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全书卷十一

译枝长八分，间距宽二分，圆好直径二分半；货泉重五铢，直径一寸。如今用大泉、错刀、货布、货泉这四种钱币相互参校，其分寸完全相同。如果有大小轻重与原本记载稍有差别的，大概是因为当时私铸钱币的情况很多，不可能都符合法定标准，只应当校核其首足、肉好、长宽的分寸都符合正史记载的才加以使用，那么铜斛所用的尺制也就随之可以知道了。

译他论述周尺时说：“按照这尺出自汲冢出土的律管，与刘歆的斛最为接近古制。大概因为汉代距离古代不远，古代的律、度、量、权、衡尚存。所以班固所记载的，没有各家异同的争论。王莽的改制，虽然不足以作为依据，但律度量衡应当不敢违背古制。自从董卓之乱，乐律散失亡佚，所以杜夔的律管围径偏小，而尺因此变长。荀勖虽然确定了这尺，但他的乐声高亢急促，不知当时的律管围径究竟如何。想来后世尺度的差异，都源于律管围径的错误。现在司马光所确定的这尺，出自王莽的法钱，大概是丁度所奏请、高若讷所确定的。虽然年代久远，轮廓难免有损毁，但大致应当还接近古制。后来的君子如果有能验证声气本源，以求得古代律吕的人，对此应当考察而不可忽略。”

他论述围径时说：“黄钟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积八百一十分。”又说：“按照十二律的围径，自西汉以前的传记都没有明文记载，只有《汉书·律历志》说黄钟八百一十分，由此推导出十二律的周径。然而这种说法是用律管的长度自乘再乘以十，大概是凑合而成的说法，不能作为依据。只有《审度》章说：‘一粒黍的宽度，度量它九十分，黄钟的长度一为一分。’《嘉量》章则用一千二百粒黍填满龠，《谨衡权》章则用一千二百粒黍作为十二铢，由此可以看出，累积九十粒黍作为长度，堆积一千二百粒黍作为宽度，是显而易见的。长度九十粒黍，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那么空围应当有九平方分，即是围十分三厘八毫，径三分四厘六毫。每一分容纳十三粒黍又三分之一粒黍，用九十去乘就是一千二百。大概是将宽度的十分作为长度，将长度的十一作为宽度，这是自然的数理。”

又说：“律管因为空围相同，所以长短的不同，可以确定声音的高低。孟康没有明察，竟说所有律管的围径不同，各自用围径乘以长度而得到这个数，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

他论述九分为一寸时说：《淮南子》所说的放置一而十一三之作为黄钟的大数，即是太史公所说的放置一而九三之作为寸法，它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放置一而九三之，既然作为寸法，那么七三之作为分法，五三之作为厘法，三三之作为毫法，一三之作为丝法，由此可知。一寸九分，一分九厘，一厘九毫，一毫九丝，用它来衍生十二律，用它来衍生五声，二变上下，乘除无所不通，大概是数理的自然。但自从《淮南子》、太史公之后，就没有人理解其意了。如京房的六十律，虽然也使用这个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的数，但却说不满一寸的十分之一所得为分，不满一分的十分之一所得为小分，用其余数作为强弱，不知黄钟九寸以三损益数不出九，如果不满一分的十分之一，那么其零数永远无法尽除，虽然泛用强弱来概括，但最终无法显示强弱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数的精细，本来就有无法记录的部分。大概不是有意舍弃，实在是因为重分累析到了无数可记的地步，所以有所不能记录罢了。自从丝以下，虽然不是目力所能分辨，但既然有其数，如果有一算之差，那么法度在此就变了，不用约十为九的方法，分割则有始终无法齐同的。所以《淮南子》、太史公的书，论述这个已经很详细，只是京房等人没有明察罢了。司马贞《史记索隐注》：‘黄钟八寸十分一，说律九九八十一，所以说八寸十分一。’《汉书》说：‘长九寸者，是九分之寸。’这就是古人论述律以九分为寸的明证【以上数条，是元定书中最紧要的】

谨按，黄钟长九寸，是纵黍九分之寸罢了。太史公律书认为是八寸十分一，是刘歆认为横黍十分之寸，以及《汉书》说九十分黄钟的长度，都是错误的。元定也知道以九约为是，以十约为非，却在首章标明“以汉志斛铭定”，为什么呢？汉志本于刘歆所杜撰，汉斛出自王莽所伪造，哪里足以作为百世的师表呢！元定之徒，固执地认为九十黍的宽度即是黄钟的长度，而黄钟的长度实际只有纵黍八十一分罢了。

蔡元定律法【计算以九为率，度量用货泉尺】

子黄钟长九寸

丑林钟长六寸

寅太簇长八寸

卯南吕长五寸三分

辰姑洗长七寸一分

巳应钟长四寸六分六厘

午蕤宾长六寸二分八厘

未大吕长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申夷则长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酉夹钟，长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丝。

戌无射，长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丝。

亥仲吕，长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丝六忽。

汉平帝时，命令刘歆统一律度量衡，改变汉制遵从周制，大概是伪周尺。王莽依据它来铸造钱币、铜斛、望臬。晋武帝时，荀勖依据钱币、铜斛、望臬，重新制作这尺，所以名叫晋前尺，历代崇尚它。周世宗时，

