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四

译君实知道其中的缘故，却没有办法加以区别，那么后来的观察者怎么知道杀害隐公的贼人是谁呢？所以记载他篡位立身的罪过，特意书写他自行即位，以表明他把自己当作没有弑君的人。高邮孙氏说：“继位者弑君却书写即位，这是史例的变通。”善恶不嫌用同样的辞藻。有人问：桓公不是惠公的嫡子吗？嫡子应当立为国君却未能自立，所以隐公代理国政，等待他长大然后把君位交给他。长期代理而不归还，怀疑他最终要占有君位，因此导致被杀，而隐公的罪过也有所分担了。《春秋》为什么深深地谴责桓公呢？刘氏说：“传文说隐公代理国政，这是认为他据有非其所有的君位，那么桓公弑杀隐公，《春秋》不应当深深谴责他。现在因为深深谴责他，可知隐公是谦让，不是代理。”回答说：古代诸侯不再娶妻，按礼制没有两个嫡子。惠公的原配夫人已经去世，续娶声子为妻，那么声子就是代理主持内宫事务的人了。啖氏说：“诸侯一娶九女，原配夫人去世就由次妃代理主持内宫事务，没有再娶的条文。”茅堂胡氏说：“夫人去世就由次妃代理治理内宫事务，这是重视男女的配偶关系。”仲子怎么能成为夫人呢？母亲不是夫人，那么桓公就是隐公的庶弟，怎么能成为嫡子？说应当立为国君吗？桓公不应当立为国君，那么国家就是隐公的国家，他想要把君位交给桓公，实际上是谦让，不是代理。欧阳氏说：“隐公的称号与正式国君没有不同，会盟征伐赏罚刑罚祭祀都出自他，鲁国的人都听命于他，他不成为正式国君的情况有多少呢？”代理和谦让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不是自己所有却占据它，叫代理。所以周公执政称为代理。把自己所有的推给别人，叫谦让。所以尧舜禅让称为谦让。惠公没有嫡子，隐公作为继室所生的儿子在兄弟中排行最长，按礼应当继承君位，他想要把君位交给桓公，这就是所谓把自己所有的推给别人，怎么能说是代理呢？因为隐公实际上是谦让，而桓公却弑杀了他，所以《春秋》憎恶桓公并深深谴责他。那么公羊所说桓公年幼而尊贵，隐公年长而卑贱，儿子因母亲尊贵而尊贵的说法，难道不对吗？赵氏说：“妾母不能成为夫人，桓公凭什么尊贵？如果这样，礼制就可以被超越，名分就可以被逾越了。如果母亲能因儿子而尊贵，那么成风为庄公赗葬就不应受到讥讽，而公羊在经文之外妄生此说，于是让汉朝引以为证，首先扰乱大法，实在可惜。”回答说：这是顺从惠公失礼的行为而做的说辞，不是《春秋》的法度。仲子受宠，惠公想让她成为夫人，母亲受爱儿子就受抱。惠公想把桓公作为嫡子继承君位，这是礼制所不允许的。有人问：桓公不是受命于惠公吗？家氏说：“不是。惠公晚年沉溺于私爱，或许有立桓公的意思，但没有见于史事。惠公去世隐公就即位。左氏说生下桓公后惠公就去世了，所以隐公即位并奉养他。奉养他的是隐公，不是惠公曾经有遗命。谷梁说已经战胜邪心而把君位给隐公，这是实情。隐公想让位给桓公，所谓成全父亲的恶行。假如惠公确实有立桓公的志向，那么隐公将有蒲姑之难，国家还能得到吗？”礼制不允许，而惠公放纵邪心去做；隐公又探知他的邪心而成全他；公羊又肆意宣扬邪说而传播它；汉朝又引用为邪议而使用它。《前汉书·哀帝纪》诏书说：“《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并为帝太后。”《后汉书·光武纪》废皇后郭氏，立贵人阴氏为皇后。过了两年，立东海王阳为皇太子，废太子刘彊为东海王，诏书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夫妇的大伦常乱了。《春秋》明确记载桓公的罪过，深深加以贬斥谴责，详细记载始末，讨伐罪过的义理，以显示王法，端正人伦，保存天理，训诫后世，不可以用邪说扰乱它。张氏说：“桓公弑君自立，在九伐之法中，应当伏诛杀害其亲的罪过。现在书写‘公’，显示周王没有政刑；书写‘即位’，显示鲁国的臣子忘记不共戴天的仇恨，而推戴弑君的贼人，穿戴冠冕面南而坐，立于君位。所以桓公的记载，其书法大体不同于众公，这是圣人修理王纲，敕正民彝的大旨。家氏说：“桓公以臣弑君，以弟篡兄，罪大恶极，而他是鲁国的先君。孔子修《春秋》，虽然以诛讨乱贼为事，但因为是鲁国的先君，不容直接正其罪过，所以特意立法以垂示万世。书写‘王’、书写‘正’、书写‘即位’，都是为了讨伐。三年以后不书写‘王’，显示桓公无王，与王不能用王法正天下。诛讨鲁国，也责备周王。有人认为不书写‘王’是简编的脱误，《春秋》没有深意，不也太粗疏了吗？庐陵李氏说：即位的史例已在隐公元年见过，只有陈氏说：古代国君去世下葬后，嗣子在灵柩前即位，虽然过了一年常称子，必须会见诸侯，然后列于诸侯。东迁后的诸侯，过了一年就即位，改元，觐见天子，不是周制。从隐公到文公六位国君，只有桓公、文公书写即位，也只有桓公、文公书写锡命，这不仅类见的礼废了，连请命也废了。成公以后，都书写即位，而没有锡命。王室区区感讽诸侯的意思，也不讲了。虽然与各传说不合，但也有见地。”

译三月，鲁桓公在垂地同郑伯相会。

《谷梁传》说：“防”这个字，表示以外部为主。杜氏说：“垂是卫国的地。”高氏说：“郑伯知道鲁桓公篡位弑君，心中不安，特意举行这次会盟，想借此索取贿赂。他估计鲁国急于防备诸侯，一定会顺从他的要求。郑庄公与鲁隐公曾结盟和好，如今见鲁桓公弑君而不加讨伐，反而有所索求，想以此安定自己的地位，这究竟是什么用心呢？”庐陵李氏说：“鲁国与郑国特意相会结盟的，只有桓公时期有四次：垂地之盟、越地之盟、武父之会、曹地之会。郑庄公结交鲁桓公，与鲁桓公交往郑突，都是偏袒篡弑之贼。”

郑伯用璧玉来借取许田。

《左传》说：鲁桓公即位后，与郑国修好。郑国人请求恢复对周公的祭祀，最终交换了祊地，鲁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璧玉借取许田，是为了周公祊地的缘故。《公羊传》说：为什么说用璧玉借取呢？是交换的意思。既然是交换，为什么说借取呢？是为了表示恭敬。为什么表示恭敬？因为天子还在，诸侯不能擅自交换土地。许田是什么？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京郊，诸侯都有朝见住宿的邑。这是鲁国朝见住宿的邑，为什么叫许田呢？是为了避讳说夺取周王室的土地。避讳说夺取周王室的土地，为什么叫许田呢？是因为它隶属于许地。为什么隶属于许地？因为靠近许地。这个邑，为什么称为田呢？田地多而邑城少称为田，邑城多而田地少称为邑。《谷梁传》说：借取不说“以”，说“以”就不是借取。不是借取却说是借取，是为了避讳交换土地。按礼制，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交换土地。没有田地就没有许地，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说许，是不给许地。许田，是鲁国朝见住宿的邑。邴地，是郑伯受命祭祀泰山的邑。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不朝见周天子，而郑国不祭祀泰山。程子说：鲁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大概是想交换许田。鲁国接受了祊地而没有给许田，等到鲁桓公弑君即位，所以会盟来索取。又加上璧玉，朝见住宿的邑，是祖先从先王那里接受的，怎么能互相交换呢？所以避讳说借取，避讳国家的恶行是礼制。

许田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郑国已经归还祊地了，又加上璧玉，是因为祊地比许地贫瘠的缘故。苏氏说：许田用来交换祊地，是因为祊地不足而用璧玉来弥补。鲁国是山以东的国家，与祊地相邻；郑国是京畿内的邦国，许田是近地。用这个交换那个，各自对国家有利，而圣人却认为这是恶行而加以隐讳，为什么呢？回答说：利，是人欲的私心，放纵于利必然导致争夺掠夺而后满足；义，是天理的公道，端正了义，推广到天下国家就可以施行。《春秋》厌恶交换许田，孟子极力陈述谋利的危害，都是从根本上堵塞祸源，杜绝篡弑的萌芽。汤沐邑，朝见住宿之地，是先王赏赐，先祖接受的，私下交换而不予顾惜，这是有无君之心而废弃朝觐之礼，这是有无亲之心而抛弃先祖的土地。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加以隐讳。不说是用璧玉交换田地而说是借取，因为交换就完了，说借取则有归还的道理。何氏说：好像是暂时借用的言辞。杜氏说：隐讳其实不说交换祊地，称璧玉借取，好像是进献璧玉来借田，并非长久交换。又可以看出许人改过迁善、自我更新的意思，不只是隐讳国家的恶行而已，其垂训的意义很大。资中黄氏说：归还祊地后再次记载我国进入祊地，重视夺取土地；借取许田后不记载把许地归还郑国，重视失去土地，这是为内部隐讳。陈氏说：夺取许田为什么说是用璧玉借取郑伯的话呢？公羊氏说：为了表示恭敬。《春秋》之初，诸侯作恶必有言辞来自我掩饰。孔子哀叹周朝的弊病说：逐利而巧饰言辞而不惭愧。在《春秋》中记载其事，是为了显示王化衰微，风俗日渐败坏，并且揭示郑庄公的欺诈。张氏说：鲁桓公篡位即位而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对外结好来自我巩固，因为郑伯曾经归还祊地来交换许田而没有成功，于是向郑国求好。郑国也想趁此机会，于是索取许田，所以与桓公在垂地相会。篡弑之人，人人共同厌恶，而郑庄公首先与他相会，所以记载公与郑伯相会，说出于郑国的意愿，所以深罪郑伯。桓公接受璧玉而抛弃朝见住宿的邑，所以隐讳交换而说借取，对内隐讳即是贬斥，大概是大恶然后才隐讳。家氏说：记载郑伯用璧玉借取田地，表明郑庄公趁鲁国有恶行索要许田然后与之结盟。刘氏说：公羊氏说隶属于许地，是不对的。《诗经》说：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域。那么周公受封本来就有许地。邑不是春秋时期才隶属于许地，况且土地和邑各自有名，据实记载，岂敢擅自更改呢？

夏四月丁未，鲁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完成祊地的交换，盟誓说：“违背盟约就不能享有国家。”《谷梁传》说：“及”这个字，表示以内部为主。越地之盟，是地名的意思。程子说：桓公想结交郑国的好意，来自我安定，所以既给了许田，又结盟。弑君之人，百姓无不怨恨，而郑国与他结盟来安定他，罪过太大了。

垂地的会盟，以郑国为主，所以称“防”。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国人想得到许田来扩大自己的土地，所以有垂地的会盟。桓公想结交郑国的好意来自我安定，所以有越地的结盟。王氏笺义说：上文记载“防”，是为了厌恶郑国；这里记载“及”，是为了厌恶鲁国。张氏说

译共同加以贬斥，以彰显其罪恶。高氏说：州吁弑君之时，固然想要结交郑国作为外援以自保，但因为州吁弑君篡位，不能保证郑国一定信任他，所以又与越地结盟，然后他的地位才安定下来。郑国既然得到了许田，才开始与鲁隐公订立这个盟约。凡是弑君叛逆之人，百姓没有不憎恨的。汪氏说：《康诰》中说“凡民自得罪，杀越人于货，罔不憝”，现在按书本解释，谓杀人而夺取财物的人，百姓没有不怨恨憎恶的，何况是弑君叛逆的贼子，天地所不容，怎么能不让人人都憎恶他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等待君主的命令，人们就可以诛杀他。汪氏说：孟子原本是说无需等待教诲告诫就可以诛杀，这里借用来指不必等待上级君主的教令就可以立即诛杀。而郑国却与州吁结盟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放纵人的私欲，灭绝天理，将引导天下走向无父无君的结局，这正是圣人（读去声）所恐惧的，也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无需等待贬斥断绝，其罪恶自然显现（读现）。汪氏说：垂、越都是卫国的地名，这些地点离卫国近，离鲁国远，这是讥讽桓公篡位，远远地防备郑庄公，以求取周王朝卿士的援助。家氏说：卫国州吁弑杀其君，鲁隐公、宋殇公为此出兵讨伐郑国，以安定州吁的地位。现在鲁隐公被其弟弑杀，郑庄公逼迫弑君贼子夺取土地并与他结盟；宋殇公被其臣下弑杀，鲁桓公率领三国接受弑君贼子的贿赂而助成其乱，出尔反尔，先后如出一辙。又其后鲁桓公死于齐襄公之手，其子侍奉仇人，终身不敢报仇；郑庄公虽然仅仅保全了自己，但其继任者忽最终死于贼臣之手，因而大乱几乎亡国，那些因私利而勾结贼人的，也应当知道惩戒了。

译秋天发生大水灾。

【记载水灾的开始。《左传》说：“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称为大水。”《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因为这是灾异。”《谷梁传》说：“高低之地都有水灾，称为大水。”○程子说：“君主修养德行，则和气感应，而雨水晴明正常。桓公施行逆德而招致阴气积聚，这是理所当然的。”】

大水灾，是阴气逆行并与怨气合并所导致的。【高邮孙氏说：“大”是非常之辞，水非常态而成灾，或者危害百姓的庄稼，毁坏百姓的房屋，成为灾异就记载。】桓公施行逆德而招致阴气积聚，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尧的时候，难道有招致水灾的人吗？却说“洪水警戒我”，这是什么原因？【汪氏说：《大禹谟》作“儆予”，现在按解释是警戒，并非尧舜招致水灾而说“儆予”，这是看到圣人担忧百姓的深切，不敢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责任而自我宽慰。】回答说：尧时的水灾，并非有人招致，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水的流动没有找到它归宿的地方，所以尧有忧虑，派禹去治理，然后人们才能得到平坦的土地居住。【《孟子》说：在尧的时候，天下还没有平定，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集注说：洪荒时代，百姓的灾害很多，圣人相继兴起，逐渐治理，到尧时还没有完全平定。】如果说洪水是积聚的阴气所形成，那么天气晴朗就会熄灭，哪里需要九年、十三年的治理呢？【《尚书》说：《尧典》命令鲧治水，九年功绩没有成功。《禹贡》说十三年。《史记》说：禹治水在外十三年，经过家门不敢进去。】是山谷所宣泄的吗？自从禹的功业施行，疏通开凿决堤排洪，直到今天，而水流没有减少，这是为什么呢？由此知道天并非专为尧所有，洪水之灾，到禹之后水才在地中正常流动，后世有人行为不善，感动天变，招致水溢之灾，必定引用尧来辩解，这是错误的。【《宋鉴》说：神宗熙宁六年，皇上因久旱忧愁表现在神色上，王安石说：水旱是常事，尧汤也不能避免。汪氏说：经书只记时不记月，那么水泛滥为害大概历时很久而未平定。经书记载鲁国内部大水有八次，此后十三年记载夏季，这一年、庄公七年、二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五年都记载秋季。庄公十一年宋国大水也记载秋季，只有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八月姜氏入鲁之后，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在七月日食之后，记载月份的是没有达到历时之久，然而不是非常之灾就不记载。孙氏说：水不润下，圣王在位，五事修明而常伦有序，则吉祥感应；圣王不在位，五事废弛而常伦败坏，则灾异感应。春秋时代多灾异，是因为圣王不在位，然而从隐公到哀公都详细记载，不可胜数，只有内部灾异详细记录，外部灾异有的记载有的不记载，那么天下的灾异就可以看见了。】

冬天十月。

【《谷梁传》说：没有事情，为什么要记载？不遗漏时节。《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算作一年。】

附录【《左传·冬》：郑伯拜谢盟约。○宋国：华父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目送她，说：“美丽而艳丽。”】

【辛桓王未十年】二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晋哀公八年，卫宣公九年，蔡桓公五年，郑庄公三十四年，曹桓公四十七年，陈桓公三十五年，〇武公四十一年，宋殇公十年被杀，秦宁公六年，楚武王三十一年】

春季周王正月戊申日，宋督杀了他的国君与夷。

【《谷梁传·桓公无王》：为什么说“王”？是为了正定与夷的死。】

桓公无王而元年，记载“春王正月”，用天道王法来正定桓公的罪。桓公无王而二年，记载“春王正月”，用天道王法来正定宋督的罪。程子说：“弑逆者不用王法来正定，天理就灭亡了。督虽然无王，但天理未曾灭亡。”他的说法是对的。谷梁子认为二年记载“王正”是为了正定与夷的死，其意义是一样的。认为诸侯的死，天子所隐痛，所以记载“王”来正定，这是错误的。【茅堂胡氏说：桓公无王而元年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杀隐公而自立。桓公无王而二年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在稷地会盟促成宋国动乱。从此以后不记载“王”的，是看到天王的不王，所以桓公也不向王。十年再次记载“王”的，天道人事，十年一变，而篡弑的罪恶不可洗刷，所以再次记载“王”，是为了惩治桓公的罪，垂示后世法度。十八年桓公已经死了，再次记载“王”，表明弑君的罪，虽然其身已死，但王法不得赦免。家氏说：《春秋》初年，圣人还希望天王讨伐贼臣，所以元年记载“王”，是为了正定鲁桓的罪；二年记载“王”，因为鲁国的贼臣未讨，而宋国的动乱又在稷地会盟时发生，特别记载促成宋国动乱篡弑的贼臣与预防的诸侯都在所讨伐。有人说：周自东迁，已不能号召方国，现在《春秋》以讨贼责之，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诸侯怎么办？回答说：五年桓王伐郑，跟随的军队还有蔡、卫、陈，如果这时桓王能以诛讨二篡号召天下，名正言顺，诸侯大国必定都来会盟，允冯、督、翚可以坐而剪除。只是他没有这个志向，王纲日益败坏，凶恶之徒日益繁多，曲沃以支宗篡晋，陈佗以庶孽干嫡，郑突挟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卫朔挟五国之助而拒违王命，无知弑襄，渠弥弑】

译昭公时期，传瑕杀害子仪，宋万杀害防，文姜杀害桓公，庆父杀害般及闵公，纲常伦理荡然无存，君主、父亲、兄长危在旦夕，无法保全自身，《春秋》之所以如此记载，正是因此。○孙氏说：谷梁传认为鲁庄公二年记载“王”是为了纠正与夷去世的记载，那么鲁闵公、僖公、文公、宣公、襄公、定公、哀公二年记载“王”又是为了纠正谁的去世呢？汪氏说：许止、楚比、陈夏徵舒、齐崔杼、陈乞的弑君行为，都没有记载“王”来纠正他们的罪行，难道是因为督的弑君发生在正月，不能记载“曰春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不在春正月发生的弑逆行为就不受必须记载“王”的体例约束吗？

译等到宋国的大夫孔父。

《左传》记载：“华督攻打孔氏，杀死了孔父，并夺走了他的妻子。宋殇公发怒，华督恐惧，于是弑杀了殇公。君子认为华督怀有背叛君主的心思，然后才发动恶行，所以史书先记载他弑杀君主。”

《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的意思。弑君的人很多，难道没有连累他人的吗？回答说：有仇牧、荀息都是连累他人的。除了仇牧、荀息，没有连累他人的吗？回答说：有。既然有，那么这里为什么记载孔父呢？是因为他贤德。孔父有什么贤德呢？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他的正义表现在神色上是怎么回事呢？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那么殇公就无法被弑杀，因此华督先攻打孔父的家。殇公知道孔父死后，自己必死无疑，急忙去救援，都死去了。孔父神色严肃地站在朝廷上，那么没有人敢经过而向他们的君主致难，孔父可以说是正义表现在神色上了。”

《谷梁传》说：“孔父先死，为什么用‘及’字呢？记载尊贵者连及卑贱者，这是《春秋》的大义。孔父为什么先死呢？华督想要弑君却担心不能立足，于是先杀了孔父。孔父是屏障吗？怎么知道他是先被杀的呢？回答说：儿子死了，父亲不忍心称呼他的名字；臣子死了，君主不忍心称呼他的名字。由此知道君主连累了臣子。孔父，‘父’是名字，‘孔’是氏，‘父’是字，‘孔父’是谥号。有人说：不称呼名字，大概是为了避祖辈的名讳。孔子本来就是宋国人。程子说：臣子为君主遇难而死，用‘及’字来彰显他的节操，‘父’是名字；称呼大夫不失去他的官职。”

按照《左传》的说法，宋殇公在位十年，十一次发动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担任司马，无法改变殇公的德行，算不上是纠正君主内心错误的人。然而君主被弑，他死于这场祸难，面对死亡意志不变，也可以问心无愧了。“父”是名字。彰显他的节操而用“及”字（赵氏说：忠义之士被杀而与君主同死，所以用“及”字来连接，赞美他能死节。陈氏说：仇牧、荀息用“及”字是因为尊贵者连及卑贱者。华督先杀孔父而后弑君，这里的“及”是并列的意思。《左传》理解正确），不失去他的官职而称他为大夫（李氏说：与夷是华督的君主，说弑杀他的君主可以。孔父不是华督的大夫，却说“其大夫”，是因为与君主同死，依据君主来行文），这是《春秋》所认为贤德的人。认为他贤德却称呼他的名字，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刘敞字原父，号公是先生，清江人，宋治平年间任侍读，著有《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意林》二卷）认为既然在上面称呼了君主的字，那么就不能在下面称呼臣子的字，这是君主在前臣子在后的礼制大节（孙氏说：孔父称字，是因为天子任命的大夫，像蔡仲、单伯、女叔之类。齐氏说：人名不应当单独称为“父”，像考父、林父、行父就是这样。《公羊传》《谷梁传》认为“父”是字，比较接近事实）。华督将要弑杀殇公，孔父活着存在，就无法弑杀殇公，于是先攻打孔父，而后连及他的君主（张氏说：穆公舍弃冯而立与夷，让冯出居郑国。与夷即位后，宋郑两国屡次相互侵伐。华督大概是冯的党羽，将要弑杀与夷却忌惮孔父，所以先攻打孔父。殇公发怒，就弑杀了他，于是召冯而立。记载与夷被弑，而后连及孔父，表明孔父的死是为了君主）。能够有所作为，也差不多可以了。凡是乱臣贼子怀有背叛君主心思的人，必定先剪除他所忌惮的人，然后才发动恶行。不能剪除他所忌惮的人，那么就有终身不敢发动恶行的。华督想要弑君却忌惮孔父，刘安想要背叛汉朝却忌惮汲黯，曹操想要禅让帝位却忌惮孔融（《前汉书·汲黯传》：淮南王谋反，忌惮汲黯说：汲黯喜欢直谏，坚守节操死义，至于说服我们就像启发蒙昧的人一样。《后汉书·孔融传》：孔融看到曹操的雄诈逐渐显露，多次写信争辩，多有侮慢的言辞。曹操因为孔融名重天下，表面上容忍而暗中忌惮他，又曾上奏应当依据古代王畿的制度，千里范围内不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所论述建立的逐渐扩大，更加忌惮他。郗虑秉承曹操的风旨，让路粹诬奏孔融有不轨行为，奏明后弃市。范晔评论说：“山中有猛兽，藜藿因此不被采摘。所以孔父神色严肃，不容忍弑虐的阴谋。孔融的高尚志向，正直的情操足以感动义气而触犯雄心。”）这几位君子，正义表现在神色上，都足以为了国家而触犯邪恶之心，这是奸臣所忌惮的原因。如果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春秋》认为孔父贤德，是向后世的君主显示，推崇奖赏节义之臣，是天下的大法度，是有国家的紧急事务（茅堂胡氏说：“圣人选取三大夫，大概是因为君主已经被弑，力量不能讨伐，到此地步只有死而已。常人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改变的人很多，所以圣人选取他们死节。如宋万弑杀闵公，杀太宰督，督曾经弑君，虽然有大节也不可赎罪。襄仲弑杀子赤，惠伯被杀，也没有记载，不是因为君命可以不死。晏子说：‘人有君主而弑杀他，我怎么能为他死而怎么能为他逃亡？’这是因为齐庄公不是为了社稷而死，晏子不是他的私昵之臣。陈氏说：‘死节，是人臣的极致。《春秋》重视死节，虽然卫甯喜杀太子角，楚比杀太子禄，都没有记载，必定是大臣才记载。大臣道义上与君主共存亡，虽然是大臣，如果不能与君主共存亡，那么也不记载。所以晋国的栾书、中行偃，先杀胥童而后弑君，不说‘及’死，就是人臣的极致。”

