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七

译文姜没有到达“文”的德行，所以这样说罢了。不知道夫人行为不端正的，到达时都不记载。况且庄公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文姜感念他而返回，那么庄公已经忘记了文姜杀害他父亲的事，为什么文姜又要在齐国退让呢？汪氏说：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因为继承的缘故，不忍心举行即位之礼。然而庄公迎娶王姬，闵公在落姑结盟，僖公在防柽结盟，都在即位的年份，并不是不忍心。

译三月，夫人逃奔到齐国。

《左传》不称她为姜氏，是因为断绝了亲属礼仪。《公羊传》说：“孙是什么意思？孙就是逊退的意思。国内忌讳说奔逃，所以称为孙。夫人本来就在齐国，为什么说她孙于齐呢？是为了顾念母亲。正月为了保全国君，顾念母亲作为首要之事。夫人为什么不称姜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因为她参与了弑杀国君。她参与弑杀国君是怎么回事？夫人向齐侯进谗言中伤国君，国君说：‘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齐侯大怒，和他一起喝酒，在他出门时，派公子彭生送他，在他上车时，抓住车干将他杀死。顾念母亲是善行，那么为什么在她顾念母亲时还要贬斥呢？这是贬斥，不赞同顾念母亲。”《谷梁传》说：“孙的意思，就是逊退。忌讳说奔逃。在接练的时候，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视她为外人。不称她的氏姓，是贬斥她。人对于天，以道接受天命；对于人，以言接受命令。不符合道的，天就断绝他；不符合言的，人就断绝他。臣子大大地接受命令。”

夫人，就是文姜。桓公被弑杀，姜氏参与其中。作为鲁国臣子的道义，是不共戴天的。嗣君是夫人所生，恩情又如何呢？顺从私情就会危害天下的大义，举用王法就会伤害母子之间的至恩。这是国家议论难以决断的。经文记载夫人孙于齐，恩义轻重的审慎就明白了。

刘氏说：母子是最亲近的，但不得不断绝，是因为义。《春秋》对于人不明于义而私爱其亲，有不忍心，所以示以断绝的文字。

梁国有继母杀其父的，而其子杀了继母，有司想要以大逆定罪。孔季彦说：“文姜参与弑杀鲁桓，《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断绝不为亲属礼仪。”断绝不为亲属，就是普通人。比照古义，适宜以非司法官而擅杀定罪，不能以逆论处。人们认为公允。

《连丛子》记载：梁国人娶了后妻，后妻杀了丈夫，其子又杀了后妻。季彦路过梁国，梁相说：“这个儿子应当以大逆论处。礼制上，继母如同母亲，这是杀母。”季彦说：“说如同母亲，那么与亲生母亲就不等同，是想以义来督促。昔日文姜参与弑杀鲁桓，《春秋》去掉了她的姜氏，传文说：‘不称姜氏，断绝不为亲属礼仪。’断绝不为亲属，就是普通人。况且亲手杀人的罪行重于知情，知情尤其不能视为亲属，那么在下手的时候，母亲的名分就断绝了。比照古义，这个儿子适宜以非司法官而擅杀定罪，不能以杀母而论处为大逆。”梁相听从了他。

所以通晓《春秋》，然后才能权衡天下的事情。孙，是顺让的辞令，使得好像不是被儿子驱逐，以保全恩情。

杜氏说：夫人是庄公的母亲，鲁国人责备她，所以出奔。国内忌讳说奔，称为孙，如同逊让而去。临川吴氏说：鲁国人认为桓公被弑，实在由于夫人，众怒群嘲，夫人内心惭愧不安，所以出奔齐国。

哀姜离去而不返回，文姜随即回到鲁国，都按孙来书写，为什么呢？参与弑杀桓公的罪责已经极重，如果离去而不返回，是深深地断绝关系。

范氏说：文姜有杀夫的罪责重，所以去掉姜氏；哀姜有杀子的罪责轻，所以贬称为夫人。氏的差别，这是轻重的差异。

那么恩情轻而义重。《河广》这首诗，它的词句取意何在？而圣人收录于国风，是为了表明宋襄公重视根本，也是这个义理。

朱熹说：卫宣姜，是宋桓公的夫人，生下襄公后出宫，回到卫国。襄公即位，夫人思念他，但义理上不可前往。大概嗣君承受父亲的重任，与祖父为一体，母亲出宫与宗庙断绝，不可以私情返回，所以作这首诗。说谁说宋国远呢？只要踮起脚望，就可以看见了。表明不是宋国远而不可至，而是义理不可往。作为襄公，将怎么办呢？活着就尽孝，死了就尽礼罢了。

其垂训深远。

问：文姜参与弑杀，记载说“夫人孙于齐”，为什么不说是“姜氏孙于齐”呢？茅堂胡氏说：断绝于外就去姓，断绝于内就去氏，内外都断绝就姓氏都去掉。说“夫人孙于齐”，就知道她是文姜了。如果说“姜氏”，怎么知道她不是侄娣呢？张氏说：文姜的罪过上通于天，作为鲁国臣子，推究先君被弑的原因，固然难以因为是嗣君夫人所生，而以恩掩义，所以断以大义，去掉姜氏以断绝她，这是为了尊奉社稷而重视根本。古代的圣人制定礼制有等差，制服有轻重，三纲的设立以夫为妻纲，五服的条例父亲在时母亲服期，都是为了明辨天伦的正道，而使人之本得以区别于禽兽。永嘉吕氏说：记载“夫人孙于齐”，那么夫妇母子的义理就断绝了。夫妇母子的义理断绝，就是普通人。文姜的防齐侯，她的死和葬都记载为“夫人”，圣人记载这些，难道不是混淆名实吗？回答说：桓公虽然被弑，但庄公对于母亲，一律以夫人的礼节侍奉，他尚且视她为夫人，我可以不称她为夫人吗？圣人的书法也是记录事实罢了。李氏说：后来如齐，又记载姜氏，在一次贬斥中罪恶自然显现。汪氏说：文姜参与弑杀桓公，哀姜参与弑杀两位国君，都罪大恶极，不能再居住在鲁国，所以都记载为孙。虽然不说是奔，使得好像自知愧耻而去，然而也可以看见其无所

译如果断绝关系，那么这种决绝的程度就达到极致了。哀姜离开鲁国不再返回，齐国人讨伐并杀死了她，这符合讨伐贼人的道义。文姜再次回到鲁国，时而参加防邑的祭祀，时而参加享礼，往返于齐国和莒国之间，《春秋》记载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再次记载。《春秋》并不是赞许她回到鲁国，而是借此深刻谴责鲁国的臣子没有愤恨痛疾之心，不能秉持大义去诛杀她。前代儒者认为，唐高宗废黜中宗并迁移其宗庙，张柬之等人应当废黜中宗为平民并赐死，引用《春秋》断绝文姜关系的义理作为判断依据，可以说领会了圣人的本意。《春秋》对于文姜不称“姜氏”而称“夫人”，《资治通鉴纲目》对于武则天不称“太后”而称“武后”。大概称“姜氏”会让人怀疑她是妾室，从而她的罪责就不显著；称“太后”则似乎还是天下的母亲，而不是平民了。况且圣人删削的是父母之国的史书，而朱熹删削的是前代的史书，继承其精神而不沿袭其文字，这难道不是获得传心之要诀的经典吗？啖助说：“《公羊传》说：‘夫人本来就在齐国，这里说‘逊于齐’，是出于对母亲的思念。哪有先在齐国而现在才记载‘逊’的呢？大概是因为没有见到夫人到达的记载，所以才这样说。不知道夫人是随着防邑的祭祀而回来的。’《谷梁传》说：‘在练祭时记录母亲的变故，是因为她刚开始进入鲁国。’也是说夫人本来在齐国，到练祭时才记录她，这也是不对的。庐陵李氏说：‘《春秋》三传关于文姜的记载，《左传》注疏认为文姜已经回到鲁国后又出逃；《公羊传》《谷梁传》则认为文姜本来就没有回来，只是因为在练祭时感伤夫人没有参与祭祀，所以记录此事。这两种说法已经不同。然而称‘姜氏’，《左传》注疏认为文姜应当与齐国断绝关系；《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鲁国的臣子应当与文姜断绝关系。这两种说法又不同。然而考察《左传》原文‘绝不为亲’，怎么知道不是指鲁国的臣子应当与文姜断绝关系而不把她当作亲人呢？只是文意不明确，导致杜预错误地解释罢了。所以胡安国引用孔季彦的话，《左传》的传文才变得明晰。总之，这一条《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能讲通，而《谷梁传》尤其精妙。”

译夏季，单伯迎接王姬。【单，音善；后同。“逆”，《左传》作“送”。】

【《公羊传》】单伯是谁？他是受命于天子的我国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天子召见并命令他。去迎接王姬是什么意思？是让我主持这件事。为什么让我主持？天子嫁女给诸侯，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主持；诸侯嫁女给大夫，必定让同姓的大夫主持。【《谷梁传》】单伯是谁？他是受命于天子的我国大夫。因为是受命的大夫，所以不称名。为什么不说“如”（前往）？因为从道义上讲，不应在京城接受命令。为什么从道义上讲不应在京城接受命令？回答说：桓公被弑杀于齐国，让鲁国去主持与齐国的婚姻，从礼义上讲，本来就不应接受。【杜预说】王姬不称字，是因为以王为尊，并且区别于王室内部的女子。】单伯，是我国受命的大夫。【范氏说】单是姓，伯是字。按照礼制，诸侯每年向天子贡举士人，天子任命他们返回本国担任大夫，这类人不称名。【陆氏说】各国大夫，天子赐给他们王畿内的城邑作为封号，让他们回国任职，像单伯、祭仲就是这样。】去迎接王姬，是让我作为主婚人。【杜预说】天子嫁女给诸侯，让同姓诸侯主持，不亲自参与婚礼，因为尊卑不相等。【何休说】不自己作为主婚人，是因为如果行婚姻之礼，就伤害了君臣之义；如果行君臣之礼，就废除了婚姻的情好，所以必定让同姓且地位相当的人主持。【临川吴氏说】周王将要嫁女给齐国，命令鲁国主持，所以鲁国派遣单伯前往周朝迎接王姬，让她先到鲁国，然后再前往齐国。】经文不说“如”，《谷梁传》认为从道义上讲不应在京城接受命令。桓公被弑杀于齐国，让鲁国去主持与齐国的婚姻，从礼义上讲，本来就不应接受。【范氏说】鲁桓公被齐国杀害，如果天子命令鲁国作为主婚人，那就大大违背礼制了。《春秋》为尊者讳，所以不应在京城接受命令。】这明白地显示出，如果忘记亲人、放弃仇恨，就无法确立人伦大道。【张氏说】平常的事不记载，这里特意记载。穿着斩衰丧服去主持婚礼，本来就已经不合礼，何况齐国是杀父之仇，怎么能和他们一起主持婚礼？从这里可以看出鲁国的君臣没有复仇之心，国家的三纲断绝了。【孙氏说】天子命令庄公主持与仇敌的婚礼，而庄公不推辞，所以《春秋》同时讥讽他们。【高氏说】王姬下嫁，礼制虽然失传，但根据道义推测，诸侯本来应当亲自到京城，天子安排馆舍，命令同姓中地位尊贵的人行宾主之礼，然后迎接回国，这也体现了男下女的道理。现在齐国既不朝见周王，又不亲自迎娶，而鲁国的单伯反而去迎接，庄公不因为鲁国的先君被齐国杀害而推辞主婚，使周王陷入不义，所以不写“在京城”，而直接写“迎接王姬”，好像是鲁国自己迎接的一样。王中子说：礼制规定，天子派遣大夫监督方伯的国家，每国三人。鲁国大夫有单伯、费伯、夷伯，这是鲁国有三位监督国事的大夫。○张氏说：《左传》作“送王姬”，考察《春秋》的体例，这是错误的。况且筑馆在秋季，如果单伯真是以天子大夫的身份送王姬，必定等到馆舍建成之后才到鲁国，怎么能预先记载？应当从《公羊》《谷梁》作“逆”字。啖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天子召见并命令他。”按鲁国自己派遣单伯去迎接，天子何必要召见？不说“使”，是省略文字罢了。刘氏说：《左传》把单伯当作周朝大夫，考察十四年经文中“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称“单伯会合诸侯”，那么单伯是鲁国人就很明白了。就像叔孙豹会合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一样。如果单伯是周朝大夫，应该记载“单伯、齐侯在鄄地会合”，不能把会合归于单伯。汪氏说：左氏被成公、襄公、昭公经文中记载的“单子”所迷惑，所以这样说。然而周朝有祭伯、祭叔，难道可以因为郑国的祭仲也是周朝大夫吗？】