译王朴制定乐律，使用这种尺，但略微有所增加。

宋太祖嫌这种尺太短、音律过于哀伤，命令和岘再次增加其长度。

仁宗时期，丁度、高若讷仍然依据王莽的钱币来确定尺长并献给朝廷，而司马光将其刻在石头上，蔡元定将其记载在书中，于是将这种尺称为“周尺”，这是错误的。

《隋书·律历志》记载了十五种尺，以这种尺为主，但对音律没有益处，现在都不采用。

译伪尺辨疑

旧说晋武帝泰始九年，中书监荀勖校订大乐，八音不和谐，这才知道后汉至魏的尺比古尺长出四分有余。荀勖于是部署著作郎刘恭，依照《周礼》制作尺子，这就是所谓的古尺。依据古尺重新铸造铜制律吕，用来调和声韵，用这尺子测量古器物，与原本铭文记载的尺寸没有差异。又因汲郡盗墓者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获得古周代的玉律以及钟磬，与新制的律吕声韵暗中相同。当时各郡国有时获得汉代旧钟，吹奏律管与之对应，命令它们都相应和。荀勖在尺子上刻铭文说：“晋泰始十年，中书官考证度量，校订今尺比古尺长四分半。所校订的古法有七种：一是姑洗玉律，二是小吕玉律，三是西汉铜望臬，四是金错望臬，五是铜斛，六是古钱，七是建武铜尺。姑洗玉律偏强，西汉望臬偏弱，其余都与这尺子相同。”铭文共八十二字。这尺子是荀勖的新尺；现在的尺子是杜夔的尺。荀勖制造新钟律，与古律和谐，当时人称其精密。只有散骑侍郎陈留人阮咸讥讽其声音太高，声音太高则悲切，不是兴国之音。亡国之音哀伤而思念，其人民困苦，声音不合雅正，恐怕不是德行端正、至和之音。一定是古今尺子有长短不同所致。后来阮咸病故。武帝认为荀勖的律吕与周、汉相符，所以采用它。后来始平郡掘地得到古铜尺，年代久远快要腐朽，不知出自何代，果然比荀勖的尺子长四分。当时的人佩服阮咸的精妙，但没有人能置意于此【见《晋书·律志》】。宋代儒者章如愚说：“荀勖所制的尺，铭文中记载其制作并非不详细审慎，其铭文并非不周全完备，却仍难免阮咸的讥讽。难道不是汲冢玉律乃是魏襄王所制，未能完全符合古制吗？如果不这样，春秋以来权度已经正确，孔子就不必说‘谨权度’的话了【见《山堂考索》】。

辨疑说：伪周尺，是汉平帝时刘歆所造。《隋书·律历志》称之为晋前尺，大概是因为晋代荀勖所定故如此称呼。到了宋代儒者有的称之为校汉钱尺，有的称之为汉铜斛尺，名称虽然略有差异，道理也没有错，只是不能直接认定为周尺罢了。称它为周尺，不过是因为战国时魏襄王墓中所获得的玉律，是晚周之物，所以这样说罢了。晚周之物，岂能便说是成周的律度呢？魏国自文侯已沉迷于郑卫之音，而厌恶古乐，降至襄王，则其时世风气又可想而知了。梁武帝《钟律纬》说：古玉律八枚，只有夹钟有题刻，那么其余没有题刻，是明显的。而荀勖不知何故舍弃有题刻的夹钟，而寻求无题刻的姑洗、小吕。既然它们没有题刻，不能确切知道是什么律，只是用荀勖的姑洗、小吕比较长短，与它们偶然相同，吹奏或相应和，就认为相协调罢了。怎知荀勖的这些律不是与其他律相应和呢？就是因为它们没有题刻啊。刘歆的铜斛、王莽的钱货，固然不足以效法，而西汉望臬、建武铜尺，恐怕也是沿袭王莽、刘歆的错误而制作，这也不足以效法。各郡国所得汉代旧钟，尤其不可信。查《汉书·礼乐志》说：现在汉代郊庙诗乐未彰显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都以郑声施用于朝廷，由此看来，岂可相信呢？所以现在遵循《隋书·律历志》，将此尺命名为晋前尺，不敢认为是真正的周尺。命名为伪周尺，大概算是恰当的了。

京房、刘歆、荀勖的律尺，每寸十分；元代的定律尺，每寸九分。现在在刘歆尺背面除去一寸，只使用九寸，每寸均作九分，每寸九厘，这叫蔡氏律尺。如果制造律管，用铜或竹，依照蔡氏所计算的新分及京氏所计算的旧分相互校订，才知道两家的长短没有差异，只是所说的分厘数目不同罢了。空围内径三分的，是京氏、刘氏的方法；径三分四厘六毫的，是胡氏、蔡氏的方法。空径的数目，只依照刘歆尺，蔡氏所谓径围之分，以十为法，是对的。查《王莽本传》：“伪天凤六年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有人听到其乐声说：‘清厉而哀，不是兴国之声。’”这就是刘歆所造之乐，在当时已有这样的讥讽了。荀勖复用其法，而阮咸讥讽他；王朴再用其法，而李照讥讽他。大概刘歆、荀勖、王朴、蔡元定四家的律，声音高低相差不远，是因为使用货泉之尺及《汉书·律历志》的方法。用纵黍尺古律比较，蔡氏黄钟应古律之夹钟，实际高三律。

朱熹说：“十二律都在，只起黄钟之宫，不得所以起不得者，是因为尺不定。律管只吹得中声为定，如果说用周尺，或羊头山黍，虽应准则，不得中声，终究不是。大抵声音太高则焦杀，太低则盎缓，这不可轻易杜撰。”又说：“季通不能弹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弹出，便不可行。这便是无下学工夫，我们人都坐此病。古人朝夕习于此，所以以上达不难。盖下学中上达之理，皆具备矣【并见《经世大训》】。

谨按，世上谈论律吕的人，多推崇蔡元定，其方法备载于《性理书》中，朱熹因之，著于《仪礼通解》。

译他们的学说更加详细明晰了。然而观察这两个人，虽然曾经著书立说，但实际上并没有审定音律，大概儒家学者所明白的，只有律吕的道理罢了，至于听辨音律，或许并不完全完善，或者掌握了关键却未能得到。审定音律，是乐律的根本，难道仅仅是空谈而已吗？所以叙述他们制定律吕、审定音律的关键，并辨析其中值得怀疑的地方。