译《春秋》重视“及”字所体现的与人共同命运的关系。永嘉吕氏说：“孔父是宋穆公托付给殇公的大臣，荀息是晋献公托付给其子的大臣。孔父、荀息活着，殇公、卓子就与他们一同存活；孔父、荀息死去，殇公、卓子就与他们一同灭亡。如果殇公、卓子已经被弑杀，而孔父、荀息还活着，那么华督、里克就不能保全自己了。仇牧虽然并非先君托付的大臣，但听说君主被弑便急忙赶到，在门口遭遇刺客，手持剑大声呵斥。这意味着仇牧若活着，万不可能幸存；仇牧死了，然后万才能逃奔到陈国。如果不能与君主共存亡，怎么会如此呢？”汪氏说：“有人说孔父作为大夫不应当被弑杀，如果经文只写‘宋督弑其君与夷，遂杀其大夫孔父’，那么孔父为君主而死、大臣捍卫君主的节操就不显著了。所以特意用‘及’字，来褒扬他死于君难，这是圣人笔法的精妙用意。”朱子《纲目》记载“宋太子邵弑其君义隆及其左衞率袁淑等”，大概是窃取《春秋》的这种笔法。不然的话，袁淑只是宋太子邵东宫的小臣，又为什么不写“杀”字呢？○啖氏说：“《左传》说，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于是弑杀了殇公。按照古礼，大夫都乘车，他们的妻子当然也应当乘车，不可能在路上让人看见容貌。大概是根据旧说，孔父义愤表现在神色上，而作传的人误以为是女色的意思，于是胡乱编造了这个说法。”赵氏说：“《谷梁传》说，臣子已经死了，君主不忍心称其名。按照孔父这件事，本来就是史册记载的，并非殇公亲自书写，哪里关系到君主不忍心呢？又说：大概是为了给祖先避讳。按照《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并非孔子的家传，哪里会有避讳呢？”

译滕子来朝。

【程子说：滕国原本爵位是侯，后来臣服于楚国，所以降称为子。这是把它当作夷狄看待，它率先朝见桓公的罪过，由此就显而易见了。】

隐公末年，滕国还称侯爵，距离此时不过三年，却降称为子，以前的儒者认为是被当时的周天子所废黜。假如当时的周天子能够废黜诸侯，《春秋》又怎么会再被编撰出来呢？【朱子说：那时周天子已经不能行使升降爵位的典制，即使能够升降诸侯，当时也不止滕国一个可以被废黜。家氏说：王室的法度已经衰败，有晋升爵位的，没听说有能废黜的。汪氏说：蜀地的盟会中齐国排在郑国之后，范氏也认为是被当时的周天子所废黜，然而齐、郑两国的爵位并没有改变，哪里见得是周天子废黜了他们呢？】又有人说滕国正在丧期。【赵氏说：滕国侯爵自齐桓公称霸后，与杞、薛都降低称号以服从霸主，此时没有霸主，所以知道是在丧期。朱子说：此前没见到滕侯去世的记录，这是不通的说法。】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称侯，没有解释。那么怎么说呢？《春秋》是为了诛讨乱臣贼子而作的，它的法则尤其严厉对待乱臣贼子的党羽，让每个人都知道乱臣贼子是大恶，没有人愿意与他们为伍，那么他们就无法在世上立足。无法在世上立足，就不敢有人怂恿作恶，篡位弑君的祸乱就停止了。如今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这是天下最大的罪恶，百姓没有不痛恨的。自己不能讨伐他，反而先于邻国去朝见他，这是违背天理，放纵人欲，与禽兽相差无几，是《春秋》所深深厌恶的。所以降称为子以正其罪，外国即使爵位高，也都称子，滕国降称为子，是贬斥它。【《礼记·曲礼》：东方的寄，北方的鞮，西方的译，南方的象，即使爵位高也称子。高氏说：滕侯起初与隐公交好，如今隐公被桓公所弑，又率先朝见桓公，这是不仁不义到了极点，所以《春秋》厌恶并贬斥它。】有人说：不是天子不制定制度，不议论礼制，不考核文字，孔子难道能以平民身份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实吗？【刘氏说：孔子作《春秋》，虽然用文字褒贬，但不擅自升降诸侯，大概是不以平民侵犯天子的事务，难道会这样专断以扰乱名实吗？】那么回答他说：孔子固然不以平民身份擅自升降诸侯、扰乱名实，不是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吗？了解我、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茅堂胡氏说：滕原本爵位是侯，降称为子，是因为率先朝见桓公，废黜它。那么身处周朝，吃周朝的俸禄，擅自改变爵位，难道就是所谓非天子不议论礼制吗？回答说：《春秋》本来就是天子的事业。】世道衰微，大道隐没，暴行接连发生，孔子有圣德，却没有那个地位，不能像黄帝、舜、禹、周公那样讨伐蚩尤、诛杀四凶、戮杀防风氏、处死管叔蔡叔，在当年施行天子的法度，所以借助鲁国的史书，运用五刑，奉行上天的讨伐，诛杀乱臣贼子，为后世垂范天子的法度。事情虽然不同，道理是一样的，有什么可怀疑他不敢擅自升降诸侯以扰乱名实的呢？奉行上天的讨伐，举起王法，废黜那些灭绝天理、废弃人伦的诸侯，这就是名实得以确定的原因。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张氏说：《春秋》对于诸侯的爵位不轻易贬绝，只有僭称王号、推崇奖赏逆贼、渎乱三纲的罪过，才废黜他们，所以吴、楚僭称王，杞、莒废弃礼制，就废黜称号、降低爵位，而对于乱臣贼子尤其严厉地惩治其党恶之法，这就是滕国开始朝见桓公所以特别废黜而从此后称子的原因。沙随程氏说：春秋时小国侍奉大国，朝聘贡赋的多寡，随着爵位的高低而定，滕子侍奉鲁国，以侯礼相见则供给的多，以子礼相见则供给的少，滕国土地小不足以依附诸侯中的大国，所以甘心自降为子，子孙一向微弱，所以整个春秋时期常称子，圣人依据实际情况记载它，所以郑国子产曾经争辩贡赋的次序说：“从前天子分派贡赋，轻重按照爵位，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贡赋，担心供给不上，敢以此请求。”就是这件事。孙氏说：莒是公爵，滕、薛都是侯爵，进入春秋时期，莒有时称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都是降低；滕有时称侯，有时称子，称侯是正确，称子是降低；薛有时称侯，有时称伯，称侯是正确，称伯是降低，这大概是因为圣王不出，朝会不常，这三个国家，力量既不足，礼仪多不完备，有时以侯礼朝见，有时以伯子之礼会盟，孔子顺从而记录它，以显示其混乱。滕子朝见弑逆之人，其罪可知。延平李氏说：滕子来朝，考察《春秋》，天子凡所记载诸侯来朝，都不赞许其朝见，胡文定认为春秋时诸侯的朝见，都没有符合先王时世朝礼的，所以记载都讥讽它。滕原本称侯，桓公二年来朝，称子，是因为依附乱贼的党羽，贬斥于诸家的说法，意义最为精当。然而从此整个春秋时期，不再称侯，难道因为祖先有罪而一并贬斥其子孙吗？《春秋》与人

译改过向善，又推崇善行而长久，厌恶恶行而短暂，不应如此，这是值得怀疑的。我私下认为，采纳胡氏的说法，在义理上更为恰当。观察孔子所记载的讨伐叛乱的法度非常严厉，滕国不因为桓公的不义而去朝见他，只在于结党营私、缔结交好，这是助长叛乱。既然已经贬斥了，后世子孙平庸无闻，无法在当时显露自己，又加上土地狭小，本来只是一个子男爵位的小国。在宋国的盟会上，《左传》记载宋国人请求滕国，想让它成为自己的私属，那么它不自强而平庸于当时的状况已经很久了。自从被贬斥之后，孔子再次记载，各自沿袭一种含义而突然改变，又用“侯”来称呼它，岂不是纷纷扰扰地混淆了《春秋》的大防，不明晰而失去了宗旨吗？大概圣人的心思，必定是有其善行然后才提拔他，如果没有什么依据，那就是私意了，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思吗？如果这样，看似对于后世的疑惑，不阻碍道理通达。朱子说：“邾国最小，《春秋》所记载的，起初称侯，后来称伯，再后来称子，大概它的朝觐贡赋之类，都按照子男之礼来从事，圣人根据它的实际情况来记载，并不是贬斥它。”滕国也很小，起初记载为侯，后来记载为子，解释的人认为是因为桓公是弑君的贼人，不应该朝见他，所以贬称为子。然而从此以后，一直记载为子，如果圣人确实厌恶他结党作恶，那么应当只贬斥他一个人，他的子孙有什么罪，一概贬斥他们，这难道符合所谓“厌恶恶行只限于其身”的说法吗？《春秋》时代，朝觐往来，礼仪极其繁琐，大国致力于吞并，有能够办理小国侵削之余力的，从哪里去办理呢？它们自己降为子爵，而一切从简，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如果说圣人是贬斥它们，那么当时大国废除典礼，背叛君父，致力于吞并的常常记载为公、侯，不贬斥，而唯独责备不能自存的小国，这是什么圣人畏惧强暴、欺凌弱小，尊崇大国、压制小国，极不公平呢？程沙随说：《春秋》看出这个意思，却很有道理。汪氏说：滕、邾、薛的国君，有的死了而不赴告，有的赴告而不称名，不举行葬礼，那么这些国家削弱而自我贬损，或许有这个道理。战国时期，卫国起初贬号为侯，又贬号为君，就是降爵的先例。庐陵李氏说：滕称子，张氏的说法也很好，阐发胡氏观点的人是这样。然而《春秋》推崇善行而长久，厌恶恶行而短暂，先王的惩罚不及后代，怎么会有一个人的罪过而世世代代子孙受到贬黜呢？赵子认为滕称子。这是朝见在丧期之后，日齐桓伯之后，才与邾、薛都降号以符合防制，这也是有见识的人，但在丧期的说法太牵强了。所以沙随程可久认为，《春秋》时代大国强暴，常常向小国索取赋税，小国不堪忍受，大多自我降爵以从简礼，引用子产争承作为证据，大概也是采用赵子的意思。朱子极力采纳，然而考察经文，诸侯降爵只有滕、薛、邾。滕起初称侯，从桓公二年开始记载为子；薛起初称侯，到庄公三十一年开始记载为伯，认为自我降爵是可以的。邾起初称侯，到庄公二十七年开始称伯，而僖公二十三年死时称子；文公十二年称伯，而襄公二十九年来盟，又称子。其升降不一，比起前面的说法又不通了。况且两个邾国都是从附庸升为子爵，传注者认为是多次跟随齐桓公，向天子请求命为诸侯，由此看来，那么又似乎时王黜陟的说法也可行。暂且记下所听到的，以等待明白的人。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会合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祸乱。

《左传》说：在稷地会合，以促成宋国的祸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立华氏为相。宋殇公即位，十年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担任司马，华督担任太宰，所以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扬言说：“司马就是这样的！”于是杀死孔父嘉并弑杀殇公，从郑国召来庄公并立他为君，以亲近郑国。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桓公，齐、陈、郑三国也都得到了贿赂，所以华督得以担任宋公的相。

《公羊传》说：国内的大恶事应当避讳，这里却直书其事，是因为年代久远吗？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用辞不同。隐公的年代也很远了，为什么还要为隐公避讳呢？因为隐公贤明而桓公卑贱。

《谷梁传》说：“以”字，表示国内有意为之。桓公是有意为之吗？是为了促成这场祸乱。这祸乱已经成了，却用不成事的措辞加在上面，对于国内的恶行，君子没有遗漏的。

程子曰：“宋国弑杀其君，而四国共同促成，这是天下人所厌恶的。”

杜氏曰：“稷，是宋国的地名。”

按《左氏传》所说，因为贿赂的缘故立华氏为相【杜氏曰：华督是戴公的孙子，未死时就已赐姓华氏】。邾定公时有弑父的人，公瞿然惊惧，失掉了席位，说：“这是我的罪过。我曾学过审理这种案件：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死那人，毁坏他的房屋，污秽他的宫室并积污水于其中。大概君主过了一个月才举杯饮酒。”【《礼记·檀弓》疏：臣弑君，凡在官之人，无问贵贱，皆得杀此弑君之人，无得纵赦之；子弑父，凡在宫者，无问尊卑，皆得杀此弑父之人，无得纵赦之】。华督是弑君的贼人，凡百姓没有不痛恨他的，而桓公却与诸侯会合，接受贿赂以立华氏，使华督担任宋公的相，太过分了！所以特别书写他的行为，说“成宋乱”。【徐氏曰：宋国虽然已经动乱，如果诸侯讨伐他，则有拨乱之功；不讨伐，则受促成祸乱之责。赵氏曰：说宋国的恶逆从此而成，以危害国内。安定胡氏曰：“成”是成就的意思，读如“三年有成”的“成”。】

夫臣为君避讳，子为父避讳，是礼。这里直书其事，是因为桓公罪恶极深。臣子想尽量避讳，却不可以欺骗后世。说“成宋乱”而不书“立华氏”，还是有所避讳吗？【孙氏曰：弑君的贼人，诸侯皆得讨伐。桓公弑杀隐公，也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所以反而与华督勾结，同恶相济，以促成其乱。陈氏曰：会合未曾言明其所为，这里说“成宋乱”，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会合五国之君大夫以平定州吁，而州吁最终被讨伐；现在会合四国之君以立华督，华督遂任宋庄公之相，弑君的祸患接连发生在天下，是四君造成的。《春秋》的褒贬，到了变文的地步，严厉了。从前五国之君大夫，书其名，又书其名，终《春秋》仅一两次出现，以变文为犹未也，而直言其所为，舍此无复见者矣。虽然有孔父嘉在，则东迁之初，国犹有臣子也。张氏曰：会合未曾言明其所为，大概事关世变，特书以彰显之。宋是先代之后，统承先王，修其礼物，今有华督弑君之乱，若四国之君有奉天讨诛乱臣之举，则宋乱不得成矣。鲁桓弑隐，方以类合三国，党恶谋以贿行，相与定冯正督，然后其乱始成，遂使反易天常者得以肆其志于天下，此圣人所深惧，而《春秋》所为作也。家氏曰：鲁桓负弑君之大恶，王诛不加，乃复因宋之有乱，同恶相济，以为此会，故鲁桓之罪视三国为重。夫宋之乱已成，而《春秋》书会于稷，以成宋乱者，盖督虽弑君，而冯之位未定也。今三国为此会，将以谋宋而徼利，而冯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无讨，故成宋乱者三国也。所以使三国之成此乱者，鲁也】

《春秋》列会，未有言明其所为者，独此与襄公末年会于澶渊各书其事者，桓弑隐，督弑殇，般弑景，皆天下大恶，圣人所畏惧，《春秋》所以作也。一则受宋赂而立华氏，一则谋宋灾而不能讨，故特书其事以示贬焉。【永嘉吕氏曰：不书“以成宋乱”，则稷之会疑于谋讨华督；不书“宋灾故”，则澶渊之会疑于谋讨蔡。直书其所为，而后是非善恶之实著矣】

然澶渊之会，既不书鲁卿，又贬诸国之大夫而称人，此则书公，又序诸侯之爵，何也？澶渊之会，欲谋宋灾而不讨弑君之贼，虽书曰“宋灾故”，而未能表其诛责之意也。必深讳鲁卿，而重贬诸国之大夫，然后足以启问者见是非也。稷之会，前有宋督弑君，后有取宋鼎之事，书曰“成宋乱”，则其责已明，不必讳公与贬诸侯之爵次，然后见其罪矣。【朱子曰：《春秋》大义数十，如“成宋乱”、“宋灾故”之类，乃是圣人直著诸贬，自是分明。或问盟会，或言其事者，其义云何？茅堂胡氏曰：会未有指言其所事，会而指言其事，特书之也，“成宋乱”、“宋灾故”是也。盟未见指言其所事，盟而指言其事，特书之也，“释宋公”是也。皆《春秋》】

译大义，应当深思。侵伐之事大多不记载其具体缘由。汪氏说：在稷、澶渊的会盟中，纵容臣子弑杀君父；在薄地的会盟中，纵容荆蛮欺凌中原，这些都关乎君臣、内外的大变故，特意记载其事以贬斥在防地的诸侯及大夫。杜氏说：“成”是平定。然而齐桓公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而《春秋》经文并未记载，那么这里说的“成”并非平定动乱是显而易见的。庐陵李氏说：《春秋》会盟中记载其事的，只有这次和澶渊之盟；记载其作为的，只有盟于薄释放宋公，这都是特笔，因为关乎君臣、内外的大变故。又说：谢氏说，除去动乱叫做“平”，成就其事叫做“成”。○赵氏说：《公羊传》说，内部的重大罪恶应当避讳，那么详细列举其目，为何如此疏远呢？查考逆祀、僖公、昭公出奔逊位，都记载了。如果因为年代久远就不避讳，那么桓公被齐人所杀，为何不明确记载呢？可以避讳的就避讳，可以讥讽的就讥讽，不以远近有所不同。

译夏天四月，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了太庙。

《左传》认为这不合礼制。臧哀伯劝谏说：“作为君主的人，将要彰显美德、杜绝违逆，以此来监察百官，尚且担心有所失误，所以彰显美好的德行来给子孙看。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大路用蒲草做席，肉羹不加调味，祭品不精凿，这是彰显节俭。衮服、冕冠、黻纹、玉笏，腰带、下裳、绑腿、鞋子，衡冠、耳饰、帽带、帽顶，这是彰显法度。藻纹、玉饰、刀鞘、剑饰，大带、佩巾、旌旗、马缨，这是彰显等级。火纹、龙纹、黼纹、黻纹，这是彰显文采。五色配合形象，这是彰显物类。锡、銮、和、铃，这是彰显声音。画有三辰的旗帜，这是彰显光明。那德行节俭而有法度，升降有等级，用文物来记载，用声教来发扬，以此来监察百官，百官因此警戒畏惧而不敢改变纪律。现在却毁灭德行树立违逆，把贿赂的器物放在太庙，来明示百官，百官效仿它，那还能惩罚谁呢？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员邪恶。官员丧失德行，是因为宠爱贿赂昭著。郜鼎在太庙，还有比这更昭著的吗？周武王攻克商朝，把九鼎迁到洛邑，义士尚且有人非议，何况要把彰显违逆混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那该怎么办呢？”桓公不听。周内史听说后说：“臧孙达在鲁国大概会有后代吧？君主违背礼制，不忘用德行来劝谏。”《公羊传》说：“这是在宋国夺取的，为什么称之为郜鼎呢？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器物为什么跟随名称？土地为什么跟随主人？器物与人，并非得到就是如此。宋国起初以不义夺取它，所以称之为郜鼎。至于土地与人，则不然，不久就可以成为它的拥有者了。那么对于夺取，可以成为它的拥有者吗？”回答说：“不行。为什么？就像楚王的妻子嫉妒，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戊申日，纳入太庙。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呢？顺从混乱接受贿赂，纳入太庙，不合礼制。《谷梁传》说：“桓公在内弑杀国君，在外成全他人的祸乱，接受贿赂而退兵，用这些来侍奉祖先，不合礼制。正确的做法是像周公那样不接受。郜鼎，是郜国制作的。说：宋国夺取了它，是宋国的。把它作为讨伐的鼎。”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物品跟随中国，所以称之为郜大鼎。”程子说：“四国平定后，宋国发生祸乱，宋国用鼎贿赂鲁、齐、陈、郑，都有贿赂，鲁国认为是功劳而接受，所以记载‘取’，把成全祸乱的贿赂器物，放在周公的太庙。周公会享用吗？所以记载‘纳’，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来的意思。”

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陈氏说：宋国用郜鼎贿赂桓公，记载“取”，为什么掩盖鲁国的罪责？《春秋》严格区分义利，如果认为是利益，一律用“取”来记载，所以郜鼎贿赂鲁国，济西田地贿赂齐国，只记载“取”罢了。髙氏说：不说“宋人来归”，而说“取于宋”，是专门归罪于桓公】纳，是不接受而强行送来的意思【汪氏说：不称为献，而说“纳”，是说不应纳，君主的祖先不会接受】弑逆的贼人不得讨伐，却接受他们的贿赂器物，放在太庙，来明示百官，这是教他们习惯做乱臣逆贼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罪恶，还能惩罚谁呢？圣人因为这种恐惧而作《春秋》，所以直接记载其事，谨慎地书写日期，垂训后世，让知道宠爱贿赂的行为，保护邪恶废弃正道，能败坏人的国家，也许能知道警戒了【蜀杜氏说：桓公因弑逆而接受弑逆者的贿赂，不可以，何况接受后纳入太庙呢？桓公以为没有周公还可以，如果以为有周公而纳入，那就比庸暗之人还不如了。尔家氏说：前文记载“成宋乱”，是兼责四国；这里记载“取郜鼎，纳于太庙”，是专责鲁国。鲁国从宋国夺取鼎，而《春秋》称它为“郜鼎”，是说宋国起初以不义夺取它，所以正其名而把器物系于郜；现在鲁国又以不义夺取它，所以追溯器物的来源而系于宋。鲁桓公亲自弑杀国君，大恶未讨，却成全他人的祸乱，夺取贿赂而退兵，又把贿赂陈列在太庙。太庙是祖宗神灵居住的地方，周公的典章法制在这里。郜国的鼎，宋国的贿赂，为什么到这里呢？圣人秉笔诛奸，“说成宋乱”，“说取郜鼎”，“说纳于太庙”，用来明刑书示后世，都是特笔。庐陵李氏说：《春秋》致赂的条例，宋国用郜鼎贿赂桓公，而记载“取”在鲁国；鲁国用济西贿赂齐国，而记载“取”在齐国，掩盖鲁齐的罪责。齐国致送卫国宝物而记载“来归”，结正诸侯的罪责，不仅仅在鲁国。刘氏说：宋鼎记载“郜”，齐俘记载“卫”，彭城记载“宋”，“取非所有，据非所安”，即使经历百世，还保留其原名。汪氏说：〇的舞衣，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箭，先王用来传世；夏后氏的璜，封父的繁弱，密须的鼓，阙巩的甲，诸侯从先王那里接受，这叫重器，用来彰显先祖的德行而藏在太庙。宋国的郜鼎，大概像甲父的鼎，莒国的方鼎，吴寿梦的鼎之类，何况是乱贼的贿赂，为什么纳入太庙呢？大概不需要再贬斥，罪恶已经显现了。又按《公羊》《谷梁》都说周公称太庙，而《左传》既称周公之庙，又称周庙，称为宗庙。杜预认为是文王庙。夫《王制》

译诸侯的宗庙设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五座。郑玄说：太祖是始封之君，比如齐国的太公、卫国的康叔就是这样。成王将伯禽封于鲁国，以奉祀周公，所以周公作为鲁国的始祖，被供奉在大庙；伯禽作为始封之君，被供奉在世室。太，是伟大而无上的名号，难道因为大庙之上，还有文王的宗庙吗？《春秋》四篇记载中，大庙从未被称作宗庙。《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难道文王的宗庙可以立在鲁国吗？礼制中称用禘礼在大庙祭祀周公，大概是因为鲁国有禘礼，祭祀文王作为其所由出的帝，所以便说鲁国有文王庙。就像《鲁颂》中提及姜嫄，而解说礼制的人也说鲁国有姜嫄庙罢了。

译秋季七月，杞侯来鲁国朝见。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纪侯，《左传》记载杞侯来朝见时态度不恭敬，杞侯回国后，鲁国就谋划讨伐他。《谷梁传》说：朝见符合时宜，这里为什么记载月份呢？因为桓公在国内弑杀了他的君主，在国外成全别人的祸乱，于是替齐侯、陈侯、郑伯计算说：既然已经贿赂了他们，就趁着这件事去朝见他们，厌恶这种行为，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月份。程子说：凡是称侯的，都应当是纪侯，杞国的爵位不是侯，这是文字错误。等到纪侯完全离开他的国家之后，杞国就不再称侯了。

