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大全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大全》共三十七卷，是明朝永乐年间胡广等人奉皇帝诏令撰写的。考察宋代胡安国的《春秋传》，宋高宗时期虽然已经奏进朝廷，但当时科举命题取士，实际上只采用《礼部韵略》之后所附的条例，这是可以考证的。《元史·选举志》记载，廷祐年间科举新制，才开始将胡安国的《春秋传》定为官方标准。汪克宽撰写《春秋纂疏》，完全以胡安国为主，大概是遵循当时的法令罢了。胡广等人编写这部书，就是依据汪克宽的书，稍作删改。朱彝尊《经义考》引用吴任臣的话说：“永乐年间奉诏修撰《春秋大全》，编纂官员有四十二人，其凡例说：‘纪年依据汪氏《纂疏》，地名依据李氏《防通》，经文以胡氏为据，条例依据林氏’。实际上完全抄袭汪氏《纂疏》成书，虽然奉诏编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编纂。朝廷可以欺骗地按月供给俸禄，可以浪费赏赐，可以邀取天下后世的声誉，难道可以欺骗吗？”等等，对于胡广等人的过失缺失，可以说是揭开了他们的底细。该书所采纳的各种学说，只凭胡氏决定取舍，而不再考论是非。明朝二百多年间，虽然以经文命题，但实际上是委屈经义来迎合题目，以至于割裂经文中一字一句，牵强附会，称之为符合题目，纷繁纠结，使得《春秋》的大义日益变得杂乱荒芜，这都是胡广等人引导的风气所致。等到我皇上钦定《春秋直解》一书，对胡氏刻板的言论不认为迂阔。

那些鲜少恰当的论述开始一一被驳斥纠正，

颁布给学官，又刊除割裂经文以迎合题目的条例，以杜绝穿凿附会；笔削删改之处，于是明显地重新彰显。胡广等人的旧本，原本可以覆瓮（指无用之物），置之不理。然而，一朝取士的制度，既然不能不保存，以供考察；而且必须看到荒途被蒙蔽，而后才能见到芟除杂草的功效；必须经历歧路的迷惑，而后才知道设立驿站和树立路标的力量。保存这一部书，使学者互相参证，更加可以看出前代学术的浅陋，以及圣朝经学训诂的明达。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大全序论

胡氏传序

古代列国各自有史官掌管记录时事【汪氏说：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楚国的倚相等之类。朱子说：薛士龙认为鲁隐公初年僭越史官，殊不知《周官》所谓外史掌管四方诸侯的志书，便是四方诸侯都有史官。诸侯如果没有史官，外史从何稽考而成为史官？如古人出生，则由闾史记录，况且二十五家为闾，闾尚且有史官，何况一国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杜氏说：《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史官所记录的，必定标明年份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错举四季作为所记录之书的名称】孔子在此基础上加以笔削，乃是史官之外传达圣人心意的要典【啖氏说：虽然依据旧史，斟酌以圣人的心意。汪氏说：胡安国传心之说，阐发了先儒所未阐发的。朱子说：心是人的神明，具备众理而主宰万物。《春秋》这一部经，在礼文上，则有时因循有时变革；在事实上，则有时给予有时剥夺，都出于圣人心意的权变裁制。读这部经的人，可以穷究事理，可以决断事务，难道不是传达心意的要典吗？不然的话，那么《春秋》不过是一国的史书，而人人都可以作《春秋》了】而孟子阐发宗旨，将其视为天子之事，是因为周朝王道衰微，纲纪松弛，乱臣贼子接踵而至，当时的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孔子是天理所在之处，不以此为己任，那还能有谁呢？五典不敦厚，是自己应当叙明的；五礼不施行，是自己应当整饬的；五服不彰明，是自己应当命令的；五刑不使用，是自己应当讨伐的。所以说：“文王死了，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毁灭这种文化，那么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种文化；上天如果不毁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圣人以天自处，这种文化的兴衰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所以说：“我想把它载于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空泛的言论只能承载其理，体现在行事中然后才能见到其用。因此假借鲁国史书来寄托王法，拨乱反正，叙述先后的伦理，而五典从此可以敦厚【汪氏说：《春秋》记载“王正月”，记载“天王”，记载“公即位”，记载“公在”之类，用来叙述君臣的伦理；记载“王世子子同生”，记载列国世子之类，用来叙述父子的伦理；记载“王后”、“王姬”、“鲁夫人”、“鲁女”之类，用来叙述夫妇的伦理；记载“弟佞夫”、“弟叔肹”、“弟年”、“兄絷”之类，用来叙述兄弟的伦理；记载列国邦交，记录诸侯大夫屡次盟誓而失信，用来叙述朋友的伦理】整饬上下的名分，而五礼从此可以施行【汪氏说：上下的名分，是尊卑贵贱，等级隆杀。《春秋》记载郊祀、禘祭、雩祭、社祭之类，用来明确吉礼的名分；记载崩、薨、卒、葬、含、赗、襚、赙，用来明确凶礼的名分；记载朝聘、会盟、遇、至，用来明确宾礼的名分；记载侵、伐、战、克、搜、狩、城、筑、军赋之类，用来明确军礼的名分；记载纳币、逆、送、媵、致之类，用来明确嘉礼的名分】有德

译有善者必定褒扬，从而善行从此可以得到鼓励；有罪者必定贬斥，从而恶行从此可以得到惩戒。其志向在于治理世事，其功绩配得上遏制洪水、抵御戎狄、放逐龙蛇、驱赶虎豹。其大要则都是天子之事。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了解孔子的人，认为这本书在私欲横流时遏止人欲，在天理将灭时保存天理，为后世考虑得极为深远。怪罪孔子的人，认为他没有那个地位却寄托了二百四十二年南面称王的权力，使得乱臣贼子想放纵私欲而不能，因此感到恐惧。所以《春秋》体现在具体行事中，不是空谈可以比拟的。

公的喜好与厌恶则抒发于《诗》的情志之中；斟酌古今则贯穿了《书》的事迹；复兴常典则体现了《礼》的纲常；本着忠恕之道则引导出《乐》的和谐；彰显权变制度则穷尽了《易》的变化。百王的法度、万世的准则，都在这部书中。所以君子认为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判例一样。学习这部经书的人，确实掌握了穷究事理的关键；不学习这部经书而在处理大事、决断大疑时能不困惑的人，很少了。自从先圣的门人以文学著称，如子游、子夏尚且不能为《春秋》增添一字，大概是因为其确立义理的精微到了如此程度。距离圣人既已久远，想要凭借遗留的经典窥测圣人的用意，哪里容易呢？然而世道有先后，人心所认同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得到了那共同认同的道理，即使跨越宇宙，也如同见到圣人亲自教诲一样，而《春秋》的权衡尺度就在我手中了。

近世推崇王氏的新说，将其作为国家的正统学说，唯独在《春秋》方面，科举不用它来选拔人才，学校不用它来设置学官，经筵不用它来进讲，决断国家大政的人没有可以折衷的依据，天下人不知道所适从，人欲日益滋长，天理日益消亡。其效果使得夷狄扰乱华夏，没有人能够遏制。唉，到了这种地步真是极点了！孔子亲手笔削的拨乱反正之书，也可以推行了。上天赋予圣人学问，尊崇信奉这部经书，于是趁此时奉承诏旨，不自量力，恭敬地陈述所听到的，写成解说进献。虽然微言大义或许未能完全贯通，但尊崇君父、讨伐乱贼、驳斥邪说、端正人心、用华夏文化改变夷狄，大法大致具备，希望能对圣王治理世事的志向稍有补益。