译以上辨析蔡元定所定律管过短的失误【刘歆、荀勗、王朴、蔡元定的律管都失之于短】

《文献通考》说：宋仁宗景祐二年，当时天下太平已久，皇帝留意礼乐之事。此前，判太常寺燕肃进言说：“大乐的乐器制作年代久远，金石乐器音律不调，希望用王朴所造的律准来考核校正。”于是任命馆阁职官宋祁、李照一同参与。到这时，燕肃等人呈上考核定下的乐器，皇帝亲自阅览，演奏郊庙乐曲五十一首，于是问李照：“音乐怎么样？”李照回答说：“乐音太高，请让我详细陈述。”李照说：“王朴的律准比古代音乐高五个律，比禁中坊间胡部音乐高两个律。敲击黄钟才对应仲吕，敲击夹钟才对应夷则。这是冬天兴起夏天的时令，春天招来秋天的气息。大概是五代战乱，雅乐废坏，王朴凭空创意制造律准，不符合古代法度，本朝用它，最终没有福报感应。又编钟、镈钟没有大小、轻重、厚薄、长短的区别，铜锡不精纯，声韵失去美感，大的声音压倒小的，小的声音被抑制，不是合乎中度的乐器。相传是唐代的旧钟，又有王朴所制的。从前轩辕氏命令伶伦截竹为律，又让神瞽协调其中声，然后声音应和凤凰鸣叫，而律管的参差，也像凤凰的翅膀。它的音乐流传到远古，是不刊的法度。希望听任臣依照神瞽的律法，试着铸造一簴编钟，可以使度量权衡和谐。”皇帝下诏允许，仍命令在锡庆院铸造。李照请求下诏到潞州寻求上党县羊头山的秬黍，以及下诏到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作玉律来候气，皇帝听从了。李照既已铸成一簴编钟奏给皇帝，于是建议请求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造钟来审察，其声音仍然太高，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于是比太常寺的律低四个律。李照独自坚持自己的见解，重新制造新乐器，而新乐声音极低，议论的人认为他迂腐荒诞，罢免了他。又说：起初李指责王朴的音乐音高，于是制作新乐，降低其声音，太常寺的歌手嫌它太浊，唱歌不成声，私下贿赂铸工减少铜的比例而声音稍清，唱歌才和谐，然而李照最终没有辩白。

我曾多次用黍粒考核，知道宋尺与现在的营造尺大同小异；用律管考核，知道现在太常寺所谓的黄钟与李照的黄钟大同小异【详见尺图条下】

《玉海》说：“李照所定的黄钟律声极低，乐工唱它的韵，中间没有无射的倍声。司谏韩某说：‘李照的音乐不符合古法。’皇帝下诏让晏殊、宋绶详细审定。宋绶等人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个律，没有考据，请求恢复使用和岘的旧乐。’皇帝下诏全部恢复旧制。”

李照的律法【计算以十为率，度量用太府尺】

黄钟长九寸【凡是律管内部直径都是三分】

林钟长六寸

太簇长八寸

南吕长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小分三者，指三厘。下文仿此】

姑洗长七寸一分小分一强

应钟长四寸七分小分四强

蕤宾长六寸三分小分二强

大吕长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夷则长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夹钟长七寸四分小分九强

无射长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仲吕长六寸六分，小分六弱【以上见《后汉书·律历志》，就是京房所计算的】

宋代太府尺即黄帝尺，以大泉钱的直径为九分。现在营造尺即唐代大尺，尺以开元钱的直径为八分。宋尺的八寸一分等于现在尺的八寸。

现在宋代的黄钟在宋尺为九寸，在现在尺为八寸八分八厘八毫八丝。现在黄钟在现在尺为九寸，在宋尺为九寸一分一厘二毫五丝。谨按《文献通考》说：李照改制大乐，取京县秬黍累尺成律，铸造钟来审察，其声音仍然太高，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法，于是比太常寺的律低四个律。这是先有太府尺，而李照想要求得符合，并非李照自己制造太府尺。然而太府尺究竟不知是谁制造的？范镇认为是黄帝的尺，虽然未必确实；蔡元定认为是李照的尺，大概也是错误的。万历己卯年，取羊头山秬黍纵向累成尺，与汉钱尺互相校正，确实与《宋史》所载分寸相同。自从宋代到现在五百多年，而黍与尺契合如故，难道不是天地造化真理所寄托的吗？研究律学的人不可以忽视它。只是李照、范镇这些人，被京房、刘歆的错误学说所迷惑，而不通达淮南王、太史公的妙论，于是使黄钟的律管纵向长度、圆周直径以及所容纳的黍粒都不得其正，而导致乐律的乖违。这是李照等人不善于使用尺，而不是尺的错误。如果真依照淮南王、太史公的方法来做，那就尽善尽美，而范镇指此为黄帝的尺，也不虚假了。大概淮南王、太史公所谓黄钟长九寸者，依照古法以九分为寸，九寸就是八十一分。李照等人所谓黄钟长九寸者，依照《汉书·律历志》以十分为寸，九寸就是九十分。它们相差很远。曾经用李照的律与蔡元定所计算的律吹奏比较，果然相差五个律：蔡元的黄钟，是李照的仲吕；蔡元的夹钟，是李照的夷则。大体上蔡元定的律，就是王朴的律，他们的计算方法虽然不同，他们的音调实际上相似，大概是殊途同归。王朴的音乐，李照已经讥讽了；而李照的音乐，

