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全书卷十

译谨按上述一节：十寸为律，是旧有的法度。前代儒者错误地防备，误用九寸来解释它。我曾听朱熹说：“律吕，《汉书》所载非常详细，然而不得其要领；《史记》所载非常简略，却正是关键之处。如说律数，大概是自然的道理，与先天图一样，更没有人为的安排。”起初听到这话不明白其含义，等到听到何瑭的说法，其中有说：“《汉志》说黄钟之律九寸，加一寸为一尺。夫度量权衡之所以取法于黄钟，大概是看重它与天地之气相应。如果加一寸作为尺，那又何必取法于黄钟？殊不知黄钟的长度本来不是人所能决定的，至于九其寸而为律，十其寸而为尺，则是人的作为。《汉志》不知道出于此，竟想加黄钟一尺作为尺，这是错误的。”这才领悟《汉志》的度量本起源于黄钟的长度，那么黄钟的长度就是一尺。古语说“长九寸”“长八寸十分一”之类，是尺不同而律相同。朱熹所谓与先天图一样的，那先天图是出于河图洛书的。洛书之数九，所以黄钟之律长九寸，因而九之得八十一分，与纵黍的长度相合；河图之数十，所以黄钟之度长十寸，因而十之得百分，与横黍的宽度相合。大概是河图的奇数，洛书的偶数，参伍错综而律度二数方才完备，这是天地自然的妙处，不是由人力安排的。不幸被刘歆、班固所扰乱，自汉至今千数百年，造律不成，大概是因为律度二尺、纵横二黍没有分别罢了。唉！何氏此论，揭示千载的秘密，破除万古的疑惑。律学最关键的处所，大概就在这里吧？这是前代诸儒所未曾阐发的。

译有人将黄钟管的长度平均分为四段，再加出一段作为尺，这就是商尺。它正好相当于夏尺十二寸五分。〇说：“成汤以十二寸为尺，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尺。”有人将黄钟管的长度平均分为五段，减去一段作为尺，这就是周尺。它正好相当于夏尺八寸。传曰：“武王以八寸为尺，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尺。”有人将黄钟管的长度平均分为九寸，外加一寸作为尺，这就是汉尺。有人将黄钟管的长度平均分为八寸，外加二寸作为尺，这就是唐尺。有人将黄钟管的长度平均分为八十一分，外加十九分作为尺，这就是宋尺。唐尺就是成汤尺，因为唐人使用它，所以又名唐尺。宋尺就是黄帝尺，因为宋人使用它，所以又名宋尺。七代尺共有五种，互相考证，都对音律有所补益。

黄帝尺、宋尺，都以大泉钱的直径为九分。汉尺以大泉钱的直径为十分。夏尺，唐代称为黍尺，以开元钱的直径为十分。商尺，唐代称为大尺，以开元钱的直径为八分。周尺，以开元钱八枚的长度为十寸。凡是钱币刚铸造时与制度相符，再次入模铸造就会缩小，所以大的才是真的。

黄钟管的长度，相当于纵排黍尺八十一分，相当于斜排黍尺九寸，相当于横排黍尺十寸。纵排黍的尺，是黄帝尺，也是宋尺；斜排黍的尺，是汉尺；横排黍的尺，是夏尺。商尺减去二寸就是夏尺，夏尺减去二寸就是周尺。黄钟管的长度，相当于商尺八寸，相当于周尺十二寸五分。

竹子虽然是天然生长的，但寻求合适的人在于人，必须先寻求黍，考定标准样式，然后依照样式寻求竹子，制作律管。古今律学家，累黍这一方法，名义上最为精密，实际上最为疏漏。如果没有标准格式，大小相差多少，只说符合标准，尤其不是定论。如果想要挑选符合标准的黍，必须预先议定标准格式，有了标准格式的法度，然后才可以挑选。谨按前汉《食货志》说：“王莽居摄，改变汉制，因为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重新铸造大钱，直径一寸二分，文字为‘大泉五十’。又铸造契刀、错刀，契刀的环像大钱，身形像刀，文字为‘契刀五百’。错刀用黄金错其文字，说‘一刀直五千’【直字在钱文中作半】

