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全书卷五

译六寸四分二厘八毫，三分六厘零，二分五厘五毫。仲吕长六寸零六厘八毫，三分五厘零，二分四厘七毫。蕤宾长五寸七分二厘七毫，三分四厘零，二分四厘零。林钟长五寸四分零六毫，三分三厘零，二分三厘三毫。

译夷则长五寸一分零二毫，三分二厘一毫，二分二厘七毫。南吕长四寸八分一厘六毫，三分一厘二毫，二分二厘零。无射长四寸五分四厘五毫，三分零三毫，二分一厘四毫。

应钟长四寸二分九厘，零二分九厘四毫，二分零八毫。

黄钟长四寸零五厘，二分八厘六毫，二分零二毫。大吕长三寸八分二厘二毫，二分七厘八毫，一分九厘九毫。

太蔟长三寸六分零八毫，二分七厘零，一分九厘一毫。

夹钟长三寸四分零五毫，二分六厘二毫，一分八厘五毫。

黄钟长九寸【用纵黍尺依新法算】四分零四毫，二分七厘六毫。

大吕长八寸四分四厘，三分八厘三毫，二八七厘零。太蔟长八寸零一厘四毫，三分七厘三毫，二分六厘二毫。夹钟长七寸五分一厘零，三分六厘三毫，二分五厘五毫。姑洗长七寸一分二厘五毫，三分五厘四毫，二分四厘八毫。仲吕长六寸六分六厘一毫，三分四厘四毫，二分四厘二毫。蕤宾长六寸三分二厘四毫，三分三厘五毫，二分三厘六毫。

林钟长六寸零零四毫，三分二厘七毫，二分三厘零。夷则长五寸六分零二毫，三分一厘八毫，二分二厘四毫。南吕长五寸三分一厘四毫，三分一厘零，二分一厘七毫。无射长五寸零四厘一毫，三分零二毫，二分一厘二毫。应钟长四寸六分八厘一毫，二分八厘四毫，二分零六毫。黄钟长四寸四分四厘四毫，二分七厘六毫，二分零二毫。大吕长四寸二分二厘零，二分七厘零，一分八厘六毫。

太蔟长四寸零零六毫，二分六厘二毫，一分八厘一毫。夹钟长三寸七分零四毫，二分五厘五毫，一分七厘六毫。

黄钟长九寸【用斜黍尺依新法算】四分五厘，三分一厘八毫。大吕长八寸四分九厘四毫，四分三厘七毫，三分零九毫。太蔟长八寸零一厘八毫，四分二厘四毫，三分零零。夹钟长七寸五分六厘八毫，四分一厘二毫，二分九厘一毫。姑洗长七寸一分四厘三毫，四分零零，二分八厘三毫。仲吕长六寸七分四厘二毫，三分八厘九毫，二分七厘五毫。蕤宾长六寸三分六厘三毫，三分七厘八毫，二分六厘七毫。林钟长六寸零零六毫，三分六厘七毫，二分五厘九毫。夷则长五寸六分六厘九毫，三分五厘七毫，二分五厘二毫。南吕长五寸三分五厘一毫，三分四厘六毫，二分四厘五毫。无射长五寸零五厘一毫，三分三厘七毫，二分三厘八毫。应钟长四寸七分六厘七毫，三分二厘七毫，二分三厘一毫。

黄钟长四寸五分，三分一厘八毫，二分二厘五毫。大吕长四寸二分四厘七毫，三分零九毫，二分一厘八毫。

太蔟长四寸零零九毫，三分零零，二分一厘二毫。夹钟长三寸七分八厘四毫，二分九厘一毫，二分零六毫。

黄钟长一尺【用夏尺造依新法算】五分，三分五厘三毫。大吕长九寸四分三厘八毫，四分八厘五毫，三分四厘三毫。太蔟长八寸九分零八毫，四分七厘一毫，三分三厘三毫。夹钟长八寸四分零八毫，四分五厘八毫，三分二厘四毫。姑洗长七寸九分三厘七毫，四分四厘五毫，三分一厘四毫。仲吕长七寸四分九厘一毫，四分三厘二毫，三分零六毫。蕤宾长七寸零七厘一毫，四分二厘零，三分九厘七毫。林钟长六寸六分七厘四毫，四分零八毫，二分八厘八毫。夷则长六寸二分九厘四毫，三分九厘六毫，二分八厘零。南吕长五寸九分四厘六毫，三分八厘五毫，二分七厘二毫。无射长五寸六分一厘二毫，三分七厘四毫，二分六厘四毫。应钟长五寸二分九厘七毫，三分六厘三毫，二分五厘七毫。

黄钟长五寸，三分五厘三毫，二分五厘。大吕长四寸七分一厘九毫，三分四厘三毫，二分四厘二毫。太蔟长四寸四分五厘四毫，三分三厘三毫，二分三厘五毫。

夹钟长四寸二分零四毫，三分二厘四毫，二分二厘九毫。

黄钟长八寸【用商尺造依新法算】四分，二分八厘二毫。大吕长七寸五分五厘零，三分八厘八毫，二分七厘四毫。太蔟长七寸一分二厘七毫，三分七厘七毫，二分六厘六毫。夹钟长六寸七分二厘七毫，三分六厘六毫，二分