译也不免受到讥讽，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格调高的失之于清冷，格调低的失之于浑浊，都不是中正平和的音乐吗？《山堂考索》说王朴制定的乐律比古乐高三律，它的黄钟对应古乐的夹钟；《玉海》说李照制定的乐律比古乐低二律，它的黄钟对应古乐无射的倍声；和岘、胡瑗制定的乐律比王朴低一律，大概是以古乐的太簇作为他们的黄钟，比真正的黄钟还高二律，其错误也就显而易见了。有人说李照的乐律比太常寺的乐律低四律，这是指和岘的乐律而言；有人说李照的乐律比旧乐低三律，这是指王朴的乐律以及私下贿赂铸工减少铜料的情况而言。那么，王朴以夹钟作为黄钟，如果从王朴的乐律向下推三律，就能得到真正的黄钟，从而使乐律都正确，是谁让它变成这样的呢？由此可知，王朴和李照的听力，不如工匠师傅的听力，工匠师傅能够识别中正平和的音律。大凡声音的产生，都是由人心发出的。人心终究不会灭绝，音乐也就最终不会消亡。祸患在于研究乐律的儒生们不懂却随意制作，违背常理地扰乱了它罢了。至于世俗音乐则不是这样，起初没有乐律标准的拘束，由人取便，寻求舒适，使得歌声虽然高不至于气息竭尽，虽然低不至于声音哽咽，自然而然，这正是古人所说的“中声”。礼制在朝廷丧失了，便到民间去寻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儒者对于音乐则与此不同，大抵被乐律度数所拘束，不体恤人声的舒适。所以《宋史·乐志》说：“王朴编制的钟声乐律太高，歌唱者难以跟随，所以四个清声被搁置不用。”李照新铸的钟，歌工嫌它太浊，私下贿赂铸工减少铜料使其齐平，这样歌唱才协调。马端临说学士大夫的说法，终究抵不过工匠师傅的说法。由此可见，音乐虽然说是变了，但实际上并没有变。大抵天理人心，古今是相同的。蔡元定说万宝常的音乐，魏延陵的乐律，曾经用汉代的音乐来比较，汉代的音调到隋唐还在。那么宋代的古乐音调也没有消亡。因此李照的乐律，虽然以无射的倍声作为乐律之首，但他的钟磬却高二律，尚且与古乐没有差别。直到魏汉津最终战胜了工匠师傅的说法，才开始以无射的倍声命名为黄钟。既然经过各位大臣的变更，曲调名称更加乖谬。政和四年下诏改正，但难以立刻革除，所以世俗音乐所称的黄钟，大概是宋人顺从当时的制度来称呼它罢了。其实它是古乐的无射。无射作为宫音，那么必定以黄钟作为商音，所以世俗音乐称商调为正宫，这是就黄钟而言的。黄钟，是无射的商音。称角调为商调，这是就太簇而言的。太簇，是无射的角音。大抵俗人只看到音调落在黄钟、太簇上，就称之为宫商，而不知道旋宫转调的方法，宫商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又俗人认为徵调是中吕，中吕，是无射的徵音。称羽调为越调，“越”是“羽”的讹误。俗名南吕调的，是黄钟下方的羽音。仙吕调的，是黄钟的清宫音。想要观察各种调式以乐律来定，用筝弹奏自然就能明白，不能凭空争辩。如果能够懂得乐律，那么古今雅俗就可以一贯相通了。以无射倍声作为均，大概从周景王开始。有人问无射被称为大林，什么叫“大”？林回答：“黄钟是乐律之首，管子最长，钟最大而且声音浊。逐渐变短、变小，从而生出十二律。那么无射、应钟是管子最短，钟最小而且声音清的。按五声次序来说，宫音应该长大而浊，羽音应该短小而清，这是常理。而旋宫转调的方法，无射作为宫音，那么林钟就作为它的羽音。宫音短而羽音长，羽音浊而宫音清，所以律家相传以林钟的子声作为无射的羽音。周景王却不是这样，他让作为宫音的无射大于它的羽音，所以说‘为之大’。林说大于林钟。如果是这样，无射必定使用倍声，使用倍声反而比黄钟更长更大。乐律的应用，使用倍声在道理上没有妨碍，但不可因为无射大于黄钟就改称无射，强行命名为黄钟，所以关系重大。《左传》《国语》记载得最详细，有国家的人不可不慎重。当时古乐律都存在，所以单穆公、伶州鸠能够辨别。自从李照之后，就真以无射命名为黄钟了，而古乐律又消亡，世上很少懂音乐的人，谁能辨别呢！”

译以上辨析李照所定律管过长的失误【李照、范镇、魏汉津、冷谦所定的律管都失之于过长】

《金史·乐志》记载：起初，太宗攻取汴京，获得了宋朝的仪仗、章服、钟、磬、乐器和悬挂乐器的木架，将其携带回国。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开始使用宋朝的乐器。有关官员认为钟磬上刻有“晟”字，触犯了太宗的名讳，都用黄纸将其封盖。大定十四年，太常寺开始提议，历代的音乐，各自有其名称。如今郊庙社稷所使用的宋朝乐器，触犯了庙讳，应当全部刮去，重新制定名称。于是命令礼部、学士院、太常寺撰写名称，便取“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含义，命名为“大和”。明昌五年，诏令沿用唐、宋旧例，设立机构讲议礼乐。有关官员认为雅乐自周、汉以来，只保留了大体法则；魏晋以后，重新制定律度，最终没有定论。到了后周保定年间，从地下得到古玉斗，用来制作尺律。后来牛希济认为不可行，只使用苏绰的铁尺。到了隋朝也使用它。唐朝兴起，沿袭隋朝的音乐没有改变。等到黄巢之乱，乐悬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孙依据周朝的法度铸造镈钟、编钟，处士萧承训等人校正石磬，合而校正之。到了后周显德年间，用黍粒定律，议论者认为比唐朝的音乐高五个律。宋朝初年也使用王朴所制的乐器，当时和岘认为后周显德律音近哀思，于是依照西京铜望臬石尺重新制作十二管，取声比王朴低一个律。景祐初年，李照取黍粒累尺成律，因为其声仍然偏高，改用太府布帛尺，于是比太常乐低三个律。皇祐年间，阮逸、胡瑗改造，只低一个律，有人说其声沉闷不和谐，依旧使用王朴的乐器。元丰年间，杨杰参用李照的钟磬，加上四个清声，比王朴乐低两个律，作为新乐。元祐年间，范镇又制作新律，比李照乐低一个律但没有使用。到了崇宁年间，魏汉津认为范镇知道旧乐偏高却无法降低，于是以当时君主的指节为尺，他所制作的钟磬就是现在所使用的乐器。然而因为王朴所制的声高，屡次命令改作。李照用太府尺制律，人们习惯于旧的听觉，怀疑其太重。后来范镇等人议论音乐，再次使用李照所用的太府尺，即周、隋所用的铁尺，牛希济等人认为这接近古法且适宜。现在取现有的乐器，用唐初开元钱校对其分寸，也相同，那么汉津所用的指尺，大概与周、隋、唐所用的尺相同了。汉津采用李照、范镇的说法，却耻于与他们相同，所以用当时君主的指节为尺，使众人不敢轻易议论。他的尺虽然出于诡辩，但其制度反而与古法相同，而清浊高低都适宜，并非出于法数之外，私意妄为。是的。大概现在的钟磬，虽然是崇宁年间所制，也是周、隋、唐的音乐。查看现在所使用的乐律，声调和平，没有太高太低的失误，可以长久使用。皇上说：“曾经观看宋人议论音乐，认为律主要在于人声，不应当拘泥于器物，总之在于声音和谐罢了。”于是命令礼部发符到南京，取宋朝旧工匠及钟磬，选择其中和谐的来使用。