秋季，在城外为王姬修筑馆舍。

【《左传》】这是为了合乎外婚之礼。【《公羊传》】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筑馆这件事。在城外筑馆不合礼。为什么在城外筑馆不合礼？在城外筑馆不合礼。为什么要筑馆？为了合乎礼。主持王姬婚礼的人，必定为她改建馆舍。主持王姬婚礼的人为什么必定为她改建馆舍？在路寝（正殿）不行，在小寝（侧殿）显得嫌疑，群公子的住所又太卑微。所以必定要为她改建馆舍。【《谷梁传》】筑馆是合乎礼的。在城外不合礼。筑馆为什么合乎礼？主持王姬婚礼的人，必定从公门出来，进入宗庙，那就太尊贵了；在寝宫，那就太卑微了。为她筑馆是合乎节制的。在城外筑馆是变通中的正道。在城外筑馆为什么是变通中的正道？仇敌之人，不应用来接待婚姻。穿丧服的人，不应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为什么不记载齐侯来迎接？不使齐侯得以与我们行礼。】

鲁国与王室是至亲，它主持王姬的婚礼也是旧例。馆舍在国都之中，必定有固定的地方。【去声。孙氏说：鲁国主持王姬婚礼不止一次，王姬的馆舍在国都之中，应当有固定的地方。】现在特意在城外筑馆，是因为《谷梁传》认为仇敌之人，不应用来接待婚姻；穿丧服的人，不应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知道这样做不行，所以特意在城外筑馆。【临川吴氏说：当时庄公在守丧期间，担心齐侯亲自迎接，如果以喜庆的服饰相见，心里不安，又不敢推辞主婚的事，所以特意在城外筑馆作为王姬的住所，等待齐侯来迎，因为改变了常礼而记载下来以表示讥讽。】在城外筑馆，算是变通中的正道吗？回答说：不是正道。有

译三年的丧期，从天子的道义来说，不应当让他主持婚礼；有不共戴天的仇敌，庄公从道义上讲也不可以为他主持婚礼。在城外为他建造馆舍是比较适宜的，但不如推辞而不主持更为正当。因此君子重视从根本上端正行为。有人问：天子有命令，本来就不可以推辞，派遣单伯到京师迎接王姬，对上符合尊崇周王室的道义，在下为她在城外建造馆舍，也没有违背居丧的礼制，为什么不可以呢？回答说：用平常的礼制来说，是可以的。现在庄公有杀父之仇，正处在居丧守孝之中，这是礼制上的重大变故，却为他主持婚礼，这是废弃人伦、灭绝天理的行为。《春秋》对这件事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又一次记载，其含义是以复仇为重，向天下后世表明臣子不可以忘记君主和父母的恩义，所以即使是在城外建造馆舍，也不认为符合礼制，而特意加以记载。

译冬季十月乙亥日，陈侯林去世。

《谷梁传》说：“诸侯在特定日期记载去世，这是符合正道的。”高氏说：“庄公与周桓王同时代，周桓王名叫林，而陈侯也叫林，君臣同名。”

周王派遣荣叔来赐给桓公策命。

【这是记载赐命的开始。《公羊传》说：“锡，是什么意思？是赐予。命，是什么意思？是加给我礼服。为什么称桓公？是追赐策命。《谷梁传》说：“礼制中有接受策命，没有‘来赐策命’的说法。赐策命，是不符合正道的。活着时接受礼服，死后实行丧礼，这是礼制。活着时接受礼服，死后又追赐策命，太不符合正道了。杜氏说：“荣叔，是荣氏的字。”

啖助说：“不称天王，是因为宠信篡位弑君之人，亵渎了三纲五常。”【何氏说：“礼制中有九锡，一是车马，二是衣服，三是乐则，四是朱户，五是纳陛，六是虎贲，七是弓矢，八是钺，九是秬鬯，这些都是用来劝勉善行的。死后应当加赠美谥，不应当加赐九锡。桓公行为实际邪恶，却追赐策命，尤其违背天道，所以不称天王。陈氏说：“桓公篡位自立，周人没有认为他有罪。宰渠伯纠来聘问，仍叔家父又来聘问，直到桓公去世都不能纠正，而在追赐策命这件事上贬斥必定选择最严重的，没有比追赐策命更严重的了，所以在这里进行贬斥。茅堂胡氏说：“周王派遣使者聘问桓公达三次，死后又追赐策命，大恶不讨反而施加恩礼，谁不会因此被鼓励去作恶？《春秋》记载弑君三十六起，难道没有原因吗？”

《春秋》记载周王，必定称天王，所履行的是天位，所实行的是天道，所赏赐的是天命，所刑罚的是天讨。现在桓公弑君篡国，而周王不能诛杀他，反而追赐策命。【孙氏说：“桓公是弑君叛逆之人，庄公活着时不能讨伐，死后又追赐策命，庄王作为天子的德行就可以知道了。”

没有天道极了。【陆氏说：“意思是不能效法上天。”

桓公没有王法，周王没有天道，这过失难道是小恶吗？这与把成风引为夫人，使妾与嫡妻没有区别一样，所以其文辞同样施加贬斥。【刘氏说：“天子的道义，必须纯粹效法上天，天道给予善人、剥夺恶人而没有私心。现在桓公篡位夺国，生前没有接受策命，而周王不能诛杀他，反而追赐策命，这违背天道极了。这过失难道是小过小恶吗？这与把成风引为夫人，使妾与嫡妻并列没有区别一样，所以其文辞同样施加贬斥。《春秋》讥讽周王的地方很多，唯独在赐桓公策命和赗葬成风这两件事上，以违背天道来责备他，是因为天子的地位最尊贵、最重大、最崇高。现在臣子弑君，妾室僭越嫡妻，而周王却尊崇礼遇他们，那么王义就废弛了，人伦就灭绝了，不可以不深深贬斥。”

范氏竟然以“天王出居于郑”、“来聘求车”这三件事作为证据，说这不是道义所在，是错误的。【范氏说：“天王出居于郑，不可不说是最大的耻辱。派遣仍叔的儿子来聘问，派遣家父来求车，都是不可取的。这三件事都称天王，说明道义不存在于此。旧史有详略之分。高氏说：“礼制规定，诸侯继承位三年丧期结束，穿着士的服装朝见天子，天子赐给他黼冕圭璧，然后回国治理百姓，这叫做受命。桓公篡位弑君未曾入朝受命，周王命鲁国主持婚事，所以追赐桓公策命以宠幸他。鲁桓公已经下葬了，因为他的私谥而赐策命，尤其不符合礼制。张氏说：“庄公主持王姬的婚事，所以周王宠幸嘉奖他的父亲桓公。桓公已经去世而派遣使者赐给他丧期的策命。就像昭公七年，周王派遣成简公追赐卫侯策命一样。桓公弑杀隐公，在王法上有贼杀亲人的罪行，是司马九伐应当施加的惩罚。周王不能讨伐，反而把恶当成善，表示褒奖嘉许，所以特别去掉‘天’字只书写‘王’。茅堂胡氏说：“《春秋》用道理制定名称，并用道义权衡。由道理制定名称，阐明其本体，这是正例。用道义权衡名称，发挥其作用，这是变例。周王必定称天王，是因为天子承受天命，如同天道。能够敦厚五典、推行五礼，就可以称天王。能够任命有德之人、讨伐有罪之人，就可以称天王。典礼赏罚，是《春秋》的纲领。这四者具备，天子的职责就完备了。尊崇诸侯的妾母赗赠含玉并治丧下葬，那么典礼就悖乱了。所以贬斥不称天。宠信篡位弑君之人以亵渎三纲，而赐桓公策命，就不是任命有德之人了。所以贬斥不称天。宽释鲁桓公、宋督的罪恶而不问罪，愤怒郑国不朝见，亲自来到行军阵前，就不是讨伐有罪之人了。所以贬斥不称天。施加于天子的贬斥，如此深切明显，训诫后世君主不可违背天道。陈氏说：“《春秋》初期，多次书写‘王人’，书写‘来求’，尤其有治理不修贡赋的事情。书写‘来赐策命’，还有治理不禀受命令的事情。君子大概对此有所感触，而不只是讥讽。○汪氏说：“襄公十四年，灵王将要与齐国联姻，派遣刘定公赐给齐侯策命。那么这一年赐桓公策命，也是因为命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而追赐其先君罢了。经传中记载赐策命的有八次，考察周制，周王命令诸侯，则由大宗伯接待，司几筵设置王位，黼扆之后内史制作策命。没有听说派遣使者到其国家而赐策命的。蔡仲的策命，是命他践履诸侯之位。旅巢的策命，是因为巢伯来朝见而命他。文侯的策命，是因为他有功而赐策命。《春秋》之时，天子不能用正礼控制诸侯，所以都派遣使者到其国家而赐策命。如僖公十一年赐晋侯策命，文公元年毛伯赐策命，是因为刚即位而赐策命。庄公二十七年派遣召伯赐齐侯策命，成公八年召伯赐策命，是即位很久之后才赐策命。这一年赐桓公

译追命，指昭公七年追命卫侯，以及后来都已去世才追赐爵命的事例。只有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献俘朝见周王，周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这是晋侯接受爵命而周王慰劳晋侯，其失于尊礼比派遣使者更为严重。然而文公虽然不朝见，王毛伯、召伯也没有被贬斥，直书其事而大义自见。这一年追命篡弑之人，罪恶尤其重大，所以称“王”而不称“天王”，以示非同寻常的贬斥。庐陵李氏说：锡命的惯例有三，庄公时锡命桓公，是宠信篡弑之人，所以不书“天王”，以深责之。文公元年，襄王锡命文公；成公八年，简王锡命成公，这两位国君不朝见，又没有抵御外敌的功劳，派遣使者锡命，是不合正道的。然而比起桓公来还是有区别的，所以仍然书“天”，也是以见王室失礼。又说：王不书“天”的，是锡命桓公以及赗葬成风的事。范宁认为，仍叔来聘问，家父求车，其过失不减于赗葬成风；天王出居郑国，其罪尤大于锡命桓公，而都书“天”，那么这三者并非义理所在，旧史有详略之分，孔子因而未加更改罢了。胡安国认为，桓公以臣弑君，成风以妾并嫡，这些事都关系到三纲，所以其文辞一概施加于君主。何休、赵氏又说：锡命，《公羊传》注取《礼纬》之说，礼有九锡：一赐车马以代其步行，二赐衣服以表彰其德行，三赐乐舞以教化其百姓，四赐朱户以明其等级差别，五赐纳陛以安其身体，六赐虎贲以备非常之事，七赐弓矢使得专征，八赐钺斧使得专伐，九赐秬鬯使之祭祀，这都是用来劝善扶助不能者的。说“命”而不说“服”，是重命不重财物。《周礼·典命》：百里之诸侯不过九命，七十里之诸侯不过七命，五十里之诸侯不过五命。《谷梁传注》也引用九锡的文字，而疏说：九锡与《周礼》九命不同。何休既引九锡，又引九命，其意以为九锡就是九命。现在按，《大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这就与九锡不同了。旧解九锡之名：舆马、大辂、戎辂各一，马二匹；衣服，指衮服；乐则，指轩县；朱户，所居之室，朱其户；纳陛，从中阶而升；虎贲，三百人；弓矢，彤弓玈矢；钺斧，大柯斧，赐之专杀；秬鬯，秬鬯之酒，盛以圭瓒之中，以祭祀。胡安国在文公元年传中说：黻冕、圭璧，因其终防入见而赐之；车马、衮黼，因其岁时来朝而锡之；彤弓、玈矢，因其敌忾献功而锡之。然而参看诸书，平王命晋文侯以秬鬯弓矢，虎贲宰孔，赐齐侯。受命冕服大辂，龙旗九旒，渠门赤旗。襄王命晋文，也是以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钺斧，秬鬯虎贲而已。那么古者策命之典，也不过如此。何休、范宁本得之，但其所引出《礼纬》及《白虎通》，则是汉儒以汉法附会增益之。胡安国取《礼》及《诗》为证，而分为三事。大概诗人之词，不过言其大概，其实有功，也可以赐车马黻冕。王命士会黻冕，是矣。又考之《左传》文公元年，毛伯锡命，注曰：诸侯即位，天子赐以命圭。庄公二十七年，惠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不言所命。杜氏直谓命为侯伯。襄公十四年，灵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舅，敬之哉，无废朕命。”昭公七年，卫告丧，请命。景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而命晋文之辞亦有策书。”以此观之，则锡命有命辞，有命物矣。又或止有命辞而无命物，亦未可知也。有命辞有命物者，如后世以玺书褒赏功臣，增秩赐金是也。止有命辞者，如后世赐手诏褒美是也。要之三传之说皆可通。又说：韦昭《国语》锡晋文命下注云：命服也。诸侯七命，冕服七章。赐晋惠公命下，又曰赐瑞，其说又不同。见文公元年，又说策命晋侯为侯伯，下杜注曰：九命作伯。是既加以九命之伯，又加以九锡之赐。那么何氏兼以九锡九命，亦自有见。

译王姬嫁往齐国。

《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因为鲁国是主婚人。《谷梁传》说：作为主婚人，就是送她出嫁。

鲁国主持王姬的婚事，由来已久。在其他国君在位时，这种常事不记载，唯独这次记载，是因为嫁往齐国的缘故。如果在京师迎亲，在城外修筑馆舍，却不记载“归于齐”，就无法显现出罪责所在。记载了“归于齐”，那么忘却亲情、释解仇怨的罪过就显露出来了。《春秋》关于复仇的道义也就明确了。

