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八

译在齐国。等待陈、蔡两国军队没有到来，等到齐国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在正月整顿军队，到秋天才回国，这才可以说“次”了。汪氏说：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庄公记载“次”三次，昭公记载“次”三次。庄公忘却亲情、放弃怨恨，想要救援纪国和鄣国却没能做到，等待陈、蔡两国军队没有到来，于是便跟随齐国围攻郕国。昭公失去国家，向齐、晋两国乞求哀怜，最终客死他乡，这都是极大的恶行，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警戒。因此其他国君的“次”都不记载。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内外诸侯“次”共十三次，胡氏分为三种条例：讨伐而驻扎，是褒扬；救援而驻扎，是贬斥；驻扎而等待，是无名之师。庄公三年驻扎在滑地，三十年军队驻扎在成地，都可以归入救援而驻扎的条例。襄公元年仲孙蔑在防地抵御四国军队驻扎在鄫地，可以归入讨伐而驻扎的条例。庄公十年从宋国驻扎在郎地，可以归入无名之师的条例。有人驻扎而讨伐的，也予以贬斥。楚国、蔡国驻扎在厥貉，齐国、卫国驻扎在五氏、垂葭、蘧蒢，都是如此。胡氏的条例已经很明确了。唯独驻扎而救援、救援而驻扎，也应当有所区别，而胡氏没有提及。那么啖助的说法可以采纳，见聂崇义《春秋传》下卷。

译甲午日整治军队【“治”字，公羊传作“祠”】

《左传》说：“在宗庙整治军队，是合乎礼制的。”《公羊传》说：“祠兵是什么意思？出兵时称为祠兵，回师时称为振旅，它们的礼仪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练习作战。为什么特别提到祠兵？是因为时间长久。什么叫时间长久？我要等到甲午这一天，然后才进行祠兵。”于是《谷梁传》说：“出兵时称为治兵，是练习作战；回师时称为振旅，也是练习作战。整治军队后，陈国和蔡国没有到来。军事行动要以严整结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善于布阵的人不轻易交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轻易兴师，善于兴师的人不轻易布阵，善于布阵的人不轻易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会死亡，善于面对死亡的人不会灭亡。”这是庄公在郎地整治军队，等待陈、蔡两国军队而他们没有到来，暴露军队，民众服役时间长久却没有使用，就有士兵失散、脱离队列、逃亡溃散的担忧，所以再次申明军法来整顿军队，他的本意并不是认为这样做是好的，而是讥讽他滥用武力【孙氏说：“先记载‘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后记载甲午日整治军队，厌恶鲁国国内不知道作战的道理。”张氏说：“军队长久驻扎在外，所等待的人没有到来，军心不一，所以申明约束来训练整顿军队，却不知道出兵，不遵守纪律已经失去了治兵的根本。虽然想要整顿，难道还能做到吗？史书说‘治兵’，治兵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治理好。”汪氏说：“《周礼》规定大司马趁着秋季狩猎来整治军队以教习作战，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出兵时整治军队，所以楚国将要对中国用兵，子文在暌地治兵，子玉在为地治兵，子庚在汾地治兵。现在庄公不在仲秋田猎时教习作战，也不在出兵之时治兵，而是在驻扎郎地之后治兵，都不符合礼制。大概庄公治兵，不是防备意外的意思，实在是因为军队服役长久不得已而为之。大阅、治兵都是《春秋》特有的笔法，桓公有所畏惧而大阅，时间不对；庄公有所等待而治兵，地点不对，所以都特别记载以示贬斥，否则平常的事情是不记载的。”刘氏说：“左氏说‘在宗庙治兵，是礼制’，不对。在春天治兵，时间不对，怎么能说是礼制呢？宗庙不是治兵的地方，如果军队出征前先在宗庙谋划，那是可以的。在这里练习号令、钟鼓、丁宁、旌旗，不是太过亵渎了吗？谷梁传认为《春秋》多次记载，也不对。先出兵而后治兵，治兵又不在通常的地方，所以记载其非常之事。《春秋》不是教战之书，难道推崇善于作战而不交战吗？”庐陵李氏说：“《周礼》规定仲春教习振旅，接着进行搜猎；仲夏教习茇舍，接着进行苗猎；仲秋教习治兵，接着进行狝猎；仲冬教习大阅，接着进行狩猎。然而《春秋》有记载治兵、大阅的，难道只是讲武而没有涉及狝猎吗？有记载搜、狩的，难道兼及了振旅大阅吗？谷梁传关于治兵的解释，很好。但注者认为庄公能以严整结束，那就错了】

夏天，鲁军和齐军围攻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郕”字，公羊传作“成”，“降”字读户江反】

《左传》记载：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庄公说：“不行，我确实没有德行，齐军有什么罪？罪过是由我造成的。”《夏书》说：“皋陶广布德行，德行于是降临。”姑且努力修德行以等待时机吧？《公羊传》说：“成是什么意思？盛的意思。盛为什么称为成？是为了避讳灭掉同姓国家。为什么不说是投降？是因为我们的军队避开了它。”《谷梁传》说：“说‘向齐军投降’是什么意思？不让齐军对郕国施加威势。”

记载“及齐师”，是亲近仇敌；记载“围郕”，是讨伐同姓；记载“郕降于齐师”，是表明被讨伐的国家没有道义而不能使对方屈服。于是庄公的恶行就显露出来了【张氏说：“记载‘及’，是鲁国的意图。鲁国和郕国都是文王的昭穆后代，大概是同姓兄弟中应当亲近的。庄公忘记亲情而志在夺取郕国，开始等待陈、蔡两国而陈、蔡不来，然后要挟齐国来围攻它。所以郕国不服从鲁国而向齐国投降。《春秋》直书其事，以显示他追随仇敌而贪图利益，借助人力来虐待小国。两国共同出兵而不同心，敌人得以离间他们。鲁军出征，毫无功劳。所以省略庄公而记载军队，以彰显他轻用民力的罪过。临川吴氏说：解说的人认为鲁国想要夺取郕国而联合陈、蔡共同讨伐，陈、蔡没有到来，于是借助齐国的力量。按鲁国弱于齐国，齐国岂肯为鲁国效力？鲁国又怎敢役使齐国呢？大概是齐国想要围攻郕国而向鲁国和陈、蔡征兵罢了。郕国畏惧齐国而不畏惧鲁国，所以齐鲁共同围攻而郕国只向齐国投降。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围困国家三十五次，始于这次而终于宋人围曹。○刘氏说：公羊传认为成是盛的意思，是说灭掉同姓国家。不说投降我们的军队，是避开它。不对。实际上是共同围攻盛国，改称为郕；实际上是灭掉它的国家，改称为投降；实际上是向鲁国投降，又只说齐国，都不是圣人的文法。圣人避讳国家的恶行，如果像把白说成黑，也不能传世了。谷梁传说：不让齐军对郕国施加威势，所以使得好像齐国没有武功而郕国自己投降。如果真是这样，《春秋》就是放纵失掉了齐军的恶行了】

秋天，军队返回【“还”音旋，后同】

《左传》记载：秋天，军队返回。君子因此认为鲁庄公做得好。《公羊传》说：“还是什么意思？是善乱的意思。这是灭掉同姓国家，为什么认为好呢？是痛惜它。”回答说：“军队疲惫了。为什么痛惜它？不是军队的罪过。”《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成。是退避的意思。”

记载“师还”，是讥讽服役时间长久。按照左氏的说法，仲庆父请求讨伐齐军，庄公不同意，这说明国君将要亲自参与围攻郕国的战役

译然而对于“次”、“及”、“还”这些记载，都不称“公”的原因，是重视军队【王氏笺义说：鲁庄公包围郕国时，起初不称“师”，是为了讽刺他】。按照《春秋》的正例，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称“帅师”，是以国君为重。现在这里不称“公”，却又说是以军队为重，为什么呢？因为轻率地出动大军，妄动而长期服役，等待陈、蔡两国而陈、蔡不来，包围郕国而郕国不服，经历三个季节才回来，那么这种没有正当理由而滥用武力、不义地伤害百姓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到了这个时候，军队成为关键了，道义关联在军队上，所以不记载“公”，以彰显劳苦百姓、毒害民众的罪过，作为后世的警戒。《春秋》王道轻重权衡的原则，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孙氏说：《春秋》中用兵很多，没有说“师还”的，厌恶它与强大的仇敌讨伐同姓国家相同，军队超过时节才回来。薛氏说：“师还”，是庆幸什么呢？是庆幸军队的回来吗？庄公想夺取郕国而力量不足，借助齐国的力量而齐国夺取了它，在夏天使郕国投降，到了秋天才返回，庄公谋划攻击齐国却最终没有实现，所以迟迟才回来。庄公忘记了国家的大耻辱，消灭同姓亲近仇敌，军队暴露在外时间长久，这是《春秋》记载的用辞。陈氏说：记载“次”、记载“俟”、记载“治兵”、记载“还”，都是特别的笔法。国内记载军队，没有比这更详细的了。张氏说：《春秋》记载鲁国用兵，没有像这样详细的，大概是因为庄公这一年的军队，尤其是不义，无故驻扎在郎地可以说是没有名分，甲午日治兵可以说是滥用武力，包围郕国而郕国投降齐国可以说是没有功劳，经历三个季节而军队回来可以说是伤害百姓。违背天道，亲近仇敌，包围同姓国家，耗尽民力，与盟国不守信义，讨伐的国家不服从，所以圣人详细记载，以显示其恶行。汪氏说：庄公讨伐卫国接纳公子朔，与僖公侵犯蔡国讨伐郑国包围新城，成公前往京师讨伐秦国，定公在防地召陵侵犯楚国，都经历三个季节才返回，都不记载“师还”，考察其时间，长期服役滥用武力的罪过自然显现。唯独这一年没有正当理由兴起战事，出兵没有功劳，《春秋》隐去“公”不记载，以深深贬低他。如果不记载“师还”，就看不到他长期役使大军的恶行，所以详细记载始末，归结庄公的罪责。况且各位国君出兵，都是迫于霸主的命令，只有庄公这两次战役，贪图利益务求得到，以至于长期烦扰百姓而不顾，沉迷于卫国宝物的贿赂，而几乎有使郕国投降的嫌隙，所谓在恶行之中又有恶行的，说的就是庄公。赵氏说：《左传》说君子因此认为鲁庄公做得好，劳师动众防备仇敌，有什么好？而且齐国强鲁国弱，本来就不敢争。刘氏说：“《公羊传》说：是好的用辞。又说：是担忧他。那么道理上其实是贬低他，为什么说好呢？”《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成，是逃避。说想要避免消灭同姓国家，表示不完成事情，不对。郕国虽然投降齐国，国家实际上没有灭亡。前面说不让齐国军队对郕国施加威势，只是齐国军队罢了，怎么能说是鲁国消灭同姓国家呢？”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还’的例证有四种：归父从晋国回来，公从晋国回来，士匄侵犯齐国，听到丧事才回来，都是好的用辞。唯独这一年军队回来，就不同于这些了。所以胡氏都不遵从两传的说法】

译冬季十一年癸未日，齐国的无知（发动政变）。

无知为什么不称“公孙”而用国氏（齐）来称呼？是为了归罪于僖公。弑君的是无知，无知对于僖公有什么罪呢？（是因为僖公）不用对待公孙的礼道来对待无知，使得无知倚仗宠爱而执掌国政。查考无知，是夷仲年的儿子。夷仲年是僖公的同母弟弟。僖公偏爱同母弟，将他与其他弟弟区别对待，恩惠延及他的儿子，让无知的衣服礼制像嫡子一样，这是动乱的根源。所以在夷仲年来聘问时，特别以“弟”来记载；在无知弑君时，不称“公孙”，是为了彰显他受宠而执掌国政。垂示警戒的意义就明确了。古时候，亲爱亲属与尊重贤人并行而不相违背，所以尧亲爱九族，必须先彰明俊德，然后九族和睦。周朝分封同姓，必定任用康叔、蔡仲，然后王室强盛。只知道宠爱亲属而不急于尊重贤人，让他们作为表率来彰明亲爱亲属的道理，必定会有篡位弑君的祸患了。

【陈氏说：弑君的是连称、管至父，而专门归罪于无知，是因为君主被弑而无知接受了君位，那么贼人就不在连称、管至父二人身上了。张氏说：不书氏，与翚、州吁同例，举在此处从皆称氏，从同同也。汪氏说：文定认为州吁不称氏，是责备卫庄公不用对待公子的礼道对待他；无知不称氏，是责备齐僖公不用对待公孙的礼道对待他，这也是一条义理。然而督、万也以国氏称呼，大概隐公、桓公、庄公时期的《春秋》，凡是贼人都称名。大义在初已明确，后来都以氏称呼。张氏的话，是程子的意思。】

弑杀他们的国君诸儿。

【左传】齐侯派连称、管至父驻守蔡丘。〇按时前往，说：“到〇时替代。”期限到了，驻守的公问不到，请求替代，不允许。所以谋划作乱。僖公的同母弟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受僖公宠爱，衣服礼秩像嫡子。襄公削减他的待遇，二人因此作乱。连称有个堂妹在公宫，不受宠爱，派她窥探公说：“捷，我让你做夫人。”冬季十二月，齐侯在姑棼游玩，接着在贝丘打猎，看见大猪，随从说：“是公子彭生。”公怒说：“彭生敢出现！”射它，猪人立而啼。公害怕，从车上摔下，伤了脚，鞋脱落。返回后向徒人费索要鞋，没得到，鞭打他，见血，走出，在门遇到贼人，被胁迫并捆绑。费说：“我能抵抗吗！”袒露背部给他看，相信了他。费请求先进去，伏下公出来，在门中战斗而死。石之纷如死在阶下。于是进入，在床上杀了孟阳，说：“不是君，不像。”看见公的脚在户下，于是弑杀了他，而立无知。当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说：“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乱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纠来奔。当初，公孙无知虐待雍廪。【谷梁传】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按】左氏齐侯游于姑棼【扶云反】遂田于贝【补葢反】丘，徒人费遇贼于门，先入伏公出而鬭死，石之纷如死于阶下，是能死节者也。春秋重死节之臣而法有特书【汪氏曰：据孔父、仇牧、荀息皆特书】其不见于经何也？如费等所谓便嬖私昵之臣，逢君之恶，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国语·齐语】：“桓公曰：‘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髙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注：‘毕掩雉兔之网，弋缴射也】与大臣孔父、仇牧义形于色，不畏强御，以身死其职，则异矣。当是时，管仲、隰朋、鲍叔皆沉于下寮，不见庸也，而徒人费、石之纷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逺亲信者如此，故以齐国之强大一也。桓公用之，则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由亲贤人、逺小人，所以兴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户下，由亲小人、逺贤人，所以亡也。此二人虽死于难，与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者犹不逮焉，乃致。乱之臣死不偿，责又何取乎【汪氏曰：徒人费、石之纷如，孟阳死于襄公之弑，贾举、州绰、邴师、公孙敖、封具、铎父、襄伊、偻堙、祝佗父、申蒯死于庄公之弑，皆不得以死节书，葢近防嬖幸之臣，从君于昏而任其祸，未可以死节许之也。张氏曰：齐襄之见弑，以祸本言之，则无知之乱嫡积渐于僖公之时，而襄公之恶积不可掩，如抗王、伐卫、杀鲁桓公、色荒、禽荒、防比小人，以至祸发萧墙，身歼贼手，考其即位至今所书齐事，无非亡国戕身之媒，所谓积不善之余殃也。庐陵李氏曰：齐自僖公九年入春秋，以赐履之旧得十二之强，石门、瓦屋之盟，已骎骎乎有纠合之渐，然迹其平生，始于资郑，继而求鲁，继而平宋、卫，及其势盛党合，于是伐宋、入许、立督，无所不至，至善曹之盟，襃然为三国之长矣。自是以来，无非谋许之日，至桓之十四年而襄公立，定许叔而托继絶之礼，诛髙渠弥以假讨罪之义