译五厘九毫。姑洗长六寸三分四厘九毫，三分五厘六毫，二分五厘一毫。仲吕长五寸九分九厘三毫，三分四厘六毫，二分四厘四毫。蕤宾长五寸六分五厘六毫，三分三厘六毫，二分三厘七毫。林钟长五寸三分三厘九毫，三分二厘六毫，二分三厘一毫。夷则长五寸零三厘九毫，三分一厘七毫，二分二厘四毫。南吕长四寸七分五厘六毫，三分零八毫，二分一厘八毫。无射长四寸四分八厘九毫，二分九厘九毫，二分一厘一毫。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厘七毫，二分九厘一毫，二分一厘一毫。

译黄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二毫，大吕长三寸七分七厘五毫，太蔟长三寸五分六厘三毫，夹钟长三寸三分六厘三毫。黄钟长一尺二寸五分六分二厘五毫，四分四厘一毫【用周尺造依新法算】，大吕长一尺一寸七分九厘八毫，六分○七毫，四分二厘九毫，太蔟长一尺一寸一分三厘六毫，五分八厘九毫，四分一厘七毫，夹钟长一尺○五分一厘一毫，五分七厘三毫，四分○五毫，姑洗长九寸九分二厘一毫，五分五厘六毫，三分九厘三毫，仲吕长九寸三分六厘四毫，五分四厘○，三分八厘二毫，蕤賔长八寸八分三厘八毫，五分二厘五毫，三分七厘一毫，林钟长八寸三分四厘二毫，五分一厘○，三分六厘二毫，夷则长七寸八分七厘四毫，四分九厘六毫，三分五厘○，南吕长七寸四分三厘二毫，四分八厘一毫，三分四厘○，无射长七寸○一厘五毫，四分六厘八毫，三分三厘一毫，应钟长六寸六分二厘一毫，四分五厘四毫，三分二厘一毫。

黄钟长六寸二分五厘，四分四厘一毫，三分一厘二毫。大吕长五寸八分九厘九毫，四分二厘九毫，三分○三毫。太蔟长五寸五分六厘八毫，四分一厘七毫，二分九厘四毫。夹钟长五寸二分五厘五毫，四分○五毫，二分八厘六毫。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五>

依斜黍尺造十二律并四清声

依夏尺造十二律并四清声

依商尺造十二律并四清声

依周尺造十二律并四清声

黄钟长九寸【或依后汉志京房所算每寸皆】此系旧法三分损益，林钟长六寸【十分旧法每管内径三分，或径三分四厘六毫】

太蔟长八寸

南吕长五寸三分，小分三强【系胡瑗法，小分三者谓三】

姑洗长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

应钟长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

蕤賔长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

大吕长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夷则长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夹钟长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强

无射长四寸九分小分九强

仲吕长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厘也，下文放此。已上见后】

黄钟长九寸【汉志即京氏所算也，或依性理】此系旧法，九分为寸，林钟长六寸【蔡元定所算，每寸皆九分】

太蔟长八寸

南吕长五寸三分

姑洗长七寸一分

应钟长四寸六分六厘

蕤賔长六寸二分八厘

大吕长八寸三分七厘六毫

夷则长五寸五分五厘一毫

夹钟长七寸四分三厘七毫三丝。

无射长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丝。

仲吕长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丝六忽。

汉刘歆、晋荀朂所造律管，皆用货泉尺。宋蔡元定着《律吕新书》，大率宗此尺，则其黄钟与歆朂之黄钟大同小异。歆朂之黄钟空径三分，元定则径三分四厘六毫。依此尺法造律，吹之黄钟声中夹钟。宋志谓王朴之黄钟亦然。盖四家比古律髙三律。

【宋李照、范镇、魏汉津所定律，大率依宋太府尺】

【黄钟长九寸，空径三分，积六百三十六分，声比古黄钟低二律，即无射倍律。国初冷谦所定律，用今工部营造尺，黄钟长九寸，空径三分四厘六毫，积八百四十六分，比古黄钟低三律，即南】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卷五>

毎律上端各有豁口，长广一分七厘六毫。倍律、正律、半律皆同，勿令过与不及。不及则浊，过则清矣。通长正数，连豁口算者是也，除豁口不算非也。倍律、正律、半律，但系律名，同者新律皆相协，旧律则不协。如是试验，真伪可辨矣。吹时不可性急，急乃焦声，非自然声也。古云：「细若气，微若声，吹之可养性，有益于人也。」

谨按程頥尝曰：「黄钟之声亦不难定，世自有知音者。」张载尝曰：「今人求古乐太深，始以古乐为不可知。」此语诚然也。盖知音者随处有之，防笙之人，其非知音而何？彼但不知律之名耳。宜选精于防笙之人，先择声与黄钟相似之簧，令彼增减其蜡，务与黄钟律声全协。复择声与林钟相似之簧，亦令增减其蜡，务与林钟律声全协。然后

译将两根簧片含在一口中吹奏，就能知道黄钟与林钟完全协调的是正确的，不协调的是错误的。太蔟以下的各律都仿照这个做法，列在左边。

译黄钟生出林钟，这两个律相协调。林钟生出太蔟，这两个律相协调。太蔟生出南吕，这两个律相协调。南吕生出姑洗，这两个律相协调。姑洗生出应钟，这两个律相协调。应钟生出蕤宾，这两个律相协调【以上用笙一攒】蕤宾生出大吕，这两个律相协调。大吕生出夷则，这两个律相协调。夷则生出夹钟，这两个律相协调。夹钟生出无射，这两个律相协调。无射生出仲吕，这两个律相协调。仲吕生出黄钟，这两个律相协调【以上用笙】一攒。