《元史·乐志》记载：太宗十年十一月，宣圣五十一代孙衍圣公元措来朝，对皇帝说：“如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地亡金的太常旧臣以及礼册乐器大多存在，请求下达命令记录。”于是下达命令，令各地管民官，如果有亡金懂礼乐的旧人，可以连同其家属迁徙到东平，让元措统领他们。中统元年，召太常礼乐人到燕京，用新制的雅乐祭祀祖宗，礼毕，命令太常礼乐人返回东平。五年，太常寺说：“自古帝王功成作乐，音乐各有名称，盛德的形容，就在这里。看到主上即位以来，留心至治，声名文物，思恢复承平旧貌，首先敕令有关官员修完登歌、宫悬、八佾乐舞，以备郊庙之用。如果考察古典，应当有美好的称呼。谨按历代乐名：黄帝曰咸池，龙门大卷，少昊大渊，颛顼六茎，高辛五英，唐尧大咸、大章，虞舜大韶，夏禹大夏，商汤大濩，周武大武。降及近代，都有它们的名称。宋朝总名曰大晟，金朝总名曰大和。现在采纳舆论，暂且用几个名称，伏乞详定。”中书省于是定名曰“大成之乐”。太常于是说：“亡金散失的乐器，如果只在燕京搜括，似乎未尽，应当在各路各观民家搜括，以节省铸造。”于是奏檄各道宣慰司，搜括到的钟磬送到太常。

谨按《金史》《元史》《乐志》所载历代乐律制度因革损益的来历很明白。那么宋大晟乐，就是方士魏汉津所造，取徽宗指寸为律的。朱熹所谓“崇宣之季，奸谀之防，黥湼之余，不足以语天地之和”，是指汉津而言的。其乐器等，汴京破后，没入金，改名大和；金亡，入元，改名大成；元亡，乐归于我国初，斟酌元乐用之，虽然更制章法，制造器物，而没有累黍验律。现在太常雅乐及天下学宫所谓大成乐者，大概是汉津的律。汉津的杜撰，自不能服宋人之心，而金、元以来，反遵用之，无敢议其失者，理不

译可以知晓。近来提出建议的臣子，在科举考试的策论中，屡次以此进言，最终却未被朝廷采纳。如今，那些喜好古代文化、精通音律的人士，尚且感到遗憾。我曾阅读山东乡试的策论，其中关于音乐的议论说：“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后，立即与陶凯等大臣亲自制定九奏乐歌的诗章，依据古雅声调，取代淫靡之音，确实盛大辉煌。”然而，音律的标准（累黍）尚未明确，七始之乐尚未完备，太常寺只讲礼仪不讲音乐，博士只研习《诗经》不研习声律，评论者仍然认为有所不足。〇明初，儒臣丘濬〇在《大学衍义补》中，论及礼乐时说：“〇听说开国之初，太祖皇帝无暇顾及他务，首先将礼乐视为急务，开设礼乐两个局，征召天下的老儒宿学，分属两局研究礼仪典制和音乐律吕，旨在确立一代的制度。然而在初创之初，废学之后，考察古代礼仪文制之事，各位儒生或许有的不足以符合皇上的心意。当时虽然编纂成了《大明集礼》一书，但也未能做出定论。至于音乐，则未见有完整的著作。”古语说“礼乐需百年之后才能兴盛”，如今承继六位圣君太平之治，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所谓“圣人居天子之位而制礼作乐”的时候，现在正是时候吗？丘濬又总论音乐律吕的制度，共两千六百多字，大多值得采纳，因文字繁琐不再载入。丘濬发表此论时，上距开国已一百二十年，下距今天又将一百二十年，他所期望的尚未见到。倘若能目睹如此盛大的典礼，岂不是莫大的幸运吗？因此，我殷切地编著此书，以等待懂音乐的君子，若有选取采纳之处，则未必没有小小的补益罢了。

译以上论述了历代以及前朝和我本朝现时所使用的音乐。

附录

臣阅读《性理》等书，摘录先儒的重要言论，以及古今儒者，有的论述律学的正理，有的辨析乐家的邪说，附录在本卷末尾。振兴音乐的君子阅览这些内容，或许能知道该取该舍罢了。