译起初，当时徽宗、钦宗以及两位皇后被金国俘虏，遭受的杀戮侮辱多得无法尽数记载。而高宗信任秦桧的奸诈，苟且安于长江以东的一隅之地，忘记了君父的大仇，不敢兴兵征讨，反而与金国商议和平友好，下拜称臣。既没有对外抵御的计策，又缺乏对内修治的准备，君臣、父子、上下、内外大义的不明，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这部传记专门以尊崇君父、讨伐乱贼为重要防范，而《春秋》的大法实际上以这一点为重。这本书在绍兴六年进献，高宗阅览后说：“安国精通《春秋》之学，比其他儒生所理解的更加深奥。”过了两年，文定去世，皇帝赐诏说：“安国所进献的《春秋》解义，阐明了王道的大法，我早晚省视阅览以考察治国之道，正想提拔任用，却突然听说他去世，可以拨赐银帛三百两匹，命令湖南监司协助办理丧葬事宜，赐田十顷以供养他的孤儿。”我私下认为，高宗既然知道嘉奖文定所著的《春秋》传，却不能稍微采纳他的言论，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讨伐贼寇，报雪君父兄弟的耻辱，难道不是听说了却不推究，顺从了却不改正吗？

译纲领

胡氏说：学习《春秋》的人必须知晓纲领，然后众多条目才能条理清晰而不混乱。自孟子以来，阐发纲领的共有七家，现在将这七家的精要言论记载在卷首。聪明的人通过言辞来观察义理，那么思考就超过一半了。孟子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从前禹抑制洪水而天下太平，周公抵御戎狄，驱赶猛兽而百姓安宁。孔子完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恐惧。又说：王者的踪迹消亡而《诗》灭亡，《诗》灭亡然后《春秋》兴起。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是一样的。其中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其中的文字是史官的，其中的义理则是孔子私自取用的。又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只是那一方比这一方好一些罢了。征伐是上对下的讨伐，敌对的国家不能互相征伐。庄子说：《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争辩。又说：《春秋》用来阐明名分。汉代董仲舒记载孔子的话说：我想把它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不如体现在行事中那样深切明显。诵读他老师的话说：整顿乱世，使之回归正道，没有比《春秋》更近的了。他自己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前面有谗言而看不见，后面有叛贼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处理常规事务而不知道适宜，遭遇变故而不知道权变；做君主父亲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蒙受首恶的名声；做臣子儿子而不通晓《春秋》义理的人，必定陷入篡弑的罪过。所以《春秋》是礼义的大宗。隋代王通说：《春秋》对于王道，是轻重的权衡，曲直的绳墨。舍弃它就没有所取的标准了。又说：《春秋》大概以天道终结吧？所以止于获麟。宋代西都邵雍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功过不相掩盖。五霸是功之首，罪之魁。先确定五霸的功过而学习《春秋》，那么大意就确立了。《春秋》之中，有功的人没有比四国更大的，有过的人也没有比四国更大的。不先处理四国的功过，那么事情就没有统理，不能得到圣人的心意了。横渠张载说：《春秋》这本书，在古代没有，是仲尼自己创作的。只有孟子能够知晓它，如果不是理明义精，大概不可以学习。先儒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而研究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穿凿附会。河南程颐说：五经是记载道的文字，《春秋》是圣人的应用。五经中有《春秋》，就像法律中有断例一样。又说：五经像药方，《春秋》像用药治病，圣人的应用全在这本书中。又说：《春秋》一句话就是一件事。是非就显现在这里，这是穷究理的要领。学者只看《春秋》，也可以尽道了。又说：《春秋》传是依据经文来断定的。又说：《春秋》的文字，一一意在示人。比如土功之事，无论大小，没有不记载的。它的意图只是想让君主重视民力。又说：《春秋》的法度，极其谨严。中国而使用夷狄的礼仪，就视同夷狄。韩愈的话，深得其中的防备。

总论

周敦颐说：“《春秋》是端正王道，阐明大法的。孔子是为后世的王者而修撰的。诛杀前面的乱臣贼子，是为了使后面的活着的人感到恐惧。”

程颐说：“上天生育百姓，必定有出类拔萃的人才，起来做他们的君主和长官，治理他们而争夺止息，引导他们而生存养育得以实现，教化他们而伦理明白，然后人道确立，天道完成，地道平正。”二帝以上，圣贤世代出现，随时有所作为，顺应风气之宜，不先于天而开启人，必定因时而立政。等到三王相继兴起，子丑寅的建立正朔，忠质文的更替崇尚，人道完备了，天道周遍了。圣人既然不再出现，拥有天下的人虽然想模仿古人的踪迹，也只是私意妄为罢了，事情就谬误了。秦朝甚至以建亥为正朔，道义就悖逆了；汉朝专门以智力维持世道，哪里还知道先王的道呢？孔子处于周朝末年，因为圣人不再出现，顺天应时的治理不再有了，于是作《春秋》，作为百王不变的大法。所谓“考察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悖逆，质问鬼神而没有疑义，百世等待圣人而不迷惑”的就是它了。先儒的论述说：“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不是言辞不需要赞美，是说他们不能参与这个罢了。”这个道，只有颜回曾经听闻过。实行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辂车，穿戴周朝的冕服，音乐则用韶舞，这就是它的标准了。后世把《春秋》当作史书来看，认为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至于经世的大法却不知道。《春秋》大义数十条，明亮如日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有那些微辞奥义，因时制宜的，是难以知晓的。或抑制或放纵，或给予或剥夺，或进用或退避，或隐微或显明，而得到义理的安适，文质的中道，宽猛适宜，是非公正，这是制事的权衡，衡量道的模范。观察百物然后认识化工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在一事一义中想要窥探圣人的应用，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才能造其精微。后王知晓《春秋》的义理，那么虽然不是禹汤，还可以效法三代的治理。自秦朝以来，其学不传，我哀叹圣人的志向不能在后世显明，所以

译撰写传记来阐明其中的道理，使后来的人通晓其文字而探求其义理，领会其意旨而效法其应用，那么夏、商、周三代的盛世就可以恢复了。上古时期，从伏羲、尧、舜，历经夏、商直到周代，有的崇尚文采，有的崇尚质朴，沿袭前代并加以增减，其变化达到极致，其法度极其详尽，于是孔子斟酌其适宜之处，将其作为历代君王法度的适中准则，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创作的原因。孙明复主张《春秋》是因为天下无王而作，这也是不对的。但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圣人回答用夏朝的历法，乘殷朝的车，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乐，这大致是因为圣人认为大道无法施行，所以考察古代、验证当今，参取历代君王的适中准则，用义理来裁断。《春秋》中有重复叙述的地方，比如征伐、盟会、防堵之类，大概是为了完成书籍的体势，必须如此，不能每件事都各自寻求不同的义理。只要有一个字不同，或者上下文不同，那么义理就必须区别对待。《春秋》这本书，是历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法度，三代以后沿袭已经完备，周朝王道衰微，圣人担心后世圣人不再出现，大道于是沦丧，所以创作了这一本书。这个义理门人都不曾听到，只有颜子听到了，曾经告诉他四代的礼乐就是如此。这本书是文采与质朴的适中，宽厚与严厉的适宜，是非的公正。《春秋》时代，诸侯不听从天王命令，擅自互相侵伐，圣人直书其事，却常常责备被侵伐的一方，大概是因为兵祸加于自己，就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去辩白晓喻，如果还是不能避免，那就巩固自己的边疆，向上向天王报告，向下向方伯申诉，就近向邻国求助，必定有所公正。如果忍不住愤怒而与之交战，就以交战者为主，这是责备自己断绝了止乱之道。礼一旦丧失就成为异端，再次丧失就成为禽兽，圣人起初担心人陷入禽兽的境地，所以在《春秋》的法度上极其谨严。孟子说《春秋》创作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韩愈说《春秋》谨严，深得其中的防备。《春秋》谨守内外的区别。《春秋》经文不通，就向传文寻求；传文不通，就向经文寻求。《春秋》以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了后来记载的事情却完全不一样。