吹律时，不要使用年老体弱的人，因为他们的呼吸与年轻力壮者不同，必定不能协调。然而并非律管本身不协调，应当选取两支相同的律管，让两个人互换着一起吹，观察他们的呼吸是否一致，然后再与笙一起吹奏，就能协调。按照前面的方法增减各簧片上的蜡，逐一校准完成。将律吕的名称写在对应的簧管上，先取两支笙，依照新法计算出的律制校准完毕；另外再取两支笙，却依照旧法计算出的律制，也按照前面的方法校准完成。试验之后，新律与旧律哪个正确哪个错误，就都能知道了。懂音乐的笙匠，用尺吹律听音，就知道是否协调，不用笙也可以。

候气辨疑第八

序言说：不合常理的说法，儒者不相信，这大概是常理。不合常理的说法，儒者却相信，难道不是一件极大的怪异事吗？关于候气的说法有两种：制作音乐以招致万物，这是正确的说法，不是不合常理的话；埋设律管使葭灰飞动，这是错误的说法，是不合常理的话。然而自从两汉的京房、蔡邕以来就有这种说法，直到宋元时期，朱熹、许衡等许多儒者，未曾辩驳以破除其谬误，因此学者们迷惑很久了。恭敬地认为，本朝中兴，礼乐全都革新，文化深远地影响四方，于是才开始有一两位儒臣稍稍辩驳以破除其谬误，像王廷相、刘濂、季本、何瑭这些人就是。这是本朝的盛事，理应拾遗补阙，写成篇章，以备国史采用，或许能稍微有益万一罢了。

王廷相说：律吕是做什么用的？是校正音乐的法器。人有性情，就有诗；有诗就有歌咏产生。有歌咏就配上音律成为音乐，有音乐必须用律吕来调和而后确定。这律吕，是源于人声，作为校正音乐的器具。《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咏延长言辞，声音依从歌咏，律吕调和声音。”说的就是这个。那么为什么用它呢？回答说：古代的圣人，根据人声清浊的形状，所以吹律来确定音乐。声音之中，恐怕后世或许失传，所以用累黍来保存统一的方法。让制作律管的人，吹奏它来寻求校正钟磬的声音。你的钟磬既然校正了，那么琴瑟笙竽就依据它而确定。由此合奏起来，黄钟的宫音响起，林钟的徵音应和；大吕的宫音响起，夷则的徵音应和。天然奇妙地契合，不假借人为，所谓同声相应就是这个意思。现在制作音乐，应当怎么做？回答说：依据尺子制作律管，以累黍为法则，寻求中声作为音乐。元声比照诗来吹奏，使浊音不至于压抑而不通畅，那么黄钟的元声就确定了。元声确定，那么各律就正确；各律正确，那么八音就能和谐，如同在手掌中运转一样。音乐是中和的道理；音律是逐渐趋向清亮的道理。极清不足以成调，极浊不足以作为元声。律吕的始终，归结到这里罢了。王朴的音乐，钟磬过于细长，掩盖压制群音，本来太高了；而李照改定，动辄降低四律，于是使律度稀疏细长，八音压抑，这难道是懂得中和的道理吗【见王氏家藏集】

又说：律管用来候气的说法对吗？回答说：不对。那是邹衍、京房荒谬幽深的话罢了。天地之气有升有降，天气下降，地气上升，就通达而成为阳；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就闭塞而成为阴。寒暑，是它的气；日月的进退，是它的机枢。气没有细微之处不能进入的，通达就不可阻挡了。难道拘泥于九寸之间吗？难道胶固滞留于方寸的差别，而一个多月才通达以应和吗？如果说：夏至以前，阳气在律管中应和；冬至以前，阴气在律管中应和。这是一年中，阴阳都上升而不下降了。如果说：阳气从中吕上升而停止，阴气就乘虚而入。不知道阳气升到一半，应当归往何处？如果日渐上升，不几乎触动阴律的灰吗？如果说：小雪时才触动，应钟的灰。这是一年的周期，地气还没有出土，万物凭借什么来发育呢？天下古今，哪有这种道理？所以说：是荒谬幽深的话【同上】刘濂说：六经缺少乐经，古今有这样的议论。我认为乐经没有缺少，三百篇就是乐经。世间的儒者没有深入考察罢了。诗，是声音的道理。从前孔子删诗，选取风、雅、颂，一一歌唱，得到有诗有声音的三百篇，其余都放逸了。可见在圣人门下，辞藻与声音并存。孔子去世而微言绝，谈论经书的人只知道有辞藻，不再知道有声音。如果只凭辞藻，凡是书籍都可以，何必是诗呢？儒学衰微之后，这个道理更加沦丧谬误，文义尚且不能理解，何况不可传的声音呢？难怪把诗当作诗，不把诗当作乐。所以说：三百篇就是乐经。有人怀疑说：乐的用途广大了，却用三百篇来对应，为什么狭隘而不通达呢？我说：乐的道理与其他书不同，有以文义存在的，有以器物数目存在的，有以声调谱奏存在的。文义