译（齐桓公）即位之初尚且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到了鲁桓公被弑杀时，天理已灭绝殆尽。庄公元年便迁徙邢、鄑、鄫三国，三年便讨伐卫国，四年便灭掉纪国，五年便联合五国接纳公子朔，六年郕国又再次投降。虽然这是祸害淫乱者的验证，最终也害死了他自身，然而东方诸侯霸主的格局大致已定，余威震慑异族，已经很久了。桓公承袭了三代积累的基业，才有九次会盟的盛况，这难道没有原因吗？○刘氏说：《谷梁传》说：用国氏称呼的人，是弑君篡位，这不对，宋万难道也是弑君篡位吗？公子商人难道不是弑君篡位吗？

译【鲁庄公九年】九年【齐桓公小白元年，晋缗公二十年，卫惠公十五年，蔡哀侯十年，郑厉公十六年，子仪九年，曹庄公十七年，陈宣公八年，〇靖公十九年，宋闵公七年，秦武公十三年，楚文公五年】

春天，齐国人杀了无知。

【《左传》：九年春，雍廪杀了无知。《谷梁传》：“无知的骄横，失去了嫌疑（指其罪行明显）。称‘人’来杀他，是大夫杀有罪之人。”】

杀无知的是雍廪。而说“齐人”，是讨伐贼寇的措辞。弑君的贼人，是人人所厌恶的，也是人人可以讨伐的，所以称“人”，是众人的意思。【可堂吴氏说：圣人将讨伐贼寇寄托于众人，乱臣贼子就没有容身之地了。】无知不称君，是因为他已经不能为君；齐国人也没有把他当作君主。【陈氏说：州吁弑君，卫国人因此发生变故，不到一年，最终讨伐了他；无知弑君，齐国人也因此发生变故，超过一年，最终讨伐了他。所以无知不能成为君主，而雍廪得以被记载为‘人’。国家还有臣子。春秋初期，王道尚未丧失，人心还止于礼义。《诗经》中为齐襄公所作的诗有六首，因为齐襄公无道，诗人屡次表达心意，希望他醒悟，但他却长期作恶不止，以至于遇弑，然而齐国人仍不忘讨伐贼寇的道义。家氏说：齐商人、楚弃疾，经历多年，然后借他人之手，以执行天讨，既然已被臣民拥戴为君，即使想用州吁、无知的例子，称他们为贼，以平民身份讨伐，也是做不到的。汪氏说：春秋的体例，称‘人’来杀，只称其名，是讨伐有罪之人；称‘人’来杀，却不除去其官职，就不是讨伐贼寇。经书记载杀弑君贼人的有十次：州吁、无知、陈佗、夏徵舒、晋里克、卫𫏋喜、齐商人、楚弃疾、公子比、蔡般。州吁、无知，国人能自己讨伐贼寇；陈佗、夏徵舒，等待蔡人、楚人来讨伐，没有臣子了。然而都以讨伐贼寇来记载。晋惠公因里克弑君而得到国家，卫献公因𫏋喜弑君而恢复国家，利用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重新担任大夫，后来又忌恨而杀了他们，这不是讨伐贼寇，所以用‘国杀大夫’的文体。楚弃疾引诱公子比以谋取君位之利，而让他承担弑君的名声，后来杀了他，意在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是讨伐贼寇，所以用‘两下相杀’的文体。齐商人、楚弃疾、蔡般，则国人拥戴他们，诸侯防备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贼寇，所以春秋也不能用讨伐贼寇的体例。【刘氏说：无知弑君以取代其位，不能再称公子，上有齐人，下有无知，明白无知是齐人的贼寇，也不烦再称国。又无知不是大夫，而用杀大夫的体例来解释，谷梁的说法是不对的。】

鲁庄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蔇，音其器；《公羊传》《谷梁传》作暨】

【《左传》：齐国没有君主。《公羊传》：庄公为什么与大夫结盟？因为齐国没有君主。那么为什么不称其名？是为了替庄公讳与大夫结盟，使其看起来像众人一样。《谷梁传》：庄公不与大夫结盟，大夫不称名，是因为没有君主。结盟是为了接纳子纠。不说‘他的盟约违背了’，是因为齐国没有君主，权柄在庄公手中。应当接纳而不接纳，所以厌恶内部。杜氏说：‘蔇，是鲁地，琅琊缯县北有蔇亭。’】

“及”表示内部有意图。【高氏说：这次结盟大概是庄公的意思。】大夫不称名，是因为道义系于齐国而不系于大夫的名氏。【张氏说：大夫是齐国的太宰，称大夫是因为他承担一国的事情而表示区别，所以不称名。杜氏说：来的人不止一个，所以不称名。范氏说：春秋的道义，内部大夫可以防备外部诸侯，君主不可以与外部大夫结盟，所以明确尊卑，确定内外。现在齐国没有君主，应当有承担盟约的人，所以不得不以权变通礼。君前臣名，齐国没有君主，所以大夫不称名。】说“公及齐大夫盟”，是讥讽庄公释怀父仇，亲近仇敌。【赵氏说：接纳仇敌的儿子，抛弃礼制而与大夫结盟，所以盟书写‘公及’，称‘大夫’，以表明不是大夫的罪过，所以不同于高傒及处父。】有人说：以德报怨，是宽恕自身的仁德，为什么讥讽呢？回答说：德有轻重，怨有深浅，怨没有比父母之仇更深的，德没有比安定国家、图谋后嗣更重的。【刘氏说：孔子正天下的道义，明确德怨的处理，认为德不可以报怨。如果违背这个道理，就离正道远了。所以怨没有比父母之仇更深的，德没有比君国子民更重的，岂可互相交换呢？】有父仇而不知道怨恨，反而想用重德来报答，那么人伦废弛，天理灭绝了。那么，怎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呢？【朱熹说：以直报怨，是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应当报就报，不应当报就止。一看道理应当如此，圣人的心意，终究不使人忘记怨恨而淹没其报复的名义，也是可见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的，而伸张忠臣孝子的心。如果在所怨恨的地方反而以德报答，确实显得忠厚了，但对于君父之仇也会有时忘记，岂不是违背道理得很严重吗？有人说：君父之仇也有应当报不应当报的区别吗？回答说：《周礼》有规定，杀人而合乎道义的，命令不要报仇，这是不应当报的。《春秋传》说：父亲不被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这是应当报的。应当报而报，不应当报而止，这就是所谓的直。汪氏说：庄公向来没有报怨的念头，自以为依靠齐国，倚仗齐国为外援，所以在襄公死后，要齐国大夫到鲁地来谋划立子纠为君，是为了培植党羽、市恩之计，起初并不是以德报怨，实在是想以德报德。如果庄公幡然悔悟】

译悟思其父之所以没因无知之乱，伸大义而伐之，斵其棺而暴其罪，谋于齐众，择僖公之贤子而立之，岂不为桓公之孝子而为春秋之贤君也哉？圣人于髙傒、处父、荀庚、孙良夫、郤犨、孙林父、向戌之盟，皆不书公，及独于齐大夫盟蔇，书曰「公及」者，葢深疾其情于理，而又伤其不能勇于事也。○啖氏曰：「谷梁曰：无君制在公矣，当可纳而不纳，故恶内也。」按讐人之子，本不当纳，有何恶乎？下伐齐纳纠，义同庐陵李氏曰：「春秋于蔇之盟，书齐大夫；扈之盟，书晋大夫，其词虽同，然齐无君而书大夫，非贬词，又书「公及」，则大夫无抗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齐盟矣。晋灵初即位，而赵盾书大夫，则赵盾之专可知，其书「公防」虽讥公之后至，然乃所以见赵盾之强，诸侯为此盟也。大夫不名，疑杜氏説是，又曰：子纠三传皆以为当纳，赵子、程子、胡氏以为不当纳，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纠、小白并齐僖之子，而纠长，故当立；谷梁传齐无知弑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为襄公子矣，而终以纠为兄，故亦以为当立；独程子用史记证之，而定以纠为襄公子，于是鲁纳讐之罪明，定以纠为小白弟，于是纠不当立之义着，然后纠不书子，小白之系，齐管仲之不死，鲁之忘亲释怨，皆得其説矣】

悟思认为，他的父亲之所以死于无知之乱，是因为无知无知无识而作乱，于是伸张大义讨伐他，砍开他的棺木暴露他的罪行，与齐国的众人商议，选择齐僖公贤能的儿子拥立他，这难道不是桓公作为孝子、作为春秋时期贤明君主的表现吗？圣人在记载高傒、赵处父、荀庚、孙良夫、郤犨、孙林父、向戌等人的盟会时，都不记载“公”字，唯独在齐国大夫盟会于蔇时，记载为“公及”，大概是因为深深痛恨他违背情理，又哀伤他不能在行事上勇敢果断。○啖氏说：“《谷梁传》说：没有国君，权柄在国君手中，应当接纳而不接纳，所以厌恶国内（的行为）。”按：仇敌的儿子，本来就不应当接纳，有什么可厌恶的呢？下文记载伐齐接纳公子纠，道理与此相同。庐陵李氏说：“《春秋》在蔇之盟，记载齐国大夫；在扈之盟，记载晋国大夫，措辞虽然相同，然而齐国没有国君而记载大夫，并非贬斥之词，又记载‘公及’，那么大夫就没有对抗国君的嫌疑，而是谴责国君参与齐国的盟会了。晋灵公刚即位，而记载赵盾为大夫，那么赵盾专权就可知了，记载‘公防’虽然讥讽国君后到，但这正是为了显示赵盾的强势，诸侯为此盟会。大夫不称名，怀疑杜预的说法是对的，又说：公子纠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中都被认为应当接纳，赵子、程子、胡氏认为不应当接纳，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杜预认为公子纠、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而纠年长，所以应当立；《谷梁传》说齐无知弑杀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出逃，似乎认为他们是襄公的儿子，但最终认为纠是兄长，所以也认为应当立；只有程子用《史记》来考证，从而确定纠是襄公的儿子，于是鲁国接纳仇敌之子的罪责就明确了，确定纠是小白的弟弟，于是纠不应当立的道理就显明了，然后纠不称‘子’，小白的世系，齐国管仲不殉死，鲁国忘却亲情、释去怨恨，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译夏公讨伐齐国，意图拥立公子纠。

《左传》记载为“拥立子纠”，《公羊传》解释说：“‘纳’是什么意思？是进入的措辞。为什么说‘伐’呢？说‘伐’又说‘纳’，意思是虽然讨伐却未能成功拥立。纠是谁？是公子纠。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国君在前，臣下直呼其名。”《谷梁传》说：“应当拥立却不拥立，齐国局势变化后才去讨伐，所以在干时之战中，不避讳失败，这是厌恶本国（鲁国）的行为。”高氏说：“齐国不接受公子纠，而夏公仍然凭借蔇地之盟强行想要拥立他，史书‘伐齐纳纠’，是归罪于夏公。”

齐小白进入齐国。

《左传》记载：夏公讨伐齐国，拥立子纠。桓公从莒国抢先进入齐国。《公羊传》解释说：“为什么用国氏（齐）？因为他当得起国君。为什么说‘入’？这是篡位的措辞。”《谷梁传》说：大夫出奔后返回，关系和睦称为‘归’，关系恶劣称为‘入’。齐国公孙无知弑杀襄公，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法保全，出逃流亡。齐国人杀了无知，并从鲁国迎接公子纠。公子小白不谦让，公子纠先进入齐国，又在鲁国被杀。所以说“齐小白入于齐”，是厌恶他。陈氏说：桓公、子纠，是襄公的两个儿子。桓公是哥哥，子纠是弟弟。襄公死后，桓公应当即位。《春秋》记载桓公就称“齐小白”，说明他应当拥有齐国。对于子纠只称“纠”，不说齐，是因为他不应当拥有齐国。不称“子”，因为他不是国君的嗣子。《公羊传》《谷梁传》以及四家注都记载“纳纠”，只有《左传》说“子纠”，这是错误的。然而记载“齐”，是说“夺取子纠并杀他的人”，齐国大夫曾经与鲁国在蔇地结盟，既然拥立纠为国君，又杀了他，所以称“子”，这是两重罪过。又说：纠与小白都是公子，都不是应当即位的，但小白年长则应当即位。现在纠争夺君位，所以都不称“子”，等到杀了他之后，才称“子纠”。大概是因为既然已经拥立他了，所以必须用未逾年国君的称呼来称他。以此对照，那么管仲离开纠去侍奉小白，都不是正当的离职与轻率的投靠，不像建成已经是太子却被秦王夺位，魏征离开建成去侍奉秦王，那是极大的不义。