程颐说：“先王的音乐，必须用律管来考校其声音。如今律管既然无法求得，人的耳朵又不能完全相信，这正是难以求得的原因。中正的声音必须依靠律管，律管得不到，那么中正的声音就没有办法显现。律管，是自然的数理。至于如今的度量衡，也不是正确的。如今的方法暂且作为标准还可以，但不像古法那样。这类事物虽然出于自然，也必须由人来制作，只是古人制作得合乎自然。至于圆规和曲尺，则穷尽了天下的方和圆。”

以上一条说，寻求先王的古乐，必须求得真正的律管。

又说：“黄钟的声音，也不难确定。世间自有懂音乐的人，将上下声音进行考校。既然得到了正确的声音，就用黍来填满律管，看律管能装满多少粒黍，然后推演并确定法则，就可以了。古代法律规定的律管，应当装满一千二百粒黍。如今羊头山的黍与之不相符合，就将几种黍进行验证，看哪种大小的黍才符合那个数目，然后作为标准。”

又说：“用律管来确定尺的长度，是以天地之气为标准，而不是以黑黍来比拟。黑黍的积数，在先王时代，只有它恰好与度量相符，所以可以使用。如今则不同了。”

张载说：律吕有可以探求的道理，德性淳厚的人一定能知道。又说：古乐无法看到，大概是因为今人探求古乐过于深入，起初认为古乐不可知，只依据《虞书》中‘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来探求，得到音乐的意义，大概都在这里了。《诗》只是表达志向，歌只是延长言辞罢了，只要转换其声音，使人听得悦耳。如今的歌者也将转换声音而不改变字音视为善歌，长言之后却要符合律吕。律吕则是懂音乐的人知道的，知道这声音符合什么律吕，古乐之所以能培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来谈论音乐的人，只求哀伤，所以晋平公说：‘声音没有比这更哀伤的吗？’哀伤就只用来感动人不善的心。歌也不可以太高，也不可以太低，太高就进入急促凄厉，太低就进入舒缓散漫。大概穷究根本、知晓变化，是音乐的情致。”

以上四条，说律吕有可以探求的道理，也不难求得。

朱熹说：“六经的道理，同归于一，而礼乐的作用最为急迫。遭遇秦朝毁灭学术，礼乐首先败坏。汉、晋以来，各位儒者修补辑录，终究没有完整的书籍。稍微保存下来的，只有三礼罢了。至于音乐作为教化，则又完全没有老师传授。律尺的长短，声音的清浊，学士大夫没有谁知道其说法，却不知道这是缺失。”

又说：如今的士大夫，问他们五音十二律，没有能明白的。总之，应当设立一个乐学，让士大夫学习它，时间久了必定有精通的人出现。又说：如今的人都不认识乐器，没听过它的声音，所以不通晓其意义。比如古人尚且认识钟鼓，然后以钟鼓为乐。如孔子说：‘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如今的人连钟鼓都已经不认识。

以上三条，说音乐不探求就会失传，探求就能得到。

又说：“古代的教法，礼、乐、射、御、书、数，不可缺少一样。其中音乐的教化，尤其亲切。夔教导贵族子弟，只使用音乐。大司徒的职责，也是使用音乐。大概是因为让人朝夕从事于此，心物长在这上面。因为音乐有节奏，学习它急不得，慢不得，时间久了，都换了他一副性情。”

以上一条说古乐对国家有益，对人有益。

又说：“古乐也难以立刻恢复。暂且如现在的音乐中，去掉急促凄厉的声音，并考校其律吕，使其得到正确。再让掌管辞命的官员制作乐章，其中略述教化训诫以及主客相互的情感，以及如君主对待臣下的恩意之类，让人歌唱，也足以培养人心的和平。”以上一条说古乐难以立刻恢复，必须从今乐开始。

又说：乐律从黄钟到仲吕都属于阳，从蕤宾到应钟都属于阴。这是一个大阴阳。黄钟为阳，大吕为阴，太簇为阳，夹钟为阴。每两个阳之间夹一个阴，又是一个小阴阳。又说：从黄钟到仲吕都是下生，从蕤宾到应钟都是上生。以上生下，都是三生二；以下生上，都是三生四。

以上两条辨析蕤宾生大吕为重上生，旧有两种说法，吕不韦、刘安作上生的是正确的，司马迁、班固作下生的是错误的。比如应钟在亥位为阴吕，蕤宾在午位为阳律，所以应钟生蕤宾是阴生阳，为上生，所谓小阴阳。至于蕤宾对应姤卦为一阴，大吕对应临卦为二阳，所以蕤宾生大吕也是阴生阳，为上生，所谓大阴阳。大概阴吕居于阳方就都属于阳，而阳律居于阴方就都属于阴，只有应钟、蕤宾同在阴方，而仲吕、黄钟同在阳方，所以另外论述小阴阳，其余各律则只论述阴阳罢了。此论精妙，不是蔡氏所能达到的，所以特别列出。