齐国的军队迁移了纪国的郱、鄑、郚三邑。

郱、鄑、郚是纪国的三个城邑。城邑一般不记载“迁”，“迁”一般不记载“师”。这里记载用军队迁移，是为了表明纪国的百姓还足以守城，而齐国人强暴，动用大军逼迫他们，使其成为自己的属地。凡是记载“迁”的，从此以后就灭亡了。《春秋》主张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那么对于迁移国家城邑的行为不再加以贬斥，但罪责已经显现出来了。

鲁庄公二年。

春季，周历二月，安葬陈庄公。

夏季，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根据两传的说法，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说是攻打国家，却说是攻打于余丘，这只是一个城邑，为什么说“伐”呢？是为了记录庆父掌握了兵权。庄公幼年即位，首先让庆父主管军事，最终导致了子般被杀的祸患。于余丘按礼法本不该记载，圣人特意记载，是为了记录祸乱的根源，作为后世的警戒。鲁国在春秋时期，被弑杀的国君有三位，他们的凶手没有不是掌握鲁国兵权的。公子翚两次担任主将，擅自会合诸侯，不听从隐公的命令；仲遂在两代国君时擅自掌握兵权，入侵、攻打邾国，率领军队救援郑国；三军服从他们的威令已经很久了，所以翚弑杀隐公时，寪氏不能阐明道义；庆父弑杀子般时，成季不能遏止他的恶行；公子遂杀害恶和视时，叔仲惠伯不能免除他们的死。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春秋》

译《春秋》所记载的警戒意义深远啊。张氏说：庄公即位时，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比率领全国上下共同仇视不义的齐国更紧迫的了。舍弃这一点，却命令将帅出兵，先去攻打没有过错的小国，兴兵没有正当理由，而庆父凭借尊贵的亲属身份统领军队，让他得以执政并控制国家的权力，军政的根本已经丧失，权力下移，从而酿成了日后子般、闵公的祸患，所以详细记载以表示讥讽。蜀地杜氏说：这是大夫专权，却用“公子”出兵的笔法，大概是因为圣人痛心于他们不能报复齐国的仇恨，用这种写法来彰显道义，尤其指出身为国君之子，却不知道君父的仇恨。庐陵李氏说：整部《春秋》记载鲁国大夫率军攻打他国的有九次，攻打邾国七次，攻打莒国一次，唯独对于于余丘，因为它是邑而记载为“伐”，这也是《春秋》特殊的笔法，想要启发读者去考察事情的原委。沙随程氏说：记载攻打国家，《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于余丘是邾国的邑，大概因为邾国是附庸国。汪氏说：于余丘是小国，大概后来归属于邾国。杜氏说：前后没有对邑使用“伐”字的先例。汪氏说：无骇攻入极，杜预注解说极是附庸小国，而贾逵认为极是戎人的邑；难道九年攻取根牟，杜预注解说根牟是东夷国家，而《公羊传》说根牟是邾娄的邑吗？然而经文中记载攻取邑必定要系属于国家，比如取鄟、取邿、取鄫，这些都是小国。我深切认为极、于余丘、根牟都是小国罢了。庆父率领军队，不妨碍他掌握了兵权，攻打国家还是攻打邑，不必详细辨析。

译秋季七月，齐国的王姬去世。

《公羊传》说：“外国的夫人去世不记载‘卒’，这里为什么记载‘卒’？是因为记录了她。为什么记录她？因为我是她的主婚人。”《谷梁传》说：“为她做主婚人的，就记载她‘卒’。”

鲁国的女子嫁给诸侯为妻就记载“卒”。王姬为什么记载？是为了比照鲁国女子为她服丧的缘故。所以《檀弓》说：“齐国报告王姬的丧事，鲁庄公为她服大功之丧。”有人说：因为是从鲁国出嫁，所以为她服出嫁姊妹的丧服。孔氏说：周王室命令鲁国做主婚人，把她比照为鲁国女子，所以为她服出嫁姊妹的丧服。范氏说：主持她的婚事就有兄弟般的恩情，死了就为她服丧。临川吴氏说：礼经本来没有为王姬服丧的礼节，庄公因为齐国的报告，特意为她服丧以讨好齐国。丧服是根据情感来制定节制的。庄公对齐王姬太厚待了，那对不共戴天的仇恨怎么办呢？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实行三年的丧礼，却去考究缌麻、小功这些细微的丧服。特意记载王姬的“卒”来彰显他的罪过。薛氏说：主持婚礼而服丧，是从庄公开始的，大概是为了取悦齐国吧？沙随程氏说：礼制对于舅舅的妻子没有丧服，对外祖父母才服小功，现在因为世仇而厚待她的丧事，是不合礼的。不然的话，外国夫人去世是不记载的。张氏说：庄公舍弃不共戴天的仇敌，却主持齐国夫人的婚礼，只知道有齐国而不知道有父亲，他的罪过可谓大了，所以从迎娶王姬到这里特意记载，屡次记载言辞繁多而不删减，以纠正他污浊大伦、诬灭天理的罪过，这就是所谓的委婉而合乎法度。汪氏说：《周礼》中为王后服齐衰的解释者说：诸侯为她服不杖期，本来没听说过主持王女婚礼而为她服丧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王后去世不见于经书，那么当时诸侯对王后的丧礼就简略了，却反而为王姬服丧，这是重视齐国而不重视周王室。有人认为尊崇王命就过分了。

冬季十二月，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

《左传》记载这是奸邪之事。《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正道的。妇人不记载“会见”，记载“会见”是不合正道的。这太荒淫了。杜氏说：禚，是齐国的地方。会见，不是夫人该做的事，明显地记载下来。连年外出会见，其用意都一样。夫人出行不合礼，所以回来都不记载。

妇人没有外事。永嘉吕氏说：父母在世就回娘家省亲，《葛覃》称“归宁父母”就是如此；父母去世就派卿去省亲，楚子庚聘问秦国，为夫人省亲就是如此。送迎不出家门，见兄弟不越过门槛，在家听从父亲，出嫁听从丈夫，丈夫死了听从儿子。现在在禚地会见齐侯，这是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失去了做儿子的道义。所以赵匡说：“姜氏，齐侯的恶行昭著了，这也是庄公的弊病。说：儿子可以管制母亲吗？丈夫死了听从儿子，这是通用于下层的，何况是国君？国君，是人神的主宰，风化教化的根本。不能端正家庭，怎么能端正国家？”像庄公这样的人，如果哀痛地思念父亲，诚敬地侍奉母亲，威严刑罚来督责下属，车马仆从没有不等待命令的。夫人会独自前往吗？夫人前往，就是庄公的威令不能施行，哀痛之情没有达到罢了。资中黄氏说：天下后世做儿子却让母亲达到这种地步，是最大的罪过。髙氏说：夫人称姓氏，是说贬斥不再重复。张氏说：《春秋》是孔子的刑书，看《春秋》的书法像这样，那么以孔子担当周公的责任，纠正文姜的罪过，必然不免于管叔、蔡叔那样的诛杀。家氏说：姜氏身负弑君未讨的罪责，刚除去丧服就去会见她的哥哥，齐襄公正有王姬伉俪的哀痛，没过多久就淫乱他的妹妹，这是天下的大恶，天地所不容。圣人因此所以在《春秋》中连续记载来诛讨她。汪氏说：《春秋》末年，公父文伯的母亲闯进门而与康子说话，都不越过门槛。祭祀悼子，康子参加，肉不接受，撤去祭品不宴饮。仲尼听说后，认为这是区别男女的礼节。季氏风俗浅薄，而敬姜独自能守礼而不违背。《春秋》详细记载文姜的行为，虽然国恶不能隐瞒，其善善恶恶的心意，也像赞美敬姜的意思吗？赵氏说：《谷梁传》说：妇人已经出嫁不越过国境，如果这样，那么父母在世难道能跟随她回娘家省亲吗？又未出嫁的女子，守寡的妇人，难道能越过国境吗？

乙酉日，宋公冯去世。

髙氏说：看宋庄公嫉妒求胜导致败类，那么穆公不把国家传给儿子，就可以知道了。

【庚庄王寅六年】三年【齐襄公七年，晋缗公十四年，卫惠公九年，黔牟五年，蔡哀侯四年，郑厉公十年，子仪三年，曹庄公十一年，陈宣公二年，〇靖公十三年，宋闵公捷元年，秦武公七年，楚武王五十年】

春季周王正月，溺率领齐国的军队攻打卫国。

《左传》是憎恶他。《公羊传》说：“溺是什么人？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谷梁传》说：“溺是什么人？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公子？憎恶他率领仇敌攻打同姓，所以贬斥而称其名。”

谷梁子说：这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公子？憎恶他率领仇敌攻打同姓，所以贬斥而称其名。陈氏说：隐公、桓公、庄公的时代，我们大夫率领军队攻打是常事，从公孙滋开始就被贬斥称名了。范氏说：齐国接受天子的罪人并给他军队，而鲁国与他同流合污，所以被贬斥。有父亲的仇敌却消除怨恨，

译他的罪过已经很大了，何况还结党起兵去讨伐别的国家呢？【髙氏说：卫朔逃到齐国，齐国想要接纳他回国，然而周天子已经断绝了与卫朔的关系，立公子黔牟为卫国国君，鲁国国君辄却兴兵防备仇敌的人，违抗天子的命令，接纳不义的国君，他的罪过确实很大。薛氏说：不报重大的仇恨，反而与他一起出兵，舍弃自己的田地而去耕种别人的田地，说的就是庄公啊。溺没有记载率领军队，是因为他带领的士兵很少。家氏说：有人认为卫朔在齐国，这次防备齐国接纳卫朔，不是成全父亲的志向吗？接纳卫朔是父亲的过错，不能为父亲报仇，反而成全父亲的过错，这是更加不孝。资中黄氏说：溺被贬斥而去掉族氏，这与没有赐予氏的情况不同。蜀地杜氏说：庆父专权用兵，不需要贬斥其恶行自然显现，溺去掉族氏，说明他的恶行比庆父更严重。庐陵李氏说：考察三家传注，左氏说：卫朔出逃，两位公子立黔牟。何休根据《世本》《史记》认为卫朔背叛出逃，天子新立公子留。范氏则认为齐国接受天子的罪人并为他兴师，而鲁国与之同流合污。那么黔牟与晋，虽然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但此时卫朔在齐国，齐国想要接纳他，这是明确的。齐国结党罪人，固然不值得责备，而庄公刚即位，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比率领国人共同仇视敌人更优先的事，舍弃这个不顾，却在二年伐余丘，三年伐卫，而且又与齐国的军队一起去，这是什么心思呢？左氏痛恨他的说法，固然有道理，可惜注疏者没有见解。我在翚帅师下已经见过】

译夏四月，安葬宋庄公。

【《谷梁传》说：记载月份，是因为安葬迟缓的缘故。】

五月，安葬周桓王。

【《左传》说：这是迟缓了。《公羊传》说：这里没有记载“崩”（天子去世），为什么记载安葬？大概是改葬。《谷梁传》说：“是改葬。改葬的礼仪，用缌麻这种最轻的丧服，表示追念远祖。”有人说：“这是移动尸骨以寻求诸侯的帮助。”天子去世记载“崩”，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因为安葬及时，何必记载呢？动用天下之力来安葬一个人，其意义是不容置疑的。记载安葬，是因为安葬迟缓的缘故，处境危险导致无法及时安葬。所以说：“近期没有丢失天子去世的消息，不记载‘崩’，是失去了天下人的心。”单独阴气不能产生生命，单独阳气不能产生生命，单独天不能产生生命，三者结合然后才能产生生命。所以说：“母亲所生的儿子，可以说是天所生的儿子，尊贵者使用尊贵的称呼，卑贱者使用卑贱的称呼。”所谓“王者”，是百姓所归附向往的人。】