译所谓“存”的，是指《诗经》的篇章；所谓“器数”所存的，是指六律八音；所谓“声调谱奏”所存的，是指乐工以神意相互传授。古代圣人凭借明察万物的智慧，制定了黄钟宫调，从此十二律产生，律吕的功能就完备了。从此钟、磬、琴、瑟、笙、箫、埙、篪等乐器产生，声音的功能也就完备了。那么，“器数”就是《乐经》。周代太师制定歌声，从《关雎》《鹿鸣》《文王》《清庙》等诗篇开始，都有固定的调式。国风和小雅多用商音，大雅多用宫音，三颂全部使用宫音。那么周代朝廷的音乐，只有黄钟、太簇两个调式。到了春秋时期，鲁国的乐师挚还能传承这些音律，汉朝兴起后，制氏以声音之学为业。晋代的杜夔，尚能传承《文王》《鹿鸣》《伐檀》《驺虞》四首诗的音律，其余的也是通过音调相互传授。《南陔》《白华》《华黍》《崇丘》《由庚》《由仪》六篇，其文辞已经无法考证，但笙竽独能保留其音节，这是通过谱奏相互传授的。那么，“神意”也就是《乐经》。这两者起初都出自圣人，既然寄托于器数，就应从器数中去寻求；既然寄托于神意，就应从神意中去寻求。如果遗落了这些，而让圣人重新著写《乐经》，将要如何著写呢？只有所谓的《诗》，将辞义蕴含在声音之中，将声音依附于辞义之上，诵读它便是言语，歌唱它便是曲调，配合金石丝竹便是音乐。《三百篇》难道不是《乐经》吗？至于律吕的方法，古代圣人根据人声清浊的形态，所以吹律来定其音乐，使钟磬丝竹等各种声音与人声和谐而不失次序，这是律吕的功能。用累黍容黍来定黄钟，将其分为三份，通过增减来推算，十二次变化后又回归黄钟的本数，其方法也非常简单。夏商周三代沿袭使用，都是其遗留的方法。汉魏以后，儒者智慧不能考察圣人，本性缺乏神妙的理解，把律吕视为神异之物，用元尺的邪说去凿空附会，用候气的偏颇之术去牵强附会，他们的议论越多，方法越严密，却离古代音乐越来越远了。所以我的论述律吕，在黄钟等篇章中各写了几句话，其余上万字，不过是辨析历代诸儒穿凿附会的谬误，对于律吕的本意不敢有所增改。自从周代至今，上下数千年间，偶尔出现的圣贤哲人，不知有多少，从未听说有人将《三百篇》拟为宫商二调的，如今却擅自这样拟定，对于古今诸儒的议论不免稍有抵触辩驳，但衡量圣门的教化、先王的律法，则确实不敢违背。唉！黄帝时代遥远了，夔伦的时代也久远了，在典籍中寻求，典籍并不灵验；在世人的传说中寻求，传说混淆混乱；反过来在心中寻求，就有足够的老师了。这就是我作《元义》的原因【见《乐经元义》】

译又说：《尚书》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辞，律吕调和声音。”八种乐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侵夺次序。神与人因此和谐，这是万世诗歌音乐的宗旨。人的本性原本是安静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因外物感应而发出呻吟、讴叹，于是诗歌兴起。凡是诗篇歌曲，没有不陈述情感、铺陈事迹的。所以说：诗表达志向。歌产生于言辞，延长产生于歌，拉长声音使其悠扬回旋，累积而成节奏。所以说：歌延长言辞。乐声效法歌声，不是人声效法乐声。应当歌唱的诗，必定用钟磬琴瑟的声音来伴奏。所以说：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辞。乐声以清浊有序、不相侵扰为美，必须用律管来测定而后才能协调。所以说：律吕调和声音。律吕确定后，由此来度量金石丝竹等乐音。比如作黄钟调，那么众音依次都跟随黄钟；作太蔟调，那么众音依次都跟随太蔟。人声和乐声，没有不安顺和谐的。所以说：八种乐音能够和谐，不互相侵夺次序。这堂上的音乐，就是古代先王所说的雅奏、登歌、平调。从开始于诗表达志向，到终于八音和谐，古代音乐的完整大概可以看出。唯独所谓律吕调和声音这一点，喧闹而未定。大概律吕是校正音乐的法器。古代圣人依据人声清浊的形态，吹律管来测定乐声的中正。然而吹律的方法，又不能直接获取而沿袭，必定有它的起源，然后才能施展我们的智慧、运用我们的技巧。于是仰观俯察于秬黍而有收获。说一黍可以作为一分【大概指纵向黍的长度】，九分可以作为一寸【九分都作十分】，计算九十分可以作为一尺【九寸都作十寸】，容纳一千二百黍可以作为中空的宽度。让天下后世累黍为尺来比较律管的长度，容黍为量来比较律管的宽度。这一种东西，尺和量就产生了。这就是圣人的神智。有人说：年成有凶有丰，土地有肥有瘠，种子有长短圆扁大小不同，怎么办？回答说：虽然不同，但终究不会相差太远。神明存在于人心中，圣人为什么不使用菽麦粟稻呢【同上】

又说：六律属阳，老阳的数是九，而阳始于子，所以黄钟象征阳，依次变短，到无射达到极致。六吕属阴，老阴的数是六，而阴始于未，所以林钟象征阴，依次变短，到仲吕达到极致。这十二律取象取义于十二月的微妙旨意，再也没有遗漏的说法了。后世既然不认识月律创制的本源，又不考察圣王造律简易的心意，于是把十二律当作神物，真的认为可以通天地而合神明。等到考察它的方法，都极为不通，然后知道这不是圣人的制度。一年的气有升有降，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成阴，这是秋冬的事。升者向上，降者向下，把律管埋在地下，将等待谁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畅达而成阳，这是春夏的事。氤氲于天地之间，发育万物，地下没有气，不可等待了。气没有细微而不进入的。十二管如果飞，就都飞；不飞，就都不飞。如果说冬至黄钟动，夏至蕤宾动，其余都按方位应用不差，这是气有知觉选择管子进入，管子有知觉选择气施加。天下古今有这种道理吗？这种说法始于张苍定律，推演五胜之法，京房、刘歆又附会五行幽谬之术，已经背离了先王的教化。到了后齐信都芳，仰观云色，曾与人对话，就指着天说：“孟春的气到了。”人去验证律管而飞灰已经应验。又制作轮扇二十四，埋在地下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应则一扇自动，其他扇自停。我认为气在地中，无形可见，所以用律管等待它。如果仰观云色就知道气到，又何必用律管验证呢？而且用轮扇代替律管等待它，扇可用，那么律就不可靠了。这些邪佞之人，敢做妖诞之事，来迷惑君主、欺骗百姓，可以诛杀了【同上】