译即使书写得另有深意，若依照前面的惯例去观察，就大错特错了。

胡氏说：《春秋》是圣人用来扭转危局的书。《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它的法则尤其严厉地针对乱臣贼子的党羽。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务。《春秋》的法则，惩治奸恶之人不分生死，必定施加于其本人，以此来惩戒邪恶、奖赏忠义；恩泽及其子孙，久远而不泯灭，以此来劝勉善行。阐明类例说：《春秋》的文辞，有事同则词同的情况，后人因此称之为“例”；然而也有事同而词异的情况，那么它的例就变了。因此，正常的例，不是圣人不能确立；变化的例，不是圣人不能裁断。正常的例，是天地的常道；变化的例，是古今通行的义理。只有在例中穷究精微的义理，在法例外通达类例的人，这才算掌握了它。谨始例说：国君继承大统，过了一年必定改元，这是重大的事情。执政的大臣，必定把这件事禀告于宗庙；执笔的史官，必定把这件事记载于简策。依据始终的道义，一年之内不有两个君主，所以不在灵柩前、新君刚定位之初改元。依据百姓臣子的心，不能多年没有君主，所以不等到三年丧礼结束后才改元。过了一年春天，正月是谨慎开始的时候，符合事理的中正。于是改元，彰显新君即位的开始，是适宜的。即位而谨慎开始，根本上不可以不正。作为儿子承受父亲，作为诸侯承受天子，这是根本的大义。如果这两者都没有，就不记载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恐怕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卫侯晋的事件上发出议论说：“卫国人拥立晋。”已经显示出内部没有所承受的正统，向上没有请求天子的命令，即使国人想要拥立他，那拥立也是不对的。在《春秋》时代，诸侯都不请求天子的命令了。然而承受先君国家的，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内部再次没有所承受正统的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就是这样。圣人恐怕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齐国孺子荼的事件上发出议论：“荼年幼，本来不应当立。然而既然有先君景公的命令了。陈乞虽然流泪想要拥立年长的君主，那能违背景公的命令吗？因为陈乞让荼不死，是遵从先君的命令。命令虽然不敢违抗致死，以区别于内部再次没有所承受正统的人，是可以的。然而扰乱伦理失去正道，就是天王应当惩治的。”圣人恐怕这个道义没有阐明，又在卫侯朔的事件上发出议论：“朔杀害伋、寿，承受其父宣公的命令，曾经拥有过国家。然而四国接纳他，就贬低王人；拒绝他，就褒扬。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有父亲的命令，而扰乱伦理失去正道的人，是王法应当断绝的。”由此推论，天子的命令是重大的。虽然重视天子的命令，如果不是以义理来制定命令，也将阻塞而不能施行。所以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见周宣王，宣王想要立戏，仲山甫认为不可以，宣王最终还是立了戏。鲁国人杀了戏，立了括的儿子，诸侯从此不和睦。圣人认为这个道义，不是尽到伦理的人不能决断。又特别在首止之盟的事件上发出议论：“凭借王世子而出行会见诸侯，凭借列国诸侯而向上与王世子会见，这是例的变化。”而《春秋》允许这样做。郑伯奉行承受王命，不参加这个盟会，这是礼的常道。而《春秋》逃避之所以然的原因，是周王想要用宠爱来更换储君，桓公纠合诸侯，依靠正道来辅佐世子，使国家的根本不动摇，而天下父子的大伦得以安定。所谓一匡天下，百姓直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赐。到这里，由变而归于正，以大义为主，而崇高的权势不参与，然后即位，谨慎开始的道义才终结了。万世的大伦正了。所以说：“《春秋》的法则，以大义为正，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事情。

龟山杨氏说：“《春秋》正是圣人处理事情的地方，其他经典讲述它的原理，这里阐明它的应用。原理既然明白了，那么它的应用就不难知道了。”《春秋》像日月星辰一样昭明，只是解说的人用自己的意思去判断，所以有异同的议论。如果义理已经明白，《春秋》就不难知道了。

五峯胡氏说：“天理和人欲，没有比《春秋》更明辨的了。圣人教导人，消除人欲，恢复天理，没有比《春秋》更深刻的了。”

延平李氏说：“《春秋》一件事，各自发明一个例。就像观看山水一样，随着步伐移动而形势不同，不可以拘泥于一种方法。然而之所以难以言说，大概是因为用常人的心去推测圣人，达不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洒脱的地方，难道能没有失误吗？”

朱熹说：“《春秋》用形而下的事物来说明形而上的道理。《春秋》都是乱世的事情，圣人一切用天理来裁断。周朝衰微，天子的赏罚不能施行于天下，诸侯强凌弱，众暴寡，是非善恶因此不明，人欲放纵而天理泯灭了。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修撰《春秋》，代替天子的赏罚，肯定对的而否定错的，褒扬善的而憎恶恶的，诛讨死后的奸佞，发掘潜藏美德的幽光。因此《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春秋》难以理解，根据我的理解，没有难懂的地方，只是根据它有这件事存在，根据它记载得这样，自己看今年有什么事，明年有什么事。礼乐征伐不知道是从天子出，从诸侯出，从大夫出，只是这样。现在却要在一个字半个字上推敲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的心意，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的事呢。《春秋》的大意，可见的，就是诛讨乱臣，征讨贼子，尊崇王室，重视中原各国，尊重王道轻视霸道而已，未必字字都有深意。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完备二三百年来的史事，取史文写在这里，何曾说过某

译处理事情采用某种方法，某件事采用某种先例吗？况且像记载防盟、侵伐，大意不过是显示诸侯擅自兴兵、放纵无度罢了。记载郊祭、禘祭，大意不过是显示鲁国僭越礼制罢了。至于像占卜三次、四次，牛受伤、牛死亡，这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了。像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这是不必望祭却仍然望祭。像记载仲遂去世却仍然举行绎祭，这是不必绎祭却仍然绎祭。像这类含义，本来就很分明。《春秋》只是直接记载当时的事件，要让人看到当时的治乱兴衰，并不是在每一个字上确定褒贬。起初王政不能推行，天下都没有统属，等到五霸出来扶持，才有所统属，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到后来五霸又衰微，政令由大夫发出。到孔子时，皇帝王伯之道扫地以尽，所以孔子作《春秋》，根据事实写在那里，教人看到当时的事是这样。怎么知道是用旧史还是不用旧史，现在硬说那个字是孔子的文字，那个字是旧史的文字，怎么验证呢？况且圣人所记载的好恶自然容易看见，像葵丘之防、召陵之师、践土之盟，自然是好的，本末自然是不同的。等到后来五霸已经衰微，溴梁之盟，大夫也参与诸侯的盟会，这自然是差异不好。现在要在一个字两个字上探求意思，甚至认为在日月、爵氏、名字上都寄托褒贬，比如“王人子突救卫”，自然是卫国应当救援。当时有个叫子突的人，孔子因此保留他的名字。现在各位先生的解释，却说王人本来不记载名字，因为救援卫国所以记载名字。孟子说：“臣子弑杀君父的有，儿子弑杀父亲的有。”孔子感到恐惧，作《春秋》，说得非常恰当。又说：“《春秋》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那方比这方好罢了。”这些看法都站得高看得远，圣人的意思只是这样，不会这样细碎。《春秋》起初天王还略有战伐之类的事，到后来都没有了，只是诸侯抗衡。诸侯才无可奈何，又被大夫出来做主；大夫才无可奈何，又被陪臣出来做主。《春秋》是圣人根据鲁国史书来记载这些事，让人自己观看，以此作为鉴戒。

