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全书卷十四
乐律全书卷十四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四
古今乐律杂説并附录
辨何妥陈▯之失第四
序曰：何妥知音而不知乐，陈▯知声而不知音，所议皆非，故辨之。
隋书·乐志》曰：「开皇二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柱国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于是诏太常卿牛▯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谬既久，音律多乖，积年议不定。译立议以为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尽皆和合。仍以其声考校大乐。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曰：『《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征。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征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
臣谨按：七音者，譬吹横笛，六孔皆闭为一音，従尾渐开为六音，共为七也。夫横笛到手，必六指按之，虽愚夫皆知笛是七音，不可增损，则此七音従来有之，乃自然之理，非难知之事也。译及万宝常，皆托得于胡人所传，何哉？彼徒知神其説，以欺愚夫，殊不知反使愚夫诋七音为胡乐，其疑至今不决，非译辈之罪欤？既有七音，宜有七调，而蔡元定谓二变不为调，葢苏夔故智也。且《史记·荆轲▯》明载变征为调，而夔以为所出未详，近时何瑭、刘濓又指《易水歌》为商调，岂别有所考欤？
译荅之曰：「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厯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賔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缺，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众従译议：「防稽季本着《乐律纂要》曰：『夫五声得变，而后成均，犹四时得闰，而后成岁。此乃自然之理，虽圣人亦不得而増损之也。』《通典》注谓：『自殷以前，止有五音；自周以来，加文武二声。』葢《本国语》『七列七同』而为之説耳。殊不知《国语》此言，因七律而附防，非声律之自然也。况《汉志》称舜欲闻七始，则唐虞时固已有之，安得云至周始加乎？」
臣谨按「七始」二字，伏生以为出于舜世，其名义最古雅。但《汉志》以天地人及四时解之，则惟黄钟一调可通，而余均皆不通，恐非命名初意。臣尝思之，夫十二律各自为均，毎均之内凡有七音，古人谓之「七始」，何也？葢律吕相生，有始必有终，故「七始」而「五终」。始者本也，终者末也，故用其本，不用其末。朱熹所谓「律吕有十二个，用时只使七个」是也。假如黄钟之均，则黄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七始」也。蕤生大，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此所谓「五终」也。又如大吕之均，则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仲生黄，黄生林，此所谓「七始」也。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此所谓「五终」也。余均皆放此。「孔子家语」曰：「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此之谓也。」五终，古人谓之「五降」，有图已见内篇。
译又与夔俱云：「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征，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賔为变征。」众皆従之。
臣谨按：今太常笙尺字簧长，合字簧短，此所谓林钟为调首也。谱有上字而无勾字，此所谓小吕为变征也。自隋以前如此，非始于近代也。盖亦有説焉：林钟为调首者，古称下征是也。今民间笛六孔全闭，低吹为尺，即下征也。征下于宫，故曰下征，即林钟倍律声也。従尾放开一孔，低吹为工，即下羽也。羽下于宫，故曰下羽，即南吕倍律声也。放开二孔，低吹为凡，即应钟倍律声也。开三孔，低吹为合，即黄钟正律声。放开四孔，低吹为四，即太
译《乐律全书》卷十四
明代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四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
辨何妥、陈旸之失第四
序言说：何妥懂得音律却不懂音乐，陈旸懂得声音却不懂音律，他们的议论都不正确，所以加以辨析。
《隋书·乐志》记载：“开皇二年，朝廷仍沿用周代的乐制，命令工匠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结果更加不通畅。不久，柱国沛公郑译上奏，请求重新修正。于是皇帝下诏让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人商议确定雅乐。然而错误沿袭已久，音律多有违背，多年商议仍不能确定。郑译提出主张，认为十二律，每律有七音，每音立一调，所以形成七调，十二律合计八十四调，旋转相交，全都和谐。仍然用这些声音来考核大乐。当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也自称精通音乐，驳斥郑译说：‘《韩诗外传》所载音乐感动人心，以及《月令》所载五音所对应的方位，都只有五个，没有提到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传》所说的七音六律，用来奉承五声，按照这个说法，每个宫应立五调，没听说过再增加变宫、变徵两调成为七调。七调的做法，出处不详。’”
我恭敬地考察：所谓七音，好比吹横笛，六个孔都闭住为一个音，从尾部逐渐打开为六个音，总共是七个。横笛到手，必定用六个手指按着，即使是愚笨的人都知道笛子是七音，不可增减，那么这七音历来就有，是自然的道理，不是难以知晓的事情。郑译和万宝常，都托辞说是从胡人那里传得的，为什么呢？他们只是想让他们的说法显得神奇，来欺骗愚笨的人，却不知反而使愚笨的人诋毁七音是胡乐，他们的疑惑至今没有解决，这不是郑译等人的罪过吗？既然有七音，就应当有七调，而蔡元定说两个变音不构成调，大概是苏夔的旧伎俩。况且《史记·荆轲传》明确记载变徵为调，而苏夔认为出处不详，近代的何瑭、刘濂又指出《易水歌》是商调，难道另有考证吗？
郑译回答说：“周代有七音的律制。《汉书·律历志》说：天地人以及四时叫做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为人始，这是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这是四时。四时加上三始，所以是七。现在如果不以两个变音来调曲，那么冬夏的声音就缺失，四时就不完备。因此每个宫必须立七调。”众人听从郑译的议论：“会稽季本著《乐律纂要》说：‘五声得到变音，然后才能成均，就像四时得到闰月，然后才能成岁。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增减它。’《通典》注说：‘从殷代以前，只有五音；从周代以来，增加了文武二声。’大概是《国语》中‘七列七同’而为之说的罢了。却不知《国语》这句话，是因为七律而附会，并非声律的自然。况且《汉书》称舜想要听到七始，那么唐虞时代本来就有，怎么能说到了周代才增加呢？”
我恭敬地考察“七始”二字，伏生认为出于舜的时代，其名义最古雅。但《汉书》用天地人以及四时来解释，那么只有黄钟一调可以通晓，而其余各调都不通，恐怕不是命名的本意。我曾经思考，十二律各自为均，每均之内共有七音，古人称之为“七始”，为什么呢？大概律吕相生，有始必有终，所以“七始”而“五终”。始是根本，终是末节，所以用其根本，不用其末节。朱熹所说的“律吕有十二个，用时只使七个”就是这个意思。假如黄钟之均，那么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这就是所谓的“七始”。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这就是所谓的“五终”。又如大吕之均，那么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仲吕生黄钟，黄钟生林钟，这就是所谓的“七始”。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这就是所谓的“五终”。其余各调都以此类推。《孔子家语》说：“五声六律十二管，旋相为宫，说的就是这个。”五终，古人称之为“五降”，有图已在内篇见过。