《周礼》注说大泉是周景王所铸，汉《志》也说因为周钱有子母相权，那么不是始于王莽就明白了。《淮南子》说十二粟相当于一寸，大概是汉代的制度。《志》说大钱直径一寸二分，是说王莽以汉尺的一寸作为他尺的一寸二分，所以说改变汉制，不是改变周钱。那么大泉创自周代，而王莽沿袭它，其初行时广狭厚薄与契刀、错刀相同。后来二刀不行，只有大泉行用，于是盗铸的人众多，而逐渐轻薄，遂与二刀广狭稍有不同。现在取二刀为证，必须寻求广狭相同的才是真的，其不同的无疑是盗铸的。

上党秬黍好的，纵排八十一枚，斜排九十枚，横排百枚，都与大泉九枚相合。然而这种好黍也自难得，求得这种好黍然后可用。如果不满九枚钱的直径，千万不要误用。历代造律而导致乐声焦急，其过失在于黍不好。《唐会要》说：“高祖武德四年行开元通宝钱，欧阳询制词及书字，含三体。钱径八分。”《唐六典》说：“凡度量以秬黍中者，一黍的宽度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唐代的尺大概有两种，黍尺与大尺兼用。

所谓钱径八分，是指大尺而言。大尺减去二寸，就是黍尺一尺。孙氏《千金方》说：“夏家古尺，今八寸小尺是也。”他著书在唐初，大概指唐尺而言。那么唐尺的八寸，就是夏家的一尺。唐尺的十寸，就是商家的一尺，明白了。审度的方法，十寸为尺，八寸为咫。商以夏尺为咫，因而增加。周以夏咫为尺，因而减少。夏尺、商咫、周尺，加二寸半，就是黄钟的长度。以开元钱校之，那么钱十枚为夏尺的一尺，为商尺的八寸，为周尺的一尺二寸半。

周尺自秦以后不再使用。凡经〇中所谓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一尺二寸为武，八尺为步，八尺为寻，人长八尺，马高八尺之类，都指周尺而言。然而周也不废弃夏尺，所以先儒解释璧羡度尺说：十寸尺，八寸尺，兼用之。汉尺与黄帝尺，其寸相同，而分不同。宋尺与黄帝尺，其分相同，而寸不同。唐黍尺与黄帝尺，其尺相同，而寸及分都不同。然而唐尺又有两种，其所谓黍尺，就是夏尺；其所谓大尺，就是商尺。

大概汉尺以大泉的直径为一寸，宋尺以大泉的直径为九分，唐黍尺以开元钱的直径为一寸，唐大尺以开元钱的直径为八分。所以宋尺减去一寸为汉尺，汉尺减去一寸为唐黍尺，即夏尺，加二寸半为商尺，减去二寸为周尺。

中黍辨疑

旧说上党之黍

译与别处不同，它的颜色极黑，形状圆润沉重，用它作为度量标准，确定不是徒劳的，正是因为当时有水旱的差异，土地有肥沃贫瘠的不同，选取黍米的大小未必能取到适中。按照许慎对秬黍的解释，其形体粗大与普通黍米不同，怀疑现在较大的黍米正是适中的，累积数百粒满一尺，这正是在古代标准龠之外，才多出十余粒，这恐怕是因为周长直径有偏差，制定律管不够精妙。就像晃动取满，从道理上讲也通。晋代和梁代的尺量过于短小，用黍米填满律管更加容纳不下。依据律管来调音，必然导致音调高急【此条蔡书在下卷第十章】河南程氏说：黄钟的音高也不难确定，世间自有懂音律的人，将上下音阶进行考证，既然得到了正确的标准，就用黍米来填满律管，看律管能装满多少粒，然后推演并确定法则就可以了。古代律管应当装满一千二百粒黍米，现在羊头山的黍米与之不相符合，就将黍米分成几等来检验，看哪种大小的黍米才能凑足这个数目，然后以此作为标准。从前胡先生制定乐律，选取羊头山的黍米，用三种筛子筛选，取中等大小的，只是还没有确定下来。用律管来定尺，是以天地之气为标准，而不是以秬黍为比照。秬黍的累积数目在先王时代，只有这恰好与度量相合，所以可以使用。现在的时代则不同【此条蔡书在下卷第一章】