《公羊传》《谷梁传》和程氏都认为杞侯是纪侯，桓公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是天下最大的罪恶。周王和诸侯不奉行上天的讨伐，反而施行朝聘的礼节，那么他们都有被贬斥的意思。这是为了保存天理、端正人伦。纪侯来朝见，为什么唯独没有贬斥呢？当时，齐国想要灭掉纪国，纪侯请求鲁国做他的宗主，并不是为了桓公即位而朝见他。临川吴氏说：齐国谋划兼并纪国，而郑国帮助齐国。纪国弱小，被齐郑两国图谋，估计不能保全自己，因为鲁国与齐郑和睦，所以来朝见鲁国，将要寻求庇护。刘氏说：《左传》说：杞侯不恭敬，回国后便谋划讨伐他。九月进入杞国。我私下认为《春秋》虽然是乱世，战争之事也谨慎使用。来朝见有一点不恭敬，不应当就进入他的国家。《左传》误将纪国写为杞国，于是产生了不恭敬的说法。《谷梁传》说桓公在内弑君，在外成全别人的祸乱而朝见，厌恶所以谨慎地记载月份，这是不对的。六年冬天，纪侯来朝见，桓公的罪恶没有减少，而纪侯有过错却不改正，责备应当更深，那么应当记载日期，反而记载月份为什么呢？汪氏说：成公七年，曹伯朝见；六年、十八年，定公十五年，邾子朝见，都记载月份，不能因为记载月份就是贬斥。有人认为纪侯不被贬斥，是与滕子相同的例子，而谷、邓、邾、葛不跟随相同的例子。大概圣人怜悯纪国弱小，哀伤它无处申诉，而向姻亲国家寻求援助，所以推究情由而宽恕它的罪过。何休、范甯认为纪侯是进爵，那么不知道隐公三年纪子记载缺失的文字罢了。

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

《左传》说：开始畏惧楚国。《公羊传》说：离散不称为会盟，这里为什么称为会盟呢？大概邓与会盟有关。

按照《左氏传》说：开始畏惧楚国。地点是邓国，也参与会盟。楚国从西周起已成为中原的祸患。宣王曾经命令将领南征。汪氏说：《诗经·采芑》说，宣王南征。蠢动的蛮荆，与大邦为仇。显赫的方叔，蛮荆来受威服。现在按《商颂》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冞入其阻”，《易经》说高宗讨伐鬼方，三年攻克。那么楚国在殷商武丁时已凭借险阻叛乱，而招致中原的讨伐。然而《史记》说楚国从熊绎侍奉周文王开始受封子男之爵，难道武丁用兵深入其国，完全平定其地，到周朝又再次封他吗？等到周朝东迁，楚国僭越号称王。汪氏说：《史记》周夷王时，王室衰微，熊渠深得江汉间百姓的和顺，于是自立为王，立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庇为越章王。厉王暴虐，畏惧他讨伐，又去掉王号。到熊通讨伐随国，请求王室尊为王，王室不听，于是愤怒自立为武王。现在按这里说东迁开始僭号，是指武王而言。凭借险要欺凌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土地与楚国相邻，因此畏惧。后来终于灭掉邓国，俘虏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至亲的缘故为其服役，直到春秋结束，圣人大概哀伤他们。天下没有比天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自守，那么国家即使像荆楚那样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张氏说：小国处于大国之间而自立的方法，孟子告诉滕文公的三章详细说明了，只是畏惧而不能自强于为善，所以不振作。不知道根本，此事丑恶，德行齐备不能相尚，那么就以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春秋》会盟离合的痕迹，那么列国盛衰的原因可以考察。观察《春秋》进退与夺抑扬的界限，就知道安定中原抵御外侮的方法了。家氏说：邓侯是熊赀的舅舅，而首先被灭，这还有人心吗？这次会盟，《春秋》记载荆楚欺凌的开始，所以书写。汪氏说：在邓地会盟是外诸侯相会的开始，而实际上是楚患的萌芽。北杏是外诸侯列会的开始，而实际上是霸者的滥觞，关系到天下的缘故不小了。王国会同会盟以畏惧楚国，邓首先被灭，蔡则通于侵凌。桓公、文公之后服属于楚国，同于鄗邑，熊处灭之，熊麋封之，仅存一线之者，到春秋之终，遂不得已而迁州来，以求庇于吴郑，则数遭侵伐，疲于奔命，曾无宁日。荥阳、成皋之地，殆为争战之墟，几不能国。肉袒请命，愿为囚俘。观察后日的变故，那么会盟邓地的举动，难道不是中国夷陵的开端吗？庐陵李氏说：楚国从熊绎开始受封，六世到熊渠，立其子康为句亶王，红为鄂王，执庇为越章王，这是僭王的开始。又八世到熊仪，是为若敖。又二世到熊朐，是为蚡冒。又一世到熊通，是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随于桓公六年，吞诸侯于桓公八年，围鄾，败邓于桓公九年，盟贰轸，败郧师蒲骚于桓公十一年，伐绞，伐罗。楚国已在江汉之间强大了。

译庄公四年，文王熊赀即位。庄公六年，楚国讨伐申国；庄公十年，楚国拘捕了蔡侯；庄公十六年，楚国灭亡了邓国。从此楚国的势力日益扩张，日后争霸天下的权势，便从这时开始。○刘氏说：《公羊传》认为“‘离’字不应当说‘防’，这里说‘防’，大概是因为邓国与防国有关”，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两国互相防备，不能说蔡侯、郑伯到了邓国，况且实际上执行的是防礼，如果不是防礼又是什么呢？这是依据齐侯、郑伯前往纪国的例子作为类比，却又自己胡乱解说罢了。

译九月，鲁军进入杞国。

《左传》说这是为了讨伐杞国对鲁国的不敬。《谷梁传》说这是我国军队进入杞国。杜预说：史书不称“主师”（即不称主帅），是因为地位卑微。程颐说：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对外则称“人”，对内则只说“入某”或“伐某”。陈氏说：鲁桓公时，大夫率领军队，却只说“入杞”，为什么呢？因为凡是桓公的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的，都不提大夫的名字。桓公的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那么为什么都不提大夫的名字呢？因为桓公是通过大夫弑杀隐公而后即位的，所以桓公的军队若非国君亲自率领，那就是大夫专权。高氏说：桓公弑君，没有人去讨伐他，他却反而进入杞国、讨伐邾国，这是让天下人共同蒙受耻辱。汪氏说：有人认为是蔡国、郑国进入杞国，然而灭逼阳、灭赖都称“遂”（表示顺承前事），这里不称“遂”，那么进入杞国的就是鲁国。《左传》说是为了讨伐杞国来朝见时的不敬，大概是依据僖公二十七年春天杞子来朝见，秋天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而附会解释的说法罢了。

鲁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

《左传》说这是为了重修旧好的关系。临川吴氏说：隐公是因为戎人请求结盟，多次请求后才与之结盟。现在戎人没有请求结盟，而桓公却主动与之结盟，大概与在郑国结盟、在越地结盟的意思相同。凭借自己身负大恶而结交友好，以巩固自身，不分内外都与之勾结。

冬天，鲁桓公从唐地回国。

这是史书记载“至”（回国）的开始，《左传》说是为了告祭宗庙。凡是国君出行，要告祭宗庙；返回时，举行饮至礼，放下酒杯，记录功勋，这是礼制。如果是普通的相会往来，去时称地名，回时称“至”，是为了谦让事功。如果参与的是三次以上的会盟，那么去时称地名，回时称“至”，是为了成就事功。《谷梁传》说：“桓公没有会盟，却记载他回国，这是疏远他。”程颐说：“国君外出而记载他回国有三种情况：告祭宗庙、超过时限、表示危险。”桓公弑君自立，曾经与郑国、齐国、陈国会盟，都同样是不义。现在远远地与戎人结盟，所以表示危险而记载他回国。如果戎人不像那三国一样结党作恶，那就应该去讨伐他们了。

凡是做儿子的，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见面，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国君出行必须告祭宗庙，回来必须奠祭而后入宫，这是礼制。

《礼记·曾子问》：诸侯相见，必须告祭于父庙，命令祝史告祭于五庙；回来必须请求告祭于祖庙和父庙，然后命令祝史告祭于先前告祭过的地方。

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告知，到达，这是常事，为什么要记载？

茅堂胡氏说：国君如果不记载“至”，那是常事；记载“至”，或者是危险，或者时间久，或者做了不义之事，或者策勋而记载。

有的记载离开国家时间之久。

汪氏说：庄公五年冬天，会盟讨伐卫国；六年秋天，公至；僖公四年正月，会盟侵蔡；八月，公至；六年夏天，会盟讨伐郑国；冬天，公至；十五年三月，会盟于庄丘；九月，公至；十六年十二月，会盟于淮；十七年九月，公至；二十八年五月，会盟于践土；二十九年春天，公至；成公十年七月，如晋；十一年三月，公至；十三年三月，如京师；七月，公至；襄公二十八年十一月，如楚；二十九年五月，公至；昭公五年春天，如晋；七月，公至；七年三月，如楚；九月，公至；十五年冬天，如晋；十六年夏天，公至；定公四年二月，会盟于召陵；七月，公至。

有的记录会盟、侵伐的危险。

汪氏说：宣公会盟于黑壤，成公会盟于沙随，昭公会盟于平丘，都被晋国责备；僖公会盟讨伐郑国，于是包围许国，会盟侵蔡，于是讨伐楚国；成公、襄公会盟讨伐郑国，讨伐秦国，讨伐齐国；定公会盟侵楚；哀公会盟吴国讨伐齐国，都是大战讨伐之事，没有不可危险的；定公包围成国，虽然说是以君伐臣，但强者也不易立即屈服，看昭公、定公讨伐季氏，其危险可知；如果宣公朝见齐国，以篡弑求援，惟恐获罪；襄公朝见楚国，几乎不能返回，莫非都是可危险的情况。

有的彰显结党作恶、依附奸邪的罪过。

汪氏说：桓公接纳郑突，庄公接纳卫朔，都记载“至”和“伐”；襄公释放崔杼不讨伐，而记载重丘，记载“至”和“会盟”。

桓公弑君而立，曾经列于中国诸侯的会盟而不记载“至”，是同恶；现在远远地与戎人结盟而记载“至”，是表示危险。

范氏说：担心他远远地会盟戎狄，高兴他得以返回；何氏说：凡是记载“至”的，是臣子欢喜其君父脱离危险而到达；桓公与戎人结盟，虽然守信，仍然可以危险。

程氏所说的“居夷浮海”的意思是对的。话不这么说吗：夷狄有君主，还不如诸夏没有君主。

张氏说：《春秋》以鲁国为主，为什么想要戎人讨伐鲁君呢？大概圣人起初并没有因为以鲁国为主而废弃拯救三纲的心。程子的传注精妙。家氏说：陈夏徵舒、蔡般弑杀他们的君主，中国没有人能讨伐他们，荆楚则讨伐了他们。现在鲁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国诸侯都参与了动乱，没有能讨伐贼人的。桓公在唐地与戎人会盟，戎人如果【有】人，还将讨伐他，现在得以归来是侥幸的，所以特别为他记载“至”。啖氏说：凡是公出行总共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有八十二次，不记载“至”的有九十四次。《左传》说告庙就记载于策命，天子随其所到之处以示功过，并且记录其离开国家的远近迟速。其中有一次出行涉及两件事的，或者记录前事，或者记录后事，选择重要的记录。还有不致于本事的，本事不是功绩。孙氏说：《春秋》是乱世，诸侯出入无度，记载“至”是表示危险。陈氏说：凡是记载“至”，是表示危险。隐公出行不记载“至”，桓公记载“至”是因为与戎人结盟。庄公去齐国都记载“至”。桓公、文公有诸侯

译关于“至”这一记事，如果事情不顺利就记载“至”。像牡丘在淮水、围许直到断道之后才不记载“至”的情况很少。成公的琐泽之会，襄公的邬之会，戏之役，仅仅没有记载“至”罢了。昭公、定公时期没有不记载“至”的，哀公有时不记载，像防地抵御吴国伐齐，黄池之防，都是因为处境危险。所以夫人不记载“至”，只有出姜记载了；大夫不记载“至”，只有季孙意如、叔孙婼记载了。临川吴氏说：回国后报告宗庙，是常事，《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谷梁传》说：记载“至”，是因为处境危险。似乎符合经文的本意。纠合诸侯从齐桓公开始，幽地、柽地、首止、宁母、洮地、葵丘、咸地、大防，鲁国国君都参加了，但都没有记载“至”。《谷梁传》认为桓公在防地没有记载“至”，是因为局势安定，这符合经文的本意。第二年牡丘、淮水两次会盟记载了“至”。范甯注解说：桓公在防地没有记载“至”，是因为齐桓公德行衰微，所以因处境危险而记载“至”，这符合传文的意思。淮水之防，僖公被齐国扣留，声姜出奔防地后才得以释放，由此可知记载“至”是因为处境危险。伐楚、伐郑两次战役记载“至”，是因为战争凶险，不同于衣冠楚楚的会盟，所以记载“至”。齐桓公死后，僖公朝见齐国本不适宜，所以记载“至”。由此推论，桓、庄、文、宣、成、襄、昭、定、哀各位国君出行，记载“至”的大致都是因为处境危险。为什么说是危险呢？或者是事情艰难，或者是行动不当，或者是路途遥远，或者是时间长久，这些都是危险的情况，庆幸礼仪完成、事情结束而得以回国，所以记载。《谷梁传》在襄公朝楚的传文中说：“至自楚”，是欢喜他回来。担心他前往，欢喜他返回。鲁国夫人只有文公九年出姜到齐国归宁是符合礼制的，所以特别记载她回来。至于其他夫人的出行，都不是美事，所以不记载“至”。那么出姜的回来，也是因为危险吗？妇人没有外事，按礼应当归宁，不得已而出行，也以能回到国都为喜。在未回来之前，哪里敢认为安全呢？那些不合礼制而行的人，本来就不值得称道，又何必担忧他们的危险呢？记载大夫“至”的有三次，都是因为被齐、晋两国扣押，庆幸得以解脱，所以记载他们回来，由此可见经文中记载“至”，都不是美事。汪氏说：《汤诰》称王从克夏回来，到达亳；《武成》称王从商回来，到达丰，那么国君出行记载“至”，由来已久。但是报告宗庙而记载“至”，是常礼；不报告宗庙而记载“至”，是《春秋》的变例。昭公失去国家，居住在郓地，记载“至”有五次，难道是因为流亡在外，还能派遣臣子向祖先报告吗？这是圣人的微言大义，虽然说是因为危险，也是为了彰显臣子不忘君主的道义。有人说：《春秋》赞美萧鱼之会，而定公在夹谷会盟，孔子辅佐齐人，章章来归，侵犯疆界，记载“至”，难道也是因为危险吗？我私下认为晋悼公九次会合诸侯，三次出兵伐郑，不仅诸侯疲于奔命，而悼公的辛劳也很严重。记载“至”，大概是担忧中原的战争，而庆幸得以休养生息罢了。至于夹谷之会，齐人怀有欺诈阴谋，将有动武劫持的企图，如果不是我们的圣人秉持礼义来抵御，鲁国就危险了。庐陵李氏说：关于“至”的体例，啖氏、陈氏两家的说法都有可取之处，但陈氏认为桓公、文公不顺利就记载“至”，那么召陵盟楚，难道不顺利吗？啖子认为事情没有成功，所以不记载“至”，但同心围齐，怎么能说没有成功呢？也有不通畅的地方，所以唯独胡氏的说法最好。而胡氏对于“致前事”、“致后事”的说法，又比较简略，那么又应当参考《公羊传》和《谷梁传》。又说：《春秋》记载国君“至自某地”有六处：唐、谷、干侯、瓦、夹谷、黄池是也。

译附录《左传》记载：起初，晋穆侯的夫人姜氏，在条地之战时生下太子，给他取名叫仇；他的弟弟在千亩之战时出生，给他取名叫成师。师服说：“奇怪啊，国君给儿子取名字！名字用来制约道义，道义用来产生礼仪，礼仪用来体现政事，政事用来端正百姓，因此政事成功而百姓顺从。如果颠倒就会产生动乱。美好的配偶叫妃，怨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时的命名规则。现在国君给太子取名叫仇，给弟弟取名叫成师，开始显露动乱的征兆了，兄长大概要被废黜了吧？”晋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动乱，所以封桓叔于曲沃，靖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师服说：“我听说国家建立，根本强大而枝末弱小，因此能够稳固。所以天子建立诸侯国，诸侯建立卿大夫之家，卿设置侧室，大夫有第二宗族，士有庶子，庶人、工匠、商人各自有分开的亲属，都有等级差别，因此百姓服侍上级，而下级没有非分之想。现在晋国是甸侯，而建立的国家根本已经弱小了，它能长久吗？”晋惠公三十年，晋潘父杀死昭侯，想接纳桓叔，没有成功。晋国人拥立了孝侯。晋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城，杀死孝侯。翼城人拥立他的弟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犯陉庭的田地，陉庭南边的边邑人开启曲沃攻打翼城。

【壬桓王十申一年】三年【齐僖公二十一年，晋哀公九年，卫宣公十年，蔡桓公六年，郑庄公三十五年，曹桓公四十八年，陈桓公三十六年，杞武公四十二年，宋庄公冯元年，秦宁公七年，楚武王三十三年】

春季正月。

【程颐说：桓公弑君而即位，元年书写“王”，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二年，宋督弑杀他的国君，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三年不书写“王”，显示出桓公没有王法。何休说：没有王法，是显示桓公没有王法而行动。一年有王法，是显示开始。十年有王法，是数字的终结。十八年有王法，是桓公的终结。表明开始和终结都有王法，只是桓公没有罢了。不在元年显示开始，是因为尚未没有王法】

桓公三年以后，经文中不书写“王”，有人认为周天子不颁布历法【刘氏说：杜预注说不书写“王”的原因，是当时天子不颁布历法，这是不对的。十七年十月朔日发生日食，传文说“不书写日期是因为史官失误”，意思是史官推算历法不准确，并不是说不颁布历法。为什么那年也不书写“王”呢？如果说史官失误，那就是不颁布历法了。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食，也不书写朔日，也应当不书写“王”，反而书写了“王”，由此可知不书写“王”不是因为历法。资中黄氏说：颁布历法就要告朔，现在没有“王”字的年份有朔日，又有正月，那就不是天子不颁布历法】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读音同“朝”】的动乱，哪里有空闲颁布历法？而经文中都书写了“王”，并非不颁布历法，这很明显。又有人认为这是缺漏的文字，怎么可能在一个国君在位期间长达十四年都不书写“王”？它不是缺漏文字也很明显【汪氏说：缺漏文字则不成文义，像纪子伯甲戌、己丑、夏五、郭公之类。如果桓公不书写“王”，四年、七年没有秋冬，都是圣人删削的。纵观二百四十二年，只有桓公的十四年不书写“王”，又怎么会是记录者其他没有脱漏而唯独脱漏“王”字呢？都应当以程颐的说法为正确】那么是怎么回事呢？桓公弑君而即位，到现在三年，诸侯的丧事已经完毕，这是入朝觐见【读音同“现”】接受天子命令的时候【髙氏说：桓公没有王法，是因为桓公篡夺他哥哥的位子，对外假托继承世位而立，以此免除诸侯的讨伐。等到丧期结束，他应当以士的礼节觐见天子而接受命令，又不能这样做，还应当通过使者请求命令来治理百姓。现在桓公一次都不接受命令，直到终身，那么享受国位虽然长久，随从虽然众多，不过是盗贼没有诛杀罢了。王氏说：诸侯除丧以士的服装觐见天子，天子赐给他爵位和命令然后回去治理他的国家。桓公除丧后还不朝见天子请求命令，那么没有王法的迹象就明显了】而周王朝的司马不施加残杀执囚的刑罚【《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贼人弑杀他的亲人就正法他，放逐弑杀他的国君就残杀他。注：正法他，是拘捕而惩治他的罪；残，是杀】邻国的大夫没有听说有沐浴斋戒的请求。鲁国的臣子道义上不能与仇人共戴天，反而回头侍奉仇人，竟然不以为耻，让乱臣贼子肆意凶恶叛逆，无所忌惮，人伦大道灭绝了。所以从此以后不书写“王”，是显示【读音同“现”】桓公没有王法【赵氏说：王是人伦所系，桓公没有王法，厌恶桓公灭绝人伦，所以去掉“王”字来显示他的罪过】以及天王失政而不像王【家氏说：有人说周王室衰微天王失政不像王，不是从桓王开始的，以此责备天王，恐怕不是可以责备的吧？回答说：王室微弱不能诛讨乱贼，《春秋》对他抱有期望而没有责备。元年、二年还书写“王”，是抱有期望。现在丧事已经结束，叛逆的桓公未能入朝觐见天子，而第二年宰纠奉命下来聘问，从此再三聘问，应当诛杀却加以奖赏，王纲完全毁坏，天下不再知道有王了】桓公没有王法而行动，归罪于天子，可以吗？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君不像君，那么臣就不像臣，父不像父，那么子就不像子【张氏说：《春秋》书写“王”，是用来统率诸侯，端正天下的。桓公弑君自立，所以三年以后不书写“王”，好像正朔不是从天子那里出来的。汪氏说：有人说宣公也是篡位而不被诛杀，他的没有王法是怎么回事呢？私下认为经文所书写的桓公弑君再次删削秋冬，天子的冢宰来

译诸侯聘问时书写其名，诸侯来朝见必定加以贬斥，而宣公时期的书法（笔法）全然不同，难道是因为春秋初期还期望天子、方伯和诸侯去讨伐贼臣，到了中期弑君叛逆之事接踵而至，再无可期望的讨贼之人，所以改变旧例而采取相同的写法吗？程子说：春秋时期先前已经确立了体例，到后来书写得完全不同，就是指这类情况。庐陵李氏说：桓公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记载了“王”，赵氏认为这是后人错误地添加的，他的说法已经不对；而注释《谷梁传》的人看到二年记载了“王”，认为是为了纠正与夷的卒年，于是附会认为十年记载“王”是为了纠正终生（即桓公）的卒年，这又是不懂纠正弑君叛逆之道的含义了。注释《公羊传》的人在十年、十八年记载“王”是正确的，而认为元年记载“王”是因为桓公此时还不敢不尊王，到三年才开始显明他不尊王的罪过，这又是穿凿附会得太过分了。所以胡氏唯独采纳程子的观点，又说：范氏举例说春秋上下没有记载“王”的一共有百零八次，桓公不记载“王”是因为不奉行王法，其他公不记载“王”是因为不记载正月所以不能记载“王”。宣公也是篡位而不被除去的人，只是罪行的轻重不同罢了。

译附录【《左传》记载：春，曲沃武公讨伐翼城，驻扎在陉庭。韩万驾车，梁弘担任车右，在汾水边的低湿之地追逐翼侯，马缰绳被绊住而停下。夜间抓获了翼侯。直到栾共叔】

鲁桓公在嬴地会见齐侯。

【《左传》说：在嬴地会见，是为了与齐国结为婚姻。杜预说：鲁桓公不通过媒人中介，亲自与齐侯会见以达成婚约，这是不合礼制的。家谟说：桓公因篡位弑君而得国，害怕方伯前来讨伐，于是向齐国求婚，因此有了这次会见。婚姻之所以要有媒人，是为了区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重视婚姻的开始。如今鲁桓公亲自进行这次会见，以与强大的齐国缔结友好关系，没有媒人而结婚，是不合正道的；越过国境去会见，会见是不合正道的；派他的私人前往迎接，迎接是不合正道的；为齐侯亲自迎亲，迎亲是不合正道的。所以《春秋》对嬴地的会见，谨慎地记载下来，以显示祸败的开端。想要逃避弑君的讨伐，最终却死在齐国，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后来庄公亲自到齐国送聘礼，用盛大的装饰对待女子，放纵淫乱的行为，不再有羞耻之心。造成这种端点的，实在是始于他父亲的行为，儿子效仿，导致败坏伦理、扰乱国家，历经几代都没有停止，能不谨慎吗？】