郑译又与苏夔都说：“查现在乐府黄钟是以林钟为调首，失去了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违背了相生的道理。现在请求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掉小吕，仍用蕤宾为变徵。”众人都听从了。
我恭敬地考察：现在太常笙尺字簧长，合字簧短，这就是所谓的林钟为调首。谱中有上字而没有勾字，这就是所谓的小吕为变徵。从隋代以前就是这样，并非始于近代。大概也有说法：林钟为调首，古代称为下徵。现在民间笛子六孔全闭，低吹为尺，就是下徵。徵低于宫，所以叫下徵，即林钟倍律声。从尾部放开一孔，低吹为工，就是下羽。羽低于宫，所以叫下羽，即南吕倍律声。放开两孔，低吹为凡，就是应钟倍律声。开三孔，低吹为合，就是黄钟正律声。放开四孔，低吹为四，就是太
簇正律声。放开五孔，低吹为一，即姑洗正律声。六孔全开，低吹为勾，即蕤賔正律声。此黄钟之均七声也。其林钟、南吕、应钟正律之声，及黄钟、太簇、姑洗半律之声，开闭同前，但髙吹耳。臣谓民间之笛，葢古人遗法也。其宫商有清浊，而征羽有上下。「下征」二字见《晋书》《宋书》志及《文选》注。夫一调内，下有倍律浊声，上有半律清声，则黄钟为中声明矣。管仲所谓「征数一百八，羽数九十六，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征羽之数多，宫商角之数少，即此理也。近世律家不明此理，往往强作解事，指黄钟为最浊，似是而实非也。今太常笛六孔全闭为合，拟黄钟之正律；六孔全开为凡，拟应钟之正律。译等所改，即此笛耳。彼徒能改笛而不能改笙。今笙所存者，古人遗法也。以理论之，黄钟之均无仲吕，有蕤賔，译等以为去仲吕用蕤賔，其议是也；去林钟倍声则非也。
译调整太簇的律声。放开五个音孔，低吹得到“一”，这就是姑洗的正律声。六个音孔全部打开，低吹得到“勾”，这就是蕤宾的正律声。这就是黄钟均的七声音阶。至于林钟、南吕、应钟的正律声，以及黄钟、太簇、姑洗的半律声，开闭音孔的方法与前面相同，只是高吹罢了。臣认为民间所用的笛子，大概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方法。其中的宫、商音有清浊之分，而徵、羽音有上下之别。“下徵”这两个字见于《晋书》《宋书》的志以及《文选》的注疏。在一个调式内，下面有倍律的浊声，上面有半律的清声，那么黄钟作为中声明显了。管仲所说的“徵数一百八，羽数九十六，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羽的数值多，宫、商、角的数值少，就是这个道理。近代的律学家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强作解释，把黄钟指认为最浊的声音，看似正确实则错误。现在太常寺的笛子，六个音孔全部闭合为“合”，模拟黄钟的正律；六个音孔全部打开为“凡”，模拟应钟的正律。译等人所改制的，就是这种笛子。他们只能够改制笛子，却不能改制笙。现在笙所保留的，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说，黄钟均没有仲吕，有蕤宾，译等人认为去掉仲吕使用蕤宾，这个提议是正确的；去掉林钟的倍声则是错误的。
夔又与译议，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时以音律乆不通，译、夔等一朝能为之，以为乐声可定。而何妥旧以学闻，雅为髙祖所信。髙祖素不悦学，不知乐。妥又耻已宿儒不逮译等，欲沮坏其事。是时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或欲令各脩造，待成择其善者而従之。妥恐乐成善恶易见，乃请髙祖张乐试之。遂先説曰：「黄钟者，以象人君之徳。」及奏黄钟之调，髙祖曰：「滔滔和雅，甚与我心防。」妥因陈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髙祖大悦，班赐妥等修乐者。自是译等议寝。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牛▯遂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毎宫但一调，唯迎气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髙祖犹忆妥言，注▯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工更尽，其余声律皆不复通。
文献通考》致堂胡氏曰：音五尒，而律吕十有二，犹十二支而配十干，所以变而不穷也。律吕隂阳也，阙一则不和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今独奏黄钟而不用余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其为君也不亦亢乎？何妥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岂不知之，而命以典乐？妥能探其主猜防克忌之防，而尊隆君道，寓意于黄钟。帝果悦而従之，遂使古乐尽废，后世无所考焉。其害岂不甚哉！
唐书·乐志》曰：自汉魏之乱，晋迁江南，中国遂没于夷狄。至隋灭陈，始得其乐器，稍欲因而有作。而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故，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而已。唐兴，即用隋乐。武徳九年，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璡等定乐。初，隋用黄钟一宫，惟击七钟，其五钟设而不击，谓之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防竹为十二律。髙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叩之而应。由是十二钟皆用。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调，八十四声。其法因五音生二变，因变征为正征，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黄钟，终南吕，迭为纲纪。黄钟之律管长九寸，主于中宫土，半之四寸五分，与清宫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变，循环无间。故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凡十二宫调皆正宫也。正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故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调有下声一，谓宫也。十二角调，调有下声二，宫商也。十二征调，调有下声三，宫商角也。十二羽调，调有下声四，宫商角征也。十二变征调，居角音之后，正征之前。十二变宫调，在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无出七声，本宫逓相用。唯乐章则随律定均，合以笙磬，节以钟鼓。乐既成，奏之。
臣谨按《唐志》谓宫声之下无复浊音，惟论黄钟之均则可，余均则不通矣。律家以清浊二字论宫、商、角、征、羽者，葢非知音者也。且如应钟之均，夷则为羽，无射为变宫，皆浊于正宫，亦自然之理耳。或者欲以夷则、无射、子声代之，非也。
文献通考》曰：周世宗显徳六年，枢宻使王朴上防曰：「臣闻乐作于人心，成声于物，声气既和，反感于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数。九者，成数也。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钟之声，为乐之端也。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钟，声之总数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着之于歌颂，将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賔旅，恢政教，厚风俗，以其功徳之形容，告于神明，俾百代之后，知邦国之所由行者也。」
臣谨按，世儒谈乐者，往往讥王朴。然朴之失，在于信用班固《汉志》，误以莽尺为周制耳。除此之外，未可轻议之也。葢朴亦一代之竒才，且如此叚议论，十二变而复黄钟之一言，足以度越诸家矣。自汉京房至今，皆守往而不返之説，惟朴独参透，遂不用旧説