季本说：候气法本于后汉志，而律吕家以此著为定法。到朱熹《钟律解》，才取隋志“埋管上与地平”的说法，而与“内低外高”的不同，为什么呢？大概阳的上升始于子午，虽然阴生，而阳的上升于上的没有停止，到亥而后穷尽向上反向下。又地有四游，气也随方位而至。只要律管的围径长短不差，就自然与天地之气相应，所以虽然斜埋直置都能接受。两种说法大概都通。至于黄钟九寸，冬至气应；大寒以下，其律渐短，其气渐升，这是因为阳气潜藏，从微到著，起初细弱，其气未盛；其后愤盈，其气渐达。大概气力强弱，自然不同，不是说阳气的上升果然以分毫而进。沈括发明隋志，却说：“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所以黄钟应之；正月距八寸而止，所以太蔟应之。”就有不通的了。阳的上升，本无停息，距地九寸、八寸而止，那么九寸、八寸之上难道没有阳吗？况且地有高有低，气无先后，难道地低者气先止，而高者乃后至吗？就算如他的说法，那么凡候气者，只要律管的长短适合，就不必度量其围径定其中声，而气

译没有不应验的了。那么，所谓乐律之道与天地相通的说法，又体现在哪里呢？然而，微小的振动与宏大的振动各自有其缘由，那么天地之气必定要等待君主达到中和的境界之后才能端正，因此，通过候气来制定音律的说法，或许也难以完全依赖它【见《彭山全集》】

译又说：天地之气，阳气生于子位，逐渐推进，其气充盈旺盛，到了巳位达到极盛；阴气生于午位，逐渐消退，其气衰微萧瑟，到了亥位达到穷尽。这是自然的运行规律。自蕤宾以下，气机应当下降了，如果一概用上升来解释，那么天地之气岂不是只有进没有退了吗？或许阳气常升，以弱为降；阴气常降，以强为升。阳中之阴，就是阴中之阳，那么下降也可以说成上升吗？但是如果说气机逐渐从子位上升到亥位，律管逐渐从黄钟缩短到应钟，而它们上升和缩短的数值多少不同，各自都不齐整。到了应钟与黄钟的律管长度相差四寸二分三厘，它们交接的时候又太悬殊了。哪有天地循环无端的气机，可以只进不退呢？蔡元定知道这种说法不通，就说：阳气的上升始于子位，到了亥位之后才穷尽于上而返回于下；阴气的上升始于午位，到了巳位之后才穷尽于上而返回于下。律管对于阴气则不书写，所以最终不回到开始，这也近乎是遁辞了。然而律吕难道难以知道吗？得到耳聪的人来审察音律，也是非常简易的。为什么呢？天下这么大，难道没有这样的人吗？而盲人善于听音，又是资质相近的人。让他们专心学习，那么天地的聪明自有不可被遮蔽的。考察其声音，声音和谐自然就会到来，等待气机，气机就会响应。圣人只是认为声音的和谐没有可取之处，所以借候气作为准则罢了【同上】

何瑭说：古乐失传已经很久了。然而它的始终本末大致见于《尚书·虞书》中的几句话，而律吕声音还存在于俗乐的制作中。只是观看的人不加体察罢了。夔担任典乐官，舜命令他说：“诗表达志向，歌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律吕调和声音，八音能够和谐，不相违背伦次。”神人因此和谐，乐的始终本末大致见于此。从《明良》之歌到《诗经》三百篇的创作，现在还可以考证，无非是各自陈述其情感，这就是“诗言志”。俗乐的词曲各自陈述情感，就是它的遗法。诗已经完成了，在吟咏之间必定悠扬宛转，有清浊高低的节奏，然后才能听，这就是“歌永言”。现在俗乐唱词曲就是它的遗法。在歌唱的时候，想要用乐器的声音来和它，那乐声的清浊高低必定与歌声的清浊高低相应，这就是“声依永”。俗乐唱词曲的时候，或者吹竹弹丝与之相应，就是它的遗法。到这里乐已经小成了。如果一起演奏众音，清浊高低难得齐一，所以必须用律吕来齐整它。比如作黄钟宫调，那么众音的声音都用黄钟作为节制；作太蔟商调，那么众音的声音都用太蔟作为节制，然后清浊高低自然齐一而不乱，这就是“律和声”。俗乐用工尺上一四合作为板眼，比如作工字，那么众音都以工为节制；作尺字，那么众音都以尺为节制，然后不乱，就是它的遗法。“八音能够和谐，不相违背伦次”，到这里乐才大成了。神人和谐，就是它的作用了。那作乐的方法，始于“诗言志”，终于“律和声”。开始是讲它的根本，结束是讲它的末节。古乐的始终本末，也大致可以看见了。自从蔡沈《书传》错误地把“声依永”的声音当作歌声，导致先王作乐的奥妙晦暗而不明，实在可叹啊。乐器的声音与歌声相依，是事理文理的自然。如果说歌声与歌声相依，那么不仅事理不通，而且也不成文理了。况且歌声随口而出，又哪里需要用律吕来调和它呢？律吕所调和的仅限于歌声，八音又从哪里能够和谐呢？蔡传的谬误，明显了。有人问：古乐俗乐不可并论，这是老话了。现在所论古乐动不动引用俗乐作为证据，为什么呢？回答说：古代的度量权衡都出于黄钟的律，现在的度量权衡不是古代的。然而用来量长短，用来较多寡，用来称轻重，与古代的度量权衡没有不同，大概物有定形，起初不因为度量权衡出于黄钟与否而改变。现在的俗乐虽然不出于黄钟的律，又哪里会大异于古代呢？大概清浊高低，乐有定音，这也是不可改变的。那么乐的本末始终，断然可以知道了。论乐的人不知道乐的本末始终，却说得不到黄钟就不能复古乐以成就至治，难道不是错误吗【见《乐律管见》】