以上出自《性理大全》论述律学正理的部分。

沈括辨析历代乐家的过失说：《汉书·律历志》说数说：太极元气，包含三才为一，是极中，是元始，运行于十二辰，开始动于子位，参之于寅得到三，又参之于寅

译得到九，又参照卯位得到二十七，历经十二时辰，得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这被说成是阴阳合德，气聚于子位，化生万物的道理。殊不知这不过是计算律吕长短、设定算法的既定方法罢了，还有什么其他深意呢？写史的人只看到这些数字浩大广博，无法推测其用途，便说：这是阴阳合德，化生万物的道理。曾经有人在土中挖出一根腐朽的捣帛木杵，不认识，带回家给乡里人看，老少聚集围观，无不惊怪愕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有一个书生路过看见，说：这是灵物啊，我听说防风氏身高三丈，骨节专车，这是防风氏的小腿骨。乡人都很高兴，建庙祭祀它，称之为胫庙。班固的这种论调，也接近于胫庙的说法了。○《唐独异志》记载：唐朝继承隋朝的混乱局面，乐器散失，唯独缺少征音，李嗣真秘密求得它，听到弩营中的砧声，求得丧车上的一个铃铛，在东南角摇动它，果然有应和的声音，挖掘那里得到一块石头，裁制成四件，用来补全乐器的缺失。这是荒谬的。声音在于长短厚薄之间，所以《考工记》说：磬氏制作磬，音高了就磨它的侧面，音低了就磨它的末端，磨去毫末声音就随之改变，难道有把捣帛的砧石裁琢成磬而还能保留原来声音的道理吗？况且古代音乐的宫商没有固定，声音随着律吕命名，交替作为宫征。李嗣真必定曾经制作新磬，好事的人于是附会增益这种说法。既然说裁制成四件，那么就不只是补征音了。○《国史纂异》记载：润州曾经得到十二块玉磬，献给张率更，敲击其中一块说：这是晋某年制造的。这一年闰月制造磬，按照法则月数应当有十三，适宜在黄钟位向东九尺挖掘，一定能得到。听从他的话，果然如他所言。这是荒谬的。按照月律制造磬，应当依据节气，闰月自然在其中，闰月没有中气，难道应当对应月律吗？这是糊涂的人编造的。敲击其中一块，怎么知道它是晋某年制造的呢？既然沉陷在地中，哪里有空闲按照方位尺寸埋藏它呢？这欺骗荒诞到了极点【以上都见于《梦溪笔谈》】刘濓辨析历代乐家的失误说：《虞书》说“诗言志”，几句话是万世诗乐的纲领。从此以后，论述音乐详细的，没有比《乐记》和《周礼·大司乐》更详细的了，它们的言论过分失实，如同系风捕影，没有一句话对音乐有益，大概是因为不知道诗作为音乐的本质，而是舍弃诗来谈论音乐，所以失误如此。律吕，是圣人的制度，古今相同。现在根据《大司乐》的说法，这是天地间另外有一套律法，另外有一位圣人了，有这种道理吗？一变招致羽类动物，再变招致裸类动物，三变招致鳞类动物，四变招致毛类动物，五变招致介类动物，六变招致象类动物。羽毛鳞介，是指麟凤龟龙，还可以说得通。所谓的裸类和象类，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误导天人太严重了。周成王盛世，确实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祥瑞感应，不知道指的是什么【臣载堉说：经文中凡是说“致”的，不过是说致礼罢了，不是说招致那些物体到来。旧说认为大蜡祭索求鬼神而向百物致礼，音乐演奏六遍而礼毕，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又认为感招那些物体到来，就接近于谈论怪异，不是经文的本来宗旨了】○诗乐沦丧残缺已经很久，幸好还有《乐记》一篇留存。我读这本书，常常看到它过分失实，荒诞漫无根据，心里非常怀疑。说：宫音混乱就荒淫，君主骄傲；商音混乱就邪僻，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就忧愁，百姓怨恨；征音混乱就悲哀，事务勤苦；羽音混乱就危险，财物匮乏。音乐有宫商角征羽，就像国家有君臣民事物，也不过是一时取义取象如此罢了。其实完全不相关，却说君臣民事物的失道，真的由宫商角征羽的混乱造成，接近于诬蔑了。○《前汉书·律历志》说：黄帝派伶伦从大夏的西边，昆仑山的北面，选取嶰谷生长的竹子，选取孔窍厚薄均匀的，截取两节之间吹奏，作为黄钟的宫音，制作十二根竹管来听凤凰的鸣叫。雄凤鸣叫六声，雌凤鸣叫也六声，比照黄钟的宫音都可以衍生出来，这就是律吕的根本。我认为黄钟的竹管在嶰谷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神明在于人罢了。至于听凤凰的鸣叫，雄凤鸣叫六声应合律，雌凤鸣叫六声应合吕，清浊不相侵犯，如同旋宫的方法，有这种道理吗？假如六声清浊不顺次序，等待人来选择，那么人的歌唱也有六声，为什么不选择人而选择凤凰呢？曾经听黄鹂的鸣叫，清和宛转，五音具备，也可以作为律吕的标准吗？凤凰固然神鸟，它的灵性在于天下有道才出现，不在于声音应合律吕。通达见识、洞察真相的人，决然明白这不是这样。《后汉书·律历志》说：伏羲作《易》，记录阳气的初始，作为律法。我认为律法，都是实理实事，明白简易，不用律管对应阳气，又用阳气作为律管，被阴阳之气的方法迷惑，又编造异说来附会。○太史公《律书》说：王者制定事务，一律禀承六律。六律是万事的根本，对于兵械尤其重视。所以说：观察敌人知道吉凶，听到声音效验胜负，这是百王不变的道理。我认为六律本来是为了校正五音而设立的，候气之法已经不是正统议论。至于观察敌人听到声音就知道吉凶胜负，那就是识纬家幽深谬误的术数了。这是根据宫乱君骄，商乱臣坏的意思而附会的。最后又提到文帝，天下殷实富足，粟米十余钱，鸡鸣狗吠，烟火万里，可以说是和乐

译吗？这是鲁国的迂腐儒生，说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能兴起礼乐，这种说法不足为据。鲁国的两位儒生说：礼乐需要积累德行百年之后才能兴起。我认为礼乐刑政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君王大业既定、功业已成，正当推行礼乐，然后才能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以达到天下太平。如果不兴起礼乐而只是积累德行，那么所谓的德行又是指什么呢？在百年之间将无所作为、空谈虚论，白白坐着等待德化的成就，天下古今哪有这种道理呢？○开皇年间，新制的音乐已经完成，万宝常听了之后，感叹说：乐声淫靡激烈而悲哀，天下不久将会灭亡。当时四海升平，听到这话的人不以为然。到了大业末年果然应验，炀帝将要巡幸江都，有个乐人王令言精通音律，他的儿子曾经在门外弹奏琵琶，演奏《翻安公子》曲。王令言在卧榻上听到，大惊，对他的儿子说：千万不要跟随演奏这个曲子，宫声一去不复返。我认为乐声淫靡激烈而悲哀，这是俗乐的常态，只是创作的人不当罢了。由此就断定天下将要灭亡，我不敢认同。王令言根据宫声一去不复返来占卜，神化他的术数来欺骗别人，实际上也是自欺欺人了。裴知古遇到骑马的人，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会坠马而死；听到新妇佩玉的声音，就知道对婆婆不利。这也是用邪谬的术数假借乐声来欺骗别人，不可相信【以上都见于《乐经元义》】

