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上谕：朕披阅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论音律算法，称引繁赜，但其中较《律吕正义》一书疎漏岐误之处，正复不少。盖乐律算法义本相通，必须讲求贯串，以期画一。即如乐律以黄钟为本，而尺度之长短视累黍为凖但黍有纵横，亦有大小颗粒。若用纵黍则较长，若用横黍则较短，其大小颗粒亦如之，原难定以为凖也是书所论「横黍百粒当纵黍八十一粒」之说，尚为牵强。又书中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徴羽字様，未免援古入俗，自应仿照《律吕正义》逐细添注，方为赅备。盖古乐皆主一字一音，如「闗闗雎鸠」「文王在上」等诗咏歌时，自应以一字一音，庶合「声依永，律和声」之义。若如朱载堉所注歌诗章谱，每一字下辄用「五六工」等字，试以五音分注，未免一字下而有数音，是又援雅正而入于繁靡也。即以琴瑟而论，上古操缦亦系一字一音，后世古乐失传，而制谱者多用钩擘扫拂等法，以恱聴者之耳，遂使一字而有数音，几与时曲俗剧相似，更失古人审音知乐，能使人人声入心通之意。且如殿陛所奏中和韶乐，从前未免沿明季陋习，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数音者，聴之殊与俗乐相近，经朕特加厘正，俾一字各还一音。目今朝防大典，钟簴铿鐄，备极庄雅，业经载入《律吕正义》，彰彰可考，独不可融洽贯通乎？着交管理乐部算法馆之皇六子永瑢及徳保、邹奕孝、喜常防同精核朱载堉所着此书，分门别▯务将《乐律全书》较《律吕正义》疎漏岐误之处，分列各条，公同详晰订证，如书中凡例体裁逐加考评，载于提要之后，以垂永久而昭厘定。钦此。
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
忆昔于香山，曾听唐侃琴。穆如余古风，谓胜筝琶音。其后定韶乐。
皇祖书沿寻乃悟古在兹一字一▯吟【唐侃内府旗人曾出兵受伤善弹琴任副都统后年老乞休居香山乾隆辛酉年曾听伊弹琴音节抑扬谓即古乐屡有诗嘉之及后厘定中和韶乐细绎 皇祖钦定律吕正义考订精审一字一弹乃知古乐琴声均属一▯一字非如侃所弹世俗之繁音促节也】虞书律和声何有▯与沈【虞书依永和声虽有清浊长短之节合之五声六律而总不外一字一弹若一字数弹则有抑扬往复以圗恱听之为是俗工曲调非古乐矣】兹翻载堉谱亦可谓用心指法虽辟俗十六烦弗禁【叶】甚至谱▯【读作七世俗琴谱所载指法右手有二十四势左手有二十九势合数字减笔为一字其上半记左手指法及徽数其下半记右手指法及▯数如曰卄取散字起笔谓右手散弹左手不按徽也曰七谓七▯也曰乙取挑字一乙谓右手食指挑弦也字典中实无此等字可知非古矣】□【读作三如曰大谓左手大指也曰九谓大指按九徽也曰勹取勾字一勹谓右手中指勾弦也曰三谓三弦也今载堉亦用此指法何异俗谱所载乎】几不邻哇淫古人幼而学操缦胥所任授此谱以习安能喻林林【操缦所以和性情人人皆可学而能者以其简也若如俗谱所为必久工斯伎方可岂人人所能乎】揉绰在所摈四字【谓正应和同】长何堪【叶 朱载堉琴谱所载闗雎章】
【虽一字一▯，不用俗谱吟揉绰注抹擘撮抡等五十三势。然一▯之内，用正应和同四声，长至十六弹，已不胜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髙下，不免烦手之讥。且于琴尚可，令配以金石竹匏之▯，则不成章。此实近日命乐工亲试而知之者。载堉之意，亦欲复古，不知古人之律原有清浊长短之节。然亦只于一句数字之内分抑扬髙下，不得于一字一音之内复有抑▯髙下，转致趋于繁缛，徒为恱耳之具，而于诗歌字义究不能晰。则古人所谓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又安在乎？是载堉之谱，欲避俗而仍不免于引古入俗也】韶乐用正声应和同弗侵【今中和韶乐一字一弹，只用正声，不用所谓应和同三声。非特迥异俗乐之一字数弹，即朱载堉琴谱之十六弹，亦未可同日语。而所谓应和同者，实亦后人所闲增者，岂虞书所有哉】宜引今合古，戒混古杂今。今琴较琶古，然非古琴。
译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皇上谕旨：朕翻阅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其中论述音律算法，引用繁杂深奥，但其中相比《律吕正义》一书疏漏、分歧、错误之处，也确实不少。大概乐律算法的道理本来相通，必须讲求贯通一致，以期统一标准。比如乐律以黄钟为根本，而尺度的长短以累黍为标准，但黍有纵向和横向的区别，也有大小颗粒的差异。如果用纵向的黍则较长，如果用横向的黍则较短，其大小颗粒也是如此，原本难以确定作为标准。这本书所论述的“横黍百粒相当于纵黍八十一粒”的说法，尚且显得牵强。又书中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没有同时标注宫、商、角、徵、羽的字样，未免是援引古法混入俗乐，自然应当仿照《律吕正义》逐一详细添注，才算完备。大概古乐都主张一字一音，如“关关雎鸠”、“文王在上”等诗句咏唱时，自然应当一字一音，才符合“声依永，律和声”的道理。如果像朱载堉所注的歌诗章谱，每一个字下面都用“五六工”等字，试着用五音分别标注，未免一个字下面就有几个音，这又是把雅正之乐引向繁靡了。就拿琴瑟来说，上古弹奏也是遵循一字一音，后世古乐失传，而制谱者多用钩、擘、扫、拂等技法，来取悦听众的耳朵，于是使得一个字而有几个音，几乎与时下的俗曲戏剧相似，更加失去了古人审音知乐、能使人人声入心通的意义。况且如殿陛所奏的中和韶乐，从前未免沿袭明末的陋习，多有一个字曼长引申至几个音的情况，听起来特别与俗乐相近，经过朕特意加以厘正，使一个字各自回归一个音。目前朝廷大典，钟磬铿锵，极其庄严肃雅，已经载入《律吕正义》，清楚可考，难道不能融洽贯通吗？着交管理乐部算法馆的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邹奕孝、喜常会同精心核查朱载堉所著的这本书，分门别类，务必将《乐律全书》相比《律吕正义》疏漏、分歧、错误之处，分列各条，共同详细考证，如书中凡例体裁逐一加以考评，记载在提要之后，以垂范永久而昭示厘定。钦此。
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
忆昔于香山，曾听唐侃琴。穆如余古风，谓胜筝琶音。其后定韶乐。
皇祖书沿寻乃悟古在兹一字一吟【唐侃内府旗人曾出兵受伤善弹琴任副都统后年老乞休居香山乾隆辛酉年曾听伊弹琴音节抑扬谓即古乐屡有诗嘉之及后厘定中和韶乐细绎皇祖钦定律吕正义考订精审一字一弹乃知古乐琴声均属一字非如侃所弹世俗之繁音促节也】虞书律和声何有与沈【虞书依永和声虽有清浊长短之节合之五声六律而总不外一字一弹若一字数弹则有抑扬往复以图悦耳之为是俗工曲调非古乐矣】兹翻载堉谱亦可谓用心指法虽辟俗十六烦弗禁【叶】甚至谱【读作七世俗琴谱所载指法右手有二十四势左手有二十九势合数字减笔为一字其上半记左手指法及徽数其下半记右手指法及数如曰廿取散字起笔谓右手散弹左手不按徽也曰七谓七弦也曰乙取挑字一乙谓右手食指挑弦也字典中实无此等字可知非古矣】□【读作三如曰大谓左手大指也曰九谓大指按九徽也曰勹取勾字一勹谓右手中指勾弦也曰三谓三弦也今载堉亦用此指法何异俗谱所载乎】几不邻哇淫古人幼而学操缦胥所任授此谱以习安能喻林林【操缦所以和性情人人皆可学而能者以其简也若如俗谱所为必久工斯伎方可岂人人所能乎】揉绰在所摈四字【谓正应和同】长何堪【叶朱载堉琴谱所载关雎章】
【虽一字一音，不用俗谱吟揉绰注抹擘撮抡等五十三势。然一音之内，用正应和同四声，长至十六弹，已不胜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扬高下，不免烦手之讥。且于琴尚可，令配以金石竹匏之音，则不成章。此实近日命乐工亲试而知之者。载堉之意，亦欲复古，不知古人之律原有清浊长短之节。然亦只于一句数字之内分抑扬高下，不得于一字一音之内复有抑扬高下，转致趋于繁缛，徒为悦耳之具，而于诗歌字义究不能晰。则古人所谓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又安在乎？是载堉之谱，欲避俗而仍不免于引古入俗也】韶乐用正声应和同弗侵【今中和韶乐一字一弹，只用正声，不用所谓应和同三声。非特迥异俗乐之一字数弹，即朱载堉琴谱之十六弹，亦未可同日语。而所谓应和同者，实亦后人所闲增者，岂虞书所有哉】宜引今合古，戒混古杂今。今琴较琶古，然非古琴。
按昌黎、东坡二人，实博古大雅士也。其听頴师、贤师之琴，胥可谓极力摹冩。然亦何尝不可用于筝琶之▯？则与白居易之《琵琶行》无大殊也。頴师、贤师不究其禅律而习琴焉，不可谓务本，而其所弹想亦俗调。韩、苏未尝辟之，且一▯一音与一▯数音，并未明论其与古合否也。以致《西清诗话》及彦周《诗话》辩论弗已，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予以为愈去愈逺，而总亦未曾指出韩、苏之实未臻处也。予翻悔向之以唐侃俗调为古乐，而今方知一字一音之为古乐，无取繁音恱聴，较筝琶略清之俗调琴也。夫学问之道无穷，止之日设，非今之细心审订，即以昔之俗调琴为古乐矣。推之万理万事，孰不如是？予是以老而益勤于学耳。
御制再题朱载堉乐律全书
琴谱蹖，知古乐非【见前题载堉琴谱诗】全书更与辨渊防，欲求广博，失精覈。
圣制由来总范围【载堉所着乐律全书，于定律审音之道，不能防通原委，误解古书，师心臆説，是以律吕杂用，清浊不分，其踳驳不可枚举。兹命皇六子与馆臣等，钦遵皇祖御定律吕正义，详加校覈，逐一指驳订证。益仰见圣制精防理明数备，为千古不易之准，而载堉之谬亦一览了然矣】谱书工尺漏宫商数典，徒令意渺茫，祗备一家言，或可束之髙阁，正相当【载堉谱中有工尺而漏宫商，则是其混古杂今也】小令由来格己卑，烝民那得强【上声】填词【载堉谱中将康衢击壤二歌统标立我烝民章，周颂思文后稷篇后附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一节，统标思文后稷章，已属牵强。又以豆叶黄金字经时曲小令分谱，是援荘雅而入于里俗矣。即此一端，其余部之错杂舛谬已可概见】一端已足，该全部不可与言乐可知
命诸皇子及乐部大臣定《诗经》全部乐谱，谕。
朕向披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上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徴羽；而于《雅颂》《烝民》《思文》诸诗，以时俗豆叶黄等牌名小令分谱，未免援古而入于俗。又所着《琴谱》一▯之内，用正应和同四声，长至十六弹，不胜其冗；而一音之中已有抑▯髙下，是徒滋繁缛而近于靡曼。有▯时曲，曽经降旨交乐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邹奕孝等，将朱载堉《乐律全书》内踈漏歧误之处详晰订正，分别各条载于本书提要之后，以垂永久而昭雅正。因思《诗》三百篇，皆可歌咏者也。魏晋时尚有《文王》《鹿鸣》等四章，但未着宫调，学者茫然不知耳。而朱载堉诗谱又固执周诗不用商声之説，以角调谱国风，徴调谱小雅，宫调谱大雅，羽调谱周颂，而専以商调谱商颂。夫商调乃宫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此其穿凿拘墟，不待辨而自明，岂足与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乐皆主一字一音，《虞书》“依永和声”，虽有清浊长短之节，合之五声六律，只于一句之数字内分抑▯髙下，不得于一字一音之内参以曼声。后世古法渐湮，取悦聴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数声，此乃时俗伶优所为，正古人所讥“烦手”之音，未足与言乐也。从前朕亲定中和韶乐，细绎
钦定《律吕正义》考订精审，皆主一字一音，实为古乐正声，永当遵守。现在朝防大典，钟虡铿鍧，备极庄雅。朕前于经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诗，于琼林、鹰▯两宴，令歌《棫朴》《干城》之诗，皆亲为指定。而《三百篇》全诗，三代而后，未有全行谱定者。朱载堉所谱，又复▯以俗调，或自行杜撰，不可为训，所当详加订正，叶之宫商，俾操缦安▯之士，皆得矢诗遂歌，更足以昭复古着。派皇子等防同乐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诗篇内应用某宫某调者，俱着详审文义，定为某宫调，仍于各谱骈注七音字様，彚成一书，俾「四始六义」之文，皆可歌咏，分刌节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几考古而益进于古，以副朕条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将来书成时，名之曰《诗经乐谱全书》，并将此旨弁于简端，亦不必重为之序矣。特谕。
御制再题乐律全书
朱载堉乐律全书之谬，已见前谕。兹一▯阅其以曲调