左氏记载子纠，两传说：“伐齐纳纠。”君子以公羊、谷梁的说法为正确。“纳”是指对方不接受而强行送去的称呼【永嘉吕氏说：凡是记载“纳”，都是内部不接受而强行送去的。夏公伐齐纳纠，想要拥立他但实际未能拥立。所以拥立而得以进入，就记载其国名，如楚人纳顿子于顿，楚子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就是这样。虽然到了其国却未能进入，就记载未能拥立，如晋人纳捷菑于邾，就是这样。未能得到国家而进入邑地，就记载邑名，如齐高偃纳北燕伯于阳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就是这样。庄公纳子纠，以国名论小白已经即位，以邑名论纠未能进入，所以只记载“纳”，以显示他未能拥立。陈氏说：襄公是我的仇敌，却拥立他的逃亡公子作为恩德，这是拥立不应当拥立的人】。“入”是艰难的措辞【汪氏说：有应当进入而说“入”是艰难的措辞，也有不应当进入而说“入”是逆乱的措辞。许叔之入，小白之入，是应当进入的；郑突之入，卫朔之入，是不应当进入的。齐阳生入于齐，与此书法虽然相同，但下文记载陈乞弑杀荼，就知道阳生之入是为了篡位。读经应当结合上下文来看】。纠不称“子”，是表明纠不应当即位。将小白系于齐国，是表明小白适宜拥有齐国【临川吴氏说：襄公、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都是齐僖公的儿子。襄公遭弑而没有嗣子，那么纠与小白都可以做齐国国君。齐国人起初想迎接纠，后来掌权者知道纠不如小白，所以拒绝纠而召小白。先进入国都并奉他为君。小白的即位，大概是齐国公议，为社稷考虑，那么小白是齐国共同拥戴的，而纠只是鲁君私下拥立的，所以说“齐小白”，说他应当做齐国国君。“入”是艰难的措辞，虽然是齐国大夫想要拥立的，但有鲁国军队讨伐，奉纠争夺国家，所以小白也借莒国的军队护送，然后才得以进入齐国，不像“归”那样容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襄公被杀，纠与小白都作为庶子出奔，而纠是弟弟，又未曾做过世子。按史书记载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以安定周朝，齐桓公杀其弟以回国【《前汉书·淮南厉王传》：“王骄横不法，皇上命令薄将军昭写信给厉王劝谏并列举他的罪状”】。这是纠年幼而小白年长，他拥有齐国是适宜的。适宜却为什么不称公子？因为内部没有继承依据，向上没有禀受命令，所以用王法断绝他。桓公在王法上虽然可以断绝，但对比子纠则应当。因此，管仲辅佐桓公是改过从善，而圣人称赞他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召忽为子纠而死，是感伤其勇，相比那些匹夫匹妇的固执，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朱熹说：程子用薄昭的话证明桓公是哥哥，而荀卿曾说桓公杀兄以争国，他的话固然出于薄昭之前，不可以此证明其必然，只以公谷《春秋》所记载的文字为依据，〇以夫子回答子路、子贡的话来断定。大概圣人对人，功罪不相掩盖，现在只称管仲的功劳而不说他的罪过，就可以看出不死于子纠的危难，无害于义，而桓公与子纠的长幼也由此明白了。】王氏说：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纠，小白庶兄。”公羊说“小白称

译“入”是篡位的辞令，《谷梁传》认为“小白不谦让于子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小白排在子纠之后”，都将子纠视为兄长，小白视为弟弟，并且认为他们都是齐僖公的儿子。韩宣子也说：“齐桓公是卫姬所生，受齐僖公宠爱。”而程颐认为小白是齐襄公的儿子，似乎是根据《左传》中“公子小白、公子纠在齐襄公即位时蒙受恩宠”的话而言。如今考证小白与子纠，究竟是齐僖公还是齐襄公的儿子，则无法确考。然而根据《春秋》经文来考察，郑忽系于郑国而郑突不系于郑国，曹羁系于曹国而曹赤不系于曹国，这是嫡庶的区别。捷菑不系于邾国而记载“未能纳入”，这是长幼的区别。如今小白系于齐国，这是郑忽、曹羁的例子。子纠不称“公子”而称“纳”，这是捷菑的例子。由此可知，小白应当即位而子纠不应当即位，这是非常明显的。用经文来辨别传注的真伪，那么《公羊传》、《谷梁传》和杜预的说法就不可信了。何况孔子极力称赞管仲的功绩而不责备他忘记旧君、侍奉仇敌，区分长幼是非，难道不是清晰可见吗？鲁庄公忘记仇敌而接纳其公子，奉行幼弟夺取长兄之位，兴兵助长不正，最终导致失败。经文记载“公伐”，记载“纳”，罪恶就显露无遗了。茅堂胡氏说：庄公为齐国接纳子纠，已经断绝了父子君臣的伦理。鲁国的臣子效法模仿他，所以子般、闵公都不得善终，而鲁国几乎断绝。孔子对此感到恐惧，一次记载、再次记载，屡次记载特别记载，而每次记载都加以贬斥断绝，以彰显其释怨忘仇的罪过。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纳”有七次，都是不应当接纳的。子纠不书“公子”，与捷菑相同。庄公伐齐，与晋国未能纳入不同。子纠、捷菑以庶孽身份被记载为“纳”，蒯聩以世子身份也被记载为“纳”。蒯聩没有亲情的罪过更大，蒯聩得以书“世子”，而子纠、捷菑不书“公”。书“子”，是书“世子”，以彰显灵公的过失。楚国接纳顿子，接纳公孙宁、仪行父；齐国接纳北燕伯，都是内部不接受的辞令。接纳郜鼎，与此义相同。又说：“公子进入本国而系于国名的，如齐小白、莒去疾、齐阳生，都是应当拥有国家的人。”刘氏说：“《公羊传》说‘纳，是进入的辞令’，不对。纳，只是接纳的辞令，能否进入，还不可知，不是进入的辞令。”又说：“子纠不称公子，是因为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也不对。子纠失国在鲁国，本来不是鲁国的臣子，为什么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的理由来责备他呢？”

译秋季七月丁酉日，安葬齐襄公。

【杜预说：九月才下葬，是因为发生动乱。张氏说：无知已经被诛杀，可以下葬了。】

八月庚申日，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干”音同“干”。】

【《左传》记载：鲁军与齐军在干时交战，我军大败。鲁庄公丢弃了戎路车，换乘别的车返回。秦子、梁子拿着鲁庄公的旗帜在下道躲避，因此都停了下来。《公羊传》说：国内作战通常不记载失败，这里记载失败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讨伐仇敌而失败。为什么说是讨伐仇敌而失败？是为了报仇。这是报仇吗？如果是大国，为什么让地位低微的人出战？是因为国君。既然是国君，为什么不直书“公”字？是不赞同国君报仇。为什么不赞同国君报仇？因为报仇的事应由下级去做。程子曰：“‘及’的对象不是卿大夫。国君作战忌讳失败，凡是记载‘败绩’，都是大败。小小的胜负不记载。”杜预说：“干时是齐国的地方，时水在乐安境内，水流分叉，干旱时就会干涸，所以叫干时。”】

国内作战通常不记载失败，这里记载失败，是因为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的。【何休说：为报仇而死，失败也是光荣；刘氏说：认为活着受辱，不如死了光荣。】根据《左传》，在干时作战，鲁庄公丢弃了戎路车，换乘别的车返回，那么“败绩”指的是鲁庄公。能与仇敌作战，即使失败也是光荣，为什么不直书“公”字？这是贬斥他。鲁庄公本来忘记了亲情、释去了怨恨，想要接纳仇敌的儿子，谋划安定国家，并不是为了报仇而与他作战。因此隐去“公”字以示贬斥。如果是以报仇的名义起事，那么这场战争就是正义之战，应当在“败绩”之上书写“公”字，与沙随之战不被接见、平丘之盟不被允许结盟的情况相比，以显示光荣。【汪氏说：沙随、平丘都不是鲁国的罪过，所以不忌讳耻辱，见成公十六年、昭公十三年。】正因为不是为报仇而作战，所以隐去“公”字以加重贬斥他忘记亲情、释去怨恨的罪过，其义理深切而明显。【汪氏说：记载“齐师”、“我师”，说明不是兵力少。上文记载鲁庄公与齐国大夫结盟，鲁庄公伐齐，那么这场战争就是鲁庄公参与的战争，不必考证传文就知道了。然而不记载“公”，而用地位低微者的措辞“及战”，是为了彰显鲁庄公的心志在于接纳公子纠，而不在于敌视仇敌。经文中记载国内作战的有三处，记载失败于外敌的有八处，说“败”的是胜方。那些说“战”的是被对方战胜。国内忌讳失败，说“战”其实就是失败了，所以奚之战、升陉之战都不说“败绩”。升陉之战隐去“公”不记载，是为国君讳败。唯独这里记载“败绩”，是因为与仇敌作战，所以即使大败，也不以为耻。况且详略之间，都是圣人的微妙用意。】

九月，齐国人捉拿公子纠并杀死了他。

【《左传》记载：鲍叔牙率领军队来，说：“公子纠是您的亲人，请国君惩处他；管仲是您的仇敌，请让我接受他并斩草除根。”于是在生窦杀死了公子纠，召忽为他殉死。管仲请求被囚禁，鲍叔牙接受了他。到了堂阜就释放了他。回国后报告说：“管夷吾由高傒治理，让他做相国是可以的。”齐桓公听从了。《公羊传》说：为什么用“取”字？这是内辞。胁迫我们让我们杀了他。为什么称公子纠？是因为尊贵。尊贵在哪里？他是适宜做国君的人。《谷梁传》说：对外国不记载“取”，记载“取”是责备本国。取是轻易的措辞，意思是说捉拿他的公子纠并杀了他罢了。十户人家的城邑可以逃避灾难，百户人家的城邑可以隐藏死亡，凭借拥有千辆兵车的鲁国却不能保全公子纠，这是鲁庄公的过错。】“取”是不义的措辞。【《说文》：取，捕取。意思是道义上不可强行夺取。】先前记载接纳公子纠不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立为国君；这里记载杀公子纠又称“子”，是为了表明他不应当被杀。【双峯饶氏说：《春秋》在“纠”字前，一处没有“子”字，一处有“子”字，开始时认为接纳他是错的，所以去掉“子”以表明他不应当被接纳；结束时认为杀他是错的，所以又称“子”以表明他不应当被杀。】或剥夺或给予，在道义上各自安适，这是《春秋》的精微意旨。仁爱的人对待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们罢了。公子纠虽然争夺君位，但身处他国，搁置不问也可以。一定要向鲁国请求杀了他，然后才心里痛快，他的不仁也太严重了。后世以禅让为名而夺取国家的人，必定杀死前朝君主以统一人心，防止后患，意图与此相同，流毒难道不远吗？【汪氏说：根据《通鉴》：宋高祖刘裕接受晋朝禅让，杀晋恭帝；齐太祖萧道成接受宋朝禅让，杀宋顺帝，灭尽他的家族；梁武帝萧衍接受齐朝禅让，杀齐和帝；陈武帝陈霸先接受梁朝禅让，杀梁敬帝；隋文帝杨坚接受周朝禅让，杀周静帝；后梁高祖朱晃接受唐朝禅让，杀唐昭宣帝。】所以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事迹的。【高氏说：齐桓公杀公子纠，记载“齐人”，是连同他的国人一起谴责。记载“取”，是加重杀他的罪行。张氏说：公子纠是齐桓公的兄弟，因为他不应当争夺而争夺君位，就是有罪；因为他是骨肉至亲，就不可以杀。作为齐桓公，应当列举他的罪过告知鲁国人，并且明示亲爱亲人的道义而保全他的生命，那么恩义就两全了。杀死兄弟，应当由国君出面，这里称“齐人”，是因为在废立之际，杀生予夺，寄托在当国大臣手中，毫厘之差，谬误如天壤之别。现在齐国大夫起初因为公子纠是先君之子而结盟，想要立他。起初谋划不审慎，已经是罪过了。等到齐桓公得到国家，又不体恤君主的天然亲情，听从议亲的避讳，赦免他的罪过，却一定要杀他，废兴生死，轻率得很。所以在“纠”前加“子”，又记载“齐人”，记载“取”，记载“杀”，以责备他举国君

译这是臣忘却亲恩、丧失道义的罪过啊。大概天伦亲情极为重要，如果罪过没有像管叔那样得罪宗庙、先君以及天下百姓，就应当因为亲近亲属而保全其性命。这是圣人以公正无私的心志为后世做示范，不同于将天下据为己有，又想要斩断祸乱的根源，而对先君的遗体挥刀相向的人。

临川吴氏说：齐国立小白为国君，鲁国也立公子纠，用来与小白争夺齐国。小白即位后，鲁国军队撤回，那么公子纠只是一个流亡的公子，寄居在鲁国罢了，有什么罪过齐国却想要杀他呢？现在齐国已有国君，而鲁国又立公子纠，这就意味着齐国有两位国君了，形势本来就不能两立。鲁国军队战败，力量敌不过齐国，所以齐国以公子纠争夺国家的罪名，逼迫鲁国杀了他。鲁国不能庇护他，于是就在生窦杀了他。杀他的人虽然是鲁国，但却是顺从齐国的命令。这就像齐国人从鲁国索取公子纠，鲁国把他交给齐国然后杀了他一样。所以记载公子纠的死，都是鲁国的罪过。

汪氏说：王者的道，从修养自身、端正家庭以至于治理国家。桓公杀公子纠，晋文公杀怀公以夺取国家。对于公子纠、怀公来说，论长幼的次序，虽然不应当即位，但桓公、晋文公杀他们也是不对的。凭借这种方式得到国家并称霸诸侯，其根本就已经不正了。这就是孔子门下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提及五霸的原因。杀怀公的事情没有记载在经文中，不是被删削了，而是旧史没有保存下来罢了。

庐陵李氏说：公子纠的书写体例与子般、子野相同，所以《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他是尊贵且应当即位的。殊不知前面不写“子”字，是责备公子纠违背天伦之义；这里再次写“子”字，是责备桓公违背天伦之恩。

赵氏说：《左传》说鲁国杀了公子纠，按照《论语》所说“桓公杀公子纠”，就知道这是齐国自己杀他的罪过，鲁国只是执行而已。如果鲁国确实杀了他，应当说“齐国人让我杀公子纠”，不应当说“取”。

刘氏说：《谷梁传》说“说‘取’，是责备鲁国”，这是不对的。说“取”，是责备齐国罢了。鲁国有什么可责备的呢？

译冬季，疏浚洙水。

《公羊传》说：“洙，是什么水？疏浚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疏浚它？是因为畏惧齐国。为什么畏惧齐国？是因为推辞杀害子纠的缘故。”《谷梁传》说：“疏浚洙水，就是加深洙水。这是用力不足的表现。”

巩固国家以保护百姓为根本，如果轻率地役使民力，胡乱兴办大工程，国家的根本一旦动摇，即使有长江大河环绕作为疆域的屏障，有洞庭、彭蠡、黄河、汉水那样的险要，仍然不足以凭借，何况是洙水呢？《春秋》记载疏浚洙水，显现出在守卫国家的次要事务上劳民伤财，却不懂得根本，这是给后人留下的警戒。