译辨析疑惑说：古时的上党郡，就是现在的山西潞安府。该地出产五种颜色的黍，其中黑色的黍又有几种：软黍适合酿酒，名叫秬；硬黍适合煮饭，名叫穄；一个壳里有两颗黍粒的，名叫秠。律家所用的，只有秬而已。穄和秠，不能使用，如果误用了，是不对的。古语说“秬黍中者”，大概是说拣选适合使用的黍，不是说中等大小的黍。俗语中挑选物品说“某物中，某物不中”，这个“中”也不是指中等。古语的遗留，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说：“中”读去声，意思是符合标准，这个意思也通。《诗经》说：“诞降嘉种，惟秬惟秠。”又说：“实坚实好，实颖实栗。”既然用了一个“嘉”字，意思已经概括尽了，“坚好颖栗”不过是形容它的优良罢了。由此可知，异常出众的才是良种。而且“秬”这个词，就是巨细的“巨”，听到它的名字就能想象出它的形状。大概是说头等大号的好，不是说次等中号的好。古人种植庄稼，况且又要求异常，现在的庄稼不如古人。如果挑选大黍，大概接近于“中”；如果使用中等黍，那就失之太小了。《隋书·律历志》和宋儒的论述，是正确的。不论古今，一概使用中等黍，是不对的。黄钟的律管，产生于尺，而尺又产生于黍。黍大则尺长，因此黄钟的声音就浊；黍小则尺短，因此黄钟的声音就清。黄钟是宫音，最长最浊，是它的本音，那么黍中最大的就是真正的秬黍。刘歆、荀勖、王朴等人，都不懂这个道理，拘泥于《汉书·律历志》中“中黍”的文字，导致所累积的尺短，所制作的音乐哀伤，不是中和之声。这是不可不辨明的。在当今之时，暂且采纳蔡氏的说法，多截断竹管，权且模拟黄钟，再用人的声音与竹管比较，声音正确而黍不对，就换用大黍，越大越好，直到大到不能再大，这样黍的道理就穷尽了。如果竹管内还装不满，那是竹管不真实，应当遵从黍。如果不用人声来验证，那么黍难免失之太小；如果不根据黍的数量来衡量，那么竹管难免过大。人声、竹管、黍互相校正，在道理上极其精妙。古代神瞽考定中声的遗留方法，大致如此。程颐所说的“以上下声考之，则中声可定矣”。总而言之，宁可挑选大黍，迁就人声，切忌人声迁就中等黍，不可再蹈刘歆、荀勖、王朴等人的旧辙。仔细品味程颐“特未定也”这句话，就知道胡瑗坐误于使用中等黍的错误，后学应当引以为戒。

累黍详细说明

纵向排列黍粒的叫作律尺，以一个秬黍的纵向长度为一分，九分为一寸，九寸为一尺，这是黄钟的长度【有图已见】。黄钟的长度九寸，总共八十一分，取象于洛书的九，是自相乘的数。这个尺每寸九分，每分九厘，每厘九毫，每毫九丝，每丝九忽，每忽九微，每微九纤，所谓以九为法度。横向排列黍粒的叫作度尺，以一个秬黍的横向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这是黄钟的长度【有图已见】。黄钟的长度十寸，总共百分，取象于河图的十，是自相乘的数。这个尺每寸十分，每分十厘，每厘十毫，每毫十丝，每丝十忽，每忽十微，每微十纤，所谓以十为法度。两种尺度的寸数虽然不同，但两种尺度的律分比例则相同。前人错误地认为九寸就是九十分，所以纵向排列则竹管太长，容纳黍粒却有余；横向排列则竹管太短，容纳黍粒却不足，都不能符合一千二百黍的说法，大概是被《汉书·律历志》的错误所迷惑。以上一节，其说法创自何瑭，而臣父深深赞同，古来没有这样的议论，大概是从本朝开始，这也是《律吕精义》一书产生的缘由。有人说：九分为一寸，原本是为了三分损益法设立的，现在既然不用三分损益法，还使用九分为一寸，为什么呢？回答说：黄钟九寸，空围九分，都取法于纵向黍粒，是阳数，这是古人制定律管的最初意图，所以三分损益法可以废除，而九分为一寸的法度不可废除。凡是想要制作律管，先寻找古钱，其次寻找真正的黍，最后寻找美好的竹子。古钱在洛阳有很多，不难得到，但必须多找一些，挑选好的即可。一两枚钱不足以作为依据，只有真正的黍颇难得到，符合标准的才是真的。那种一个壳里两粒的，名叫秠，不是秬，千万不要误用。到处都有美竹，在于人的选择，不必拘泥于金门山。