译查考韩愈、苏轼二人，确实是博古通今、高雅之士。他们聆听颖师、贤师弹琴，都可以说是极力描摹。然而这难道不能用于筝琶吗？那么与白居易的《琵琶行》也就没有大的不同了。颖师、贤师不探究禅律而学习弹琴，不能说是务求根本，而且他们所弹奏的想必也是俗调。韩愈、苏轼未曾驳斥，况且对于一字一音与一字数音，并没有明确论述它们是否符合古法。以至于《西清诗话》和彦周的《诗话》争论不休，入者为主，出者为奴。我认为越离越远，而且始终没有指出韩愈、苏轼实际上未达到的地方。我反而后悔以前把唐侃的俗调当作古乐，如今才知道一字一音才是古乐，不取繁音悦耳，比筝琶略清雅的俗调琴。学问之道无穷无尽，如果停止不前，就会像朱载堉那样，不是现在细心审订，就把以前的俗调琴当作古乐了。推而广之，万事万物，哪一件不是这样呢？我因此年老而更加勤于学习。
御制再题朱载堉《乐律全书》
琴谱浅陋，知道古乐并非如此【见前题载堉琴谱诗】全书更与辨析渊源相去甚远，想要追求广博，却失去了精审。
圣制历来总是作为准则【朱载堉所著《乐律全书》，在定律审音的道理上，不能贯通原委，误解古书，凭主观臆断，所以律吕杂用，清浊不分，其错谬不可枚举。现在命令皇六子与馆臣等，恭敬遵照皇祖御定的《律吕正义》，详细校勘，逐一指驳订正。更加仰见圣制精微、理明、数备，是千古不变的准则，而朱载堉的错误也一目了然了】谱书用工尺却遗漏宫商，数典忘祖，徒然让人意绪渺茫，只备一家之言，或许可以束之高阁，正相当【朱载堉谱中有工尺而漏宫商，这就是他混淆古今】小令历来格调已低，烝民怎么能够强行填词【朱载堉谱中将《康衢》《击壤》二歌统标为《立我烝民》章，周颂《思文》《后稷》篇后附《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惟修一节，统标为《思文后稷》章，已属牵强。又以豆叶黄等字经时曲小令分谱，这是援引庄重典雅而落入里巷俗套。仅这一端，其余部分的错杂舛谬已可概见】一端已足，全部不可与言乐可知
命令诸皇子及乐部大臣定《诗经》全部乐谱，谕。
我向来披阅明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载乐谱内填注五六工尺等字，并未兼注宫商角徵羽；而在《雅颂》《烝民》《思文》诸诗，以时俗豆叶黄等牌名小令分谱，未免援引古雅而落入俗套。又所著《琴谱》之内，用正应和同四声，长至十六弹，不胜其冗杂；而一音之中已有抑扬高下，这是徒增繁缛而近于靡曼。有时曲，曾经降旨交乐部皇六子永瑢及德保、邹奕孝等，将朱载堉《乐律全书》内疏漏歧误之处详细订正，分别各条载于本书提要之后，以垂永久而昭示雅正。因思《诗》三百篇，都是可以歌咏的。魏晋时尚有《文王》《鹿鸣》等四章，但未着宫调，学者茫然不知罢了。而朱载堉诗谱又固执周诗不用商声之说，以角调谱国风，徵调谱小雅，宫调谱大雅，羽调谱周颂，而专以商调谱商颂。夫商调乃宫商之商，非夏商之商也，这穿凿拘泥，不待辨析而自明，岂足与言五音述三百哉？且古乐皆主一字一音，《虞书》“依永和声”，虽有清浊长短之节，合之五声六律，只于一句之数字内分抑扬高下，不得于一字一音之内参以曼声。后世古法渐湮，取悦耳者之耳，多有一字而曼引至数声，这是时俗伶优所为，正古人所讥“烦手”之音，未足与言乐也。从前我亲定中和韶乐，细绎钦定《律吕正义》考订精审，皆主一字一音，实为古乐正声，永当遵守。现在朝廷大典，钟虡铿鍧，备极庄雅。我前于经筵之典，令歌《抑戒》之诗，于琼林、鹰宴两宴，令歌《棫朴》《干城》之诗，皆亲为指定。而《三百篇》全诗，三代以后，未有全行谱定者。朱载堉所谱，又以俗调，或自行杜撰，不可为训，所当详加订正，叶之宫商，俾操缦安弦之士，皆得矢诗遂歌，更足以昭复古着。派皇子等会同乐部大臣，悉心精核其诗篇内应用某宫某调者，俱着详审文义，定为某宫调，仍于各谱骈注七音字样，彚成一书，俾「四始六义」之文，皆可歌咏，分刌节度，悉符正始元音，庶几考古而益进于古，以副我条理集成，引俗入古至意。将来书成时，名之曰《诗经乐谱全书》，并将此旨弁于简端，亦不必重为之序矣。特谕。
御制再题乐律全书
朱载堉《乐律全书》之谬，已见前谕。兹一阅其以曲调
谱古歌者，立《我烝民》之歌，乃调▯豆叶黄而合《康衢童謡》与《老人击壤歌》为一章者，其《思文后稷》章乃调▯《金字经》，附以《大禹谟》“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八句为《金字经》之二，皆辏辏而成。至《南风歌》为调▯《鼓▯桐》，先以《古琴操》“返彼三山兮”十六句而继之以“南风之薫”四语，更属狂诞。考舜歌《南风》，见于《乐记》，有篇名而无其辞。《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皆是秦及西汉人，未见其辞也。郑康成《礼记》注云：“其辞未闻”，是东汉亦尚无其辞也。解愠阜财四句，始于《家语》及《尸子》，孔頴逹正义云：“《家语》王肃所増加，非郑所见，《尸子》杂説不可取证正经”，故亦断为此诗今无是。则“南薫”一曲，汉唐人尚疑之，惟辅广以为《家语》必有所据，“南风长养万物，犹人君长养万民”，为得圣人之意云云。尸子为六国时人，《家语》乃孔氏所传，且歌辞尚髣髴喜起之遗，未可定断为非虞廷雅奏。若“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乃晋孔衍所编，其书今亡，惟见于诸家▯书所引。唐吴兢谓“瑟操纪事好与本传相违”，朱子曰：“《琴操》一书载尧舜文武孔子之词，尤谬，知者可一览而悟。”也是《琴操》之纰缪，古人早有定评。今细核其辞，首所云“三山”，即《尚书》之“壶口、雷首、太岳”，孔安国传以为三山是也。《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均以为地近蒲坂，故缘舜都而附防其名。其下文铺叙五老及黄龙负圗之事，则出于《论语》《考比防》《春秋元命苞》皆纬书，不足为证。其语如后世侈陈符命者所为，岂尧舜授受而出此？且明云“案圗观防”，防始于秦，盛于东汉，三代之书无“防”字也。“击石拊韶，鸟兽跄跄，鳯凰来仪”乃《尚书·益稷》篇句。“凯风自南”下同《卫风》，其出于魏晋人伪作，不辨可明。“凯风”即“南风”，见《尔雅》，使舜果有此句，郭璞注《雅》何以不引，而独指《卫风》？且“凯风”“南”风不应，连举解愠，阜财何返？悲喟。宋郭茂倩《乐府》虽引之，尚为两章。载堉不但不知决择，且妄以赝诗冠于《南薫》之首，以合于俗乐。曲牌名实为昩古义，而侮圣言矣。若《秋风》章，乃调寄《青天歌》，虽全用汉武帝辞，然汉代歌辞见于《汉书·乐志》及诸籍者，不下数十章，载堉何以独谱《秋风辞》？考明徐学谟《识余录》称，载堉之父厚烷，以进夀表失称臣，及剏二仙庙、育才等馆，皆上僣无状，降▯髙墙，且谓其好为诡故不情之事，欲以钓誉取名。载堉或因其父▯罪，不无怨怼之意。汉武求仙，嘉靖好道，载堉或竟寓竟于此，亦未可知也。夫援古入俗，固载堉之谬。《乐记》云：“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载堉不知古圣人致治之道，又乏考古之识，卤莽灭裂，真无知妄作之尤者。是于乐理已失，岂足与言正始之音哉？因载明其谬，并命以其四谱如宫商三百之例，以一字一音谱以正调。其载堉杜譔所为之四章，亦按其宫商勒为一编，俾知音律者一览而知其妄，庶亦复古之一端耳。
译谱古歌的人，创立了《我烝民》这首歌，其曲调是《豆叶黄》，并将《康衢童谣》与《老人击壤歌》合并为一章；其中《思文后稷》一章的曲调是《金字经》，又附带《大禹谟》中“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八句作为《金字经》的第二部分，都是拼凑而成的。至于《南风歌》的曲调是《鼓桐》，先以《古琴操》中“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开头，接着加上“南风之薰”四句话，更是荒诞不经。考察舜唱《南风歌》，见于《乐记》，只有篇名而没有歌词。《韩非子》《淮南子》《史记》都是秦代及西汉人的著作，都没有见到其歌词。郑康成在《礼记》注中说：“其歌词未曾听闻”，这说明东汉时也没有其歌词。所谓“解愠阜财”四句，始于《孔子家语》及《尸子》，孔颖达在《正义》中说：“《家语》是王肃所增补的，不是郑玄所见，《尸子》是杂说，不可用来证明正经”，因此断定这首诗现在并没有这样的内容。那么“南薰”这一曲，汉唐人都还怀疑它，只有辅广认为《家语》必定有所依据，“南风长养万物，犹如君主长养万民”，这才符合圣人的心意等等。尸子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家语》是孔氏所传，而且歌词还隐约可见《喜起》的遗风，不能断定它不是虞廷的雅乐。如果“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那是晋代孔衍所编，那本书现在已失传，只在各家类书所引中见到。唐代吴兢说“瑟操记载的事情喜欢与本传相违背”，朱子说：“《琴操》一书记载尧舜文武孔子的歌词，尤其荒谬，知道的人一看就能明白。”这也是《琴操》的错误，古人早有定评。现在仔细核对它的歌词，开头所说的“三山”，就是《尚书》中的“壶口、雷首、太岳”，孔安国的传认为三山是正确的。《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都认为这些地方靠近蒲坂，所以顺着舜的都城而附会其名。其下文铺叙五老及黄龙负图之事，则出于《论语》《考异邮》《春秋元命苞》等纬书，不足为证。其语言如同后世大肆宣扬符命的人所作，难道是尧舜禅让时发出的吗？而且明确说“案图观象”，象始于秦代，盛于东汉，三代书籍中没有“象”字。“击石拊韶，鸟兽跄跄，凤凰来仪”是《尚书·益稷》篇的句子。“凯风自南”以下同于《卫风》，其出于魏晋人伪作，不辨自明。“凯风”即“南风”，见《尔雅》，如果舜真有此句，郭璞注《雅》为何不引用，而只指《卫风》？而且“凯风”“南风”不应连举，解愠、阜财何来悲喟？宋代郭茂倩《乐府》虽然引用它，尚且分为两章。朱载堉不但不知抉择，而且妄自将伪诗冠于《南薰》之首，以迎合俗乐。曲牌名实在违背古义，而侮辱圣言了。至于《秋风》章，曲调寄于《青天歌》，虽然全用汉武帝的歌词，然而汉代歌词见于《汉书·乐志》及诸籍者，不下数十章，朱载堉为何独谱《秋风辞》？考察明代徐学谟《识余录》称，朱载堉的父亲朱厚烷，因进寿表失称臣，以及创建二仙庙、育才等馆，都是僭越无状，被降封至高墙，且说他喜欢做诡诈不近人情之事，想要钓誉取名。朱载堉或许因其父获罪，不无怨恨之意。汉武帝求仙，嘉靖好道，朱载堉或许竟寄托于此，也未可知。援引古事入俗乐，固然是朱载堉的错误。《乐记》说：“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朱载堉不知古圣人致治之道，又缺乏考古之识，卤莽灭裂，真是无知妄作的极端者。这在乐理上已经失误，哪里值得与他谈论正始之音呢？因此明确记载他的错误，并命令以其四谱如宫商三百之例，以一字一音谱以正调。那朱载堉杜撰所作的四章，也按其宫商编为一册，使懂音律的人一看就知道其荒谬，这也算是复古的一个方面罢了。
御制乙夘重题朱载堉琴谱并命入四库全书以示辟识事。
载堉此谱丁未曽题，其以俗琴溷古乐，且訾韩苏之未议及也，详见《御制诗集》。兹偶翻旧稿，尚有未尽之意，是以重示辟而识其事。
夫琴无可辟也。琴之有谱，不可不辟也。经之言琴者，其制曰五▯之琴【乐记】大琴【明堂位尔雅】中琴【明堂位】颂琴【左传】其名曰龙门、空桑、云和【并周礼大司乐】其用曰鼓【诗】曰弹【檀弓】曰操缦、安▯【学记】如是而已，曷尝有所谓指法、手势、吟猱、绰注之▯▯哉？向扵香山聴唐侃弹琴，作诗谓即古乐。迨后▯定中和韶乐，始悟一字一音之为古，而今琴为俗。故曽题朱载堉乐律全书，再三辟其蹖驳，并定全诗乐谱，颁播海防矣。近阅四库全书着録，有明严澂松▯馆琴谱，本朝程防松风阁琴谱二种，纪昀等不入之▯部乐▯，而附之子部艺术▯。虽本宋陈▯乐书列今琴扵俗部之意，微足示雅郑之别耶？然今之言琴者，但知烦手淫声，日引月长，习今▯古，▯部子部乐▯艺术▯，其谁辨之？故不得不重辟之，俾人易晓也。盖琴之有书，自西汉，其指法自蔡邕，着谱自唐以前，谱手势自赵耶利，谱作半字自唐以至于宋。虽汉迄今二千余年，亦云古矣。然今琴所述者，尧之神人畅，舜之南风，文王之羑里，周公之越裳，孔子之▯山，亦均汉后之法，传三代上之事，其然岂其然哉？且其所谓神人畅诸操，亦必非当时圣人之所作也。明冯惟讷编《诗纪》一书，▯载扵古逸一门，盖亦攟摭旧闻，以见赅博，其间真伪不暇考覈。惟讷去古益逺，其所编集无足置论。夫唐虞之书，惟二典三谟实有可信，若神人畅不过就尧时任禹之事敷衍成文，辞意又多不▯。即南风歌虽见扵家语，而家语世已疑其多伪，其他羑里、越裳、▯山等辞，想亦皆后人就当时之事撰拟之。三代以前恐无是辞也。三代以上之琴，曰五▯【舜之琴】曰七▯【文王之琴】如是而止。予惟信三代以上之言，至扵三代以下之言，皆如孟子所谓不可尽信也。其指法若勾挑剔抹者，十二律无是音。其赝字如▯【读作七】□【读作三】之▯，篆籀以来无是字。所谱之诗，毛郑以来无是解。故朱子以为尤谬，郑樵以为异端，陈▯以为诡说。曾是大乐与天地同和，而可为所夺哉？即以事理论之，礼云：“士无故不彻琴瑟”，盖人人能之。今之琴谱，人自为师，家自为学，彼之所谱，此不能通其法；甲之所弹，乙不能喻其辞。琴工学之数年，至血指或不成声。古之教者，春诵夏▯，一时之课而已。人生年十三，即学乐诵诗，使如所云，其必三代之为士者，皆胼手重茧，溺音废业而后可。《仪礼》乡饮酒礼：“工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凡诗十有八萹，《雅》之《文王》《大明》皆以祀先王颂之长▯奏之大禘，章句▯多。使如所谱，用之燕飨，必卜其昼，又卜其夜；用之祭祀，其不跛倚以临者，防希矣。审是，则今谱之不可行，必非古乐昭昭矣。然则琴无谱乎？曰：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记》曰：“比音而乐之，谓之乐。”此古乐之精言也。今诗▯乐谱诸器，皆胪正声。此乐之合扵古者，中和韶乐，大典尊严，行用此乐之宜扵今者，皆一字一音，庶防得赵彦肃所传之遗，不至扵杨杰所讥之失矣。尚何琴谱之足云？縂之，古今之界不可不明，定乐非自予定，实乃自予而显。制作之事，戒泥古，更戒徇俗。即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而辟雍之必宜复，均是道也。识成以冠两谱【▯部乐▯子部艺术▯】之首，并命补书入朱载堉琴谱。