夏，齐侯和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左传》说：没有结盟。《公羊传》说：胥命是什么意思？是互相约定。为什么说互相约定？因为接近正道。这怎么说是接近正道呢？古代不结盟，只凭言语约定就回去了。《谷梁传》说：胥的意思是相。互相约定而守信，明白谨慎地言语后就回去，这被认为是接近古道的。为什么一定是先由一人提出互相约定的话呢？不是因为齐侯命令卫侯。程颐说：两国会见，约定言语而互相命令，不结盟，情义接近于理，所以称赞它。杜预说：蒲，是卫国的地方，在陈留长垣县西南。《公羊传》说：胥命，就是互相约定。互相约定接近正道。古代不结盟，只凭言语约定就回去。何休说：盟誓不歃血，只凭言语互相发誓，称赞他们不结盟而接近正道，类似于古道而不相违背，所以记载下来以拨乱反正。范氏说：重申约定的言语以互相通达，不歃血而结盟。人们喜爱真情，私下互相猜疑，从而形成倾覆危亡的风俗，这种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有虞氏的时候已经有征讨苗族的誓约，到了周朝有司盟的官员，幽王时大夫作诗说：“君子屡次结盟，祸乱因此滋长”，那么盟誓的亵渎，不必等到春秋时代才显现。能够互相约定而守信明白，难道不是独自接近正道吗？所以特别在此处兴起“胥命”的文字，有所取义。圣人用信用代替粮食，回答子贡的提问。《论语》说：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都有死亡，百姓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集注说：百姓没有粮食必定死亡，然而死亡是人所不可避免的，没有信用则虽然活着也无法自立。君子用信用代替生命，重视桓王的过失。《诗经·兔爰》小序说：桓王失去信用，诸侯背叛，君子不乐于生存。信用离去则百姓不能立足，所以荀卿说《春秋》称赞胥命。《荀子·大略篇》说：《春秋》称赞胥命，而《诗经》批评屡次结盟，它们的心意是一致的。茅堂胡氏说：信用是国家的大宝，胥命而不结盟这一节是可取的。刘氏说：古代方伯州牧受命于天子，诸侯互相命令是不合正道的。齐太公的后代，是东州的诸侯；卫康叔的后代，是北州的诸侯，因事务而互相命令。高氏说：胥命，是互相推举为牧伯。诸侯的变乱，始于齐卫胥命，终于吴晋争盟。从争盟来看胥命，所谓彼善于此，所以《春秋》称赞胥命。问胥命，齐卫势均力敌，所以齐僖公自认为小伯，而黎人也责备卫国以方伯之事。当时周王不能任命伯，而想自己成为伯，所以彼此互相命令，以成就其僭越，等到时间久了，那么有力量的就专擅了。战国诸侯，齐、魏在浊泽会见以互相称王。后来，秦人向齐国称帝，约定共同称帝，这是明显的证据。朱熹说：‘这话也有道理。’汪氏说：‘朱熹的意思与程子的传注稍有不同，姑且两者并存。’我考察《庄公》二十一年，郑国在弭地胥命，共同谋划拥立周王，不能说胥命是为了称伯。况且齐、卫胥命之后，没有听说有会见结盟侵伐之事，仅在郎地打了一仗，在恶曹结了一次盟，都是因为郑忽的缘故，那么不是互相推举为伯了。大概胥命，是互相以言语结约而不结盟，而结约的善恶，则取决于具体事情。】

六月，鲁桓公在郕地会见杞侯。

【杞公作纪，郕公作盛。《左传》说：求和。程颐说：自从桓公篡位自立，没有一年不与诸侯盟会，结交外援以巩固自己。高氏说：纪侯害怕齐国，想亲近鲁国，郕国也是这样。张氏说：纪国与鲁国亲近，而向鲁国求援以抵抗齐郑，所以桓公趁他来朝见，与他会见。汪氏说：程子说〇称侯都应当是纪。《左传》说〇求成，难道是因为入〇而传注了他的说法吗？】

秋七月壬辰朔，日食，既。

【《公羊传》说：既是什么意思？是尽。《谷梁传》说：说日说朔食，是正朔。既，是尽，有继续的言辞。程颐说：既，是尽。食尽是大的异象。《谷梁传》说：既，是尽。杜预说：历家说：日月交会，月亮掩盖太阳，所以日食。食既，是正相当而互相掩盖。范氏说：尽而复生，叫做既。说日，

译说到“朔日”，指的是正朔【共计二十六次，其中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僖公五年，文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十七年，襄公十四年、二十二年、十一年两次、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两次、二十七年，昭公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三十年，定公五年、十二年、十五年】。只说“朔”而不说具体日期，表示日食发生在朔日【桓公十七年，是朔日的次日】。只说具体日期而不说“朔”，表示日食发生在晦日【共计七次，隐公三年，僖公十二年，文公元年，宣公八年、十年两次、七年，襄公十五年】。既不说日期也不说“朔”，表示日食发生在夜间【共计两次，庄公十八年，僖公十五年】。怎么知道是夜间发生的日食呢？回答说：君王在早晨拜祭太阳【《前汉书·贾谊传》：“三代的礼制，春天早晨拜祭太阳”】。君王早晨拜祭太阳，那么怎么知道是夜间发生的日食呢？太阳刚升起时就有亏损损伤的地方【“虑”音“吕”】，而且没有恢复，就知道日食发生在夜间了【范氏说：“《王制》记载：天子穿着礼服，在东门之外拜祭太阳。所以太阳刚升起时就有亏损损伤的地方，因此知道日食发生在夜间”】。太阳是众阳之气的宗主，是人君的象徵，如果发生日食且完全遮蔽，那么这种变化就非常大了【家氏说：“阴气盛于阳气，太阳因此失去光芒，白天昏暗，这是很大的异象”】。先前的儒者认为这是荆楚僭越称王、郑国抗拒周王军队的应验【汪氏说：“日食共三十六次，完全遮蔽的有三次。这一年之后，荆楚僭越称王，郑国击败周王军队，射中周王肩膀。宣公八年之后，楚庄王围攻宋国，析骸易子，攻打郑国，郑伯肉袒投降，晋国在邲地大败，屈服于荆楚。襄公二十四年之后，齐国的崔杼、卫国的甯喜弑君，吴国和楚国横行霸道，变化既然大，那么其应验也必定是僭越了”】

译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左传》认为这是为了延续先君之间的友好关系，所以称他为“公子”。《谷梁传》认为迎娶夫人应当亲自前往，却派遣大夫，不符合正礼。程子说：“翚在隐公时期不称公子，因为他是隐公的弑君者；在桓公时期称公子，因为他是桓公的党羽。”

娶妻必须亲自迎娶，这是礼制的正统。至于国君，如果按照爵位，就有尊卑之分；按照国家，就有大小之别；按照路途，就有远近之差。有的在本国迎娶，有的在边境迎娶，有的在馆舍迎娶，这是礼制的变通。纪侯对于鲁国，从国家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遣履緰前来；鲁侯对于齐国，从路途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派遣公子翚前往。这是不重视大婚的礼仪，失去了礼制的节度。所以史书这样记载。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

《左传》认为齐侯送姜氏，不符合礼制。凡是公室女子嫁给敌国，如果是姊妹，就由上卿送行，以表达对先君的敬意；如果是公子，就由下卿送行。对于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行。对于天子，各位卿大夫都随行，国君不亲自送行。对于小国，由上大夫送行。《公羊传》问：为什么要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诸侯越过国境送女，不符合礼制。这已经进入鲁国境内了，为什么不称夫人？从鲁国的角度说，齐国的父母对于女儿，即使在邻国，夫人仍然被称为“我的姜氏”。《谷梁传》认为，按照礼制送女，父亲不下堂，母亲不出祭门，诸母和兄弟不出阙门。父亲告诫说：“谨慎听从你舅父的话。”母亲告诫说：“谨慎听从你姑母的话。”诸母反复申说：“谨慎听从你父母的话。”送女越过国境，不符合礼制。

鲁桓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谷梁传》问：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是为了行礼。齐侯前来，鲁桓公迎上去会见他，是可以的。程子说：齐侯出疆送女，鲁桓公远远地去会见他，都不符合道义。

夫人姜氏从齐国到达。

《公羊传》问：翚为什么没有护送？因为已经见到鲁桓公了。《谷梁传》问：为什么不说是翚送来的？因为鲁桓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夫人。子贡说：“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联合两个姓氏的好意，以延续万世的后代，可以说是太隆重了吗？”程子说：这是在宗庙中告祭。

古代婚礼必须亲自迎娶，那么授予和接受的过程就明确。后世亲自迎娶的礼制废弛，于是有父母兄弟越过国境送女儿的情况。派遣公子翚前往迎娶，就已经轻慢了。因为齐侯前来，鲁桓公就在讙地迎上去会见他，这是鲁桓公的行为重心在齐侯而不在姜氏，这难道是礼制吗？

译鲁桓公本无亲自迎娶之意，等到听说齐侯亲自送姜氏，才匆忙前往讙地去防备，这说明桓公的出行是因为齐侯而出，并非为了亲迎而出。从礼仪形式上看似乎合理，但运用礼仪的初衷却是错误的。蜀地杜氏说：再次提到齐国，是为了强调其严重性。经文不说“至”，是因为桓公已经见到了姜氏。孙氏说：这是齐侯送姜氏，桓公在讙地接受她。在讙地接受却不写“至讙”，是因为不承认桓公在讙地接受姜氏这一行为，所以记载“至自齐”以端正其义。薛氏说：记载“至”而不说与桓公一同至，表明桓公夫妇之道始终不正当。不能防范闲邪，在此时《敝笱》的讽刺【七赐反】之兆【《诗经·齐风·敝笱》小序：讽刺文姜。齐国人厌恶鲁桓公软弱无能，不能防范闲邪文姜，导致她淫乱】已经显现了。礼仪是用来辨别嫌疑、明确细微之处，在混乱发生之前就制定治理措施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所以详细记载【临川吴氏说：婚礼的重大环节有三：纳币，是第一；亲迎，是第二；夫人至，是第三。如果这三者都合乎礼制，则都不记载。鲁桓公在防地迎娶嬴氏，记载并加以讥讽，是因为不通过媒人而直接向齐国求娶。迎娶女子，记载并加以讥讽，是因为没有亲迎而派公子翚去。送姜氏，记载并加以讥讽，是因为齐侯亲自送。在防地讙地，记载并加以讥讽，是因为没有亲迎却亲自去防备齐侯。夫人至，不记载，是因为公子翚讥讽鲁桓公，起初派翚去迎娶，中途却在讙地亲自接受姜氏。汪氏说：文定公在这一年的传文中说娶夫人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在庄公二十四年的传文中说婚姻是常事，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婚姻合乎礼制而不记载，是书法的常规。所以僖公娶夫人，纳币、迎女、夫人至，都不记载。桓公娶文姜，不合乎礼，所以作为重大事务而全部记载，这是为了垂戒后世的书法变通。昭公娶同姓女子，则是因为国家丑恶而隐讳不书。圣人作经，如同化工孕育万物，宏大细微、高低起伏，根据事物的形态赋予其形式，怎么能拘泥于一种标准来论断呢】

译冬季，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鲁国聘问。

《左传》记载：冬季，齐仲年来聘问，是为了送夫人。程子说：“称‘弟’合乎义，可见于隐公七年。”杜氏说：“女子出嫁，又派遣大夫随行聘问，在鲁国出发，称为‘致女’；在他国而来，则统称为‘聘’。”临川吴氏说：“齐僖公亲自送女儿到鲁国，不久就回去了，又派尊贵的弟弟来送她，可见他爱女之情至深至私，并非礼制的正道。”高氏说：“隐公七年弟年曾来聘问，如今桓公篡位取代隐公并与齐国结亲，又派他来聘问，齐侯对于鲁国篡弑君主的行为，看得很轻，毫不在意，如同市井之交的欢好罢了。”

有年。

《公羊传》说：有年，为什么记载？因为喜悦而记载。大有年，为什么记载？也是因为喜悦而记载。这里说“有年”，是什么意思？只是有年成。那里说“大有年”，是什么意思？是大丰收。仅有年成，也足以当作喜悦吗？依靠有年成啊。《谷梁传》说：五谷都成熟叫有年。程子说：“记载有年是记异。人事在下顺从，则天气在上调和。桓公弑君而立，违背天理，扰乱人伦，天地之气因此乖戾，水旱凶灾本是应有的。如今却有年成，所以记载其异常。”宣公是被弑君者所立，其罪恶稍轻，所以大有年才记载。杨士勋说：“凡是记载有年在冬夏，五谷全部入库，计算用度丰足，然后才记载。”旧史将灾异与庆祥一并记载，所以有年、大有年得以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旧史不记载，圣人也不能凭空添加。然而十二公大多历年，那些务农重谷、忧雨而书雨的人，难道没有丰年而不见于经文的吗？这是孔子对于其他公都删削了。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则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这两位公获罪于天，理应遭受水旱凶灾的谴责，如今却有年成，这是反常，所以视为异象，特别保留。然而天道也僭越吗？桓公、宣公在位十八年，唯独这两年记载有年，其他年份歉收可知，而天理不差，确实如此。这一件事，在不修《春秋》时，是庆祥；君子修之，则是变异。这是圣人依据鲁史旧文，能确立兴王的新法。所以史文如画笔，经文如化工。曾以此观察，非圣人不能修之审慎。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说经者多列于庆瑞之门，直到程氏发明奥义，然后视为记异，这是得于言意之外的。

附录【《左传》：芮伯万的母亲芮姜厌恶芮伯万宠幸人多，所以驱逐他，他出居在魏】

【癸桓王十丑二年】四年【齐僖二十三年，晋小子侯元年，卫宣十一年，蔡桓七年，郑庄三十六年，曹桓四十九年，陈桓三十七年，〇武四十三年，宋庄二年，秦宁八年，楚武三十三年】

春季正月，公在郎地狩猎。

这是搜狩的开始，《左传》记载时令是礼制。《公羊传》说：狩是什么？田猎。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常事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远。诸侯为什么一定要田猎？一是为了干豆，二是为了宾客，三是为了充实君主的厨房。《谷梁传》说：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的事。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四季的田猎，用三种，只取其所先，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实君主的厨房。程子说：公出动众人，都常记载在郎，是因为远。杜氏说：周朝的春夏之冬，田猎从夏时，郎不是国内之狩。

译也，故书地】

为什么记载此事？是为了讥讽鲁公远行。何氏说：诸侯田猎不能超过郊外。张氏说：田猎应在夏历仲冬，周历正月正是其时。然而国家的搜狩自有固定场所，都选择山林茂密之地，借着田猎来追逐禽兽。鲁国的大野本是常设的田猎之地，所以“西狩”不记载地点。由此看来，讥讽远行的说法确实可信。永嘉吕氏说：这次在郎地田猎，与在棠地观鱼之类，都是讥讽前往远地。

祭祀和战争，是国家的大事。田猎是为了演习这些大事。役使百姓是为了训练军队，以此展示武力而威慑天下。获取猎物是为了祭祀宗庙，以此展示孝心而顺应天下。高邮孙氏说：天子诸侯没有战事时，每年都要田猎。田猎就是役使百姓训练军队，获取猎物祭祀宗庙。然而役使百姓如果不合制度，就会伤害农事；获取猎物如果不合礼仪，就会损害生物本性。四季的田猎不伤害农事、不损害生物，以此向天下展示孝道与武力。

所以中春时节教习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中夏时节教习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中秋时节教习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中冬时节教习大阅，接着进行狩猎。《周礼·大司马》注说：凡是军队出征叫治兵，归来叫振旅，都是练习战阵。茇舍，是指在草地上驻扎。军队有在草地上驻扎的法度。大阅，是检阅军需物资，搜索并选取不繁殖的猎物。苗猎是为了为禾苗除害。狝猎是杀戮。狩猎是说守候获取猎物，不加选择。

然而不合时令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损害生物。啖氏说：搜狩是常事，不造成伤害；若非其时或逾越礼制，则予以记载。

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场所，侵害百姓和生物，使百姓受苦，那么百姓听到车马的声音，看到羽毛旗帜的华美，就会头痛皱眉互相诉说，能不谨慎吗？因为不在固定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谨慎于细微之处的用意。每于细微之处谨慎，然后王者的德行才能保全。髙氏说：桓公起初昏庸于齐国，却有年奉之礼，凡是奢侈之心生于内心，逸乐之德就会显露于外。郎地是鲁国的边境，远赴边境田猎，是危险的。桓公有弑君的大恶，人们可以讨伐他，鲁国不以此为念反而远行田猎，由此可知他安于弑逆，恬然不怀恐惧。先王的田猎，安定时不忘危险，治理时不忘混乱。《春秋》之时，习惯于田猎被称为贤，擅长驰骋追逐被称为好。如果不是借着田猎来讲习军事，又或者不是其地或不是其时，圣人不得不详细记载以垂示警戒。汪氏说：君主体恤百姓，应当无所不至，所以田猎虽然不违背时令，但不在固定场所，也是《春秋》所讥讽的。大概田猎本有固定制度，而沉溺于游猎是圣人所告诫的。贾山劝谏汉文帝，说秦始皇用千八百国的百姓供养自己，追求驰骋弋猎的娱乐，天下无法供给。百姓与他结怨，家庭与他结仇，他仍然东巡狩，刻石记功，自以为超过尧舜，身处灭亡之中而不自知。流弊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里记载桓公在郎地田猎，后来昭公九年筑郎囿，大概就是把那里围起来作为苑囿了。然而鲁国有郎囿，又有鹿囿、蛇渊囿，而在红地搜猎，在比蒲昌间大搜，又不就在苑囿中搜猎，却在庄稼菜地中驰骋，难道不是侵害百姓生物，不体恤国家根本而如此吗？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四次在郎地田猎，讥讽远行于禚地，讥讽亲近仇敌。河阳本不是田猎，只是为了避免召见周王的名称。西狩本是常事，只是为了记载非常之瑞，各有其义。刘氏说：《公羊传》说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这是错误的。《周礼》说春天搜，夏天苗，秋天狝，冬天狩，这才是正确的。何休认为《春秋》制定《王制》承袭谬误，也缺失了夏天。郑康成却说夏时制度，避讳其号，不也是荒谬吗？解说《谷梁传》的人说：春天却说狩，大概是用冬狩的礼仪。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说狩是正确的。《谷梁传》自己颠倒了。庐陵李氏说：四季的田猎，见于《周礼》、《尔雅》，而《左传》记载臧僖伯的话也相同。唯独《公羊》、《谷梁》所说的都不符合。《谷梁》疏说：《左传》的文字是周公制礼的名称，两传的文字或者是《春秋》取用异代的法度，或者是当时天子诸侯另外的法度，经典散亡，无法考证。由此看来，胡氏取用《周礼》的说法是正确的。

译夏天王派遣冢宰渠伯纠前来聘问。

《左传》记载：夏天，周天子的大夫渠伯纠前来聘问。因为他的父亲还在世，所以称其名。《公羊传》说：“渠伯纠是谁？是天子的下大夫。为什么称他为渠伯纠？因为他是下大夫。”程子说：“桓公杀害国君自立，天子不能治理天下，无人能讨伐，而天子却派遣他的冢宰去聘问，表示给予尊宠，天理灭绝了，人道丧失了。史书称‘天王’，是说应当奉行天道，然而行为却如此，称其名‘纠’，尊卑贵贱的道义就丧失了。人理既然灭绝，天运也就混乱了，阴阳失序，一年的功业不能成就了，所以不记载四季。”冢宰，是冢宰；渠氏，是伯爵；纠，是他的名字。周王朝的公卿记载爵位，如三公称公，像周公、祭公之类；六卿记载爵位，像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单子、刘子之类。大夫记载字，上士、中士记载名，下士记载人，这是惯例。渠伯纠位居六卿之长，却降低标准，按照中士的惯例记载其名，这是贬斥。陆氏说：“天子的六卿中担任冢宰的，都加上‘宰’字，兼为三公的就称‘公’。渠伯纠记载其名，是贬斥他。”陈氏说：“周大夫不称名，这里称名‘宰渠伯纠’去聘问桓公。天子的臣子没有记载官职的，这里特意记载‘宰’，是因为有聘问桓公这件事。一定是‘宰’亲自出使，然后才贬斥，这是贬斥得很严重的。”高邮孙氏说：“《春秋》记载天子臣子共三十人，其中处于可责备或可褒扬地位的有两位：‘宰渠伯纠’记载其名，‘王人子突’记载其字，这就是其中的义理。”为什么要贬斥渠伯纠呢？按照周制，大司马九伐之法规定，诸侯如果有杀害亲人的罪行，就惩治他；放逐或杀害国君的，就剿灭他。桓公的行为，符合这两种情况，舍弃不讨伐，反而去聘问，这是失职。掌握刑赏大权以驾驭下属的是天子；议论刑赏之法以告谏天子的是冢宰。用来治理国家，有治典；用来安定国家，有教典；用来平定国家，有政典；用来告诫国家，有刑典。治、教、政、刑，称为典，表明这是天下的大常道。冢宰所掌管，唯独称为“建”，以此典，是冢宰所制定的，现在却成为动乱的祸首，秉承命令去聘问杀害国君的贼人吗？所以特意贬斥而记载其名，以显示冢宰不像冢宰。汪氏说：“有冢宰的尊贵，却不足以居其位，就失去了他所以尊贵的原因。”《王制》说：“大夫废弃其职，终身不再做官，死后按士的礼仪安葬。”《春秋》在天子之事中称名“宰”以匡正王法。刘氏说：“《春秋》对于大夫不记载其官职，唯独对冢宰记载官职，以此显示其责任最重。治理天下的人，没有比冢宰更尊贵的，唯独对渠伯纠称名，以此显示对其责备最完备。周公制定《周礼》，冢宰的职责，本来就是赏善罚恶，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人。现在却奉命下聘弑逆之人，所以称名以贬斥他。”聘问杀害国君的贼人，而称名其冢宰，那么桓公死后，天子派遣荣叔前来赐命。荣叔为什么称字而不称名呢？起初前来聘问，冢宰称名以示贬斥；最终追赠赐命，天子不称“天”以示讥讽，其中的义理就完备了。汪氏说：“桓公以不义取得国家，起初天王以冢宰聘问，最终天王派大夫追赠赐命，始终施予非常之恩，所以《春秋》在始终给予非常之贬。冢宰称名，天子不称天，没有比这更重的贬斥了。前后各自贬斥，互文见义。”夫咺赗赠仲子，渠伯纠聘问桓公，这些事都关系到三纲。汪氏说：“阐明仲子是妾，是为了端正夫妇之纲；阐明桓公是篡位，是为了端正君臣之纲。如果不知道仲子是妾，就不知道桓公是篡位。”家氏说：“有人说，隐元年责备夫咺，是《春秋》想兴起天子的义理，所以对天子没有责备。现在又责备渠伯纠而不涉及天子，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义理，君主有过错，先责备其冢宰。夫咺和渠伯纠身居大臣之位，既不能正直劝谏，又奉命出使，责任更重。至于赐命，天子不称天，是因为荣叔不是冢宰，所以不与夫咺、渠伯纠同等责备。”然而夫咺只记载官职，渠伯纠兼称爵位，为什么呢？像夫咺，难道是刚执政，还未受封，而渠伯纠或者是作为诸侯入朝为相，或者是已经为相且已受封吗？汉初任命丞相，必定选择列侯担任。后来公孙弘因任丞相而得以封侯，大概是想要仿效古制，重视其责任。责任重，则责备就更深了。嫡妾的区别，君臣的道义，是天下的重大伦理，没有轻重之分。渠伯纠因为已经受封，所以兼称爵位，以显示《春秋》责备丞相的义理。张氏说：“天子的冢宰不能以大道告谏天子，

译驾驭群臣以亲近之礼奉命前来聘问鲁桓公，这是宠爱篡位弑君之人以亵渎三纲，所以贬斥他而直呼其名。《春秋》奉行天道以端正王法，所以统治天下的人务必崇尚常道与礼仪，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以顺应天心，然后辅佐宰相裁成化育的职责才算尽到，天地才能各安其位，万物才能得以化育。二百四十二年中必定具备天时与王月，以显示天之所以成就一年运化的原因，在于人的赏罚政刑在其中确立位置，这样天地的功业才算完备。如今鲁桓公有弑君之罪，周天子不能讨伐，反而派冢宰去聘问他，天子的职责有所亏缺，人类将变为禽兽，所以在冢宰聘问鲁桓公之后缺记秋冬两季，以显示天地失去了收藏之德，万物失去了生长之机，这都是因为天子的诛讨没有加于鲁桓公，反而宠幸并授予他爵位。何氏说：去掉两个季节，是因为桓公无王法而行事，天子不能诛杀，反而下聘他，所以作为贬斥，以显示他的罪过。高氏说：桓公弑君自立，天王不能讨伐，反而派冢宰去聘问他，天理已经灭亡了。桓公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在《洪范》中属于狂悖和犹豫，没有人能安定正道，这就是只有春夏而没有秋冬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天理已经灭绝而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所以不具载秋冬。茅堂胡氏说：喜好生养的是舜，却诛杀了四凶；能够宽恕的是汤，却诛杀了葛伯；安抚保护小民的是文王，却侵犯了阮国和共国，好恶之情不可放纵，这是自古以来的道理。《大司马》九伐之法说：纠正不正的人，要纠正他的罪过；厌恶残忍的人，要残害他的形体。桓公应当符合这两条法则而刑罚却没有加于他，这是不奉行天讨而纵容有罪之人，可以吗？特意去掉秋冬两个季节，表明天王没有刑罚政令。天子是承受天命以正当享有国家，必须秉承天意以正当行事，必须彰显有德之人，效法春夏以正当奖赏；必须讨伐有罪之人，效法秋冬以正当刑罚，这才叫做能够顺应天道，符合《春秋》大居正的法度。刘氏说：《左传》说：因为父亲在世所以称名，这是不对的。武氏子来送赙礼，是说世代为武氏；仍叔的儿子来聘问，是说年幼体弱，褒贬不是已经很明白了吗？如果纠擅自摄行父位，自取冢宰之位，他的贬斥还应该更重，不能仅仅因为父亲在世就称名而已，舍弃大的责备小的，这不是《春秋》的做法。《公羊传》说是下大夫，连系官职姓氏称名，而且连字也写了，道理上不应该既称名又书字，孔子的笔法怎么会如此繁琐且迂曲呢？赵氏说：如果他代替父亲摄行卿事，应当像“仍叔之子”那样行文，怎么能加上名字呢？所以知道这是贬斥。

