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十六

译难道这是地位卑微的人互相结盟吗？不是这样的。在洮地结盟时，周王室的使者与诸侯国的君主共同防范（违礼行为），哪有七国中地位卑微的人敢安然地在王城之内与周王室的使者结盟，而没有君主和尊贵的大夫在他们中间呢？况且诸侯国的君主、大夫在周天子的旁边与周王子结盟，都是应当被贬斥的。《左传》只指责卿大夫没有防范公侯，这是错误的。如果指责卿大夫没有防范公侯，那么公子结与齐侯、宋公结盟，为什么不被贬斥呢？庐陵李氏说：晋文公三次结盟进行防范，本来都不符合礼制。在践土和温地，召来周天子；在翟泉与周王子结盟。这与齐桓公尊崇周王室，不敢与周世子、周公结盟相比，大不相同了。然而《春秋》诛求动机的法则，认为践土之盟周天子实际上是自找劳累，不是晋国的罪过；在温地召见周天子的事虽然悖逆，但情理上是顺从的，所以都加以隐讳，以保存其尊崇周王室的名声。至于翟泉之盟，则是众人聚集在王都旁边，与王子虎歃血立约，既不像践土之盟那样由王子虎主持结盟，又没有在温地那种自我避嫌的心思。《春秋》不得不严厉地贬斥它，以显露其轻慢周天子的实质。大概到这时才正式判定晋文公的罪过，这也是对他开始时的表现感到不足，而对最终的结果感到失望。那三次结盟不记载“公”字，解说已在庄公十六年见过。又查考晋侯接受命令，郑伯辅佐周王，在践土和温地两次结盟，郑国没有背叛晋国的迹象，而这次结盟谋划讨伐郑国，难道不是晋文公经过郑国时没有以礼相待吗？前次的结盟，勉强以大义接受，但内心怀有旧恨，尚未消除吗？《左传》记载晋文公诛杀观状以讨伐郑国，等到两军对阵，郑人用名贵的宝物求和，晋文公不允许，想要得到叔詹并烹杀他，因为叔詹的一句话才作罢。那么讨伐郑国是报怨未已。《春秋》严厉贬斥翟泉之盟，而第二年记载秦、晋围郑，难道没有深意吗？

译秋季，降下大雨和冰雹。

【《左传》认为这是灾异】

《正蒙》（横渠先生张载著）说：凡是阴气凝聚，阳气在内部无法外出，就奋起冲击而形成雷霆；阳气在外部无法进入，就环绕不停而形成风【鄱阳沈氏说：阴气既然凝聚，那么雷与风都被它所阻隔。震卦是一阳在下，被上面两个阴爻闭塞而无法外出，所以奋起冲击而形成雷；巽卦是两个阳爻在上，被下面一个阴爻阻隔而无法进入，所以环绕不停而形成风。有雷的奋起冲击，又有风的吹拂，那么阴气的凝聚就都消散了】和谐地消散就形成霜、雪、雨、露，不和谐地消散就形成戾气、昏暗和阴霾【鄱阳沈氏说：气的消散是一样的，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区别。通过霜、雪、雨、露而消散的，是气的和谐；通过戾气、昏暗和阴霾而消散的，是气的不和谐】阴气常常消散缓慢，接受阳气的交感，那么风雨调和，寒暑正常【鄱阳沈氏说：阴气凝聚，那么它的消散常常缓慢，如果不与阳气交感，那么风雨寒暑就不能调和正常】冰雹是戾气，是阴胁迫阳、臣侵凌君的征兆【范氏说：阳气在水雨中则是温热的，阴气迫近并胁迫它，不能相入，就转变为冰雹】在这个时候，僖公即位已经很久，季氏世代为卿，公子遂专权，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祸根就在此时萌发了【汪氏说：《春秋》记载大雨冰雹共有四次，僖公时期初次出现在十年，再次出现在这里。昭公时期接连出现在三年、四年。只是僖公颇为勤于政事，以消除天变，所以到晚年才有政治失误的征兆，于是成为文公放纵权力的开端。至于昭公则昏庸懦弱不能自立，怠于国政，即位之初公室就四分五裂，政权完全丧失，最终不免遭受干侯之辱。上天示警于人，明显了】

冬季，介国的葛卢来朝见。

【《左传》说：因为之前没有见到鲁公，所以再次来朝见，鲁公以礼相待，增加了宴饮和馈赠。介葛卢听到牛叫，说：“这头牛生了三头小牛，都已经被宰杀使用了。”他的话音刚落，去询问果然如此。陈氏说：“《春秋》用一字来褒贬，对于介葛卢，为什么要费这么多言辞呢？”详细记载开始是为了彰显其结局。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正月己夘日进行烝祭，夏五月丁丑日进行烝祭。将要彰显其结局，就不能不详细记载其开始。庐陵李氏说：“《春秋》两次记载介来朝见，从事理上说，如果是远方之人仰慕中原，应当从从何氏的说法；从实际情况说，如果是远方之人窥探中原，应当从陈氏的说法。总之，陈氏的说法是对的。《春秋》不按照郳犁来朝见的体例，而按照白狄的体例，那么不给予介葛卢礼遇是显而易见的。”辛襄王二卯十二年】三十年【晋文公六年，齐昭公三年，卫成公五年，蔡庄公十六年，郑文公四十三年，曹共公二十三年，陈共公二十年，桓公七年，宋成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年，楚成公四十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左传》说：晋国人侵犯郑国，以观察郑国是否可以攻打。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虞姬（或指郑国与晋国有隙）的机会，夏季，狄人侵犯齐国】

左氏说：晋国人攻打郑国，以观察郑国是否可以攻打。狄人趁晋国在郑国有隙的机会，于是侵犯齐国。《诗经》不也说吗：“抵御戎狄，惩罚荆舒。”四方夷狄交相侵犯，应当排斥他们。晋文公如果把围攻郑国的军队调去攻打狄人，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上面记载“狄侵齐”，下面记载“围郑”，这直接记载事情而意义自然显现【蜀杜氏说：外敌侵犯盟国，霸主应当排斥驱逐他们。记载此事是讥讽晋文公不救援。高氏说：狄人侵犯齐国，是违背盟约。齐桓公召陵之盟后，记载“狄侵晋”；晋文公城濮之战后，记载“狄侵齐”。狄人屡次敢于凌侮如此，而两位霸主不排斥驱逐他们。临川吴氏说：二十八年冬天，在温地会盟以包围许国，而许国最终不服；二十九年夏天，在翟泉会盟，谋划攻打郑国，而郑国也不畏惧。到这一年的夏天，狄人敢于趁虚侵犯齐国。所以晋文公自从城濮、践土之后，霸业逐渐衰落。到这里也可以自我反省了，却仍然不这样做，不图谋排斥狄人反而包围郑国，可以看出霸主的谋略不远大了】

秋季，卫国杀死了它的大夫元咺。

【《左传》说：晋侯派医衍用毒酒毒杀卫侯宁俞，贿赂医生，让毒酒浓度降低，卫侯没有死。晋侯为他求情，向周王进献玉，与晋侯各十瑴。周王答应了他，秋天才释放卫侯。卫侯派周歂、冶厪去贿赂，说：“如果能让我回国，我让你们做卿。”周冶杀死了元咺以及子适、子仪。卫侯回国祭祀先君。周冶已经复命，周歂先进入，到门口遇到疾病而死。冶厪辞谢卿位。《谷梁传》说：“国家以杀罪的名义，连累上级，以此作为诉讼君主的理由。”卫侯在国外，为什么用连累上级的言辞来说呢？等待他杀人后才回国】

元咺诉讼君主，因为恶君归来他就出走，君主出走他就归来，没有臣子的礼节，确实有罪。那么称国家杀他而不除去他的官职，为什么呢？《春秋》的法度，是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君子的道理，好比射箭，射不中正鹄，反过来要求自己。卫侯自身，难道没有缺失，何不反省德行而在内心自我诉讼呢？称国家杀他，是君主和大夫专断杀人的意思。卫侯在国外，为什么称国家杀他呢？谷梁子说：“等待他杀人后才回国。”等待他杀人后才回国，这是志在杀元咺的。兵器没有比志意更惨酷的，镆铘剑为下。卫侯未回国，称国家杀他，这是《春秋》诛心（追究意图）的效验【蜀杜氏

译说：卫侯派人贿赂周歂和冶厪，并让他们杀死元咺，这也是卫君想要杀他的意思。那么大臣们有什么牵连呢？因为随从国君作恶而不能阻止，所以一并治他们的罪。临川吴氏说：卫侯还没有进入国都就杀了元咺，经文中称“国杀”，实际上是卫侯派人杀了他。元咺以臣子的身份控告国君，国君被俘后，元咺却安然回国，借主持诸侯盟会的权力而随意废立国君，就像下棋一样，他不尽臣节的罪行是应当诛杀的。现在经文用“国杀”来表述，却没有讨伐罪行的言辞，这是因为卫侯没有正式定罪，而是暗中派人杀他，诛杀他并不依据他的罪行。

译等到公子瑕

《公羊传》说：“卫侯还没有到达，经文称国名来记载杀他，这是什么道理呢？是依照什么原则杀的呢？”《谷梁传》说：“公子瑕是被连累而死的，这是由尊贵者连累到卑贱者。”

公子瑕没有听说有罪就被杀，为什么呢？因为元咺拥立他做国君，所以卫侯忌恨他而杀了他。然而不把公子瑕与卫剽同等看待

刘氏说：“公子瑕已经做了国君，应当与卫剽同等看待，不应当冠以‘公子’的称号而直呼其名。”

这是因为公子瑕能够拒绝元咺，辞让君位而不即位

赵氏说：“公子瑕是元咺所假立，而独自掌握国家大权，公子瑕也没有真正像国君，所以用国君杀大夫的措辞来记载，并且列在元咺之后。”

不把公子瑕与陈佗同等看待

刘氏说：“国人不同意，诸侯不帮助，应当与陈佗同等看待，不应当仍然冠以‘公子’的称号。”

这是因为公子瑕能够坚守节操，不被国人所厌恶

临川吴氏说：“公子瑕被立为国君已经过了一年，现在只称‘公子’，是因为公子瑕不居其位。”