识辟成因，命内廷翰臣为简语，以申琴之古今经俗之概。而诸臣搜罗，所以举约者，防扵目迷五色。然既费苦心，亦足撮要究胜。古今议琴充栋之緐言，并命附録。
内廷翰林等攷据琴谱，指法按语。
琴操》曰：伏羲作琴。桓谭《新论》曰：神农氏王天下，始削桐为琴。《通礼纂》曰：尧使无句作琴。五▯▯防《琴清英》曰：
译御制乙夘年重题朱载堉琴谱并命将其收入四库全书以昭示辨正之识。
朱载堉这部琴谱，我在丁未年曾作过题跋，指出其以世俗琴乐混淆古代雅乐，并且诋毁韩愈、苏轼未曾论及此事，详情可见《御制诗集》。如今偶然翻阅旧稿，觉得尚有未尽之意，因此再次作此辨正以记录此事。
琴本身无需辨正。但琴有谱，则不可不辨正。经典中谈到琴的，其形制称为五弦之琴、大琴、中琴、颂琴；其名称称为龙门、空桑、云和；其用法称为鼓、弹、操缦、安弦。如此而已，何曾有所谓指法、手势、吟猱、绰注之类的说法呢？从前在香山听唐侃弹琴，我作诗说那就是古乐。等到后来审定中和韶乐，才开始领悟一字一音才是古乐，而现在的琴乐是俗乐。所以曾题跋朱载堉《乐律全书》，再三辨正其错误驳杂之处，并审定全诗乐谱，颁布于海防各地。近来查阅四库全书著录，有明代严澂的《松弦馆琴谱》和本朝程方培的《松风阁琴谱》两种，纪昀等人没有将它们列入经部乐类，而是附在子部艺术类。虽然本意是沿袭宋代陈旸《乐书》将今琴列入俗部的做法，略微足以显示雅乐与郑声的区别吗？然而现在谈论琴的人，只知道繁复的手法、淫靡的声音，日益增长，习以为今而忘其古，经部子部乐类艺术类的区别，谁能分辨呢？所以不得不再次辨正，使人容易明白。
大概琴的书，自西汉就有；其指法自蔡邕开始；著谱自唐以前开始；谱中记录手势自赵耶利开始；谱中作半字自唐以至于宋。虽然从汉至今二千多年，也算古老了。然而现在琴谱所描述的，尧的《神人畅》、舜的《南风》、文王的《羑里》、周公的《越裳》、孔子的《猗兰》，也都是汉以后的指法，用来传述三代以上的事，真是这样吗？况且那些所谓的《神人畅》等琴操，也必定不是当时圣人所作的。明代冯惟讷编纂《诗纪》一书，将其收录于古逸一门，大概也是搜集旧闻，以显示其广博，其中真伪来不及考证。冯惟讷离古代更远，他所编纂的集子不值得讨论。唐虞时代的书，只有《尧典》《舜典》和《大禹谟》等三篇确实可信，至于《神人畅》不过是就尧时任用禹的事敷衍成文，辞意又多不通。即使《南风歌》虽见于《孔子家语》，而《家语》世人已怀疑其多伪，其他《羑里》《越裳》《猗兰》等辞，想必也都是后人就当时的事撰拟的。三代以前恐怕没有这样的辞藻。三代以上的琴，叫五弦琴、七弦琴，如此而已。我只相信三代以上的言论，至于三代以下的言论，都像孟子所说不可完全相信。其指法如勾、挑、剔、抹等，十二律中没有这样的音。其假借字如“七”“三”之类的符号，篆籀以来没有这样的字。所谱的诗，毛亨、郑玄以来没有这样的解释。所以朱熹认为尤其荒谬，郑樵认为是异端，陈旸认为是诡说。曾是大乐与天地同和，难道能被这些所取代吗？
即使从事理上推论，礼说：“士无故不撤琴瑟”，大概人人都能弹奏。现在的琴谱，人自为师，家自为学，他所谱的，别人不能通晓其法；甲所弹的，乙不能理解其辞。琴工学习数年，直到手指出血有时还不成声。古代教育，春诵夏弦，只是一时的功课而已。人生年十三，就学乐诵诗，如果像所说的那样，那必定三代的士人，都手足生茧，沉溺于音乐荒废学业才可以。《仪礼》乡饮酒礼：“工歌三终，笙入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共诗十八篇，《雅》中的《文王》《大明》都用于祭祀先王，颂歌之长奏于大禘，章句很多。如果像所谱的那样，用于宴饮，必定要占卜白天，又占卜夜晚；用于祭祀，那能不跛倚站立的人，很少了。审视这些，那么今谱不可行，必定不是古乐，昭昭然了。
那么琴没有谱吗？回答说：有。《虞书》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记》说：“比音而乐之，谓之乐。”这是古乐的精髓之言。现在诗乐谱诸器，都陈列正声。这乐符合古的，中和韶乐，大典尊严，行用此乐适宜于今的，都是一字一音，庶几得到赵彦肃所传的遗意，不至于像杨杰所讥讽的失误了。还说什么琴谱呢？总之，古今的界限不可不明，定乐不是自定，实乃自予而显。制作之事，戒泥古，更戒徇俗。即使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而辟雍之必宜复，均是道也。识成以冠两谱之首，并命补书入朱载堉琴谱。
识辟成因，命内廷翰臣为简语，以申琴之古今经俗之概。而诸臣搜罗，所以举约者，防扵目迷五色。然既费苦心，亦足撮要究胜。古今议琴充栋之緐言，并命附録。
内廷翰林等攷据琴谱，指法按语。
《琴操》曰：伏羲作琴。桓谭《新论》曰：神农氏王天下，始削桐为琴。《通礼纂》曰：尧使无句作琴。五〇〇防《琴清英》曰：
舜弹五▯之琴。尧加二▯。吴仪《琴堂序》曰：武王増变宫变徴而为七。按《乐记》曰：舜作五▯之琴，其言要为可据。又《广雅》云：文王増二▯，曰少宫少商。《隋志》云：周文王加二▯。《帝王世纪》云：文王复増二▯。是七▯之琴实始扵文王也。至各家谓文王、武王各加一▯，其说虽多，殊不足信。若文王、武王先后各加一▯，则文王当有六▯之琴，而古来従未有此说。至吴仪谓武王所加尤为无据。微论仪一人之说不足慿，且二▯自来相传为少宫少商，不闻为变宫变征也。自当以五▯为舜之琴，七▯为文王之琴。
译舜制作了五弦的琴。尧增加了两弦。吴仪在《琴堂序》中说：周武王增加了变宫和变徵两弦，从而成为七弦琴。查考《乐记》说：舜制作了五弦琴，这话大概是可以依据的。又《广雅》说：周文王增加了两弦，称为少宫和少商。《隋书·经籍志》说：周文王增加了两弦。《帝王世纪》说：周文王又增加了两弦。由此可见，七弦琴实际上始于周文王。至于各家认为周文王、周武王各自增加了一弦，这种说法虽然很多，但实在不足为信。如果文王、武王先后各自增加了一弦，那么文王时期应当有六弦琴，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种说法。至于吴仪认为武王所增加的两弦，更是没有根据。姑且不论吴仪一人的说法不足以凭信，况且这两弦历来相传是少宫和少商，没听说过是变宫和变徵。因此应当认定五弦琴是舜的琴，七弦琴是文王的琴。
汉书·艺文志》：雅琴，赵氏七篇，师氏八篇，龙氏九十九篇。按，此琴有専书之始，赵定、师中、龙徳皆汉宣帝时人。至光武帝命桓谭鼓琴，爱其繁声，宋宏即以为耽恱郑卫矣。
玉海：唐以前有刘氏、周氏《琴谱》四卷，陈懐《琴谱》二十一卷。按，此琴有谱之始，其谱已不可考。
崇文縂目》唐赵耶利《琴手▯谱一卷，载调▯用指之法。又《弹琴右手法》一卷，论指法四百余言。按赵耶利，唐太宗时人，以手法为谱始此。其后赵惟则注明蔡邕指法，赵希广作指法，宋王大方述《琴调操名琴様指法》，后代琴谱多因之。
蔡邕《琴赋》：左手抑▯，右手徘徊，指掌反复，抑按蔵摧，按此所赋，乃用指法。郑樵云：「古者手▯所象，本蔡」。
氏五弄，赵耶利所修也。朱长文云：「蔡氏五曲，所谓防春、渌水、生愁、秋思、幽居者也。」今人以为竒声异弄，难工之操，而叔夜时特谓之謡俗之曲【嵇康琴赋云：「下逮謡俗，蔡氏五曲】且曰：「乗间簉之，亦有可观。」盖言其非古也。汉儒所制，尚且非古，况扵魏晋之曲乎？宋世有琴工嵇元荣、羊盖之俦，率造新声，去古益逺。栁吴兴【恽】尝以叹恨，着《清调论》并上《乐议》。唐世琴工复各以声名家，曰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宋、翟、栁诸家。师既异门，学亦随判。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长文所着《琴史》源流甚详，所谓「曲同声异」，盖人自为之，益征非古矣。
琴史：谢安石弟谐，颇有文学，善鼔琴，以新声手▯京师，士子翕然从学。按指法，始扵汉，至晋时尚，以为新声，明非古乐。
乐书雅琴之制，自汉始也。韶乐部中有正声，翻绎字谱。又令钧容班部头任守忠注。入唐来，防乐半字谱。按今所传琴谱，即半字谱之遗，以声緐字多不可。
胜书故取其字之半，或至一两笔。如卄，即散声之起笔也；乙，即挑之一笔也；勹，即勾之一笔也；丁，则打之半字；巾，则带之半字；弗，则拂之半字。至撮为早，反撮为麞；全扶为□，半扶为□。则合两半字，又少息为省，连为车。则有全本字，其大指为大，中指为中，则本字有义；食指为人，无名指为夕，则半字无义。近世《指法阐微》一书，列右手指法七十有二，左手指法九十，亦云多矣。及别以一谱较之，又复不同，非有定也。窃以谱本非字，乃▯记耳。如曲家之工、四、上、尺，▯家之甲、乙、丙、丁，皆非有义，然各有本字也。至以声緐之故，而曼衍攅簇，殊形诡状，不特字书无此字，抑且律书无此音。虽自唐有之，而不可以入古审矣。
乐书，古人论琴声有▯有纬有従，宫商角徴羽文武以上为▯声，黄钟及大吕闰徽以上十三声为纬声，风雅声等二十四声为従声。按，▯声主▯，为七音；纬声主徽，为十二律及闰，毎▯十三徽，积九十一声，乐之道▯矣。二十四従声中有笳声，岂古乐所有？今之指法又在二十四声之外，转益支离。陈▯所谓世罕知音，反以筝势入琴，谱録虽多，其无益乎？
古乐书琴主散声【左手不按▯惟以右手弹之】实音次之，泛音郑声，君子弗贵。是以左手绰注吟猱，右手疾徐▯重，雅乐禁焉。琴理虽渊，雅音尚简，指法大略可得而论。右中指向内为勾，向外为剔；食指向内为抹，向外为挑；大指向内为托，向外为擘。勾挑同声为撮，抹擘同声亦为撮。上生下生，逓互鼔之，散实相应。按此虽亦有勾挑诸法，而较之琴家为简。其「琴主散声」之说，细按従来琴谱，虽至数十音而▯手多作艹字，盖散声为字之本音也【今中和韶乐皆用散声】至云雅音尚简，足征繁声之非，而一字一音之为古矣。
宋史·乐志》杨杰言：“大乐七失，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莭其繁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永；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按此扵《尚书》“依永和声”
译《汉书·艺文志》记载：雅琴类，赵氏七篇，师氏八篇，龙氏九十九篇。按，这是琴有专门著作的开始，赵定、师中、龙德都是汉宣帝时期的人。到了光武帝命令桓谭弹琴，喜爱他繁复的乐声，宋宏就认为这是沉溺于郑卫之音了。
《玉海》记载：唐以前有刘氏、周氏《琴谱》四卷，陈怀《琴谱》二十一卷。按，这是琴有谱的开始，这些谱已不可考证。
《崇文总目》记载：唐赵耶利《琴手指谱》一卷，记载调弦和用指的方法。又有《弹琴右手法》一卷，论述指法四百多字。按，赵耶利是唐太宗时期的人，以手法作为谱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后赵惟则注明蔡邕的指法，赵希广作指法，宋代王大方著述《琴调操名琴样指法》，后代琴谱大多沿袭它。
蔡邕《琴赋》说：左手抑制，右手徘徊，指掌反复，抑制按藏摧折，按此所赋，乃是用指法。郑樵说：“古人手指所象，本于蔡邕。”
蔡氏五弄，是赵耶利所修定的。朱长文说：“蔡氏五曲，所谓防春、渌水、生愁、秋思、幽居。”今人认为这是奇声异弄，难以精通的操曲，而嵇康时特别称之为俚俗之曲【嵇康《琴赋》云：“下逮俚俗，蔡氏五曲”】并且说：“乘间杂入，也有可观之处。”大概说它不是古乐。汉代儒者所制的，尚且不是古乐，何况魏晋之曲呢？宋代有琴工嵇元荣、羊盖之类，大多创造新声，离古乐越来越远。柳吴兴【恽】曾经为此叹恨，著《清调论》并上《乐议》。唐代琴工又各自以声名家，有马氏、沈氏、祝氏，又有裴、宋、翟、柳诸家。师承既不同门，学问也随之分歧。至今曲同而声异的很多。朱长文所著《琴史》源流很详细，所谓“曲同声异”，大概是人自为之，更加证明不是古乐了。
《琴史》记载：谢安石的弟弟谢谐，颇有文学，善于弹琴，以新声手指法在京师流行，士子纷纷跟从他学习。按，指法，始于汉代，到晋代尚且以为新声，明显不是古乐。
《乐书》说雅琴的制度，从汉代开始。韶乐部中有正声，翻译字谱。又令钧容班部头任守忠注释。入唐以来，有半字谱。按，现在所传的琴谱，就是半字谱的遗留，因为声音繁多字多不可胜书，所以取其字的一半，或至一两笔。如“卄”，就是散声的起笔；“乙”，就是挑的一笔；“勹”，就是勾的一笔；“丁”，则是打的半字；“巾”，则是带的半字；“弗”，则是拂的半字。至于撮为早，反撮为麞；全扶为□，半扶为□。则是合两半字，又少息为省，连为车。则有全本字，其大指为大，中指为中，则本字有义；食指为人，无名指为夕，则半字无义。近世《指法阐微》一书，列右手指法七十二，左手指法九十，也算很多了。及别以一谱比较，又复不同，没有定法。我认为谱本不是字，乃是标记而已。如曲家的工、四、上、尺，记家的甲、乙、丙、丁，都不是有义的字，然而各有本字。至于因为声音繁多的缘故，而蔓延攒簇，形状怪异，不仅字书无此字，而且律书无此音。虽然从唐代就有，但不可以入古乐是肯定的了。
《乐书》说，古人论琴声有经有纬有从，宫商角徵羽文武以上为经声，黄钟及大吕闰徵以上十三声为纬声，风雅声等二十四声为从声。按，经声主经，为七音；纬声主徽，为十二律及闰，每经十三徽，积九十一声，乐的道理完备了。二十四从声中有笳声，难道是古乐所有？现在的指法又在二十四声之外，转益支离。陈旸所谓世罕知音，反而以筝势入琴，谱录虽多，岂无益乎？