又说：十二律候气的方法，相传已经错误了，况且律吕本来是为正五音而设立的，候气不过是它的作用之一端罢了。有人问：古代有十二律管候气的方法，它的道理如何？回答说：这是相传的错误。候气只用黄钟的律管候子月冬至的气，其余月份则不候。怎么知道的呢？大概古代占候常在岁始冬至，因为那是阳气的开始。气在地中，而且无形可见，所以用黄钟的律管候它。冬至那天气至灰飞，那么气节相应，这叫和平。如果气至灰飞在冬至之前，或者在其后，就是太过或不及。于是有占候与冬至登台望云物来占吉凶，大概同一意思。如果说其余月份都候，那么丑月阳气未出地中，候它还可以。寅月以后阳已出地，又候什么呢？况且午月以后阳气都自上降下，又哪里有飞灰的道理呢？那么说十二月都用律管候气的，是不对的。其为相

译传书的错误，是毫无疑问的了【同上】

译李文察说：观察天地之气，就可以验证十二律的奥妙；观察我心中的气，就可以确定黄钟这一律的长短。用观察心中之气来确定黄钟，有根据吗？回答说：根据在于《礼记》。《礼记》说：“大凡音乐的产生，都是从人心中产生的”，这就是根据。《礼记》有根据吗？回答说：根据在于《尚书》。《尚书》说：“诗歌表达志向，歌唱延长言辞，声音依据延长的言辞，律吕调和声音”，这就是根据。从《尚书》的话来看，所谓“永”（延长），难道是声气的本源吗？大概“永”就是人心中的中正之声。这确实也有依据，只是人们自己不去体察罢了。因为志向如果微弱焦枯，固然不能发出延长的声音；而粗野猛烈愤激，也不能发出延长的声音。必须心平气和，不快不慢，不刚不柔，然后才有延长的声音。延长的声音，乃是人心纯阳之气发出而成为纯阳之声。然而这种延长的声音也不容易得到，必须修养得深厚，锤炼得熟练，辨识得精微，然后才能具备。修养不深厚，就没有延长的气；锤炼不熟练，就没有延长的力；辨识不精微，就没有延长的辨别力。这三者都具备了，才可以谈论“永”了。所以说：“声音作为律吕，难道不是指以‘永’作为黄钟的意思吗？”歌唱到了有“永”的地方，那么天地之气就已经在我身上了。所以说：“端正自己而陈述美德，行动自己而天地响应，星辰有序，四季调和，万物繁育。”有人问：舜任命夔掌管音乐，说的是音乐的概略和声音的本源，制作音乐的根本，未必就在这里。回答说：制定礼乐，是道统的传承，它们的根本都出于尧舜时代。那些话语，言辞简约而道理完备，不容许增添一个字。如果增添一个字来制定礼，那么所制定的就一定不是五典之礼；增添一个字来阐述道，那么所阐述的就一定不是执中之道；增添一个字来谈论乐，那么所制作的就一定不是德音之乐。因此，这三个根本都完备于尧舜时代。对于礼、对于道，人们固然以它们为根本并加以阐述；唯独对于乐，却认为只是概略而怀疑其根本不在这里，为什么尧舜时代的人唯独对礼、对道详细，而对乐简略呢？【见《律书补注》】

又说：“制作音乐一定要用律吕，大概是基于《尚书》‘律和声’这一句话。那里说‘律’，这里兼说‘吕’。吕是阴律，阴也是律。律吕，是音乐的筌蹄（工具）。得到鱼的人忘记筌，得到兽的人忘记蹄，得到音乐的人也可以忘记律吕。没有律吕无法校正音乐的声音，拘泥于律吕无法获得音乐的意蕴。获得意蕴在律吕之前，制定律吕在获得意蕴之后。所以自古以来一位圣人兴起，必定有一代的音乐。律吕未必亲自传授，传授的是它的道理。不同时代制作音乐，万代道理相同。不获得它的意蕴，能做到吗？”所以说：“懂得礼乐情实的人，能够制作和兴起音乐。”君子在没有考察律吕之前，先获得律的意蕴。意蕴获得了，律吕也就获得了。【同上】