所以经文用“公子”冠于瑕之前，并用“及”字连接，表明公子瑕无罪，事情起因于元咺，因为元咺的缘故而牵连到公子瑕

高邮孙氏说：“公子瑕被元咺拥立，因为元咺而连累他，是说公子瑕的被杀是由于元咺，元咺活着公子瑕就活着，元咺死了公子瑕也就死了。高氏说：杀而记载‘及’，是因为因为某人的缘故而连累到某人，如文公九年的士谷及箕郑父，襄公二十三年的庆虎及庆寅都是这样。不记载‘及’的，是因为他们的罪行相同，杀他们的意图也相同，如成公八年的赵同赵括，成公十七年的郤锜郤犨郤至就是如此。王氏笺义说：叔武奉国君之命接受盟约，所以称卫子。至于公子瑕，是元咺所立的非君而君的人，现在与元咺一同被杀，大概是因为元咺曾经把他当作国君，不可没有不同的措辞，所以说‘及’而称‘公子’，是不把他当作元咺所立的国君看待。”

而卫侯忌刻专断、滥施刑罚的恶行就显露出来了。

卫侯郑回到卫国

《公羊传》说：“这里杀了他的大夫，为什么说‘归’呢？‘归’，是厌恶元咺吗？为什么说‘归’？是厌恶元咺。元咺侍奉国君，国君出逃他就进入，国君回国他就出逃，认为他不臣服。”

卫侯出逃到楚国，就不称名；被晋国拘捕，也不称名。现在既然回到国内，又拥有他的土地了，为什么反而称名呢？不称名，是责备晋文公因为小怨恨而妨碍大德行；称名，是罪责卫侯郑因为嫉妒伤害而残害同宗。古代天下为公，选拔贤能，不认为有分别，何况是亲属，哪里有猜忌之心呢？末世怨恨深重而恩义淡薄，追求利益而抛弃道义，拥有国家的人害怕公族威胁自己，以至于罗织罪名诛杀，无法庇护自己的根本，导致国家倾覆，像六朝那样的情况很多

汪氏说：“晋朝没有诛杀宗室，宋朝废帝杀江夏王义恭等人，又杀南阳王敬猷等人，明帝杀安陆王绥等十三人，又杀庐江王祎等人，齐明帝杀鄱阳公锵等七人，杀衡阳王钧等四人，杀西阳王子明等三人，又杀河东王等十人，梁元帝杀桂阳王慥、豫章王栋，又杀武陵王纪及其诸子，北齐后主杀赵郡王睿、琅琊王俨、兰陵王长恭、南阳王绰，都很快导致灭亡。”

卫侯刚回国就杀了叔武，再次回国又牵连到公子瑕，这连葛藟都不如，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再次书写他的名字

高氏说：“先王的法律，杀害亲人就正其名，所以活着的时候称名。”

作为后世的警戒，这种义理如果实行，那么六朝的君主或许也会稍微反省

临川吴氏说：“已经杀了元咺，就没有人阻挡他，有周冶等人接纳他而形势容易，所以记载‘归’。高氏说：“晋文公接受贿赂免除卫侯的罪责，把罪责推给天子，又私自释放他，所以不说‘归自京师’。汪氏说：“卫成公贿赂医生进献玉璧而获免，与曹共公贿赂筮史而得以回国，实际上没有区别，所以他们回国都称名。然而卫侯忌刻残杀两个弟弟，他的罪过又超过曹伯，所以他回国不称‘复’。庐陵李氏说：“诸侯被拘捕不记载‘归’，僖公十九年的滕子，成公九年的郑伯，襄公十六年的莒子，成公十九年的邾子之类就是如此。只有晋文公拘捕曹、卫记载‘归’，陈氏说：“危险而不能归。又晋厉公拘捕曹伯记载‘归’，胡氏说：“说天王释放有罪的人。又说：“卫侯被归送到京师而记载‘归于卫’，讥讽不在王室。曹伯也归送到京师而记载‘归自京师’，讥讽不在晋国。刘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说‘归’？‘归’是厌恶元咺吗？不对。《公羊传》说：惯例以‘归’表示出入都没有恶行，‘复归’表示出有恶行归无恶行，纵然《春秋》归恶于元咺，书写‘复归’也足够了。又说出入无恶，可以吗？”

晋人秦人围攻郑国

《左传》说：“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攻郑国，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并且依附楚国。晋军驻扎在函陵，秦军驻扎在氾南。佚之狐对郑伯说：‘国家危险了！如果派烛之武去见秦君，军队一定会撤退。’郑伯听从了他。烛之武推辞说：‘我壮年的时候，尚且不如别人；现在老了，没有什么作为的了。’郑伯说：‘我不能早点任用您，现在危急才求您，这是我的过错。然而郑国灭亡，您也有不利。’烛之武答应了。夜里用绳子把他从城墙上放下去，去见秦伯说：‘秦、晋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您有益，怎敢拿这件事烦劳您？越过别国把远方的土地作为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为什么要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土地？邻国实力雄厚，您的实力就削弱了。如果放弃郑国让它作为东方道路上的主人，使者往来，供给他们的缺乏和困乏

译对您也没有损害。况且您曾经给予晋君恩惠，晋君答应给您焦、瑕两地，他早上刚渡过黄河，晚上就筑起防御工事，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呢？它既然已经把郑国作为东边的疆界，又想扩张它西边的疆界。如果不损害秦国，它将从哪里取得土地呢？损害秦国来使晋国获利，希望您考虑这件事。”秦伯很高兴，与郑国订立盟约，派杞子、逢孙、杨孙驻守郑国，于是回国。子犯请求攻击秦军。晋文公说：“不行！如果没有那人的力量，我就不会达到今天这个地步。依靠别人的力量却反过来损害他，是不仁义的；失去自己的同盟国，是不明智的；用战乱代替整齐，是不勇武的。我们还是回去吧。”于是晋军也撤走了。起初，郑国公子兰出逃到晋国，跟随晋侯攻打郑国，请求不要参与围攻郑国，晋侯答应了他，让他等候命令住在东边。郑国的石甲父、侯宣多迎接公子兰立他为太子，以此向晋国求和，晋国人答应了。

译查考《左氏传》，晋侯、秦伯围攻郑国，是因为郑国对晋国无礼，而《春秋》经文记载为“晋人”“秦人”，这是为了贬斥他们【王氏笺义说：晋侯作为盟主，动用军队来报复私怨；秦伯越过晋国和周王室，千里迢迢去袭击别人，围攻郑国，这都是劳民伤财、危害国家的做法，所以称他们为“人”以示贬斥】。对秦、晋有什么可贬斥的呢？起初，晋公子重耳出逃流亡，经过郑国，郑文公也没有以礼相待，晋国因此兴师围攻郑国。孟子说：“如果有个人在这里，对我蛮横无理，那么君子一定会自我反省：我一定是不仁、无礼或不忠吧？如果已经仁德、有礼且忠诚了，对方仍然蛮横无理，那这个人不过是狂妄之人罢了。而君子大概终究不会与他计较。所以行为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都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罢了。”现在郑伯对于晋公子，只是没能厚待迎接和赠送的礼节，并没有用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他，就这样被围攻，作为诸侯国不也太难了吗？所以晋侯、秦伯被贬称为“人”，是因为晋文公因私愤而劳民动众，围攻别人的国家；秦伯只以利益作为向背的标准，听从烛之武的话，不是出于道义之举。而两国结怨连兵，尸骨暴露在原野，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汪氏说：翟泉之盟，实际上是谋划讨伐郑国，而郑国不肯请罪服软，所以这年春天晋人入侵郑国，入侵后郑国仍然不服，所以晋文公又借助秦国来围攻它。大概是因为郑国对楚国怀有二心而多次遭受兵祸，并非专门为了发泄私愤。然而诸侯们看不到恩德，只听说暴虐，这难道是霸主使怀有二心者归服的方法吗？况且两国共同出兵却不同心，《春秋》贬称他们为“人”，大概是有原因的。庐陵李氏说：秦、晋之争，始于此时。秦凭借非子的后裔身份，占据岐山、丰地，春秋经书记载的，大体都是与晋国争战的痕迹。自从穆公释怀韩之战的怨恨，并在城濮之战中追随晋国立功，于是两国在温地、翟泉结盟，借兵于齐、郑，戮力同心，未曾有嫌隙。由于烛之武的一句话，秦国辅助晋国的心意改变了。晋文公死后，殽之战开启了争端，此后彭衙之战、令狐之战、河曲之战，秦国讨伐晋国六次，晋国讨伐秦国也六次，兴起数十年的报复之师，历经四位君主仍未停止。大概到襄公十一年栎之战，十三年十三国讨伐秦国，然后互相讨伐的记载才在经文中断绝。那么有穆公这样的贤人，而他所成就的仅仅如此，难道不是贪利忘义的过失吗】

介国人入侵萧国

【杜氏说：萧国是宋国的附庸国。张氏说：介国再次来到鲁国，而次年就入侵萧国，是寻求援助后才出兵。这与荆人、秦术的聘问相同】

冬天，周天子派宰周公前来聘问

【《左传》：冬天，周王派周公阅前来聘问，宴享时有昌歜、白黒、形盐。周公推辞说：‘国君，文德足以显耀，武德令人敬畏，那么就有完备物品的宴享，来象征他的德行。进献五味，呈上嘉谷，盐做成虎形，来献纳他的功绩。我哪里承受得起呢？’《谷梁传》：天子的宰官，通达于四海。杜氏说：‘宰，指周公。天子的三公兼任冡宰’】公子遂前往京师。

【这是聘问周室的开始】

于是前往晋国

【这是聘问晋国的开始。《左传》：东门襄仲将要去周室聘问，于是初次去晋国聘问。《公羊传》：大夫没有擅自行动的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国君不能执政罢了。《谷梁传》：以尊贵的身份顺承卑下的事务，这里说是不敢背叛京师。杜氏说：前往京师报告，宰周公既然命令聘问周室，又命令从周室去晋国聘问，所以说“遂”】