《古乐书》说琴主散声【左手不按，惟以右手弹之】，实音次之，泛音为郑声，君子不贵。所以左手绰注吟猱，右手疾徐轻重，雅乐禁止。琴理虽然深奥，雅音崇尚简略，指法大略可以论述。右中指向内为勾，向外为剔；食指向内为抹，向外为挑；大指向内为托，向外为擘。勾挑同声为撮，抹擘同声亦为撮。上生下生，递互鼓之，散实相应。按，这虽也有勾挑诸法，而较之琴家为简。其“琴主散声”之说，细按从来琴谱，虽至数十音而右手多作艹字，盖散声为字之本音也【今中和韶乐皆用散声】至于说雅音尚简，足以证明繁声之非，而一字一音之为古了。
《宋史·乐志》杨杰说：“大乐七失，现在歌者或咏一言而滥及数律，或章句已阕而乐音未终，所谓‘歌不永言’也。请节制其繁声，以一声歌一言。且诗言人志，咏以为歌，五声随歌，是谓依永；律吕协奏，是谓和声。先儒以为依人音而制乐，托乐器以写音乐本效人，非人效乐者此也。”按，这于《尚书》“依永和声”
之义为得，解所云“以一声歌一言”，即一字一音也。今松▯馆《琴谱》以《关睢》一诗八十字演为十段，緐至数百声，未免蹈杨杰所讥矣。
译这样的做法才算得当，解释中所说的“用一个乐音唱一个字”，就是一字一音的意思。如今松〇馆的《琴谱》将《关雎》这首诗的八十个字演绎成十个段落，繁杂到几百个乐音，未免落入了杨杰所讥讽的境地了。
吴仪琴堂序。今之为琴，一切异古。或一操而变用数律，或一引而涉歴数徽。其度曲之无制，流声之不依。永徒烦手摇，音播美聴而已。按此切指今琴异古之▯。
律吕精义》俗谱惟禁小指，太古雅琴连无名指亦禁。若夫左手吟猱绰注，右手轻重疾徐，古所谓淫声雅乐不用也。按吟猱绰注，乃琴家俗谱所▯尚者，谱中亍即吟，犭即猱，卜即绰，氵即注也。朱载堉亦知其非，但不免以郑乱雅耳。
律吕阐微，郑世子乐谱，一字例引十余声，平时操缦拈弄可也。若用之燕享祭祀，古人礼文甚繁，如歌文王、大明、緜诗句，又甚多。若字字如此引长，穷日之力不足以给矣。按《阐微》颇遵朱载堉之说，而此条独加驳难，殊为近理。
通志《乐畧·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按郑樵极贬琴曲之十二操，并韩愈所拟十操，非之，以为为邪说异端所袭，愚师瞽史所移。考《琴操》，晋孔衍所编，吴兢谓其纪事好与本▯相违。朱子谓《琴操》一书载尧、舜、文、武、孔子之词，尤谬，智者可一览而悟也。陈▯谓古琴曲有歌诗五篇：曰《鹿鸣》，周大臣伤时在位而作；曰《伐檀》，魏国女悲伤怨旷而作；曰《驺虞》，召国女伤失嘉防而作；曰《鹊巢》，召国男悦贞女而作；曰《白驹》，衰世失朋友而作。以诗推之，说皆不▯。岂好事者妄取其名而诡为之说欤？今琴家所谱，皆自为一种音声，借古立名耳。如《松▯馆琴谱》内《涂山》，乃禹事；《渭濵》，乃太公未遇事。安得有七▯琴？而工人以为论音不论事。且如《闗雎》十段，微特与赵彦肃所▯一字一音者不同，并与朱载堉所谱一字十六弹者不同。然则载堉一《闗雎》，严澂一《闗雎》，岂得为古乐乎？
仪礼》▯传通解：唐开元乡饮酒礼所奏乐，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闗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十二篇之目，而其声亦莫得闻矣。此谱乃赵彦肃所传云，即开元遗声也。按：彦肃所传十二篇谱，皆一字一音，诸谱中仅见此耳。朱子疑以为直以一声叶一字，则古诗篇篇皆可歌矣。夫乐与诗相比，篇篇可歌，何所致疑？即朱载堉亦有周、召二南一字一音谱，而其他仍循俗乐，何哉？
琴史孔子之删诗也皆▯歌之三百篇皆可以为琴曲也至汉世遗音尚存者惟鹿鸣驺虞鹊巢伐檀白驹而已其余则亡近世琴家所谓操弄者皆无歌辞而繁声以为美其细调琐曲虽有辞多近鄙俚适足以助欢欣耳 按郑樵通志谓琴之九操十二引皆以音相授并不着辞琴之有辞自梁始至今琴家诸谱皆以无辞者为胜【松▯馆谱无辞皆古操名松风阁谱有辞且襍入同时人所作小词】朱长文谓三百篇皆可为琴曲诚为卓见然则以三百篇为琴曲断不可以琴家操弄及细调琐曲谱之明甚
琴防派别流传有曰：中州，曰吴，曰浙，曰闽。吴又分为金陵、虞山，皆各立门户，互相诋諆。按撰《松▯馆琴谱》之严澂，乃明大学士讷之子，即虞山派之祖。故其谱琴家以为师法琴防，谓其刻意复古者，仍属彼法，非古乐也。至《松风阁琴谱》，乃▯抄前人段数凡十一，而以曹溶等赠彼小词附入，真鬻技之人所为耳【臣】王杰【臣】董诰【臣】彭元瑞敬识
谨案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师心非古，喜为臆说，尤以算术自鸣，而不知其不可用也【臣】等▯
皇上训示：「取《律吕正义》与此书悉心较覈，实已洞悉底。」
蕴恭读
御制题朱载堉琴谱诗云：「宜引今合古，戒混古杂今。」诚足以正载堉之误，为万世法守。谨仿凡例体裁，将书中岐误不合者，以▯相从，条列于后。虽不必依卷数先后，仍将卷数、页数、行数注明各条之下，以便披阅云。
一黄钟之长九寸，见于《淮南子》《史记》《汉书》，盖非虞、夏、商、周之尺，乃黄帝造律度十分之九也。以九乘之，得八十一；再以九乘之，得七寸二分九厘。《律吕正义前编》中所谓“适合九九天数之全”，非此则十一律吕无由而生。此书不宗黄钟九寸，而
译《吴仪琴堂序》。如今弹琴，各方面都与古代不同。有的弹奏一曲却变换使用多种音律，有的演奏一引却跨越多个徽位。其度曲没有法度，流出的声音不依循规范。长久以来只是徒然烦扰手指摇动，声音传播开来，仅仅为了悦耳动听罢了。按：此条指出当今琴艺与古代不同的弊病。
《律吕精义》：世俗琴谱只禁止使用小指，太古雅琴连无名指也禁止使用。至于左手吟、猱、绰、注等技法，右手轻、重、疾、徐的变化，古代所谓的淫声与雅乐是不使用的。按：吟、猱、绰、注，乃是琴家世俗琴谱所崇尚的，谱中“亍”即吟，“犭”即猱，“卜”即绰，“氵”即注。朱载堉也知道这些不对，但不免以郑卫之音扰乱雅乐。
《律吕阐微》：郑世子《乐谱》，一个字通常要引出十多个声音，平时操琴玩弄是可以的。若用于宴享祭祀，古人的礼仪文章非常繁复，如歌颂文王的《大明》、《緜》等诗句，又非常多。如果每个字都这样拉长声音，耗尽一天的力量也不够用。按：《阐微》颇为遵循朱载堉的说法，而这一条独自加以驳斥，非常合乎情理。
《通志·乐略·琴操》所说的，何曾有这种事？按：郑樵极力贬低琴曲中的十二操，以及韩愈所拟的十操，认为它们是被邪说异端所袭用，被愚昧的乐师和瞽史所误导。考《琴操》，是晋代孔衍所编，吴兢说它记载史实喜好与原本相违背。朱熹说《琴操》一书记载尧、舜、文、武、孔子的歌词，尤其荒谬，聪明的人一看就能明白。陈旸说古琴曲有歌诗五篇：曰《鹿鸣》，是周朝大臣感伤时局而在位所作；曰《伐檀》，是魏国女子悲伤怨旷所作；曰《驺虞》，是召国女子感伤失去嘉偶所作；曰《鹊巢》，是召国男子喜悦贞女所作；曰《白驹》，是衰世失去朋友所作。以《诗经》来推究，这些说法都不正确。难道是好事者妄取这些名字而诡辩其说吗？如今琴家所谱写的，都是自创一种音声，借古名而立名罢了。如《松弦馆琴谱》内的《涂山》，讲的是大禹的事；《渭滨》，讲的是姜太公未出山的事。哪里会有七弦琴？而琴工认为论音不论事。况且如《关雎》十段，不仅与赵彦肃所说的一字一音不同，也与朱载堉所谱的一字十六弹不同。那么朱载堉的一首《关雎》，严澂的一首《关雎》，难道能算是古乐吗？
《仪礼》注疏通解：唐代开元年间乡饮酒礼所奏的音乐，有《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关雎》《葛覃》《卷耳》《鹊巢》《采蘩》《采苹》十二篇的名称，但其声音也已听不到了。此谱是赵彦肃所传，即是开元遗声。按：赵彦肃所传的十二篇谱，都是一字一音，各种琴谱中仅见这一种。朱熹怀疑如果直接用一声配一字，那么古诗篇篇都可歌唱了。音乐与诗歌相比，篇篇可歌，有什么可怀疑的？即使朱载堉也有周、召二南的一字一音谱，而其他仍遵循俗乐，为什么呢？
《琴史》：孔子删诗时，都为之配乐歌唱，三百篇都可以作为琴曲。到了汉代，遗存的声音只有《鹿鸣》《驺虞》《鹊巢》《伐檀》《白驹》而已，其余的都亡失了。近世琴家所谓的操弄，都没有歌辞，而以繁复的声音为美。那些细调琐曲，虽然有辞，大多接近鄙俗，只足以助长欢欣罢了。按：郑樵《通志》说琴的九操十二引都以音相授，并不着辞。琴有辞是从梁代开始的。至今琴家各谱都以无辞者为胜。【《松弦馆谱》无辞的都是古操名，《松风阁谱》有辞，且杂入同时人所作的小词】朱长文说三百篇都可以作为琴曲，确实是卓见。那么以三百篇作为琴曲，断不可以用琴家的操弄及细调琐曲来谱曲，这是很明显的。
琴派别流传有曰：中州，曰吴，曰浙，曰闽。吴又分为金陵、虞山，都各自立门户，互相诋毁。按：撰写《松弦馆琴谱》的严澂，是明代大学士严讷的儿子，即是虞山派的祖师。所以他的谱被琴家视为师法琴法，说其刻意复古的，仍属于他的方法，并非古乐。至于《松风阁琴谱》，是抄录前人段落共十一段，而将曹溶等人赠予他的小词附入，真是卖弄技艺之人所为。【臣】王杰【臣】董诰【臣】彭元瑞敬识。
谨案明代朱载堉《乐律全书》，凭主观臆断非议古法，喜欢妄加议论，尤其以算术自鸣得意，而不知道其不可用。【臣】等……
皇上训示：“取《律吕正义》与此书悉心校核，实已洞悉底蕴。”
恭读御制题朱载堉琴谱诗云：“宜引今合古，戒混古杂今。”确实足以纠正朱载堉的错误，作为万世的法度。谨仿凡例体裁，将书中歧误不合之处，以……相从，条列于后。虽不必依卷数先后，仍将卷数、页数、行数注明各条之下，以便翻阅。
一、黄钟之长九寸，见于《淮南子》《史记》《汉书》，大概不是虞、夏、商、周的尺，而是黄帝造律度十分之九。以九乘之，得八十一；再以九乘之，得七寸二分九厘。《律吕正义前编》中所谓“适合九九天数之全”，不是这样则十一律吕无由产生。此书不宗黄钟九寸，而……
拘于纵黍之长。夫纵黍、横黍之说实由先定黄钟，而以黍验之耳。如先以黍定黄钟，是律由度生，岂通论乎？
译拘泥于纵向黍粒的长度。所谓纵黍、横黍的说法，实际上是因为先确定了黄钟律管，然后用黍粒来验证它罢了。如果先凭黍粒来确定黄钟，那就是音律由度量产生，这难道是通晓事理的说法吗？
皇上圣谕云：「若用纵黍，则较长；若用横黍，则较短。其大小颗粒，原难定以为凖，足破此书固执纵黍之非矣【卷一第二页后四行】
一、黄钟古尺九寸，分之为九十分，其积实为八百一十分。由是下生，则为五百四十分之林钟；南是上生，则为七百二十分之太蔟。此古法，厯代宗之，《律吕正义》亦主此说。载堉以黄钟为长一尺，反谓决无长九十分、积八百一十分之理，此真臆说也【卷四第三十三页后七行】
一黄钟容千二百黍我
圣祖仁皇帝用三分损益法遍试之，十一管无不曶合，斯真古人所未及也。载堉不得黄钟真度，乃欲多截管以拟黄钟，求其合于千二百黍，岂非舎本而逐末乎【卷二十二第二十五页前七行】
一半黄钟与倍无射相合，所以成旋宫之用。载堉谓半黄钟不合于正黄钟，其说是矣。乃以全律、半律
不合之故，遂不取围径，皆同，是以半黄钟必减围径之半，以求合于正黄钟。非特此也，各律之围径皆可意为增减。夫围径既可增减，则长短亦可勿论矣。岂知律管长短之分，正因围径之同，而后可定？此简明不易之理，而反谓先儒未达，误甚【卷二第一页后五行】
一三分损益之法，前编以为千古不易，盖即隂阳消息之机，故以律吕配十二月，理精而数备。今不用三分损，盖而用宻率法。夫宻率即《数理精蕴》内开诸乘方之法也，而饰为勾股之名。故乐问指名之曰宻率，即差分法则，勾股之不必用明矣【卷一第五页后一行】
一隔八相生，古人俱指律吕言。考之管子宫生征，徴生商之说，盖指▯度七音相生之法。自宫一位起，清浊相间，数至徴，适当第九位，故曰隔八。若律吕则自黄钟一位起，数至林钟，适当第八位，是隔七也。此书亦以律吕为隔八相生，已不免管▯相混。而又以为自隔一、隔二至隔七，顺逆俱可相生，此则颠倒错乱，非位次之自然。故乐问辟之【卷一第四十一页前三行】
一载堉以一百二十为律吕之全数，盖以十为法也。论其数，既不合于图书；论其法，又不见于经▯。乃引《吕氏春秋》“三寸九分之含少”作除法，谓于一百二十之中减去含少之数三十九，恰得八十一。夫含少乃黄钟之少宫也。引此牵合，益无义理【卷一第三页后二行】
一载堉多误解古书，以迁就已说。如《管子》云：“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此盖论▯法也。▯法起于下徴，正徴数五十四，下徴倍之为一百八。所谓先主一者，以此一百八为主也。三之者，以三因之，则得三百二十四。又云：“四开以合九九。”者，乃即此三百二十四数，四分之而取其一，适得九九八十一数，为宫声之分。故曰：“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也。”于是以此八十一数，益一得一百八为下徴。由一百八数损一得七十二为商。由七十二数益一得九十六为下羽。由九十六数损一得六十四为角。夫徴羽之数大于宫者，用倍数也。其义甚明。载堉以三之为三寸，又四之为十二寸。分十二寸为一百二十，又三分去一而得八十一为黄钟之长。是非特误解《管子》，并以▯分牵合管律矣【卷一第四页前一行】
一《史记》生钟分之法，即母子乘除之法也。以分字以上之数为分母，分字以下之数为分子。如子一分，即黄钟九寸之全数。丑三分二，则以分子二与黄钟九寸相乘，又以分母三除之，得林钟之六寸，余皆仿此。今以一分为一尺，既无所据，又以算法用竹之径一分证之，不知此乃算筹长径之数，岂一分即一尺耶？若以子一分为一尺，则丑三分二已非林钟六寸矣，其误不待辨而自明。乃反以昔人多错解妄矣【卷四第二页前三行】
一宋房庶尝得古本汉志云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本脱去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载堉以房庶所增八字为非其説是矣乃以为汉志当作一黍之广为一分应删去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十字并引孔贾张三家所引汉志不同为证夫古人引书不必全引亦有节去数字者岂可援此妄删汉书也【卷二十二第