译夔又与译商议，想要用累黍的方法确立分寸，校正律吕。当时因为音律长久不通，译、夔等人一朝能够制定出来，人们认为乐声可以确定了。而何妥向来以学问闻名，很被高祖信任。高祖向来不喜欢学问，不懂音乐。何妥又耻于自己作为宿儒不如译等人，想要阻挠破坏这件事。这时大家竞相提出不同意见，各自结党营私，是非的道理纷乱混淆。有人建议让各自修造，等完成后选择好的来遵从。何妥担心乐成之后善恶容易显现，于是请求高祖张设乐器来试验。于是先说：“黄钟，是用来象征君主之德的。”等到演奏黄钟的曲调，高祖说：“滔滔和雅，很合我的心意。”何妥于是陈述只用黄钟一宫，不需要其他律吕。高祖非常高兴，赏赐给何妥等人修乐的人。从此译等人的议论被搁置。开皇九年平定陈国，获得宋、齐的旧乐，下诏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来管理它。在普明寺找到陈国的太乐令蔡子元，让他恢复原来的职务。牛弘于是又请求依照古制五声六律，旋转相为宫，雅乐每宫只有一调，只有迎气时演奏五调，称为五音缦乐，使用七调，祭祀施用各自依照声律，按尊卑排列次序。高祖还记得何妥的话，下诏不准作旋宫之乐，只作黄钟一宫而已。所以隋代雅乐只演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用五调。旧乐工相继去世，其余声律都不再通晓。
《文献通考》引致堂胡氏说：音有五个，而律吕有十二个，就像十二地支配合十天干，所以变化而不穷尽。律吕是阴阳，缺一个就不和谐了。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徵代表事，羽代表物。现在只演奏黄钟而不用其余音，是有君而无臣，无民，无事，无物。作为君主不也太孤高了吗？何妥是谄媚之人，迎合周宣帝立五个后妃的做法，隋文帝难道不知道吗，却任命他掌管音乐？何妥能揣测君主猜忌克制的心理，尊崇君道，寓意于黄钟。皇帝果然高兴而听从他，于是使古乐完全废弃，后世没有可考证的了。他的危害难道不严重吗！
《唐书·乐志》说：自从汉魏之乱，晋朝迁都江南，中原于是沦陷于夷狄。到隋灭陈，才得到它的乐器，稍微想要沿袭而有作为。但当时的君主狭隘迫促，不足以承担这件事，所以终隋之世，所用的只是黄钟一宫而已。唐朝兴起，就使用隋乐。武德九年，才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协律郎窦璡等人定乐。起初，隋用黄钟一宫，只敲击七钟，其余五钟摆设而不敲击，称为哑钟。唐协律郎张文收于是依照古法截竹为十二律。高祖命令他与孝孙吹调五钟，敲击而相应。于是十二钟都使用了。孝孙又用十二月旋转相为六十调，八十四声。其法因五音生出二变，因变徵为正徵，因变宫为清宫。七音起于黄钟，终于南吕，交替为纲纪。黄钟的律管长九寸，主于中宫土，减半为四寸五分，与清宫相合。这是五音之首。加上二变，循环没有间隙。所以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其声由浊至清为一均。所有十二宫调都是正宫。正宫声之下没有更浊的音，所以五音以宫为尊。十二商调，每调有一个下声，即宫。十二角调，每调有两个下声，即宫商。十二徵调，每调有三个下声，即宫商角。十二羽调，每调有四个下声，即宫商角徵。十二变徵调，位于角音之后，正徵之前。十二变宫调，位于羽音之后，清宫之前。雅乐成调，不出七声，本宫递相使用。只有乐章则随律定均，配合笙磬，节制以钟鼓。乐成之后，演奏它。
臣谨按：《唐志》说宫声之下没有更浊的音，只论黄钟之均是可以的，其余各均则不通了。律家以清浊二字论宫、商、角、徵、羽，大概是不懂音乐的人。且如应钟之均，夷则为羽，无射为变宫，都比正宫浊，这也是自然之理。有人想用夷则、无射的子声代替，是不对的。
《文献通考》说：周世宗显德六年，枢密使王朴上奏说：“臣听说乐产生于人心，在物体上形成声音，声气既和谐，又反过来感动人心。所借助的物体，大小有定数。九，是成数。所以黄帝吹九寸的管，得到黄钟之声，作为乐的开端。减半，是清声；加倍，是缓声。三分其一，以损益之，是相生之声。十二变而回到黄钟，是声的总数。于是命名为十二律，旋转交替为均，每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著之于歌颂，将用来奉侍天地，事奉祖宗，调和君臣，接待宾客，弘扬政教，淳厚风俗，以其功德的形容，告知神明，使百代之后，知道国家所由行的道理。”
臣谨按，世儒谈论音乐的，往往讥讽王朴。然而王朴的过失，在于信用班固《汉书·律历志》，误以王莽的尺为周制罢了。除此之外，不可轻易议论他。大概王朴也是一代的奇才，且如此议论，十二变而回到黄钟这一句话，足以超越诸家了。自从汉京房至今，都坚守往而不返的说法，只有王朴独自参透，于是不用旧说。
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洎东汉，虽有太常丞鲍邺兴之，亦人亡而音息，无嗣续之者。汉至隋，垂十代，凡数百年，所存者黄钟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声，其余五调谓之哑钟，葢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所以知太宗之道，与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逮乎黄巢之余，工器俱尽，购募不▯，文记亦亡，集官酌详，终不知其制度。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案《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逮乎伪梁、后唐，歴晋与汉，皆享国不逺，未暇及于礼乐。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之；编钟编磬，徒悬而已；丝竹匏土，仅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和备，其余八十四调于是乎泯灭。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臣谨按歴代乐家得失，此叚载之甚明。但观此文，不必细考他书，亦知其大概矣。
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为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宣声长九尺，张▯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六尺设柱如林钟，第三▯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賔第二▯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仲吕，第十三▯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者惟宫、征、商、羽、角、变宫、变征次焉。▯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宫之声乆絶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未详悉，望下中书门下，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已上二叚皆王朴疏】
臣谨按后汉志载京房之説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凖以定数。凖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隠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又曰：「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术家以其声防而体难知，其分数不明，故作凖以代之。凖之声明畅易达，分寸又粗然，▯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朴之凖，葢出于房也。二家之法颇烦琐而难用。臣尝自造一物，形如界尺，厚如半指，一头寛者髙如瑟柱，一头窄者低如瑟岳，长如瑟身之半，均作九叚，命为九寸，寸内均作九分，分内均作九厘，拟轩辕氏古尺也。依新法或旧法各律之长而刻如阶级焉，置于瑟中▯之下，以代瑟柱。吹黄钟正律之声，以定中▯，按其刻处弹之，内外二十四▯由此定矣。比诸房朴之凖，庶几简而易行，附载于此。