大夫出使境外，有带着两件事出使的【汪氏说：是说本来接受了两件事的使命。《谷梁传》说：“遂”是继事的措辞】，有带着一件事出使而擅自接续另一件事的【汪氏说：是说只接受了一件事的使命，又擅自命令再行一件事。《公羊传》说：“遂”是什么？是生事。注：是专断做事的措辞】，它们的记载都说“遂”。公子遂前往周室，以及晋国和祭公从鲁国迎接王后，都是所谓带着两件事出使的【汪氏说：聘问的礼品不是自己能供给的，婚姻的事不是自己敢专断的，所以知道都受命于国君。何休认为公子遂横生事端，假托君命，是错误的】。公子结前往送嫁，而与齐、宋结盟，就是擅自接续另一件事的【汪氏说：季孙宿救援台地，于是进入郸地，也是擅自接续另一件事】。是非得失则存在于事情本身了。冡宰上兼三公，他的职位责任最为重大，却来聘问鲁国，天子的礼意没有比这更厚重的了【张氏说：天子三公兼任冡宰而派来聘问鲁国，可见周室衰微，大臣失职。陈氏说：自桓王以来，王室没有聘问鲁国的，这时再次聘问而宰周公亲自前来，地位已经很尊贵了】。鲁侯既不朝见京师，而派公子遂前往，又带着两件事出使，把周室等同于列国【陈氏说：因为他去京师不敢不像去晋国那样，这是把周室等同于晋国】。这是大不恭敬的罪过，是履霜坚冰的渐进过程，是《春秋》所诛讨而不听任的。那么为什么没有贬斥呢？有不待贬斥绝交而罪恶就显现的，不贬斥绝交以显现罪恶【临川吴氏说：鲁国素来不与晋国通好，自文公称霸后未曾聘问，本来想初次聘问晋国，但因为王室已经先来聘问，就不容不回报，所以趁聘问晋国的使者先至周，然后去晋国。轻慢王室、畏惧霸主的心理可见了。汪氏说：经书记载天王来聘问的有七次，只有这次派冡宰兼三公下聘，是非常的礼节，最大的宠幸，自春秋以来未曾有过。或许是因为僖公有两次朝见天子的勤谨

译难道要回报他吗？经书中记载卿大夫像周聘那样出使的有四次，而只有这次是因为两件事出使，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国未曾朝聘于京师。凭借鲁国作为望国的地位，僖公作为贤君的身份，对于天子美好的命令却如此简慢。况且晋国尚未聘问鲁国，鲁国就前往聘问周室；晋国先聘问鲁国，鲁国如果才回报聘问，这是尊崇天子的礼仪不如侍奉霸主的谨慎啊。虽然如此，这仍然胜过隐公、桓公接受聘问却不回报的情况。周王朝的冡宰在经书中出现四次，咺和纠因为亵渎王纲而被记载名字，阅的到来，聘礼虽然过于丰厚，但比起赠送财物宠幸妾室、命令篡弑的人来说，他的罪过难道不轻吗？如此罢了。庐陵李氏说：这条记载与“公如京师遂防伐秦”，都是王事。记载“遂”这个字，原本是因为这两件事出使《春秋》，那么就把“如晋”当作顺带的事，不敢把王事等同于霸业之事。那本以伐秦出使《春秋》，那么就把伐秦当作顺带的事，不想把霸业之事放在王事之前。○赵氏说：《公羊传》说：大夫没有顺带做的事，这也是接受君主的命令，怎么能指责大夫呢？又说：这里说“遂”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公不能执政罢了。考察僖公并未失去政权，这种说法不对。考察从京师回来顺便去晋国，所以说“遂”罢了。《谷梁传》说不敢背离京师，有什么道理呢】

译【鲁襄王十三年】三十一年【晋文公七年，齐昭公四年，卫成公六年，蔡庄公十七年，郑文公四十四年，曹共公二十四年，陈共公三年，陈桓公八年，宋成公八年，秦穆公三十一年，楚成公四十三年】

春季，鲁国夺取了济水西岸的土地【“济”字读音为“子礼”】。

《左传》记载：春季，鲁国夺取济西田，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鲁国派臧文仲前往，住在重馆。重馆的人告诉他说：“晋国刚刚得到诸侯的拥护，必定亲近那些恭敬的诸侯，如果不赶快行动，将会来不及。”臧文仲听从了他的建议。分割曹国土地，从洮地以南，向东连接到济水，全部是曹国的土地。《公羊传》问：从哪里夺取的？从曹国夺取的。为什么不说是从曹国夺取的？这是避讳夺取同姓诸侯国的土地。这里并没有讨伐曹国的人，那么说从曹国夺取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晋侯抓住了曹伯，把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晋侯抓住曹伯，把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那么为什么还要避讳夺取同姓的土地呢？因为时间久远。杜氏说：“济水从荥阳向东流过鲁国的西边，到乐安入海。”孙氏说：“济西田本来是鲁国的土地。”《公羊传》说：“是从曹国夺取的。晋侯抓住曹伯，把曹国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高邮孙氏说：“左氏认为晋侯把曹国的土地分给诸侯，而鲁国夺取了济西的田地，但经文记载与汶阳田没有区别，大概鲁国济西的田地曾经被曹国侵入，晋侯抓住曹伯而归还诸侯被侵占的土地，鲁国于是夺取了它】不连系国家名称，是因为那是我们原来的田地【赵氏说：“凡是国内夺取的城邑，不连系国家名称的，都是本来是鲁国的城邑，曾经被外国夺取，现在又夺回来，既然是本国的城邑，不可以连系其他国家。”薛氏说：“为什么不写曹国的田地？济西本来是我们所有的，是失给曹国的】恢复我们原来的田地而称之为‘取’，为什么呢【赵氏说：“凡是靠武力得到的称为‘取’，即使是夺取本国的城邑，也没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不应该夺取】《春秋》的法度，不认为用混乱代替混乱【高氏说：“凡是夺取别人的东西，其恶行容易看见；而夺取自己的东西，如果不以正道，其罪过难以知晓，圣人也就只命名为‘取’，以此来显示细微的差别。”张氏说：“恢复鲁国的旧地，也与非其有而取之者相同，大概没有王命来纠正疆界，都是夺取得不以其道。何况晋国从曹国夺取土地给鲁国，本来是因为私怨，而没有至公的道义呢？”有人问：“晋国是盟主，诸侯擅自互相侵夺，晋国讨伐并归还土地，这是正确的，难道还有贬义吗？”家氏说：“这是《春秋》责备晋文公的意思。土地都是天子的所有，诸侯擅自互相侵夺，是无王的表现，盟主治理他们侵夺的罪过，固然是职分所宜，但更应该禀命于天子，然后赐给鲁国，这样才尽了尊王的道义。《春秋》因此责备晋国，责备其可责备之处。”永嘉吕氏说：“取济西田不连系曹国，那么济西田是鲁国的故田。取汶阳田不连系齐国，那么汶阳田也是鲁国的故田。汶水、济水都靠近鲁国的边境。然而汶阳、济西则说‘取’，郓、讙、龟隂、讙、阐则说‘归’。说‘取’的是对方不想要的，对方不想要而我夺取它，称为‘取’；说‘归’的是对方想要的，不是我强迫他，而是他自己归还，称为‘归’。汪氏说：《春秋》记载国内‘取’的有十七次。以兵力夺取他国土地，则记载战、伐，如败宋师、取郜、取防、伐齐取谷、伐莒取向、伐邾取訾娄、取绎、取漷东田及沂西田是也。借大国之威，不以兵力而恢复故地，则不记载侵伐，只记载‘取’，济西、汶阳之田是也。不是故地，则连系国家，取邾田自漷水是也。夺取附庸的小国而灭掉它，则避讳不记载侵伐，也只记载‘取’，取根牟、取鄟、取邿、取鄫是也。夺取它而保存其祭祀，则伐邾取须句是也。如果取郓，则是趁乱夺取城邑，所以不详细记载；取阚，则是昭公在外而夺取内邑，又是《春秋》的变例。有人说济西是晋人侵鲁的故疆，当时晋霸正强，岂肯归还土地给鲁国？况且鲁晋不是接壤之国，多么荒谬啊！庐陵李氏说：济西田，左氏、谷梁都认为是曹田，公羊认为是曹所侵鲁的故田，胡氏跟随公羊。济西田首尾三次见于经文：这一年夺取它，曹宣公元年以贿赂齐国，宣公十年齐人归还给我。又说经文记载‘田’十次：桓公元年假许田，宣公元年齐取济西田，十年齐归济西田，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八年韩穿来言汶阳田，襄公十九年取邾田，定公十年齐归郓、讙、龟隂田，哀公二年取漷东田、沂西田，以及这一年。不连系国家的，是我们故田；不是我们田的，则连系国家，邾田是也。漷东、沂西田不连系国家，是承接上文伐邾的经文。○刘氏说：左氏说派臧文仲前往，是不对的。如果真是臧文仲前往，不应该不记载。注解说因为不是聘享、防同所以不记载。按告籴、乞师都记载，为什么请田唯独不记载呢？又说分割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如果这样，应当记载‘取曹田自济水’，不能只说‘取济西田’而已。公羊说避讳取同姓之田，说本来是被晋侯归还，当时不敢久留而夺取，所以坐取邑，也不是对的。诸侯受封自有分地，后来虽然侵夺丧失，有王者兴起，都应当归还，即使取同姓之田，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呢】

公子遂前往晋国。

《左传》记载：襄仲前往晋国，是为了拜谢曹田之事。高氏说：晋国未曾来聘问，而公子遂去年冬天已经聘问，今年春天又去谢恩，取回济西的田地，为什么对晋国如此厚待而对周天子如此薄待呢？汪氏说：宰周公来，而派公子遂报聘，是因为两件事出使；为了恢复济西的田地，则派公子遂再次前往晋国。僖公曾不思量，拥有龟蒙之地，每一寸土地都是天子的赐予，为何对周天子如此轻慢

译尊崇周王室，却对晋国的事务谨慎从事，这难道不是荒谬吗？

译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之事。

《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三次占卜，有的说四次占卜？三次占卜是合乎礼制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为什么三次占卜合乎礼制？为什么四次占卜不合礼制？因为追求吉兆的方法，禘祭和尝祭都不占卜，郊祀为什么要占卜呢？占卜郊祀是不合礼制的。因为郊祀而进行不合礼制的占卜，鲁国的郊祀是不合礼制的。鲁国的郊祀为什么不合礼制？天子祭祀天，诸侯祭祀土。天子有四方望祭之事，无所不通；诸侯的山川如果不在其封疆之内，就不祭祀。