译皇上圣谕说：“如果用纵向排列的黍粒，则长度较长；如果用横向排列的黍粒，则长度较短。黍粒本身大小不一，原本难以确定作为标准，这足以破除该书固执于纵向黍粒之说的错误。”【卷一第二页后四行】
一、黄钟古尺长九寸，将其分为九十分，其体积为八百一十分。由此向下相生，得到体积为五百四十分的林钟；由此向上相生，得到体积为七百二十分的太蔟。这是古代的方法，历代都尊崇它，《律吕正义》也主张这一说法。蔡沈（载堉）认为黄钟长一尺，反而说决没有长九十分、体积八百一十分的道理，这真是主观臆断。【卷四第三十三页后七行】
一、黄钟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我圣祖仁皇帝用三分损益法普遍试验，十一根律管无不吻合，这确实是古人所未能达到的。蔡沈没有掌握黄钟的真正尺度，却想多截断律管来模拟黄钟，以求符合一千二百粒黍的容量，这难道不是舍本逐末吗？【卷二十二第二十五页前七行】
一、半黄钟与倍无射相合，所以能实现旋宫转调的作用。蔡沈说半黄钟不与正黄钟相合，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他因为全律、半律不相合的缘故，就不取围径相同的原则，认为半黄钟必须减少围径的一半，以求与正黄钟相合。不仅如此，各律的围径都可以随意增减。既然围径可以增减，那么长短也就无需讨论了。哪里知道律管长短的区分，正是基于围径相同，然后才能确定？这是简明且不可改变的道理，反而说前代儒者没有通达，错误得很严重。【卷二第一页后五行】
一、三分损益的方法，前编认为它是千古不变的，因为它就是阴阳消长的机理，所以用律吕配合十二个月，道理精微而数理完备。现在不用三分损益法，而用密率法。密率就是《数理精蕴》中开各种乘方根的方法，却装饰为勾股之名。所以《乐问》指名批评它为密率，即差分法则，勾股法不必使用是显而易见的。【卷一第五页后一行】
一、隔八相生，古人都是指律吕而言。考察管乐中宫生徵、徵生商的说法，大概是指十二律七音相生的方法。从宫音第一位起，清浊相间，数到徵音，正好是第九位，所以说隔八。如果是律吕，则从黄钟第一位起，数到林钟，正好是第八位，这是隔七。这本书也把律吕说成隔八相生，已经不免混淆了管乐与律吕。又认为从隔一、隔二到隔七，顺逆都可以相生，这就颠倒错乱，不符合位次的自然规律。所以《乐问》驳斥它。【卷一第四十一页前三行】
一、蔡沈以一百二十作为律吕的总数，大概是把十作为法数。论其数字，既不符合河图洛书；论其方法，又不见于经籍。于是引用《吕氏春秋》“三寸九分含少”作为除法，说在一百二十中减去含少的三十九，恰好得到八十一。含少是黄钟的少宫音。引用这个来牵强附会，更加没有义理。【卷一第三页后二行】
一、蔡沈多误解古书，以迁就自己的学说。如《管子》说：“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这大概是论述管乐的方法。管乐起于下徵，正徵的数是五十四，下徵加倍为一百八。所谓先主一的，就是以这一百八为主。三之的，就是用三去乘它，得到三百二十四。又说：“四开以合九九。”这是即将这三百二十四数，分成四份而取其中一份，恰好得到九九八十一的数，作为宫声的分数。所以说：“以此产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就宫音。”于是用这八十一的数，加一得到一百八作为下徵。由一百八的数减一得到七十二作为商。由七十二的数加一得到九十六作为下羽。由九十六的数减一得到六十四作为角。徵、羽的数大于宫，是因为用了倍数。其意义很明白。蔡沈把三之理解为三寸，又把四之理解为十二寸。把十二寸分为一百二十，又三分去一而得到八十一作为黄钟的长度。这不仅是误解《管子》，而且是用管乐的分数牵强附会律管了。【卷一第四页前一行】
一、《史记》生钟分数的方法，就是母子乘除的方法。以“分”字以上的数为分母，“分”字以下的数为分子。如子一分，就是黄钟九寸的全数。丑三分二，就用分子二与黄钟九寸相乘，再用分母三去除，得到林钟的六寸，其余都仿照此法。现在把一分当作一尺，既没有依据，又用算法用竹的直径一分来证明，不知道这是算筹长径的数，难道一分就是一尺吗？如果把子一分当作一尺，那么丑三分二就已经不是林钟六寸了，其错误不用辩驳就自明。反而说前人大多错解妄论。【卷四第二页前三行】
一、宋代房庶曾得到古本《汉书·律历志》，说：“一黍之起，积一千二百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今本脱去了“之起，积一千二百黍”八字。蔡沈认为房庶所增的八字是错误的，他的说法是对的。但他认为《汉书》应当作“一黍之广为一分”，应删去“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十字，并引用孔颖达、贾公彦、张载三家所引《汉书》不同作为证据。古人引书不必全引，也有省略数字的情况，怎么可以援引这个来妄删《汉书》呢？【卷二十二第
皇上以歌自为歌，奏自为奏，指明其义，千古之疑以释，旷如▯蒙，真儒生考古者之大幸也。载堉乃改大吕为小吕，其余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俱改，易经文以就其臆说，何其妄哉【卷二十五第十三页前六行至十五页前四行】
一律吕之数，往而不返。盖仲吕益一上生，不及黄钟之数。故朱子曰：「自黄钟至仲吕，相生之道穷矣。」乐问言：「仲吕三分益一，其数已多于大吕，是亦黄钟之变。」此变律所由起，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理固然也。载堉不知此说，乃云「往而不返者，由算术不精所致」，岂知必欲其返，十二律吕之本数皆舛矣【卷一第七页前三行】
一变律于管音，无所取而▯音之数则有之。乐问中有图甚明。乐问又云：「郑世子谓仲吕复生黄钟，而半律与全律应，故▯之七音皆用正律。」不知已蹈商大于宫之弊，此笃论也【卷七上第五页后四行】载堉又斥先儒变律、半律之非，其误总由于仲吕复生黄钟耳【卷七上第二十三页后五行】
一载堉谓倍律正律半律但系律同名则新律皆相协旧律皆不协者此即前不取围径皆同之谬耳岂知旧律之不协实得律之正哉【卷五第二十三页前六行】
一乐依乎器，器本乎数。载堉算术，世多称之。盖未有《律吕正义》以前，宜其震而惊之也。载堉所矜者，勾股法，屡作圗以明之。今查《数理精蕴》，勾股法本于《周髀》，理精法宻。但算乐律，只用此例四率已足矣。惟太常旧埙六孔，无商音，凡字。
皇上特命加一孔以备七音，乃用勾股三角法算而得之，余俱不用勾股也。此书所言勾股，悉本元李冶《测圆海镜》一书，然用珠算【即今算盘】而非今之笔算，故觉繁简悬殊。且所谓勾股▯者，不过自乘再乘相并以为实耳，故乐问谓其假借勾股之名以欺人也【卷二十六第八页后七行至二十二页】
一，此书所谓新法，盖即《数理精蕴》内差分周而复始之术也。且既以黄钟为通长一尺，今又加一倍为二尺，于是周径羃积，无一不误矣【卷二第四页前一行】
一，此书所谓别法，用一百乘五十，乘而用七十五数除之者，其实即三分损益法也。盖三分七十五，每分为二十五，益一分则为一百，损一分则为五十。载堉既以三分损益为非，而又隠用其术，谓之别法，斯不足为知者一哂矣【卷四第八页至十五页】
一，此书周径羃积相求，总不如今法之简防。试举一二以例其余。如径求周术，即用此书分寸，依数理精蕴以定率比例。径一○○○○○○○○为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今周五分○○七一五七三为三率。以二率三率相乘，以一率除之，得四率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即周数也。彼法则以径五分自乘，得二十五分，折半得一十二分半为实，开平方法除之，得三分五厘三毫五丝五忽三微三纎九尘。以四十乘之，得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纎，再用九归，始得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之周数。盖今法用一乘一除，彼法则用二乘二除也【卷二第四十页后八行】又如周求羃术，今法以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一率，径一○○○○○○○○为二率，今周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为三率，推得四率五分有竒，即径数。以径数五分折半，得二分五厘，与半周七分八厘五毫六丝七忽四微二纎相乘，得一十九分六十四厘一十八毫五十五丝，即面羃也。彼法则先置周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九因之，得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纎，以四十除之，得三分五厘三毫五丝五忽三微三纎九尘，自乘得一十二分半，加倍得二十五分，又自乘得六百二十五分，又以一百乘之，得六万二千五百分，以一百六十二除之，得三百八十五分八十厘○二十四毫六十九丝一十三忽为实，开平方法除之，始得一十九分六十四厘一十八毫五十五丝之面羃。盖今法用二乘一除，彼法则用四乘三除也，繁简不同如此。其余算法可以▯推矣【卷三第一页前七
译皇上亲自创作歌曲，亲自演奏乐曲，并指明其中的义理，使千古以来的疑惑得以消除，如同久处暗室忽然见到光明，这真是儒生考据古事的大幸。然而载堉竟将大吕改为小吕，其余应钟、南吕、函钟、小吕、夹钟也都随之更改，甚至修改《易经》的文辞来迎合他的主观臆说，这是多么荒谬啊【卷二十五第十三页前六行至十五页前四行】
十二律吕的数理，是往而不返的。因为仲吕在上生时增加一分，其数值已经超过了黄钟的数值。所以朱子说：“从黄钟到仲吕，相生的道理已经穷尽了。”《乐问》中说：“仲吕三分益一，其数值已经多于大吕，这也是黄钟的变化。”这就是变律产生的缘由，《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载堉不知道这个说法，却说“往而不返，是由于算术不精造成的”，哪里知道如果一定要让它返回，十二律吕的基本数值都会错乱【卷一第七页前三行】
变律在管乐器上虽然无法取得，但在弦乐器的数值上却是存在的。《乐问》中的图示非常明白。《乐问》又说：“郑世子认为仲吕能复生出黄钟，半律与全律相应，所以七音都使用正律。”殊不知这已经陷入了商音大于宫音的弊端，这是确凿的定论【卷七上第五页后四行】载堉又斥责先儒关于变律、半律的说法是错误的，他的错误总在于认为仲吕能复生出黄钟【卷七上第二十三页后五行】
载堉认为倍律、正律、半律，只要律名相同，新律就都与旧律相协调，这其实就是前面不取围径皆同的错误。哪里知道旧律的不协调，实际上正是符合律吕的正道呢【卷五第二十三页前六行】
音乐依赖于乐器，乐器本源于数理。载堉的算术，世人多称赞他。因为在《律吕正义》问世以前，人们对他感到震惊和惊奇也是理所当然的。载堉所自夸的是勾股法，屡次画图来阐明它。现在查考《数理精蕴》，勾股法本源于《周髀算经》，道理精微，方法严密。但是计算乐律，只用这四率比例就足够了。只有太常寺旧有的六孔埙，没有商音，即“凡”字。皇上特意命令增加一孔以具备七音，于是用勾股三角法计算而得到它，其余都不使用勾股法。这本书所说的勾股，全都本源于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一书，然而使用的是珠算（即现在的算盘），而不是现在的笔算，所以感觉繁简悬殊。而且所谓的勾股计算，不过是自乘再乘相加作为实数罢了，所以《乐问》说他是假借勾股之名来欺骗人【卷二十六第八页后七行至二十二页】
这本书所谓的新法，其实就是《数理精蕴》中的差分周而复始之术。既然已经以黄钟为通长一尺，现在又加倍为二尺，于是周长、直径、面积、体积，没有一处不错误的【卷二第四页前一行】
这本书所谓的别法，用一百乘五十，再用七十五这个数去除的，其实也就是三分损益法。因为三分七十五，每分是二十五，益一分就是一百，损一分就是五十。载堉既然认为三分损益法是错误的，却又暗中使用这种方法，称之为别法，这不足以让懂行的人一笑置之【卷四第八页至十五页】
这本书中周长、直径、面积、体积的相互推算，总不如现在的方法简便。试举一两个例子来类推其余。比如由直径求周长的方法，就用这本书的分寸，依照《数理精蕴》来确定比例。直径一○○○○○○○为一率，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二率，现在周五分○○七一五七三为三率。用二率和三率相乘，用一率去除，得到四率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这就是周长。而载堉的方法则是用直径五分自乘，得到二十五分，折半得到一十二分半作为实数，开平方法去除，得到三分五厘三毫五丝五忽三微三纎九尘。用四十乘它，得到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纎，再用九归法，才得到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的周长。大抵现在的方法用一乘一除，而载堉的方法用二乘二除【卷二第四十页后八行】又如由周长求面积的方法，现在的方法以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为一率，直径一○○○○○○○为二率，现在周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为三率，推得四率五分有余，就是直径数。用直径数五分折半，得到二分五厘，与半周七分八厘五毫六丝七忽四微二纎相乘，得到一十九分六十四厘一十八毫五十五丝，就是面积。而载堉的方法则是先设置周一寸五分七厘一毫三丝四忽八微四纎，九倍它，得到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纎，用四十去除，得到三分五厘三毫五丝五忽三微三纎九尘，自乘得到一十二分半，加倍得到二十五分，又自乘得到六百二十五分，再用一百乘它，得到六万二千五百分，用一百六十二去除，得到三百八十五分八十厘○二十四毫六十九丝一十三忽作为实数，开平方法去除，才得到一十九分六十四厘一十八毫五十五丝的面积。大抵现在的方法用二乘一除，而载堉的方法用四乘三除，繁简不同如此。其余的算法可以类推了【卷三第一页前七