以上关于律吕本末以及候气辨疑的内容。

新撰《本末辨疑论》说：古代圣人制定律历、度量、权衡，是为了统一远近，建立民众的信任。所以物品有长短，就用尺度来统一；容量有多寡，就用量器来统一；物体有轻重，就用权衡来统一；声音有高下，就用律吕来统一；事情有先后，就用历法来统一。统一长短，不失毫厘；统一多寡，不失圭撮；统一轻重，不失铢累；统一高下，不失中和；统一先后，不失时令。民众的信任既已建立，争端就不会兴起。自古有国家的，没有不遵循这一点的。所以《舜典》说：“协调时月，端正日期，统一律度量衡。”这是根本。所以黄帝造律，与伏羲画卦功劳相同。听说成纪卦台山，上面有伏羲庙，相传雪后卦文自然显现，民俗认为神奇，香火不绝。有好事者，每年雪后观察，最终没有效验，香火于是断绝。唉！八卦的功德，难道因为显现与否而有所轻重吗？那些被旧说迷惑而相信的人，固然不对；拘泥于新说而怀疑的人，也未必正确。这大概与候气的说法一样了。候气的说法，六经没有记载。《月令》虽然有“律中某某”的文字，大概只是按月份演奏音乐而言罢了。宋儒张载说：“声音的道理，与天地同和，与政治相通。蚕吐丝而商声断绝，正是与天地相应。正当蚕吐丝时，是木气极盛的时候，商金之气衰微。如果说律中太簇，律中林钟，在这里盛则在那里必衰。正当春天木气应当盛，如果金气不衰，便是不和，不与天地之气相应。怀疑古人所说的候气不过如此罢了。”大概是说人吹奏此律，来调和天地之气，不是说律管自己能吹出气来。邹衍吹律生出黍米，京房吹律知道姓氏，也没有吹出气的说法。有人说始于蔡邕，然而蔡邕《月令章句》只说：“律是率，是率领声音的管。”上古圣人本于阴阳，辨别风声，审定清浊，而不能用文字记载，是口耳相传。于是开始铸造金钟，来主宰十二月的声音，然后用来仿效升降之气。钟难以分别，于是截竹为管，称为律。律，是清浊的率法。声音的清浊，以律的长短为制度，也是按月份演奏音乐而言。前汉书《律历志》谈论律很详细，只说：“律吕唱和，以养育生成变化，歌唱演奏使用它罢了。”起初没有吹出气的说法。吹灰的说法，大概始于后汉吧？光武帝凭借谶纬兴起天命，解释经典依据谶纬，汉儒遵循时制，不得不这样。隋唐以后，注疏家依次沿袭，于是成为定论了。考察后汉、晋、隋《志》所载候气的方法，各有

译关于候气之法，说法有异同。既然说“用木头做案几，把律管放在上面”，又说“埋入土中，上端与地面齐平”，又说“放在案几上，用土埋住，上端与地面齐平”。这说明放置律管的深浅高低，说法不一致。既然说“用葭莩灰压住律管上端，气至则灰飞散”，又说“用竹莩灰填满律管，用罗縠覆盖律管口，气至则吹动灰和罗縠”，还有小动、大动、不动三种说法。又说“灰飞散冲开罗縠向外飞出，而气应有早晚之分，灰飞散有数量多少之别”，说法又不一致。总像是道听途说，而没有经过实际试验。大概候气的方法，不见于经书，而见于纬书，信都芳的轮扇之事，尤其虚妄荒诞。孟子说：“完全相信书本，那还不如没有书。”儒家以探究事物原理作为要务，却被无稽之谈欺骗迷惑上千年，而不能觉察，那么探究事物原理以获得知识的学问，在哪里呢？蔡元定说：“现在想要寻求声气的中准，而没有合适的准则，不如多截竹管，来模拟黄钟的律管，有的极短，有的极长，交替吹奏，那么中声就可以得到，按深浅排列，那么中气就可以验证。如果声和气相应，那么黄钟之所以为黄钟，就确实了。百世之后，想要寻求百世之前的律，也应当在声气的本源中寻求，而不必一定拘泥于秬黍，就能得到了。”臣愚昧地认为大错特错，为什么呢？史志记载，天子常在冬至夏至之日，集合八能之士，测量日影，候测钟律，称量土灰，在前后五日之内进退调整。八能之士各自将候测情况上报太史，封奏上去，符合就和谐，不符合就占卜。这大概是纬书的文章。后汉制定法令，依法实行，所以史志叙述此事。这是用律管来验证节气，而不是用节气来验证律管。什么叫做用律管验证节气？我已经得到了黄钟真数的律管，用它来候气，还有不应验的，大概是因为当年的气候是否和谐。这就是先得到真律，我依靠律管，用来验证节气。假如我所说的黄钟律管，长短宽窄还没有确定，就用来验证节气，万一推步之术不精，气候感应不常，怎么知道所应验的律管不是真数的黄钟？那些不应验的，即使是真黄钟，又有谁能分辨呢？候气的方法，不足以依赖，是明显的。臣曾经考察历代，凡是制作乐器，学士大夫的说法，最终不能胜过工匠师傅的说法。大概学士大夫中明理的人，苦于不懂音律；工匠师傅中懂音律的人，又大多不明理。然而学士大夫的说法，务必想要器具合乎法度；工匠师傅的说法，不过想要声音优美，听这两种说法不能兼得。想要议论此事，必须防止两者的相同之处，才可以。蔡元定既然说累黍不足取，那么候气的方法，又多无证据。所谓的声气本源，有什么形貌作为依据呢？是让学士大夫听来辨别呢？还是让工匠师傅听呢？工匠师傅听，虽然说可用，但不一定合乎理。作为士大夫，又怎么能都像师旷、钟子期那样呢？即使像师旷那样聪敏，也未曾不依靠六律来校正五音，何况其他人呢？因此古代圣人制定统一的方法，作为制定律管的准则，所谓的累黍就是如此。欧阳修、司马光的论述，是正确的，而蔡元定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也很错误吗？总之，律以和谐声音为根本，累黍为关键。至于候气，大概是它的作用之一端罢了，不是乐学所急迫的，有或没有，存而不论就可以了。