《谷梁传》说：夏四月是不合时节的，四次占卜是不合礼制的。杜氏说：郊祀是用来祭祀天的，不说“郊天”，是因为谦让，不敢直斥尊称。

记载礼制的人说：在郊外祭祀上帝，是为了确定天的位格。礼制在郊外施行，百神就各守其职。《礼记·礼运》疏说：天子至尊，却还在郊外祭祀，以行臣子之礼来侍奉天。百神，是天上的群神。郊祭时礼制完备，星辰就不会差错，所以说“受职”。

鲁国作为诸侯，为什么有郊祀？因为成王认为周公有巨大的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因此，鲁君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辂，戴着弧韣旗帜，有十二旒，绘有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这是天子的礼制。《礼记·明堂位》注说：大辂，是殷代祭天的车。弧，是张挂旗帜幅面的旌旗。其衣叫韣，天子的旌旗上画有日月。

以人臣的身份而使用天子的礼制，可以吗？这是成王过度赏赐，而鲁公伯禽接受了，这是不对的。程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很大，但都是臣子本分内应当做的，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这是成王的赏赐，而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

〇子说：天子的制度，诸侯用来节制，节制没有比僭越更差错的，僭越没有比祭祀更严重的，祭祀没有比祭地更严重的，祭地没有比祭天更严重的。〇子《重黎篇》注说：天子用礼节来制驭五等诸侯，各有序列，不可僭越。礼制的差错没有比僭越更大的，僭越的大者没有比僭越祭祀更大的，既盗用土地，又盗祭天。

诸侯祭祀天，其僭越到了极点。圣人在《春秋》中，想要削除而不记载，就无法记录其过失，作为后世的警戒；全部记载吗，那么既成事实的常有之事不胜枚举。因此，根据礼制的变化而记载在简策上。三山林氏说：三传的说法不过是罪责其屡次占卜的亵渎，饲养牺牲的怠慢，追求小礼而昧于大礼，不知道圣人抓住其非礼的大端。

有的以占卜（襄公七年三次占卜，这一年襄公十一年四次占卜，成公十年五次占卜），有的以时节（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牛伤都在正月，这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十一年占卜郊祀，哀公元年郊祀都在四月，定公十五年郊祀在五月，成公十七年郊祀在九月），有的以望祭（这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还有三次望祭），有的以牺牲（这一年襄公七年免除牺牲），有的以牛（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都因牛伤而改卜，宣公三年，定公十五年牛死，成公七年免除牛）。在变化之中又有变化的，都记载其事。朱子说：如四次占卜，五次占卜，牛伤，牛死，是失礼之中，又失礼也。刘氏说：鲁国的郊祀不合礼制，是明显的。在不合礼制之中，又不合礼制。陈氏说：因为不胜讥讽，只讥讽其甚者罢了。

而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祀和禘祭是不合礼制的，周公之道衰微了。〇杞国的郊祀，是祭祀禹；宋国的郊祀，是祭祀契。这是天子之事，是守成的。《礼记·礼运》疏〇杞郊禹，宋郊契，大概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孙所当守。

说〇杞宋，是夏商的后代，受命于周，作为王室的宾客，统承先王，修治其礼制，他们得以举行郊祀而配以其祖先，不是列国诸侯能比的。张氏说：杞宋的郊祀，是因为他们是二王之后。鲁国使用天子礼乐，必定是成王的意思，不敢以臣下对待周公，就以二王之后对待鲁国，然而这不是周公的本意。以成王尊德乐道之心，是好的。伯禽不应当接受，所以说鲁国的郊祀禘祭不合礼制，周公之道衰微了。意思是周公必定不享受其祭祀。

因此，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祝辞和嘏辞都不敢改变其常古，改变就会乱名犯分，人道的大经就违背了。蒋氏说：杞宋保存禹契的后代，适宜以禹契配天，周祀未绝。鲁国以周公配天，对周公能无愧吗？这是周公所不居的，祭祀的开始。祝以主人的辞告神，祭祀的结束。嘏以神的辞致福于主人，二者都依旧礼，无敢改变其常事，古法今以诸侯僭天子之事，不因其常古，则忠孝报反之义，名称位号之别素乱，变更而失其正也。

所以说：郊社之礼，是用来侍奉上帝的；宗庙之礼，是用来祭祀祖先的。明白了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就像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楚吗？庶民不得祭祀五祀，大夫不得祭祀社稷，诸侯不得祭祀天地，不是故意要区分等级，大概是不易的定理。知道其理不可改变，就安于分守，没有僭越之心了。治理天下国家吗？有什么难的。

《家语》定公问曰：寡人听说郊祀而莫同。孔子说：郊祀之祭，是迎接长至之日，大报本而主日，配以月。所以周朝开始郊祀，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启蛰之月，则又

译在郊外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这两项是天下通用的礼仪。鲁国没有冬至时在郊外举行大祭的典礼，因为礼制等级低于天子，所以与天子不同。祭祀上帝的牛角如茧栗般细小，必须在涤宫饲养三个月；祭祀后稷的牛只要具备牺牲的条件，使用赤色的牛，是崇尚赤色；使用小牛，是重视诚意；清扫地面进行祭祀，是重视质朴；祭器使用陶器和匏器，是象征天地的本性。

我听说天子占卜郊祭，就在祖庙接受命令，并在祢宫钻灼龟甲。占卜的那天，君王亲自站在泽宫，听取誓命。占卜结束后，在库门之内传达命令。啖氏说：天子在冬至祭祀上帝，又在夏历孟春在郊外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所以称为郊祭。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特意在孟春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也称为郊祭。郊祭都使用辛日，所以在二月占卜三月的上辛日，如果不吉利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利就占卜下辛日，这就是所谓的吉事要靠近近日。如果占卜三个月都不吉利，就不举行郊祭。凡是牺牲必须饲养两头牛，一头用来祭祀上帝，一头用来祭祀后稷。如果帝牛出现变故，就改卜稷牛来代替，另外用别的牛作为稷牛。如果占卜稷牛不吉利，以及稷牛又死亡，也都不能举行郊祭。凡是占卜郊祭都要占卜免除牺牲，如果占卜免除牺牲吉利就免除，不吉利就只是不举行郊祭罢了，不敢免除系养的牺牲，等到明年免除牺牲时占卜使用未成年的牺牲，称为牛牲受伤，也叫牛。

孙氏说：鲁国是诸侯却使用天子的祭祀，僭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有时因为它的亵渎混乱不合时宜，有时因为灾异显示变故，来彰显它僭越天子的罪恶。临川吴氏说：经书中记载郊祭的有九次，龟甲违背的有四次，牛灾的有四次，不合时宜大不敬的有一次。大概鲁国郊祭虽然僭越实行已久，视为常事所以不全部记载，只有占卜不从、牛有变故，以及不合时宜的大异于常时才记载，借此来显示它僭越礼制。三次占卜不从而不举行郊祭，是正确的；三次不吉利而占卜到第四次，四次不吉利而占卜到第五次，亵渎太严重了。牛灾接连发生，也可以看出鲁国郊祭的僭越，鬼神不赞同。四月、五月固然不合时宜，还是夏历的春季；九月，是夏历的孟秋，不占卜日期，不占卜牺牲，却强行使用这种礼仪，特别记载用月，是因为不敬的程度太大。

汪氏说：《左传》、《家语》都说鲁国在启蛰时举行郊祭。朱子说是夏历的孟春，汉大初历以前以启蛰为正月的中气。然而啖氏说以周历的二月占卜三月，并且辩驳《谷梁传》以周历的十二月占卜正月是不对的。现在考察宣公三年、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改卜牛，都在正月。大概成王所赐的只是祈求谷物丰收的郊祭，乃是夏历的孟春。啖氏所说占卜从二月下旬开始直到三月上旬，是礼制的正统；《谷梁传》所说占卜从十二月开始，是礼制尚未失传。所以子服惠伯说：“鲁国将要在十月的上辛日有事于上帝。”孟献子说：“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为周历的正月；《郊特牲》疏中崔氏、皇氏采用王肃的说法，又说鲁国冬至郊祭天，建寅之月又郊祭祈求谷物，都是因为鲁国郊祭不合时宜而误判。《圣证论》引用《谷梁传》的话说：“鲁国只举行一次郊祭，有时用子月，有时用寅月。”大概鲁国郊祭不合时宜，有时僭越天子冬至的日期而失之太早，有时超过启蛰的节气则失之后时。有人说占卜从建子之月开始，又说郊祭不是祈求农事，这就与程子“冬祀圜丘，春祈谷”的说法不同了。

庐陵李氏说：“鲁国有郊祭，为什么呢？”程子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大的功勋劳绩，赐给鲁国重祭。”这是主要依据《礼记·明堂位》及《礼运》等说法，三传都相同。只有临江刘氏认为成王是周朝的盛王，未必过度赏赐，所以认为鲁国有郊祭是惠公请求的，引用《史记》说：“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求郊庙之礼，天子派史角前往，惠公挽留他。”后来实际上是墨子在鲁国学习，陈氏采用他的说法，历数东迁以来，秦襄公祭祀西畤，齐桓公想要封禅，晋国郊祭鲧等事证，说这些都是东迁之后的礼制，并且引用定公四年祝鮀列举成王命令鲁国的言辞，没有提到郊祀等，辩驳非常详尽。桓公、文公执政时不知出处，而祝鮀的话也有“备物典册”的语句，所以又不敢因此完全抛弃《礼记》等书。

又说：“郊祭使用占卜，为什么呢？”古代大事都决定于占卜。《公羊传》认为天子郊祭是常事就不占卜，鲁国郊祭非常，所以占卜。占卜止于三次，吉利就进行，不吉利就停止。《左氏传》认为常礼不占卜，只占卜牺牲和日期。按照周朝祭祀五帝，前期太宰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那么天子也占卜，只是所占卜的不过是日期和牺牲而已。《春秋》所记载的也是占卜日期和牺牲。