行】
一载堉算法有自相矛盾者，如二十六卷第十二问中言：“不置通长可求实积”，及观其法则又不然。试举一条明之：载堉言“求夹钟、南吕二律实积者，置黄钟正率一尺云云。”一尺者，即通长也。不过不用夹钟、南吕之通长，而借黄钟之通长以开方耳，非不置通长也。而乃以为“不置通长可求实积”，真欺人之説也【卷二十六第六十四页前三行】
译《行》
《载堉算法》中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卷二十六第十二问中说：“不设置通长可以求出实积”，但查看其法则却又并非如此。试举一条来阐明：载堉说“求夹钟、南吕两律实积的方法是，设置黄钟正率一尺等等。”这一尺，就是通长。只不过是不使用夹钟、南吕的通长，而是借用黄钟的通长来进行开方运算罢了，并非不设置通长。却声称“不设置通长可以求出实积”，这真是欺骗人的说法【卷二十六第六十四页前三行】
一，此书有方九，测圎方十，测圆二圗，即《数理精蕴》之圜内容四邉形之一边也。盖以方求圆之法耳，而每边写勾股比例。其实通部中并未用勾股法也【卷二十五第七十五页、七十六页】
一算术商法，亦旧法也。必用八十一行之大算盘，大者长八尺，小者亦不下四尺。其不适于用如此【卷二十六第二十三页至三十二页】
一造八音之法，总以黄钟为本，加减比例而得之。《律吕正义》有加减分形比例表，最精妙。此欲凭工匠之手，且欲求诸僧道，其术疎矣【卷二十一第三十二页前三行】
一律吕正义铸钟之法，外体皆同，视其厚薄及中空容积以为声之髙下，斯无纎毫之失。且钟之形体，圎者周围击之，其声皆同；形体扁者，击其大面，声必下；击其小面，声必髙。圆之胜扁，明甚。此欲求之博古圗，反以圎为鄙陋，弗深考耳【卷九第十七页后二行，第十八页后一行】
一排箫，十六管，形如鳯翼。古有明文，《律吕正义》分为清浊二均，一定之理也。此有全用十二半律者，至半应钟，只长二寸六分有竒，其音噍急，必非雅声【卷八第七页前五行】又大箫圗，用八倍律，四正律，则是以二尺长之黄钟，并十五管俱执于手，亦非雅器也【卷八第二十页箫圗】
一载堉所制瑟长九尺。考之《尔雅》，“大瑟长八尺一寸”，者乃九倍黄钟古尺之度，今尺之六尺五寸六分一厘也。《律吕正义前编》云：“古之相工者，多用童子为相，以左手荷瑟，右手相工。”此九尺之瑟，非童子一手之力所能胜。斯论足破瑟长九尺之误【二页瑟圗】又古人席地而坐，则鼓瑟或不用架，非谓断不可用架也。夫随事制宜，必适于用。设或立鼓非架不可，且瑟之首尾不平，即安置地上，亦岂必无架乎【卷九第十五页后八行】
一瑟法失▯，今世俗鼓瑟法二十五▯，全用其指法，用钩抹擘托，如此书所云，正世俗之法也。至中▯，谓之黄▯，亦谓之君▯，或用或不用，亦各有説。其不用者，取无为而治之义；其用者，以为君不可以处虚位。二说各有取义，然总不如分清浊二均之为当也。盖清浊二均中，又各自具清浊以相应和，所以为妙，何必二十五▯齐用哉【卷七上第二十九页前三行】且载堉既以黄▯为君，不可不弹，则定▯时必当用黄钟正声定君▯，方合于义，而反用黄钟清声，理不可通【卷十八第十六页后五行】
一、五音琴十二圗律吕杂用，盖亦承后汉志之説，总不若律吕正义之十二琴表律吕不相混之为精当也。且琴表用旋宫法，即一琴已备十二均，此用琴十二张，盖未得改▯简防之法也【卷六上第六页至八页】又七音琴十二圗，以变宫为和，变征为中，七▯虽备七音，其实当二变之位者不用，则仍用五▯耳，不可为法【卷七上第七页至十页】
一律吕正义定琴瑟▯必用箫。盖以今之箫宫商与古排箫合故也。若笙则比箫髙四律，实与笛同。载堉以笙定琴▯，非也。又防笙法，用石緑和蜡防之，重防则声浊，轻防则声清。髙下原无一定，岂若箫孔之声一定而不可移乎【卷五第一页前八行】
一，此书所列笛孔字色，即今之四字调，亦谓之正调。载堉以黄钟为长一尺，故以笛合字为黄钟宫声。夫笛之合字，实变宫声也。然则明代之乐，下于今一律，而《律吕正义》云：「明代误以太蔟宫为黄钟宫者，何也？」盖起调立宫之法，先以七音定位为一定之凖，然后以某字当定位之下羽位者，则曰某调；以某字当定位之宫位者，则曰某宫。载堉以变宫合字为第一位，则第三位必是太蔟一字。故《律吕正义》又云：「明代之乐，非特不知宫，且不知调也【卷十四第四页后七行至第六页前三行】
一▯不可以律名，自京房作律凖，写律于▯。后汉志遂以律名▯，继且以▯乱律。汉以后未有能辨析之者，我。
圣祖仁皇帝考定管律，▯度生声，取分之不同，作圗説以
明之我
皇上又作七▯琴十四表，而律吕之不可相混，益为精宻。如黄钟宫表，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
译一，这本书中有九方测圆、十方测圆两种方法，其中的测圆图，就是《数理精蕴》中圆内接四边形的一边。这不过是用来由方形求圆周的方法罢了，而在每条边上标注了勾股比例。实际上全书并未使用勾股法【卷二十五第七十五页、七十六页】
一，算术中的商法，也是旧法。必须使用八十一行的大算盘，大的长达八尺，小的也不下四尺。它的不便实用到了这种程度【卷二十六第二十三页至三十二页】
一，制作八音的方法，都以黄钟为根本，通过加减比例而得出。《律吕正义》中有加减分形比例表，最为精妙。这里却想依赖工匠的手，并且想向僧道寻求，这种方法太粗疏了【卷二十一第三十二页前三行】
一，《律吕正义》中铸造钟的方法，外形都相同，根据它的厚薄以及中空容积来决定声音的高低，这样没有丝毫差错。而且钟的形状，圆形的从周围敲击，声音都相同；形状扁的，敲击它的大面，声音一定低；敲击它的小面，声音一定高。圆形优于扁形，非常明显。这里却想从《博古图》中寻求，反而认为圆形鄙陋，是不深入考究罢了【卷九第十七页后二行，第十八页后一行】
一，排箫，十六根管子，形状像凤的翅膀。古代有明确的记载，《律吕正义》将其分为清浊二均，这是确定的道理。这里有全部使用十二半律的，到了半应钟，长度只有二寸六分多一点，其声音急促，一定不是雅正的声音【卷八第七页前五行】又大箫图，使用八倍律、四正律，那么就是用二尺长的黄钟，连同十五根管子都拿在手里，也不是雅正的乐器【卷八第二十页箫图】
一，载堉所制的瑟长九尺。考察《尔雅》，“大瑟长八尺一寸”，这是九倍黄钟古尺的尺度，折合今尺为六尺五寸六分一厘。《律吕正义前编》说：“古代的相工，多用童子担任，用左手托着瑟，右手进行伴奏。”这九尺长的瑟，不是童子一只手的力量所能胜任的。这个论述足以破除瑟长九尺的错误【二页瑟图】又古人席地而坐，那么弹奏瑟或许不用架子，并不是说绝对不能使用架子。凡事因地制宜，一定要适合使用。假如站立弹奏非用架子不可，况且瑟的首尾不平，即使放在地上，难道就一定不用架子吗【卷九第十五页后八行】
一，瑟的定弦方法失传，现在世俗弹奏瑟的方法用二十五弦，完全使用指法，用钩、抹、擘、托，正如本书所说，正是世俗的方法。至于中间的弦，称为黄弦，也称为君弦，有的用有的不用，也各有说法。不用的，取无为而治的意义；用的，认为君主不可以处于虚位。两种说法各有其意义，但总不如分清浊二均那样恰当。因为清浊二均中，又各自具备清浊以相互应和，所以精妙，何必二十五弦全部使用呢【卷七上第二十九页前三行】况且载堉既然把黄弦作为君弦，不可不弹，那么在定弦时必定应当用黄钟正声来定君弦，才合乎义理，反而使用黄钟清声，道理讲不通【卷十八第十六页后五行】
一，五音琴十二图律吕杂用，大概是继承了后汉书志的说法，总不如《律吕正义》的十二琴表律吕不相混杂那样精当。而且琴表使用旋宫法，即一张琴已经具备十二均，这里使用十二张琴，大概是没有得到改弦简省的法则【卷六上第六页至八页】又七音琴十二图，以变宫为和，变徵为中，七弦虽然具备七音，实际上处于二变位置的不用，那么仍然只用五弦罢了，不可作为法则【卷七上第七页至十页】
一，《律吕正义》规定琴瑟的弦必须用箫来定。因为现在的箫宫商与古代排箫相合的缘故。如果笙则比箫高四个律，实际上与笛相同。载堉用笙来定琴弦，是不对的。又防笙的方法，用石绿和蜡来封闭，封闭得重则声音浊，封闭得轻则声音清。高低原本没有一定，哪里像箫孔的声音一定而不可移动呢【卷五第一页前八行】
一，这本书所列笛孔的字色，就是现在的四字调，也称为正调。载堉以黄钟为一尺长，所以以笛的合字为黄钟宫声。笛的合字，实际上是变宫声。那么明代的音乐，比现在低一个律，而《律吕正义》说：“明代误以太簇宫为黄钟宫，为什么呢？”起调立宫的方法，先以七音定位为一定的标准，然后用某个字对应定位的下羽位的，就称为某调；用某个字对应定位的宫位的，就称为某宫。载堉以变宫合字为第一位，那么第三位必定是太簇一字。所以《律吕正义》又说：“明代的音乐，不仅不知道宫，而且不知道调【卷十四第四页后七行至第六页前三行】
一，弦不可以用律名，自从京房制作律准，在弦上书写律名。后汉书志于是用律来命名弦，接着又用弦来混淆律。汉代以后没有能辨析的人，我圣祖仁皇帝考定管律，弦度产生声音，取分数的不同，作图说来阐明它。我皇上又作七弦琴十四表，而律吕不可相混，更加精密。如黄钟宫表，以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
，皆得正律正分。至徴羽二音，则又不用阳律而用隂吕，是以徴音得林钟之分，而实应夷则之律；羽音得南吕之分，而实应无射之律。三律二吕，盖▯之分则然。若槩施之于金石竹匏土，则不可也。此书各谱所注律吕，实承前人之误，而又不知▯分之详，宜其清浊不分，律吕杂用也【臣】等遵
译（它们）都符合正确的律和正确的分。到了徵、羽这两个音，就不再使用阳律而改用阴吕，因此徵音得到林钟的分，但实际上应合夷则的律；羽音得到南吕的分，但实际上应合无射的律。三律二吕，大概〇的分法就是这样。如果一概将其应用于金、石、竹、匏、土等乐器，那就不行了。这本书各谱所标注的律吕，实际上是沿袭前人的错误，又不知道〇分的详细情况，难怪会出现清浊不分、律吕混用的情况【臣】等遵
防将各谱增注宫商，查各谱有专用律吕注者，若照今雅乐律吕配七音之法骈注，则一调中兼用二变清浊七音并作，实不合法。如「闗闗雎鸠」句，原谱用姑、蕤、应、南四声，试以▯分配合之宫商歌之，则姑为角，蕤为变徴，应为变宫，南为羽，在笛字色曰上。
尺六凡尚可歌也。若以管律配合之，宫商注之，则姑为角，蕤为变徴，应为清羽，南为清徴。在笛字色曰上、尺、凡、工。一句中工字已出调矣，故凡谱中原用律吕注者，俱无庸再注宫商。至各谱之专用工尺注者【臣】等钦遵。
圣训一一增注，但查载堉以合字为宫声，今以四字为宫声注之，则又不合彼之谱调，故仍用彼七音配字色之法分注，则其岐误不合，览谱了然矣【歌章各谱】
一各谱每一字一声用八板为节。夫一字八板，其声必迟。使礼毕而乐未阕，岂礼乐相辅而行之谓哉？
一丝音，每易为竹音所掩，理固宜然。此各谱琴瑟指法，每一字必十六弹，用正应和十六声，即所谓操缦法之定，当达理定也。甚且三十二弹，又为之说云：“歌声未尽，▯声不可先尽。”此乃世俗三▯衬防夹弹法，所谓烦手淫声，岂可施之琴瑟乎？
一、四声虽出于沈约，然实自然之声，非假造作也。载堉不取四声，并不拘平仄，故歌字俱非本音。即以太庙乐谱而论，如「对越至亲」句，字色为合四一尺，「对至」二字最髙，反用低唱。又繇髙逮元句，字色为六尺四，「上逮」字最髙，亦用低唱。又如「闻其声」句，「如」字用髙尺，「字」不必知音者，皆知其不合矣【卷二十二第六十六页乐章】
一祈谷乐谱俱用黄钟宫，至第二章又用仲吕宫，盖一谱二调也【卷十三第二十二页至二十四页】又太庙乐谱初献、亚献用上字起毕，终献又用六字起毕，亦一谱二调也【卷二十二太庙乐】又乡饮乐谱采苹、驺虞用角调，至陔夏则用宫调，亦二调并用也，岂非杂乱无章乎【卷三十五乡射乐】
一自古乐章唯不用徴调。盖征音起调，则宫居商位，故为雅乐所忌。非不用商调商声之谓也。朱子云：古乐不是无商音，其说甚明。明邱濬《大学衍义补》亦云：《闗雎》《鹊巢》等六诗用无射清商。载堉固执不用商调之说，以角调谱国风，徴调谱小雅，宫调谱大雅，羽调谱周颂、鲁颂，已属无义理。又执不用商声之说，遂至小雅徴调并用六音。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二句，用“林蕤姑黄应林南林”八字中有六音。无论不合今法，即彼所列《琴表》《律吕表》亦与此不合也。细察其法，盖“林蕤”皆征音也，不敢连用二“林”字，故作“林蕤”。又“应”即清宫也，不欲用半“黄”字，故作“应”。其字色乃六六工上仕六五六也。然此律吕夹▯，实无所据，非古▯分之比也。
一、庆源发祥谱有宫、角、徴、羽四调。试用《律吕正义》七音定位法，以笛之羽调五音，谱之如宫调曲首句“庆源发祥”为宫、商、角、徴；至角调则为角、徴、羽、宫；徴调则为徴、羽、宫、商；羽调则为羽、宫、商、角。其宫调曲末句“皇灵显融”为角、商、羽、宫；至角调曲则为羽、征、商、角；徴调曲则为宫、羽、角、徴；羽调曲则为商、宫、徴、羽。盖同一乐章而歌法各异。夫所谓旋宫者，七音可为七调，调变而腔法不变，以是成旋宫之妙若此。一章四易调，并四易腔，以是为旋宫？何其谬哉【卷十三第十五页至十七页】
一、南风歌六十调，第一调：南风之薰兮，句作羽徴角商宫。第二调：作徴角商宫羽。第三调：作角商宫羽徴。第四调：作商宫羽徴角。第五调：作宫羽徴角商。不论“歌”字合与不合，只用此五声挨次旋转。其余五十五调，俱用此法以为旋宫之法。如是，岂足聴乎？且“南风之薰兮”句，既用羽徴角商宫，以下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至末总用羽徴角商宫以次填注，不敢颠倒一字。琴瑟专一，谁能聴之？此之谓矣【卷六卷七《南风谱》又卷十八内《康衢击壤二歌》并同】