【张氏说：洙水在鲁国北部，是齐国攻打鲁国的道路。鲁国虽然杀了子纠，仍然有畏惧齐国的心思，所以疏浚洙水使之加深，以防备齐国军队的到来。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鲁国不能明察政令刑罚、凝聚人心，使大国畏惧，反而重重地劳役民力，致力于用深险的地势来自守，不知道这是在无益的事情上困害百姓。古人‘剥取桑皮，修补门窗’的防患未然之意，不像这样浅陋。王氏说：随国有季梁，楚国不敢攻打；郑国有子产，晋国不能使其屈服。如果没有君子，国家怎么能存在呢？庄公接纳子纠却不懂大义，洙水近在城北，却劳民于次要事务，这不过是儿戏罢了。汪氏说：城墙和护城河，是有国家的人不可废弃的，但有应当防守而不能不防守的情况，也有不必仅仅依靠防守的情况。《春秋》记载‘灭下阳’、‘筑城虎牢’，是责备虢国、郑国不能防守；记载‘疏浚洙水’、‘在内部修筑城邑共二十四次’，是用来责备鲁国仅仅依靠防守而重重困害民力。】

【鲁庄公十年】

春季周历正月，鲁军在长勺击败齐军。

【《左传》说：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庄公准备迎战，曹刿请求拜见。他的同乡人说：‘当权的人谋划这件事，你又何必参与呢？’曹刿说：‘当权的人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于是入朝拜见。曹刿问：‘您凭借什么作战？’庄公说：‘衣食这类养生的东西，我不敢独自专有，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回答说：‘小恩小惠没有遍及众人，百姓不会跟从您。’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我不敢虚报，一定对神诚实。’曹刿回答说：‘小信用未能使神信服，神不会赐福给您。’庄公说：‘大大小小的诉讼案件，虽然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根据实情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尽了本职的一类事情，可以凭借这个打一仗。作战时请允许我跟随。’庄公和他同乘一辆战车，在长勺作战。庄公准备击鼓进军，曹刿说：‘还不行。’齐军击了三次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庄公准备驱车追击，曹刿说：‘还不行。’他下车查看齐军车轮的痕迹，登上车前横木眺望齐军，说：‘可以了。’于是追击齐军。战胜之后，庄公问其中的缘故，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振作士气，第二次击鼓士气就衰弱了，第三次击鼓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耗尽，我们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战胜了他们。大国难以预测，担心有埋伏。我看到他们的车迹混乱，望见他们的旗帜倒下，所以追击他们。’《谷梁传》说：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疑战’，怀疑是战争却说是‘败胜’，这是内辞。杜氏说：‘长勺，是鲁国的地方。’】

齐军攻打鲁国，经文不记载“伐”，意在责备鲁国。以欺诈手段作战称为“败”。【范氏说：不约定日期而战，以欺诈互相袭击。】击败对方的一方为主语。【啖氏说：凡是鲁国获胜就说是‘败某师’。】有人说：长勺是鲁国地方，齐军来到这里，所谓敌人加害于己，不得已而后应战。似乎没有罪过，凭什么见责呢？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兴兵，善于用兵的人不列阵，善于列阵的人不交战。所以出使则有文告之辞，而疆界则有守御之备。至于善于列阵，德行已经衰落了，何况兵器相接，又以欺诈谋略取胜呢？所以记载鲁国为主语来责备它，这些都是扰乱国家的做法，减少怨恨的方法，是王者所做的事。【张氏说：记载“败”而不记载“战”，是厌恶欺诈作战。使用民力进行战争，古代有司马车战之法，约定日期时刻，两军列阵相对，以决胜负，即使战败逃跑，也没有大量杀人的祸患。如果欺诈作战出其不意，或者一举歼灭敌军，那就是非常不仁了。庄公政令刑罚不修明，治军没有法度，齐军到来，以欺诈谋略侥幸获得一次胜利，《春秋》深加讥讽。汪氏说：《春秋》记载外国战败的有八次，本国战败的有一次，战败中原诸侯的有七次，而庄公占其中三次。为什么庄公习惯于欺诈取胜到这种地步呢？有人说庄公与敌国为敌，圣人庆幸他胜利而记载下来。唉！假使庄公在刚即位时，倾尽国力，向齐国问罪，而有再战再胜的功劳，那就是善事了。现在却挟持不能接纳子纠的愤恨，而逞其狡诈，哪里还顾得上敌仇？如果认为是敌仇，那么入侵宋国两次击败宋军，宋国就不是敌仇了。刘氏说：按照《左传》，齐军攻打我国，庄公准备击鼓，曹刿说：“还不行。”齐人击了三次鼓，曹刿说：“可以了。”齐军大败。杜氏注：“齐人虽然已经列阵，鲁国用权谋诡计拖延，使齐军列阵完成却不能用，所以以未列阵为文。”这是不对的。原本设定都列阵称为“战”，未列阵称为“败”的体例，是为了显示正与不正。这里既然都列阵了，就是正的。但是《左传》所载的，是当时杂记妄出的，曹刿及战事不足为据。】

二月，鲁庄公入侵宋国。

【这是记载“侵”的开始。《公羊传》说：为什么有的说“侵”，有的说“伐”？轻率地说“侵”，慎重地说“伐”。作战不说“伐”，围困不说“战”，攻入

译不记载“围”字。

灭国却不记载“入”字，是因为这件事更为严重。谷梁传说：侵犯时，这里为什么记载月份呢？是因为对齐国的怨恨加深，又退兵侵犯宋国，从而增多自己的敌人。这是厌恶这种行为的原因。

译谨而月王氏说：宋闵公在鲁庄公二年即位，两位国君未曾有过嫌隙，为什么要入侵宋国呢？用欺诈手段击败齐国，乘胜入侵宋国，都是招致战祸的做法，不是保全国家的谋略。张氏说：“庄公因为侥幸在齐国得志，于是发动没有名分的军队去掠夺宋国边境，这就是导致郎地之战的原因。”蜀地杜氏说：《周官》九伐之法，对于倚仗坚固不服从的就入侵它，这大概是天子命令诸侯去入侵，不是诸侯各国可以擅自决定的。春秋时期入侵、讨伐、战争、围困的情况很多，必须详细记录，以显示讥刺之意。汪氏说：赵氏编纂条例，驳斥关于“侵”和“伐”的三种说法，认为声讨罪过去征讨叫“伐”，没有名分出兵叫“侵”。然而齐桓公入侵蔡国，刘文公入侵楚国，难道可以说没有名分出兵吗？文定修改说：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侵”，这个意义恰当了，详细记载在十五年。

三月，宋国人迁移宿国。

这是迁移国家的开始。《公羊传》说：“迁移是什么意思？是不通顺的意思。把土地归还给他。”子沈子说：“不通顺，大概是顺势成就它。”《谷梁传》说：“迁，是灭亡的措辞。不记载宿国的地点，是因为不再出现。迁，是还没有失去国家就离开的意思。”

说迁移宿国，是因为宿国不想迁移，是被宋国人迁移的。杜氏说：宋国强行迁移它并夺取它的土地，所以文字不同于邢国的迁移。赵氏说：迁徙并使其臣服叫“迁”。某陆氏说：移入封地内作为附庸。眷恋故土，是人的常情；迁移国家，是重大的事情。即使是避开祸害追求利益，离开危险趋向安全，尚且恐怕沉溺于众人之中，不肯顺从。《尚书·盘庚》注说：自从祖乙建都于耿，被河水毁坏，盘庚想要迁都到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迁，互相用流言煽动，用祸患恐吓，使他们陷入罪恶，于是告诉百姓不顺从的后果。何况被迫于蛮横无理，不是他们想要的，抛弃长久居住的田地房屋，砍伐新迁徙时的蓬草荆棘，路途的辛劳，营建房屋的劳累，引起怨恨，伤害和睦之气，难道不令人怜悯而有隐痛吗？肆意行事而不顾惜，其不仁也太过分了。凡是记载迁移不再贬斥，而厌恶之意已经显现了。高氏说：宿国介于宋国和鲁国之间，属于宋国但亲近鲁国，宋国人认为它二心于鲁国而迁移它。王氏说：驱赶它使其归属作为附庸，从此宿国不再出现，也就罢了。宋闵公这样做，过了三年就被贼臣杀害，难道不是天道好还吗？有人问：圣人厌恶人迁移国家，史书为什么要选取盘庚？茅堂胡氏说：有不利之处，意图自己迁移，有什么可厌恶的呢？或者介于大国之间，或者迫于戎狄，被别人迁移的，春秋怜悯他们。襄陵许氏说：迁移它使还没有失去国家就离开，其意义还难以接受，这说明王泽还没有枯竭。僖公、文公以后，有灭国的，没有迁国的了。汪氏说：记载迁国邑的有三处，记载自己迁移的有七处。宋迁宿，齐迁纪、郱、鄑、郚、阳，都是强行迁移并夺取土地。邢迁夷仪，卫迁帝丘，许迁叶、夷、白羽、容城，蔡迁州来，都是以自己迁移为文。然而只有邢、卫是迫于狄人而自己迁移，蔡、许是被吴、楚迁移，也记载为自己迁移，大概是因为虽然被强暴迁移，但迁移而没有灭亡就说某国迁于某地，迁移而随即灭亡就说某人迁某国。邢迁如归，齐桓公得以兴起灭国继绝的道义，是春秋二百多年中最善的，后来没有人能继承。赵氏说：《公羊传》说：把土地归还给他。根据这个，是将自己的土地环绕给他，不是迁移他的意思。庐陵李氏说：三传《左氏》《谷梁》同于《公羊》顺势臣服的说法，也是说得通但不通顺的话，迂腐偏僻没有意义，所以不采纳。《谷梁传》说还没有失去国家就离开，本来说的是自己迁移，注解说得对，许氏沿用了这个说法。又说：“迁移它使还没有失去国家就离开，其意义还难以接受，这说明王泽还没有枯竭。”僖公、文公以后，有灭国的，没有迁国的了。以此贯通，迁纪、迁阳、降鄣等，都是一样的。

夏六月，齐国军队、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鲁国在乘丘击败宋国军队。《左传》：齐国军队、宋国军队驻扎在郎地，公子偃说：“宋国军队不整齐，可以击败。宋国战败，齐国必定撤退，请攻击他们。”鲁庄公不允许。从雩门偷偷出去，蒙上虎皮先发起攻击。鲁庄公跟随他，在乘丘大败宋国军队。齐国军队于是撤退。《公羊传》：说“驻扎在郎地”是什么意思？是讨伐。讨伐为什么说“驻扎”？齐国参与讨伐而不参与作战，所以说讨伐。我能击败他们，所以说驻扎。《谷梁传》：次，是停止。畏惧我。不说“疑战”，疑战而说“败胜”，是内辞。杜氏说：乘丘，是鲁国的地方。齐国、宋国轻率地出动大军，深入他国边境，放纵报复之心，确实有罪。鲁国人如果能不用欺诈谋略，奉行辞令，两国就会离开。贪图一时的防备，而积累四邻的怨恨，这是小人的做法。所以“驻扎者不以其事，胜者不以其理”，互相讥刺。汪氏说：大众，根据两国称师；他境，根据郎、乘丘都是鲁地；报复，齐报长勺之战，宋报鲁公入侵；不以其事，根据不记载伐；不以其理，根据不记载战而只记载败，是对的。刘氏说：齐、宋轻用其众，整顿军队，入侵别人的国家，而不指名所伐，想要窥探利益乘便，快意攻取之意，使鲁人恐惧担忧，出奇计诈谋以

译自我救难，反而覆灭了敌军，百姓父子无辜陷落死亡，这是国君贪图小利、轻率使用民众的罪过。鲁国人如果真能不使用欺诈的计谋，以忠诚守信的态度对待辞令，来阻止齐、宋两国的军队，那么齐、宋的军队就会撤走了。这样用来消除祸患、制止战乱，安定国家、便利百姓，不是更加坚固且长久吗？贪图得到一时的胜利，却忘记了长远的考虑，这是小人崇尚勇力、吝惜灾祸的过失。所以《春秋》对“驻扎”的一方不认为其合乎义，对“战胜”的一方不认为其合乎道，双方都受到讥讽。襄陵李氏说：齐桓公刚进入鲁国时，没有安抚那里的百姓，就轻率地使用他们，因此两次在鲁国未能得逞。晋文公进入周王室时，过了五年才使用那里的百姓，大概就是鉴戒于此。陈氏说：经文说“次”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桓公谋求霸业而未能成功。对外国军队没有记载“次”的，桓公最急切想要得到的，就是鲁国。如果不能得到鲁国，就不能会合诸侯。在郎地驻扎军队，是想以此屈服鲁国。而北杏的防备没有到达，鄄地的防备也没有到达，那么还是未能得逞于鲁国。于是记载“次”，用来显示桓公在诸侯中未能得逞。因此记载齐、宋在郎地驻扎，以记录齐国称霸的艰难；记载楚、蔡在厥貉驻扎，以记录楚国称霸的艰难。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人心了。不随便顺从齐国，这是人心还存有周王室的正统；不随便顺从楚国，这是人心还存有晋国的正统，如果有王者兴起，天下人都会归往他那里。齐国变革一次可以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变革一次可以达到道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有志于鲁国的原因。汪氏说：齐国，《宋书》中记载军队显示兵力的强大，记载“次”显示其出兵没有正当理由。鲁国记载“公”和“败”，显示其作为千乘之国的君主却不用正道战胜别人。史书记载在乘丘作战，马匹受惊导致大败，鲁公从佐车上摔下，别人递给他扶手，那么虽然能战胜宋国，鲁国也危险了。这就是《春秋》说“公”并讥讽他的原因吧？赵氏说：《公羊传》说齐国参与讨伐而不参与作战，所以说“伐”。查考经文实际上没有讨伐就失败了，所以不说“伐”罢了。又说：我能打败他们】

译所以如果像这样叙述次序，那么只是记载了败绩的含义，难道不清晰吗？何必假借叙述次序呢？庐陵李氏说：齐国怨恨鲁国，始于接纳子纠；宋国怨恨鲁国，始于鲁公的侵犯，而实际上则是齐桓公挟持宋国以图谋霸业。所以胡氏明确指出了“次”与“败”的防范意义，而陈氏深刻洞察了齐、宋的用心，两种说法兼用，这才完备。

秋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了蔡国的军队，并将蔡侯献舞俘虏回去。【莘，音申；舞，谷梁传作武】