译不听从占卜，于是免除牺牲。

《公羊传》问：为什么有的说免除牺牲，有的说免除牛？免除牺牲，是合乎礼的；免除牛，是不合礼的。免除牛为什么不合礼？因为受伤的叫牛。《谷梁传》说：免除牺牲，要给它穿上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裳，由主管官员穿着礼服捧着送到南郊；免除牛也是这样。“乃”是表示事情出乎人意料的语气词。范氏说：出乎意料，是说没有贤人，讥讽僖公不恭敬。杜氏说：免就是放走的意思。

古时候重大事情由占卜决定。《周礼·太宰》说：祭祀前十天，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于是告诫。《大宗伯》说：凡是祭祀大神，率领办事人员占卜日期。所以《洪范》中考察疑难，唯独以龟卜为主。《尚书·洪范》说：龟卜吉利，蓍草占卜不吉利，做内部事务吉利。注解说：内部指祭祀等事务。占卜而不吉利，就不去郊祭了，所以要免除牺牲。刘氏说：所谓不吉利，是指日期不吉利。不吉利就不敢去郊祭，所以必须免除牺牲。汪氏说：免除牺牲不说不去郊祭，大概是因为占卜免除牺牲吉利，就不能去郊祭了。免除牛还可以再占卜牛，所以又说“不郊”。庐陵李氏说：不去郊祭却有的说免除牺牲，有的说免除牛，为什么呢？凡是不去郊祭都要占卜免除牺牲。占卜免除牺牲吉利，就免除它；不吉利，就不免除。记载“免除牺牲”就表明不去郊祭了。僖公三十一年、襄公七年只记载“免除牺牲”，就是这样。如果不去郊祭而不举行免除牺牲的礼仪，就不记载“免除牺牲”。成公十年、襄公十一年只记载“不郊”，为什么呢？如果牛死了，就没有可以免除的了。宣公二年牛死了才不去郊祭，就是这样。唯独成公七年既记载“免除牛”，又记载“不郊”，为什么呢？《谷梁传》说：免除牺牲不记载“不郊”，免除牛也是这样。这里经文又记载“不郊”，大概是因为僖公免除牛与三望同时发生，所以省略了“不郊”的文字。现在春天免除牛而夏天三望，所以必须记载“不郊”来表明这一点。免除牺牲，给它穿上黑色上衣、浅红色下裳，捧着它去南郊，天的位置归于阳气。已经受伤称为“牛”，却还不免除，为什么呢？曾经把它置于上帝面前了。占卜后才免除它，不敢擅自决定。

仍然举行三望。

《左传》说：“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这是不合礼的。仍然举行三望，也是不合礼的。礼制不占卜常规祭祀，却占卜牺牲，占卜牛叫卜牲，占卜日期叫卜日。牺牲备齐后才占卜郊祭，是君主怠慢。三望，是郊祭中次要的。不去郊祭，也没有必要举行三望。”《公羊传》说：“三望，是什么？是望祭。那么祭祀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为什么祭祀泰山、黄河、大海？山川有能滋润百里范围的，天子按等级祭祀它们。碰到石头就涌出云气，像皮肤和寸许那样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就遍布天下降雨的，只有泰山。黄河、大海滋润千里。”“犹，是什么？意思是本来可以停止。为什么记载？讥讽不去郊祭却举行望祭。”《谷梁传》说：“犹，是可以停止的语气词。”

是望祭。杜氏说：远远望着祭祀。有虞氏接受天命而望祭，依据的是类祭；巡视守土而望祭，依据的是柴祭。《尚书·舜典》说：在上帝那里举行类祭，望祭山川。蔡氏说：不是常规祭祀而向天告祭，其礼仪依照郊祭进行，所以叫类。又说：到达岱宗，举行柴祭，按等级望祭山川。传文说：柴，焚烧柴草以告天。这都是天子的事务。现在鲁国不去郊祭却举行望祭，所以特别记载为“犹”。“犹”是可以停止的意思。啖氏说：郊祭后必定望祭，如果不郊祭就不应当望祭，记载“犹”是不合礼的。朱熹说：犹三望，是不必望祭却仍然望祭；犹绎，是不必绎祭却仍然绎祭。汪氏说：犹三望、犹绎，讥讽他们可以停止却不知道停止，不应当做却做了；犹朝于庙，庆幸他们不可停止而没有停止，应当做却做了。美和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词语。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犹三望”、“犹朝于庙”、“犹绎”。三望与绎，是讥讽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词语；朝庙，是庆幸不可停止而没有停止的词语。

为什么说三望呢？天子有方望，无所不通。何氏说：指祭祀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以及其余山川，尽八极之内，天所覆盖、地所承载的地方，无所不至。诸侯如果不是名山大川在其封地内的，就不祭祀。何氏说：所以知道鲁国郊祭是不合礼的。《礼记·王制》说：诸侯祭祀名山大川，只祭祀在其地内的。鲁国可以使用重礼，比照王室则减杀，所以望祭只限于三个；比照诸侯则隆重，所以黄河、大海虽然不在其封地内也祭祀，但这不是诸侯所能做的。茅堂胡氏说：三代命祀，祭祀不超越望祭。孔子认为知道大道却不居其位，不行其礼。临川吴氏说：天子郊祀上帝，必定望祭山川。望祭在郊祀之后，因为郊祭而望祭。鲁国是诸侯，因为成王的恩赐允许使用王礼，四望缺其一，减杀于天子。然而郊礼既废，望礼可以不举行。鲁国既不郊祭却仍然三望，所以记载以讥讽其不合礼。汪氏说：《周官》四望，大概是望四方。现在鲁国三望，大概是泰山在鲁国西，大海在鲁国东，而黄河在鲁国北，减杀天子之礼。刘氏说：左氏说牛卜日叫卜牲，牺牲备齐后卜郊，是君主怠慢，这是不对的。系，就是牲，牲的名字很久了，何必一定要卜日呢？况且鲁国人必定不会先卜牲日而后卜郊。卜郊是卜日期吉利与否，不是卜郊祭可否。

大概怀疑鲁国的占卜是卜郊祭可否，所以误传了。孙氏说：公羊说泰山、黄河、大海，郑氏说大海、泰山、淮河，杜预说是分野之星及境内山川。根据郑、杜的说法，只是诸侯祭祀其封地内罢了。况且黄河、大海、淮河不在鲁国封地内，而且诸侯没有祭祀分野星辰的事，况且鲁国既然僭越天子，大概是在四望之中祭祀其中大的三个罢了。公羊说得对。

译张氏说：郑玄、杜预恐怕是主观臆测，大概因为天子有四望之祭，周王虽然命令鲁国举行郊祀，但鲁国只实行祈谷的郊祀。现在鲁国得以举行望祭，只是比照天子缺少其中一项，所以“三望”与“郊”在史书上的记载没有区别，而史书用“犹”字，是说鲁国不应当望祭却去望祭。如果鲁国的望祭不出国境，为什么用“犹”字来讥讽它呢？这难道和“壬午犹绎”的记载一样吗？《公羊传》的说法必定有所传承。庐陵李氏说：“三望”的异同之处在哪里呢？解说《左传》的人认为“三望”是分野之星及其封域内的山川；解说《公羊传》的人认为“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解说《谷梁传》的人认为“三望”是东海、泰山、淮河。依据这三家的说法，都不认为“三望”本身是非礼的，只是讥讽鲁国舍弃郊祀而举行望祭，这已经错了。况且“望”是祭祀山川的名称，怎么能把它当作分野之星呢？如果把“三望”当作鲁国封域内、鲁国有权祭祀的对象，那么常事就不应记载了。胡氏采纳《公羊传》的说法，认为“三望”是泰山、黄河、大海，泰山是鲁国有权祭祀的，黄河、大海不在鲁国封域内，所以不应当祭祀。然而既然说鲁国比照王室而减省，所以望祭只有三项，又采用朱常文的说法说：礼制规定天子有四望，鲁国只得以祭祀泰山，其余三项望祭是僭越礼制，所以史书予以记载。那么这是说鲁国在祭祀泰山之外，还有三项望祭，这与前面的说法稍有矛盾了。总之后面的说法是对的，又说“三望”记载“犹”字是什么意思呢？“犹”是可以停止的意思。三家传注都相合，但各传都因大礼不举而感到遗憾，胡氏却唯独以僭越礼制未能完全革除来进行讥讽，那么措辞虽然相同但意思却不同了。胡氏的说法是对的。苏氏说：像这样却仍然像这样做的，是表示程度严重的词语；不像这样却仍然像这样做的，是表示庆幸的词语。这个说法阐发两个“犹”字的意思非常好，但把“犹三望”当作表示庆幸的词语，就错了。

译秋季七月。

附录：《左传》记载，秋季，晋国在清原举行军事演习，设立五军以抵御狄人，赵衰担任卿职。

冬季，杞国的伯姬前来鲁国为儿子求娶媳妇。

《公羊传》问：经文说“来求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兄弟之间关系的辞令。称“妇”，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示有婆婆在的辞令。《谷梁传》说：妇女已经出嫁，不应越过国境。杞伯姬来求娶媳妇，是不合礼制的。杞伯姬亲自前来迎娶媳妇，而史官予以记载，是因为鲁公亲自作为主婚人，失去了应有的等级秩序，所以记载下来。杞伯姬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她来求娶媳妇，为什么也要记载？是为了表明妇女不应干预国家政事。王后的诏命，不颁布于天下；夫人的教令，不施行于国境之内。婚姻是重大的事情。难道没有君主吗？却由夫人来主持，所以特别记载在简策上，作为妇女扰乱政事的警戒。家氏说：本国女子出嫁而夫人亲自前来，必须详细记载此事，以示区别，远离嫌疑。母亲为儿子求娶媳妇，尚且说不可，何况是其他情况呢？如果这种礼义得以实行，就不会有吕后、武后的祸患了。汪氏说：西汉吕后在高帝时参与政事，最终导致临朝称制，封诸吕为王，几乎危及刘氏江山；唐代武后在高宗时参与政事，最终导致废黜中宗，自己登上皇位，改唐为周。临川吴氏说：杞伯姬亲自前来求娶媳妇，大概怀疑如果不亲自前来，就得不到媳妇。她求娶并得到了僖公的女儿叔姬作为桓公的夫人，经文中没有记载叔姬归国，因为婚姻是常事，通常不记载。直到成公时期叔姬被休弃，才在经文中显现。杞伯姬在庄公时期一次防地之行就亲自前来，已经不合礼制了。僖公五年，她挟持长子代替君父来朝见，长子成公去世后，次子桓公继位，朝见时遭受卑小国家的侮辱，又被接纳，所以二十八年杞伯姬又前来，这一年又前来求娶媳妇，当时杞伯姬年龄接近七十岁了，不顾其行为违背礼制，意图亲近鲁国借以援助，来扶持她弱小年幼的儿子。张氏说：成公时期叔姬未能善终，或许根源就在这里。与陆氏说：经文直接记载此事，是为了记录其不合礼制。《公羊传》说是兄弟之辞，有什么意义呢？