左氏说这是迟缓了。【杜氏说：因为桓王十五年去世，七年之后才安葬。】天子七月安葬，是因为天下通行同轨的诸侯都到齐了；诸侯五月安葬，是因为同盟的诸侯到齐了；大夫三月安葬，是因为同位的官员到齐了；士一个月安葬，是因为外姻亲属到齐了。周王去世，到现在大概七年了。先前的儒者有人说天子不记载安葬，又认为不记载安葬是常事。【刘氏说：国君亲自参加丧礼，不记载安葬，这是常事；不亲自参加丧礼，则记载安葬，这是非常事。】事情哪有比安葬天子更大的，可以不记载吗？死生终始之际，是人道的大变，难道因为这是常事就不记载吗？【髙氏说：周平王去世，向诸侯求取助丧财物，然后才能安葬；桓王去世，七年之后才能安葬，大概是因为承接诸侯背叛、王师战败之后，力量更加不足了。用天下之力来安葬一个人，怎么可以迟缓呢？圣人记载此事，是为了彰显天下臣子的罪过。如果是改葬，圣人会明确记载“改”字。庄王以后，王室更加衰弱，没有因迟缓安葬而记载的，却有快速安葬的，大概是礼仪更加简略了吧。薛氏说：七年之后才安葬，是哀悯王室没有忠臣孝子。沙随程氏说：周人东迁之初，尚有志于归葬，后来侵削日益严重，所以在此时才安葬。张氏说：鲁国派遣地位低微的人去参加丧礼，所以不记载国君前往；又不记载卿大夫前往，只记载桓王的安葬。同轨毕至的礼仪既然不再实行，于是诸侯厌恶王室危害自己而去除其典籍，先王的丧礼仅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士丧》《既夕》《士虞》罢了，真是令人惋惜啊。陈氏说：参加丧礼不记载人名，是怠慢。文公派公子遂安葬晋侯，叔孙得臣安葬襄公，这都是周、晋的情况；昭公派叔公安葬宋公，滕侯叔鞅安葬景王，这都是周、宋、滕的情况。同等对待还可以，晋景公去世，成公吊丧，而定王不记载安葬；楚康王去世，襄公送葬，而灵王不记载安葬。不臣服于周朝却屈服于晋、楚，春秋对此避讳。所以春秋不只是记载安葬。庐陵李氏说：春秋十三位周王中，记载安葬的只有桓、庄、匡、简、景而已，诸侯不臣服的情况可以知道了。又说：桓王在隐公三年即位，那年就有周、郑交恶的事件，以及祭足夺取温地的麦子、成周的禾稻。隐公五年，曲沃庄伯攻打翼，以支庶杀害宗室，周王又派尹氏、武氏帮助他。六年，郑伯朝见周王，周王又不以礼相待。八年，虢公忌父开始在周朝担任卿士。九年，郑人假借王命讨伐宋国。十一年，周王又夺取郑国的邬、刘、蒍、邗田地。君子因此知道桓王失去了郑国的支持，所以桓公五年有繻葛之战的失败。七年，齐、郑、卫攻打盟向，周王将盟向的百姓迁到郏。即使是京畿内的土地，也不能保全了。十年，又为詹父攻打虢国，这是帮助臣子攻打君主，怎么给下属做表率呢？所以自从纳后、聘问鲁国之外，在经传中都没有记载了。十五年去世，在位二十五年。儿子庄王即位，过了七年才安葬。考察传文，只有桓公十八年传文说：“周公想要杀死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报告了周王，于是周王与王子克杀死了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奔燕国。”由此看来，难道不是王室有仪、黑肩的动乱吗？这是王室的事，经文中没有记载，附记在这里。○刘氏说：“公羊、谷梁认为是改葬，这是错误的。如果确实是改葬，应该像改卜之类而记载‘改’字。世道衰微，礼仪废弛，什么事没有呢？怎么能断定桓王之前已经安葬了呢？”】

秋，纪季带着酅地投奔齐国。【酅，音户圭反】

【《左传》说：纪国的事从此开始记载。《公羊传》说：纪季是什么人？是纪侯的弟弟。为什么不记载名字？因为他贤德。为什么认为纪季贤德？因为他服罪。他如何服罪？鲁子说：请求保留五座宗庙以供奉姑母和姐妹。《谷梁传》说：酅，是纪国的城邑。投奔齐国，是指用酅地侍奉齐国。投奔，是指国内不接受他。杜氏说：齐国想要灭掉纪国，所以纪季带着城邑投奔齐国，作为附属。先王的祭祀没有废除，所以记载他的字，表示尊重。酅，是纪国的城邑，在齐国东安平县。】

大夫不能擅自使用土地，公子不应该离开国家。窃取土地来讨好敌国，抛弃君主来躲避祸患，这不是人臣该做的。所以春秋的道义，私自逃跑的必定记载“奔”，有罪的必定加以贬斥。【汪氏说：私自逃跑如邾庶其、莒牟夷，有罪如陈侯弟招就是这样。】现在纪季不记载“奔”，说明他不是窃取土地；不记载名字，说明他不是被贬斥。诸侯兄弟被贬斥就记载名字，宋辰、秦鍼之类就是这样；不被贬斥就记载字，蔡季、许叔之类就是这样。纪季之所以不记载“奔”，是因为有纪侯的命令。【陆氏说：纪季带着国君的城邑投奔他国，不记载为“叛”，是因为有兄长的命令。赵氏说：诸侯兄弟因国家而连称字的，蔡叔、许叔、纪季、蔡季都是因国家而称字，表示与君主是一体的。】之所以不记载名字，是因为天下无道，强众互相欺凌，天子不能匡正，方伯不能征伐，委屈自己侍奉齐国，请求保留五座宗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他的罪过。所以没有贬斥。【刘氏

译说：纪季预见齐国必定会灭亡自己，所以请求先向齐国臣服以退却敌军，出于安定国君、保全国家的缘故，割让土地侍奉仇敌，援引保存危亡、延续断绝的道义，使宗庙得以祭祀，后代得以延续，叔姬回到酅地就是例证，这可以说是通晓权变啊。所谓“入”，是难以推辞的。范氏说：纪国微弱，齐国将要吞并它，纪季深刻洞察存亡的关键，非常恐惧国家灭亡，所以超然远举，以酅地侍奉齐国，希望后代不灭绝，宗庙永远存在，《春秋》认为他贤德，所以用字来褒扬他。齐国接受别人的城邑却灭亡别人的国家，所以在道义上是不可以接受的。陈氏说：纪侯还在位，纪季却把酅地献给齐国，如果这是以城邑叛变，那么称字是纪侯的意思。齐襄公从桓公开始，就挟持郑国来图谋纪国，在黄地防备鲁国为纪国求和，也不能避免，迁走郱、鄑、郚三地，纪国的不绝如缕。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纪国从此开始分裂，这是分出一部分国家给他。齐国人想要的是我们的土地，如果可以使纪国免于灭亡，没有什么不做的，这是纪侯的意思。所以称字，不称字就会让人怀疑像宋国的鱼石、邾国的庶其那样。张氏说：王道不行，霸主未起，强大国家无故肆意吞并，小国不能抗衡，卑辞向敌人低头，以保存宗庙祭祀，以前代先王建立的国家而听命于强暴，《春秋》因此对纪季没有讥讽。记载“入”是为了记录他的艰难，大概是怜悯他。高氏说：纪侯自料将要灭亡，把季姜送回京师，但周天子终究不能匡正，向鲁国求援，但邻国最终不能救援，与其残害百姓、断绝祭祀，哪里比得上让纪季以酅地为附庸来侍奉齐国，希望宗庙祭祀不灭绝呢。这是权宜之计以缓解祸患，是非常不得已的情况。按照王法这是擅权，把天子封给的城邑献给齐国。齐国接纳别人的封邑，都有罪过，所以记载“以酅入”，以显示义理上割让土地，离开国家，降低志向侍奉仇敌，不是纪季的本心。这是把宗国寄托给别人了。圣人宽恕纪季而重罪齐侯。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带着土地出奔的，有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娄、邾国的黑肱等人。记载名字、土地而窃取城邑叛变君主的罪过就显明了。记载大夫进入某地的，有宋国的鱼石、晋国的栾盈等人。记载土地、再次进入而占据城邑叛变君主的罪过就显现了。现在纪季不记载“奔”，不记载名字，所以区别于这两种情况。不记载“弟”，表明不是纪侯轻视他。记载“入”，是为了归罪于齐国而怜悯纪季。《春秋》之所以这样记载，是推原纪季的情由，免除纪季的罪责，不让他与其他离开国家的公子相比。所以纪季的事，说不贬低，可以说是通晓权变，如果加以贤德而褒扬他，恐怕不能与微子投奔周室相提并论。我在蔡季条下已见。赵氏说：《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名？因为他贤德。”这乃是纪侯的命令，况且是不得已而为之，哪里值得称为贤德呢？刘氏说：《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不对。这是从此前往“入”的“入”，而不是“归”“入”的“入”，如果是可以接受的，难道会说归于齐国吗？

译冬季，鲁庄公驻军在滑地。【滑地，公谷二传作郎地】

【《左传》说：这是为了防备郑伯，谋划救助纪国。郑伯以困难为由推辞。凡是军队驻扎，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驻军在郎地？这是讽刺鲁庄公想救纪国却无力做到。《谷梁传》说：次就是止，含有畏惧的意思，想救纪国却无能为力。杜预说：“滑是郑国的地方，在陈留襄邑县西北。”】

谷梁子说：次就是止，含有畏惧的意思，想救纪国却无能为力。【临川吴氏说：纪国即将灭亡，因为姻亲关系向鲁国告急，鲁庄公不能自己克制，所以出兵驻军在滑地，打算防备郑伯为纪国谋划，并向齐国乞求怜悯。郑伯知道齐国灭纪不可阻止，所以推辞而不防备。张氏说：鲁公怜悯纪国的灾难，但估量自己的力量终究不能救助，所以驻军在滑地，打算用郑国不防备的理由向纪国推辞，并非真的有救助纪国的心。他对于杀父之仇尚且忘记而不图谋报复，难道真的有心保存纪国吗？所以记载“次”字，表明出兵没有正当理由，以此深加讥讽。】

《春秋》记载纪国被兵伐而写“次”，把“次”当作善举来记载；记载“次”是为了讥讽，驻军在滑地就是讥讽。【髙氏说：只写“次”，就像无故自己出兵一样。薛氏说：写“次”不能用来衡量轻重。】

鲁国与纪国有姻亲之好，应当体恤其患难；对于齐国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能救助纪国，抑制齐国，一举而两善兼得。【蜀杜氏说：庄公既然出兵，如果坚持实行，那么报仇救弱的道义就都保全了。】

见到正义的事不做，反而有所畏惧，这是《春秋》所厌恶的，所以记载“公次于滑”来讥讽他。有人说孔子意在讽刺没有王命，如果讥讽他怯懦，那就应当褒奖勇敢的人，《春秋》就成了鼓动战乱的书，说这话的人错了。《易经》谦卦六五爻辞说：利于征伐。【程颐说：五以君位的尊贵而执守谦顺来接待下属，众人所归附。但君道不可专尚谦，也必须威武相守，然后能服天下，所以利于征伐。】

师卦六四爻辞说：左次无咎。【程颐说：四以柔居阴位，不是能进而取胜的人。如果不能进而退，所以左次无咎。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行军的常理。可进而退，才是过错。】

进退勇怯，要看是否符合道义，怎么可以专以勇敢为鼓动战乱而不给予肯定呢？【汪氏说：《春秋》记载兵次有十三次，次于滑，次于成，是次而想救；师次于郎，齐宋次于郎，齐卫次五氏，垂葭蕖蒢，楚蔡次厥貉，是次而想伐，都以无名记载，都是用来表示讥讽。现在考察次滑之后，纪侯离开国家，接着就是守、狩、禚；次成之后，齐人降鄣，接着就是齐遇鲁，齐不能救纪与鄣，而没有愤恨之心，这说明庄公假装救患的虚声，而实际上没有志于救纪鄣。师次郎而最终有围郕的战役，齐宋次郎，而随即有乘上的败绩。齐卫三次，楚蔡次厥貉，而最终有伐晋、伐麋的举动。这说明他们所以“次”，不是有悔祸班师之谋，而是养恶伺便的阶梯。救者不写救，讥讽他实际不能救；伐者就写伐，围者就写围，战者就写败，讥讽他不能悔过迁善。至于齐桓伐楚次陉，晋悼伐郑次鄫，是不忍残害百姓，他们的“次”是善举。如次聂北救邢，次匡救徐，救晋次雍榆，虽然说是救援迟缓，但比起想救而不能救的，也有差别了。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公次，只有庄公和昭公。二公都是无志之君。认为庄公的不争，无异于昭公的失国。庄公记载“次”的有三：这一年次滑，书公；八年次郎，书师；三十年次成，不书公书师。庄公在齐国面前不争气到了极点！君父死在那里，不能讨伐，谋划救纪，而齐灭纪；等到齐围郕，而郕降于齐；救鄣而鄣最终不免。出兵有什么名义呢？这是救而不写救，不把救的功劳给予庄公。写救就与聂北、雍榆混淆了。其余见八年。】

【辛庄王卯七年】四年【齐襄公八年，晋缗公十五年，卫惠公十年，黔牟六年，蔡哀侯五年，郑厉公十一年，子仪四年，曹庄公十二年，陈宣公三年，〇靖十四年，宋闵公二年，秦武公八年，楚武王五十一年】

春季，周历二月，夫人姜氏在祝丘设享礼招待齐侯。

【《谷梁传》说：享礼太过分了，享齐侯，是为了使齐侯感到痛苦。杜预说：“祝丘，是鲁国的地方。”】

享礼，是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杜预说：享，是进食。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不是夫人所用的。】所以用来训示恭敬节俭。两国君主相见，在庙中享礼，是合乎礼的。【杜预说：《周礼》大行人，在庙中将币三享。现在按天子在庙中享诸侯，那么诸侯相享也应当在庙中。】

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如果不是两国君主相见，又离开本国而享诸侯，太过分了。【髙氏说：礼，姑姊妹已嫁而回娘家，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何况用两国君主相见的礼节呢？大概是为了名分而已。吕氏说：以前曾经防备过，而没有享礼。现在享礼了，又再次如齐师了。人做不善之事，一旦放纵之后，如水方至，不知尽头。临川吴氏说：古代饮食之礼有三种：享、食、燕。燕礼最轻，大概主于饮酒而食物不丰盛。食