宋史·乐志》曰：翰林学士承防王尧臣等言：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凖为十二正声，凖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钟。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其编金石之法则歴代不同，或以十六为一虡者，是谓县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枚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防各有所施。今太常钟县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黄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縁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
译宗周以前，都遵循这个原则；自秦朝以后，旋宫之法就废弛了。等到东汉，虽然有太常丞鲍邺振兴它，也是人死而音息，没有继承的人。从汉到隋，将近十代，共几百年，所保存的只有黄钟之宫一个调而已。十二律中，只使用七声，其余五调称为哑钟，大概是因为不使用所以叫哑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于恢复古道，于是任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重新出现在当时，悬挂的乐器就没有哑钟了。由此可知太宗之道，与三皇五帝同样有功。安史之乱，京城成为废墟，乐器和乐工，十不存一，所使用的歌唱演奏渐渐多有错误。等到黄巢之乱后，乐工和乐器都尽失，招募不到人，文献记载也丢失了，召集官员斟酌详考，终究不知道其制度。当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依据《周官考工记》的文字，铸造钟十二口，编钟二百四十口；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现在悬挂的就是这些。虽然有乐器的形制，却完全没有相应的和谐。等到伪梁、后唐，历经晋与汉，都享国不久，来不及顾及礼乐。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只是循环敲击；编钟编磬，只是悬挂在那里；丝竹匏土，仅用七声演奏，黄钟之宫一个调也不和谐完备，其余八十四调于是泯灭。音乐的残缺败坏，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
臣谨按历代乐家的得失，这段记载得很明白。只看这篇文章，不必细考其他书籍，也知道其大概了。
于是依照周法，用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内径三分，作为黄钟之管，与现有的黄钟之声相应。以上下相生的方法推演，得到十二律管，作为众管。至于吹奏用声不便，于是制作律准十三弦，发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蔟，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仲吕，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十二声中，轮流使用七声为均，作为均之主的只有宫、徵、商、羽、角、变宫、变徵依次排列。使均主之声，归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才成为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唱演奏的曲调由此产生。旋宫之声久绝，一日而补出。臣独见，恐怕未详悉，希望下诏中书门下，召集百官及内外知音者，比较其得失，然后依调制曲。【以上两段都是王朴的疏】
臣谨按后汉书志记载京房的说法说：“竹声不可以度调，所以制作律准以定数。律准的形状像瑟，长一丈而十三弦，弦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作为六十律清浊的节制。”又说：“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是道的根本。术家因为其声音微弱而形体难以知晓，其分数不明，所以制作律准以代替它。律准的声音明亮畅达，分寸又粗略明显，弦以缓急清浊，非管无以正也。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按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王朴的律准，大概出于京房。两家的方法颇烦琐而难用。臣曾经自造一物，形如界尺，厚如半指，一头宽者高如瑟柱，一头窄者低如瑟岳，长如瑟身之半，均作九段，命为九寸，寸内均作九分，分内均作九厘，拟轩辕氏古尺也。依新法或旧法各律之长而刻如阶级焉，置于瑟中弦之下，以代瑟柱。吹黄钟正律之声，以定中弦，按其刻处弹之，内外二十四弦由此定矣。比诸京房王朴之律准，庶几简而易行，附载于此。
《宋史·乐志》说：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言：奉诏与参议阮逸所上编钟四清声谱法，窃以律吕旋宫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钟准为十二正声，准正声之半以为十二子声，故有正声、子声各十二钟。子声即清声也。其正管长者为均，自用正声；正管短者为均，则通用子声而成五音。然求声之法，本之于钟，故《国语》所谓“度律均钟”者也。其编金石之法则历代不同，或以十六为一虡者，是谓悬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为一虡，则清正之声备。故唐制以十六枚为小架，二十四为大架，天地宗庙朝会各有所施。今太常钟悬十六者，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虽于图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实有义趣。盖自夷则至黄钟四律为均之时，若尽用正声，则宫轻而商重，缘宫声以下不容更有浊声。
一均之中，宫弱商彊，是谓陵僭，故须用子声乃得长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则为宫则黄钟为角，南吕为宫则大吕为角，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应钟为宫则大吕为商，夹钟为角。葢黄钟、大吕、太蔟、夹钟正律俱长，并当用清声。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此四清钟可用之验也。至他律为宫，其长短尊卑自序者，不当更以清声间之。自唐末世乐文坠缺，考击之法乆已不传。今若使匏、土、丝、竹诸器尽求清声，即未见其法。又据大乐诸工所陈，自磬、箫、琴、和、巢五器本有清声，埙、箎、竽、筑、瑟五器本无清声。歌工引音极唱止及黄钟清声。臣等参议，其清、正二声既有典据，理当施用。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商、角依次并用清声；自余八均尽如常法。至于丝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令随钟石教习；本无清声者，未可剏意求法，且当如旧。惟歌者本用中声，故夏禹以声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请止以正声作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别无差戻。其阮逸所上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曼，近于郑卫，不可用。诏可。
译在一均之中，宫声微弱而商声强盛，这叫做陵僭，所以必须使用子声（清声），才能使音律长短有序。从角声往下也遵循这个法则，所以夷则为宫时，黄钟就是角声；南吕为宫时，大吕就是角声；无射为宫时，黄钟是商声，太蔟是角声；应钟为宫时，大吕是商声，夹钟是角声。大概黄钟、大吕、太蔟、夹钟这四条正律都较长，都应当使用清声。这样音律就能和谐而没有抵触，这就是四清钟可以使用的验证。至于其他律作为宫声，其长短尊卑自然有序，不应当再用清声夹杂其中。自从唐代末年雅乐文献残缺，敲击的方法很久已经失传。现在如果让匏、土、丝、竹等乐器都寻求清声，却看不到具体的方法。又根据大乐署各位工匠陈述，磬、箫、琴、和、巢这五种乐器本来就有清声，埙、箎、竽、筑、瑟这五种乐器本来没有清声。歌唱的乐工引音极唱，只达到黄钟的清声。臣等参议，清声、正声既然有典章依据，按理应当施用。从今以后，大乐演奏夷则以下四均以正律为宫的时候，商声、角声依次都使用清声；其余八均都按照常规方法。至于丝竹等乐器，旧有清声的，命令跟随钟磬学习；本来没有清声的，不可随意创制方法，暂且照旧。只有歌唱者本来使用中等音高，所以夏禹以声音定音律，明确表明人们都可以达到。如果勉强做到做不到的程度，足以损害至高的和谐，请求只以正声歌唱应和。配合各种乐器，自然也是一个声音，没有差错。阮逸所上的声谱，以清浊相应，先后互击，取音靡靡曼曼，接近郑卫之音，不可采用。皇帝下诏同意。