狄人包围卫国。

蜀地杜氏说：狄人包围卫国，晋文公不能驱除他们，记载此事以记下他的过错。临川吴氏说：狄人去年侵犯齐国，现在又包围卫国，如果没有晋国的霸权，难道是因为晋文公在狄人那里居住时间久而让他们这样做吗？

十二月，卫国迁都到帝丘。

《左传》记载，占卜说：“三百年后。”卫成公梦见康叔说：“相国夺走了我的祭享。”成公命令祭祀相国，宁武子不同意，说：“鬼神如果不是同族，不会享用祭祀。”相国什么事？相国不再受享在这里已经很久了，这不是卫国的罪过，不可以借此间隔成王、周公的命祀，请求更改祭祀的命令。

帝丘，即东郡濮阳，是颛顼的故都，也是卫国的土地。狄人曾经迫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而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戎人曾经在楚丘讨伐凡伯，而卫国不能解救王臣的祸患。后来卫国终于被狄人所灭，向东迁徙渡过黄河。齐桓公驱除戎狄，重新封立卫国，而卫国忘记了亡国的教训。现在又被狄人包围，迁都到帝丘，是为了躲避狄人的灾难。而中原衰微，强暴欺凌，卫侯不能在政治上自强，晋文公没有救卫国安定诸夏的功绩，都可见了。张氏说：狄人在闵公二年入侵卫国，齐桓公救援并封立卫国，从此狄人不敢对卫国用兵，这是齐桓公的功劳。齐桓公去世后，卫文公忘记了齐国的大恩，跟随宋襄公讨伐齐国，杀害嫡嗣而立不正之人，于是狄人借义讨伐卫国，卫国忘恩而开启狄人攻寇，大概始于此时。自从晋文公兴起，不再互相侵伐攻打了。现在又逼迫卫国，导致其迁都，这就是胡氏归罪于晋文公的原因。家氏说：齐桓公晚年不能救援黄国，还可以说是黄国遥远而力量达不到。卫国靠近晋国，不是力量达不到，而是休戚不相关，还怎么能作为盟主呢？

附录：《左传》记载，郑国的泄驾厌恶公子瑕，郑伯也厌恶他，所以公子瑕出逃到楚国。

癸襄王十四年。三十有二年。

春季，周王正月。

附录：《左传》记载，春季，楚国的斗章请求与晋国讲和，晋国的阳处父回报他，晋楚开始互通使节。

夏季四月己丑日，郑伯捷去世。

卫国人侵犯狄人。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左传》记载，夏季，狄人发生内乱，卫国人侵犯狄人。狄人请求讲和。秋季，卫国人同狄人结盟。

按照《左传》的记载，狄人发生内乱，卫国人侵犯狄人。杜氏说：这是报复前年狄人包围卫国。临川吴氏说：卫国畏惧狄人的强大，迁都以躲避他们，现在趁着狄人内乱，才敢用军队攻打其边境，说“侵”而不说“伐”，是不敢声讨其罪而征讨他们。狄人请求讲和，卫国人同狄人结盟。经文没有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狄人那里结盟。再次记载“卫人”而称“及”，是为了归罪于卫国。汪氏说：记载“及”，说明结盟是卫国人所想要的。结盟，是中原诸侯的礼仪，衰败时代的事情，已经不是《春秋》所推崇的，何况是与戎狄豺狼，就在他们的庐帐中，杀牲歃血以约束他们呢？蜀地杜氏说：卫国人不继续讨伐狄人，反而与他们讲和，进而结盟，《春秋》防备戎狄尚且不可，何况结盟呢？张氏说：不是同族，却到他们的庐帐中去结盟，于是开始有像唐德宗平凉之辱那样的事情了，所以特别记载以示警戒。

译冬季十二月己卯日，晋侯重耳去世。

《左传》记载：冬季，晋文公去世。庚辰日，将灵柩送往曲沃安葬，灵柩刚出绛城，发出如牛叫般的声音。卜偃让大夫们行拜礼说：“国君命令我们处理大事，将有西边的军队经过我国，攻击他们必定大获全胜。”

郑国派子犯向秦国报告说：“郑国人让我掌管他们北门的钥匙，如果你们暗中派兵前来，国家就可以得到。”秦穆公就此事咨询蹇叔。蹇叔说：“使军队劳累去偷袭远方的国家，我没听说过这样做。军队劳累力气耗尽，远方的君主又有所防备，恐怕不行吧？军队的行动，郑国必定会知道，徒劳无功，士兵必定会产生怨恨之心。况且行军千里，谁会不知道呢？”秦穆公拒绝了蹇叔的意见。召来孟明、西乞、白乙，让他们从东门之外出兵。蹇叔哭着送他们说：“孟明啊，我只看到军队出发，却看不到他们回来了。”秦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如果你只活到中等寿命，你坟上的树都已经合抱粗了。”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军队，哭着送他说：“晋国人抵御我军，必定在殽山。殽山有两座山陵，南边的山陵，是夏后皋的墓地；北边的山陵，是周文王躲避风雨的地方。你们必定死在这两地之间，我将在那里收拾你们的尸骨。”秦军于是向东进发。

译据《左氏传》记载，秦穆公接纳晋文公以及在高梁杀死怀公，事情记载得很详细，而《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向鲁国报告。徐邈说：诸侯之间有朝见聘问的礼仪，有通报国事的命令，用来敦厚交好，沟通忧患。如果邻国相望，而情志隔绝，存亡祸福不相互关联，那么别国的史官就没有理由记载。鲁国的政令虽然衰微，但典章法度还在，史册所记录的，不违背常法，其文字足以证明孔子修史的事迹，仍然是依据史官原有的记录，可以删减而不能增补。【啖氏说：别国的事如果不凭借通报的命令，从哪里得到记载呢？只是记载所报告的事，判定其善恶，用文字进行褒贬罢了。也记载，况且列国很多，如果盟会征伐、丧葬纪事不报告也记载，那就记不胜记了。汪氏说：《左传》所记载的各国事，《春秋》没有记载的很多，如周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奔燕国、陈国太子免被杀、郑国弑杀昭公及子亹子仪、卫成公杀叔武、曹国公子负刍杀太子之类，都是当时没有向鲁国报告，鲁国史官不写在简策上，所以《春秋》无法记载，并不是孔子删削的。大概《左传》所依据的是各国的史书，而孔子笔削依据的是鲁国的史书，所以详略不同也是应该的。庐陵李氏说：晋文公在二十四年回国，到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才开始称霸，直到三十二年，共五年。李氏说：晋国有两个文公的功业，大概是文侯和文公。史书记录文侯受命，在艰难中捍卫周王，赐给他黑黍酒，成为东周的贤侯，《春秋》详细记载文公的霸业，大概是继承了文侯的家法。文公的兴起，其事比齐桓公容易，本来就有渊源。然而文公回国后，其事不记载在经上的共有四年，即使有拥立周王的懿德功绩也被删削而不显现，到二十八年一简之中，却五次提起晋侯，不认为繁琐，为什么呢？大概自从武公以支庶取代宗子，兼并专立，读《无衣》之诗，即使是晋国的臣民也不能自安。《春秋》因此贬斥晋国，不记载文公出奔又回国，国内有什么可承继？有什么可禀受？经书又略去，勤王固然是大美，但只是以求取诸侯利益之心而为之，难道真的懂得君臣之义吗？到二十八年，晋楚之事关系到天下的盛衰，不系于一国的得失，《春秋》深深抑制楚国，所以急于肯定晋国，那么晋国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功绩了。这就是他与桓公并称的原因吗？大概桓文虽然并称，但文公本来就不是桓公的匹敌。桓公二十多年蓄积威势，才能问罪于楚国，文公一次出兵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屡次盟会屡次防备，晚年才开始防备。宰周公、文公再次会合，而温地之事敏捷于葵丘。桓公终身与诸侯在鄄地会盟，失去鲁国的盟约；在幽地失去卫国，在首止失去郑国，在葵丘失去陈国。文公三次会盟而大，诸侯小伯没有不到的。他得到诸侯的拥护又盛于桓公，而说文公不是桓公的匹敌，为什么呢？文公之功多于桓公，罪也多于桓公。事速成于桓公，义尤坏于桓公。名盛于桓公，实衰于桓公。《春秋》不以功掩盖罪，不以罪掩盖义，不以名诬蔑实，这就是他不是桓公匹敌的原因吗？桓公得到江、黄而不用于伐楚，文公认为不招致秦国就不能与楚国争胜，抑制而秦国兴起了。这是桓公不肯做的。桓公会盟不靠近山川，盟誓不加上王人，文公会盟在畿内就抗命了，盟誓子虎就悖逆了。这是桓公不敢做的。桓公宁可不得郑国，不接纳子华，怕他奖臣抑君，不可以为训。文公为元咺执君，那么三纲五常于是废弛了。这又是桓公不忍做的。孔子正与诈的辨别，难道不深切明显吗】