嘉量第二

嘉量起源于黄钟律龠，先铸造律龠，后铸造嘉量。

《前汉书·律历志》说：“量本起源于黄钟的龠，龠，是黄钟律管的容量。”

律龠和嘉量，都用铜铸造，就是古书所说的赤金。将铜分为六份，其中锡占一份。

意思是红铜六两，对白锡一两，总共七两，随其多少，以此为比例。

反复冶炼铜锡则不损耗，不损耗然后称量，称量然后校准，校准然后测量。

反复冶炼，冶炼完毕，再冶炼直到不损耗才停止。称量、校准，是说称量校准铜锡六一的比例。测量，是说铸成方寸大小的铜块数枚，检验其分量相同，就知道不损耗了。

凡是铸造金属的状态，金属与锡的黑浊之气耗尽，黄白之气次之

译黄色和白色的气耗尽后，青色和白色的气接着出现；青色和白色的气耗尽后，青色的气接着出现，这时才可以铸造。熔炼铜，从粗糙到精细，形状就是这样。预先用夹沙土制作模具，铸造后打磨，使其极其光亮。这种方法铸造工匠大多了解，所以不再详细叙述。

译律龠的形状，其长度与黄钟相同，只是内部圆形而外部方形，方形的边长与黄钟的外径相同，圆形的直径与黄钟的内径相同。纵向的黍律尺刻在前面，长九寸，每寸九分；横向的黍度尺刻在后面，长十寸，每寸十分。律尺是黄帝的尺；度尺是虞夏的尺。刻纹细如头发，使分寸均匀。

律尺上的铭文有三十二字，镌刻在左面，说：“黄钟律龠，空围九分，长九寸，这是一尺，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合起来为一合，两合为一两。”度尺上的铭文有三十二字，镌刻在右面，说：“元元本本，数始于一，产生黄钟之气，制造计算秒忽，八音七始，五声六律，度量权衡，历算由此产生。”嘉量上截称为“鬴”。

形状类似罗圈而高。

嘉量，古人只铸成一件，今人学习铸造，分成五件，总共焊接成一件，大概容易成功。五件厚薄相同，用夏尺量它，大约厚一分有余，仍然观察铜的轻重，重就磨去，务必符合所计算的斤两。上截鬴，形状类似罗圈而高，称重一百八十两，相当于古黍秤三百两；中截底，形状类似镜面而薄，称重六十九两，相当于古黍秤一百一十五两；下截臋，形状类似罗圈而低，称重十三两，左右两耳，形状类似竹筒而薄，重量与臋相同，臋及两耳共称重三十九两，相当于古黍秤六十五两。五件焊接成一件器物，称重二百八十八两，相当于古黍秤四百八十两，这是三十斤。时秤就是现在的十六两平秤，民间私秤二十两的不要用。

量腹容纳二十豆，这是一鬴。体积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分有余。它的臋容纳四升，这是一豆。体积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分有余。它的耳容纳二十龠，这是一升。体积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分有余。律龠容纳黍一千二百粒，这是半合。体积九百八十二分有余。凡是较量不用黍，用井水校准它的概量，这是古人旧法。

量腹内部，方形一尺而圆形在外，这是数学家所说的圆内接方，用方形边长求圆直径及圆周的方法。方法虽然说是方，但器物内部并非方形，先儒说积千寸，是错误的。方求斜，用勾股求圆的方法，勾十寸，自乘得一百寸，股十寸，自乘得一百寸，相加共得二百寸，开方除去，得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纤，这就是鬴的内径。凡是圆内接方，假如方面九寸，则圆周四十寸，所以用九与四十作为乘除率。现在鬴容纳方形一尺，四十乘它得四十尺，九归则得四尺四寸四分四厘四毫四丝四忽四微四纤，这就是鬴的圆周。半周半径相乘得平圆面积，为鬴的面幂，以深一尺乘它，得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分有余，为鬴的体积。

臋的内径一尺，斜求方术，一尺自乘得一百寸，折半得五十寸为实，开方除去得七寸零分七厘一毫零丝六忽七微八纤，这就是臋内所容纳的方形。四十乘它得二丈八尺二寸八分四厘二毫七丝一忽二微，九归得三尺一寸四分二厘六毫九丝六忽八微，这就是臋的内周。半周半径相乘得平圆面积，为臋的面幂。以深一寸乘它得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分有余，为臋的体积。以臋的体积为法，以鬴的体积为实，实如法而一得二十，可知一鬴乃是二十豆。先儒以为十六豆，是不对的。