文献通考》曰：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预议，翰林学士冯元等同共讨论。时太常钟磬，毎十六枚为一簴，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于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驳之曰：「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葢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无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説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照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
神宗元丰三年，诏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初，杰言大乐七失，其二曰：“八音不谐，钟磬缺四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者，众乐之所宗。则天子之乐，用八钟磬箫，众乐之本，乃倍之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声，而四者应声也。本声重大，为君父；应声轻清，为臣子。故其四声为清声，或曰子声也。李照议始不用四清声，是有本而无应也。八音何従而谐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律吕之本声，以七管为应声，用之已乆，而声至和。则编钟磬箫，宜用四子声以谐八音。帝乃下镇、几参定。镇作律尺等，欲图上之，而几之议律主于人声，不以尺度求合其乐。大抵即李照之旧，而加四清声，遂奏成。第加恩赉，而镇谢曰：“此刘几乐也，臣何预焉。”
哲宗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清声者，不见于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髙，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杰着《元祐乐议》，以破镇説曰：“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逺矣，岂独见于《周礼·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濵得古钟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于《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后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髙，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十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鳬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则清声岂不见于经哉？今镇箫、笛、埙、箎、巢笙、和笙献于朝廷，箫必十六管，是四清声在其间矣。自古无十二管之箫，岂《箫韶》九成之乐已有郑卫之声乎？礼部太常亦言：“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乐如旧制。”《陈▯乐书》曰：“先王制十有二律，倡和清浊，迭相为经，而清浊之声未尝偏胜也。孰谓十二律之外复有四清声乎？为是説者，非古也，其隋唐诸儒傅防之説欤？彼其所据者，唐之正史、通礼、防要、令式、通典、义纂、义罗之类，特一人之私説，非有本于圣人之经，天下之公论也。”世之广其説者，不过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钟磬之簴，以无射为宫，则黄钟为商，太蔟为角。无射，君也，管长四寸九分；黄钟，臣也，乃长九寸；太蔟，民也，亦长八寸。若用正声，则民与臣声皆尊，而君声独卑。必须用黄钟四寸五分、太蔟四寸之清，以荅无射之律，则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役其令矣。是不知十二律以黄钟为君，非所以为臣也。今夫黄钟之律，冠十二律之
译《文献通考》说：宋仁宗明道初年，改革大乐，命令集贤校理李照等人参与商议，翰林学士冯元等人一同讨论。当时太常寺的钟磬，每十六枚为一簴，而四个清声互相承接却不敲击。李照因此上奏说：“十二律的声音已经完备，其余四个清声是郑卫的靡靡之音，请在编悬中只保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钟，那么哀怨邪僻的声音就没有由头产生了。”冯元等人驳斥他说：“圣人既然用十二律各自配一钟，又设置从黄钟到夹钟的四个清声，以附在正声的次序之后。推究这四个清声的用意，大概是为夷则到应钟四个宫声而设置的。没有五音，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民，徵代表事，羽代表物，不相凌驾叫做正，互相凌驾叫做慢。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法则。声音重大的是尊贵，轻清的是卑下，卑下的不能加在尊贵的上面，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所以排列声音的尊卑，事和物不参与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事是君治理的，物是君使用的，不能比君尊贵。只有君、臣、民三者，自然有上下的分别，不得互相超越。所以设置四个清声，正是为了让臣民互相避让，以确立尊卑。现在如果只用十二个钟，轮流敲击，到了夷则以下四个管作为宫声的时候，臣民互相超越，上下交相违逆，那么凌犯之音就会产生，这是非常不可取的。那钟磬十六枚，都是周汉诸儒的说法以及唐代典法所载，想要减损为十二枚，只有李照独自这样认为。臣认为暂且依照旧制比较合适。”皇帝命令暂且用十二枚为一格。并且李照说：“等到有懂音乐的人，能够考证四个钟协调清浊，由有关部门另行商议上报。”
神宗元丰三年，下诏让刘几、范镇、杨杰详定大乐。起初，杨杰说大乐有七个过失，其中第二条说：“八音不协调，钟磬缺少四个清声。”虞乐九成，以箫为主；商乐和平，以磬为依；周乐合奏，以金为首。钟、磬、箫，是众乐所尊崇的。那么天子的音乐，用八个钟、磬、箫，作为众乐的根本，于是加倍成为十六个。况且十二个，是律的本声，而四个是应声。本声重大，代表君父；应声轻清，代表臣子。所以那四个声音称为清声，或者叫子声。李照的议论开始不用四个清声，这是有本声而没有应声。八音从哪里和谐呢？现在巢笙、和笙，它们的管有十九个，用十二个管作为律吕的本声，用七个管作为应声，使用已久，而声音非常和谐。那么编钟、编磬、箫，应该使用四个子声来协调八音。皇帝于是下诏让范镇、刘几参定。范镇制作律尺等，想要绘图上报，而刘几的议律主张以人声为主，不依靠尺度来求取音乐的契合。大体上是沿用李照的旧制，而加上四个清声，于是奏报完成。只给予恩赏，而范镇推辞说：“这是刘几的音乐，我有什么参与的呢。”
哲宗元祐年间，范镇撰写《乐论》呈上。他论及钟时说：“清声，在经书中没有记载。只有《小胥》的注解说：‘钟磬，编次为二八十六枚，在一个簴上叫做堵。’到了唐代，又有十二个清声，声音越高，尤其是不对。本朝旧有四个清声，放置而不使用。到了刘几使用它们，与郑卫之音没有区别。”杨杰著《元祐乐议》，来驳斥范镇的说法说：“查考编钟编磬十六枚，由来已久了，难道只见于《周礼·小胥》的注吗？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钟十六枚，皇帝因此陈列礼乐雅颂的声音，用来教化天下，这件事记载在《礼乐志》中，不能说不详细。难道是因为刘几然后才使用吗？况且汉朝继承秦朝，秦朝不曾制作礼乐，它所称的古磬十六枚，乃是二帝三王的遗法。王朴乐中的编钟编磬，因为声律太高，歌者难以跟随，所以四个清声放置而不使用。到了神宗朝，十二律则四个清声都使用而和谐协调了。”《周礼》说：“凫氏制作钟，薄厚所震动，清浊所由出。”那么清声难道不见于经书吗？现在范镇将箫、笛、埙、箎、巢笙、和笙献给朝廷，箫必定有十六个管，这是四个清声在其中了。自古没有十二管的箫，难道《箫韶》九成的音乐已经有郑卫之声了吗？礼部太常也说：“范镇的音乐法则自是一家之学，难以参用，而音乐如旧制。”《陈旸乐书》说：“先王制定十二律，倡和清浊，交替作为经，而清浊的声音未曾偏胜。谁说十二律之外还有四个清声呢？持这种说法的，不是古法，大概是隋唐诸儒附会的说法吧？他们所依据的，是唐代的正史、通礼、防要、令式、通典、义纂、义罗之类，只是一人的私说，没有本于圣人的经书，天下的公论。”世上推广这种说法的，不过说是臣民互相避让，以确立尊卑。钟磬的簴，以无射为宫，那么黄钟为商，太蔟为角。无射，是君，管长四寸九分；黄钟，是臣，长九寸；太蔟，是民，也长八寸。如果使用正声，那么民与臣的声音都尊贵，而君的声音独自卑下。必须使用黄钟四寸五分、太蔟四寸的清声，来应答无射的律，那么君尊于上，臣卑于下，民服从命令了。这是不知道十二律以黄钟为君，而不是用来作为臣的。现在黄钟的律，冠于十二律之