这是楚国强大的开始。左氏说：“蔡哀侯娶了陈国的夫人，息侯也娶了陈国的夫人。息妫将要回娘家，路过蔡国，蔡侯说：‘这是我的姨母啊。’便留她相见，对她不敬。息侯听说后，大怒，派人告诉楚文王说：‘攻打我，我求救于蔡国，然后您再攻打蔡国。’楚文王听从了。秋九月，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将蔡侯献舞俘虏回去。张氏说：荆是楚国的旧称，周成王将熊绎封在丹阳。

蔡侯为什么被称名而绝笔呢？凡是记载败绩、灭亡、入侵，并且将国君俘虏回去的，都称其名，是因为他们沦为臣虏，所以绝笔以示贬斥。【刘氏说：被俘虏回去，大概是就擒而不以为耻的人。薛氏说：将蔡侯献舞俘虏回去，为什么是执拿而不释放呢？经文中不说‘执’，是不认可楚国执拿中原诸侯；不说‘获’，是不忍心诸侯被楚国所获。临川吴氏说：蔡侯被楚国所获，被带回去，留在楚国，直到庄公十九年才去世。】像蔡献舞、潞婴儿、沈嘉、许男斯、顿牂、胡豹、曹阳、邾益之类就是这样。【汪氏说：宣公十五年，晋国灭潞，将潞子婴儿俘虏回去；定公四年，蔡国灭沈，将沈子嘉俘虏回去；定公六年，郑国灭许，将许男斯俘虏回去；定公十四年，楚国和陈国灭顿，将顿子牂俘虏回去；定公十五年，楚国灭胡，将胡子豹俘虏回去。哀公八年，宋国入侵曹国，将曹伯阳俘虏回去。哀公七年，入侵邾国，将邾子益俘虏回来。】

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正道。即使逃跑，虽有罪过，尚且有羞耻之心。被俘虏就太耻辱了。楚国人灭夔，将夔子俘虏回去。唯独不称其名，是因为夔子无罪而被讨伐，虽然国家灭亡，身为臣虏，但其义理正直，言辞起初不服。【汪氏说：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国人责备他，他回答说：‘我的先王熊挚有病，鬼神不赦免，自己流窜到夔，我因此失去了楚国，又何必祭祀呢？’】所以唯独借给他爵位而不称其名。春秋的法度，诸侯活着时不称名，失去土地则称名，将他比作卑贱之人，想要使有国的君主战战兢兢，长久守住富贵，没有危险过分的举动。【刘氏说：楚国是祝融的后代，其先世有元德显功，与周室相通，与中原戴冠束带的君主没有不同，僭称王，所以贬低其称呼。张氏说：外夷荆蛮，所以不称师与人，略去不提。称名献舞而记载‘以归’，是责备他不死守君位，活着投降于楚国。诸侯活着时不称名，称名则意味着君位已绝。王政不行，蛮荆侵凌中原，楚国从此在天下得志二百多年，而周朝的子孙日益衰微，这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高氏说：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齐桓公开始介入，威令不行，所以荆人强暴，敢在中原肆虐。临川吴氏说：荆成为中原的祸患，宣王时已经讨伐过它，进入春秋后侵凌更加严重，但事情没有传到鲁国，所以不记载。蔡与齐、鲁、宋、卫、陈、郑都是中原的望国，蔡首先遭受祸患，这是经书记载荆蛮入侵国家的开始。陈氏说：荆在莘地打败蔡师，这是扰乱华夏的开始。吴国在鸡父打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那么诸夏不灭亡的就很少了，所以记载荆从此开始，而春秋以吴国终结。自从在邓地设防，诸侯就畏惧楚国了，但打败邓不记载，打败随不记载，打败郧不记载，即使灭申、灭邓、灭息也不记载。打败蔡师并将献舞俘虏回去，于是开始记载。春秋的法度，灭国的君主说‘以归’，只是战败罢了，而说‘以归’，这就是蔡国服属于楚国，这是春秋的大变。庐陵李氏说：楚文王即位，在庄公四年，当时承继武王的功业，内有邓曼作为母亲，外有令尹斗祁、莫敖屈重等作为臣子，在汉水北岸设防而随国人不能乘其防备，邓国断绝祭祀而三甥无法谋划其暴行，于是楚国的势力不可遏制了。庄公十年，是王伯夷夏消长的一大关键吗？齐桓公正图谋鲁国以在东边图谋霸业，而荆国也执拿蔡侯以在南边争强。鲁、蔡都是文昭之亲，而在此遭遇，春秋难道没有用意吗？那些不知道的人认为霸业成功而中夏兴盛，知道的人则认为王道消亡而诸夏微弱。所以执拿国君的祸患、灭国的祸患，都始于这一年。天下无王，是齐国造成的；天下无中国，是楚国造成的。又说：‘楚国记载为“荆”，始于这一年。记载“荆人”，始于庄公二十三年；记载“楚人”，始于僖公元年；记载“楚大夫姓名”，始于僖公四年；记载“楚子”，始于僖公二十一年。’汪氏说：‘史记记载，周文王封祝融的苗裔熊绎于楚国，赐予子男之田。夷王之时，王室衰微，熊渠深得江汉间民心。熊渠立为王，厉王暴虐，熊渠畏惧其讨伐，去掉王号。十一世到熊通，讨伐随国，请求王室尊为王，王不听从，于是自立为武王。儿子文王开始强大，凌驾于江汉间小国之上，打败蔡国，就是这个时候。’

译也。”《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经文记载“荆”是以州名来举称，杜预则认为“荆”是其本来的称号，后来才改为“楚”。现在考察《檀弓》中说“天子将前往荆地”，《晋语》中叔向说“荆打败我们”，那么“荆”或许是楚国的旧称。然而《商颂》中称“荆楚”，可见“荆”改称“楚”已经很久了。或许就像郳国改称小邾却仍然称郳，申国称滕、薛、郳一样，大概是《春秋》行文简略，所以举用其旧称罢了。我曾考察靠近楚国的国家，自从申、息等国灭亡后，只有陈、蔡两国最为邻近，所以这两国屡次遭受侵伐，甚至被灭国。而仅存的蔡国国君，从蔡献侯、蔡舞侯以下，死于楚国的就有三位。《春秋》记载“楚患”，开始于“荆败蔡”，结束于“楚公子申伐陈”，圣人大概是为此感到伤痛啊】

译冬季十月，齐国的军队灭掉了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

【这是灭国的开始。《左传》记载：齐侯出奔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冬季，齐国军队灭掉谭国，是因为谭国无礼。谭子逃奔到莒国，是因为两国曾结为同盟的缘故。《公羊传》问：为什么不记载谭子“出奔”？因为国家已经灭亡，没有地方可以出奔了】

记载灭国而又记载国君逃奔，是责备他不能为社稷而死【范氏说：谭子在国家灭亡时没有称名，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罪过。凡是记载逃奔，都是责备他不能为社稷而死】不记载“出奔”，是因为国家灭亡，没有地方可以出奔。国家灭亡，自身逃奔，而不能守住自己的富贵，为什么还记载他的爵位呢？因为他没有招致灭亡的罪过，遭受了横暴的侵犯，而力量不能取胜，以至于出奔，这也是不幸罢了。其中的道义大概还没有断绝。查考《左传》：齐侯出奔时，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齐侯回国时，诸侯都来祝贺，谭国又没有来，责备他失掉侍奉大国的礼节是可以的，但因此就被灭国，可以吗【张氏说：齐侯正有志于在天下执政，不仅不能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后代，反而因为私怨覆灭小国，他的罪过太大了】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楚人灭掉〇国，〇子逃奔到黄国。狄人灭掉温国，温子逃奔到卫国。这三个国家之所以都保留国君的爵位，而不把他们比作失地的国君那样称名【孙氏说：逃奔到莒国不称名，是因为谭国本来没有恶行】那么吴国灭掉徐国，徐子章羽逃奔到楚国，为什么唯独称名呢？查考《左传》：吴国攻打徐国，徐子剪断自己的头发，带着夫人去迎接吴子，已经屈服之后才逃奔，哪里还有复兴国家的志向呢？唯独称名，是为了断绝他的道义【家氏说：国家灭亡而逃奔的人，道义上不再侍奉仇敌，志在复兴国家，还算是《春秋》所赞许的。如果甘心侍奉仇敌，不以为耻，或者被俘获带回，那就是《春秋》所鄙视厌恶的。以此警示万世，那些国家灭亡不能死，甘心做禅、皓、愍怀、叔宝那样的人，唉，可叹啊】《春秋》的道义，虽然在于抑制强暴、扶持弱小，但也责备弱小者不自强于为善，所以它的书写法则如此【茅堂胡氏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只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比如谭国有怨恨就灭掉它，鄣国可以夺取就让它投降。如果效法圣人，那么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能得到天下也不做。王氏说：这是管仲攻取瑕邑的计谋。薛氏说：五霸中，桓公最盛，威逼凌辱诸侯，以图谋霸业，首先灭掉天子分封的诸侯，以施展威风，儒者不称道他，是应该的。陈氏说：记载“灭”字开始于此。纪侯大去，宋人迁宿，还不能说是灭，一定要像齐桓公这样才可以说是灭。那么灭国是从齐桓公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为什么把首开灭国先河的罪责归于齐桓公呢？如果没有桓公，那么灭国的祸患不会接连不断地发生在天下。《春秋》记载灭国三十六次，都是五霸造成的。汪氏说：齐桓公图谋霸业之初，灭掉谭国、遂国，降服鄣国，迁徙阳国，专门用威力凌暴弱小国家，以恐吓天下的诸侯。他后来虽然能保全三个灭亡的国家，但功劳不足以掩盖过错。有人却引用《仲虺之诰》，说兼并弱国、攻击昏暗的国家，夺取动乱的国家、侮辱灭亡的国家，成汤凭借正义来匡正天下，圣人在齐桓公向楚国示威时，所以记载“师”。把五霸、三王的罪人，用他虐待小国的事作为憎恶的比喻，不也很迷惑吗？《春秋》记载“荆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带回”，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子逃奔到莒国，那么齐桓公也就是熊赀那样的人罢了，不需要贬斥断绝，他的恶行自然显现。○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灭”有三十六次，啖子说：凡是灭国直接记载“灭”的，罪责在于灭人者，重于被灭者，是说力量屈尽而死。像萧、邢这类，以及遂、黄、顿、江、六、庸、舒蓼、甲氏、留吁、舒庸、菜、舒鸠、頼、蔡、州来、巢不记载国君逃奔，应当归入此类。凡是记载“灭”又记载国君逃奔的，则双方都有罪，并且责备他不能为社稷而死，像谭、〇、温、徐这类就是。凡是记载“灭”又记载“以归”，又称名的，既责备他不能死节，又没有复兴的志向，像潞、婴儿、沈、嘉、许、斯顿、牂、胡、豹这类。记载“灭鄫”，不是灭国而记载“灭”；下阳不应当记载“灭”而记载“灭”，则是变例。把偪阳子带回，不记载；陆浑子逃奔到楚国，不记载，是免除他们的罪责。胡、髠、沈、盈一战而身国俱亡。楚国灭掉陈国，不记载逃奔到哪里，因为陈国没有国君；夔子不称名，是因为没有罪过；徐子称名，是因为已经屈节。以上胡氏都采用啖子的说法，所以详细记录。《左传》说：“动用大军叫灭”，《公羊传》说：“灭，是亡国的善辞，表示上下同心协力”，都可以讲通。《国语》说：“军队攻打谭、遂而不占有”，意思是把土地分给诸侯，大概是夸大桓公的言辞罢了】

【戊庄王十戌四年】十一年【齐桓公三年，晋缗侯二十二年，卫惠公十七年，蔡哀侯十二年，郑厉公十八年，子仪十一年，曹庄公十九年，陈宣公一年，〇靖公二十一年，宋闵公九年，秦武公十五年，楚文公七年】

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五月戊寅日，鲁庄公在鄑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鄑：子斯反】

【《左传》记载：夏季，宋国因为乘丘之战的缘故，所以侵犯我国。庄公抵御他们。宋国军队还没有列好阵势就迫近攻击，在鄑地打败了他们。凡是军队，敌人没有列阵叫“败某师”，都列阵叫“战”，大败溃散叫“败绩”，获得胜利叫“克”，包围并打败叫“取某师”，京师战败叫“王师败绩”】

译关于某事。《谷梁传》说：“国内之事不记载‘战’，只列举重大事件，这是为了表明成败的结果。”宋万被俘一事，杜氏说：“鄑，是鲁国的地方。”张氏说：“宋国军队两次来犯，两次战败，兵祸随即波及到他们的国君。鲁国虽然两次获胜，国家也因战争而疲惫了。”王氏说：“宋国战败却不知惩戒，鲁国获胜却不知停止，他们滥用武力的行为太过分了。史书详细记载日期，是为了对此表示慎重。”汪氏说：“传文中说‘侵犯我国’，但经文中不记载‘侵’字，这与长勺之战的含义相同。”庐陵李氏说：“鲁国三次击败宋国，只有这次记载了日期，《谷梁传》的说法也有道理。”

译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

《左传》记载：秋季，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国国君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暴雨，损害了我们的祭祀谷物，该怎么办呢？不慰问。”宋国使者回答说：“我确实不恭敬，上天降下灾祸，又让国君担忧，拜谢您的慰问，深感屈辱。”臧文仲说：“宋国大概会兴盛吧？大禹和商汤归罪于自己，他们的兴盛就蓬勃向上；夏桀和商纣归罪于他人，他们的灭亡就迅速突然。况且诸侯国有凶灾，自称‘孤’是合乎礼制的。言语中表现出恐惧并符合礼制，大概可以吧？”不久又听说，说：“这是公子御説的话。”臧孙达说：“这应当成为国君，他有体恤百姓的心。”《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记录灾祸。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波及到我们。”《谷梁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是王室的后代。高低之地有水灾，称为大水。”

凡是外国的灾祸，如果报告就记载【杜氏说：鲁国国君派使者去慰问，所以记载】。所谓灾祸，是指危害到百姓和物资的，如水灾、火灾、战争、戎狄的侵犯等。诸侯对于邻国有体恤疾病、救助急难的道义，那么报告是合乎礼制的，而且不可以不慰问【张氏说：连年交战，怨恨不废除礼制，大概是古意还保存而没有泯灭】。所以四国同遭灾祸，许国不慰问，君子因此知道许国会先灭亡【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凡是记载灾祸，体现《春秋》有警惕天戒、体恤百姓疾苦的心，这是王者的事情【刘氏说：怪异现象，是上天用来告诫君主使其修德的，所以怪异出现就内心自我反省罢了，不是等待外部的。不该报告而报告是失礼，失礼就记载。灾祸，是危害到百姓和物资的。诸侯对于邻国固有体恤疾病、救助急难的道义，这是等待外部的，不可不慰问，慰问是合乎礼制的，合乎礼制就记载。《公羊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波及到我们。按《春秋》内视本国而外视诸夏，如果水灾波及鲁国，自然可以记载鲁国的灾祸，没有必要详细记载宋国而简略记载我们。《谷梁传》说：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要记载？因为是王室的后代。不对，杞国也是王室的后代，未曾记载其灾祸，为什么呢？庐陵李氏说：外国的灾祸报告就记载，慰问就记载。左氏的注释是对的，公羊、谷梁是错的】