译礼的次序排在后面，食物非常丰盛但不饮酒。享礼最为隆重，饮酒的数量如同燕礼那样多，食物的准备如同食礼那样完备。即使是国君和大夫，也没有在野外举行享、食、燕之礼的，何况是妇人呢？然而这不足以责备她。家氏说：夫人名字前去掉她的氏，现在称她的姓氏，去掉氏是为了谴责她的叛逆，加上氏是为了彰显她的淫乱。齐襄公出奔而姜氏前往防地，这是如同禽兽般没有分别。《春秋》记载“孙”就去掉她的族氏，记载“防”、记载“享”，就揭示她的氏姓，大概是表示有所区别，也是用来讨伐她败坏伦常的罪行。张氏说：假借先王的礼仪来行禽兽的行为，是大乱之道。汉代人曾说：“淫乱的开端，其变化会导致篡位。”文姜的行为，亵渎扰乱了周公制定的礼制，鲁国人沿习了三十多年，最终导致子般、闵公相继被弑杀才停止。圣人创作《易经》，以防范家庭内部的混乱，作为《家人》卦的开端，留下的训诫深远啊。汪氏说：《周官》、《仪礼》中有天子、诸侯、大夫的飨燕之礼，而《春秋》对于晋侯享齐侯，宋公享晋侯，楚子享鲁公，小邾子、郯子来朝见，鲁公与他们宴饮，鲁公享宰周公，范宣子在蒲囿享晋国的公卿，〇俞华耦来，鲁公与他们宴饮，都不记载在史册上。即使是郑伯享周王，周王享晋侯，也不记载。而记载夫人享齐侯，是因为这不符合礼制】

译三月，纪国的伯姬去世。

《谷梁传》说：外国的夫人去世通常不记载“卒”，这里记载“卒”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子。嫁到诸侯国，地位与我们相同，所以我们为她改变丧服制度，记载她去世。范氏说：按照礼制，诸侯对旁系亲属只服最轻的丧服，但姑母、姐妹、女儿嫁为国君夫人，地位与自己相同，就改变不服丧的惯例，为她服大功之丧。孙氏说：伯姬是隐公二年纪履繻迎娶的女子，本国女子嫁为国君夫人，服大功之丧，是常事。这里记载“卒”，是为了下文纪侯离开国家、齐国安葬伯姬做铺垫。汪氏说：本国女子成为诸侯夫人的有七位，只有纪伯姬、宋伯姬记载了去世和安葬，大概是因为哀悯纪国的灭亡，褒扬共姬的贤德，所以详细记载其始末。鄫季姬、纪叔姬只记载去世，这是常例。郯伯姬、齐子叔姬不记载去世，是因为她们出嫁后没有回国，不属于地位相同的类比。〇伯姬不记载去世，大概是因为没有回国。不属于夫人的有七位：僖公九年的伯姬去世，文公十二年的子叔姬去世，许嫁时称字，与地位相同者相比。莒国的庆叔姬、宋国的荡伯姬以及嫁给齐国高固的子叔姬，则是嫁给大夫而不记载“卒”。至于纪叔姬，不是夫人却记载去世和安葬，是因为她贤德而特别记录，这是《春秋》的变例。

附录【《左传》：鲁庄公四年春季，周历三月，楚武王在荆尸整顿军队，授予将领兵权，去讨伐随国。将要出兵时，入宫告诉夫人邓曼，说：“我心里动荡不安。”邓曼叹息说：“大王的福禄已尽，盈满则动荡，这是天道。先君大概已经知道了。”所以在面临战事、将要发布重大命令时，使大王的心动荡不安。如果军队没有损失，大王死在路上，这是国家的福气。大王于是出兵，死在樠木之下。令尹斗祈、莫敖屈重，修路架桥渡过溠水，扎营逼近随国。随人害怕，请求讲和，莫敖以大王的名义与随侯结盟，并且请求在汉水弯曲处设防后返回。渡过汉水后才发布丧讯】

夏季，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

张氏说：三国在垂地相遇，是图谋攻打纪国。

苏辙说：郑伯是子仪。桓公十五年，记载“突逃奔蔡国”，“忽回到郑国”，同年九月，“突进入栎地”。十七年，“高渠弥杀死忽，立子亹【音尾】”。十八年，“齐襄公杀死子亹，郑国人立子仪”。庄公十四年，“突派傅瑕杀死子仪并进入郑国”，那么“在垂地相遇”的，是子仪。那么郑国有两位君主可以吗？《春秋》中“一国而有两位君主”的，郑国的突与仪，卫国的衎【苦但反】与剽就是这样。突、衎始终为君子，仪、剽虽然被国人拥立，但突、衎还在，这并不是安定之道。所以这四人，《春秋》没有明确赞同谁，都不掩盖他们的实际身份。君子不幸处于这种境地，像子臧、季札那样就可以了。不这样做，祸乱就不会停止。这种说法很好。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不是子仪【茅堂胡氏说：苏子由认为郑伯是子仪，说《春秋》有一国二君，他的说法辩驳有力，道理通达，善于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然而郑伯实际上是厉公，始终能行使君权，所以不掩盖他的实际身份，并不是赞同他。正因为不掩盖他的实际身份，所以“出奔”、“入栎”、“防垂”都记载他的爵位。正因为不赞同他，所以“归郑”、“奔蔡”、“入栎”都记载他的名字。《春秋》对世子忽尚且不记载爵位，何况地位低微的子仪呢？高氏说：有人认为这个“郑伯”是子仪，不对。世子忽出奔，尚且不得称“子”，他复归尚且不得称爵位。子仪趁间隙得以立为君，他的君位微弱，岂敢轻易离开国都而与诸侯会盟呢？所以知道这个“郑伯”就是突。高渠弥杀死忽，立子亹；齐人杀死子亹，立子仪。《春秋》都隐去不写，是因为以突为郑伯的缘故。齐国担心陈、郑救援纪国，所以寻求结交两国的欢心，先在垂地相遇，使纪国失去援助。襄陵许氏说：齐与陈、郑在垂地相遇，大概是图谋攻打纪国，因此纪侯遭遇危难而离开。汪氏说：没有约定而会合叫“遇”，《春秋》中诸侯私下约定，却使用没有约定而会合的礼仪，记载它就是为了讥讽。何况三国君主相会，也等同于没有约定而相遇，其简慢诡诈就更可知了】

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

【《左传》：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交给纪季。夏季，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是躲避齐国的灾难。《公羊传》：大去是什么意思？是灭亡。谁灭亡的？齐国灭亡的。为什么不说是齐国灭亡的？是为了齐襄公避讳。《春秋》为贤者避讳，齐襄公有什么贤德？因为他复仇。仇怨从何而来？来自远祖。哀公在周朝被烹杀，是纪侯进谗言陷害的。齐襄公做这件事，是对祖先的心意尽到了。尽到什么程度？齐襄公将要向纪国复仇，占卜说：“军队会损失一半，我即使死，也不算不吉利。”远祖，是多少代呢？九代了。九代还可以复仇吗？即使百代也可以。家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国家为什么可以？因为国君是一个整体。先君的耻辱，就是当今君主的耻辱；当今君主的耻辱，就是先君的耻辱。国君为什么是一个整体？国君以国家为身体，诸侯世代相传，所以国君是一个整体。现在纪国没有罪，这不是愤怒吗？回答说】

译不对。古代如果有圣明的天子，那么纪侯必定会被诛杀，必定不会有纪国存在。纪侯没有被诛杀，至今还有纪国，这是因为没有圣明的天子。古代诸侯必定有防备聚集的军事行动，互相朝见聘问的礼仪，名号辞令必定称颂先君来互相交接。既然如此，那么齐国和纪国没有和解的办法，不能共同立于天下。所以想要除掉纪侯的人，就不得不除掉纪国。如果有圣明的天子，那么齐襄公能够做这样的行为吗？回答说：不能。既然不能，那么齐襄公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呢？因为没有天子，下面也没有方伯，凭借私恩私怨是可以的。《谷梁传》说：“大去”，是不留下一个人的说法。意思是跟随纪侯的百姓，经过四年才全部离去。纪侯贤德而齐侯灭掉他，不说是“灭”而说“大去其国”，是不让小人凌驾于君子之上。程子说：“大去”，责任在纪国，不是齐国的罪过。齐侯和郑伯在垂地相遇，正谋划讨伐纪国。纪侯于是离开他的国家。齐国的军队还没有施加武力他就离开了，所以不是齐国的罪过。

译凡是称为大阅兵、大祈雨、大搜捕，而冠以“大”字的，是讥讽其僭越礼制。所谓“大无”，是记载粮仓枯竭的情形。所谓“大去”，是指土地、人民、礼仪器物全都抛弃不顾【汪氏说：所谓“大去”，就像荀偃所说的“大还”，妇人被夫家断绝关系称为“大归”，大概是指凡是值得贪恋的事物全都抛弃不顾，一去不复返】。有人说：这是指把争国看作小事而不做，把离国看作大事而去做。然而，守卫天子的疆土，继承先祖的祭祀，没有比这更重大的道义了。抛弃国家而离去，难道没有贬义吗？回答说：拥有国家的人，从道义上讲，是世代守护的，如果不是自身能力所能做到的，就应当效死守土而不离去。从道理上讲，不拿用来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也可以离去而不守。在这两者之间，只看如何选择罢了。那么，拿太王离开邠地的事来比拟，可以说无愧了吗？回答说：太王离开邠地，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踊跃。纪侯离开国家，国力日渐衰微灭亡，怎么能比拟太王呢【刘氏说：太王侍奉狄人，用珠玉、犬马、皮币去侍奉，狄人还不罢休，然后才离开。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也是纪侯侍奉齐国的做法，齐国还不罢休，然后才离开。因此纪季在前没有受到讥讽，纪侯在后被看作贤明】。所以圣人赞许不争而离去，而不赞许离去后国家不能存续。赞许不争而离去，因此不同于失地的君主，而不称其名。不赞许离去后国家不能存续，因此记载叔姬回到酅地，而不连带记载纪侯的死，明确他是君主的末代【问：纪侯大去其国，杜氏认为是不再返回的意思，谷梁传认为是不遗漏一个人的意思。如果说他贤明，却没听说他能像太王那样在岐山脚下建都。如果说他力量不敌而抛弃国家离去，那就违背了孟子效死不离去的道义。如果说纪季能依附于齐国，祭祀不断，可以免除纪侯的罪责，那么鄫国世子巫依附于叔孙豹而不单独列为诸侯，吴人、鄫人防戚，而鄫国降在吴国之下，由此看来，不能自强的人，圣人是不会赞许的。那么纪侯怎样才可以呢？“大”字果真可以作为他的名字吗？茅堂胡氏说：伊川先生认为“大”是纪侯的名字，谴责他不能为社稷而死。我担心纪侯是把争国看作小事而不做，把离国看作大事而去做。纪侯被齐国逼迫，虽然他的夫人还在殡期也不必顾及，而带着礼仪器物随行，想借助诸侯的礼仪来增加分量。他比争地而战杀人盈野的人贤明多了。所以不剥夺他的爵位，不称他的名字，而说“大去”。所谓“大去”，就像说大无麦禾之类，有离国的名义，却没有离国的正道，所以圣人详细记载叔姬，而不记载纪侯的死。尧舜禅让，汤武征诛，道义都在这里。学者默默领会心通，就可以了。有人问：纪侯不能保住他的社稷，出逃而不回来，有什么贤明可言？记载“纪侯离开他的国家”就够了，加上“大”字，似乎不符合圣人立言的方法。有人把“大”当作纪侯的名字，记载它来谴责他，又没有什么依据。回答说：“大去，是指土地人民，礼仪器物，全都抛弃不顾。让他弟弟把邑地献给齐国，请求保留五庙的祭祀，自己则抛弃国家而离去，使百姓免于死亡，所以不称他的名字。这不是赞许他贤明，而是因为他不争而离去，与战败逃跑的人不同。”先儒中有用太王的事来比拟的，太过分了。太王离开邠地在岐山建都，跟随他的人像赶集一样，而纪侯能像这样吗？永嘉吕氏说：“不拿用来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抛弃国家而离去，可以称为仁；挖池筑城，与百姓一起守卫，效死不离，可以称为义。现在纪侯没见他有强行行善的实质，又不能效死不离，与太王养育百姓的说法相比，就不相类；与孟子世代守护的说法相比，就有愧。”圣人记载“大去其国”，不是谴责他，也不是赞许他，只是哀伤他罢了。王氏说：“纪侯离开国家不守，那就是奔逃；誓死不返，就应当称名了。不记载他的奔逃而说‘大去’，不称他的名字而说‘纪侯’，这是为了谴责齐国而哀怜纪国。”陈氏说：“诸侯离开国家，通常记载为奔逃，这里不说是奔逃，不把奔逃的罪名加在纪侯身上。为什么不谴责纪侯？是为了谴责齐国啊。迁移郱、鄑、郚，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还是不能免于灭亡，那就只有离去罢了。像纪侯这样失国，大概还有理由，所以不把奔逃的罪名加在纪侯身上。”那么怎么谴责齐国呢？记载说：“纪侯大去其国。”不知道是纪国自己灭亡，还是别人灭亡它？回答说：“齐侯安葬纪伯姬，那就是齐国灭亡了它。”张氏说：“从桓公五年，记载齐郑到纪国，一直到庄公元年、三年，凡是关系到纪国灭亡的事，一一详细记载。纪侯图谋生存而不得，困于强暴的凌迫，把宗庙托付给弟弟而离去，所以特别记载‘大去’，而不说‘出奔’，这是为了责备强暴，哀怜弱小，而在言语意蕴之外寄托兴灭继绝的志向。”○啖氏说：“谷梁传说：‘大去，是不遗漏一个人的意思。’说跟随的百姓，四年后才全部离开。如果这样，举国而行，怎么叫离开国家？文义相反了。”赵氏说：“公羊传说：‘为齐侯讳灭。’凡是不断绝祭祀的，惯例不记载为灭，没有其他含义。刘氏说：“公羊传认为是为襄公讳，不对。而且烹杀哀公的是王，不是纪侯。纪侯有罪