译附录【《左传》：秋季，秦国军队侵犯芮国，在芮国战败，是因为轻视芮国。冬季，周王军队和秦国军队包围魏地，抓获芮伯带回。】

《春秋大全》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五

明 胡广等 撰

桓公中

【甲桓王十戌三年】五年【齐僖公二十四年，晋小子二年，卫宣公十二年，蔡桓公八年，郑庄公三十七年，曹桓公五十年，陈桓公三十八年去世，杞武公四十四年，宋庄公二年，秦宁公九年，楚武王三十四年】

春季，正月，甲戌日和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左传》】这是两次报丧。当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了太子免并取代了他。陈侯病重时动乱爆发，国人离散，所以两次报丧。《公羊传》：为什么用两个日期记载他的去世？这是为了表示怀疑。甲戌那天他失踪，己丑那天他死了并被找到。君子对此存疑，所以用两个日期记载他的去世。《谷梁传》：鲍去世，为什么用两个日期记载？《春秋》的原则是，确信的事如实记载，可疑的事保留疑点。陈侯在甲戌那天外出，己丑那天尸体被找到，不知道他具体哪天死的，所以列举两个日期来涵盖。○赵氏说：《左传》说是两次报丧，哪有正当祸乱之时，还有空闲派人去报丧的呢？假如真的是两次报丧，孔子也应当详细确定实际日期，为何要笼统地记载呢？况且传文说陈侯病重时动乱爆发，这也是一般依据陈国史书来记载的。验证这一点，经文在甲戌之下应当记载陈佗作乱的事，只是简册脱落罢了。啖氏说：《公羊传》都说甲戌那天外出而失踪，己丑那天死了并被找到。按常理，君主虽然逃亡，也应当有臣子跟随，哪有君主出走，臣下不追赶，以致不知道他哪天死的呢？庐陵李氏说：三传没有探究缺文的含义，《公羊传》说君子存疑，《谷梁传》说列举两个日期来涵盖，《左传》认为是两次报丧，它们的错误谬误太严重了】

夏季，齐侯、郑伯前往纪国。

【《左传》】齐侯、郑伯朝见纪国，想要借此袭击它。纪国人知道了。《公羊传》：“外国相互朝见，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离’字不表示怀疑。”程子曰：“齐作为诸侯，却想在邻国做贼，非常无道。郑伯帮助他，罪责相同。”】

根据《左传》，齐、郑朝见纪国，想要借此袭击它，纪国人知道了。“如”是朝见的说法【赵氏说：“如”是朝聘的名称，外国相互朝见，都加以讥讽。薛氏说：没有相互朝见的诚意，只是借用朝见的礼仪。家氏说：记载爵位是从那个人本身而加以贬斥的】尊贵的不朝见卑贱的，强大的不朝见弱小的，纪国作为纪国，微弱到了极点。齐在东州，地位尊贵则是方伯，郑也是大国，一起前往朝见纪国，却怀着欺诈的阴谋，想要袭击它，却没有料到纪国人察觉了，他们的用心太毒辣了【临川吴氏说：“如纪”就是朝见纪国。凡是国君来朝见鲁国，就称“朝”；前往朝见他国，就称“如”。这是内外不同的用词。诸侯相互朝见，虽然有这种礼仪，但在春秋时期，小国役使大国，弱国役使强国，强大的国家必定不会去朝见弱小国家。即使是地位相当的国家，也不相互朝见。只有弱小国家必须去朝见强大国家，大概是畏惧的缘故。齐、郑凭借强大去朝见弱小的纪国，大概是借朝见的名义前往纪国，而实际上想用军队袭击夺取它的国家。纪国一向知道齐、郑图谋自己，所以察觉了他们的阴谋，齐、郑的欺诈没能得逞】这只是外国相互朝见罢了，为什么记载？因为纪国尊奉鲁国为主，所以来报告这件事，鲁国史官承接下来，所以详细记载在简策上【杜氏说：齐想要灭掉纪国，纪国人恐惧而来报告，所以记载】孔子修订经文，保留而不删削，是因为小国依赖大国的安宁，而大国却包藏祸心来图谋它，这也不同于兴灭国、继绝世的原则。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人灭纪的罪过，阐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意林》所说圣人诛责其意图的效果就是如此【刘氏说：《春秋》厌恶他们怀着不义之心，虽然最终没能加害，但憎恶他们与袭击侵犯他国无异，这是圣人诛责其意图的效果。所以兵器没有比志向更毒辣的，镆铘剑也算下乘。茅堂胡氏说：兵器没有比志向更毒辣的，郑伯克段，齐侯如纪，其毒辣甚于镆铘。君主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端正自己的志向；臣子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使他不久就回头。张氏说：《春秋》厌恶他们怀着盗贼之心而行朝见之礼，记载得好像真的朝见纪国一样，以此来抑制强暴，厌恶诡诈。临川吴氏说：许国靠近郑国，纪国靠近齐国，郑想要得到许国，与齐共同谋划，最终得到了许国；齐想要得到纪国，与郑共同谋划，最终得到了纪国。汪氏说：外国相互朝见，只有齐、郑如纪与州公如曹，《春秋》厌恶齐、郑不能体恤小国，而借朝见礼仪来助长欺凌他人的阴谋；厌恶州公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而借朝见礼仪作为依附他人的工具，都不是真正能实行朝见礼仪的。不能保全弱小而想开拓疆土以利自己，不能自强行善而依附他人以求安身，都是《春秋》所不认可的。比较这些事来观察，考察齐人灭纪的始末，以及州公来鲁的实情，圣人的意见就显现了。庐陵李氏说：《春秋》初期，齐僖公、郑庄公都是小人之中的雄杰，合谋同心，以吞噬小国为事。从隐公三年石门之盟，到桓公十一年恶曹之盟，二十年间，两国结为一体，讨伐宋国，夺取郜、防，进入郕、进入许国】

译设立督为统帅。如今又共同谋划对付纪国。自从两位国君前往纪国之后，纪国千方百计寻求援助，鲁桓公六年，在郕地设防，那年冬天纪侯来朝见，这是向鲁国谋划，其用心已极深。鲁桓公九年，季姜回到京师，寄托于周王室，其手段已至极点。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去世，齐、郑两国的同盟方才解散，所以鲁桓公十三年，纪侯得到鲁、郑的支持而侥幸取得一次胜利，然而怨恨却更加深重了。鲁桓公十四年，齐僖公去世，齐襄公即位。鲁桓公十七年，在黄地结盟，鲁国想要调停两国关系，而齐襄公正想沿袭小霸主的态势，难道会因为一次盟约就抛弃齐僖公的基业吗？所以在鲁庄公元年，齐国就迁走了郱、鄑、郚三邑。鲁庄公三年，纪季就把酅地献给了齐国。齐国的势力正盛，郑国于是抛弃纪国，与齐国在垂地相会。所以自从齐、郑两国介入纪国事务，大概过了十七年，纪国最终失去了国家，齐国的罪责不可推卸，郑庄公的恶行令人不胜叹息！○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因为“离”不称“防”，所以称“如”，这是不对的。《春秋》记载盟会和防务，是为了刺讥诸侯，并非认为聚集是善、离散是恶。离散防务为何不可记载，却把“防”改为“如”，从而混淆名实呢？

译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鲁国聘问。

《左传》说：“仍叔的儿子年幼。”《公羊传》说：“仍叔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称他为仍叔的儿子？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父亲从政。”《谷梁传》说：“仍叔的儿子，是记录父亲任命儿子出使。所以隐去君臣关系而突出父子关系，这是父亲在世，儿子代替父亲任职的措辞。”程子说：“古代授予官职是依据才能和德行，所以做官没有世袭。周朝衰微后，用人依据世袭，所以卿大夫的儿子代替父亲任职。仍叔接受使命前来聘问，却派他的儿子代替自己执行。”

所谓“仍叔之子”这种说法，【何氏说：“提到姓氏是因为父亲还在世，加上‘子’字是因为儿子。”汪氏说：“《诗经》说‘汉序云仍叔’，《美宣王》篇中可知仍叔是世袭的卿大夫。”】这是讥讽世袭官职而非公正选拔。帝王不因私爱损害公正选拔，所以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但不世袭官职，任用他不依据他的贤能，差遣他不依据他的才能。卿大夫的子弟因为父兄的缘故而被任用，【汪氏说：“《公羊传》《谷梁传》都说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程子则说父亲接受使命而派儿子代替执行。现在考察，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也不敢派儿子代替出使聘问。”】这就不是公正选拔，政治因此败坏。上古时代有从田野耕作、渭水垂钓而提拔为辅政宰相的人，人们没有不认为适宜的。伊陟效法先贤，再次辅佐大戊，【《尚书》小序“伊陟辅佐大戊”注：“伊陟是伊尹的儿子，《微子之命》中说，崇尚德行效法贤人。”蔡传认为他的后代子孙中有效法先代圣王贤能的人】丁公世代美德，进入朝廷掌握兵权，【《尚书·顾命》“齐侯吕伋带着两面干戈、一百名虎贲勇士迎接子钊”注：“伋是太公的儿子丁公。”】人们不因为世袭的缘故而怀疑他们。崇伯被诛杀，禹担任司空，【《国语》说“鲧担任崇伯”，《史记》说“鲧治水九年而功业没有完成，舜巡视视察鲧治水没有成效，于是将他诛杀在羽山而死，于是推举禹让他继续鲧的事业。”《舜典》说“伯禹担任司空”】蔡叔被囚禁，蔡仲担任卿士，【《尚书·蔡仲之命》说“周公担任冢宰，众位叔父散布流言，将蔡叔囚禁在郭邻，蔡仲能够奉行恭敬的德行，周公让他担任卿士”】也不因为父亲的缘故而废弃他们。只是公正罢了。等到周朝衰微，小人得势，把朝廷的官爵视为自己的私产，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施恩甚至波及孩童，贤能的人退居草门老死而得不到任用，公道不能施行，然后强暴的人侵凌，国家倾覆，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善后了。《春秋》记载“武氏仍叔之子”这样的话，是警戒后世君主顺从大臣的私意而任用他们年幼无能的子弟。占据公正选拔的职位，却败坏扰乱国家，希望他们深刻反省。【范氏说：君主昏庸在下，臣子苟且进用在上，大概参杂了讥讽。氏说：大臣沉溺宠幸固守职位，唯恐失去，想趁自己还在世时看到子孙显贵。记载“仍叔之子”，是讥讽他因为父亲而任用儿子。去年宰纠聘问时称名，这是贬斥的原因。现在“仍叔之子”聘问不称名，也是贬斥的原因。尊贵的人以称名为贬斥，年少且卑贱的人以不称名为贬斥。桓公背负大恶，天子不能讨伐，认为一次聘问不够，又再次聘问。所以《春秋》对尊贵的人就称名，对卑贱的人就隐晦，以深切表达其意。高氏说：桓王失信，诸侯都背叛，想谋划婚姻而诸侯没有听从。桓公因篡位而立，害怕诸侯讨伐自己，想自我结好于天子，所以借纪国的事为天子谋划。所以桓王两次派遣使者前来聘问。《春秋》记载这件事，显示桓公借纪国的婚姻与天子结好，以掩盖大恶。说“派遣仍叔之子”，显示天子纲纪不举，让卿大夫的儿子参与国事，不称姓氏，是因为世袭的权位不如伊尹、武氏那样重要。汪氏说：汉朝让曹操的儿子曹丕担任五官中郎将、丞相副手；魏国让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担任中抚军副相国，于是转移了国运。宋朝任用王安石、蔡京父子，于是导致国家灭亡，这都是顺从大臣私意而任用他们子弟的祸患，能不恐惧吗】

安葬陈桓公。

【临川吴氏说：不记载月份，是史官遗漏了。大概是因为陈佗篡位而立，所以安葬他。】

修筑祝丘的城墙。

【杜氏说：齐国和郑国将要袭击纪国，所以陆氏说：讥讽不合时宜。高氏说：根据文姜在祝丘宴请齐侯，那么祝丘是齐鲁两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袭击纪国，鲁公想帮助纪国而害怕齐国，所以不合时宜地修筑这座城邑来防备。王氏说：祝丘是鲁国的土地。】

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左传》说：周天子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来朝见。秋天，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他们。周天子担任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人、卫人隶属于他；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人隶属于他。郑国的子元请求设置左拒，来抵挡蔡人、卫人；设置右拒，来抵挡陈人，说：“陈国混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天子的军队回头看他们，必定混乱。蔡国、卫国不能支撑，本来就会先逃跑。然后聚集在天子军队那里，可以成功。”听从了他的建议。曼伯担任右拒，祭仲足担任左拒，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奉承郑公，摆成鱼丽阵，先列偏师后列伍卒，伍卒承接填补缝隙。在繻葛交战，命令两拒说：“听到鼓声就击鼓。”蔡、卫、陈都逃跑了，天子军队混乱。郑军合围攻击他们，天子军队大败。祝聃射中天子肩膀，天子也能整顿军队。祝聃请求追击，郑公说：“君子不希望多

译您身为僧人，何况敢凌驾于天子之上呢？如果能自我保全，国家社稷就不会有大的倾覆了。”夜里，郑伯派祭足去慰劳周王，并询问周王身边的人。《公羊传》说：经文说“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是什么意思？“跟随周王是合乎正道的。”《谷梁传》说：这是列举跟随者的言辞。为什么要列举跟随者的言辞？“这是为周天子讳言讨伐郑国。郑国是同姓的国家，地处冀州，此时却不服从，这是天子的忧患。”程颐说：“周王的军队对诸侯不记载战败，因为诸侯不能与周王匹敌；对外国不记载交战，因为外国不能抗拒周王。这是常理。如果诸侯敢于对抗，敢于抗拒，那是王道衰微的表现。”

译查考《左传》，周桓王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因此不再朝见周王，周王便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双方在繻葛交战，周王的军队大败。《春秋》记载“王”，必定要称“天”，是为了彰显这是天命，所用的是天子的征讨。周王剥夺郑伯的政权，又因他不再朝见而发怒，率领诸侯去讨伐他，这并非天子的征讨，所以不称“天”。

有人说：郑伯不再朝见，怎么可以说他没有罪过呢？回答说：鲁桓公弑君自立，宋国华督弑君掌权，这是天下的大恶，是人理所不容的，周王却派遣使者来聘问而不加讨伐；郑伯不再朝见，贬低他的爵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愤怒地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他呢？如果把这支军队用来讨伐宋国和鲁国，谁能说这不是天子的征讨呢？

《春秋》是天子之事，阐述天理并适时地施行。既然已经讥讽周王以端正根本，那么三国出兵跟随周王讨伐，就说是“跟随周王”，以此来明确君臣的道义。君主行动而臣下跟随，这是正道。

在繻葛交战而不记载“战”，周王的军队大败而不记载“败”，这是为了保存天下的纲纪防线。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圣人将军政之道寄托于《春秋》，笔法如此，都是出自圣人的裁断，不是国史所能参与的。

译却是不以礼相待。又过了两年，周桓王于是任命虢公忌父为卿士。这时郑国的公子忽在周王那里。郑伯率领齐国人朝见周王。又过了三年，郑伯率领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这不仅是因为郑国没有背叛周王，也是因为郑国对虢公的怨恨并不深。等到周桓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刘、蒍、邘等地的田地，而把郑国苏忿生的田地赐给虢公，这时郑国才开始怨恨周王。到了此时周王又断绝与郑国的关系，郑庄公于是不再朝见。考察其缘由，郑庄公虽然是小人中的豪杰，如果桓王处理事情有他的道理，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桓王夺取麦子和禾苗的罪过，在当时没有加以讨伐，现在郑国不来朝见，难道不是桓王自身的德行还有欠缺，却忍不住一时的愤怒，委屈万乘之尊，去触犯积怨已久的强臣，这难道不是自取其辱吗？《春秋》深刻阐明其用意，自尊贵者开始。桓王不称“天王”，以端正其根本。三国记载“从”，以表明人臣服从君主的道义。战败不记载，以保存人君无敌的体统。记载三国随从周王讨伐郑国，以人臣的身份导致天子亲自讨伐，那么郑国的罪过也就不可掩盖了。随从周王讨伐郑国，是《春秋》特有的笔法，轻重的权衡，君臣的名分，无不全部显现，难道不是深切而显著吗？○庐陵李氏说：《春秋》中王师出征有两种情况：讨伐郑国、救援卫国是也。陈氏说：王师出征不记载，记载讨伐郑国，讨伐郑国而郑国不服，而后王命不能行于天下；记载救援卫国，救援卫国而无功，而后王命不能行于天下。这种说法固然正确，然而《春秋》阐明大道不计较功效，所以讨伐郑国不记载“以”，而救援卫国记载“子突”，又不可一概而论。刘氏说：《谷梁传》认为是列举随从者的言辞，为天王讳言讨伐郑国，这是不对的。直接说随从周王讨伐郑国，文辞通顺事理明白，又妄言是列举随从者的言辞，为什么呢？况且哪里看得出为讨伐郑国讳言的道理呢？

译大雩

【《春秋》记载大雩的起始，是因为《左传》说这是不合时宜的祭祀。凡是祭祀，惊蛰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立秋时举行尝祭，霜降时举行烝祭。如果违背了这些时节，史官就会记载。《公羊传》问：“大雩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是求雨的祭祀。”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旱灾呢？因为说了雩祭，旱灾就显而易见了；如果只说旱灾，雩祭就不明显了。为什么史书要记载灾异呢？程子说：“周成王尊崇周公，所以赐给鲁国隆重的祭祀，允许鲁国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诸侯只能在境内的山川求雨。”成王赐给鲁国，鲁公接受，都违背了礼制。所以孔子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不合礼的。周公的礼制衰败了。”大雩是每年的常规祭祀，不可能每次都记载，所以只有在不合时宜时才记载。遇到旱灾就不合时宜，记载求雨是为了显示其不合礼制，并且记录旱灾。郊祭和禘祭也是因为发生特定事件才记载】

大雩，是向上帝求雨，使用盛大的音乐【《礼记·月令》说：仲夏之月，命令官吏为百姓向山川百源祈祷祭祀，举行大雩祭上帝，使用盛大的音乐。注解说：雩，是呼号求雨的祭祀。雩帝，是在南郊旁边筑坛，祭祀五方上帝，配以先帝，从鼗、鞞到祝、敔等乐器全部演奏，称为盛乐。其他雩祭只用歌舞罢了。正式的雩祭在四月，因为五月不下雨，所以修缮雩祭，因此记载在五月。程子说：古时候一年之中，祭天很多，春天因为播种而祈求谷物丰收，夏天因为害怕干旱而举行大雩。张氏说：建巳之月（四月），常规祭祀不记载，到了非常规祭祀的月份，或者遇到干旱，就因旱而举行。《春秋》记载它，是为了显示灾异。临川吴氏说：鲁国的雩祭，僭越了天子的礼仪，特意记载为“大雩”，以表明它是天子祭祀上帝的雩祭，而不是诸侯祭祀山川的雩祭。《左氏传》说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过时则记载。龙星出现是在孟夏建巳之月，经文没有记载六月雩祭的，大概是因为合乎礼制就不记载，七月、八月、九月都过时了，所以记载。记载冬季，是在建酉之月，谷物已经成熟，尤其是不合时宜。鲁国有舞雩坛，大概是在坛上祭祀上帝，像郯国那样，而在坛上使用盛大的音乐歌舞，所以称这个坛为舞雩，而且日期也像郊祭一样使用辛日】

诸侯只在境内的山川求雨罢了【汪氏说：山川百源，是能兴起云雨的地方。《月令》注解说：诸侯向公卿求雨】

鲁国作为诸侯却举行郊祭、禘祭和大雩，如果全部写在简策上，就写不完，所以雩祭就因旱灾而记载，并特别称为“大”【孙氏说：称为“大”，是厌恶它僭用了天子的雩祭。如果不称为“大”，鲁国僭越天子的罪恶就无法显现了。家氏说：郊祭和禘祭也僭越而不记载“大”，因为郊祭和禘祭只有一次罢了。至于雩祭，则天子与诸侯的礼仪不同，所以记载“大”来斥责其僭越】

郊祭和禘祭也因为发生特定事件而记载，其意义自然显现【汪氏说：记载郊祭，有时是因为亵渎占卜，有时是因为牛有灾祸，有时是因为过时；记载禘祭，有时是因为扰乱丧制，有时是因为尊崇妾母，都是在失礼之中又失礼的行为】

这些都是国史所不能干预的，君子认为这是关乎性命之道的文字【邵氏说：人们说《春秋》不是性命之书，这是不对的。《春秋》都是因事而褒贬，圣人哪里有什么私心呢？因为无我，所以从性命之道发出言论】

诸侯不得祭祀天地，大夫不得祭祀山川，士和庶人不敢用别人的祖先在自己家中祭祀，这是礼制【《礼记·曲礼》说：天子祭祀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每年遍祭；诸侯祭祀方祀、山川、五祀，每年遍祭；大夫祭祀五祀，每年遍祭；士祭祀其祖先。《王制》说：诸侯祭祀在其境内的名山大川】

所以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朱子说：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国内山川，只因为那些山川属于我，所以能祭祀它们；如果不属于我，气就不能与之交感，怎么能祭祀呢？程允夫问：孔子说“八佾舞于庭”到“季氏旅于泰山”这五章，都是圣人拯救天地于将灭之时，所以他的哀痛与《春秋》的意思相同。回答说：是的。汪氏说：鲁国作为诸侯却祭祀天地及境外山川，就像季氏作为大夫却祭祀泰山一样】

明白了《春秋》所记载郊祭、禘祭、大雩的意义，就知道圣人治国如同指掌的说法了【朱子说：天地、阴阳、昼夜、鬼神只是一个理，如果明白了祭祀鬼神的道理，那么治理天下的道理难道还有超出这个范围的吗？汪氏说：礼是天理的节文，所以郊祭、禘祭、大雩只有天子能用，而诸侯不能用，这是因为天理本来如此。天下国家万物万事，没有不各有其当然之则的，幽明一理，显微无间，如果知道了圣人所记载郊祭、禘祭、大雩的意义，那么其他事物的道理又有什么难知的呢？○刘氏说：《左传》说“记载不合时宜”，这是不对的。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是常事，遇到旱灾而举行雩祭是非常事。非常之事应当记载，记载是因为旱灾，不是因为过时。汪氏说：经文记载雩祭共二十一次，《左氏传》在这一年说“记载不合时宜”，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三十四年都说“旱”，昭公二十五年两次雩祭也说“旱”，其余年份没有传文，开头说“不合时宜”而后都说“旱”，其意是用互文见义，都是因为旱灾且都不合时宜。然而《春秋》记载雩祭，实际上是因为旱灾而记载，并且同时指出其僭越。庐陵李氏说：经文记载雩祭二十一次，只记载秋季的有七次，即这一年以及成公三年、襄公五年、六年、十六年、昭公八年、定公七年、二十一年。记载八月的有四次，即僖公十一年、襄公二十八年、昭公三年、二十四年。记载七月的有两次，即昭公二十五年。记载九月的有七次，即僖公十三年、襄公八年、七年、十七年、昭公六年、十六年、定公元年、七年。记载冬季的有一次，即成公七年。大概《左氏传》只知道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是常事，所以认为不合时宜，却不知道因旱灾而举行雩祭是记录灾异。《公羊传》认为大雩是大旱，赵子

译认为“大”是狭隘的，旧说又认为“大”是因为礼物有所增加，这都是不知道大雩是一种僭越。《谷梁传》的体例说：“雩祭在月份上是正确的，在时节上是不正确的。”它的解释认为必须等到时节穷尽、人力用尽才去祈求，这难道是为人君者应有的心意吗？《谷梁传》又认为祈求的对象应当是上公，这又是不了解诸侯向山川求雨的意义。一年中两次求雨的，是昭公三十五年、定公七年，都是因为旱灾严重而缺乏感动上天的诚心。