冬季，王姬嫁到齐国。

《左传》记载：冬季，齐侯来迎娶共姬。《公羊传》说：为什么要记载？经过我国。《谷梁传》说：其意图，经过我国。

按照周朝制度，王姬嫁给诸侯，车马服饰不依附于丈夫，比王后低一等【《诗经·何彼秾矣》传】。周王的女儿，姓姬，所以叫王姬。王姬虽然嫁给诸侯，但其车马服饰制度与其他国家的夫人不同，极言其尊贵显赫。郑氏说：比王后低一等，指乘坐厌翟车，勒面绩总，服饰则用揄翟】。礼制也很隆重。《春秋》的道义，尊崇君主抑制臣下，它记载王姬下嫁，为什么与列国女子用同样的辞句而不加区别呢？回答说：阳主动而阴顺从，丈夫先行而妻子跟随【《仪礼·士昏礼》宾客出来，妻子跟随丈夫乘坐他的车先行】，这是天理。阐述天理，训诫后世，那么即使是王姬这样尊贵，她应当遵守妇道，与公侯大夫士庶人的女儿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舜作为匹夫，娶帝尧的两个女儿，而记载说“嫔”【毗賔反】于虞【《书·尧典》注】嫔，即妻子，使行妇道于虞氏】。西周王姬嫁给齐侯，也遵守妇道，成就肃雍之德。其诗说：曷不肃雍，王姬之车【《诗·宋子》传】肃，恭敬；雍，和顺。说这为什么不肃肃而恭敬，雍雍而和顺呢？乃是王姬的车。大概王姬如此尊贵显赫，而不敢倚仗尊贵来骄纵其夫家，所以看到她的车的人，知道她能恭敬且和顺地遵守妇道】。自从秦朝以后，尤其想要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来治理国家，却不得其道，以至于说列侯娶公主【《初学记》】周末以天子嫁女于诸侯，使诸侯同姓者主之，始谓之公主。秦沿袭它，汉朝制度帝女为公主，姊妹为长公主，诸王女为翁主】，让男人侍奉女人，丈夫屈从于妻子，违背阴阳之位。所以王阳条奏世务，指出这是失误【《前汉书·王吉传》】吉字子阳，上疏说：汉家列侯娶公主，诸侯国人承翁主，让男人侍奉女人，丈夫屈从于妻子，违背阴阳之位，所以多有女乱。宣帝认为他的话迂阔，不很宠信他】。而长乐王回也认为其弊端，以至于父母不敢养育【许六反，下同】他们的儿子，公公婆婆不敢养育他们的媳妇【汪氏说】宋王回字深父，福州长乐人，考中进士不做官，隐居著述】。推究其意图，虽然想要尊崇君主抑制臣下来治理国家，但使人伦在上层悖乱，风俗在下层败坏，这又怎么是治理国家的方法呢？其流弊至此，然后才知道《春秋》记载王姬和诸侯女子用同样的辞句而不加区别，垂训的意义很大了【高氏说】公不可以主持齐国的婚事，所以重复而重复出现。王氏说：主持襄公的婚事其罪大，所以记载详细；主持桓公的婚事，其罪小，所以记载简略。张氏说：王姬即齐侯的夫人，王姬是也。鲁国与齐国为仇，但已改朝换代，所以齐侯来迎娶不记载，只记载王姬的归宁而已。王女下嫁，无异于诸侯的女子出嫁，大概夫妇之道是三纲所系，不可不早正，所以趁其初嫁而统一于诸侯女子出嫁的辞句。如果说前往女家，必须恭敬必须警戒，常礼不可紊乱。汪氏说：后世公主出嫁，没有王姬遵守妇道的风气，无不奴役其丈夫，即使尚主者极

译他有才名，但权势屈从于显贵，只能吞声忍气，无处申诉，所以晋人有“无事取官府”的说法。到了六朝，这种弊病更加严重，江斆在《尚临海公主让昏表》中说：“制勒甚于仆〇”，由此可知其弊端了。《春秋》记载王姬出嫁，与当时的时势相互印证，实在是万世的法则。陆氏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记载这是过分的行为”，按说记载她出嫁是因为鲁国为她主婚罢了。《谷梁传》在其他地方就说“为她做媒的人送她出嫁”，这与此处自相矛盾了。附录：《左传》记载乘丘之战，鲁庄公用金仆姑箭射南宫长万，庄公的右御歂孙生〇救了他。宋国人请求释放他，宋公戏弄他说：“起初我敬重你，现在你是鲁国的囚犯，我不再敬重你了。”南宫长万对此感到愤恨。

译【庄王十年崩】十有二年【齐桓公四年，晋缗公二十三年，卫惠公十八年，蔡哀侯十三年，郑厉公十九年，子仪十二年，曹庄公二十年，陈宣公十一年，靖公二十二年，宋闵公十年被弑，秦武公十六年，楚文公八年】

春季，周王三月，纪叔姬回到酅地。

《公羊传》说：经文说“归于酅”，这是什么意思？是有所隐讳吗？为什么要隐讳呢？因为她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她只是回到叔父那里罢了。《谷梁传》说：国家灭亡了却说“归”，这酅只是一个邑罢了。为什么说“归”呢？因为她是我们的女子，失去了国家，高兴找到了安身之所，所以说“归”。啖氏说：不是出嫁后的归宁，所以加上“纪”字。何氏说：酅不隶属于齐国，是因为当时齐国只保留五座宗庙，所以纪国还存在。庄公四年纪侯离开国家，叔姬直到这时才回到酅地，是因为纪侯刚刚去世，所以叔姬这时才回去。说“归”，是顺当的措辞，因为宗庙在酅地，回去供奉祭祀。汪氏说：叔姬虽然是伯姬的媵妾，但诸侯的夫人去世后，次妃就代理处理内务，所以叔姬虽然是媵妾，应当供奉纪国的祭祀。鲁国是宗国，妇女有归宁的道理，纪国已经灭亡，不回到鲁国。家氏说：丈夫去世没有儿子而终老在父母家，是不合正道的；终老在夫家，才是正道。这就是所谓保全节操、坚守道义，不因国家灭亡而亏损妇道。杜氏说：叔姬保全并坚守节义，以终了妇道，所以经文将她系于纪国，是赞美她。鲁国人敬重她的节义，恩惠礼遇有加。汪氏说：当时一定有馈赠、问候、吊唁、安葬的礼节，所以史册记录下来。因此她回到酅地，她的去世，她的安葬，史册都详细记载。孔子修订《春秋》，保留而不删削，使她与卫国的共姜一同流传不朽。《诗经·鄘风·柏舟》小序说：共姜自誓。卫国世子共伯早死，他的妻子坚守道义，父母想强行改嫁她，她发誓不答应。像夏侯令女，是曹爽的弟媳，寡居坚守志向，父母想强行改嫁她，她发誓不答应，并且说：“曹氏全盛的时候尚且想要保全始终，何况现在衰亡，怎么忍心抛弃他们？”《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说：夏侯文宁的女儿，名叫令女，嫁给曹爽的弟弟曹文叔，曹文叔早死，家里想改嫁她，她用刀割断双耳，居住时常依附曹爽，曹爽被诛杀，曹氏全部被杀，夏侯文宁因为曹氏没有遗类，希望她意志沮丧，派人暗示她。令女用刀割断鼻子，有人说：“夫家已经夷灭殆尽，守在这里是为了谁呢？”令女说：“仁者不因盛衰改变节操，义者不因存亡改变心意。曹氏全盛的时候尚且想要保全始终，何况现在衰亡，怎么忍心抛弃他们？禽兽的行为，我难道会做吗？”听到的人为之感动，这大概是听闻叔姬的风范而兴起效法吧。刘氏说：纪侯去世不记载，叔姬为什么能记载？《春秋》通过叔姬的行为，来表明纪季把酅地献给齐国不是为了利益，只是想保存国家罢了。假使纪季看到宗国的危险，分割土地以求利益，与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有什么区别？《春秋》应当断绝他。张氏说：叔姬是伯姬的媵妾，隐公七年嫁给纪国，伯姬死后，叔姬实际代理内务，而能不因国家的存亡而改变自己的职责，君子的心，不因自身的荣辱改变供奉宗庙的志向，所以一定要回到酅地，以终其身。《易经》说：“幽人贞吉。”在叔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春秋》能不记录她的始末，以显示妇道的正道吗？陈氏说：纪国灭亡了，为什么还称她为纪叔姬？叔姬保存了纪国。国家灭亡后又出现，是善意的措辞。所以纪国灭亡，记载纪叔姬；陈国灭亡，记载陈灾。刘氏说：邑，为什么不能说“归”呢？酅是纪国的别邑。纪国是叔姬的家。人回到自己的家，难道不能说“归”吗？认为高兴找到了安身之所，所以说“归”，为什么呢？《谷梁传》的说法不对。家氏说：《公羊传》说归于酅，是归于她的叔父，叔父是可以归的吗？大概是因为纪国的宗庙在那里，道义上应当回去。汪氏说：有人说叔姬归于叔父，不是她应当归的地方，是混乱的。叔姬归于酅，酅是纪国五座宗庙的所在，叔姬的归，是为了供奉祭祀，而不是归于纪季。夏侯令女依附曹爽，与叔姬正相同，怎么可以也指责她依附她的伯父呢？《春秋》记载本国女子，只有纪叔姬、宋伯姬，记录始末非常详细，不是贤德的人能这样吗？

夏季，四月。

秋季，八月甲午日，宋国的万弑杀了他的国君捷，以及他的大夫仇牧。【捷，公羊作接。《左传》说：宋万在蒙泽弑杀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击打杀死他；在东宫西边遇到太宰督，又杀死他，拥立子游。众位公子逃奔到萧地，公子御说逃奔到亳地。南宫牛、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亳地。《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连累。弑君的人多了，除了这里没有连累的吗？孔父、荀息都是连累的，除了孔父、荀息没有连累的吗？”回答说：“有。有那为什么这里要记载？是因为贤德。仇牧有什么贤德？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他不畏强暴是怎样的？宋万曾经与庄公作战，被庄公俘获。庄公回国，把他分散安置在宫中，几个月后才放他回去。回去后在宋国做大夫，与闵公博戏，夫人们都在旁边。宋万说：‘鲁侯真是贤良，鲁侯真是美好。天下诸侯应当做国君的，只有鲁侯罢了。’闵公在这些妇人面前炫耀，嫉妒他的话，回头说：‘这只是个俘虏罢了。’俘虏哪里，所以鲁侯的美好怎么会达到。宋万发怒，搏击闵公，折断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国君被弑，快步赶到，在

译守门人，手持剑呵斥他。万臂杀死了仇牧，打碎了他的头颅，牙齿嵌在门扇上。仇牧可以说是不畏惧强暴的人了。”《谷梁传》说：宋万，是宋国地位低下的人。地位低下的人以国号为氏，以及他的大夫仇牧，这是由尊贵者牵连到卑贱者。仇牧是闲职官员】

译国君被弑杀，大夫为救难而死，《春秋》记载此事，是因为这种行为值得褒扬。大夫在国君被弑的祸难中死去，却有不被记载的，因此可知孔父、仇牧、荀息都是值得褒扬的。仇牧可以说是不畏强暴了，然而白白牺牲了性命，没能捉拿贼人，对事情没有益处，这也值得褒扬吗？享受俸禄而不回避祸难，这是义；白白牺牲性命，没能捉拿贼人，也足以作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祸难者的教训了。为什么说没有益处呢？审察事物轻重的是权变；权衡轻重而处置得当的是义。太宰督也死在闵公的祸难中，被削去名号而不记载，是因为他自身有罪【汪氏说：桓公二年春天弑杀了殇公】。惠伯死在子恶的祸难中，也被削去名号而不记载，是因为这不是国君的命令【事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茅堂胡氏说：董卓召皇甫嵩去见，皇甫嵩被执而亡，汉朝与惠伯一样死得不得其所，如果知道《春秋》的道义，就不去了】。召忽死在子纠的祸难中，孔子把他比作匹夫匹妇的固执，自缢于沟渠而无人知晓，是因为他所侍奉的不正当。崔杼弑杀国君，晏平仲说：“人有国君而别人弑杀他，我怎么能为他死？又怎么能逃亡？”君子不因此怪罪晏子，是因为齐庄公不是为社稷而死，而晏子也不是他的私昵之臣【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如果像仇牧、荀息那样立于国家的朝廷，执掌国家的政事，而国君被弑，这不是私人的事，即使想不死，怎么能不死呢？圣人记载而不削去名号，作为那些为了求利而逃避祸难者的劝诫【范氏说：仇牧捍卫他的国君所以被杀，臣子既已死，国君不忍称其名，现在仇牧书名，就知道宋君先被弑】。只有这个道义不施行，然后才有把抛弃国君看得像土偶、弁髦【《庄子·田子方》篇：“真是土偶罢了”，注：“土偶，土人，遇雨就坏”；杜氏说：“董子垂髦，始冠三加成礼而弁，其始冠”】那样毫不在意，而三纲断绝了【汪氏说：《春秋》褒扬死节的臣子，是为了千万世侍奉君主者的劝诫，后世《春秋》的道义不施行，所以乱贼篡弑，而将相大臣都党同恶友，恬不知耻，如汉王舜等事奉王莽，魏王沈、王业事奉司马昭，晋傅亮、谢晦等事奉刘裕，宋褚渊、王俭事奉萧道成，唐张文蔚、杨涉等事奉朱温，甚至如冯道历事五代，都担任公师的高位，不以为辱，反而以为荣】。比起明皇的象、昭宗的猿，就有愧了。这难道不就是所谓抛弃国君像土偶、弁髦而毫不在意吗？○王氏说：“根据《左氏》，宋公相靳之后，万怨恨他的话而肆意作恶。古代贤君对待臣子以礼，出入起居，没有不敬的，那么戏谑的谈话，言外的忧虑，怎么会到来呢？闵公相反，所以招致祸患。”临川吴氏说：“《公羊》说庄公抓获万，把他安置在宫中，几个月后才放他回去。反而让他做大夫在宋，万有力无德，战败免罪已经幸运了，又让他做大夫。宋闵用人如此，他遭弑，是自取之也。”○庐陵李氏说：“孔父、仇牧、荀息，胡氏都认为书名，唯独《公谷》、啖子认为孔父是书字，怀疑《公谷》先君死之说也通。大概考证传文都符合。”