耳的内径二寸五分，斜求方术二寸五分，自乘得六寸二分五厘，折半得三寸一分二厘五毫为实，开方除去得一寸七分六厘七毫七丝六忽六微九纤半，这就是耳内所容纳的方形。四十乘它得七尺零寸七分一厘零毫六丝七忽八微，九归得七寸八分五厘六毫七丝四忽二微，这就是耳内的周长。半周半径相乘得平圆面积，为耳的面幂。以深四寸乘它，得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分有余，为耳的体积。以耳的体积为法，以臋的体积为实，实如法而一得四，可知一豆乃是四升。

一鬴乃是二十豆，以二十豆为法，置鬴的体积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分为实，实如法而一，得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分有余，为其臋一豆的体积。一豆乃是四升，以四升为法，置臋的体积七万八千五百六十七分为实，实如法而一，得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分有余，为其耳一升的体积。一升乃是二十龠，以二十龠为法，置耳的体积一万九千六百四十一分为实，实如法而一，得九百八十二有余，为黄钟一龠的

译这是实情。

周代量器辨析疑点

查考《管子》说：“齐国西部的粟米，一釜值一百钱，那么一区就值二十钱；齐国东部的粟米，一釜值十钱，那么一区就值二钱。”晏子说：“四升为一豆，每进一级都乘以四，从而升到一釜。十釜为一钟。”既然一釜粟米值百钱，而一区值二十钱；一釜粟米值十钱，而一区值二钱，那么五区等于一釜就很明白了。四升为一豆，四豆为一区，这是按四的倍数递增。五区为一釜，一釜就是八斗；十釜为一钟，一钟就是八斛。二四得八，这也是按四的倍数递增。这就是晏子所说的“各自乘以四从而升到一釜”的意思。至于陈氏的量器，则是每一级量器都相当于前一级量的四分之一。因此五豆为一区，一区就是二十升；五区为一釜，一釜就是一百升；十釜为一钟，一钟就是一百斗。与旧制相比，区多了四升，釜多了二斗，钟多了二斛。所以晏子说：“钟的容量变大了。”先前的儒者曲解晏子的本意，错误地认为六斗四升为一釜。用算术方法推演不合，便又牵强附会地认为方尺是八寸的尺，深尺是十寸的尺，效仿《汉书·律历志》中关于“庣旁”的说法，错误更加严重了。查考《洪武正韵》也说一钟为八斛，那么一釜就是八斗，这与现今黄钟算法完全吻合。

译平衡第三

衡，就是现在的秤。平，是说使物体平衡的意思。这种器物有小的，有大的，总名叫衡。

小的俗称等子，大的俗称为秤，古文写作“称”【称读去声，下文同】

黄钟律管所定的秤，起源于累黍。

律学家规定黍粒的方法，虽然号称精密，但如果筛选取中等大小的黍粒，实际上是最粗略的。如果没有固定的规格，大小相差多少，只说取中等的，尤其不是定论。大概后稷种植的黍，坚实美好、颗粒饱满，岂是普通人的种植所能达到的？从汉朝以来，直到今天，所谓中等的，正是小的。只有极大的，才差不多算是中等的。如果想要挑选符合标准的黍粒，必须预先议定规格，有了规格法式，然后才能挑选。新法使用铜片或铁片，薄厚像纸钞，大小像铜钱，中间凿一个孔，形状类似黍粒。先在大量的黍粒中挑选一粒黍，长度依照纵黍尺的一分，宽度依照横黍尺的一分，放在两种尺上，让黍粒与尺完全吻合。将黍粒放入孔中，让孔与黍粒完全吻合。然后将其他的黍粒一一放入孔中，观察那些松紧适度的，符合规格可以使用。松动的称为小，不能容纳的称为大。像这样挑选出一千二百粒相同的，放入黍粒中，不足的称为小，有余的称为大。不使用大的、小的，只使用中等的。一千二百粒黍恰好重三钱，但有时因新旧、曝晒湿润不同，再称未必相同，必须定以重三钱为标准。上党境内，土地肥沃的地方出产的黍尤其好，不是羊头山的黍能比得上的。