译螽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因为这是灾祸。”《谷梁传》说：“螽，是虫灾。灾情严重就按月记载，不严重就按季记载。”杜氏说：“蚣蝑这类虫子造成灾害，所以记载。”刘氏说：“上文记载了求雨，螽这种生物，常常因为干旱而产生。”程子说：“螽，就是蝗虫。既干旱又蝗灾，讥讽不在记载本身。”朱子说：“螽，是蝗虫一类，身体长且青色，长触角，长腿，一生九十九个卵。”汪氏说：“《春秋》记载螽灾共十次，桓公、僖公、文公、襄公时期各出现一次，只有宣公、哀公时期各出现三次。”何氏说：“这是烦扰的应验。”刘歆说：“贪婪暴虐剥削百姓，就会发生螽灾。”

冬，州公前往曹国

《左传》说：“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返回。”《公羊传》说：“外国诸侯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经过我国。”《谷梁传》说：“外国诸侯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他经过我国。”程子说：“州公曾经担任王室的三公，所以称公，他不能保全自己的国家，离开前往曹国，于是没有返回。”

按照《左氏传》，淳于公前往曹国，估计自己的国家危险，于是没有返回【张氏说：州称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一定是王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县。《左氏传》却说淳于公，杜预注为城阳淳于县，是州国的都城。昭公元年的传文说筑淳于城，有人说因为州公不回国，被杞国吞并，于是以淳于为都城，不知哪个正确】天子三公称公【汪氏说：如周公、召公之类】王室的后代称公【汪氏说：如宋公之类】州公，是诸侯却称公，是因为从前毕高以父师的身份镇守治理东土【《尚书·毕命》：任命毕公镇守治理东郊，王说：“唉，父师。”注：毕公名高】卫武公以列国诸侯的身份入朝担任周王相【《诗经·淇澳》小序：赞美武公的德行，有文章以礼法自我防范，所以能入朝担任周王相】大概与后世内外官员劳逸均等的意思相同【《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规定内外官使劳逸均等，永远作为常制】这就是他称公的原因。外国诸侯互相访问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因为将有后面的结局，所以先记录前面的起因【临川吴氏说：这是国君失去国家的人，与纪侯大大离开自己的国家相同，只是州公离开国家有所去，纪侯离开国家无所去罢了。凡是国君前往他国，都是朝见，大概他的国家危亡，将要寄托于曹国，借朝见之礼而行，实际上是奔逃】

【乙桓王十亥四年】六年【齐僖公三十五年，晋小子三年，卫宣公十三年，蔡桓公九年，郑庄公三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一年，陈厉公跃元年〇武四十五年，宋庄公四年，秦宁公十年，楚武王三十五年】

春正月，寔来

《左传》说：“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没有返回自己的国家。”《公羊传》说：“‘寔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来了。指谁？指州公。为什么称他为寔来？是轻慢他。为什么轻慢他？因为他同化了我国。”《谷梁传》说：“‘寔来’，就是这个人来了。指谁？指州公。为什么称他为寔来？因为他画界侵犯我国，所以简略地称呼他。诸侯不以经过为由互相朝见。”程子说：“五年冬，前往曹国，还是国君，所以以诸侯的身份记载。现在不能返回国家，就是平民，所以称名而来，来鲁国。忽称郑忽，明确他是国君。寔不称州，是因为失去了国家。”

按照《左氏传》，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寔来”，是因为他没有返回自己的国家【杜氏说：不说州公，承接上文五年冬经文“如曹”，中间没有别的事，省略文字可知。说奔逃则来，行朝见之礼；说朝见则留下不去，所以说“寔来”。陈氏说：只说“州公来”，就与祭伯混淆，所以记载为“州公如曹”，春正月“寔来”，这是不复其国的措辞】“寔”，是州公的名字。《春秋》的法度，诸侯不称名，失去土地灭掉同姓则称名。端正名分，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名分端正天下就安定了。有人说：诸侯失去国家，而后寄托于诸侯，孟子认为这是合乎礼的【陈氏说：古代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大宰取群庙的牌位跟随而寄托于诸侯，称为寓公。《礼记·郊特牲》：诸侯不臣服寓公】现在州公来朝见，要用诸侯之礼接待他吗？那么《春秋》却记载他的名字；要用平民的卑贱对待他吗？孟子却以寄托国家为礼，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世道衰微，诸侯放纵，强凌弱，众暴寡，天子不能纠正，方伯不能治理。那些疆域狭小，迫于大国之间而失去国家的，是不幸，不是他们的罪过，那么用诸侯之礼接待他们是可以的。像谭子在莒，〇子在黄，温子在卫，虽然失去国家出奔，而《春秋》不称名，可见一斑。至于不能修明道德以端正自己的国家，或者抛弃贤人保护奸佞，或者骄奢淫逸，或者用兵暴乱，自取灭亡，如蔡献武、邾益、曹阳、州寔之类【汪氏说：许斯、胡豹、顿牂、沈嘉、路婴儿都称名】都是自取灭亡，那么对待他们以初礼，就是礼的过错了。观察《春秋》称名与不称名，就知道如何处置寓公之礼，以及勉励向善、警戒自暴自弃的人了【家氏说：以外诸侯入补王室的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应当请求于王，思考存国的计策，势穷理极，死也可以】

译如今州公逃往曹国又前往鲁国，离开了自己的封地，寄身于诸侯的国家，《春秋》记载“公”、“如曹”、“寔来”，都是为了责备州公。○刘氏说：《公羊传》认为：“称‘寔来’，是表示轻慢他。”这是不对的。君子应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对别人要求宽松，别人即使没有礼貌，我难道可以不讲礼貌吗？

译附录【《左传》记载：楚武王侵犯随国，派遣防章去求取和解。楚军驻扎在瑕地，等待随国的回应。随国派少师主持和解事宜。鬬伯比对楚武王说：“我们在汉水以东未能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张扬三军，披挂甲兵，以武力威临他们，他们就会恐惧并联合起来谋划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水以东的国家，随国是最大的。随国如果张扬自大，必定会抛弃小国；小国离心，这对楚国是有利的。”少师为人骄横，请求示弱军队来助长他的骄气。熊率且比说：“季梁还在，这有什么用？”鬬伯比说：“这是为以后的图谋做准备。”少师得到了国君的信任，楚王便毁损军队以示虚弱，以此接纳少师。少师回国后，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准备答应，季梁阻止他说：“上天正在授予楚国胜利，楚军的虚弱，是在诱惑我们。国君何必如此急切？我听说小国能够抵御大国，是因为小国有道而大国淫乱。所谓的道，就是对民众忠诚，对神灵守信。在上位者想着有利于民众，就是忠诚；祝史祭祀时言辞正当，就是守信。现在民众饥饿而国君放纵欲望，祝史弄虚作假地祭祀，我不知道这样能行吗？”随侯说：“我的牺牲肥壮，谷物丰盛完备，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呢？”季梁回答说：“民众是神灵的主人。因此圣明的君王先成就民众，然后致力于侍奉神灵，所以奉献牺牲时告祭说：‘广大肥壮’，是说民众的力量普遍存在，是说牲畜硕大繁盛，是说它们没有疾病疮疡，是说它们肥壮齐全。奉献谷物时告祭说：‘洁净丰盛’，是说三个季节没有灾害而民众和睦、年成丰收。奉献甜酒时告祭说：‘美好的粮食和清酒’，是说上下都有美德而没有违背之心，这就是所谓的馨香而没有谗言邪恶。所以努力从事农时，修明五教，亲近九族，以此来达到虔诚的祭祀。于是民众和睦而神灵降下福佑，所以行动就能成功。现在民众各有异心，而鬼神缺乏主人，国君虽然独自丰盛，又能有什么福佑呢？国君姑且修明政治，并亲近兄弟之邦，或许可以免于灾难。”随侯恐惧并修明政治，楚国不敢再讨伐。】

夏季四月，鲁桓公在郕地防备纪侯。【郕，公左注本作“成”。】

【《左传》说：在郕地防备，是纪侯来咨询谋划齐国的祸难。杜氏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纪侯来谋划此事。”郕，是鲁国的地名。孙氏说：“这与二年记载的‘来朝’、三年记载的‘防郕’是同一件事。”家氏说：“前年齐国、郑国用偷袭的军队袭击纪国而没有成功，因此开启争端，并且将要大举加兵于纪国。纪国与鲁国和睦，跨越国境来谋划，鲁公前往防备，是道义上不容推辞的，所以《春秋》没有讥讽。到了冬天又再来，就不能没有讥讽了。”高氏说：“凭借纪国的微弱，而能抵御齐国的强大，长达十七年，这也是纪侯忧虑畏惧、咨询谋划的功效。”与】

附录【《左传》记载：北戎攻打齐国，齐侯派使者向郑国请求援军。郑国太子忽率领军队救援齐国。六月，大败戎军，俘获他们的两名主帅大良、少良，斩首三百，献给齐国。于是诸侯的大夫在齐国戍守，齐人馈赠他们活牲，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郑忽因为自己有功劳，感到愤怒，所以有了郎地的战事。鲁桓公还没有娶齐女之前，齐侯想把文公的女儿嫁给郑太子忽，太子忽推辞了。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人各有配偶，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诗经》说：“自己求取多福，在于我自己。”大国有什么用处？君子说：“善于为自己谋划。”等到他打败戎军时，齐侯又请求嫁女，他坚决推辞。有人问他原因，太子说：“没有事于齐国，我还不敢；现在因为君命奔赴齐国的急难，而娶妻回国，这是借军队来完婚。民众会说我什么呢？”于是向郑伯推辞。】

秋季八月壬午日，大阅兵。

【《左传》说：检阅车马。《公羊传》说：大阅兵是什么？检阅车兵和步兵。为什么要记载？大概是因为很少记载。《谷梁传》说：大阅兵是什么？检阅兵车。修明教化，明确训令，是国家的大道。在和平时期修习军事，是不正当的。记载日期，是因为崇尚武力，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大概是为了观察妇女。程子说：治理国家的大道，武备不可废弃，一定要在农闲时讲习演练，这是保民守国的大道。没有事而这样做，是妄动。有警报而这样做，如果平时不教育，怎么能保卫国家呢？盛夏大阅兵，妨害民众，伤害百姓，是政治失误的极致。不写“公”，大概是因为畏惧郑国、畏惧齐国，为国家讲习武备，不是公的私欲。】

大阅兵是检阅车马。周代的制度，大司马在仲冬进行大阅兵，教导民众修习战法，唯独对三个季节的演习详细记载【《周礼》记载：大司马在仲春教导振旅，司马用旗帜召集民众，排列阵势如同作战的阵势，辨别鼓、铎、镯、铙的用途，用来教导坐、起、进、退、快、慢、疏、密的节奏；仲夏教导茇舍，仲秋教导治兵，都如同振旅；仲冬教导大阅兵，提前让群吏告诫民众修习战法。虞人在将要狩猎的田野设置标志，每百步设一个，设三个标志，又五十步设一个标志。狩猎那天，司马在后表中间树立旗帜，群吏用旗帜、鼓、铎、镯、铙各自率领民众到达。天亮时收起旗帜，诛杀迟到的人，于是排列车兵和步兵如同作战的阵势，都坐下。群吏在阵前听誓，杀牲以左右巡视阵势说：“不服从命令的斩首。”中军用鼙鼓命令击鼓，鼓手都击鼓三次，司马摇动铎，群吏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来，击鼓行进，鸣镯，车兵和步兵都行进，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三次，摇动铎，群吏收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坐下。又击鼓三次，摇动铎，举起旗帜，车兵和步兵都起来，击鼓前进，鸣镯，车兵奔驰，步兵快走，到达标志就停止，坐起如同初始。于是击鼓让车兵奔驰，步兵奔跑，到达标志就停止。击鼓警戒三次结束，车兵三次发射，步兵三次刺杀。于是击鼓后退，鸣铙。】

译况且退却，等到发出信号才停止，坐下起立如同当初，这是因为农闲的缘故。《春秋》记载“八月不合时宜”，汪氏说：夏历的仲冬是建子之月，周历的八月是建未之月，盛夏炎热，正是农民除草培土的时候，却驱使农田里的百姓以检阅战车、搜求兵员为事，有仁心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如果用鼓，则周王手持路鼓，诸侯手持贲鼓；如果用旗，则周王车上悬挂太常，诸侯车上悬挂旂；如果用旗号指挥，则周王降下大绥，诸侯降下小绥。其礼仪本来也不同。《春秋》记载“大阅不合礼仪”，孙氏说：大雩、大阅、大搜之类，都是讥讽其僭越天子之礼。孔子修《春秋》，不直接斥责，而是通过记事来体现用意。先王将军事训练寓于四季的田猎之中，训练百姓抵御暴乱，这是防备预备的措施。担心郑忽畏惧齐国人，不借田猎阅兵车，范氏说：礼仪借四季田猎来练习军事，是存不忘亡、安不忘危的道理。现在不借田猎无事之时来修习。杜氏说：郑忽控告齐、鲁两国，人们畏惧他，所以不合时宜地检阅车马。损害农业、丧失政事太严重了，凭什么保全他的国家呢？《春秋》不仅因为不合时宜、不合礼仪而记载，而是有“天未阴雨，修缮桑树，绸缪牖户”的意思，何氏说：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作战，叫做抛弃他们。”所以每年检阅兵员叫做搜，每三年检阅战车叫做“大阅”，每五年大检阅车马兵员，叫做“大搜”。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临川吴氏说：先王时代，兵器收藏不用，但不忘记武备。四季的田猎，都在农闲时练习武事。三个季节所教的，其方法都简略。只有仲冬教大阅，其坐下起立、进退击刺，真如战阵一般，这是天子的礼仪，不是诸侯所能做的。其僭越礼仪，所以借不合时宜来记载，以彰显其僭越。王氏说：僭越制度妨害百姓，所以圣人谨慎地记载日期。古代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兵戎是外事，所以大阅在壬午日，治兵在甲午日，如同吉日美好。宣王田猎而说“吉日维戊”、“吉日庚午”。陆氏说：《公羊传》大概是因为罕见而记载。按：因为非常规，所以记载，不是因为少。《谷梁传》大概是因为观察妇女。按：经文没有异文，传文自相穿凿。刘氏说：所谓罕见，是说自从进入春秋时代，现在才第一次大阅吗？还是说桓公现在才第一次大阅呢？文义不通，难以强行附会。

译蔡国人杀死了陈佗。

《公羊传》说：“陈佗是谁？是陈国的国君。既然是陈国国君，为什么称他为陈佗？是为了断绝他（的君位）。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卑贱。他卑贱在哪里？因为在外淫乱。在哪里淫乱？在蔡国淫乱。蔡国人杀了他。”《谷梁传》说：“陈佗是陈国国君。称他为‘陈佗’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行为像平民，所以用平民的称呼来称他。他像平民的行为是怎样的？陈侯喜欢打猎，在蔡国过度打猎，与蔡国人争夺猎物，蔡国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就杀了他。怎么知道他是陈国国君呢？如果是两国平民互相杀害，不会不记载地点在蔡国。”程颐说：“陈佗杀害太子免而窃取君位，不能保有国家，所以史书称‘陈佗’。陈佗是天下的大恶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他。蔡侯杀他，实际上是出于私心，但史书写‘蔡人’，等同于讨伐贼人的体例，表明讨伐贼人是众人的公义。”

陈佗杀害太子而取代他的位置【朱熹说：陈佗杀害国君的事，史经上没有记载，大概是鲁国的史官没有记录罢了】，到这时已经过了一年，不成其为国君，是因为讨伐贼人【朱熹说：陈佗是过了一年才继位的国君，不称陈侯，是因为作为贼人被诛杀】。史书称“蔡人”是为了褒奖蔡国，称“陈佗”是为了褒奖陈国；褒奖蔡国，是因为蔡国人知道陈佗是贼人【张氏说：春秋初期，先王的恩泽尚未消失，人心中的正理还存在，所以蔡国人因为人心不承认陈佗为君而杀了他】；褒奖陈国，是因为陈国不把陈佗当作国君【汪氏说：《诗经·墓门》讽刺陈佗，诗中说：‘那个人不好，国人知道’，那么陈国人不把陈佗当作国君就可知了】。知道他是贼人，所以称“人”，称“人”，是讨伐贼人的用语【陆氏说：臣子杀害国君，凡在官位的人杀他都不赦免，蔡国虽然是别国，出于道义杀他，也是变通中的正道，所以史书写‘蔡人’】。不把他当作国君，所以称“名”，称“名”，是应当讨伐的贼人【临川吴氏说：陈国不能讨伐，而蔡国能讨伐，所以把讨伐贼人的道义归于蔡国，篡位弑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杀他。陈佗篡位自立，已经安葬了桓公，君位也已经过了一年，然而篡位的贼人不可称为君，所以称名而不称爵位。凡是篡位贼人而称君的，表明本国的臣子和邻国的君臣都不能讨伐而让他成了国君。如果有一人能明白讨伐贼人的道义而杀他，那么《春秋》就把讨伐贼人的道义归给他了。卫国的人杀州吁，齐国人杀无知，蔡国人杀陈佗，就是这样。家氏说：以前陈国人替卫国讨伐州吁，现在蔡国人替陈国杀陈佗，这是邻国之间道义的讨伐，《春秋》深深赞许的。治理邻国有褒奖，那么包庇邻国贼人的就在诛杀之列了】。鲁桓公杀害国君，而郑伯与他结盟；宋督杀害国君，而四个国家接受他的贿赂，那就不知道他是贼人了。齐商人杀害国君，等到他被杀时还称其爵位；蔡般杀害父亲，等到他被杀时还称其爵位。这是齐国、蔡国的国人都把他当作国君了。圣人在这里，压制与剥夺，遏制人欲在横流之中，保存天理在即将灭绝之时，体现在行事上，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篡位弑君的贼人，对外各国都想讨伐而不赦免；对内国人不把他当作国君而没有人支持他，谁敢鼓励作恶？所以说：“孔子完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可堂吴氏说：王政纲纪废弛，天子不能讨伐贼人，而圣人阐明《春秋》的道义来讨伐，说这不是天子的事又是什么呢？怎么讨伐呢？说：像杀贼人书‘人’就是这样】。”意思是讨伐贼人，是天子的事情。圣人不仅自己承担，而且寄托给人人僭越吗？不得已吗？所以说：“了解我、罪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汪氏说：杀害国君而被杀的有十二人，只有四人以讨伐贼人书写。州吁、无知、卫人、齐人，能自己讨伐贼人；陈佗、夏征舒，等待蔡人、楚人讨伐。臣子不能讨伐其罪，很明显了。晋惠公因为里克杀害国君而得到国家，卫献公因为宁喜杀害国君而恢复国家，利用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重新做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国杀大夫”来书写。楚弃疾诱骗公子比，认为对国君有利，而让他承担大恶的名声，后来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不是讨伐贼人，所以用“公子相杀”来书写。陈国人虽然杀了宋万，但与贼人结党，等待宋人的贿赂后才杀他；齐庆封诱骗崔杼而致他于死地，都不是天道的讨伐，所以不以讨伐贼人书写。宋督死于南宫万之手，书写的话就是捍卫国君遇难，所以不见于史经。齐商人、蔡般，已经被国人当作国君，经过多年，借助盗贼蛮夷之手来讨伐，《春秋》只想剥夺他们的爵位，等同于贼人，是做不到的。赵氏说：陈佗是杀害太子的贼人，公羊、谷梁不明白这个意思，胡乱说“在蔡国淫乱”、“在蔡国过度打猎”，不合人情。庐陵李氏说：讨伐贼人的体例已经在州吁下见过，公羊、谷梁的说法，都是传闻的错误。只有程颐说：“蔡人虽然出于私心杀他，而《春秋》给予讨伐贼人的肯定，是为了拓宽道义的道路。”这很好地阐发了圣人的经典。

九月丁卯日，公子同出生。

《左传》说：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来举行，用太牢来接待，占卜选择士人来背负他，士人的妻子喂养他。桓公和文姜以及宗妇给他命名。桓公向申繻问名字，申繻回答说：“命名有五种：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叫信，用德行命名叫义

译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命名叫做“象”，从外物中选取叫做“假”，从父亲那里继承类别叫做“类”。不用国名，不用官职名，不用山川名，不用隐疾名，不用牲畜名，不用器物币帛名。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人死后最终要避讳其名。所以用国名就会废黜国名，用官职名就会废黜官职，用山川名就会废黜主祭，用牲畜名就会废黜祭祀，用器物币帛名就会废黜礼制。晋国因为僖侯而废黜了司徒，宋国因为武公而废黜了司空，先君献公和武公废黜了两座山。因此，重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庄公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类，给他取名叫‘同’。”《公羊传》说：“‘子同生’指的是谁？指的是庄公。为什么说‘子同生’？是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以前没有说过‘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的，这里说‘喜悦有了正统继承人’是什么意思？是因为长久没有正统继承人了。”子公羊子说：“这大概是因为桓公患病吧？”《谷梁传》怀疑并记载当时的情况说“同乎人也”。程子说：“记载‘子同生’，是圣人用来端正根本并防止僭越混乱的。”子同，是桓公的嫡长子。在他刚出生时就记载下来，他的地位就已经确定了。嫡长子的出生，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

译嫡（音的）冡（即嫡长子）刚出生就记录在简策上，这是确立继承人的法则。【啖氏说：君主的嫡子出生，用太子出生的礼仪接待他，史官就记录在案。赵氏说：礼仪完备于嫡子，这是重视宗庙，记载他是嫡子，是为了彰显非嫡子的不正。蜀地杜氏说：记录嫡子出生，是为了端正鲁国的传位继承，遏制篡位逆乱。张氏说：大概是因为嫡夫人的长子，备用了太子的礼仪，所以史官记录在简策上。《春秋》在这里明确确立继承人的法则，在于端正开端，名分明确，私人的偏爱就不能施行，宠爱的庶孽就不能干扰，以此来安定国家的根本，平息动乱的根源。】唐尧虞舜禅让，夏后、殷、周世袭，《春秋》兼有帝王的道义，贤能可以禅让，就把天下看作公有的，而不拘泥于世袭的礼制；儿子可以继承，就把天下看作私有的，而不必遵循让国的道义。【《礼记·礼运》：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有的，选拔贤能的人；大道隐没之后，天下是私有的，大人世袭作为礼制。】这是万世通行的道理，禅让给贤人贵在得到合适的人，传给儿子贵在确立嫡子，传位给儿子以嫡子为尊，是天下通行的礼制。所以有君主去世而世子尚未出生的礼仪。【《礼记·曾子问》：君主去世而世子出生，怎么办？孔子说：卿大夫跟随摄政的主君，在西阶南面北面而立。大祝穿着裨冕，拿着束帛，从西阶上去，走完台阶不进入厅堂，命令母亲哭泣。祝官高声三次宣告说：某人的儿子出生了，冒昧地报告。太宰命令祝官和史官用名字遍告五祀和山川。】安置遗腹，穿着委裘上朝而天下不乱，【《前汉书·贾谊传》孟康注：委裘像容衣，天子年幼未坐朝，事先帝的裘衣。】是因为名分向来明确而民心安定。经书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明确确立继承人的法则，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庶子争夺正位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茅堂胡氏说：嫡长子出生是大事。《春秋》记载此事以端正国家根本。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而国家动乱数代。汉高祖定惠帝，废黜赵王而延续国祚四百年，传世三十一代，其效果可见。问：出姜的儿子不记载他的出生，为什么呢？回答说：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明确确立继承人的法则。《春秋》兼有帝王之道，有时以天下为公而禅让给贤人，有时以世袭为礼而传给儿子。禅让给贤人贵在得到合适的人，所以季札辞让国家，仲尼不取。传给儿子贵在确立嫡子，所以文姜刚进入鲁国，《春秋》就记载。按照《左氏传》所载，就是太子的礼仪。记载在史策上，名分一定，那么从出生到受誓成为世子，其物采等级固然差别很大。庶子争夺正位的事情，无从兴起。这就是《春秋》确立继承人的法则。文公不知道这个道义，所以子赤被杀。出姜回到齐国，她的出生不见于经书，大概是仲尼删削了。郑忽、卫蒯聩出奔，宋座、晋申生被杀，王猛兄弟被刘单所杀，都是他们的君父不知道这个道义，所以招致首恶的名声，不也很可悲吗？】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杜氏说：不称太子，是因为记载刚出生。】天下没有生下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宣誓之后才成为世子。【《周礼·典命》：诸侯的世子向天子宣誓。○刘氏说：公羊认为因为感念隐公、桓公的祸患，所以用喜悦的语气记载，不也太浅近了吗？谷梁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如果圣人怀疑，谁不怀疑呢？《齐诗》说：展我甥兮。展是信的意思。诗人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怎么会有仲尼反而怀疑他的先君是齐侯的儿子呢？朱熹说：桓公三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六年，子同出生。十八年，桓公才和夫人去齐国，那么庄公确实不是齐侯的儿子了。永嘉吕氏说：二百四十二年，只有这里记载子同出生，解说者寻求其说法而不得。有人说惠公没有嫡子，于是开启篡弑，所以用喜悦的语气记载。有人说庄、文、成、襄都是嫡嗣，这里单独记载以端正周公的后代，决断后世的怀疑。有人说为庄公去齐国纳币做铺垫，总之都不对。国家的主器，没有比嫡嗣更重要的。嫡嗣不正，那么祸乱就产生了。所以古代嫡子出生，一定用礼仪举荐他，以此来端正国家根本，维系人的期望，而断绝庶孽觊觎之心。如果受制于文姜，一定要齐女而后娶，以至于失时越礼，那么也可以因此考察了。】