冬十月，宋万出奔陈

【《左传》：冬十月，萧叔大心及戴、武、宣、穆、庄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讨伐他，在军中杀了南宫牛，在宋杀了子游，立桓公。猛获逃奔卫国，南宫万逃奔陈国。用乘车拉着他的母亲，一天就到了。宋国人向卫国请求交出猛获，卫国人想不给他。石祁子说：“不可以，天下的恶是一样的。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得到庇护，庇护他有什么补益？得到一个男人而失去一个国家，与恶人交好而抛弃友好，不是谋略。”卫国人把他交还。也向陈国请求交出南宫万，用贿赂。陈国人让妇人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他，等到到达宋国，手脚都露出来了。宋国人把他剁成肉酱】

根据《左氏》，宋万在蒙泽弑杀闵公，逃奔陈国【范氏说：宋国长久不讨伐贼人，致使他得以逃奔。孙氏说：万八月弑君，十月才出奔，是宋国的臣子缓于讨伐贼人】。宋国人用贿赂向陈国请求交出万，陈国人让妇人给他喝酒，然后用犀牛皮包裹他。宋国人把万剁成肉酱。既然贼人已经讨伐了，为什么不记载“陈人杀万而葬闵公”呢【汪氏说：根据州吁、无知已被杀，那么卫桓、齐襄都记载了葬】。天下的恶是一样的，陈人不把万当作贼人而接纳他，又接受宋国人的贿赂而让妇人给他喝酒，这是与贼人为党，不是政刑。特意记载“万出奔陈”而“闵公不葬”，来彰显陈人与贼人为党的罪过，而不能正天讨，其法度严厉了。所以说“《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陈氏说：以前联合四国之君而后华督免于讨伐，现在万得以逃奔陈国，从此没有讨伐贼人的人了。张氏说：陈国容许他逃奔，罪已经很大了。接受贿赂而后交还他，与所谓“杀其人，污其官而猪焉”的意思，有什么不同呢？临川吴氏说：陈人应当像昔年执州吁那样执万，现在却接受他的逃奔，这是逆贼的逋逃主。宋臣虽然能驱逐贼人而立君，然而贼人既已遁去后才得以诛杀，比起石碏讨伐州吁的道义就有愧了，所以

译不记载“宋人杀万”。汪氏说：《春秋》记载“逆贼出奔”，一方面是为了责备国人未能诛杀贼人，另一方面是为了责备邻国不该接纳他。陈国人既然接纳了贼人，等到贪图贿赂之后才用欺诈手段将他杀害，这就不是天道的讨伐了。庆父杀害闵公后逃往莒国，莒国人也是接受了贿赂之后才将他送回，他在到达边境时被缢死，事情与此相同，大概也是因为不能彰显天道的讨伐，所以闵公也不记载安葬。里克、丕郑都已经被杀，而卓、剽不记载安葬，大概是因为晋国、卫国讨伐乱臣没有依据他们的罪行，而且又不以君主的礼仪安葬卓、剽。蔡般尚未被讨伐，而蔡景侯却记载了安葬，这是变通的体例，用来责备诸侯不能讨伐贼人。考察经文的上文下文以及经文前后的事件，其中的义理就显现出来了。连缀文辞、比较史事，这是《春秋》的教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庐陵李氏说：经文中记载“外国大夫出奔”共三十五次，始于宋万】

译【庚僖王子元年】十有三年【齐桓五晋缗二十四卫惠十九蔡哀十四郑厉二十子仪十三曹庄二十一陈宣十二〇靖二十三卒宋桓公御説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齐侯，谷梁传作齐人】

【《左传》：春天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宋国的动乱，遂人没有到达。《谷梁传》：‘这是齐侯、宋公，为什么称为‘人’呢？开始怀疑他们。怀疑什么呢？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的人，而是将要通过行事来接受霸主地位的人。说：‘可以吗？还是不可以呢？’这是列举众人之辞的说法。’杜氏说：‘北杏，是齐国的地方。’】

桓公为什么能和四个小国会盟？这是宋公和邾子【汪氏说：桓公率领诸侯以平定宋国的动乱，宋公决不会以小国身份会盟，邾是小国，尤其不敢以小国身份与公侯会盟】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人’呢？春秋时代，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政，从北杏开始，其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相继主持华夏盟会，都是效法这个做法的。桓公不是受命为霸主【孙氏说：周礼规定九命为伯，可以专征诸侯，像五霸那样也都是受命的伯，召伯赐给齐侯命，尹氏策命晋侯，春秋都不记录，所以孟子说：是三王的罪人】诸侯互相推戴以为盟主，这是无视君主了，所以四国称人以诛讨开始作乱的人，以正王法【杨氏说：春秋时代，诸侯主持天下会盟之政，从北杏之会开始；大夫主持天下会盟之政，从文公七年扈之盟开始；诸侯主持天下之政，是诸侯无视天子，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而互相推戴，桓公为盟主，圣人如果不贬低其开始，那么后世效法此而作乱，所以只书写齐侯，而宋、陈、蔡、邾的君主都称人，那么没有王命而推戴齐侯为霸主的罪责就清楚了。其后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争夺天下盟主，而王道断绝，是沿袭桓公的做法。永嘉吕氏说：方伯图谋尚未兴起时，列国诸侯互相吞并，间或有像郑庄公、齐僖公那样的人，虽然能雄长于一时，但最终未能执掌霸主之柄，天下纷乱无人统一，然而心中还知道有周天子。等到霸业图谋既兴，则一致听从霸主，下以号令诸侯，上以胁迫天子，一时气势声威赫奕，中国赖以稍安，从此王命逐渐衰微了。所以有北杏之会，就有幽之盟；有幽之盟，而后有葵丘之盟，那么宰周公就在会盟中了。然而这还是末节，到了温之会，那么天王实在巡狩了。比较这些事来看，善恶自然显现】齐侯称爵，是赞许他吗？上无天子，下无方伯，有能会盟诸侯、安定中国、而使百姓免于左衽，那么即使赞许他也可以。诛讨诸侯是正理，赞许桓公是权变【陈氏说：春秋不主兵，都按爵位排序，于是将齐排在宋之上，而独独称齐的爵位，是将给予齐以霸主地位。晋文的简曰：晋侯、齐师、宋师、秦师，都是开始称霸的言辞。从此没有特相会盟的了。髙氏说：齐桓开始谋划合诸侯都称人，而独举齐爵，是抑制他的言辞。从此执郑詹，伐山戎，执辕涛涂，二十余年不给予齐桓以爵位】有人说：桓公开始平定宋国的动乱，于是得到诸侯，所以四国称人，是说众人赞同他【杜氏说：宋国有弑君的动乱，齐桓想要修明霸业，所以在北杏会盟以平定它。家氏说：齐桓开创霸业以平定宋国的动乱，春秋赞许他，齐侯书爵是褒奖他。诸侯书人，是显明众望之所同属。周衰王纲陵夷，诸侯恣意专擅，齐桓能以尊王室，正诸夏，攘除寇乱为事，所以春秋赞许他。张氏说：东迁以来，王政不行，乱贼得志强暴肆行，天下思得贤伯之兴久矣。齐桓一会盟，而宋、陈、蔡、邾并来受命，可见天下归之，几乎如水之就下。然而桓公如果能在宋万初弑君之时举兵讨之，那么不劳告谕而天下翕然宗齐矣。临川吴氏说：是时管仲为政四年矣，教齐桓纠合诸侯以图伯，而始为此会也。按上年宋有弑君之乱，萧叔大心仅能率五族殄乱贼，立桓公，御説平宋乱者，定御説之位也。以平宋乱会诸侯，其名正矣。然而列国仅有陈、蔡小国，仅有邾并宋四国而已。若鲁若卫，最近于齐，而皆不会，是齐桓之信未能孚于诸侯也。○庐陵李氏说：春秋始伯之书有三：北杏独书齐侯，曹南独书宋公，城濮独书晋侯是也。然而胡氏止于北杏发予齐侯之说，陈氏兼及城濮，至于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葢以鹿上复人宋，则非始伯之辞矣。然而曹南予宋亦可。又说：此为齐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齐，得管仲于鲍叔而任之，首惩襄公田猎毕戈之戒，于是管仲得以尽行其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与国、髙各帅五乡焉。作内政而寄军令，兴盐防以尽海上之利，春搜

译秋季狩猎时，拥有士兵三万人，凭借强大的武力平定天下，又通过三次选拔来挑选贤才，起初由乡长推荐，接着由官员选拔，最后亲自考察评定。于是百姓都努力行善，根据土地情况来衡量赋税，山林湖泽各按时节开发，于是百姓各自安居乐业，划定疆界，重视聘问的礼物，招徕天下的游士。士兵可以用犀牛皮铠甲赎罪，挑选那些淫乱的人首先征发他们。让棠潜回到鲁国，让他作为南伐的主帅；让台原漆里回到卫国，让他作为西伐的主帅；让柴失吠狗回到燕国，让他作为北伐的主帅。所以齐国的疆域，南到阴地，西到济水以北，北到黄河，东到纪酅。拥有革车八百辆。即位几年后，东南方多有动乱的国家，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就率领三十一国臣服。这虽然是霸者的事业，但规模次序也有其由来。《左传》对桓公的事迹多有省略，所以在这里详细记载。内政的制度：十五乡出兵三万人，五家为一轨，轨设有长官；十轨为一里，里设有官吏；四里为一连，连设有长官；十连为一乡，乡设有良人。五乡设一师，所以一万人组成一军。与周制相比，周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这确实简便了。所以说桓公的军队是有节制的军队。

译夏季六月，齐国人灭掉了遂国。

《左传》记载：夏季，齐国人灭掉了遂国，并在那里驻军防守。《谷梁传》说：遂，是一个国家。经文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它是个小国。杜预说：遂国位于济北郡蛇丘县的东北方。

灭掉别国与被灭掉，哪一种罪行更重？攻取别国而记载为“灭”，是夺取别人的土地，使对方不能拥有其百姓；毁坏别人的宗庙，使对方不能进行祭祀。如果不是极其不仁的人，谁忍心这样做呢？被灭掉而记载为“灭”，是亡国时的委婉说法，表示上下同心协力，这也只是不幸罢了。俗话说：“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天下的百姓就会归心。”（南轩张氏说：复兴灭亡的国家，是不想忘记祖先的功德；延续断绝的世系，是不忍心让人家的宗庙祭祀断绝。）如今却灭掉别人的国家而断绝其世系，没有比这更重的罪行了。齐国人灭掉遂国，称“人”是因为其地位卑微。凡是记载“灭”的，不需要再次贬斥，其罪恶已经显现。（家氏说：遂国人没有参加北杏的会盟，固然有罪，但还不至于可以被灭。霸主假借公义来满足私欲，灭了谭国，又灭了遂国，不过是扩张领土的计划。《春秋》在三年之间连续记载两次“灭”，以彰显齐桓公的罪过，功过不能相互掩盖。高氏说：齐桓公还没有看到拯救中原国家的功劳，却向小国示威并灭掉它们，以此胁迫大国，圣人对此深加责备。）

秋季七月。

冬季，鲁庄公在柯地与齐桓公结盟。

《左传》记载：冬季，在柯地结盟，这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讲和。《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具体日期？因为这件事容易达成。怎么个容易法？齐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他的会盟不致送礼物，是因为信任他。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却从这次开始呢？这是因为鲁庄公将要与齐桓公会盟，曹刿进言说：“君主的意图如何？”鲁庄公说：“我活着不如死了。”曹刿说：“那么请您面对他的君主，我面对他的臣子。”鲁庄公说：“好。”于是与齐桓公会盟。鲁庄公登上盟坛，曹刿手持剑跟随他。管仲进言说：“您想要什么？”曹刿说：“城墙倒塌压到边境，您不打算考虑吗？”管仲说：“那么您将要求什么？”曹刿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管仲回头说：“君主答应吗？”齐桓公说：“答应。”曹刿请求结盟，齐桓公走下盟坛与他结盟。结盟后，曹刿挥剑离去。胁迫下的盟约是可以违背的，但齐桓公不欺骗；曹刿是可以报复的，但齐桓公不怨恨。齐桓公的诚信昭著于天下，是从柯地之盟开始的。《谷梁传》说：曹刿的盟约，是信任齐侯。齐桓公的盟会虽然在国内，与不记载日期一样，表示信任。杜预说：柯，是齐国的阿邑。

这是鲁国开始与齐国讲和。（孙氏说：鲁庄公没有参加北杏的会盟，齐桓公既然灭了遂国，害怕被讨伐，所以在此结盟。王氏说：柯是齐国的地方，而说鲁公前往，那么这次会盟本是齐侯的意思。）世代仇敌而讲和，可以吗？传记中有这样的话：对等的恩惠与怨恨，不传给后代。鲁国对齐襄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在齐襄公在世时，鲁国就释怨不再报复，反而主持王姬在禚地狩猎，参与伐卫，一同围攻郕国，接纳子纠。所以圣人详细加以讥讽贬斥，以彰显其忘记亲仇的罪过。如今改朝换代了，齐桓公开始会合诸侯，安定中原，抵御寇乱，尊崇周天子，却想要修好怨恨邻国，而危害其宗庙社稷，这能叫孝吗？所以长勺之战，专门用来责备鲁国，而柯地之盟，鲁公与齐侯都记载其爵位，则认为释怨讲和是可以的。（张氏说：鲁庄公自从齐桓公进入鲁国，屡次与他交战，虽然一两次获胜，但齐国正整顿军政以图霸业，鲁国有被讨伐的担忧，至此才开始与齐国讲和。《公羊传》《谷梁传》所载曹刿之事，齐桓公舍弃小利以收服鲁国，或许确实存在，都是霸术。只是《公羊传》说得过于夸张。）有人说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他贤德，是真的吗？根据孔子所记载的柯地之盟，其措辞没有贬义，那么说报了九世之仇而《春秋》认为贤德的，是荒谬的。那些传记，是借齐襄公的事来深责鲁庄公，在他亲身面对仇人时却释怨不报吗？（问：庄公与齐桓公会盟，《春秋》不加讥讽。朱熹说：凡事贵在开始。庄公亲眼看见襄公杀了他的父亲，既不能报仇，反而与他宴饮会盟，又为他主持婚礼，岂止是不能报仇而已？既然亲眼看见仇人如此，到了桓公时，又隔了一代，怎么还能责备他不报仇？仇人在面前不曾报仇，更想报在儿子或孙子身上，不仅事情上不可行，自己也显得没有气势。况且齐桓公率领诸侯尊崇周王室，以义举行事，庄公虽然不想赴他的盟会，难道可以吗？事情应当权衡时势义理的轻重。如果桓公无事自来召诸侯，庄公不赴也可以。现在桓公名义上是尊崇王室，如果庄公不赴，不是叛齐，而是叛周了。《春秋》只是根据事实这样写，在于如何看出他的讥讽或不讥讽？又问：假如庄公当初自己能举兵杀了襄公，还可以再赴桓公的盟会吗？回答说：他如果能杀襄公，他自己就会成为霸主，不用去跟随桓公。如果是这样，这件事就了结了。汪氏说：《公羊传》称齐襄公报了九世之仇，那就过分了。庄公在亲身面对仇人时，释怨不报，那就做得不够。现在从桓公到定公，才八代，而孔子辅佐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怎么能说九代还可以报仇呢？《春秋》在禚地狩猎时，称齐侯为“人”以贬低鲁公；在溺地伐卫时，贬斥不书“公子”；在围攻郕国时，避讳不书“公”。屡次加以贬斥断绝，那么报仇的责任就极重了。所以柯地之盟不再加以贬斥，确实是因为齐桓公倡导霸业尊崇周王，安定华夏，顾不上……）