十粒黍为累【或作絫，都读累音】，相当于现在的二厘半。十累为铢。相当于现在的二分半。二十四铢为两。相当于现在的六钱。十六两为斤。相当于现在的九两六钱。二十两为镒。相当于现在的十二两。

以上属于衡的小者，俗称等子就是如此。

十五斤为称，相当于现在的九斤。加倍为三十斤，相当于现在的十八斤。再四倍为石，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二斤。

以上属于衡的大者，就是现在的秤。

算术：设定现在求古代，十乘六除；设定古代求现在，六乘十除，各自得到所求的结果。因此通达的人不必改作，现在的秤就是古代的秤。斤下带两，两下带铢，各自依照算术通算，然后乘除就可以了。

前汉书志说：“凡是律度量衡使用铜的，名字自称为名。用来统一天下，整齐风俗。铜是物品中最精纯的，不因干燥潮湿寒冷炎热改变它的节度，不因风雨暴露改变它的形状，坚定有常，有似于士君子的品行，所以使用铜。”

古代用铜做衡，就像现在的天平。新拟的法马，附在卷末。

《虞书》说：“统一律度量衡。”说衡不说权。《论语》说：“谨慎权量。”说权不说衡。大概权衡合德而相互需要，举其一就可以互相推见。然而衡的制度，历代没有不同，而权的制度则不同。周人用玉做权，见于《考工记》。秦人用铁做权，见于《考古图》。汉人用铜做权，圆形而环绕，见于《汉志》。王莽用石做权，形状像水碓，见于《隋志》。随便记载几种，看出它们的不同罢了。

《考工记》说：玉人制作驵琮五寸，宗后用来做权；驵琮七寸，鼻一寸半。

天子用来做“权”注说：“用来做权，所以有鼻。”驵读为组，用组系着，因此得名。旧说：“权以轻重为宜，圆形而环绕，周旋没有端头，终而复始，无穷无尽。”

谨案这二十二字，意义极精妙，可以作权的铭文。作为证明往而不返的说法，不是这样。这见于《颜氏家训》及《吕氏考古图》。六朝以来，避孙权讳，改名为秤锤。

郭璞说埙大如鹅蛋，锐上平底，形状像秤锤。晋人所见，大概就是这个权。

拟古天平法马【用铜制作，上面镌刻字，其形状不拘方圆，都可以】

一铢，一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分半。二铢，二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五分。

三铢，三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七分半，四铢，四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钱。

五铢，五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钱二分半六铢；六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钱五分七铢；七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钱防分半八铢；八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钱。

九铢，九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钱二分半。

十铢，千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钱五分。十一铢，千一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钱七分半。半两，千二百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三钱。

一两 两龠黍的重量 为现在的六钱

二两，四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两二钱。三两，六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一两八钱。四两，八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二两四钱。五两，十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三两。

六两，十二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三两六钱。七两，十四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四两二钱。半斤，十六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四两八钱。一斤，三十二龠黍的重量，为现在的九两六钱。龠者，即新铸黄钟律龠。如果秬黍小

译如果重量较轻，且与所载重量不符的，就不是优质的黍米，不要误用。另外挑选符合标准的黍米即可。

译总论律、度、量、衡四种器具将法度寄托于黍米

《唐礼乐志》说：“声音没有形体，而乐器有实体。古代制作音乐的人，知道乐器必定会有损坏，而声音不能靠言语传达，担心乐器失传而声音也就随之消亡，于是制定多种法度来确立它。所以最初寻求声音的是用律管，而制作律管的是用黍米。从一粒黍米的宽度累积而成分寸，从一粒黍米的数量累积而成龠，从一粒黍米的重量累积而成铢两，这是制作律管的根本。所以制定长短的法度而确立于尺度，制定多少的法度而确立于量器，制定轻重的法度而确立于权衡。这三样东西，也必定会随时间而损坏，于是又总括它们的法度而确立于数值，使得分寸、龠合、铢两都起源于黄钟，然后律、度、量、衡相互作为表里，得到律管的人可以制定度、量、衡，凭借度、量、衡也可以制定律管。如果不幸全都失传，就推演它们的法度数值来制作，运用它们的长短、多少、轻重来相互参考。四者既然相同，声音必定能达到，声音达到之后音乐就可以制作了。事物用于有形必定会损坏，声音藏于无形却不会枯竭，用有数值的法度去寻求无形的声音，法度完备存在，没有制作罢了，如果有制作的人，即使距离圣人有千万年，也没有得不到的。这是古代的君子知道事物的终始，而担忧世事的思虑深远，他们制定多种法度而叮咛细致详尽，可以说是极至了。”

