么知道因愤懑而吐露出来的，不是在呼天喊冤呢？世人正拿这些来责怪你，你又把它们牵连到新轩身上，那么你将怎样为自己辩解？”我对屋梁子说：“你还记得谢东山回答右军关于哀乐的话吗？‘年纪已到桑榆晚景，正要依靠音乐来陶冶排遣；只是怕孩子们察觉，反而会减少这种欢乐的情趣罢了！’东山似乎不应当说这种话；果真让孩子们察觉了，老人家的乐趣难道就会因此减少吗？您且说说，正如诗仙王南所说，大美年卖珠，楼前的风物，那几个打硬头陀和长三的三《礼》又何曾梦见过？”甲寅年十月十五日，河东元某题。《逃空丝竹集引》南渡以后，李长源的七言律诗清丽壮健、顿挫有致，能够动摇人心，高妙之处往往不减唐人。麻知几的七言长韵，天随子所说的凌驾波涛、穿透险固、囚禁怪异、冲破敌阵等特点，都略有体现。然而长源的缺点在于缺少充实的内涵，知几的毛病在于缺少取舍，诗家也以此为遗憾。仲梁才地有余裕，而取舍的功夫更强，其他方面即使有不及二人的地方，取长补短，总的说来也是同一流的人物。如今二人已经去世，仲梁气势锐利、笔力雄健，专心于诗业而心思精纯，将来所达到的极致，应当拿古人来衡量，不只是像韩愈之于李元宾那样而已。河东人元某书。卷第三十七 序引 《张仲经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