首，正位于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与之抗矣。是君声常尊，而臣民之声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与民相避，以为尊卑之理乎？彼谓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葢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至于论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为十二律声，是十六律之説，果不足以胜十二月矣。又况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防哉？臣窃观圣朝尝命有司考正钟律，遍问大乐诸工，佥言毎朝飨祭祀，惟传旧法，用正声十二，其四清声多不能考击。是太常之乐名用四清，实用十二律也。李照据《周礼》典同而论之，谓十二钟之外，其余四钟皆是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若去四清之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何知乐之深耶？又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指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存之亦无益也，削之可也。葢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説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説者，葢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周语》载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语》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时之务当之。《书大▯述圣王巡十有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夀、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钟之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賔为变征，是谓七始。班固又従而▯防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聴。是其説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征也。左氏为七音之説，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虚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土，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理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兹人，白籍入国，最善为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赡，七曰俟利箑，以应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蕃音，非雅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若虁者，可谓知五声之本矣。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
译首，正位于北而面南，所以寓人君向明而治之意，而十有一律，莫敢与之抗矣。是君声常尊，而臣民之声常卑，天地自然之道也。安有君臣与民相避，以为尊卑之理乎？彼谓黄钟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者之意，葢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既谓黄钟至夹钟为清，又谓为夷则至应钟而设，是两四清也。至于论琴瑟笙竽，又益四清而为十二律声，是十六律之説，果不足以胜十二月矣。又况既有黄钟矣，又有黄钟清焉，岂古人所谓尊无二上之防哉？臣窃观圣朝尝命有司考正钟律，遍问大乐诸工，佥言毎朝飨祭祀，惟传旧法，用正声十二，其四清声多不能考击。是太常之乐名用四清，实用十二律也。李照据《周礼》典同而论之，谓十二钟之外，其余四钟皆是清声，非中声，乃郑卫之乐也。若去四清之钟，则哀思邪辟之声无由而起，何知乐之深耶？又曰：五声者，乐之指拇也。二变者，五声之骈枝也。骈拇枝指出乎形而侈于形，存之无益也，去之可也。二变出乎五声，存之亦无益也，削之可也。葢五声之于乐，犹五星之在天，五行之在地，五常之在人也。五声可益为七音，然则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其説必不行矣。先儒必为是説者，葢有原焉。《左氏传》曰：为之七音，以奉五声。《周语》载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楚语》述先王之祀，有七事，而以天地民四时之务当之。《书大〇述圣王巡十有二州，论十有二俗，以定七始，而以七统当之。汉焦延夀、京房、郑康成之徒，谓黄钟之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賔为变征，是谓七始。班固又従而〇防之，谓舜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聴。是其説始于《夏书》，而蔓衍于《左传》《国语》《书传》《汉志》。是不知书之在治忽有五声而无七始，《国语》之七同，有四宫而无征也。左氏为七音之説，盖八音耳。八音以土为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书之《益稷》，礼之《乐记》，其言八音，皆虚其土，犹大衍之数虚其一也。大衍之数虚其一，无害为五十；七音之数虚其土，无害为八音也。若以七音为二变，在焉，是以五声奉五声，岂其理欤？臣尝读后周史，武帝时有〇兹人，白籍入国，最善为胡琵琶，听其所奏之调，有七音：一曰婆陁力，二曰鸡识，三曰沙识，四曰沙侯，五曰加滥，六曰般赡，七曰俟利箑，以应七律之音，合为八十四调。又知二变之声出于蕃音，非雅音也。苏夔素号知音，尝援《韩诗外传》“乐声所感”及《月令》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闻更加变宫变若虁者，可谓知五声之本矣。今夫天无二日，土无二君，宫既为君，而又有变宫，是二君也，害教莫甚焉，岂先王制乐之意哉？
又曰：「人感物以形声，声无而为有，故五声之别：宫为上平声，商为下平声，角为入声，征为上声，羽为去声。知此可与言声律矣。」先儒「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征、五征、六羽、七变宫」之説，一何妄耶？
臣谨按《乐记》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乐而乐之，谓之乐。」唐杨收谓二变亦曰比，葢变与比名义皆出《乐记》，非始于近代也。夫乐有所谓声者，有所谓音者，何也？单出曰声，宫、商、角、征、羽是也；杂比曰音，变宫、变征是也。声音二义相兼，所谓乐也。然声之为义浅而易解，音之为义深而难解，故曰：「惟君子为能知乐。」诚哉言也！古者旋宫之法，必用二变、四清而后成均。宋李照之为乐，既黜四清，而陈▯之著书，复挤二变，此古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也。▯着乐书》凡若干万言，而无丝毫裨补于乐，纷纷饶舌，徒欲沮坏旋宫之法而已，此所谓不知音而不可与言乐者也。先儒惟朱熹最知乐，其次则蔡元定，所论皆有理，今载二家成説，以破陈▯之谬。