【甲襄王二午十五年】三十三年【晋襄公欢元年，齐昭公六年，卫成公六年，蔡庄公十九年，郑穆公兰元年，曹共公二十六年，陈共公五年，杞桓公十年，宋成公十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楚成公四十五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传》：秦军经过周都北门，左右士兵脱下头盔下车，跃上车驾的有三百辆。王孙满还年幼，观看后，对王说：“秦军轻佻而无礼，必败。轻佻则少谋，无礼则散漫。进入险境而散漫，又不能谋划，能不失败吗？”到了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地做买卖，遇到秦军，用十二头牛犒劳军队，说：“敝国国君听说您将要率军经过敝国，敢来犒劳随从的人。敝国不丰厚，为了随从的人停留，住下就准备一天的粮食，出行就准备一夜的护卫。并且派快马报告郑国。”郑穆公派人查看客馆，已经装载好车辆，磨好兵器，喂好马匹了。派皇武子辞谢说：“您在敝国停留久了，只是干肉、粮食、活畜都耗尽了。为了您将要出发，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您取那里的麋鹿，以宽缓敝国，如何？”弦高逃奔齐国，逢孙、杨孙逃奔宋国。孟明说：“郑国有准备了，不可指望了。攻打不能攻克，围困不能持续，我们还是回去吧。”灭掉滑国而返回。《谷梁传》：滑国是伯爵。茅堂胡氏说：“秦人灭滑而记载为入，是因为不能占有其地，不是没有灭掉它，而是放纵其悖逆之心，无故灭人的罪过就显着了。”张氏说：“不记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是归罪于他们。”汪氏说：“滑国是伯爵，庄公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二十年郑公子士泄、堵寇率师”

译曾经攻入过滑国。大概是因为滑国靠近郑国，所以秦国虽然灭掉了它，却没有占有它的土地。

译齐侯派遣国归父前来鲁国聘问。

《左传》记载：齐国的国庄子前来聘问，从郊外慰劳到赠送财物，礼仪完备且敏捷周到。臧文仲对鲁公说：“国子执政，齐国尚且讲究礼仪，国君您应当去朝见齐侯。”我听说，顺从有礼的国家，是保卫社稷的方法。临川吴氏说：“僖公二十六年有讨伐齐国夺取谷地的怨恨，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称霸后，公子遂出使齐国以化解仇怨并修好，过了六年国归父前来回报公子遂的聘问。”

夏季四月辛巳日，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了秦国。【“败”音必迈。在“败秦”之下，《左传》和《谷梁传》有“师”字。程子曰：晋国不称国君，是因为居丧守制，不可随从戎狄作战。忘记亲恩、背弃恩惠，罪过极大。秦国无道，越过晋国和周王室去偷袭别人，众人共同愤恨。所以史书称“晋人”，称“及姜戎”也是同样的道理】

癸巳日，安葬晋文公。

【《谷梁传》说：记载日期表示情况危急，未能按时安葬。高氏说：这显示出襄公父亲去世尚未安葬，就急于发动战争】

狄人侵犯齐国。

【《左传》说：趁着晋国办丧事。临川吴氏说：“僖公三十年狄人侵犯齐国，《左传》认为是趁晋国担忧郑国和虞国。这一年狄人侵犯齐国，《左传》认为是趁晋国办丧事。狄人之所以敢侵犯齐国，是趁晋国有后顾之忧，又趁晋国办丧事，那么狄人并非没有畏惧晋国之心。晋国放纵狄人而不加以抵御，这是可以指责的】

鲁公讨伐邾国，夺取了訾娄。【“訾”音子斯。訾娄，公羊传作丛谷，谷梁传作訾楼】

秋季，公子遂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左传》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秋天，襄仲再次讨伐邾国】

按照《左传》记载，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是为了报复升陉之战。邾国人没有设防，襄仲再次讨伐他们。这都是不能克制愤怒和欲望，报复怨恨、贪图利益，倚仗强大欺凌弱小，是不义的军队。直接记录其事，罪过自然显现。有人说：夺取须句、訾娄，是有原因的。讨伐邾国多达两三次，思念母亲的情意很深切。然而思念母亲，必定应当合乎礼义。鲁平王不安抚本国百姓，却远在母亲娘家屯兵戍守，诗人讽刺他，孔子记录下来【见《诗经·王风·扬之水》小序】。鲁僖公因为成风对自己有功，超越礼制尊崇她的身份【僖公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用致礼尊为夫人】，违背道义报复她的怨恨，残害百姓、兴师动众，夺取别人的城邑，难道这样就可以吗？【张氏说：僖公怀有升陉之战的怨恨，因晋文公正称霸而未敢兴师报复。如今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和狄国内部混乱，所以鲁君臣趁晋国有事而接连讨伐邾国以谋取利益，其事直接记录，罪过就显现了。薛氏说：升陉之战已是十年前的事，邾国从未侵犯我国。夏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其邑；秋天，公子遂又讨伐它，太没有名分了。家氏说：齐桓公死后，宋国和楚国争夺霸权，鲁国趁机讨伐邾国，一年之内两次。如今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和晋国交战，鲁国又趁机讨伐邾国，一年之内两次，每次趁霸主国家多事而侵凌小国，《春秋》全部记载，是为了贬斥】

晋国人在箕地打败狄人。

【《左传》说：狄人讨伐晋国到达箕地。八月戊子日，晋侯在箕地打败狄人。郤缺俘获白狄首领。先轸说：“匹夫在国君面前逞志而不受惩罚，我怎敢不自罚？”他脱下头盔进入狄军，战死。狄人归还他的头颅，面貌如同生前。起初，臼季出使经过冀地，看见冀缺在锄草，他的妻子送饭给他，两人恭敬相待如同宾客。臼季与他同归，向文公进言说：“恭敬是德行的聚集，能恭敬必定有德行。用德行治理百姓，国君请任用他。”我听说：“出门像对待宾客，做事像举行祭祀，这是仁的原则。”文公说：“他的父亲有罪，可以吗？”回答说：“舜惩罚了鲧，却举用了鲧的儿子禹。管敬仲是齐桓公的仇人，实际上却辅佐他成就霸业。《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敬，互不相及。’《诗经》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嫌弃根茎。’国君取其节操即可。”文公任命他为下军大夫。从箕地返回后，襄公以三命任命先且居统领中军，以再命任命先茅之县赏赐胥臣，说：“举荐郤缺是你的功劳。”以一命任命郤缺为卿，恢复给他冀地。亦未有军行丘任辅说：“白狄是狄的别种，西部属于雍州，靠近秦国。”杜氏说：“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面临临川。”吴氏说：“秦国和晋国共同围攻郑国，秦国擅自与郑国结盟，晋文公不忍心讨伐秦军。狄人曾经侵犯齐国，又围攻卫国，晋文公顺从他们寇掠中原。大概因为晋文公流亡时在狄国，回国时经过秦国，都曾受过他们的恩惠。如今晋襄公继承霸业，虽然担心霸权不立，而霸业逐渐衰落，所以急切地以衰败的服从来对待戎狄。既打败秦国，又打败狄人。”陈氏说：“晋国率领天下诸侯兴起霸业，前年狄人侵犯齐国，去年狄人围攻卫国，卫国因此迁都帝丘，而晋国不能救援，于是狄人讨伐晋国，晋国勉强取胜，所以晋侯被贬称为人，是批评晋国。家氏说：“将领地位低微，兵力薄弱，不是中原诸侯的对手，所以不记载‘战’而只记载‘败’】

冬季，十月，鲁公前往齐国。十二月，鲁公从齐国返回。

【张氏说：比较此事来看，趁晋国多事而虐待邾国，所以因齐国聘问而朝见齐国，以自我依托。蜀杜氏说：讥讽鲁公亲自前往，以回报大夫的聘问。薛氏说：周公下聘，而卿入朝拜见；邻国聘问，而国君前往朝见，轻重不分，不能说是合乎礼制了。汪氏说：天王派遣宰周公前来聘问，以三公

译冢宰地位尊贵，屈尊降临鲁国，这确实是超越常规的礼遇。僖公不能亲自入朝觐见天子，恭敬地拜受恩宠荣光，却派遣公子遂回报聘问，又因两件事出使，几乎就像与邾国、滕国交往那样随意。如今齐侯派遣国归父来聘问，不过是邻国交往的常规礼仪，命令大夫前往答谢他的勤勉，这就足够了。然而僖公却亲自前往朝见，对应该厚待的（周天子）反而轻慢，对应该轻慢的（齐国）反而厚待。《春秋》自庄公娶仇敌之女之后，前往齐国的记载没有像这样严重的，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表明僖公轻慢周王而畏惧大国。庐陵李氏说：晋襄公刚即位，霸业尚未确定，秦国窥视郑国，齐国聘问鲁国，都怀有争夺霸权的志向。晋襄公只担忧外患，而将齐鲁之间的交往置之度外，所以不到一年霸业就再次兴盛，这也是善于继承父业的人啊。《春秋》记载败秦、败狄、如齐、伐许，在一年之内，这难道是晋国霸业断绝与延续的关头，以及三大强国相互窥伺的时期吗？