冬，纪侯来朝。

【《左传》：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鲁公说不能。程颐说：「纪国畏惧齐国而来朝，以求援助。不能上诉于天子，就近奔赴于贤侯，和睦辑宁其民，效死以守，而想求援于鲁，桓公哪里是为国的道理呢？他不能保有始终，以至于大大失去他的国家，是适宜的。】

按照《左氏传》，在郕地设防，咨询谋划齐国的危难。冬天来朝，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鲁公说不能。【杜氏说：纪国微弱，不能自己通达于天子，想通过鲁公请求王命，鲁公在周王那里没有宠幸，所以说不能。】孟子说：观察近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观察远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朱熹说：君子小人，名声跟随其类，所以观察他所侍奉的主君，和他所侍奉的主君，那么这个人就可知了。】主君，是成败的关键，荣辱的根本。昭公抛弃晋国，侍奉齐国，以至于客死他乡。【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郑伯逃到齐国，侍奉楚国，最终以乞求盟约告终。【事见《左传》僖公五年、八年】观察他所侍奉的主君，而荣辱成败就显现了。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人人所共同厌恶的，夫人

译得以讨伐他，而君主却去向他求援，这样还能保住国家吗？那么，为什么免于被贬斥呢？因为他的本意不在于朝见桓公。【蜀地杜氏说：桓公篡位，是王法所不容的，诸侯不能讨伐他反而去朝见和聘问，《春秋》不予认可，这是道义上不可以朝见桓公的。如今纪国前来复命，保留其正统爵位，是因为他畏惧齐国的祸难，并与亲近之人谋划的缘故，所以宽恕他。沙随程氏说：溺水的人快要死了，哪有空去议论救援者贤良与否呢？汪氏说：桓公篡位，得罪了君父兄长，惊恐不安不能自保，却结交大国以求自安，即位之初，就向郑国求盟，第三年向齐国求婚，没过多久又在郑国之后受封而招致齐国的愤怒，那么不合时宜地大举阅兵以防范意外，正是他忧虑喜悦、进退失据，确实系于齐人嘲笑之际，又怎么足以与他谋划纪国的危难呢？《易经》说：亲近的不是好人，不也很悲伤吗？说的就是纪侯啊。然而《春秋》之所以宽恕纪侯而不贬斥他，就像有人在国门之外遭遇强盗，有过失的人急忙抓住他的衣襟向他申诉，来不及询问这个人的善恶。纪国作为一个小国，夹在大国之间，想向上向天子报告则不能，想向下向方伯连率报告则无非都是齐国的盟友，他之所以奔波朝见鲁国、防备鲁国，也只是说纪国与鲁国以及鲁国与齐国，都是邻近且有婚姻关系的国家，或许可以借助他们的帮助罢了。圣人大概因此宽恕他吧？通过比较相关史实来看，纪国不能在政治上自强，苟且依靠他人以求生存，鲁桓公不能忧虑他人的忧虑，急他人之所急，坐着接受朝见之礼而不予体恤，齐国凭借强大，肆意吞并弱小，他们的罪过都不待贬斥就自然显现了】

译【鲁桓公五年】七年【齐僖公二十六年，晋小子四世，卫宣公十四年，蔡桓公十年，郑庄公三十九年，曹桓公五十二年，陈厉公二年，周武王四十六年，宋庄公五年，秦宁公十一年，楚武王三十六年】

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公羊传》说：焚烧是什么意思？是砍伐柴草。砍伐柴草是什么意思？是用火攻击。为什么说是用火攻击？是痛恨开始用火攻击。咸丘是什么？是邾娄国的城邑。为什么不连属邾娄国？是把它当作国家看待。为什么把它当作国家看待？因为国君在那里。《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说是邾国的咸丘？是痛恨用火攻击。程子曰：“古代在昆虫冬眠后才用火猎取野兽，清除茂密的草木来追逐禽兽，并不是烧尽山林。”咸丘，是地名。焚烧咸丘，如同烧尽那片土地，显示出范围非常广大。杜氏说：“焚，是用火猎取野兽。”咸丘，是鲁国的土地，高平钜野县南面有咸亭。高氏说：“咸丘是靠近齐国的鲁地，所以孟子把咸丘、防当作齐国东部的乡下人。”】

咸丘，是地名。《易经》说“王用三驱”【程子曰：如同天子不四面合围，只合围三面，前面留出一条路，让它们可以逃走，不忍心灭绝万物，这是好生之仁】在礼制上，天子不四面合围，诸侯不掩捕群兽【《礼记·王制》：“打猎不依礼制，叫做残害天然万物；昆虫没有冬眠，不用火猎取野兽”】孔子钓鱼不用大网，射鸟不射归巢的【朱子曰：竭尽万物来取用，出其不意，圣人不这样做】这都是爱惜万物的意思。推究这种心意并推广到万物，至于鸟兽和草木，就不会有过分打猎的过失了【刘氏说：“焚烧咸丘，是过分打猎的过失。古代诛杀不追逐逃跑的人，追击不越过边界”】记载“焚烧咸丘”，就是所说的焚烧森林来打猎【李氏瑾说：“用火打猎，只是焚烧一丛一簇，哪里容得下焚烧一片沼泽？讥讽灭绝万物，所以记载。临川吴氏说：“周历的二月，是夏历的十二月，昆虫还没有出来，本来可以用火。这不是打猎的月份却用火打猎，而且咸丘不是打猎的地方，所以讥讽。○刘氏说：“《公羊传》认为咸丘是邾娄国的城邑，国君在那里，所以不连属国家。焚烧它，是砍伐柴草，是用火攻击。按照《公羊传》，凡是鲁国夺取城邑不连属国家的，都归之于邾娄。如果真的是用火攻击，国君应该记载为‘攻打咸丘，焚烧它’。现在只说‘焚烧咸丘’，没有兵戈的意思，怎么知道不是用火打猎呢”】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左传》说：谷伯、邓侯来朝见，记载名字，是轻视他们。《公羊传》说：都为什么记载名字？是失去国土的国君。他们称侯来朝见，是什么意思？尊贵的人没有后代，用最初的礼节对待他们。○《谷梁传》说：记载名字，是什么意思？是失去国家。失去国家就用他们朝见来说，是什么意思？曾经以诸侯的身份与他们交往，虽然失去国家，不损害我日后的关系。程子曰：“臣子弑杀国君，天理灭绝了，是天下所不能容忍的。而天子屡次聘问他们，诸侯相继来朝见，违背扰乱天道，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所以不记载秋冬，与四年相同。”有人说：“那么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为什么记载秋冬？”回答说：“四年和这一年已经表明其义了。三国朝见，是另立义例。”杜氏说：“谷国在南乡筑阳县北面。”张氏说：“谷在襄阳府谷城县，邓在邓州，都距离鲁国非常遥远。”范氏说：“分别说朝见，是同时来，不是一起到达。”】《春秋》的法度，诸侯不记载名字，谷伯、邓侯为什么记载名字？桓公是天下的大恶人。逮捕他没有罪责，杀死他没有罪过。谷伯、邓侯跨越国境，相继来朝见，就是大恶人的党羽，所以特别贬低而记载名字，与失去国土、灭绝同姓的人相比。经文对于朝见桓公的人，有的贬低爵位，有的记载名字，有的称人，以彻底断绝他们的党羽，拨乱反正的法度很严厉。诛杀只限于本人，而结党的人无罪，那么人类不互相残杀成为禽兽，就相差无几了【服防说：“谷、邓靠近楚国，不亲近仁德、善待邻国来自我巩固，却远道朝见弑君的贼人，所以轻视而记载名字。”孙氏说：“桓公是罪恶的人，诸侯都可以杀死他，两位国君反而拱手来朝见，所以特别记载名字。”陈氏说：“古代邻国世代互相朝见，鲁国在泰山脚下，邓国在方城之外，两国的好意不相及，却频繁朝见桓公，是朝见桓公的人，必定像谷、邓这样才记载名字，是记载后来的人。”张氏说：“桓公是弑逆的人，而谷、邓远道来朝见，所以特别记载两国国君的名字，与背弃正道侍奉仇敌、灭绝同姓以孤立根本的罪过，没有区别。”这一年不记载秋冬，因为诸侯相继朝见桓公，违背扰乱天道，一年的功业不能完成，所以不具足四时】四时具足，然后才成为一年，所以即使没有大事，也必须记载首时。现在唯独在秋冬缺漏，为什么呢？确立天的道理叫做阴阳，阳居于春夏，以养育为事务，用来生养万物。王者继承天而成为天的儿子，就有赏赐。阴居于秋冬，以肃杀为事务，用来成就万物。王者继承天而成为天的儿子，就有刑罚【《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在朝廷赏赐公卿大夫，命令宰相布施德政和和缓的政令，施行庆贺和恩惠，下及百姓。庆贺恩赐顺利施行，没有不当的。孟夏之月，天子施行赏赐，封赐诸侯，庆贺恩赐顺利施行，无不欢欣喜悦。孟秋之月，天子命令将帅，选拔士兵磨砺兵器，责问诛杀暴虐傲慢的人，以表明好恶。命令有关部门修

译法制，修缮牢狱，禁止奸邪、审慎罪过，务必执行对罪犯的诛戮，严厉断决刑罚。孟冬之月，考察结党营私的行为，那么罪行就没有被掩盖的；功劳有不当之处，必定执行其罪责，以穷究其实情。奖赏用来鼓励善行，并非出于私人的给予，所以五等服制、五等章纹，称之为天命。刑罚用来惩戒恶行，并非出于私人的愤怒，所以五等刑罚、五种用法，称之为天讨。古代在春夏行赏，在秋冬行刑，是效法天道。周子说：天用阳气生养万物，用阴气成就万物，生养体现仁德，成就体现义理，所以圣人在上位，用仁德养育万物，用义理匡正万民。如果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而天讨不加于他们，那就是只有阳而没有阴，一年的功业就不能成就了，所以特别去掉秋冬两个季节的记载，以记录当世刑罚的缺失。唯独在桓公四年、七年空缺不记，为什么呢？按照周朝制度，大司马对于诸侯中有杀害亲属的，就加以纠正；放逐弑杀君主的，就加以残害。桓公弑杀隐公而自立，大司马九伐之法虽然尚未施行，但人们还有期望。等到派遣冢宰前来聘问，恩惠礼仪加于桓公，那么天下的期望就断绝了，所以四年宰纠书写其名，而去掉秋冬两个季节的记载，以显示周天子不再能行使刑罚了。陈恒弑杀他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因为自己跟随在大夫之后，不敢不报告。桓公弑杀隐公而自立，虽然方伯连帅环顾四周却没有怜悯，但人们还有期望。等到谷、邓两国从远方来朝见，那么天下的诸侯就没有可以期望的人了，所以七年谷伯、邓侯各自书写其名，而去掉秋冬两个季节的记载，以显示诸侯不再能修明他们的职分了。既然通过行事来体现，不也是深切显明了吗？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感到恐惧。”问：桓公四年、七年，因为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谷伯、邓侯来朝见，所以不记载秋冬。那么二年滕子来朝见，纪侯来朝见；五年周天子派遣仍叔之子来聘问，以至于六年、九年、十五年，都有诸侯来朝见，为什么记载秋冬？茅堂胡氏说：桓公弑君而自立，滕侯首先朝见，贬低爵位称为子，以厌恶推崇乱臣。周天子的刑罚是由此发出的，既然不能讨伐，又因为桓公自立而聘问他，所以不记载秋冬。弑君的贼人，人人都有权讨伐，难道天下之大，诸侯众多，没有能举起义旗的人吗？等到谷、邓无故相率从远方来朝见，然后才知道天下诸侯没有可以期望的，人欲横流，没有禁止的人了。所以不记载秋冬。至于纪侯来朝见，只是为了谋划自己国家的事务，并非为了桓公自立。周天子派遣仍叔之子来聘问，失刑的道理已经在前文确立了，这里又有另外的意义。大体上圣人笔端的造化神明莫测，难道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意义吗？赵氏说：《左传》说谷伯、邓侯书写其名是轻视他们，这种说法不明确，所以不取《公羊》《谷梁》。并说失国的君主，假如确实逃到鲁国而鲁公以朝见之礼相待，就应当记载说谷伯、邓侯来投奔，某日朝见鲁公，不应该越例书写其名而掩盖他们来投奔的事实。陈氏说：失地的君主不称为来朝见，如果有出奔的，如卫侯朔奔齐，谭子奔莒就是这样。如果有来投奔的，如郕伯来投奔，州公实在来投奔就是这样。汪氏说：有人认为是史官缺漏文字，然而昭公十年没有冬季记载却有月份而缺季节，定公十四年没有冬季记载却有事件而缺季节月份，这可以说缺漏文字。难道二年秋冬没有事件而两个季节都不记载首月吗？况且《公羊传》桓公十七年缺夏季，但仍然记载五月；庄公二十六年缺春季，但仍然在年下记载事件。只有成公十年缺冬季不记载事件，而《左传》《谷梁传》都记载冬季十月。如果说桓公四年、七年不是圣人所删削，不容许三传都缺漏，大概两传传授各异，而经文都删削秋冬，必有深意。程子的说法大概符合圣人的旨意。附录：《左传》：夏天，在盟向结盟，向郑国求和，随后又违背了盟约。秋天，郑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盟向。周天子将盟向的百姓迁徙到郏。冬天，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并杀了他。

译【鲁桓公六年】八年【齐僖公二十七年，晋侯缗元年，卫宣公十五年，蔡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四十年，曹桓公五十三年，陈厉公三年，周武王四十七年，宋庄公六年，秦宁公十二年，楚武王三十七年】

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公羊传》说：“烝，是什么？是冬季的祭祀。春季叫祠，夏季叫礿，秋季叫尝，冬季叫烝。尝祭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讥讽什么？讥讽频繁。频繁就轻慢，轻慢就不恭敬。君子祭祀，恭敬而不轻慢，疏远就懈怠，懈怠就遗忘。士人如果不具备这四种品德，那么冬天不穿皮衣，夏天不穿葛布衣。”《谷梁传》说：“烝，是冬季的祭祀。在春季举行，是不合时宜。”程子说：“冬季烝祭并非过错，记载它是为了显示五月又举行烝祭是极其不合礼制的。”】

查考《周官》，大司马在仲冬举行烝祭【何氏说：烝，是众多。气势盛大的样子。冬天，万事完成，所进献的物品众多，芬芳齐备，所以叫烝】。现在鲁国在春季正月举行烝祭，为什么不同呢？《周书》有《周月》篇来记载政令，其中说：“夏历顺应天道，是百代君王所共同使用的。”在商、周革命时，改正历法以示不相沿袭，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汪氏说：文定依据《逸周书》‘维十一月既南至，日短极’，认为周朝以子月为岁首，不改变月数。我私下考察《逸周书》文体完全像吕令，其言论多与古书不同，或许是后人假托的书。况且六经中只有《诗》以寅月起数，那是民俗歌谣的词句，所以随旧俗称之。《书》说：‘王在新邑，烝祭岁，在十二月’，则使用亥月，孟冬烝祭，也未尝是不合礼制。”】那么司马在仲冬教大阅献禽以享烝，所谓自夏而鲁国的烝祭在春季正月，可见《春秋》使用周正来记载鲁国的事【赵氏说：四时之祭都使用夏时，顺从物宜。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使用夏时。本月凡四时之祭都使用孟月，如果有原因及日子不吉利，就使用仲月。这正月烝则是夏历的仲冬】。而《谷梁子》却说：“烝，是冬季的祭祀。在春季举行，是不合时宜。所以在闭蛰时举行烝祭才是对的【杜氏说：使用建亥之月，昆虫闭户，烝祭宗庙】”，这与周制不同。《春秋》并非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是因为再次烝祭显示轻慢而记载【杜氏说：这是夏历的仲冬，不是因为过错而记载，是因为下文五月又烝显示轻慢。啖氏说：这记载是为了彰显下文，并非讥讽。赵氏说：《周礼》记载四时祭名说：‘春祠，夏礿，秋尝，冬烝。’《诗》说：‘礿祠烝尝，于公先王。’而《春秋》没有礿祀的，大概《春秋》中两次记载烝，一次记载尝，两次记载禘，都是因为失礼及有变故才记载。对于祠、礿二祭没有其他变故，所以不记载。汪氏说：四时常祀，只有桓公的经书记载烝、记载尝，大概再烝的轻慢与未易灾之余，而尝的怠慢，都是失礼的大者。况且冬烝而在夏五月举行，酉月尝而在未月举行，或大过，或不及，都是失时甚者，所以笔之于经以示贬。有人说桓公有大恶，不可以祭祀先君，所以圣人因其失礼而特书以重其恶，其言失之凿矣。闵、僖之禘，文公之大祫也可以说是有大恶而不可以祭祀先君吗？○赵氏说：‘谷梁说：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按正月之烝不失时也。公羊说：讥亟也。’经为五月又烝，故书此以明一岁再烝，若不书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刘氏说：犹将书壬午犹绎，不得不先书有事于大庙也。’庐陵李氏说：‘周礼记四时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公羊亦同。诗云：礿祠烝尝，此取协韵耳，非有异也。王制曰：春初，夏禘，秋尝，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尝。’祭义于《郊特牲》同，《祭统》与《王制》同。吕氏草庐说：《王制》篇内‘初’皆当读为祠，‘禘’皆当读为礿，此说是也。’赵氏说：‘禘非时祭之名也。礼记诸篇皆汉儒约《春秋》为之，见《春秋》有禘于庄公，遂以为时祭。见《春秋》惟两书禘，一春一夏，遂有春禘、夏禘之说。又见《春秋》止有烝、尝、禘三祭，遂有诸侯缺一祭之说，皆不可信。而郑玄注《祭统》以为夏殷礼，误矣’】

周天子派遣家父来聘问。

【程子说：桓公弑君自立，未曾朝觐天王，不讨伐而屡次派遣使者聘问，失道之甚也。杜氏说：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向下聘问弑逆之人而不加贬斥，为什么呢？既然在前面称名冡宰，其余没有责备的，乃是同则书重之义，以此可见《春秋》任宰相之专而责之备也。虞史以人主大臣为一体，《春秋》以天王宰相为一心。以为一体，故帝庸作歌则曰：“股肱喜哉，元首

译起来吧，百官们兴盛起来吧。”皋陶接着唱道：“君主英明啊，大臣贤良啊，万事安康啊。”而垂、益以及九官等人没有参与。因为大家同心同德，所以送葬仲子、安葬成风时，宰咺的名字记载在前面，而周王在后面不称“天”；鲁桓公前来聘问、周王赐命给桓公时，宰纠的名字记载在前面以端正开端，周王不称“天”以端正结局，而荣叔、家父等人没有参与。因此，君主的职责，在于选拔宰相罢了。附录：《左传》记载：春天灭掉了翼国。随国的少师受宠，楚国的斗伯比说：“可以了，敌人有了破绽，不可错过。”

译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是讥讽祭祀过于频繁。《谷梁传》说：烝祭，是冬季的祭祀。在春夏季节举行，是亵渎祭祀。表明心意不恭敬。程子说：“正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不在规定的时间再次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前次的烝祭准备不充分。这种亵渎混乱的程度非常严重了。”

《春秋》的笔法，有在一句话中包含多种含义的，有两次记载而只表达一种贬义的。像“戎在楚丘攻打凡伯并带他回去”这类，是一句话包含多种含义。“春季正月己卯日烝祭，夏季五月丁丑日烝祭”，是两次记载而只表达一种贬义。【临川吴氏说：建子之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建辰之月又再次举行烝祭，在春季举行冬季的祭祀，不合时宜，不合礼制。宋氏说：“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费用，一是责备周天子请求助丧费用，二是责备鲁国不供给，一次贬义而牵出两件事。这里两次记载烝祭，是两件事而一次贬义。汪氏说：僖公二年、三年记载冬季不下雨，春季不下雨，夏季不下雨，多次记载而一次贬义，其义理与此相同。”】

附录【《左传》：夏季，楚子在沈鹿会合诸侯。黄国、随国没有前来，楚子派防章责备黄国。楚子讨伐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与淮水之间。季梁请求随侯向楚军屈服，随侯不答应，然后才交战，这是为了激怒我军而懈怠敌军。少师对随侯说：“一定要速战，不然将失去楚军。”随侯率军迎战，观察楚军。季梁说：“楚人崇尚左边，您一定要占据左边，不要与楚王相遇，并且攻击他们的右翼。右翼没有良将，必定失败。一侧失败，全军就会离散。”少师说：“不与楚王对阵，不是敌手。”随侯不听从，在速祀交战，随军大败。随侯逃跑，斗丹俘获了他的兵车和他的戎右少师。秋季，随国与楚国讲和。楚子打算不答应，斗伯比说：“上天已经去除了它的疾病，随国还不可以攻克。”于是结盟而返回。】

秋季，讨伐邾国。

【陈氏说：只说讨伐邾国，为什么？因为桓公的军队不是国君亲自率领，都不称大夫。孙氏说：桓公大恶，诸侯应当讨伐他，而他却安坐其位，反而用兵讨伐别人的国家，所以直接称讨伐邾国。髙氏说：纪国、滕国、邓国、谷国、郕国、〇国，有的来朝见，有的来防御，邾国不修好旧日的友好关系，所以讨伐它。称讨伐，一定是有理由的。邾国不能奉行辞令来讨伐桓公，理应反而被讨伐。】

冬季十月，下雪。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记录异常现象。”有什么异常？“不合时宜。”杜氏说：“现在八月记载合时宜，这是失误。”程子传：建酉之月，还没有霜就下雪，记载异常。王氏说：“阴阳之气正盛，而寒气先到，这是积阴侵阳的征兆。”】

附录【《左传》：冬季，周王命令虢仲，在晋国立晋哀侯的弟弟緍为君。】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娶周王后。

【记载“遂”字从这里开始，《左传》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公羊传》说：祭公，是什么人？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派遣？婚礼不称主人。“遂”，是什么？是生事。大夫没有生事，这里说“遂”，是什么？是成全我的使命。他如何成全我的使命？让我做媒人，可以的话就借此前往迎娶。女子在其本国，称女子，这里称王后，是什么？王者无外，其言辞已经成全了。《谷梁传》说：为什么不称派遣？是不认为他拿宗庙的大事来与我谋划，所以不认为是派遣。“遂”是承接前事的辞令。说“遂迎娶王后”，所以略去了。有人说：天子无外，王命下达就成全了。程子说：这是祭公受命迎娶王后，却因路过鲁国，于是行朝见防御之礼，圣人深罪他，所以先记载他前来出使，好像以朝见鲁国为主，而迎娶王后为顺便之事。问：有人说迎娶王后也是以鲁国为主，如何？答：修建王姬的馆舍，单伯送王姬之类，都是以鲁国为主。大概只是王姬下嫁，则由同姓诸侯为主，如迎娶王后没有让诸侯为主的道理。】刘敞说：祭公，是天子的三公。为什么不称派遣？是不赞同天子派遣祭公。师傅之官，坐而论道，责任重大。现在他来到鲁国，却是命令鲁侯处理婚姻之事。如果是这样，大夫就可以了，何必三公？责任重，使命轻，所以祭公凭借这个义理得以专命不报，于是前往纪国，而天子以使命轻为失，祭公以专行为罪。这个说法是对的。制定礼节的人，应当派卿前往迎娶，国君监督，这样就合乎礼了。【刘氏说：制定礼节的人，天子应当派大夫命令鲁侯说：我一人不能独自承担天地宗庙之事，没有内主，我一人将在纪姜氏中占卜，委托给伯父，伯父请以我敬奉先王之礼。鲁侯叩首回答说：天子有命，敢有不恭敬的。使者用这些话，回复给天子。鲁国派大夫请求纪侯说：天子派某人来命令我寡君说：我一人不能独自承担天地宗庙之事，没有内主，我一人将在纪姜氏中占卜，派某人来，告知主人应当坚决推辞。坚决推辞不接受命令，主人说：某人坚决推辞不接受命令，敢不敬从先守某公的遗女若干人，夫妇所生若干人，然后天子命令以其吉日，派上大夫用王后的礼仪迎娶而归。这难道是臣子所应当在国外专断的吗？】让祭公命令鲁国主持婚姻之事，则说不可，卿前往而国君监督，为什么可以呢？命令鲁国轻了，卿前往国君监督，重了。官师跟随单靖公从齐国迎娶王后。【杜氏说：官师，是刘夏，不是卿。《礼记》官师是中士下士。】刘夏不是卿而记载，靖公合乎礼则不记载，所以