朱熹文集》载其与门人论乐律书曰：「凡十二律各以本律为宫，而生四律。如黄钟为宫，则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征，南吕为羽，是黄钟一均之声也。若林钟为宫，则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蔟为征，姑洗为羽，是林钟一均之声也。各就其宫，以起四声，而后六十律之声备。非以黄钟定为宫，太蔟定为商，姑洗定为角，林钟定为征，南吕定为羽也。但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为十二律长短之次；宫、商、角、征、羽，为五声长短之次。黄钟一均上生下生，长短皆顺，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声。其余十一律则有半声孔疏，葢知此法，但言之不详耳。半律，杜氏《通典》谓之子声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后人失之，而唯存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律有四清声，即此半声是也。变宫、变征始见于《国语》注中，及后汉《乐志》，乃十二律之本声，自宫而下六变、七变而得之者，非清声也。如黄钟为宫，则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賔为变征；如林钟为宫，则第六变得蕤賔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征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声。祖孝孙、王朴之乐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调者，盖毎律各添此二声而得之也。但画一图，朝夕看诵，仍于指掌间轮之，乆乆自熟，乃见其妙。此又可验凡事皆然，别无竒巧，只是乆而习熟，便是妙处也。」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十四>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十四>
熹文集》又曰：葢建乐立均之法，诸律相距间皆一律，而独宫羽征角之间各间二律，相距既逺，则其声势隔濶，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犹幸其隔八之序，五声既备，即有二律介于宫羽征角之间，于是作乐者因而取之，谓之二变。然后彼四声者乃得连续无间，而七均备焉。是亦律吕性情自然之变，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为也。然非古之哲人机神明鉴，有以尽其曲折之防，则亦孰能▯其精蕴，着为明法，以幸后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论也。《熹语录》曰：宫商角征羽与变宫变征，皆是数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损。此其所以为妙。问：既有宫商角征羽，又有变宫变征，何也？曰：二者是乐之和，相连接处。
蔡元定律《吕新书》曰：「按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征与羽，相去各一律；至角与征，羽与宫，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则音节和；相去二律，则音节逺。故角征之间，近征，收一声比征少下，故谓之变征；羽宫之间，近宫，收一声少髙于宫，故谓之变宫也。变宫、变征，宫不成宫，征不成征，古人谓之和缪，所以济五声之不及也。变声非正，故不为调也。」
又曰：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征之间有变征。此亦出于自然。左氏所谓七音，汉前志所谓七始，是也。然五声者，正声，故以起调、毕曲，为诸声之纲。至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征不成征，不比于正音，但可
译又说：“人通过形体和声音来感应外物，声音从无形变为有形，所以五声的区别是：宫为上平声，商为下平声，角为入声，徵为上声，羽为去声。懂得这些，就可以和他谈论声律了。”先前儒者所谓“一宫、二商、三角、四变徵、五徵、六羽、七变宫”的说法，是多么荒谬啊！
臣谨按《乐记》说：“声音相互应和，所以产生变化，变化形成方域，称之为音；配合乐器而演奏它，称之为乐。”唐代杨收说二变也称为“比”，大概“变”与“比”的名义都出自《乐记》，并非始于近代。音乐中有称为“声”的，有称为“音”的，为什么呢？单独发出的叫作声，宫、商、角、徵、羽就是声；混合比配的叫作音，变宫、变徵就是音。声和音两种意义兼有，才称为乐。然而声的意义浅显而容易理解，音的意义深奥而难以理解，所以说：“只有君子才能懂得音乐。”这话真是正确啊！古代旋宫转调的方法，必须使用二变、四清才能达成均调。宋代李照制定乐律，既然废除了四清，而陈〇著书，又排斥二变，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懂得声而不懂得音的人。陈〇所著《乐书》有若干万言，而对音乐没有丝毫补益，纷纷多嘴，只是想要破坏旋宫转调的方法罢了，这就是所谓不懂得音而不可以和他谈论音乐的人。先前儒者中只有朱熹最懂得音乐，其次则是蔡元定，他们的论述都有道理，现在记载这两家的定论，来驳斥陈〇的谬误。
朱熹《文集》记载他与门人讨论乐律的书信说：“凡是十二律各自以本律为宫，从而生出四律。比如黄钟为宫，那么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这就是黄钟一均的声音。如果林钟为宫，那么南吕为商，应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这就是林钟一均的声音。各自就其宫音，来兴起四声，然后六十律的声音就完备了。并不是把黄钟固定定为宫，太簇固定定为商，姑洗固定定为角，林钟固定定为徵，南吕固定定为羽。只是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是十二律长短的次序；宫、商、角、徵、羽，是五声长短的次序。黄钟一均上生下生，长短都顺承，所以能够各自使用其全律的正声。其余十一律则有半声孔疏，大概知道这个方法，只是说得不够详细罢了。半律，杜佑《通典》称为子声的就是。这是古法，只是后人失传了，而只保留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四律有四清声，也就是这半声。变宫、变徵开始见于《国语》注中，以及后汉《乐志》，乃是十二律的本声，从宫往下六变、七变而得到的，不是清声。比如黄钟为宫，那么第六变得应钟为变宫，第七变得蕤宾为变徵；如果林钟为宫，那么第六变得蕤宾为变宫，第七变得大吕为变徵就是这样。凡是十二律都有二变，一律之内，通前五声，合为七声。祖孝孙、王朴的音乐都相同，之所以有八十四调，大概是每律各添加这两个声音而得到的。只要画一张图，早晚看诵，仍在手指手掌间轮转，久而久之自然熟练，就能见到其中的妙处。这又可以验证凡事都是这样，没有别的奇巧，只是久而习熟，就是妙处了。”
《朱熹文集》又说：“大概建立乐律确立均调的方法，各律相距都隔一律，而唯独宫、羽、徵、角之间各隔二律，相距既然远，那么其声势间隔宽阔，而有不能相通的弊病。然而幸好有隔八的次序，五声既已完备，就有二律介于宫、羽、徵、角之间，于是作乐的人因此取用它们，称为二变。然后那四声才得以连续无间，而七均完备了。这也是律吕性情自然的演变，有像这样的，而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然而如果不是古代的哲人机敏明察，能够穷尽其中的曲折关键，那么又有谁能〇其精微蕴意，著为明确的法则，来使后世的人受益呢？深入探究其端绪，大概不容易用常理来论述。《朱熹语录》说：宫商角徵羽与变宫变徵，都是数理相生，自然如此，不是人力所能增减的。这就是它奇妙的地方。问：既然有宫商角徵羽，又有变宫变徵，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两者是音乐的和谐，相连接的地方。”
蔡元定《吕新书》说：“按五声，宫与商，商与角，徵与羽，相隔各一律；至于角与徵，羽与宫，相隔却是二律。相隔一律，那么音节和谐；相隔二律，那么音节疏远。所以角徵之间，靠近徵，收一声比徵稍低，所以称为变徵；羽宫之间，靠近宫，收一声比宫稍高，所以称为变宫。变宫、变徵，宫不成宫，徵不成徵，古人称为和缪，用来补救五声的不足。变声不是正声，所以不成为调。”
又说：“宫羽之间有变宫，角徵之间有变徵。这也是出于自然。《左传》所说的七音，汉代前志所说的七始，就是这样。然而五声是正声，所以用来起调、终曲，作为诸声的纲领。至于二变声，则宫不成宫，徵不成徵，不等同于正音，但可