译用《春秋》来作为鉴戒，其中的事迹，齐桓公、晋文公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其中的义理，则是诛讨乱臣贼子。如果想在字句之间推求，认为圣人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的用意，全在于此，我私下担心这并非圣人的本意。比如记载“即位”，是鲁君举行了即位的礼仪；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没有举行即位的礼仪。如果桓公被记载“即位”，那是桓公自己端正了他的即位礼仪罢了。其他关于崩、薨、卒、葬的记载，也没有特别的深意。《春秋》大致在成公、襄公以前，旧史不全，有错漏，所以所记载的各有不同。如果是昭公、哀公以后，都是圣人亲眼所见的事情，所以记载得真实，不至于有遗漏的地方。怎么能却说圣人是给予爵位、剥夺爵位、奖赏功劳、惩罚罪过呢？这是什么话？问：“孟子说《春秋》是天子之事，怎么理解？”回答说：“只是被孔子窃取在这里，人们见了自然有所畏惧罢了。如果要说孔子去褒贬，剥夺他的爵位、给予他的爵位、奖赏他的功劳、惩罚他的罪过，岂不是谬误吗？爵位的有无，以及人的有功有罪，孔子也无法随意给予或剥夺。”有人论述《春秋》，认为其中有很多变例，所以前后所记载的方法多有不同。回答说：“这怎么可以相信。圣人作《春秋》，正是想要褒扬善行、贬斥恶行，展示万世不变的法度。现在却忽然用这种说法来诛讨人，不久又用这种说法来奖赏人，让天下后世都去探求却无法明白其用意，这是后世玩弄法律、舞文弄墨的官吏所做的事。难道大中至正的道理会是这样吗？”《春秋》传中的条例大多不可信，圣人记事，哪里会有这么多义例？比如记载讨伐国家，是厌恶诸侯擅自兴兵；记载山崩、地震、螽、蝗之类，是知道灾异是有其来源的。问：“《春秋》传序引用孔子回答颜回关于治理国家的言论，说颜回曾经听闻《春秋》的大法，这是为什么？”回答说：“这不是孔子将《春秋》的大法向颜回说。大概三代的制作已经极其完备了，孔子不能再有所作为，所以告诉他四代的礼乐，只是汇集了百王不变的大法。他作《春秋》，善的就采纳，恶的就诛讨，用意也不过如此。所以伊川先生引用它作为依据。”四代的礼乐，这是经世的大法；《春秋》这本书，也是经世的大法。然而四代的礼乐，是以善者为法；《春秋》是以不善者为戒。问：“孔子有取于五霸，难道不是因时制宜吗？”回答说：“是的。”又说：“看他给予五霸，其中便有一个剥夺的意思。”又说：“《春秋》彰显王法而不废弃五霸的功劳。”

东莱吕氏说：“孟轲有言：‘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兴起。’孔子感到恐惧，于是作《春秋》，说的是邪说。天下人都听到了，说的是暴行，天下人都看到了。同闻同见而感到恐惧的唯独孔子，这是为什么呢？手脚风痹，即使加上鞭打，也顽固地感觉不到疼痛。没有疾病的人，一丝毫伤害皮肤，就已经皱眉痛苦，内心直达面部。人们都像风痹一样，而孔子独自没有疾病，理应举世都不恐惧，而孔子独自恐惧。《春秋》完成后，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以前不恐惧，现在恐惧，究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也就像风痹的人，仓公、佗、和、缓用针石治疗，气血流通，重新知道疾病疼痛瘙痒所在的地方。由此知道恐惧并非从外面来的。”

茅堂胡氏说：经文文辞精工，随事立义，变化无穷。如果一概用条例来看，就像画笔模仿自然造化，互不相干了。能够用心通达，触类旁通，在条例之外取证，那么就没有什么记载不能作为条例的。

双峯饶氏说：“《春秋》虽然依据鲁史而修订，但实际上却是创作。因为赏罚是天子的事情，当时的天子不能端正其赏罚，所以《春秋》为之褒善贬恶，以诛讨乱贼，这是以匹夫身份代替天子行赏罚。这件事前代从未有过，孔子开始创立。”

建安叶氏说：“《春秋》的大义，如尊君卑臣，贵仁义贱诈力，尊王室正僭窃之类，其义虽然大，并不难见。难见的，大概在于微辞奥义，各自适合因时制宜的，如果不深明时中，不容易窥见。有的有功而被抑制，有的有罪而被宽恕，有的功未成就而被给予，有的罪未显露而被剥夺，有的尊贵而被退斥，有的卑贱而被进用，有的婉转其辞，有的彰显其实，都要合乎义理的安顿，各自符合准则，文质适中而不华丽不粗俗，宽猛适宜而无过无不及，是非公正而无个人好恶。”

丹阳洪氏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事迹来制定条例，就像天本来没有度数，治历的人依据周天的数目来制定度数。然而只寻求条例，那么其过失在于拘泥而浅薄；只寻求义理，那么其过失在于迂阔而穿凿。”

可堂吴氏说：“《春秋》是为了讨伐贼子而作的。开始时，圣人恐惧乱贼；结束时，乱贼恐惧圣人。那么《春秋》的义理，没有别的，也只是在两相恐惧之间寻求罢了。”

新安汪氏说：“天，是理产生的地方。只有圣人禀受了天理的全部，所以天叙有典，只有圣人能叙述；天秩有礼，只有圣人能排列；天命有德，只有圣人能任命；天讨有罪，只有圣人能讨伐。”孔子虽然没有得到位，然而凭借《春秋》

译用来寄托王道法度，切实推行天子的政事。《春秋》记载史事，大的方面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人伦纲常和邦国政事；小的方面包括宫室建筑、器物币帛、草木禽兽昆虫，凡是天下万物的道理，没有不具备的。能够通晓这部经典，那么道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了。所以杨雄说：“阐述道理的人，没有比《春秋》更精辟的。”

译胡氏说：解说《春秋》的有三家，左氏叙述史事，能看清事情的始末；公羊、谷梁两家言辞辨析而义理精微。学习经文以传注为依据，就应当阅读左氏；玩味文辞以义理为主旨，就应当研习公羊、谷梁。比如惠公的原配夫人、继室以及仲子嫁到鲁国，这涉及隐公兄弟嫡庶的辨析、摄政让位的实情，可以依据左氏来查考而知晓，应当阅读左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说仲子来吊丧是预先为凶事做准备，那就是诬妄了。王正月体现大一统，以及我欲加之罪与不得已的情况，应当研习公羊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媵妾被允许称为夫人，那就是混乱了。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贬低段到了极点，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杀弟，应当研习谷梁氏，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至于牵强附会地制定条例，以大夫在日死为正统，那就是穿凿了。万物纷繁错杂，要仰观天道；众说纷纭淆乱，要折中于圣人。关键在于反求诸心，用事理来决断，精心选择而谨慎采纳，那么美玉与碔砆，一定有人能辨别。自从晋代杜预、范甯，唐代啖助、赵匡这几个人，用力非常勤勉，有时有所采纳，虽然到达了宫墙之侧，几乎得其门而入，但终究没有见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以不列入七家之列。七家所达到的境界，固然自有深浅，只有程氏曾经为之作传，但他的解说非常简略，对于义理则是引而不发，想要让后学者谨慎思考、明辨，在耳目见闻之外自得。所以现在所传述的事，依据左氏的义理，采纳公羊、谷梁的精要，大纲本于《孟子》，而细微的言辞多以程氏的说法为证明。【以下论诸传】