译乙巳日，僖公在小寝去世。

《左传》记载：冬天，僖公前往齐国，朝见齐侯并吊唁，因为狄人的军队逼近。回国后，僖公在小寝去世，小寝就是安寝之处。《谷梁传》说：小寝不是正寝。

左氏说：就是安寝之处。杜氏说：小寝是内寝。这是讥讽僖公就着安逸之处，没有死在路寝。按照周代的制度，王宫有六座寝殿，路寝一座，小寝五座。国君日出时防备早朝，退朝后到路寝听政，派人防备大夫退朝，然后才到小寝脱下礼服。所以路寝是处理政务的地方，而小寝是宴饮休息的地方。《公羊传》认为西宫是小寝，曾子认为诸侯有三座宫殿，那么列国的制度大概比王制有所降低。但认为路寝是正寝这一点，则是一样的。国君死不在路寝，就是不合乎正道。曾子说：我能够合乎正道而死，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古人看重合乎正道，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凡是这些直接记载而意义自然显现的。家氏说：死在小寝，是因为地点不合乎礼制。鲁国各位国君死在路寝的有三位，死在小寝、台下、楚宫、高寝的各有一位。当病情危重时应当居住在正寝，这就是所谓合乎正道而死。周成王将要去世时，洗漱整理，穿戴冕服，靠着玉几，向公卿大臣发布命令，让他们辅佐长子，引导他渡过众多艰难。这是人君死在正寝的事情。如果不是平时修养有素，神明不乱，怎么能尽到临终的礼节呢？庐陵李氏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确实是鲁国的贤君。在他即位初期，对内任用公子友、臧文仲，对外则坚定地侍奉齐桓公，所以能够清除庆父的奸邪祸害，使鲁国从危险中恢复安定。从十七年以前，除了跟随齐国防盟、征伐外，鲁国见于《春秋》的事很少。看《诗经》所颂扬的，如务农重谷，就是勤于为民；春秋享祀，就是谨慎地奉祀祖先；建立閟宫、恢复泮宫、战胜淮夷、牧养垌野，虽然是一时夸大的言辞，有过其实，但礼乐政事的修明，君臣上下的和谐治理，大概可以想见了。但是盟会于柽地还未返回，就遭遇了邾国军队的失败；葵丘会盟稍有懈怠，就肆意享乐于阳谷。那么僖公难道真能用礼信辅佐齐国吗？后来宋襄公继起，虽然他的霸业不足以得到鲁国的支持，但与其向南跟随楚国，哪里比得上尊奖先代，协赞姻亲邻国，作为中原的重镇呢？竟然向荆蛮乞求军队，引导他们去讨伐齐、宋，他的过失太大了。大概自十六年季友死后，臧文仲窃据高位，公子遂专权，如灭项、防楚等过失，都详细记载在《春秋》中。如果不是晋文公凭借一战胜楚，那么中原沦陷的祸患，僖公怎么能逃避责任呢？先儒说：抛弃夏盟而依附楚国，就有跟随狄人的过失；先晋室而后周室，就没有敬奉君主的节操。须句的功劳不足以掩盖升陉的耻辱，取谷的军队不足以洗刷至酅的羞耻，这是僖公不能完全成为贤侯的原因，何况季友接受费邑而季孙氏开始兴起？公孙兹率领军队而叔孙氏开始兴起？公孙敖率领军队而孟孙氏开始兴起？三桓的基础，都始于僖公时期，那么僖公也是鲁国功劳的首领，罪行的魁首吗？

降霜没有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了果实。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不合时宜。《谷梁传》说：不该杀而杀了，是举重；该杀而不杀，是举轻。“实”的意思是，确实如此。

鲁哀公问孔子：“《春秋》记载陨霜不杀草，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孔子说：“这是说可以杀。该杀而不杀，那么李梅在冬天结果，上天失去了常道，草木尚且干犯它，何况君主呢？何氏说：周历的十二月，是夏历的十月。草木降霜而不死，万物到了应当降霜的时候，根生的植物反而繁荣，阴气借用了阳气的威势，这是禄位离开公室，政令在公子遂手中的应验。临川吴氏说：‘霜应当重却没能杀死草木，李梅再次开花而结成果实，都是冬天温暖的灾异征兆。’刘氏说：‘九月的卦象是剥卦，卦象落下万物开始大量死亡。表明阴顺从阳，臣子接受君主的命令而后执行杀戮。陨霜不能杀死草木，这是君主诛罚不行，政令舒缓的应验。’金氏说：‘李梅应当剥落，反而结果，先开花而后结果，不记载开花，是举重。阴气成就了阳气的事，象征臣子专断君主作威作福。’

因此，从天道来说，四刑失去次序，那么其施行必然悖乱，无法统摄万象。从君道来说，五刑失去次序，那么其权威必然丧失，无法使万民信服。哀公想要铲除三桓，振兴公室，向宰我询问社祭之事。宰我回答说为了让百姓战栗，大概是劝他果断行事。孔子却说：‘既成之事不必解说，过去的事不必追究。’觉轩蔡氏说：哀公询问宰我，大概是谋划讨伐三桓而用隐晦的言辞，宰我的回答因为杀戮人在社坛，附会周人的木主，以开启当时君主杀伐的心，所以夫子责备他。

他对自己与哀公的谈话，却认为可以杀，为什么呢？在圣人那里，能够处理变局而不失其常道，在贤者那里，必定有小贞吉、大贞凶的告诫。他论述陨霜不杀草，李梅冬实，大概是除恶于细微，防患于早年的意思。襄陵许氏说：僖公宽仁过厚，他的过失是优柔寡断，而文公以昏暗软弱继位，三桓的兴盛从僖公开始，最终专断鲁国，灾异征兆显著了。蜀杜氏说：‘《春秋》详细记载灾异，不遗漏细微之处，所以谨慎地警戒人君。这陨霜不杀草，李梅实从而记录它，是因为以此推演天下的应验，阴阳的大道，生杀动植之类，都系于人君的德行，必定详细记载以示警戒。’

译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陨霜杀菽’，有的版本作‘陨霜二’，这一年霜降却没有冻死草木；定公元年霜降冻死了豆类，《谷梁传》都解释说这是‘举重’（即突出记载重大灾异）。”

译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许国。

【《左传》记载：晋、陈、郑三国攻打许国，是讨伐许国对楚国怀有二心。张氏说：许国自文公以来就无法征服，襄公今年打败了秦国，打败了狄人，又去攻打先世未能到达的许国。孔子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治文德来招致他们。如今襄公继承霸业的志向，自以为勤勉，却不知道忘记丧事、毒害百姓，是失道到了极点。】附录【《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上侵犯陈、蔡，陈、蔡与楚国讲和，于是攻打郑国，打算拥立公子瑕。攻打桔柣之门，公子瑕在周氏的池塘边翻车落水，外面的车夫髠屯擒获了他，献给楚王。文夫人收敛他的尸体，安葬在鄫城之下。晋国阳处父侵犯蔡国，楚国子上救援蔡国，与晋军隔着泜水扎营。阳处父对此感到忧虑，派人告诉子上说：我听说，文德不侵犯顺从的人，武勇不违背敌人。您如果想交战，我们就后退三十里；您渡河摆开阵势，快慢由您决定。如果不这样，让我们军队劳顿、耗费钱财，也没有好处。于是驾车等待。子上想要渡河，大孙伯说：不行，晋人无信义，如果我们半渡时他们攻击我们，后悔失败就来不及了？不如让他们退兵。于是楚军后退三十里。阳处父宣告说：楚军逃跑了，于是回国。楚军也回国了。太子商臣诬陷子上说：接受晋国的贿赂而避开他们，是楚国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楚王杀了子上。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符合礼制。凡是国君去世，哭丧完毕就附祭于祖庙，附祭后就制作神主，在神主前单独祭祀，在祖庙进行冬祭、秋祭和禘祭。】

春秋大全卷十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十七

明 胡广等 撰

文公上

鲁文公名兴，是僖公的儿子，母亲是声姜，夫人是出姜，在位十八年。谥法：慈爱惠泽、爱护百姓称为文。

周鲁文公八年，周襄王去世，儿子周顷王继位。文公十四年，周顷王去世。

周匡王继位

郑国 详见僖公元年

齐鲁文公十四年，齐昭公去世，儿子舍继位。九月，舍杀死了齐懿公商。

齐国人拥立文公十八年，齐懿公被杀。齐惠公刚刚继位。

宋国鲁文公七年，宋成公去世，宋昭公杵臼继位。文公十六年，宋昭公。

杀死了弟弟宋文公鲍，宋文公鲍继位

晋襄公继承霸业，鲁文公六年，晋襄公去世，儿子晋灵公夷皋继位，这。

年赵盾执政

卫国 详见僖公元年

蔡国鲁文公十五年，蔡庄公去世，儿子蔡文公申继位。

曹国鲁文公九年，曹共公去世，儿子曹文公寿继位。

滕国详见隐公元年。鲁文公十二年，滕昭公来朝见。陈国。鲁文公十三年，陈共公去世，儿子陈灵公平国继位。

〇 详见僖公元年

薛国 详见隐公元年

莒国鲁文公十八年莒太子仆杀死了莒纪公，庶其的儿子季佗继位。邾国鲁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去世，儿子邾定公貜且继位

许国鲁文公五年，许僖公去世，许昭公锡我继位。

小邾国 详见僖公元年

楚国 鲁文公元年冬，楚成王遇害，儿子楚穆王商臣继位。文公十年，楚军驻扎在厥貉。文公十三年，楚穆王去世，儿子楚庄王继位 楚庄王争霸

秦国秦国任用孟明视执政。鲁文公二年，秦伯攻打晋国，渡过黄河，烧毁船只，于是称霸西戎。《史记》记载：秦穆公三十七年，增加国土十二个，开拓土地千里，天子派召公过祝贺。秦穆公用金鼓。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儿子秦康公嬴罃继位。文公十八年，秦康公去世，儿子秦共公稻继位。

吴国 详见隐公元年

越国 详见隐公元年

【乙 襄王二年 未十六年】元年【晋襄二年 齐昭七年 衞成九年 蔡庄二十年 郑穆二年 曹共二十七年 陈共六年〇 桓十一年 宋成十一年 秦穆三十四年 楚成四十六年 弑】

春季，周王正月，鲁文公即位。

【《谷梁传》：继承正统，即位就是正统。】

即位是指告祭宗庙、面对群臣。【何氏说：即就是就任的意思，先谒见宗庙，表明继承祖业，然后回到朝廷，端正君臣的名分，事情完毕后返回丧服。】国君继承世位，在刚去世时就已确定，但必须过了一年才改元，书写即位，是遵循始终的道义，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顺应臣民的心意，不能多年没有君主。【家氏说：即位必须在岁首，改元也必须在岁首，如果岁首不书写即位而只书写年月，那就不是元年正始的意义。然而服饰都像未丧时的服饰，尚未成为正式的君主。高氏说：文公、成公、定公在未安葬之前都称公，是因为已经过了一年。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所以整年称子；又不能让多年没有君主，所以过了一年即使未安葬也称公。】按《尚书》记载舜、禹接受禅让传位的事，在舜那里说：月正元日，来到文祖庙。【汉孔氏说：舜服尧的丧三年，完毕后将执政，所以又来到文祖庙报告。】在禹那里说：正月朔旦，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舜之初。【苏氏说：神宗是尧的庙，禹在神宗之庙接受摄政帝位的命令，总领百官，其礼节一如帝舜接受禅让之初的事。】在文祖、神宗，就是告祭宗庙；率领百官如同帝舜之初，就是面对群臣。自古通用的丧礼是三年，穿着凶服就不能进入宗庙，穿着吉服就斩断哀痛。在衰绖之中，不能既已成服又轻易改变。怎么样才可以呢？子张问孔子：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人都这样。国君去世，百官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三年。那么告祭宗庙、面对群臣，本来就有摄政行礼的礼仪了。按《周书》称太甲元年，伊尹祭祀先王，就是摄政而告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