译罪责在于进谗言陷害他人，而不在于烹杀他人。怎么可以断绝纪国却认为这是贤德呢？」庐陵李氏说：「关于齐襄公为纪侯复仇的说法，《左传》和《谷梁传》大致相同，只有《公羊传》认为纪侯的祖先在周懿王面前进谗言陷害齐哀公，导致齐哀公被烹杀，所以《春秋》褒扬齐襄公的复仇行为。」何休注解说：「齐侯认为死亡是吉祥的，是因为把通过死亡来成就复仇视为荣耀。」这话很好，但用来评论鲁庄公的复仇是可以的，用来评论齐襄公的复仇则不可以。因为恩惠与怨恨的对应关系在于后代，所以胡安国认为传注者借此来深刻谴责鲁庄公不能复仇罢了】

译六月乙丑，齐侯安葬纪伯姬。

《公羊传》说：外国夫人不记载安葬，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被迁葬到齐国。这是复仇，为什么还要安葬她？该灭的国家就灭，该安葬的就安葬。这为什么算是可以安葬的呢？复仇的人，并不是要杀死或驱逐她，认为即使遇到纪侯的灵柩，也将会安葬她。《谷梁传》说：外国夫人不记载安葬，这里记载安葬是为什么？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儿，失去了国家，所以隐讳地安葬她。

安葬纪伯姬，不称“齐人”而直接指明其君主，是为了显现齐襄公逼迫驱逐纪侯，使他离开国家，即使他的夫人在灵柩中也来不及安葬，然后齐襄公的罪过就显着了。问：灭国的人必定显著其恶行，齐襄公灭纪不记载，为什么呢？茅堂胡氏说：上文记载齐军迁移纪国的郱、鄑、郚三地，又记载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又记载齐侯、郑伯在垂地相遇，下文记载齐侯安葬纪伯姬，灭纪的罪过就显着了。有人说：安葬是合乎礼的，却认为这是显明其罪过，为什么呢？杀害鲁国国君，灭掉与鲁国有婚姻关系的国家，却安葬他的女儿，这就像用刀刺人却用手抚摸他一样，这可以算是合乎礼吗？直接称“齐侯”是贬低他。汪氏说：如果记载为“齐人”，就怀疑是齐国的微贱之人前往纪国防地安葬，揭示齐侯的爵位，就知道是齐襄公亲自到纪国的国都，追逐其国君而迁葬其夫人，以此显示恩惠。有人说：厌恶他的欺诈，像对待纪国那样看似合乎礼，保留纪季看似合乎义，安葬纪伯姬看似合乎仁，厌恶那些似是而非的行为，就像厌恶杂草恐怕它扰乱禾苗一样。啖氏说：本国女子的安葬不记载，记载的都是异常情况。陆氏说：安葬是臣子的礼节，不是由邻国来做的。齐侯吞并别人的国家却以礼安葬其妻，这是豺狼的行为却表现出妇人的仁慈。高氏说：鲁国实际上是纪伯姬父母所在的国家，既然不能拯救其国家的灭亡，就应当前往慰问其丧事，却畏惧不敢前往，反而让齐侯借此作为名义，圣人以此归罪于鲁国，文字表现在这里而起意在别处。陈氏说：本国女子不记载安葬必定有缘故，然后记载安葬纪伯姬，在灵柩期间齐国夺取其国家而安葬纪伯姬，于是特别记载安葬，不是因为前往防地。如果适宜记载安葬，即使不前往防地，也要记载。陈哀公在灵柩期间，楚军灭陈，舆嬖袁克安葬他，记载说：安葬陈哀公。如果不适宜记载，即使前往防地也不记载。楚国安葬康王，襄公以及陈侯、郑伯、许男送葬到西门之外，不记载。通达条例不足以观察《春秋》。庐陵李氏说：《春秋》本国女子记载安葬的有三人，这里与纪叔姬、宋共姬都是怜悯她们。刘氏说：公羊认为襄公贤德，是不对的。

秋七月。

冬，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

《公羊传》说：“庄公为什么与微贱的人打猎？那是齐侯。齐侯为什么称‘人’？是隐讳与仇敌打猎。在此之前有事，在此之后有事，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讥讽？对于仇敌将只讥讽一次，所以选择最严重的来讥讽。没有比与仇敌打猎更严重的了。对于仇敌为什么将只讥讽一次？仇敌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交往就是大讥讽，不可胜数，所以将只讥讽一次，其余的随从相同。”《谷梁传》说：“齐人，就是齐侯。称‘人’是为什么？贬低庄公的对手，以此来贬低庄公。为什么贬低庄公？不复仇而怨恨不消除，讥讽消除怨恨。”

谷梁子说：齐人，就是齐侯。称“人”是为什么？贬低庄公的对手，以此来贬低庄公。为什么贬低庄公？不复仇而怨恨不消除，讥讽消除怨恨。许氏说：齐侯记载为“人”，是隐讳之辞，不忍心庄公与仇敌打猎，称为“齐人”，似乎不详细。齐人怎么知道他是齐国的君主？说：打猎游玩之事。游玩打猎如果是微贱之人，那么君主为什么与他打猎？打猎的不是微贱之人。父母的仇敌，不共戴天；兄弟的仇敌，不与同国；九族的仇敌，不同乡党；朋友的仇敌，不同市朝。《周礼·调人》说：凡是调和争端，父亲的仇敌避开到海外；兄弟的仇敌避开到千里之外；堂兄弟的仇敌不可同国；君主的仇敌视同父亲；师长的仇敌视同兄弟；朋友的仇敌视同堂兄弟。现在庄公与齐侯不共戴天，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交往，却与他打猎，这是忘记亲人消除怨恨，不是人子了。打猎，是驰骋田猎，其乐趣在于自己，一旦作为干豆之事，上则主于宗庙。何氏说：打猎，上是用来供奉宗庙，下是用来教习兵行义。一者第一杀也，从左边射中右边，中心死疾鲜洁，所以干而豆之以荐于宗庙。认为有仁心的人，应当在这里改变。所以齐侯称“人”，而鲁公记载“及”，以显明其罪过。汪氏说：庄公“及”之打猎，志在庄公。高氏说：“齐人”，齐侯贬称为人。齐侯自元年以来在经文中出现多次，先前要显明其宣淫而无忌惮，不能说“齐人”，因与庄公打猎才得到一个贬称。打猎以供奉祭祀，与人共享尚且不可，何况是亲人的仇敌呢？不掩盖庄公而记载“及”，以深罪之。临川吴氏说：在本国而非打猎之地，尚且讥讽，何况越境而与仇敌在其国之地打猎呢？禚就是二年姜氏与齐侯打猎之地。庄公在这里没有羞恶之心了。汪氏说：公羊记载柯之盟，将

译防公对曹子说：“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这是因为他自伤与齐国结仇，无法再和解。既然如此，那么在禚地狩猎时，难道不应该由此联想到这一点，以此作为行动与否的考量吗？

译【壬庄王辰八年】五年【齐襄公九年，晋缗公十六年，卫惠公十一年，黔牟七年，蔡哀侯六年，郑厉公十二年，子仪五年，曹庄公十三年，陈宣公四年，〇靖公十五年，宋闵公三年，秦武公九年，楚文王熊赀元年】

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的军队驻地。

《谷梁传》说：驻扎军队却称“如”，是因为人多。妇人既已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礼义的。

军队是众人聚集的地方。按照《齐诗》中《载驱》篇，讽刺齐襄公没有礼义，装饰车马服饰极其华丽，在通往鲁国的大道上疾驰，与文姜淫乱。其第三章说：“汶水浩浩荡荡，行人众多喧腾，鲁国道路平坦，齐子逍遥自得。”彭彭，是众多的样子。其第四章说：“汶水滔滔奔流，行人熙熙攘攘，鲁国道路平坦，齐子游荡玩乐。”儦儦，是众多的样子。称为“防”称为“享”，还为此设立名目。到了这时，姜氏前往齐军驻地，羞恶之心已经丧失了。夫人的行为再也无法制约了。《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告诫后世在细微处谨慎守礼，在祸患初起时就加以防范的意思。

秋天，郳国的黎来前来朝见。

《左传》说：名来，是奉王命而来。《公羊传》说：“倪，是什么？是小邾娄。小邾娄为什么称为倪来？因为能以其名号相通。”黎来，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称名？因为是微小的国家。《谷梁传》说：“倪，是国家。黎来，是微小国家的君主，未受爵命的人。”杜预说：“附庸国，后来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周王室，周王命令封他为小邾子。”

郳是国家。黎来是名字。国家为什么称名？因为是外国的附庸。中原附庸国惯例书写字，如邾仪父、萧叔就是如此。外国附庸国惯例书写名，如郳黎来、介葛卢就是如此。能够修习朝见之礼，所以特别记载为“朝”。后来他奉王命成为小邾子，大概在此时已经能够自我进取于礼了。

冬天，鲁庄公与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联合讨伐卫国。

《左传》说：冬天讨伐卫国，是为了迎立卫惠公。《公羊传》说：这是讨伐卫国，为什么要说讨伐？是为了迎立卫朔。为什么不说是迎立卫侯？因为卫朔违背了周王的命令。《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称诸侯为“人”，是为了称鲁公为“人”。为什么称鲁公为“人”？因为违背了周王的命令。程子曰：各国称“人”，是因为违抗王命。贬低诸侯，那么鲁国也在其中了。《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人”？称诸侯为“人”，是为了称鲁公为“人”。为什么称鲁公为“人”？因为违背王命。

桓公十六年，卫侯朔出逃到齐国。经文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周王命令断绝与他的关系。又因为党同有罪之人，去迎立他，所以贬低而称“人”。

译所谓“纳”，是以迎立朔回国为重。既然说是“入”，就不说“纳”，因此讨伐郑国迎立突、讨伐卫国迎立朔，经文只记载为“入”罢了。汪氏说：《左传》称讨伐卫国，是违背周天子的命令。《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朔得罪了天子，这件事虽然难以考证，但下文记载“王人救援卫国”，而《左传》说“朔回国时，将黔牟放逐到周王室”，那么违背天子命令是毫无疑问的。赵氏说：《公羊传》说“不记载‘纳朔’，是为了避讳周天子”，根据诸侯的心思，实际上并不避讳周天子，而经文却为之隐讳，这是偏袒罪人。如果认为是为周天子避讳，那么王室发生动乱尚且不避讳，难道会避讳这件事吗？庐陵李氏说：鲁僖公防御讨伐，记载为“人”，陈氏用鲁庄公二十六年讨伐徐国的例子来贯通解释，并说：凡是防御讨伐中有诸侯在场，那么其大夫就称“人”；有诸侯在场而大夫不称“人”，是从齐国的国佐开始的，恐怕难以采纳。

译【癸庄王已九年】六年【齐襄公十年，晋缗公十七年，卫惠公十二年，黔牟八年，蔡哀侯七年，郑厉公十三年，子仪六年，曹庄公十四年，陈宣公五年，靖公十六年，宋闵公四年，秦武公十年，楚文公二年】

春季，周历正月。【《公羊传》和《谷梁传》记载为二月】

周王的使者子突救援卫国。

【记载“救”字始于此处。《左传》记载：六年春季，周王的人救援卫国。《公羊传》说：王人是什么人？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什么人？尊贵的人。既然尊贵，为什么称他为“人”？是依附于“人”这个称呼。为什么要依附于“人”？因为他是周王的人。《谷梁传》说：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称他的字，是尊重他。褒扬他救援卫国。救援是善行，那么征伐的人就不正当了。程颐说：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按惯例不记载他的字。子突救援卫国而记载他的字，是褒扬他。褒扬子突，就是褒扬周王的命令。】