译跋文说：查考刘濂认为《诗经》就是《乐经》，他的论述非常精辟。何瑭引用世俗音乐来证明古代音乐，他的解说非常明晰。李文察说律吕只是音乐的辅助工具，而“永”才是声音气息的根本，他的论述更加精辟，解说更加明晰。总之，他们都是有见识的人。季本辩明“往而不返”是错误的，王廷相等辩明“候气”是谬误，确实是卓越见解，不可诬蔑。所以他们的言论有的相同有的不同，有的恰当有的不恰当，现在一并记载，以广博见闻。只是各位大臣所著的律书，都推崇三分损益法，根本既然违背，所以无可取之处。这里摘取上述几条，好比断章取义，不因为他们的短处而废弃他们的长处。中间有应当辩明的，在外篇中辩明了。

《乐律全书》卷五

<经部,乐类,乐律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乐律全书》卷六上

明 朱载堉 撰

律吕精义内篇六上

旋宫琴谱第九之上

各书虽然记载了六十调八十四声的说法，但只有理论没有实用，初学者难以理解。现在用琴来阐明，就兼具理论与实用，或许初学者容易理解。借用管乐器浅显的事例来比喻律吕深奥的道理，关键在于琴和笙。笙相当于律，吹律定音，是古人的根本方法。用笙代替律，是今人的快捷方法。在世俗乐师中，选择新制的好笙使用。虽然高低与律未必完全相同，但经过笙匠新整理相协调，就可以定音了。不协调的不要使用。琴有以五音为均的，也有以七音为均的，指法大同小异。先论述五音为均，阐明六十调。再论述七音为均，阐明八十四声。各种调的散声，即本律的正音。第十徽实音是散声的母，能生出本律。第九徽实音是散声的子，是本律所生。只有这两个徽位，雅乐推崇它们，不推崇其余徽位，是厌恶它们扰乱雅乐。解释更张，先吹合字，第一弦按第十徽弹奏，使其与笙音相同，这就是黄钟。再吹四字，第二弦按第十徽弹奏，使其与笙音相同，这就是太蔟。再吹上字，第三弦按第十徽弹奏，使其与笙音相同，这就是仲吕。再吹尺字，第四弦按第十徽弹奏，使其与笙音相同，这就是林钟。再吹工字，第五弦按第十徽弹奏，使其与笙音相同，这就是南吕。第六弦、第七弦散声与第一弦、第二弦散声相应，这就是五声为均的琴。吹笙定音完毕，再按照调音法详细审定，这是上琴的大略。一弦十徽实音为宫，二弦十徽实音为商，三弦十一徽实音为角，四弦十徽实音为徵，五弦十徽实音为羽，六弦十徽实音为少宫，七弦十徽实音为少商。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正调。世俗所谓正调，一弦散声为宫，二弦散声为商，三弦散声为角，四弦散声为徵，五弦散声为羽，六弦散声为少宫，七弦散声为少商，这是错误的。

黄钟、大吕，两均的音不同，但指法相同。世俗称为正调。按十一徽弹奏第三弦，与第五弦散声相应，这是正确的。

取两张琴，一张按十徽，一张按十一徽。每弦依照前法吹笙定好，低的就是黄钟调，高的就是大吕调。同名正调，高低不同。

林钟、夷则两均，音不同，但指法相同。世俗称为缦角调，按十一徽弹奏，第一弦、第六弦与第三弦散声相应，这是正确的。黄钟调缦三弦，就是林钟调；大吕调缦三弦，就是夷则调。世俗认为三弦为角，所以叫缦角。同名缦角，高低不同。

太蔟、夹钟两均，音不同但指法相同，世俗称为缦宫调。按十一徽弹奏第四弦，与第一弦、第六弦散声相应，这是正确的。林钟调缦一六弦，就是太蔟调；夷则调缦一六弦，就是夹钟调。世俗认为一六弦为宫，所以叫缦宫。同名缦宫，高低不同。

姑洗、仲吕、蕤宾三均，音不同，但指法相同。世俗称为紧羽调，按十一徽弹奏第五弦，与第二弦、第七弦散声相应，这是正确的。黄钟调紧五弦，就是仲吕调；大吕调紧五弦，就是蕤宾调。另外定一张琴，每弦九徽实音，与蕤宾调十徽实音相同，就是姑洗调。世俗认为五弦为羽，所以叫紧羽。同名紧羽，高低不同。

南吕、无射、应钟三均，音不同但指法相同。世俗称为清商调，按十一徽弹奏，第二弦、第七弦与第四弦散声相应，这是正确的。姑洗调紧二七弦，就是南吕调；仲吕调紧二七弦，就是无射调；蕤宾调紧二七弦，就是应钟调。世俗认为二七弦为商，所以叫清商。同名清商，高低不同。

六十调新说【五音琴以第三弦散声为黄钟，古人称之为平调。现在琴家俗谱以第一弦为宫，所以姜夔说黄钟大吕就是缦角，太蔟夹钟就是清商，姑洗仲吕蕤宾就是正调，林钟夷则就是缦宫，南吕无射应钟就是紧羽。他的说法不对】

五音琴图 一弦 二弦 三弦 四弦 五弦 六弦 七弦 黄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