译先儒认为，派遣卿去迎娶，由公来监督，这是合乎礼制的。茅堂胡氏说：有人问，天子一定要亲自迎娶吗？确实如此吗？最高统治者没有匹敌于天下的人，即使是叔伯兄弟也没有不称臣的，前往四方诸侯那里，没有人敢拥有自己的家室。如果委屈万乘之尊而远行去行亲迎之礼，那还有什么无敌于天下的说法呢？有人问，王后是与天子共同侍奉天地宗庙、继承万世重任的人，她的礼仪应当如何？让同姓诸侯主持辞令，命令卿前往迎娶，由公在王后的父母之国监督，众卿都送到京师，住宿停留，然后天子亲自迎娶进入，这难道是纳王后的礼仪吗？赵氏说：“遂”字表示迎娶，是讥讽天子没有亲自前往。白于王孙氏说：桓王在纪国娶后，命令鲁国主持此事，所以祭公前来商议迎娶王后的日期。既然已经商议，就应当复命。天子命令迎娶就迎娶，不可以擅自行动。祭公没有向王复命，擅自去纪国迎娶王后，所以说“遂”。临川吴氏说：士的婚礼，纳征之后，行请期之礼，归期有确定的日子，然后才亲迎，这是重视婚礼。天子的尊贵虽然与士礼不同，但也必定先知道女子归期的日子，然后才可以前往迎娶。鲁国为纪国女子做媒成为王后，大概已经先向王报告同意了。虽然已经报告同意，但不知道纪国送女子的日子，王就急忙派遣祭公去迎娶，祭公不知道日期，所以经过鲁国询问日期然后前往。去纪国迎娶王后，是王的命令；经过鲁国询问日期，不是王的命令。所以《春秋》的书法如此。鲁国做媒却不向王报告送女子的日期，是鲁国的怠慢。王不知道王后的归期就急忙派遣使者去迎娶，是王的轻率。祭公没有王的命令而私自经过鲁国询问日期，是祭公的专断。三者都受到讥讽。《公羊传》认为祭公这次来才是让鲁国做媒，如果同意就前往迎娶，果真如此则轻率更加严重，怀疑不是这样。张氏说：天子虽然没有亲迎之礼，但祭公在鲁国商议，就应当向王复命，然后在宗庙派遣，以表明迎娶王后的庄重。现在让鲁国做媒就用这种方式去迎娶，如此轻慢王配，怎么显示正始之义呢？所以书写如同祭公的私行而以迎娶王后为遂事，以深讥之。陈氏说：书写“遂”开始于此，凡是“遂”都讥讽，如果比迎娶王后更严重。后妃是天下母亲的楷模，而以“遂”专断之罪，祭公且归罪于鲁国。宋氏说：万乘之君让弑逆之人主持婚礼可以吗？汪氏说：僖公三十年的传文说：大夫出使境外，有以两件事出使的，有以一件事出使而专断继事的，其书写都曰“遂”。祭公从鲁国迎娶王后，所谓以两件事出使。由此论之，祭公大概受王命，在鲁国商议婚姻，并在纪国迎娶王后。迎娶王后，是大事，怎么没有王命而敢专断呢？但天子婚礼，应当让大夫在同姓诸侯那里商议婚姻，等待他复命，然后让上卿前往迎娶，而公监督。所以王派遣三公商议婚姻，则以轻慢为过失；祭公不向王复命，而立即去纪国迎娶王后，则以“遂”行为为罪，而互相责备。按“遂”有两义：《谷梁传》所谓继事，是以两件事出使的；《公羊传》所谓生事，是以一件事出使而专断继事的。《春秋》书写“遂”一十九次：如公子遂前往京师，遂前往晋，也是以一件事出使的；公子结送陈人，遂与齐宋结盟；季孙宿救援台，遂进入郓，都是专断继事的。如成公以伐秦出使，而因此前往京师，就书写“自京师遂防伐秦”，则是圣人尊君抑臣之意，使如同继事以防伐秦。考察其事而是非得失，了然矣。赵氏说：《左传》曰“礼也”，如果合乎礼则常事不书，言来言遂足以表明讥讽了。《谷梁传》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就商议于我，如果实在讥讽天王，言使不更昭著吗？现在不言使，即罪全归祭公。庐陵李氏说：迎娶王后例二，此年及襄公十五年刘夏也。王者之尊，海内莫敌，天子无自迎之礼。赵子说是，然孔子对哀公“冕而亲迎”，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又似天子之礼，曰“鲁有郊天祀地之祀”，故云尔，非必谓天子也。又曰：遂例十九，谷梁皆曰继事之词，然亦有法传者，亦有不法传者。疏曰：此是例之首，故发继事之词。僖公二十八年诸侯遂围许，中间有事，恐不相继，故发传以明之。曹伯襄遂防围许，恐被释而遂与常例异者，重发之。僖公四年遂伐楚，恐内外异故重发之。宣公元年楚子郑人侵陈，遂侵宋，恐尊卑异故亦发之。宣公十八年归父奔齐，嫌出奔不得同于继事故发之。襄公十二年季孙宿遂入郓，嫌不受命与常例不同，故发之余，不发者并可知，故省文也。

译【周桓王七年】九年【齐僖公二十八年，晋缗公二年，卫宣公十六年，蔡桓公十二年，郑庄公四十一年，曹桓公五十四年，陈厉公四十年、陈靖公元年，宋庄公七年，秦出子元年，楚武王三十八年】

春季，纪国的季姜嫁到京师。

【《左传》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嫁给周天子的王后才会被记载。《公羊传》说：纪季姜嫁到京师，这里的措辞已经完备了，那么为什么称她为“纪季姜”呢？这是从周天子的角度而言，父母对于女儿，即使她成为天子的王后，仍然称她为“我的季姜”。京师，是什么？是天子的居所。京，是什么？是大。师，是什么？是众。天子的居所，一定要用表示众多和盛大的词语来称呼。《谷梁传》说：作为中宫之主，就是归往之意。程子说：记载王室的事情，不能使用没有周王时的月份，所以只记载季节罢了。有人问：如果像正月日食那样僭越，该怎么记载呢？回答说：记载“春日食”，那么意义就尤其明白了。王后出嫁，天下应当有相应的礼仪，诸侯却没有到来，这说明她不能成为天下的母亲，所以只记载纪国女子出嫁罢了。杜预说：季姜，是桓王的王后。季是她的字，姜是她的姓】

前去迎娶时称她为“王后”，既然已经归来，为什么还要记载呢？从迎娶者的角度来看，应当尊崇她的配偶，让她主持后宫的政事，使妃妾不敢以上僭下，所以遵从周天子的任命而称她为“王后”，以此向天下展示母亲的仪范【张氏说：季姜在纪国被称为王后，是因为周王的任命使她身份成立，以此来区别于列国诸侯，用以显示王命的重大，并在开始时就保存母仪天下的体统】从归往者的角度来看，则应当谦卑顺从、惠及下属【《诗经》：樛木，小序说：后妃惠及下属，是说她能惠及下属而没有嫉妒之心。注：树木向下弯曲叫樛，是说后妃的心像向下弯曲的树木一样】使夫人、嫔妇都能进见侍奉君主【《周礼》：九嫔，注：所有妃嫔侍奉见驾的法度，九嫔以下九九八十一人侍奉于王所，地位卑下的应当先侍奉，地位尊贵的应当后侍奉。女御八十一人，应当侍奉九晚；世妇二十七人，应当侍奉三晚；九嫔九人，应当侍奉一晚；三夫人应当侍奉一晚；王后应当侍奉一晚，十五天轮遍】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遵从父母所生的称呼而称她为“季姜”，以此教化天下以妇道。其措辞的抑扬，上下进退先后各有所宜而不相违背【刘氏说：迎娶时称王后，归往时称季姜，这是说礼仪的上下取予、进退先后各有所宜而不相违背。公卿谋划，诸侯主持，筮占选择，天子任命，这就是王后了。然而还没有拜见宗庙，还没有见到君子，还没有拜见群臣，就不敢居于其位，其措辞顺从而听从，这正是端正开始之道，王化之本。临川吴氏说：迎娶称王后，是从王朝的角度而言；归往称季姜，是从纪国的角度而言。陈氏说：诸侯迎娶称女子，到了称夫人，是尊崇夫人；天子迎娶称后，归往称季姜，是尊崇王】都是端正开始之道，王化的基础，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京师，是众多盛大的称呼【董氏说：所谓京师，起源于此后世，因此把所都的地方称为京师。高氏说：古代后妃夫人必须娶嫡女，所以天子向诸侯求后，诸侯回答说夫妇所生的有几人，如果是姑姊妹则说先君遗留的女儿有几人，对于诸侯则说不丰厚的先君的嫡女，因此伯姬嫁给纪国则叔姬作为媵妾，现在说季姜则不是嫡女了，不可以成为天下的母亲，所以《春秋》严格其名称。陈氏说：王后归往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详细记载纪国的事。后妃母仪天下，作为天地社稷宗庙的主宰，不久宗国就灭亡了，这是不可以不详细记载的。茅堂胡氏说：王后归往京师，经过我国就记载，来告就记载。永嘉吕氏说：经文记载迎娶王后的有两处，只有纪季姜记载“归于京师”，而刘夏的迎娶不记载归往。大概祭公的迎娶以鲁国为主，所以记载归往；刘夏的迎娶因为经过鲁国而鲁国不为主，所以不记载归往。孙氏说：《左传》说：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记载。那么刘夏迎娶王后而不记载齐姜归于京师，为什么呢？庐陵李氏说：迎娶王后的体例，三传都相同，只有陈氏认为是详细记载纪国的事，所以应当怀疑。六年冬，纪侯正托付鲁国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好，而鲁公告诉不能。现在幸好王有命，鲁国求亲的事，鲁国急于为纪国谋划，也不等待请求王命就命令祭公迎娶，以此来托付纪国。而纪国终究不免，《春秋》详细记载纪国的事，纪国也可哀啊】

夏季四月

秋季七月

附录【《左传》：巴子派韩服告诉楚国，请求与邓国交好。楚子派道朔率领巴国的客人去邓国聘问。邓国南鄙的人攻打并夺走了礼物，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行人。楚子派防章责备邓国，邓人不接受。夏季，楚国派鬬廉率领军队及巴国军队包围鄾。邓国的养甥、聃甥率领军队救援鄾，三次驱逐巴国军队，没有成功。鬬廉在两军中间排列他的军队与巴军作战而败退，邓人追击他，背对巴军而夹攻，邓军大败。鄾人夜间溃逃。○秋季，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攻打曲沃】

冬季，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

【《左传》：冬季，曹太子来朝见，用对待上卿的礼仪接待他。宴请曹太子，初次献酒时音乐奏响而他叹息。施父说：“曹太子大概有忧患吧？这不是叹息的地方。”《公羊传》：诸侯来叫朝】

译这是世子，为何记载他朝见？《春秋》有讥讽父亲年老而让儿子代替从政的，那么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在齐国还是曹国呢？”《谷梁传》认为，朝见不记载“派遣”，记载“派遣”就不符合正礼。派遣世子以诸侯的礼仪来朝见，曹伯就失去了正礼。诸侯相见称为朝见，用对待人父的礼节，去对待人之子，从内部来说就是失去了正礼。内部失去正礼，曹伯失去正礼，世子就可以停止了。”因此这是天命。《尸子》说：“已经过多地违背了道。”程子说：“曹伯有病，不能亲自前往，所以派遣他的世子来朝见。在《春秋》时代，国君生病而让世子外出，这是招致危险和动乱的做法。”

译查考《周礼·典命》的记载，凡是诸侯的嫡长子被天子任命并代理君位，其礼仪就比其君低一等；如果未被任命，则用皮帛作为子男爵位的继承人。《周礼》注解说：“誓”就是“命”的意思。说“誓”，是为了表明天子已经任命他为继承人，确立的太子不可轻易改变。《春秋》记载曹伯派他的世子来朝见，行国君的礼仪，就是这种情况。公的儿子像侯伯那样手持圭，侯伯的儿子像子男那样手持璧，子男的儿子和未被任命的人，都排在小国国君之后，手持皮帛来朝见天子。接待他们的礼仪，都以上卿之礼相待。蜀地杜氏说：这是诸侯朝见天子时所行的礼仪。郑康成以此作为注解，大概是不明白《春秋》的微言大义。世子固然有出访、朝聘的礼仪，但所谓代理君位、继承子男爵位，是指诸侯朝见天子，有时不敢落后，所以年老有病的人就派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务去见天子，这是急于述职的缘故。杨士勋说：世子代理君位，是指朝见天子、盟会等紧急事务，必须迅速执行王命。现在曹伯有病，虽然缺了朝见鲁国的礼仪，并不是紧急事务。薛氏说：代理事务去朝见京师，是合乎礼的；去朝见诸侯，是不合乎礼的。诸侯在王事空闲时，互相朝见，其礼仪本来没有固定时间。杜氏说：王事有空缺时，就修习私人的友好关系。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而派世子代理呢？临川吴氏说：大的朝觐、大的盟会，诸侯都亲自前往。只有生病时才不得已派世子代理。现在曹国朝见鲁国，不是非常紧急的事务，也不是不可缺少的礼仪。大位，是奸邪之人窥视的目标；危重疾病，是邪人伺机而动的时候。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君主生病而储君外出，会开启窥伺之心，这是危险的做法。当享祭时射姑叹息，过了一个月曹桓公就去世了，他确实有病是明显的，却派世子前来，这是曹桓公的过错。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是违抗命令了。回答说：孝子是用尽道义来侍奉父母的，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称为孝，又怎么能算是孝呢？所以《尸子》说：停止违背道义的行为。范氏说：“已”就是“止”的意思。停止曹伯派世子朝见的命令，那么曹伯就不会陷入不义的罪过，世子就不会有苟且顺从的过错，鲁国就不会有失去正道的讥讽。这三者都正当，就符合道义了。张氏说：《春秋》对桓公正以诛杀乱贼之事期望诸侯，现在曹伯派世子，世子顺从父亲的命令，衡量道义，没有一处可取的。《春秋》之所以直书并深深贬斥，大概是因为经文中有关于顺从同一错误的例子。射姑的朝见，应当用滕子、谷绥、邓吾、离的例子来推演，就知道父子违背人伦，而且忘记了国家的大计。汪氏说：“滕、谷、邓、邾、牟、葛朝见桓公，都被贬斥而射姑不被贬斥，大概是因为世子不应当代理君主朝见诸侯，隐去其名则罪责不明显，这就是程子所说的另立义例。”经文记载世子朝见天子的有十二次：曹射姑来朝，鄫巫在晋，宋成同盟，戚齐光盟，鸡泽盟会，相救盟会，陈四伐郑，宋佐盟申，就是这些。世子奉持宗庙社稷的祭品，早晚侍奉君主的饮食，君主出行就留守，有留守就跟随代替君主在诸侯间行朝礼，以及参与诸侯的盟会、救援、征伐，都不是世子所应当做的。宋成排在侯伯之下、大夫之上；宋佐排在子男之下、淮夷之上，差不多没有失去地位。齐光逐渐进位而排在薛伯、祀伯之上，那么他的僭越已经极点了；鄫巫排在鲁国大夫之下，那么屈辱尤其严重。比较这些事例考察，道义自然显现。

【已桓王十卯八年】十年【齐僖公二十九年，晋缗公三年，卫宣公十七年，蔡桓公十七年，郑庄公四十二年，曹桓公五十五年去世，陈厉公五十年，陈靖公二年，宋庄公八年，秦出子二年，楚武王三十九年】

春季，周王的正月。

桓公无王，现在又书写“王”，为什么呢？十是盈满之数。天道十年也就周遍了，人事十年也就变化了。所以《易经》称守持正固的人十年必定返回。《易·屯卦》六二爻辞说：女子守正不嫁，十年才嫁，《象传》说：十年才嫁，是反常的现象。传论说远离恶行的人十年必定被抛弃。桓公到这时，他的气数已经盈满，应当被天人所诛杀了。十年书写“王”，是记载常理。何氏说：十年有王者，是数数的终结。刘氏说：桓公篡位自立，天子没有讨伐，诸侯没有非议，所以在其极其诡诈时书写“王”。好像对桓公说：您不能侍奉天子的程度如此严重，如果再不改正，就不可救药了，您如果改正，这就是时候了。有习惯于《谷梁传》而不得其真传的人，看到二年书写“王”，认为是正与夷的去世，这一年书写“王”而曹伯恰好去世，于是附会增益认为是正曹桓公的去世，这是错误的。啖氏说：三传本来都没有错误，后人不懂而用滥说附会其中。如果真的正诸侯的去世不因为篡弑，范氏说：与夷被弑，恐怕正卒不明，所以又明确它。陈侯鲍在五年正月，为什么不书写“王”来正他的去世呢？赵氏说：十一年郑伯去世，十二年卫侯晋去世，为什么不正他们呢？

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左传》：春季，曹桓公去世。《谷梁传》：“桓公无王，为什么说‘王’？是正曹桓公的去世。”】

夏季五月，安葬曹桓公。

附录【《左传》：虢仲向周王进谗言诬陷他的大夫詹父，詹父有辩解，周王用王师讨伐虢国，夏季，虢公出逃到虞国】

秋季，鲁公

译防备卫国国君在桃丘，却没有遇到他。

译《公羊传》说：“防，是什么意思？是约定会面的言辞。说‘弗遇’（没有相遇）是什么意思？是因为鲁桓公没有被卫国扣留。”《谷梁传》说：“‘弗遇’，是意志不相投合，是拒绝接纳的言辞。”

“弗”字，是委婉的措辞，用来谴责失信的行为。卫国最初在桃丘与鲁国约定会面，到了中途却改变主意，跟随齐国和郑国。【杜预说：卫侯与鲁桓公约定在防地会面，中途背叛了鲁桓公，转而与齐国、郑国结盟，所以鲁桓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于是就有了郎地的战事。在郎地作战时，经文明确记载为“来盟于恶”，曹国也剥夺了他们的爵位，那么桃丘的“弗遇”，大概是因为厌恶卫侯的失信吧。桃丘，是卫国的地方。【张氏说：下文记载三国来战，卫国也参与其中，那么背信的是卫国，只是没有告知鲁国，误导桓公到了桃丘罢了。汪氏说：这一年防地桃丘没有相遇，成公十六年防地沙随没有见到鲁桓公，昭公十三年平丘同盟，鲁桓公没有参与结盟，这些都不是鲁国的罪过，所以圣人直书其事而不避讳。只有文公十六年季孙行父在阳谷与齐侯会面，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鲁国不应当让大夫去与诸侯会面，然而齐侯索取贿赂，最终与仲遂在郪丘结盟，那么罪责在齐国，也就显而易见了。○赵氏说：《谷梁传》说‘不相遇是意志不相投合’，按照经文的意图，只是讥讽其没有信用罢了，哪里是讨论意志相投不相投呢？刘氏说：《公羊传》认为鲁桓公没有被扣留，这是不对的。《公羊传》本来把‘遇’解释为一位君主出来，另一位君主去拦截他，所以认为这是鲁桓公去拦截卫侯，推究其文意却说不通，所谓‘遇’就是相遇的意思罢了，何必纷纷议论呢？庐陵李氏说：经书中用‘弗’字的例子有四种，这一年的‘弗遇’是归罪于卫国，文公十六年‘齐侯弗及盟’是归罪于季孙，然而这都是为了替鲁国避讳耻辱。追赶齐侯到酅地而没有赶上，是有畏惧之心，胡氏都认为是委婉的措辞。晋国人接纳捷菑，没有能够接纳，这也是迁就善意的意思。】

附录【《左传》：秋天，秦国人把芮伯万送入芮国。○起初，虞叔有玉，虞公想要它，虞叔没有献出。后来后悔了，说：‘周朝有谚语说：‘普通人没有罪，怀揣璧玉就是罪过’，我哪里用得着这个？它将会招来祸害！’于是献出了玉，虞公又索要他的宝剑。虞叔说：‘这是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将会波及到我！’于是攻打虞公，所以虞公出逃到共池。】

冬天，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

【《左传》】齐国、卫国、郑国来郎地作战。鲁国有理在先。起初，北戎侵扰齐国，诸侯去救援。郑国公子忽立了功劳。齐国人馈赠诸侯，让鲁国排在郑国后面。鲁国按照周朝的班次，排在郑国之后。郑国人发怒，向齐国请求出兵。齐国人让卫国军队协助他们，所以不称为侵伐。先写齐国、卫国，是按照王爵的次序。○《公羊传》：郎，是什么地方？是我们近郊的邑地。既然是近郊的邑地，那么说“来战于郎”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近。近到什么程度？近到几乎被围困的程度。这是偏师作战，为什么不写“师败绩”（军队大败）？内部不写战败，写了战败就是真的败了。《谷梁传》：来战，是事先约定好的战事。内部不写战败，写了战败就是真的败了。不写具体的人，是因为我们战败了。不写“及”（与），是为了替内部避讳。程子曰：《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我有理在先”，我合乎礼制，他们违背道义、放纵欲望而兴起战事，所以特别说“来战”，以三国为主语，极言其恶。】

春秋时期，诸侯对鲁国用兵很多次了，却没有记载“来战”的，这次为什么不称侵伐而用“来战”来表述呢？【常山刘氏说：春秋时期，诸侯对鲁国用兵的不算少，却没有记载“来战”的，这次不写侵伐而用“来战”来表述，那么他们理亏我们理直，其义理就很清楚了。】兵器是凶器，战争是危险的事，圣人是重视的。诛杀暴虐、禁止混乱，敌人加害于自己，大概有不得已而应战的情况，却没有违背道义、放纵欲望，本可以停止却不停止而先发动战争的。【刘氏说：战争，是仁人所厌恶的，有不得已而应战的情况，却没有本可以停止而先发动战争的。】鲁桓公弑君自立，是天下的大恶，人人都有权讨伐。郑伯则在越地首先结盟，来安定他的地位；齐侯则在稷地接着结盟，来助长他的奸恶。竟然不能履行方伯的职责，驻扎军队在边境，声讨罪状，伸张天下的大义。现在却只因为私人的怨恨和小的仇隙，亲自率领军队【汪氏说：三国称爵位，所谓指明其人而责备他们。】在鲁国境内作战，还不知道同类相惜的道理吗？这是春秋所必须诛讨而不听从的。所以以三国为主语，记载“来战于郎”。【赵氏说：不写“及”，罪责专归于外部。刘氏说：来战，是外部有意于战争。李氏瑾说：春秋善待鲁国，不让三国讨伐它，好像三国自己在作战一样。髙氏说：地点以鲁国为主，那么鲁国参与作战就可以知道了。张氏说：春秋用主客的言辞，辨别用兵的曲直，残害百姓的轻重。那些归罪于鲁国而记载“公及诸侯战”的很多。像今年郎地的战事，直接用三国来战来表述，大概是因为鲁桓公有大罪极恶，三国既不能奉行天讨而与他结盟，现在反而顺从私欲，争夺小事，以无理讨伐有理，那么罪责在三国，不能不反常例来阐明。所以今年的记载，文辞不同，言辞严厉，专罪三国，特别记载他们来战，以显示外部有罪则作为主语的惯例，这是圣经的特笔。】郑国人主导战争却把齐国排在前面，就像卫国州吁主导战争却把宋国排在前面。【汪氏说：州吁如果没有宋殇公就不能发动伐郑的军队，郑国人如果没有齐僖公就不能发动战鲁的军队，所以虽然主导战争在卫国和郑国，而春秋必定把宋国和齐国排在首位。庐

译李陵说：《内兵书》记载了六次战争，其中这一年是战郎，十二年是战宋，十七年是战奚，这是为了避讳鲁国。庄公九年特别记载“败绩”，是因为厌恶鲁国。桓公十三年、成公二年记载“战”和“败绩”，这是防备外敌的体例，并非鲁国的事。赵氏说：《谷梁传》认为“来战”是指事先约定好的战争。不对，说“来”，是责备三国不应当前来。刘氏说：“《公羊传》认为称‘来战’，是接近于围城的意思。不对，接近围城，难道真的围城了吗？这是《春秋》厌恶战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