臣谨按：四清二变，古今乐家为之説者众矣。然惟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之説得之。元之议四清曰：原其四清之意，葢为夷则至应钟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于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于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杰之议二变曰：律各有均，均有七声，更相为用。协本均则乐调，非本均则乐悖。今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賔七声相应，谓之黄钟之均。余律为宫，同之。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君者，法度号令之所出故宫生征，法度号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征生商。君臣一徳，以康庶事，则万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职，民有常业，物有常形，而迁则失常。故商、角、羽无变声。君总万化，不可执以一方；事通万务，不可滞于一隅。故宫、征有变声。熹及元定所议亦然。陈▯独不然，谓雅乐只用五声，十二律不用二变及四清。譬如天之五星，人之五常，岂可七哉？殊不知五星之与日月为七政，与炁孛罗计为九曜。五常之名，有礼无乐，有智无勇，有仁无孝，有义无忠，有信无恕。岂可便谓忠恕之类皆如骈拇枝指，而非五常之正耶？又如青龙、白虎、朱雀各一，而▯武、▯蛇为二；肝、心、脾、肺各一，而肾与命门为二。▯与肾属水，而蛇与命门属火，皆自然之理，而不可去也。二变之不可去，亦如此。然▯之谬説，今人多惑之，是所谓不知音，不可与言。乐者也？吁！旋宫之説，尚矣。大司乐及《礼运》皆有明文。大儒若朱熹辈，皆不敢非之。而近代为律吕之学者，乃舎周、孔、朱、蔡之成法而不遵，惟妥▯腐儒之是信，非惑之甚者乎？故不可以不辨。
乐律全书卷十四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十五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五
古今乐律杂説并附录
论周乐忌商其谱异常第五
序曰：周乐七音而不用，商风雅颂有正变，其谱异常，故论之。
朱熹曰：「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仙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
问《周礼》大司乐説宫、角、征、羽与七声不合，如何？曰：此是降神之乐，如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钟为羽，自是四乐各举其一者而言之。以大吕为角，则南吕为宫；太蔟为征，则林钟为宫；应钟为羽，则太蔟为宫。以七声推之，合如此。又曰：所谓黄钟宫、大吕角，这便是调。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亦是宫声，这便是宫调。若是其中按拍处，那五音依旧都用，不只是全用宫。
或问《周礼》祀天神、地▯人鬼之乐，何以无商音？曰：五音无一则不成乐，非是无商音，只是无商调。先儒谓商调是杀声，鬼神畏商调，故不用，而只用四声迭相为宫。未知其五声不备，又何以为乐？大抵古乐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清声，杂于正声之间，乐都可聴。
问：金声玉振是乐之始终，不知只是首尾用之，还中间亦用耶？曰：乐有特钟、特磬，有编钟、编磬。编钟、编磬是中间奏者，特钟、特磬是首尾用者。时举云：所谓玉振者，只是石耶？还真用玉？曰：只是石耳。但大乐亦有玉磬，所谓「天球」者是也【已上《经世大训】
又曰：钟磬有特悬者，有编悬者。其特悬者，器大而声宏，杂奏于八音之间，则丝竹之声皆为所掩而不可聴，故但于起调、毕曲之时，击其本律之悬，以为作止之节。其编悬者，则声器皆小，故可以杂奏于八音之间而不相凌也。不知今世所谓大乐者
译臣谨按：关于四清二变，古今乐家对此说法众多。然而只有冯元、杨杰、朱熹、蔡元定四人的说法是正确的。冯元议论四清说：推究四清的用意，大概是为夷则至应钟这四个宫调而设立的。五音中，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不相凌犯称为正，交替凌犯称为慢。这是百代君王不变的法则。声音沉重宏大的为尊，轻清细微的为卑。卑者不可凌驾于尊者之上，这是古今相同的道理。所以排列声音的尊卑时，事与物不参与其中。为什么呢？因为事是君主治理的对象，物是君主使用的对象，不能比君主更尊贵。只有君、臣、民三者，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互逾越。所以设立四清声，正是为了臣民相互避让，以确立尊卑。现在如果只用十二钟依次考击，到了夷则以下四管作为宫调的时候，臣民相互逾越，上下混乱，就会产生凌犯之音。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杨杰议论二变说：每个律各有其均，每个均有七个声音，相互交替使用。符合本均则乐调和谐，不符合本均则乐调悖乱。现在黄钟为宫，则太蔟、姑洗、林钟、南吕、应钟、蕤宾七个声音相应，称为黄钟之均。其他律作为宫调，也是如此。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君主是法度号令发出的地方，所以宫生征，法度号令用来授予臣下并承接执行。所以征生商。君臣同心同德，以安定各种事务，那么万物各得其所，百姓得以生存。所以商生羽，羽生角。然而臣有固定的职事，民有固定的职业，物有固定的形态，如果变动就会失去常态。所以商、角、羽没有变声。君主总揽万物变化，不可拘泥于一方；事务通达万种事务，不可停滞于一隅。所以宫、征有变声。朱熹和蔡元定的议论也是如此。陈〇独自不这样认为，说雅乐只用五声，十二律不用二变及四清。譬如天上的五星，人的五常，哪里可以有七个呢？他不知道五星与日月合为七政，与炁孛罗计合为九曜。五常的名称，有礼无乐，有智无勇，有仁无孝，有义无忠，有信无恕。难道可以说忠恕之类都像多余的指头一样，而不是五常的正统吗？又如青龙、白虎、朱雀各只有一个，而〇武、〇蛇有两个；肝、心、脾、肺各只有一个，而肾与命门有两个。〇与肾属水，而蛇与命门属火，都是自然的道理，不可去除。二变不可去除，也是如此。然而陈〇的谬论，现在很多人被迷惑，这就是所谓不懂音乐，不可以和他谈论音乐的人吗？唉！旋宫的说法，由来已久。大司乐及《礼运》都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大儒如朱熹等人，都不敢非议它。而近代研究律吕的人，却舍弃周、孔、朱、蔡的成法而不遵循，只相信陈〇这个腐儒，这不是迷惑得很严重吗？所以不能不辩明。
乐律全书卷十四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十五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外篇五
古今乐律杂说并附录
论周乐忌商其谱异常第五
序曰：周乐有七音却不用商音，风雅颂有正变，其乐谱异常，所以论述它。
朱熹说：“风雅颂，乃是乐章的腔调，如同说仙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
问《周礼》大司乐说宫、角、征、羽与七声不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降神的音乐，如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征，应钟为羽，自然是四种音乐各举其一而言。以大吕为角，则南吕为宫；太蔟为征，则林钟为宫；应钟为羽，则太蔟为宫。用七声推演，应当如此。又说：所谓黄钟宫、大吕角，这就是调。如头一声是宫声，尾后一声也是宫声，这就是宫调。如果是其中按拍的地方，那五音依旧都用，不只是全用宫。
有人问《周礼》祭祀天神、地〇人鬼的音乐，为什么没有商音？回答说：五音缺少一个就不能成乐，不是没有商音，只是没有商调。先儒说商调是杀声，鬼神畏惧商调，所以不用，而只用四声交替作为宫调。不知道五声不备，又怎么能成乐呢？大概古乐多清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四清声，夹杂在正声之间，音乐都可听。
问：金声玉振是音乐的始终，不知道只是首尾使用，还是中间也使用？回答说：乐有特钟、特磬，有编钟、编磬。编钟、编磬是中间演奏的，特钟、特磬是首尾使用的。时举说：所谓玉振，只是石头吗？还是真用玉？回答说：只是石头罢了。但大乐也有玉磬，所谓“天球”的就是【以上《经世大训》】
又说：钟磬有单独悬挂的，有编列悬挂的。那单独悬挂的，器具大而声音宏大，杂奏于八音之间，那么丝竹的声音都被掩盖而不可听，所以只在起调、毕曲的时候，敲击其本律的悬挂，作为起止的节拍。那编列悬挂的，则声音器具都小，所以可以杂奏于八音之间而不相凌犯。不知道现在世所谓大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