一、周之风化，始于宫闱。故乡饮，亦用《二
译防将各谱增注宫商，查各谱有专用律吕注者，若照今雅乐律吕配七音之法骈注，则一调中兼用二变清浊七音并作，实不合法。如「关关雎鸠」句，原谱用姑、蕤、应、南四声，试以〇分配合之宫商歌之，则姑为角，蕤为变徵，应为变宫，南为羽，在笛字色曰上、尺、六、凡，尚可歌也。若以管律配合之，宫商注之，则姑为角，蕤为变徵，应为清羽，南为清徵。在笛字色曰上、尺、凡、工。一句中工字已出调矣，故凡谱中原用律吕注者，俱无庸再注宫商。至各谱之专用工尺注者，【臣】等钦遵圣训一一增注，但查载堉以合字为宫声，今以四字为宫声注之，则又不合彼之谱调，故仍用彼七音配字色之法分注，则其歧误不合，览谱了然矣。【歌章各谱】
一、各谱每一字一声用八板为节。夫一字八板，其声必迟。使礼毕而乐未阕，岂礼乐相辅而行之谓哉？
一、丝音，每易为竹音所掩，理固宜然。此各谱琴瑟指法，每一字必十六弹，用正应和十六声，即所谓操缦法之定，当达理定也。甚且三十二弹，又为之说云：“歌声未尽，〇声不可先尽。”此乃世俗三〇衬防夹弹法，所谓烦手淫声，岂可施之琴瑟乎？
一、四声虽出于沈约，然实自然之声，非假造作也。载堉不取四声，并不拘平仄，故歌字俱非本音。即以太庙乐谱而论，如「对越至亲」句，字色为合四一尺，「对至」二字最高，反用低唱。又「由高逮元」句，字色为六尺四，「上逮」字最高，亦用低唱。又如「闻其声」句，「如」字用高尺，「字」不必知音者，皆知其不合矣。【卷二十二第六十六页乐章】
一、祈谷乐谱俱用黄钟宫，至第二章又用仲吕宫，盖一谱二调也。【卷十三第二十二页至二十四页】又太庙乐谱初献、亚献用上字起毕，终献又用六字起毕，亦一谱二调也。【卷二十二太庙乐】又乡饮乐谱采苹、驺虞用角调，至陔夏则用宫调，亦二调并用也，岂非杂乱无章乎？【卷三十五乡射乐】
一、自古乐章唯不用徵调。盖徵音起调，则宫居商位，故为雅乐所忌。非不用商调商声之谓也。朱子云：古乐不是无商音，其说甚明。明邱濬《大学衍义补》亦云：《关雎》《鹊巢》等六诗用无射清商。载堉固执不用商调之说，以角调谱国风，徵调谱小雅，宫调谱大雅，羽调谱周颂、鲁颂，已属无义理。又执不用商声之说，遂至小雅徵调并用六音。如“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二句，用“林蕤姑黄应林南林”八字中有六音。无论不合今法，即彼所列《琴表》《律吕表》亦与此不合也。细察其法，盖“林蕤”皆徵音也，不敢连用二“林”字，故作“林蕤”。又“应”即清宫也，不欲用半“黄”字，故作“应”。其字色乃六六工上仕六五六也。然此律吕夹〇，实无所据，非古〇分之比也。
一、庆源发祥谱有宫、角、徵、羽四调。试用《律吕正义》七音定位法，以笛之羽调五音，谱之如宫调曲首句“庆源发祥”为宫、商、角、徵；至角调则为角、徵、羽、宫；徵调则为徵、羽、宫、商；羽调则为羽、宫、商、角。其宫调曲末句“皇灵显融”为角、商、羽、宫；至角调曲则为羽、徵、商、角；徵调曲则为宫、羽、角、徵；羽调曲则为商、宫、徵、羽。盖同一乐章而歌法各异。夫所谓旋宫者，七音可为七调，调变而腔法不变，以是成旋宫之妙若此。一章四易调，并四易腔，以是为旋宫？何其谬哉！【卷十三第十五页至十七页】
一、南风歌六十调，第一调：南风之薰兮，句作羽徵角商宫。第二调：作徵角商宫羽。第三调：作角商宫羽徵。第四调：作商宫羽徵角。第五调：作宫羽徵角商。不论“歌”字合与不合，只用此五声挨次旋转。其余五十五调，俱用此法以为旋宫之法。如是，岂足听乎？且“南风之薰兮”句，既用羽徵角商宫，以下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至末总用羽徵角商宫以次填注，不敢颠倒一字。琴瑟专一，谁能听之？此之谓矣。【卷六卷七《南风谱》又卷十八内《康衢击壤二歌》并同】
一、周之风化，始于宫闱。故乡饮，亦用《二
南》。然乡射、大射，各异其制，不皆全用十八诗，则随事制宜之明证也。使必拘十八诗之谱，则《燕劳》之什、《房中》之乐，于异代何取乎？今乡饮之乐，只歌。
译《南》。然而乡射礼与大射礼，各自有不同的制度，并非全都完全使用那十八首诗，这正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的明显证据。如果一定要拘泥于那十八首诗的乐谱，那么《燕劳》这一类诗篇、《房中》这一类乐曲，对于不同时代又有何借鉴意义呢？如今乡饮酒礼所用的音乐，只歌唱。
御制补亡诗六篇，所以化成天下者，美矣善矣，而又适合升歌间奏之法。此随事制宜，而适与古合者也。此书三十一卷至三十四卷所载乡饮十八诗，已见前十七卷内，此为重▯，而其歌奏之序不合礼经。鹿鸣、四牡等，毎篇分为三节，与笙诗错杂为之，不知其何所据也。
一乐经之亡已久，古有以大司乐章当之者，载堉谓诗三百篇即乐经，凿矣【卷二十五第一页前五行】
一、二南各谱，大率一篇中字色雷同者多。夫诗谱之难，必髙下抑▯，合于词意而后错综宫商以出之，斯为善耳。今填词家同一牌名，尚须审音察理，变化无方。岂有歌诗数章，只用一腔，且不顾其文义，又不合于平仄者乎【卷三十六《二南诗谱】
一谱中有立我烝民章，思文后稷章，古南风歌，汉武帝秋风辞，以豆叶黄金字，经鼓▯桐，青天歌四曲牌分谱。查此四曲，今九宫大成有之。载堉取古歌辞，配以时曲小令，是援雅而入于俗矣。且即以填词而论，亦必先有此格，然后取其字之四声合格者用之，故曰填也。或先有词章，而旧无曲名者，则当以字色分配，必求协律，今之所谓集曲是也。此取古歌诗，无论合格不合格，强取曲牌合之，岂可法哉【卷四十一第十页至十四页】
一谱中有尧謡、击壤歌、舜歌、夏训、商颂等，皆庄雅之音，乃仅注字色而不注宫商，殊失古意，今俱遵。
防补注《五音》又《明太庙亚献乐谱》及《立我烝民谱》《思文后稷谱》《古南风谱》《汉武帝秋风谱》原书俱未注宫商，今一并补注，以存古法。至其谱之声调不协，则皆载堉师心不师古之失也。
多罗质郡王【臣】永 瑢
礼部尚书【臣】徳 保
国子监祭酒【臣】邹奕孝
钦天监监正【臣】喜 常
乐律全书序
律吕精义》乃臣父之遗志，而臣愚所述也。分为内外二篇，内篇主声数者为本，外篇主辨论者为末。虽则祖述前贤，师法往古，然非宋已来律家常谈也。是以臣愚窃谓，比照《大明清▯天文分野》等书事例，宜加大明二字于书名之首焉。何也？葢此一书，前代未有，实自我朝始耳。良由世庙中兴，礼乐咸新，文化逺被，而朝野臣民靡然向风矣。当此之时，于厯数则有若乐頀、华湘、唐顺之、赵贞吉、顾应祥等诸臣出焉；于乐律则有若张鹗、吕柟、廖道南、王廷相、韩▯竒等诸臣出焉。如是诸臣未能殚举，各有著述，一时出者，皆頼世宗皇帝好学作养之所致也。由是臣父恭王厚烷及臣外舅祖都御史何瑭亦与闻焉。然此二臣頴悟超卓，论议精当，葢多前贤所未发者。若论先天八卦横图，则干左坤右；纵图则干上坤下，以证前贤方图之误。若论黄钟九寸纵黍，则八十一分；横黍则百分，以证前贤九十分之误。与夫援笙证琴，则知琴均当具七音；援琴证律，则知律数惟止十二，葢有变声而无变律。陈▯、蔡元定所见皆非是。凡此之▯，皆出二臣自悟，而非先儒之所授也。臣尝闻臣父曰：「六经有听律之文，无筭律之説。律由声制，非由度出。黄钟之声既定，则何必拘九寸？执守九寸为説，误矣。况又执守王莽尺与斛铭，不亦误甚乎？」葢律家所谓「三分损其一」者，犹厯家所谓「四分度之一」也，皆大略之率耳。自汉刘洪已来，千有余载，疑「四分度之一」者，疑之转深而转密；信「三分损其一」者，信之弥久而弥踈。何律厯二家愚智相较，霄壤相悬也？夫数以理为本，而人心之灵，又理数之本也。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先儒岂欺我哉？彼于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但患学者不下苦工夫以求至当耳。援笙证琴，昭然易晓；援琴证律，显然甚明。仲吕顺生，黄钟返本还。元黄钟逆生仲吕，循环无端，实无往而不返之理。笙琴互证，则知三分损益之法非精义也。臣闻此语，潜思有年，用力既久，遂悟不用三分损益之法，其义益精。律厯皆赖臣父所诲，岂敢忘父之志而不为芹曝之献乎？除系厯法者别着成书外，系律法者亦着成书，名曰《律吕精义》。其内篇之目
译御制补亡诗六篇，用来教化天下，美好而完善，又符合升歌间奏的法则。这是随事制宜，恰好与古法相合的。本书第三十一卷至第三十四卷所载的乡饮十八诗，已在前面十七卷中出现过，此处是重复，但其歌奏的顺序不符合礼经。《鹿鸣》《四牡》等篇，每篇分为三节，与笙诗交错进行，不知依据的是什么。
一、乐经失传已久，古人有以大司乐章来对应它的，朱载堉说《诗经》三百篇就是乐经，这是错误的【卷二十五第一页前五行】
一、《二南》各谱，大体上同一篇中相同字色的雷同之处很多。诗谱之难，必定要高低抑扬，符合词意，然后错综宫商来表现，这才算好。如今填词家同一曲牌，尚须审音察理，变化无穷。哪有歌唱几首诗，只用一个腔调，且不顾其文义，又不合于平仄的呢？【卷三十六《二南诗谱》】
一、谱中有《立我烝民》章、《思文后稷》章、《古南风歌》、汉武帝《秋风辞》，以《豆叶黄金》《字经鼓》《桐青天歌》四曲牌分谱。查这四曲，如今《九宫大成》中有。朱载堉取古歌辞，配以当时的小令，这是把雅乐引入俗乐了。况且即使以填词而论，也必定先有此格律，然后选取字之四声合格者使用，所以叫作“填”。或者先有词章，而旧无曲名的，则应当以字色分配，务必求得协律，现在所谓的集曲就是如此。这里取古歌诗，无论合格不合格，强行取曲牌配合，难道可以作为法度吗？【卷四十一第十页至十四页】
一、谱中有尧谣、击壤歌、舜歌、夏训、商颂等，都是庄重的雅音，却仅注字色而不注宫商，完全失去了古意，如今都遵照。
防备补注《五音》，又《明太庙亚献乐谱》及《立我烝民谱》《思文后稷谱》《古南风谱》《汉武帝秋风谱》，原书都未注宫商，如今一并补注，以保存古法。至于其谱之声调不协调，都是朱载堉师心自用而不师法古人的过失。
多罗质郡王【臣】永瑢
礼部尚书【臣】德保
国子监祭酒【臣】邹奕孝
钦天监监正【臣】喜常
《乐律全书》序
《律吕精义》是臣父的遗志，由臣愚昧地叙述而成。分为内外两篇，内篇以声数为主的是根本，外篇以辨论为主的是末节。虽然继承前贤，师法往古，但这并非宋朝以来律家所常谈的内容。因此臣愚昧地认为，比照《大明清天文分野》等书的事例，应当在书名之首加上“大明”二字。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前代没有，实在从我朝才开始。这是由于世宗皇帝中兴，礼乐全部革新，文化远播，朝野臣民都顺从风向。在这个时候，在历数方面有乐頀、华湘、唐顺之、赵贞吉、顾应祥等诸位大臣出现；在乐律方面有张鹗、吕柟、廖道南、王廷相、韩奇等诸位大臣出现。像这样的诸位大臣未能全部列举，各有著述，一时出现的，都依赖世宗皇帝好学培育所致。由此臣父恭王厚烷及臣岳父祖父都御史何瑭也参与其中。然而这两位大臣聪颖卓越，论议精当，大多有前贤所未阐发的。如果论先天八卦横图，则乾左坤右；纵图则乾上坤下，以证明前贤方图的错误。如果论黄钟九寸纵黍，则是八十一分；横黍则是百分，以证明前贤九十分之误。至于援引笙来证明琴，则知道琴均应当具备七音；援引琴来证明律，则知道律数只有十二，大概有变声而没有变律。陈澔、蔡元定所见都不对。凡此种种，都出自两位大臣的自我领悟，而非先儒所传授的。臣曾听臣父说：“六经有听律的文字，没有算律的说法。律由声制定，不是由度量得出。黄钟之声既定，那么何必拘泥于九寸？执守九寸的说法，是错误的。况且又执守王莽尺与斛铭，不更是错误得很吗？”大概律家所谓“三分损其一”，犹如历家所谓“四分度之一”，都是大致的比率罢了。自从汉代刘洪以来，一千多年，怀疑“四分度之一”的，怀疑得越深越精密；相信“三分损其一”的，相信得越久越疏漏。为什么律历两家愚智相较，相差如天壤之别呢？数以理为本，而人心之灵，又是理数的根本。只因为对理没有穷尽，所以其知识有不完整之处。先儒难道欺骗我们吗？他们在冥冥之中，固然有昭昭者存在，只怕学者不下苦工夫以求得至当罢了。援引笙证明琴，明显易懂；援引琴证明律，显然明白。仲吕顺生，黄钟返本还元。黄钟逆生仲吕，循环无端，实在没有往而不返的道理。笙琴互证，则知道三分损益之法不是精义。臣听到这些话，潜思多年，用力既久，于是领悟不用三分损益之法，其义更加精微。律历都依赖臣父教诲，岂敢忘记父亲的志向而不献芹曝之诚呢？除涉及历法的另外著成书外，涉及律法的也著成书，名叫《律吕精义》。其内篇的目录