元城刘氏说：“公羊、谷梁都解释《春秋》的正统。《春秋》中没有的，公羊、谷梁不曾提及。所以汉儒推崇它们为真孔子的意旨。然而这两家也自相矛盾，那就也不是孔子的意旨了。至于《左传》，《春秋》中有的有时不解释，《春秋》中没有的有时自己作传。所以先儒认为《左氏》有时先于经文以兴起事端，有时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以辨析事理，有时错置经文以合并异说。然而它的说法有时也牵强附会。总之，读《左氏》的人，应当让经文自为经文，传注自为传注，不可合而为一，然后才能通达。”

朱子说：“《春秋》的书，暂且依据左氏。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据实记载，其是非得失交给后世公论。大概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辞之间寻找褒贬所在，我恐怕不是这样。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王室有功，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最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则在王畿之内，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朝疆界陈兵示威，其形势与战国六国不同。大概六国势均力敌，不敢先动手，楚国在春秋时，其他国家都不及它强大，如果不是桓公、文公有所遏制，那么周室就会被它所吞并了。再说诸侯不朝聘周天子，而周天子反而下聘列国，这是什么道理？”

“左氏解说《春秋》的事有七八分正确，《左传》、《国语》，只有周室那种士大夫说得道理大故细密。这就是文王、武王、周公、召公在王国设立学校教人如此，只是周室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况且像《烝民》这首诗，大故说得好，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之类，大故说得细密。”

“《左传》中的‘君子曰’最没有意思，比如举出‘芟夷蕴崇’这一段，与上文有什么关系？左氏是一个审察利害之机、善于避就的人，所以他的书中有贬低死节等事，其中议论有极不对的地方，比如周郑交质之类是什么议论？他说‘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只知道有利害，不知道有义理。这段不如公羊说得好，君子大居正，这才是儒者的议论。”

“孔子作《春秋》，当时也须与门人讲论，所以公羊、谷梁、左氏得到一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误。当初若是全无传授，如何能凭空撰作？”

“问《左传》如何？回答说：《左传》一部记载许多事，未知是与不是，但道理也是如此，现在暂且拿来参考。”

“问公羊、谷梁如何？回答说：据他们说也是有那道理，但恐怕圣人当初没有这种意思。比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都说得好道理，都是如此。但后世因《春秋》去考时，应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会有许多说话。择之说，文定说得理太多，尽堆在里面，他是那样，不是这样的，也压从这理上来。”

“问三传优劣？回答说：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羊、谷梁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都不曾见国史。《左传》是后来人做的，因为见到陈氏有齐，所以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到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左氏》有一个大病，是他好以成败论人，遇他

译做得好时就说他好，做得不好时就说他不对，都不以道理的是非来衡量。这是他的重大弊病。在叙事方面，《左传》却多有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却多是胡乱编造。他们离圣人的本意很远了，只是凭空想象胡乱说。有人问：“《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大致内容都相同，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所以林黄中说，这只是一人所作，只是看他们的文字，怀疑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有人说：“怀疑当时都有师承传授，后来门人弟子才开始将其记录在书上。”回答说：“我想这都是齐鲁之间的儒者，他们所写的书，恐怕有所师承，但都夹杂了自己的意见，所以多有差错。其中符合道理的，怀疑是圣人的旧说。”《公羊传》和《谷梁传》之所以不同，大多在于人名地名，而不是关乎大义的地方。程子所说《春秋》中如日星般光明的数十条大义，像“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接加以诛伐贬斥，自是分明。像胡氏认为记载晋侯是“以常情对待晋襄公”，记载秦人是“以王事责备秦穆公”之处，却恐怕未必如此。必须自己的心确实与圣人的心神交心契，才可以断定他所书写的微言大义，不然就不容易说了。程子所说“微辞隐义，因时制宜”的部分难以知晓。有人解释《春秋》，专门以日月作为褒贬的依据，记载时月就认为是贬，记载日就认为是褒，穿凿附会得全无义理。如果像胡文定公所解释的，是以义理进行穿凿，所以值得观看。安国的《春秋》阐明天理，端正人心，扶持三纲，叙述九法，体用贯通，有刚大正直的气概。有人问胡氏的《春秋》怎么样？回答说：“胡氏《春秋》大义端正，但《春秋》本身难以理清。”胡氏《春秋》传有牵强之处，但议论有开合，精神也有过当的地方。有人问胡文定依据孟子“《春秋》是天子之事”这句话作为纲领，如此则是圣人有意进行诛伐赏赐。回答说：“文定是这样说，道理也是这样的，但圣人只是把事实记载在那里，让后世因此去考察，道理如何才是对，如何才是不对。如果说圣人当时的意图，说某人应当这样，我就写这一字来褒奖他；某人应当那样，我就写那一字来贬斥他，那么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做。二程子未出现时，就有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看他们推明治道，真是凛凛然令人敬畏。《春秋》本是严厉的文字，圣人写作此书，遏制横流的人欲，于是将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寓于褒贬之中，恰如死刑犯的案件在司法部门，极是严紧，一字不敢胡乱写下，如果圣人作经有今人巧曲的意思，圣人也做不出来。我平生不敢说《春秋》，如果说时，只是将胡文定的说法扶持着说下去，毕竟在圣人千百年后，如何知道圣人的心意？有人问为什么对《春秋》没有解说？回答说：《春秋》是当时的实事，孔子书写之后，后世诸儒学问未达到，却各自立自己的意见，正如张横渠所说，如果不是明理精义而去治理它，所以他们的说法多穿凿附会是对的。只有伊川程子认为《春秋》是经世的大法，得其旨意了，然而其中极有无定当难处置的地方，现在不如暂且保存胡氏的本子给后世看，纵然未能完全得到，但也不至于偏离太远。”

译茅堂胡氏说：“《左传》解释《春秋》，虽然简练却广博，贯通各种史书，叙事尤其详细，能让百世之后的人大致看清事情的始末，它对《春秋》的功劳很大。《公羊传》《谷梁传》解释《春秋》，其义理都很严密，比如卫国州吁一事，称‘人’是讨伐贼臣的措辞。国君死而不写地点，是因为有缘故；不写安葬，是因为贼臣未被讨伐，以此归罪于臣下。像这类情况，深得圣人诛杀乱臣、讨伐贼子的用意。考察其源流，必定有头绪，不是歪曲的解说所能达到的。啖助、赵匡认为三传所记载的本都不错，义理则是口耳相传而未形成文字，后代学者妄加增减，辗转传授，逐渐失去本来面目，所以事情多迂腐荒诞，道理有的错乱驳杂，他们的话可信。然而学者对于三传，忽视而不学习，就无法知晓经义；学习了而不明察，选择了而不精审，那么《春秋》宏大简明明白的宗旨，就会被偏颇的解说所阻碍，更加晦暗而不显扬。”

程颐说：“学习《春秋》也是好的，一句就是一件事，是非就体现在这里，这也是穷究事理的关键。然而其他经典难道不可以穷究事理吗？只是其他经典论述义理，《春秋》则依据行事，是非比较显著，所以穷究事理更为关键。我曾告诉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再读一部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义理，才可以看《春秋》。’《春秋》以什么为标准？没有比《中庸》更好的了。想要知道《中庸》，没有比权变更好的了。必须因时制宜才算是中道。如果在手足胼胝和闭门不出两者之间取中，就不是中道。如果应当手足胼胝，那么在此处就是中道；如果应当闭门不出，那么在此处就是中道。权变的含义，就是秤锤的意思。什么东西是权变？是义。然而也只是说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于人自己看如何【以下是读《春秋》的方法】有人问：‘《左传》可信吗？’回答说：‘不能完全相信，只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我看《春秋》有两条法则：‘用《左传》来考证《春秋》的事迹，用《春秋》来辨别《左传》的真伪。’又问：‘《公羊传》《谷梁传》怎么样？’回答说：‘又次于《左传》。’问：‘《左传》的作者就是左丘明吗？’回答说：‘传中没有左丘明的字样，无法考证。’