王人是地位卑微的人，子突，是他的字。凭借下士这样卑微的身份，超越常规而按照大夫的体例记载他的字，是为了褒扬他救援卫国。【徐干说：应当直接称他为王人罢了。现在因为他奉天子的命令救援卫国并抵御诸侯，所以尊重他。】卫朔陷害他的兄长，导致兄长死亡。罪过本来就很大，然而他的父亲所册立的诸侯，没有人能够惩治他。周王惩治他过去的罪恶而废黜他是可以的，却又借助诸侯的力量抗拒周王的命令以进入卫国，因此四个国家的君主被贬斥而称“人”。王人地位卑微，却嘉奖他并记载他的字。【孙氏说：王人地位卑微却称字，是尊重周王的命令。尊重周王的命令是为了加重诸侯的罪恶。刘氏说：古时候的字有叫伯仲叔季的，有叫某父的，有叫子某的，只根据所称呼的对象来称呼。子突征讨不能使对方屈服，救援不能平定局势。《春秋》为什么尊重他？回答说：天下无道，卑贱者夺取尊贵者的地位，年少者欺凌年长者，天子不能禁止，都是因为纲纪败坏而赏罚不明。幸好天子发愤，赫然以诛讨卫国为事，而诸侯结成同类党派共同行动，阻逆天子的命令。之前虽然贬斥他们称“人”，还不足以彰显周王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所以又寄托正道于子突。子突合乎正道，那么周王也就合乎正道了。张氏说：救援卫国的人，是奉天王的命令以保全黔牟而抵御卫朔。卫朔构陷兄长篡夺国家，是天讨应当施加的对象，而子突能够奉王命去救援他。《春秋》中记载周王军队出动，符合司马九伐之法的，只有这一件事。所以虽然他是地位卑微的人率领军队，却记载他的字来褒扬他。家氏说：诸侯拥有国家，虽然是受之于父亲，但他的父亲和祖父实际上是受之于周王。所以诸侯世子的确立，必须在周王面前发誓。如果没有嫡子，以庶子为继承人，也必须得到周王的命令后才能在其国继承。卫朔因为乱伦的罪恶，进谗言杀害他的兄长而篡夺君位，随即被国人驱逐。两传认为卫朔实际上得罪了周王而逃亡，黔牟的即位，曾经向周王请示而周王允许他即位。现在五个国家违背道义扰乱常理，周王所支持的他们就征伐，周王所废黜的他们就辅佐，最终打败周王的军队而接纳卫朔进入卫国，放逐黔牟到周地，这就是所谓的“逆明王在上”。五个国家的君主都应当诛杀。《春秋》贬斥五个国家而尊重王人，是为了明确君臣的名分，而正定五个国家无君之罪的诛杀，卫朔的罪过也就无法逃脱斧钺的惩罚了。】有人说：子突，是周王的子弟。用兵是重大的事情，却委托给子弟，导致没有成功，所以记载为“人”。以此来讥讽他。【何休说：周王派遣尊贵的子突，最终不能救援，于是成为天下的笑柄，所以为周王避讳，让他看起来像是派遣了地位卑微的人。】如果像这样说的话，就是《春秋》以成败论事，而不考虑道理了。假使诸侯只顾及逆顺的道理，子突虽然地位卑微，自然足以伸张周王的命令了。他们既然肆意妄为，不顾及道理，即使天子亲自前来，也会有像祝𬍛那样请求顺从的情况【此事见于《左传》桓公五年】，何况是天子之下的人呢？子突不能战胜五个国家使他们得以进入卫国，这也是不幸罢了。幸与不幸，是命运。坚守道义遵循道理，是法则。君子实行法则以等待命运。【朱熹说：法是天理所应当的，君子实行它，吉祥或灾祸有所不计较。】所以他的褒贬如此。【汪氏说：《春秋》记载“救”字有二十三次，这一年子突救援卫国，是王室救援祸患而讨伐不正当的人，是整部经书中最好的。二十八年救援郑国，闵公元年、僖公元年救援邢国，六年救援许国，十五年救援徐国，宣公元年救援陈国，九年救援郑国，成公六年、七年救援郑国，襄公五年救援陈国，都是为了彰显霸主救援中原国家而防止同恶的人。楚人救援卫国，楚公子贞救援郑国，则是谴责中原霸主的凌暴，而蛮夷反而能救援他们。师救援齐国，郑驷𬍛救援曹国，则是哀伤中原没有霸主，而邻国能互相救援。叔孙豹救援晋国，则是哀伤霸主国家被征伐，而救援在于望国。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则是哀伤中原国家不能救援，而救援在于外裔。文公九年救援郑国，记载“人”是讥讽他不及楚军。卫孔达救援陈国，记载“则”是讥讽他违背盟约。遂救援进入许国，则是赞美他救援祸患的急切。驻扎在聂北、驻扎在匡，则是讥讽他救援祸患的懈怠。驻扎在雍揄与救援成至遇，则是讥讽他救援祸患的怯懦。征伐楚国以救援江国，讥讽他救援祸患的方法不对。救援台遂进入郓地，讥讽他专权而迁怒。啖氏说：救援，是救援其祸难，凡是救援祸难都是美好的。考察其书法的不同，那么轻重的权衡就显现了。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是记载“救”字的开始。吴国救援陈国，是《春秋》的终结。世变

译这就更加明白了。庐陵李氏说：《公羊传》认为子突是周王的子弟，像王子瑕那样，恐怕是不对的。凡经文中记载“王人”，三胡氏说：周王朝的下士，经文中称其为“人”，所以救援卫国时的王人和在洮地结盟时的王人都是下士。但救援卫国是合乎道义的事，所以特别记载其名字；而在洮地结盟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只列在公侯之上，以尊崇王命罢了。至于翟泉的王人，左氏认为是王子虎，他本来不是下士，但《春秋》贬低他，使其等同于下士的体例，这是变通的写法。又说：经文中记载“救”共二十三次，始于周王救援卫国，终于吴国救援陈国。胡氏的条例说：凡是记载“救”的，都是称赞救援者，称赞救援者就意味着讨伐者不善。而陈氏说：救援不记载，一定是救援没有成效，然后才记载。自从救援卫国没有成效之后，王命在天下就越来越不行使了，这种说法也是对的。但胡氏把握了圣人怜悯患难的大义，陈氏把握了圣人忧虑世事的细微情感，这两种说法都可以讲得通。

译夏季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左传》记载：夏季，卫侯回国，将公子黔牟放逐到周王室，将公孙跪放逐到秦国，杀死了左公子泄和右公子职，于是即位。君子认为两位公子拥立黔牟是不合法度的。能够稳固地位的人，必定先衡量根本与枝末，然后确立中正之道。不了解根本，不谋划根本的稳固，就不会强求。《诗经》说：“根本与枝叶延续百代。”《公羊传》说：“卫侯朔为什么称名？表示断绝关系。为什么断绝他？因为他违抗王命。说‘入’是什么意思？是篡位的措辞。”《谷梁传》说：“为什么不记载‘伐卫’、‘纳朔’呢？因为这是上逆天王之命。‘入’的意思，是内部不接受他。为什么内部不接受他？因为是用王命断绝他的关系。朔称名是恶行的表现。朔‘入’是逆，那么‘出’就是顺了。朔出入都称名，是用王命断绝他的关系。”程子说：“朔构陷他的兄长导致其死亡，罪过很大。然而父亲想立他，诸侯无法制裁他。天子惩治他过去的恶行而废黜他，是正直的。所以记载他的名，记载‘入’。”

秋季，鲁庄公从伐卫之地回国。

《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致防’，有的说‘致伐’？得逞就说‘致防’，不得逞就说‘致伐’。卫侯朔进入卫国，为什么记载‘致伐’？是不敢战胜天子。《谷梁传》说：恶事不记载‘致’，这里为什么记载？不记载就无法显示鲁公促成恶事成功。”

“入”有两个含义，一是难词，二是逆词。朔借助诸侯的力量，联合五国的军队，抗拒天子的微官，以返回卫国，他的形势应该没有困难了。但记载“入”，是因为他违抗王命。【有人问：五国帮助朔伐卫，王人子突去救援，说明天子已经断绝与朔的关系，为什么还记载卫侯朔“入”呢？茅堂胡氏说：记载爵位，是为了显示其父与五国的罪过。下面记载他的名，说明王法已经彰明。刘氏说：朔本来曾经拥有国家，记载“入”而不说“复”，是不认可他复位的意思。对于诸侯接受他，君主所不任命而自取君位，即使有邻国的帮助，也是大乱之道。因此这不是所谓的复位。陈氏说：归位的君主没有不记载“复”的，卫侯郑、曹伯襄、卫侯衎都称“复归”，不记载“复”的，是没有得到国家。所以郑伯入栎、卫侯入夷仪不记载“复”，不是因为没得到国家而不记载“复”，像蔡侯庐、陈侯吴那样，不是出奔的君主，朔是出奔的君主。为什么不记载“复”？朔杀害伋、寿然后才即位，卫人为此作《二子乘舟》之诗，孔子采纳了，那么他的罪过应当被废黜。又抗拒天子的军队，所以记载“入”而不记载“复”。】《春秋》的大义在于天下为公，选拔贤能，而不拘泥于大夫世袭的礼制。即使是正当取得国家，也不被推崇。何况杀害兄长，又违抗王命呢？所以卫朔称名、记载“入”，以彰显他的恶行；王人称字、记载“救”，以彰显他的善行。对外，诸侯记载“人”；对内，庄公记载“至”，《春秋》的情意就显现了。【张氏说：称名又记载“入”，与郑伯突相同，是篡逆的罪过。记载“至”大概是公至自唐的意思，如果王诛执行，齐、鲁、宋、卫都应当被诛杀，所以记载“至”以警示危险。家氏说：出奔后回来，必须告于宗庙，这是礼制。现在鲁公这次出行，辅助篡逆者并将他纳入卫国，又打败王师归来，一举而两罪随之，将用什么言辞来告庙？记载“至”自伐卫，是不认可他的“至”。临川吴氏说：庄公出奔十九次，记载“致”的有五次，是讥讽；不记载“致”的有十四次，是常事不书。汪氏说：去年冬天伐卫，今年秋天才回来，出兵经年，黩武以对抗王师，考察时间，恶行自然彰显。刘氏说：《公羊传》说：得逞说‘致防’，不得逞说‘致伐’，诡乱不经，不是常例的体例。《左传》说：君子认为两位公子拥立黔牟是不合度量的，不对。王人救援卫国，《春秋》推崇他，那么黔牟是天子想要拥立的。篡夺天子所立的人朔，就有罪。现在朔不被贬斥，而黔牟被指责为恶，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出奔的君主复国，都称“复”，归郑世子忽、卫侯郑、卫侯衎，都认可他们的复位。衎初入夷仪，不称“归”，是因为没得到国家。唯独卫侯朔入卫，与郑伯突入栎文字相同，所以《谷梁传》说：‘是篡位的措辞。’然而《春秋》对于诸侯继位，有父命就可以记载即位。就像景公驱逐阳生而立孺子荼，与卫宣公杀害伋、寿而立朔，是一样的。陈乞迎接阳生，与泄拥立黔牟，是一样的。《春秋》因为陈乞拥立荼而阳生记载“入”，解说者说荼有父命，那么朔难道没有父命吗？由此看来，即使有父命而乱伦失正，又应当以君命为重了。”胡氏谨始例说很好】

出现螟虫。

冬季，齐国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

《左传》记载：齐国人来归还卫国的宝物，是文姜请求的。《公羊传》说：这是卫国的宝物，那么齐国人为什么来归还？是卫国人归还的。卫国人归还，那么为什么称齐国人？是谦让给我们。谦让给我们，是怎样的？齐侯说：“这不是我的力量，是鲁侯的力量。”《谷梁传》说：以齐国为首领的盟约，厌恶齐国，让他像从齐国来到我们这里一样，厌恶战争就会杀人。

俘虏，两传认为是宝物。查考《尚书·商书》称“遂伐三朡，俘厥宝玉”，那么“俘”是正文，“宝”是解释之辞。【《说文解字》：俘，军队所获得的。孔氏说：俘】

译俘获了。王氏说：俘，是虏获其军中的物资。宝，是所获得的贵重器物。俘获之物当时就献给了齐人，历经秋冬之后才归还，可知那必定是宝物】说齐国归还卫国宝物，那么就知道四个国家都接受了卫朔的贿赂【汪氏说：卫朔进入卫国之后才归还俘获之物，那么就知道这些宝物不是从黔牟那里得到的，而是从卫朔那里取得的】《春秋》特意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归结并端正诸侯的罪责。凭借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君主，篡夺其君位，上违背天王的命令，这是天理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诸侯们，难道是没有察觉而极力援助他吗？那么就没有办法验证他们丧失良心、迷失意志、迷惑的端倪。等到记载齐人归还宝物，然后才知道他们有贪图财货的心，从而被恶念所驱动。世道衰微，正道隐没，暴行接连发生，屈从于财货宝物，贿赂公然盛行，使得君臣、父子、兄弟最终背离仁义，怀着私利互相交往，不达到篡夺、杀害、掠夺、侵夺的地步就不会满足。《春秋》记载此事，归结并端正诸侯的罪责，留下的警戒是明确的【茅堂胡氏说：归还卫国宝物是小事，《春秋》为什么保留而不删削？古代的统治者，以轻视财货、崇尚道德为先。孙氏说：这是卫国的宝物，说齐人归还它，是因为齐国本是主兵讨伐卫国，所以卫国宝物先落入齐国。髙氏说：卫朔逃奔到齐国，齐侯容纳他，卫朔进入卫国时，齐侯联合诸侯接纳他，所以用宝物贿赂齐国，而齐国将这些宝物分给三国，因此以齐国为主语说“来归还卫国宝物”，那么同党的罪责各自有所归属，而齐国是首恶。家氏说：桓公、庄公都偏袒篡逆之人以索取厚礼，宋国的郜鼎，卫国的宝物，是共同行事中最显著的。庐陵李氏说：《春秋》严厉谴责贿赂的祸害，鲁、齐、陈、郑确立宋督的君位，是因为郜鼎。鲁、齐、宋、陈、蔡接纳卫朔，是因为卫国宝物。晋平公以十一国防御夷仪而与崔杼和解，是因为宗庙乐器。这三件事，都是确立篡弑之人。《春秋》对于郜鼎记载“取”，将罪责归于鲁国。对于卫国俘获之物记载“来归”，将首恶归于齐国。重丘之盟记载“同”，以同情之罪归咎于霸主及诸侯，那么就不必记载所贿赂的物品了。啖氏说：《公羊传》说这是卫人归还的，称齐人是为了谦让于我。按体例没有改变事实以表达义理的做法，何必烦琐地曲解】附录【《左传》：楚文王讨伐申国，经过邓国，邓祁侯说：“他是我的外甥。”于是留他并设宴款待。骓甥、聃甥、养甥请求杀死楚王。邓侯不允许。三个外甥说：“灭亡邓国的，必定是这个人。如果不早做打算，后来的君主将后悔莫及。还来得及做打算吗？做打算，现在正是时候。”邓侯说：“别人将不会吃我剩下的东西。”回答说：“如果不听从我们三个臣子的意见，那么国家社稷将不再有人祭祀，而您又能得到什么？我不听从。”过了一年，楚王讨伐邓国。十六年，楚国再次讨伐邓国，灭掉了它】