译我恭敬地考察圣人的制度，用律来调和歌声，用历法来记录时节，用尺度来审定长短，用容量来平衡多寡，用衡器来权衡轻重，这是为了统一远近的标准，确立百姓的信任。所以《舜典》说：“协调时月，校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这五者本是一回事，自从吕不韦著书开始，才说伶伦在嶰谷取法凤凰的鸣叫，雄凤的鸣叫定为律，雌凤的鸣叫定为吕。太史公也说“观察敌情可知吉凶，听到声音可效法胜负”，推究律吕的道理，这实在是混淆错误，而历代各家效仿这种错误的很多。刘歆既把律作为候气推演历法的方法，京房又说律有寒暖风雨的占卜，从此以后，便使世俗看待律吕的道理，如同鬼神的变幻，不是圣人所能做到的。一旦使用不当，那么国运的延长或缩短，国家的治或乱，无不与此相关，宁可不制定律吕制作音乐，也只怕制作得不完善，不敢把它与度量衡权一概而论了。这是吕不韦、司马迁的说法造成的错误。吕氏又说：“帝颛顼喜好这种音乐，于是命令飞龙制作，效仿八风的声音，又命令鱓先作为乐舞的倡导者。鱓于是侧卧，用尾巴拍打它的腹部，发出英美的声音。帝喾于是命令凤鸟和天翟随之起舞。帝尧即位，于是命令质制作音乐，于是拍打石头，敲击石头，来模拟上帝玉磬的声音，以此来招致百兽起舞。”这类文字，怪诞不合常理，不是儒者的言论。孔子去世后，微言大义断绝，异端兴起而大义背离正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飞龙和鱓这种奇异的野兽，凤鸟和天翟这种异样的禽鸟，谁能驾驭？而上帝玉磬的声音，谁曾听见过？伶伦在嶰谷，雄律雌吕，就是这一类的话。后人撰写前汉、晋、隋的志书，都采纳这种说法，认为确实有嶰谷凤鸣的事情，大概也是错误的。至于缑山跨鹤，秦楼引凤，寒谷生黍，缇室吹灰，这类事情最多，大抵都是邪说。我愚昧的奏议中有说：“尊崇相信耳闻的虚妄之说”，指的就是这类事情。现在拟定以《舜典》作为律学的开端，难道不是光明正大吗？其余嶰谷等说法，都在不予采纳之列。汉、晋、隋的儒者不必论说了。宋儒常常以道统自居，不牵强附会，不发表浮夸滥调，却采纳候气吹灰的事情，作为制定律吕的根本，为什么呢？详细观察历代史书论述律吕的地方，只有《唐礼乐志》得出了正解，既不被凤鸣幽怪的说法所迷惑，也不流于候气狂诞的行为，可以说是深知圣人制定律吕的本意，而不是京房、刘歆、班固、司马迁各家所能达到的。

右出《笔谈》等书辨析乐家的邪说

乐律全书卷十一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十二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二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

辨李文利张敔之失第二

序说：“李文利，黄钟失之清；张敔，黄钟失之浊。都不是中声，所以加以辨析。”

莆田李文利著《律吕元声》，会稽季本为之辨析说：“近日莆田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专主张黄钟三寸九分的说法，大概本于《吕氏春秋·仲夏适音》篇，其中说：‘黄帝命令伶伦自大夏的西边，阮隃的北边，选取嶰溪山谷中中空、节厚均匀的竹子，截取两节之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奏它，作为黄钟之宫，接着制作十二个竹筒，来听凤凰的鸣叫，以区别十二律。雄凤的鸣叫为六律，雌凤的鸣叫也为六吕，比照黄钟之宫，而都可以由它生出，所以说黄钟之宫，是律吕的根本。’宋刘恕作《外纪》，记载‘黄帝命令伶伦造律’，也载有此文。原本刘恕的意思，不过是博采古书，以完备三皇的事迹罢了，而对于三寸九分的制度，则来不及详细考究其意义。然而《吕氏春秋》季夏六月纪又说：‘黄钟生出林钟，林钟生出太簇，太簇生出南吕，南吕生出姑洗，姑洗生出应钟，应钟生出蕤宾，蕤宾生出大吕，大吕生出夷则，夷则生出夹钟，夹钟生出无射，无射生出仲吕，三分所生，增加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掉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其方法固然与《史记》《汉书》上下相生三分损益者相同，而黄钟之宫实际上起始于九寸。《吕氏春秋》的说法前后不同，也自相矛盾了。《史记》《汉书》虽然没有完全得到古人制定律吕的本意，然而比起三寸九分的说法，还有可推究之处，而其数理也似乎自然。如果以三寸九分为黄钟，按照《吕氏春秋》上下相生的方法而损益之，到了应钟，长度只有一寸八分四厘八毫八丝，怎么能成声呢？〇推测长三寸九分，应当是长九寸，空径三分的错误。所以《汉书》引用此语，删去了‘长三寸九分’五个字，大概知道它是错误的。隋志也偶然没有察觉，又叙述此来讨论和声，也是想完备古义，沿袭其错误而不觉悟罢了。最终还是以三分损益上下相生为古人简易的方法，而黄钟为九寸的，都仍用汉代的旧制，没有更改。如果韦昭注《国语》，而说：‘黄钟是阳气的变化，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