宋司马光说：“所谓律管，究竟是怎样的呢？假使古代的律管还存在，吹奏它的声音就知道声音，测量它的长度就知道尺度，审察它的容量就知道量器，校核它的轻重就知道权衡。现在古代的律管已经失传了，没有黍米就无法显现尺度，没有尺度就无法显现律管。律管不产生于尺度和黍米，将从哪里产生呢？度、量、衡是用来辅助律管而保存法度的。古人之所以制作四种器具，是为了相互参校，认为三者虽然失传，如果其中一样存在，那么三者可以从哪里推演呢？又说后世的器具或许毁坏失传，所以记载在书籍上，形诸于实物。黍米是自然之物，有常态不变，所以在这里寄托法度。现在四种器具都失传了，不取之于黍米，将取之于何处？凡是事物的尺度，它的长短称为度，它的多少称为量，称量它的轻重称为权衡。然而量器有虚实，衡器有高低，都容易出错而难以精确，不如凭借尺度寻求律管来得审慎。不是说太古时代寻求律管，必定产生于尺度，只是因为近世古代律管不存在，所以反过来从尺度法度去寻求罢了。”

臣恭敬地考察古代法度，由律管累积黍米而产生尺，现在则由黍米累积尺来寻求律管，所以有的人大多嘲笑它。说这如同逆流而上探寻源头。唉，逆流探源，取法不远，难道不比舍弃水流而仅凭主观臆测源头更好吗？土木的本性，本来不是方圆，工匠用圆规曲尺规范它，方圆就确定了。人的声音，本来不是中和，圣人调和协调它，中声就出现了。律吕是调和协调中声的工具。累积黍米是考定律吕的标准。所以古代有累积黍米的法度，难道仅仅是为那个时代制作秤、尺、斗、斛而设吗？正是想让百世之后，通过累积黍米可以看到律管。纵然年成有凶有丰，土地有肥有瘠，种子有长短、大小、圆扁的不同，人们选择其中等的就可以了。宋蔡元定不通晓这个道理，大概是因为被《汉书·律历志》横排九十粒黍米作为黄钟的说法所误导，对于围径、积实参校不协调，就又采取模棱两可的说法，说：“不如且多截断竹管，权且拟作黄钟，只凭气息、人声作为信验。”气息是荒唐之人所造，人听没有凭据的中声，舍弃累积黍米就没有一定的法度。唉，蔡氏这个说法在他的书中是最为荒谬虚妄的。近世迷惑的人反而认为它好，为什么呢？有人问画工描绘事物，什么容易什么难？回答说：“鬼神容易，犬马难。”为什么？描绘事物想要它相似，鬼神没有证据所以容易，犬马有证据所以难。律家累积黍米制作律管，属于犬马一类；气息审音，属于鬼神一类。以前的狂徒乐工、妄言盲人，制造无稽之谈，神化他们的技艺，欺骗愚众，使人无法质问，历代相信而不怀疑，这是把难的当作容易，把容易的当作难，不也很荒谬吗？我私下认为律学应当以穷究事理为先，事理明了然后数值确定，数值确定然后器具制成，器具制成然后音律和谐，音律和谐然后气息相应。把气息审音作为制作律管根本的，是迂腐愚昧的言论。所以说：考究这个道理，不要从事空谈，必须以累积黍米为根本。

《乐律全书》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十一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一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

辨蔡元定李照之失第一

序说：“蔡元定的律管，短了；李照的律管，长了。都不是中声，所以辨析它。”

蔡元定的律管，《吕新书》引用丁度的说法说：“古代事物中有分寸明确记载在史籍中可以验证的，只有法钱而已。周朝的圆形法度，历代久远，无法详细得知。只有刘歆制作铜斛的时代，所铸造的错刀和大泉五十，王莽天凤元年改铸的货布、货泉之类，没听说后世再有铸造的。检阅《汉书·律历志》、《通典》、《唐六典》说：大泉五十重十二铢，直径一寸二分；错刀环像大泉，身形像刀，长二寸；货布重二十五铢，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