译【鲁庄王午十年】七年【齐襄公十一年，晋缗公十八年，卫惠公十三年，蔡哀侯八年，郑厉公十四年，子仪七年，曹庄公十五年，陈宣公六年，〇靖公十七年，宋闵公五年，秦武公十一年，楚文公三年】

春季，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

【《左传》说：文姜在防地会见齐侯，这是齐侯的意愿。《谷梁传》说：妇人不应去会见，去会见是不合正道的。杜氏说：防，是鲁国的地名。文姜多次与齐侯在防地相会，到了齐国境内奸情就暴露了，夫人到了鲁国境内，齐侯的意图（才得以实现）】

夏季四月辛卯日夜，恒星看不见了。半夜，星星陨落如雨【辛卯夜，谷梁传作“谷夜”。昔见，音现。陨于，闵反。公羊传作霣。凡霣字后同】

【《左传》说：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星星陨落如雨，是说星星和雨一起落下。”《公羊传》说：恒星是什么？是列星。列星看不见，那么怎么知道半夜星星又出现了呢？如雨是什么？如雨，并不是雨。不是雨为什么称为如雨？未经修饰的《春秋》记载为‘雨星不及地尽而复’，君子修饰后记载为‘星霣如雨’，为什么要这样记载？是为了记录怪异之事。”《谷梁传》说：恒星，是经星。太阳落下直到星星出现，称为防。看不见，是可以看见的。半夜星星陨落如雨，它的陨落像雨一样，这是半夜吗？《春秋》明确记载以传达明确的意思，疑惑记载以传达疑惑，这是半夜的几时呢。而说‘半夜’，是明确的意思。怎么看出是半夜呢？失去了变化而记录时间，就是半夜了。为什么不说是‘恒星的陨落’呢？我知道恒星看不见，而不知道它陨落。我看见它陨落并接触到地面，这就是雨的说法。附着在上面，在下面看见，称为雨；附着在下面，在上面看不见，称为陨落。难道是雨的说法吗？”杜氏说：“辛卯是四月五日，月光趋向微弱，大概当时没有云，日光不因昏暗而消失，恒星看不见，而说半夜，是通过水漏知道的】

恒星，就是列星。如雨，是说众多【啖氏说：星星陨落如雨，是说奔流的星星众多，像雨一样多。李陵说：谋臣如雨，都是说多。尔孙氏说：恒星，是常见的星星，常见却看不见，这是很大的怪异。陨，是坠落。如雨，是说陨落的星星众多。临川吴氏说：恒星，是指有名的经星；星，是指无名的众星。夜晚没有日光就黑暗而星星出现，白天有日光就明亮而星星不出现。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如白天的缘故。大星的常见者看不见，那么小星的无名者也没有了。陨，是指从天上陨落，消失在半空中而没有到达地面。如雨，是说众多不可计数】人事在下面感应，那么天象在上面变动。在此之前，五国联合抗拒王命；在此之后，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中原，政令归于盟主，而王室于是空虚，这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明显征兆【何氏说：列星，是天的常宿，分守度数。周朝的四月，夏历的二月，黄昏时参伐、狼注的星宿应当出现。参伐主斩杀，艾主仪制，狼注主持衡平，这些都消失了，是法度废绝、威信衰微的征兆】汉成帝永始年间，也有星星陨落的怪异，而五侯专权，贼臣王莽居摄【前汉书：永始二年二月，星星陨落如雨，长二丈，绎绎未至地灭。元延元年四月，有流星向东南行，四面如雨。河平二年，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髙平侯，五人同日封，所以世人称为五侯。刘向说：五侯骄奢僭越，并作威福，系断自恣。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平帝元始五年，安汉公王莽弑帝太皇太后，诏令王莽居蹑践阼】汉朝的宗室几乎被扫荡殆尽，上天示警给人类非常明显了。《春秋》谨慎地记录天象，达到了极致【朱氏说：太阳在白天出现，星星在夜晚明亮，是天道的常理。现在夜晚有日光，常星看不见，这是阴不阴、阳不阳、君不君、臣不臣的应验。张氏说：大概是王运将终，而霸业方兴的祥瑞。从此尧、舜、禹、汤、文、武的纪纲法度扫灭殆尽了。汪氏说：经星没而不见，是天地常经泯灭的征兆；众星奔流，是诸侯放恣、互相凌驾的证明。这时王纲废弛，列国争衡，所以天变应之。经书星变者四，此年星变以王人不能胜五国之兵，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也。文十四年，星孛，以桓、文迹熄，而宋、齐、晋之君皆有祸乱也。昭十七年，星孛，以王朝庶孽夺正，而兵刃交于王都之内也。哀十三年，星孛，以强吴争伯，而中国诸侯皆为之服役也。凡此皆变之大者，而王霸衰乱之兆也。庐陵李氏说：经书星陨、陨石、陨霜，于“陨”字有先后之异者，葢星在天有象，先见星，而后见其陨；石与霜皆陨而后见也。○刘氏说：左氏云“与雨偕也”，非也。谷梁以“如犹”而言，“星陨且雨”，亦非也。《春秋》记星陨为异耳，夜中而雨，何足记乎？又曰：“着于上，见于下，谓之雨”，以

译说雨螽（蝗虫）是可以的，但如果说雨雪，哪里会有“附着在上面”的情况呢？又说：“附着在下面，在上面看不见，叫做陨”，说陨石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星陨，哪里会有“在上面看不见”的情况呢？《公羊传》说不经过修订的《春秋》记载：“流星下雨，离地还有一尺就返回了，如果实在是一尺就返回，没有理由不记载。”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麦子和禾苗都毁了。

《左传》说：“秋季，麦子和禾苗都毁了，但这并不损害其他嘉谷。”《公羊传》说：“禾苗毁了，为什么先说麦子毁了，后说禾苗毁了？一种灾祸不记载，等到麦子毁了然后才记载禾苗毁了，为什么要记载灾祸呢？”《谷梁传》说：“高地低地都有水灾，称为大水；麦子和禾苗都毁了，麦子和禾苗是同时生长的。”杜预说：“周朝的秋季，相当于现在的五月，平地上涌出水来，冲毁了成熟的麦子和五种庄稼的禾苗。”何休说：“苗，就是禾；刚长出来叫苗，抽穗叫禾。”

记载大水灾，是畏惧天灾；记载麦子和禾苗都毁了，是重视百姓的生命。畏惧天灾，重视百姓的生命，可以看出君王的心意了。忽视天灾而不畏惧，轻视百姓的生命而不图谋，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春秋》之所以谨慎地记载这些，就是为了警示后人。【张氏说：记载大水灾，是因为这是异常的现象。大概是因为文姜宣淫，阴气盛极而无法制约所感应的结果。周朝的秋季，相当于现在的五月，麦子熟了，禾苗将要抽穗，因为大水冲毁殆尽，所以麦子和禾苗都毁了，百姓的粮食断绝，这是国家的大事故，所以记载。杜预说：《洪范》八政，粮食排在第一位，一种谷物歉收，礼制上称为歉收。庄公没有德行，屡次招致灾异，这一年大水灾，麦子和禾苗受害，圣人记录下来，以显示忧民的教化，使后世的君主以重视百姓生命为心。刘氏说：左氏说：‘不损害嘉谷，麦子和禾苗都毁了’，还说不损害嘉谷，这是荒谬的。圣人是为了记载灾祸而书写，说不损害嘉谷，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麦子后说禾苗？一种灾祸不记载，等到麦子毁了然后才记载禾苗毁了，这是不对的。如果一种灾祸不记载，难道可以说是爱民吗？如果确实要等到麦子毁了才记载禾苗毁了，那为什么不直接说禾苗麦子都毁了呢？’】

冬季，夫人姜氏在谷地会见齐侯。

《公羊传》说：“妇人不出访，出访是不正当的。”杜预说：“谷，是齐国的地方，即济北谷城县。”

防是鲁国的地方，谷是齐国的地方。起初在禚地会见，接着在祝丘宴享，然后又到齐国的军队中。过了一年又再次会见，她的恶行越来越远了。第二年，无知弑杀了齐襄公，这是淫乱招致祸害的明显验证。【张氏说：文姜元年因罪逃到齐国，后来继续宣淫直到今天，详细地记载在史册上，《敝笱》《载驱》被收录在《齐风》中。论及当时的世道，与卫国的《鹑之奔奔》《墙有茨》等篇章，都是同一时期的事情。鲁国、卫国是先王的后裔，妇女行为放荡，同样将恶行传播给万民。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是兄弟般的。’这不仅是周公、康叔兴盛时期的相似，而是世道衰微、风俗浅薄，末期政治的衰败也相似。后来庆父扰乱鲁国，齐国几乎夺取了鲁国，与卫国灭亡同时。圣人在《春秋》中详细记载鲁国的事，而齐国的诗及鲁国的事没有删去。《二南》的风俗，后妃不需要防范，而德行足以教化天下。后世防范家道的制度废弛，而亡国败家的祸患，遵循同样的轨迹。《诗经》和《春秋》的义理，大概是互为表里的。汪氏说：齐国的诗《南山》《载驱》讽刺襄公，而都说‘鲁道有荡’，不直接指责鲁庄公不能防范他的母亲。《猗嗟》称颂他的威仪技艺之美，无所不至，好像说唯独缺少这一点。圣人在《春秋》中一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二则说‘夫人姜氏会见齐侯’，虽然国家的丑恶不容讳言，其垂示的警戒难道不深远吗？】

《春秋大全》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八

明 胡广等 撰

庄公中

【乙庄王十未一年】八年【齐襄十二弑晋缗十九卫惠十四蔡哀九郑厉十五子仪八曹庄十六陈宣七〇靖十八宋闵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季周历正月，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

《公羊传》说：驻扎不说等待，这里说等待是什么意思？是托辞不得已。《谷梁传》说：次是驻扎，俟是等待。

动用大众称为师，驻扎称为次。讨伐而驻扎的，有整顿军队、慎重作战的意思，这种驻扎是善意的。随后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就是这样。救援而驻扎的，有延缓军队、畏惧敌人的意思，这种驻扎是讥讽的。驻扎在匡地，在聂北，在雍榆，就是这样。【汪氏说：聂北和匡地，是延缓军队而怠于救援患难；雍榆是畏惧敌人而怯于救援患难。】等待而驻扎的，有无名妄动的意思。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人、蔡国人，就是这样。【赵氏说：军队驻扎叫次，厌恶兴师动众。没有敌寇而驻扎，是想自己成为敌寇。陆氏说：不奉王命或霸主之命去讨伐罪恶、救援祸乱，就不应当兴师。厌恶其兴师无名，所以记载驻扎。张氏说：不依王命，妄自兴师。军队长久驻扎在外，无名而动，约定的盟国没有响应，所以记载军队驻扎，又记载等待以深责之。】为什么等待陈国和蔡国？有人说：陈国和蔡国将要经过我国，等待并拦截他们。【范氏说：当时陈国和蔡国想要讨伐鲁国，所以出兵等待他们。】有人说：鲁国将和陈国、蔡国在邻国有事，而陈国、蔡国没有到，所以驻扎在郎地等待他们。【杜预说：约定共同讨伐郕国，陈国和蔡国没有到，所以驻扎军队在郎地等待他们。】如果都是这样，都不符合道义了。说驻扎、说等待，是深深贬斥他们。【陈氏说：这是我国君主的军队，为什么称师？庄公会见齐侯，都是讥讽的。没有比包围郕国更甚的了。所以第一次贬斥，军队行动不记载驻扎，必定是长久无功，然后才记载驻扎。我们的军队曾经长久在外，而庄公特意记载驻扎，因为庄公的不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