延平李氏说：“读《春秋》且将各家熟读，以胡安国的解说为标准。玩味久了，必定自然有领悟之处。最终是看不懂的。伊川先生说：‘《春秋》大义数十条，像日星一样明亮，容易看见。只有微言大义，因时制宜的，难以知晓。’更须详细考察其事，又玩味所书写的，抑制与褒扬、给予与剥夺的地方，看如何积累道理多，或许逐渐能看见。”

问读《春秋》的方法，朱熹说：“只是依据《春秋》所记载的事迹，而用先王之道来衡量，某是某非，某人是正确的，还有不完全正确的，不是的，又有比这更好的，自己用道理来折衷，就能看见，只是圣人言语细密，要人仔细斟酌考索罢了。”看《春秋》，固然应当以类例相通，但也必须先随事观理，反复涵泳，使胸怀开阔，义理通贯，方有意味。看《春秋》，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意思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的大意。问读《左传》的方法说：“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势，《春秋》十二公时各不同，如隐公、桓公之时，王室新东迁，号令不行，天下都星散无主；庄公、僖公之时，齐桓公、晋文公交替称霸，政令出自诸侯，天下开始有统一；宣公之时，楚庄王强盛，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从齐国的也都朝见楚国，服从晋国的也都朝见楚国；到襄公之世，晋悼公出来整顿一番，楚国才开始退去，继而吴、越又强盛进入争夺霸权；定公、哀公之时，政令都出自大夫，鲁国有三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宋国有华氏、向氏，被他们肆意妄为，终《春秋》之世，更没办法。”问《左氏传》合如何看说：“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于说道理，全不像《公羊传》《谷梁传》。总之，《左传》是个晓了识利害的人，趋炎附势，如记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这是极精粹的；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的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说：“也未必一一实。”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说：“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季氏专鲁、田氏篡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地撰出此等言语否？”说：“有此理。”其问：“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看此等书机闗熟了，少间都坏了心术。”问：“今欲看《春秋》，且将胡文定説为正，如何？”说：“便是他亦有太过处。苏子由教人只读《左传》，只是他《春秋》亦自分晓。且如公与夫人如齐，毕竟是理防甚事，自可见；又如季氏逐昭公，毕竟因甚如此？今理会得一个义理后，将他事来处置：合于义理者为是，不合于义理者为非。亦有唤做

译这样虽然还不够完善，但也存在那种并非完全错误，而是此方优于彼方的情况。比如读《史记》，就能看出秦朝灭亡的原因，汉朝兴起的原因；等到后来读到刘邦、项羽的事迹，又知道了刘邦得以成功的原因，项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这并不难判断，只是《春秋》却十分精微，都不把话说破，让后人自己去用义理来权衡裁断。

译临川吴氏说：“朱子说：‘剖析它，有办法穷尽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它，有办法穷尽其宏大而没有遗漏。’唉！读《春秋》的人，大概也可以由此去探求吧。《春秋》如同造化之功，造化之功随物而赋予形体；《春秋》如同山岳，山岳随着脚步移动而呈现不同的形状。持有一种千篇一律的说法，专注于片面狭隘的见解，哪里足以与圣人作经的深意相论呢！”

凡例

一、纪年依照汪克宽纂疏的体例，在各年的行首注上甲子，周纪年的始终注在年上，齐、晋等国的纪年注在年下。

一、经文以胡氏的注解为依据，而在下文详细注释各传的不同之处，增删文字。各传以胡氏为主，大字记录在经文之后，而《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虽然有所不同，难以随意取舍，现在记载它们的全文。如同先儒的表格，标注事变的始终要点，分别注在经文之下。

一、程子、朱子的学说，以及三传的注疏中有阐发经义者，继三传之后；诸儒的学说与胡传相合且有互补益处者，附注在胡传之下，文辞不同但意思相近者予以删除，那些意义虽然不同但条例道理可以贯通的，则另外附在后面。

一、周朝及列国改朝换代、继承君位，齐、晋、秦、楚的大夫执政，有关乎王霸、夷夏轻重之道的，依照林尧叟的体例，全部列在十二公之首，以便阅览。

一、《胡传》引用本经内前后的事证，不再重复出现，只说见某传某公某年。那些引用其他经、子、史书的，都在传文下注上本末。

一、凡是引用先儒的学说，只顺着经义编排次序，不以时间的先后为序。《左传》有时先于经文开始记事，有时后于经文结束义理，有时经文不记载而传文记载的，都按照次序先后，附录在各年之内。那些获麟之后与圣经无关的，不予收录。

一、诸传与经义不符的，引用啖氏、赵氏、刘氏、汪氏、李氏等人的学说附在后面进行判断，仍然加上圆圈以作区别。

一、经文中涉及的地名，杜氏、张氏、汪氏各有注释。然而时代沿革不同，现在依照李廉的通用体例，有关经义的保留，其余不收录。

一、先儒的格言，另外作为总论，分类编排放在经文开端，以便学者容易了解要领。

一、年表及列国图说，都依照胡传保留在卷首，以备考订。

春秋大全诸国兴废说

周

周，是黄帝的后裔，姬姓，后稷的后代。后稷被封在邰。等到夏朝衰微，后稷的儿子不窋失去了官职，逃窜到西戎。到了太王，被狄人逼迫，离开邠地，居住在岐山。文王受命，武王攻克商朝，从而拥有天下。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迁都到王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县。平王四十九年，是鲁隐公元年。敬王又迁都到成周，就是现在的洛阳。敬王三十九年，是获麟的那一年。四十四年，敬王去世。

鲁

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对天下有大功勋，成王任命他为太宰，食邑在扶风雍县东北的周城，号称宰周公，留任辅佐天子，主管崤山以东的诸侯，于是将他的长子伯禽封在曲阜，方圆七百里，分赐宝玉和大弓，让他做鲁国的侯，以辅佐周室。伯禽的父亲是鲁公子，考公酋，酋的六世孙叫惠公弗皇。惠公生了隐公息姑。隐公元年，正值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开始编撰。其后二百四十二年，是哀公蒋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九位君主二百三十三年，顷公雠被楚考烈王所灭，迁为平民。

齐

姜姓，侯爵，出自炎帝的裔孙。伯夷作为四岳的辅佐，大禹平定水土，有功，赐姓为姜氏，号为吕，称为吕侯。他的国家在南阳宛县的西边。商朝末年，太公吕望从渔钓中崛起，成为周文王、武王的老师，号称师尚父，辅佐文武王平定天下，因功被封在营丘为齐侯，有权征伐五侯九伯。其后，桓公小白能够任用管仲，成为五霸之首，天下依赖他。自僖公禄父九年，鲁隐公立，到简公四年，西狩获麟。其后三位君主一百零二年，康公去世，吕氏断绝了祭祀，田氏最终拥有了齐国。

晋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的小儿子唐叔虞，是成王的同母弟弟。起初，邑姜怀孕时，做了吉梦。等到生下儿子，手心有纹路，写着“虞”字，取字为子于。成王灭掉唐国，剪下桐叶做成玉圭，与叔虞开玩笑说：“用这个封你。”大臣史佚等人认为天子没有戏言，请求选择吉日完成此事。于是封叔虞在唐，居住在古代大夏，实沈的废墟，参宿的分野，称为太原，也叫晋阳，在河汾的东北，方圆百里，都城在翼，即平阳绛邑县东的翼城。唐叔的儿子燮父为晋侯，他的几代孙文公重耳称霸诸侯，他的子孙作为中国盟主的有一百五十多年。姬姓中只有晋国是霸主，王室依赖他。自鄂侯二年，鲁隐公即位，《春秋》编撰，到定公午三十一年，西狩获麟。又过了六代，他的臣子韩、魏、赵三家瓜分晋地，将晋君迁为平民。