曰：总论造律得失第一，不宗黄钟九寸第二，不用三分损益第三，不拘隔八相生第四，不取围径皆同第五，新旧法参校第六，新旧律试验第七，▯气辨疑第八，旋宫琴谱第九，乐器图様第十，审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平衡第十三。外篇之目有八，其大槩皆古今乐律杂説而为辨论附焉。臣愚自序为书之意曰：窃惟厯代诸史志中，其言驳杂，取舍失当，无足观者，莫如律厯与夫乐耳。葢由六艺残缺，声调数术知之者鲜，故也。班志文藻足以动人，识者讥其辩而非实，葢文胜于质也。自是而后相继作者，或失之踈略，或失之冗琐，舍本存末，何益于事？虽有不如无也，皆班固作俑矣。欧阳修撰《唐书》独志厯而遗律，托克托撰《宋史》惩修之弊，载律差详，然亦摭其末而遗其本。且如蔡元定律书，每条所引古人旧説，乃其经也，本也；其自辨论于各条下，乃其传也，末也。宋志悉删其本，惟载元定之辨，使不见原文者不知此论从何而发，是则虽有不如无也。推详史家之意，葢谓兼载则恐文烦，特摭其要而已。殊不知律厯之学，以声数为至要，若夫辨论乃其末节也。声者，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之▯是也；数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是也。前贤多不留心于此，其以为深者媮薄自画而讨论不来，其以为浅者鄙俚斯嫌而润色不出，故于论数目尺寸声调腔谱处率删去之，此则史家之通弊也。夫乐也者，声音之学也；律也者，数度之学也。欲志乐律，宜详其本。汉初制氏世在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可谓知其本矣。齐鲁韩毛能言诗之义，而不知其音乐律之本亡矣。太史公律书，其最要者末后生钟分百三十五字耳，余説嫌多，删之可也。班固释五音曰：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纲也。释六律曰：黄钟者，阳气施种于黄泉，孶萌万物，为六气元也。夫音律之有名，犹人名耳。丘垤之丘，孔子取之；轗轲之轲，孟子取之。孔孟之徳，岂在是乎？声音有髙下，而莫能识别，古人强以宫商名之，而又强名为黄钟等，正犹此耳。初无别义，以义解律，汉儒之穿凿也。臣此书中论声调数术处，惟恐忽略而不敢藻饰者，与其文胜质，宁失之野耳，矫史家之弊也。兹奉明诏征取律书，谨将旧稿删润以献。愚见浅陋，理有未然，伏▯圣裁，不胜幸甚。万厯丙申正月朔日，郑世子臣载堉稽首顿首谨序。
译说：总论制定律吕的得失为第一，不尊崇黄钟九寸为第二，不采用三分损益法为第三，不拘泥于隔八相生为第四，不取用周长与直径相等为第五，参校新旧律法为第六，试验新旧律管为第七，辨析气数之疑为第八，旋宫琴谱为第九，乐器图样为第十，审度为第十一，嘉量为第十二，平衡为第十三。外篇的目录有八项，其大抵都是关于古今乐律的杂说，作为辩论附在后面。臣愚昧地自序写这本书的意图说：我私下认为历代各史志中，言辞驳杂，取舍不当，没有值得观看的，没有比律历和乐更甚的了。大概是因为六艺残缺，懂得声调数术的人很少，所以如此。班固《汉书》的文辞藻饰足以动人，有见识的人讥讽它巧辩而不真实，大概是文辞胜过了实质。从此以后相继著书的人，有的失之于疏略，有的失之于冗杂琐碎，舍弃根本而保留末节，对事情有什么益处？有还不如没有，这都是班固开了坏头。欧阳修撰写《唐书》只记载历法而遗漏了律吕，托克托撰写《宋史》惩戒欧阳修的弊端，记载律吕稍微详细，然而也是采摭末节而遗漏根本。况且像蔡元定的律书，每条所引用的古人旧说，是它的经，是根本；他在各条下自己的辩论，是它的传，是末节。《宋史》志全部删去了根本，只记载蔡元定的辩论，使得看不到原文的人不知道这些议论从何而起，这就是有还不如没有。推究详察史家的意图，大概是认为兼载则恐怕文字烦冗，特意采摭其要点罢了。殊不知律历之学，以声数为最紧要，至于辩论乃是它的末节。声，是合、四、一、上、勾、尺、工、凡、六、五这些音名；数，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数字。前贤大多不在此留心，认为深奥的人因浅薄而自我限制，讨论不出来；认为浅显的人因鄙俗而嫌弃，润色不出来，所以在论述数目、尺寸、声调、腔谱的地方大都删去了，这是史家的通病。乐，是声音的学问；律，是数度的学问。想要记载乐律，应当详述其根本。汉初制氏世代在乐官任职，只能记录铿锵鼓舞的节奏，而不能说明其义理，可以说知道了根本。齐鲁韩毛能说明《诗经》的义理，却不知道音乐律吕的根本已经亡失了。太史公《律书》，其中最紧要的只是最后产生钟的“分百三十五字”而已，其余的说法嫌多，删去也可以。班固解释五音说：宫是中也，居于中央，畅通四方，唱始施生，是四声的纲领。解释六律说：黄钟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生万物，是六气的本源。音律有名称，犹如人的名字。丘垤的“丘”，孔子取用；轗轲的“轲”，孟子取用。孔孟的德行，难道在于这些名字吗？声音有高下，而不能识别，古人勉强用宫商来命名，又勉强命名为黄钟等，正与此相同。起初没有别的意义，用义理解释律吕，是汉儒的穿凿附会。臣在这本书中论述声调数术的地方，只怕忽略而不敢藻饰，与其文辞胜实质，宁可失之于粗野，以矫正史家的弊端。现在奉明诏征取律书，谨将旧稿删润后献上。愚见浅陋，道理有未恰当之处，恭候圣裁，不胜荣幸。万历丙申年正月初一，郑世子臣载堉稽首顿首谨序。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一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内篇一
总论造律得失第一
律非难造之物，而造之难成，何也？推详其弊，葢有三失：主莽伪作，原非至善，而歴代善之，以为定制，根本不正，其失一也；刘歆伪辞，全无可取，而歴代取之，以为定説，考据不明，其失二也；三分损益，旧率踈舛，而歴代守之，以为定法，筭术不精，其失三也。欲矫其失，则有三要：不宗王莽律度量衡之制，一也；不从汉志刘歆班固之説，二也；不用三分损益踈舛之法，三也。以此三要矫彼三失，《律吕精义》所由作也。或曰：“大泉之寸，秬黍之分，非莽歆遗法乎？今乃取之，何也？”答曰：“大泉之径，汉尺以为寸；秬黍之长，古尺以为分；而莽歆之尺则不然，所以与新法不同也。”
汉书·王莽传》曰：天凤四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或闻其乐声曰：「清丽而哀，非兴国之声也。」根本不正，此之谓也。《宋书·律志》曰：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徴为祉，阳气施种于黄钟，如斯之属，空烦其文而为辞费。又推九六，欲符刘歆三统之数，假托非▯，以饰其説，皆孟坚之妄矣。考据不明，此之谓也。《宋书·律志》又曰：「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此其大略，犹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引而伸之，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至于南事，为六十律，竟复不合，弥益其踈。筭术不精，此之谓也。大泉之寸，秬黍之分，详见《审度》篇中。
不宗黄钟九寸第二
律由声制，非由度出。制律之初，未有度也。度尚未有，则何以知黄钟乃九寸哉？以黄钟为九寸，不过汉尺之九寸耳。周尺则不然也，商尺又不然也，虞夏之尺皆不然也，黄帝之尺亦不然也。
先儒谓夏禹十寸为尺，成汤十二寸为尺，武王八寸为尺，三代之尺不同。尺虽不同，而黄钟则无不同也。解释黄钟之义，迁就九寸之説，自汉儒为始耳。汉儒已前，《周礼》、《左传》、《国语》、《管子》、《吕览》之▯，皆未尝以黄钟之长为九寸也。此説，臣闻诸臣父云。
葢黄帝之尺，以黄钟之长为八十一分者，法雒书阳数也。
黄帝时雒出书，见《沈约·符瑞志》，犹禹时雒书也。雒书数九，自乗得八十一，是为阳数。葢十二者，天地之大数也；百二十者，律吕之全数也。除去三十九，则八十一耳。故《吕氏春秋》曰：「断两节间三寸九分。」后学未达，遂指三寸九分为黄钟之长者，误矣。八寸一分，三寸九分，合而为十二寸，即律吕之全数。全数之内，断去三寸九分，余为八寸一分，即黄钟之长也。《管子》曰：「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盖谓筭术，先置一寸为实，三之为三寸，又四之为十二寸也。开以合九九者，八十一分，开方得九分，九分自乗得八十一分，为黄钟之长也。
虞夏之尺皆以黄钟之长为十寸者，法河图中数也。书称舜同律度量衡，尧舜禹相禅，未尝改制度。然则禹以十寸为尺，即舜所同之度尺也。旧谓度本起于黄钟之长，又谓黄钟之长九寸，外加一寸为尺。何瑭尝辨之曰：「汉志谓黄钟之律九寸，加一寸以为尺。夫度量权衡所以取法于黄钟者，葢贵其与天地之气相应也。若加一寸以为尺，则又何取于黄钟？殊不知黄钟之长固非人所能为，至于九其寸而为律，十其寸而为尺，则人之所为也。汉志不知出此，乃欲加黄钟一寸为尺，谬矣。」臣按：黄钟之律长九寸，纵黍为分之九寸也，寸皆九分，凡八十一分，雒书之竒，自相乗之数也，是为律本。黄钟之度长十寸，横黍为分之十寸也，寸皆十分，凡百分，河图之偶，自相乗之数也，是为度母。纵黍之律，横黍之度，名数虽异，分剂实同，孰使之然哉？天地自然之理耳。
成汤以夏尺之十二寸有半寸为尺，则黄钟之长乃商尺之八寸。武王以夏尺之八寸为尺，则黄钟之长乃周尺之十二寸有半寸。黄钟无所改，而尺有不
译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一
明代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内篇一
总论造律得失第一
律吕并非难以制造的东西，但制造起来却难以成功，为什么呢？推究其中的弊端，大概有三点失误：王莽伪造的制度，原本就不是最完善的，但历代都以此为善，将其作为定制，这是根本不正，为第一失；刘歆伪造的言辞，完全不可取，但历代都采纳它，将其作为定论，这是考据不明，为第二失；三分损益法，旧有的比率粗疏错误，但历代都固守它，将其作为定法，这是算术不精，为第三失。想要纠正这三点失误，就有三个要点：不尊崇王莽律度量衡的制度，这是第一；不遵从《汉书·律历志》中刘歆、班固的说法，这是第二；不使用三分损益粗疏错误的方法，这是第三。用这三个要点来纠正那三点失误，这就是《律吕精义》著作的缘由。有人问：“大泉的寸度，秬黍的分度，不是王莽、刘歆遗留的方法吗？现在却采纳它们，为什么呢？”回答说：“大泉的直径，是用汉尺来定为寸的；秬黍的长度，是用古尺来定为分的；而王莽、刘歆的尺度却不是这样，所以与新法不同。”
《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四年，初次在明堂、太庙献上新制的音乐。有人听到这音乐的声音说：“清越秀丽却带着哀伤，这不是兴盛国家的音乐啊。”所谓根本不正，说的就是这个。《宋书·律志》记载：班固所记载的，未能通晓律吕的本源，只是训解角音为“触”，徵音为“祉”，说阳气在黄钟中施种，像这类说法，只是空费文辞，徒增烦扰。又推演九与六的关系，想要符合刘歆三统历的数理，假托并非如此，来修饰他的学说，这都是班固的妄说。所谓考据不明，说的就是这个。《宋书·律志》又记载：“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这大概只是周天斗分四分之一罢了。京房不思考这个意思，引申扩展，仲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直到南事，形成六十律，最终仍然不合，更加粗疏。所谓算术不精，说的就是这个。大泉的寸度，秬黍的分度，详见《审度》篇中。
不尊崇黄钟九寸第二
律吕是由声音制定的，不是由尺度产生的。制定律吕之初，还没有尺度。尺度既然还没有，那么怎么知道黄钟就是九寸呢？把黄钟定为九寸，不过是汉尺的九寸罢了。周代的尺度就不是这样，商代的尺度也不是这样，虞夏的尺度都不是这样，黄帝的尺度也不是这样。
先儒认为夏禹十寸为尺，成汤十二寸为尺，武王八寸为尺，三代的尺度不同。尺度虽然不同，但黄钟却没有什么不同。解释黄钟的含义，迁就九寸的说法，是从汉代儒生开始的。汉代儒生之前，《周礼》、《左传》、《国语》、《管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没有把黄钟的长度定为九寸。这个说法，臣听父亲说过。
大概黄帝的尺度，以黄钟的长度为八十一分，是取法于《洛书》的阳数。
黄帝时《洛书》出现，见于《沈约·符瑞志》，如同禹时《洛书》一样。《洛书》的数是九，九自乘得八十一，这就是阳数。大概十二，是天地的最大数；一百二十，是律吕的全数。除去三十九，就是八十一。所以《吕氏春秋》说：“断两节间三寸九分。”后学者没有理解这个意思，于是把三寸九分指为黄钟的长度，这是错误的。八寸一分，三寸九分，合起来是十二寸，即律吕的全数。在全数之内，断去三寸九分，剩下八寸一分，就是黄钟的长度。《管子》说：“凡将要产生五音，先确立一个基数而三之，四开来合九九，以此产生黄钟。”大概说的是算术，先置一寸为实数，三之成为三寸，又四之成为十二寸。开方以合九九，即八十一分，开方得九分，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作为黄钟的长度。
虞夏的尺度都以黄钟的长度为十寸，是取法于《河图》的偶数。《尚书》称舜统一律度量衡，尧舜禹禅让，未曾改变制度。那么禹以十寸为尺，就是舜所统一的尺度。旧说认为尺度本起源于黄钟的长度，又说黄钟的长度九寸，外加一寸为尺。何瑭曾经辩驳说：“《汉书·律历志》说黄钟的律长九寸，加一寸作为尺。度量权衡之所以取法于黄钟，大概是因为重视它与天地之气相应。如果加一寸作为尺，那么又何必取法于黄钟？殊不知黄钟的长度本来不是人力所能为的，至于九寸作为律，十寸作为尺，则是人力所为。《汉书·律历志》不知道这一点，竟然想要加黄钟一寸作为尺，这是错误的。”臣按：黄钟的律长九寸，是纵黍为分的九寸，每寸九分，共八十一分，是《洛书》的奇数，自相乘的数，这是律的本源。黄钟的度长十寸，是横黍为分的十寸，每寸十分，共百分，是《河图》的偶数，自相乘的数，这是度的母本。纵黍的律，横黍的度，名数虽然不同，分剂实际上相同，是什么使它们这样呢？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罢了。
成汤以夏尺的十二寸半为尺，那么黄钟的长度就是商尺的八寸。武王以夏尺的八寸为尺，那么黄钟的长度就是周尺的十二寸半。黄钟没有改变，而尺度却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