卫

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的同母小弟弟，被封为成王的大司马，食邑在康，称为康叔。成王诛杀武庚，灭掉三监，将

译周武王将殷商故地的一半分封给康叔，封他为卫伯，赐给他大路车、綪茷旗、旃旌旗和大吕之乐，以《康诰》训诫他，并将他封在商朝旧都，其地就是汲郡朝歌县。康叔的几代孙桓公完在位十三年，鲁隐公即位，《春秋》记载为鲁公十二年，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又过了十一代，声公的儿子成侯速，爵位再次降低为侯。速的孙子嗣君，又被贬称为“君”而止，拥有濮阳一带的土地。又过了六代，秦二世废黜卫君，将其降为平民。

译郑国，姬姓，伯爵，出自周厉王的小儿子友，是周宣王的同母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将友封于郑，靠近王畿，即秦朝的京兆，汉朝华阴的郑县。周幽王遭遇祸难时，友将家属寄居在虢、郐两国之间，趁机夺取了两国的土地，前临华山，后靠黄河而享有其地，溱水、洧水位于济水之西、洛水之东、黄河之南、颍水之北这四条河流之间，称为新郑，在荥阳宛陵县西南。友去世，谥号为桓公。友辅佐周幽王，他的儿子武公掘突，孙子庄公寤生，都辅佐周平王担任司徒，共三代。庄公二十二年，鲁隐公即位，《春秋》开始记载；声公二十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一百十四年，韩哀侯灭掉了郑国。

宋国，子姓，公爵，是周朝保留的两个前朝后裔之一，出自商王帝乙的长子启，在微地受封，称为微子。商纣王行为无道，微子抱着祭器投奔周朝。周武王诛杀纣王，立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凭借三监的身份叛乱，周成王诛杀了他，将其土地一分为二，封微子为宋公，以奉祀商汤。其礼乐车服，完全依照商朝旧制，作为周王室的宾客。其地即应天府睢阳。其后几代，到孙子穆公和七年，鲁隐公即位。景公三十六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六代二百零七年，齐、魏、楚共同灭掉了宋国。

杞国，姒姓，伯爵，是周朝保留的两个前朝后裔之一。周武王攻克商朝，寻找夏禹的后代，得到东楼公，封于杞，以奉祀夏禹。其地即今开封府雍丘。东楼公传四代到武公，武公十一年，鲁隐公即位。后来曾迁都到缘陵，又迁到淳于。淳于大概是古代的州国。到闵公维六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二十二年，杞国被楚国所灭。

陈国，妫姓，侯爵，是周朝三个恪守臣道的国家之一，出自帝舜的后代，封于有虞。虞幕的裔孙阏父担任周武王的陶正，能制作锋利的器具，武王依赖他。将长女大姬下嫁给他的儿子满，并封于陈，让他奉祀虞帝。其地在太皥的故墟，即今陈县。满谥号为胡公，生申公犀。犀之后传国十代，到桓公鲍。鲍二十三年，鲁隐公即位。闵公二十一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三年，楚惠王派公孙朝灭掉了陈国。

吴国，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的长子太伯，与其弟仲雍，因避让贤能的少弟季历及其有圣德的儿子，逃往荆蛮之地，号称勾吴，穿着中原服饰以治理周礼，荆蛮之人认为他们仁义，归附的有一千多家，建立了吴国。太伯去世后，仲雍继位，剪断头发，纹身，裸露身体作为装饰，于是与中原不通往来。此后十七代，正值春秋时期鲁成公六年，其后阖庐的儿子夫差，凭借强暴称霸中原。夫差十五年，春秋结束，此后八年，被越王勾践所灭。

楚国，芈姓，子爵，出自颛顼帝的孙子重黎，担任高辛氏的火正，能照亮天下，被命名为祝融。他的弟弟吴回继任祝融，生陆终，陆终生六个儿子，都是剖开母体而生，最小的儿子是季连。季连的后代鬻熊，担任周文王、武王的老师。周成王时，推举文王、武王勤劳的后代，得到鬻熊的曾孙熊绎，封于荆蛮，赐予子男之田。其地即丹阳南郡枝江县。其后迁都到郢，改名为楚。到第五代，熊通自立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鲁隐公即位。惠王章八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六国与秦国号称七雄，而楚国最为强盛。惠王之后，有简、声、悼、肃、宣、威、怀、顷襄、考烈、幽、哀、负刍十二位王，然后被秦国所灭。

许国，姜姓，男爵，出自尧帝四岳伯夷的后代，周武王将他的后代文叔封于许，以延续大岳的后嗣，地在颍川许昌县，即今许州。春秋时期，国家弱小且靠近郑国，被郑国两次灭掉，作为俘虏的城邑，后来依附楚国，楚国将其迁到城父，又迁到白羽，又迁到叶。元公子结元年，西狩捕获麒麟。

秦国，嬴姓，伯爵，出自颛顼帝的裔孙女脩的儿子，大业生大费，与禹一起治理水土，辅佐舜调驯鸟兽，赐姓嬴，这就是柏翳。柏翳第十九代孙非子，为周孝王在汧水、渭水之间养马，马匹大量繁殖，孝王将他分为附庸并赐给他城邑，秦地让他延续嬴氏，号称秦嬴，即天水、陇西县的秦亭。其后文公四十四年，鲁隐公即位，到悼公十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九代，孝公任用商鞅，凭借耕战称霸秦国，他的儿子惠文君自称为王，到始皇统一天下，自立为皇帝，到二世时灭亡。

蔡国，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的儿子叔度。周武王攻克商朝，封于蔡，其地即蔡州上蔡县。从叔度到蔡伯荒，荒的八世孙考父即位，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即位。成侯十年，西狩捕获麒麟。此后三十四年，被楚国所灭。

曹国，姬姓，伯爵，出自文王的儿子叔振铎。周武王攻克商朝，封于曹，其地即济阴定陶县。叔振铎生太伯脾，脾之后九代桓公终生即位。终生三十五年，鲁隐公即位，到哀公八年，曹伯阳被宋国所灭。

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朝同姓功臣，名叫君奭，辅佐文王、武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担任周太保，在召地受封，称为召康

译召公辅佐成王，主管陕地以西的诸侯，成王将他的儿子封为北燕的伯爵，其封地就是今天的幽州蓟县。召公传至第九代是燕惠侯，穆侯是惠侯的第六代孙，穆侯七年，鲁隐公即位，献公十二年，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此后经过六代，燕易王即位，传承王号的共六代，到燕王喜时，因太子丹事件的牵连，被秦国攻灭。

译莒国，嬴姓，子爵，是少昊的后代。周武王将兹舆期封在莒，即城阳郡的莒县。莒国的夷君没有谥号而有称号。从兹舆期传了十一代，兹防才在《春秋》中出现。共公庚舆以后，莒国衰微，不再见于记载。又过了四代，楚国灭掉了莒国。

纪国，姜姓，侯爵，出自东莞郡的剧县。春秋时期，纪国曾娶鲁国的女子为妻，又嫁女子给周天子为后。鲁庄公三年，齐国侵犯纪国。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第四年，纪侯彻底离开了他的国家。

邾国，曹姓，子爵，是陆终第五子晏安的后代。周武王灭掉商朝，将晏安的后代曹挟封在邾，作为附庸国。即现在鲁国的邹县。鲁隐公元年，邾仪父攻克防地，在蔑地结盟。此后邾国多次跟随齐侯小白，尊崇周王室，进爵为子爵。曹挟之后九代，到桓公革二十九年，鲁国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邾国靠近鲁国且国力弱小，后来被楚国兼并。

小邾国，曹姓，子爵，出自邾挟的后代。夷父颜对周王室有功，周王室将他的儿子友封在郳，作为附庸国。春秋时期，郳黎来开始朝见鲁国。其地在东海郡昌虑县东北的郳城。齐小白称霸时，郳君依附跟随，进爵为子爵，开始列入诸侯行列，称为小邾子。

虞国，姬姓，公爵，是太王子仲雍的后代。仲雍生季简，季简生叔达，叔达生周章、虞仲。等到周武王灭掉商朝，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代，找到了周章，周章已经做了吴国的君主，于是另外将他的弟弟虞仲封在周王室的北方，所以夏朝的旧地在河东郡的太阳县。从虞仲列为诸侯，传了十二代，有一位虞公，贪婪而没有谋略。晋献公采用荀息的计策，用璧玉和骏马贿赂虞公，从而夺取了虞国。

虢国，姬姓，公爵，是王季的儿子虢仲的后代，虢仲是周文王的弟弟。虢仲与虢叔担任周王室的卿士，功勋在王室，档案收藏在盟府。周文王友爱这两位弟弟，称他们为二虢。周武王灭掉商朝，将虢仲封在农陜县东南的虢城。周王室东迁后，虢公忌父、虢公林父仍然担任天子的宰相。鲁僖公五年，晋献公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灭掉了虢国，土地并入晋国。

滕国，姬姓，侯爵，是周文王的儿子叔绣的后代。到宣公时，传了十七代才见于《春秋》。又过了六代，齐国灭掉了滕国。

薛国，任姓，侯爵，是黄帝的后代，奚仲被封在薛，到献侯时才开始来朝见鲁国，与诸侯在防地结盟。

《春秋大全·列国图说》苏轼传称：周武王灭掉商朝，拥有天下，同姓兄弟封国的有十五人，姬姓封国的有四十人。爵位分五等，其中上三等：公、侯封地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此数的为附庸。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周王室衰落后，各国辗转相互吞并，几百年间，诸侯国耗尽。春秋时期，见于经传的，总共有一百二十四国【鲁、晋、楚、齐、秦、吴、越、宋、卫、郑、陈、蔡、邾、曹、许、莒、杞、滕、薛、小邾、息、随、虞、北燕、纪、巴、邓、郕、徐、鄫、芮、胡、南燕、州、梁、荀、贾、凡、祭、宿、鄅、原、夔、舒鸠、滑、郯、黄、罗、邢、魏、霍、郜、鄋瞒、向、偪阳、韩、舒庸、焦、杨、夷、申、密、耿、麇、莱、〇、顿、沈、谷、谭、舒防、白狄、赖、肥、鼓、戎蛮、唐、潞江、郧、权、道、桓、贰、轸、绞、蓼、六遂、崇、戴、冀、温、厉、项、英氏、介、巢、卢、根、牟、无终、郝、姒、蓐、狄、房、鲜虞、陆浑、桐、鄀、于、余丘、须句、颛臾、任、葛、萧、牟、鄟极、鄣】，蛮荒边远地区不在其中。至于在这二百四十二年间，朝见、会盟、聘问、包围、征伐、灭亡、入侵等事，孔子记录在经书中，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在传文中阐发。至今仍能想象看到那些地方。现在选取其中特别显著的，附列在后面【旧图引用《晋地理志》说：见于经传的有一百七十国，将夏商时期的诸侯斟寻、过戈、豕韦之类并列其中，大概是前代史书的错误。现在以《左传》、《汉书》、《春秋纂例》参定】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

明 胡广等 撰

二十国年表

周、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许、小邾。

译类，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

译《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

《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一

明代 胡广等人 撰写

隐公上

鲁隐公名息姑，姓姬，爵位为侯。从周公子伯禽开始受封，传了二十三代，到隐公摄行国政，在位十一年。谥法中，不居其位而称臣，称为“隐”。《左传》记载：鲁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后，继室为声子，声子生下了隐公。宋武公生下了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将成为鲁国的夫人”，所以仲子嫁给了我（鲁国），生下了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并奉养桓公。程颐说：孔子的道既然不能在天下施行，于是依据鲁国的《春秋》，确立百代君王的大法。周平王东迁，在位五十一年，最终不能复兴先王的功业，王道断绝了。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正好赶上隐公初年，所以从隐公开始。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亡佚【朱熹说：是说平王东迁后，政教号令不能遍及天下】，《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现在考察《邶风》以下多属于《春秋》时期的诗【汪氏说：《诗》的小序，《邶风》的《击鼓》、《怨州吁》、《雄雉》、《匏有苦叶》、《新台》、《二子乘舟》、《鹑之奔奔》，《卫风》的《氓》，都是宣公时的诗；《鄘风》的《定之方中》、《蝃蝀》、《相防》、《干旄》、《载驰》、《木〇》，都是文公时的诗；《郑风》的《将仲子》以下都是庄公以后的诗；《齐风》的《南山》以下都是襄公时的诗；《唐风》的《无衣》、《有枤之杜》，是晋武公时的诗；《葛生》、《采苓》，是献公时的诗；《秦风》的《黄鸟》以下都是穆公以后的诗；《陈风》的《墓门》、《防有鹊巢》，是陈佗及宣公时的诗；《株林》、《泽陂》，是灵公时的诗；《曹风》的《蜉蝣》，是昭公时的诗；《候人》、《下泉》，是共公时的诗】，却说《诗》亡佚之后《春秋》才作，为什么呢？自从《黍离》降为国风，天下不再有雅诗，而王者的诗就亡佚了。《春秋》作于隐公之时，正好是雅诗亡佚之后。又考察《小雅》中的《正月》，是讽刺幽王的诗，其中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史记》：幽王娶申女，生下太子宜臼，后来宠幸褒姒，生下伯服。褒姒不喜欢笑，幽王为了让她笑而点燃烽火，诸侯都来到却无寇警，褒姒大笑。又废黜申后，废掉宜臼。申侯愤怒，与犬戎攻打幽王，幽王点燃烽火征兵却无人到来，于是被杀在骊山下，褒姒被掳走。诸侯于是与申侯拥立太子宜臼，这就是平王】，等到鲁孝公末年，幽王已经被犬戎所杀，惠公初年，周朝已经东迁了。《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之时，是因为东迁之初，流风遗俗还有留存。郑武公入朝担任司徒，善于其职，说明还任用贤人【汪氏说：依据《诗》郑风《缁衣》的小序】，晋侯在艰难中捍卫周王，赏赐给他秬鬯，说明还有诰命。周王说：“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说明诸侯还来朝见【直遥反，后凡朝廷朝聘并同】【《书》《文侯之命》：“你多次修治以捍卫我于艰难”，又说：“父义和，你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因此赏赐你秬鬯一卣”】，义和去世，谥号为文侯，说明列国还有请谥【汪氏说：《春秋》五等诸侯死后加谥，臣子都称公，只有向周王请谥，则按其本爵，如蔡桓侯之类】，等到平王在位日久，不能在政治上自强【去声】，抛弃他的九族，有《葛藟》“终远兄弟”的讽刺【汪氏说：《诗·葛藟》小序，王族讽刺平王，周室道衰，抛弃他的九族，三章都说终远兄弟】，不安抚他的百姓，周人有《束薪》、《蒲》、《楚》的讥刺【《诗·〇之水》小序，讽刺平王，不安抚他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