译怎么能因为自己力量微弱、无法报答，就招致危险和耻辱，从而得罪先君呢？圣人在权衡事情轻重缓急时的标准，难道不是深刻透彻、明显昭著的吗？○赵氏说：查考史实，桓公从未侵犯过鲁国的土地，在结盟之后也未曾归还鲁国的田地。庄公与齐襄公依然关系和睦、情谊不断，不应该到了桓公时期就产生仇怨。《公羊传》的说法是不对的。庐陵李氏说：曹刿的说法，赵氏不予采纳；胡氏也没有涉及这一点。然而考察当时的情况，桓公致力于称霸，如果不能得到鲁国的支持，就不足以显赫重要，所以舍弃小利来收服鲁国，或许是有的。鲁国也知道齐国想要凭借信义来招揽诸侯，所以趁着结盟的机会来索取土地，而《公羊传》于是对此加以夸大罢了。大概鲁国自从长勺、乘丘之战获胜后，国势稍微振作，齐国不敢用对待谭国、遂国的手段来对待鲁国，而是多方设法来争取鲁国：在归还田地的请求上委屈自己，在缔结姻亲关系上拖延时间，在讨伐三国时展示威严，在戎成献捷时炫耀武力。从此鲁国就不敢再有顺从或违抗的异心了。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的盛况，也源于此。所以《公羊传》的说法不能说没有（依据）。

译附录【左传：宋人违背北杏的盟约】

【辛丑年，周僖王二年】鲁僖公十四年【齐桓公六年，晋缗公二十五年，卫惠公二十年，蔡哀侯十五年，郑厉公二十一年，子仪十四年，弑杀曹庄公二十二年，陈宣公十三年，〇共公元年，宋桓公二年，秦武公十八年，楚文王十年】

　　春季，齐国人、陈国人、曹国人攻打宋国。

【程子曰：《春秋》的书写法则，将领尊贵且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卑贱而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卑贱且军队稀少，称为“某人”；将领尊贵而军队稀少，称为“某伐某”。齐国自从管仲执政以来，自鲁庄公十一年以后，未曾出动过大规模军队。因此对诸侯的侵害也很少。在管仲在世期间，四十年间让天下休养生息，恩德深厚。只有救援邢国时称“师”，是讥讽其驻扎的次序。至于秦国、晋国，只是让它们不能兴盛罢了，并不强行压制。所以齐国的功业显得卑微却容易成功】

宋人违背【音佩】北杏的盟约【临川吴氏曰：北杏的盟约，齐侯本意是为了安定宋君的地位，而宋国随即违背它，大概是因为服从仁义并非出于诚心，所以人心不服】诸侯攻打宋国【杜氏曰：经文中写“人”，传文中说“诸侯”，是统指众多国家的称呼；张氏曰：陈、曹都是宋国的邻国，不调动远方的国家，这是简便的规模】这里称“人”，是因为将领卑贱且军队稀少。齐国自从管仲掌权，在灭掉谭国之后，二十年间未曾派遣大夫担任主将，也未曾出动大规模军队进行侵伐【汪氏曰：十三年灭遂，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郑，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卫救郑，三十年降鄣，闵公元年救邢，二年迁阳，僖公四年伐陈侵陈，七年伐郑，十七年伐英氏，都称“人”；只有驻扎聂、北城、邢、伐厉时书“师”，救徐时书“大夫”，其余侵蔡、伐楚、伐郑、围新城、伐北戎都书爵位，那是国君亲自出征；伐山戎书“人”，唯独不是因为将领卑贱军队稀少，而是因为遇到鲁国在济水献捷，所以书齐侯】大概是因为节制用兵而对百姓的赋税征发很轻，所以军队向南挫败强楚，向西抑制秦晋，天下没有谁能与它争锋。有人认为贬低齐国称“人”是错误的【问：桓公南征北伐，没听说劳民伤财，而兵粮充足，是什么策略？茅堂胡氏曰：根据《春秋》考察，管仲辅佐桓公数十年，未曾出动大规模军队出征，也未曾任命大夫为将帅，这是足食足兵的根本。庐陵李氏曰：经文中列出各国称“人”而伐的，齐国称霸时期有三处，这一年伐宋，十五年伐郳，十六年伐郑，都是联合三国而称“人”，是将领卑贱军队稀少的写法；晋国称霸时期有三处，文公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公十年伐郑，都是联合四国而称“人”，是贬斥的写法；其余如宣公元年二国伐郑，僖公三十三年三国伐许，宣公二年四国侵郑称“人”，都在贬斥的条例中】

　　夏季，单伯防备并参与伐宋。

【《左传》：春季，诸侯伐宋。齐国向周王室请求出兵，夏季，单伯防备并参与，在宋国取得和解后返回。《公羊传》：说“防伐宋”是什么意思？是后来才防备的。《谷梁传》：防，是事情完成的意思】

隐公四年，诸侯伐郑。翚率领军队，防备并参与。于是再次列举宋、陈、蔡、卫四国的名字。现在诸侯伐宋，而单伯防备并参与，不再再次列举三国的名字，为什么呢？宋人违背北杏的盟约，会合诸侯而攻打它的是齐桓公。防备并参与，没有贬斥的意思，所以言辞平和。主谋伐郑而想向诸侯求宠以安定自己地位的是州吁。防备并参与的人，是勾结逆贼，所以言辞繁琐而不简洁，是痛恨他们的表现。再次列举而按例书写的，是极其痛恨四国的言辞。说一遍不够，所以说两遍，圣人的情感就显现出来了【临川吴氏曰：伐宋的战役，齐国只使用邻近宋国的陈、曹，而不烦劳远方的军队。然而鲁国正跟随霸主，所以齐国虽然不轻视鲁国，而鲁国自己派遣单伯带兵前往防备。高氏曰：不是已经约定然后才与袁侨一样去防备。张氏曰：鲁国自从柯地结盟已经与齐国讲和，而没有跟随定期的役事，所以趁着齐国讨伐宋国，命令上卿率领军队前往防备，表示顺从霸主的意图。齐桓公正兴盛，理势应当顺从，固然不同于翚防备宋殇公勾结乱贼攻打无罪之人，所以书写“防伐”而不再叙述各国。刘氏曰：《公羊传》说：后来才防备。按伐宋之时，鲁国本不参与谋划，后来听说才派遣大夫前往防备，并非后期。《谷梁传》说：防是事情完成，与《公羊传》相似。汪氏曰：《左传》说：齐国向周王室请求出兵，单伯防备并参与，所以研究《左传》的人都认为单伯是周大夫。现在考察成公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单子三次防备伐郑，不书“防伐”。何况定公四年传文说：刘文公会合诸侯伐楚，而经文仍然书“公防刘子诸侯侵楚”。现在既然称单伯防伐，那么单伯是鲁大夫就明确了。庐陵李氏曰：《左传》认为是王臣，其辨析已见于逆王姬条下。然而内大夫防伐的有八次，唯独翚防备四国伐郑，与单伯防伐宋，都是先列出各国的伐然后称防，大概是后来才防备的文法】附录【《左传》：郑厉公从栎地侵郑，到达大陵，俘获傅瑕。傅瑕说：“如果放了我，我请求迎立您为国君。”与他结盟而赦免了他。六月甲子日，傅瑕杀死了郑子及其两个儿子，而迎立厉公。起初，内蛇与外蛇在郑国南门下争斗，内蛇死了。

译六年，厉公回国。灵公听说后，向申繻问道：“还有妖孽吗？”申繻回答说：“人们所忌讳的，是因为他们的邪气招致了灾祸。妖孽是由人兴起的。人如果没有过失，妖孽不会自动产生。人背离常规，妖孽就会兴起，所以才有妖孽。厉公回国后，就杀了傅瑕。派人告诉原繁说：‘傅瑕对周室怀有二心。’按照常法，他已经伏法了。接纳我而没有二心的人，我都答应保全他们。上大夫的处置，我愿意和伯父您商量。况且我流亡在外时，伯父没有进谗言；我回国后又不顾念我，我对此感到遗憾。”原繁回答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祖先掌管宗庙祭祀，国家有了君主，却对外怀有二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呢？如果君主能主持国家，国内的百姓，谁不做臣子呢？臣子没有二心，这是上天的制度。子仪在位十四年了，而策划召请国君的人，难道不是怀有二心吗？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如果都用官爵行贿赂来劝诱他们怀有二心，而能成就大事，君主您又能怎么办呢？我听从命令了，于是上吊而死。”

译秋季七月，楚国攻入蔡国。

《左传》记载：蔡哀侯因为莘国战败的缘故，用言语挑逗息夫人，以此向楚王进谗言。楚王前往息国，以进献食物为名进入，在享礼之后，随即灭掉了息国，把息夫人带回楚国。息夫人生下了堵敖和成王。她始终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我一个妇人，却侍奉了两个丈夫。即使我不能以死明志，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楚王认为蔡侯导致了息国的灭亡，于是攻打蔡国。秋季七月，楚国攻入蔡国。君子说：“《商书》中所说的‘作恶容易，就像大火在草原上蔓延，无法靠近，难道还能扑灭吗’，说的就是蔡哀侯吧？”《谷梁传》说：荆，就是楚国。这里称“荆”，是什么意思呢？是用州名来举称。用州名不如用国名，用国名不如用本名，用本名不如用字。张氏说：“息国的灭亡，蔡国的被攻入，都是蔡哀侯招致的。蔡国自从在邓地设防，畏惧楚国之后，不仅没有做修缮城墙、加固门户的准备，反而因为妇人的缘故，再次招来楚军。起初是自身被俘，接着是国家破败。楚熊赀兴兵，只是为了取悦妇人。”当时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完成，于是导致楚国在淮水、汉水一带横行，侵犯中原地区。汪氏说：“楚国俘虏献舞回国，现在又攻入蔡国。四邻无法救援，方伯不再过问。小国依附盟主，究竟依靠什么呢？”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讥讽齐桓公的失职。临川吴氏说：“齐国虽然图谋霸业，但力量还不足以制服楚国。十年时楚国刚刚打败蔡国并俘虏其国君，现在又攻破蔡国并进入其国都。《春秋》屡次记载此事，是为了讥讽中原国家的不振。”吕氏说：“‘入’字在《春秋》以来，蔡国曾经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这是履行勤王的职责。在邓地设防，在折地结盟，在曹地设防，这还是与诸侯交往玉帛。讨伐郑国，讨伐戴国，讨伐卫国，这还是与诸侯共同出兵防御。自从莘国战败以来，五年内两次遭受楚军侵犯。哀侯蒙受耻辱未能返回，而蔡国的臣子却甘愿为楚国向导。齐桓公倡导霸业，蔡国仅仅跟随了一次北杏的会盟，从此就转而服从楚国，设防、讨伐、结盟都不再参与了。所以召陵的军事行动，仅仅足以让楚国人屈服，却不能改变蔡国人服从楚国的心。齐桓公死后，楚成公与之抗衡。在齐地结盟，在盂地设防，包围宋国，蔡国没有不到的。到了晋文公城濮之战，楚国遭受重创，蔡国才开始改变策略。晋国的三次会盟，蔡国勉强周旋。晋文公死后，中原的会盟设防，蔡国又不再参与。在厥貉的驻扎，蔡国于是挟持楚穆王以图谋宋国。郤缺、栾书讨伐它，侵犯它，它也不服从。晋悼公再次称霸，各国惊恐地听从命令，而蔡国安于楚国的统治之下。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了司马燮，而楚国又为蔡国报仇。郑国直到悼公去世，也不能制服蔡国。后来又跟随楚国讨伐郑国、宋国、虢国的会盟，公孙归生实际上位列各国大夫之上。楚国的会盟、在申地的会盟以及再次讨伐吴国，蔡灵公都跟随了。所以中原诸侯转而服从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早的；其坚持侍奉楚国的，没有比蔡国更甚的。般被杀，用庐被封，蔡国的存亡废兴，都取决于楚国的命令。蔡国人举国的废置，又受制于楚国的谗臣。蔡昭公被拘禁三年，受不了耻辱，用爱子作抵押请求晋国；而在召陵的战役中，晋国人索取财物而推辞蔡国。诸侯侵犯楚国没有功效，而楚国人包围蔡国更加暴虐。柏举之战，借助吴国之手来消除怨恨；而楚昭王报复，使蔡国在江、汝之间强大起来。蔡国害怕倾覆，谋划迁往州来，哭着坟墓而迁移。君臣互相残杀，以至于发生公孙翩的祸乱。直到春秋之后，最终被楚国兼并。抛弃同宗而依附异族的错误，其危害难道轻微吗！庐陵李氏说：蔡国是周王室宗盟的长兄，靠近楚国而常受楚祸，中原的力量有所不及。所以自从北杏会盟之后，齐国的会盟设防，蔡国不再参与了。蔡国开始被记载于经书，是在邓地设防以畏惧楚国；结束被记载于经书，是迁往州来以躲避楚国。楚国开始被记载于经书，说是打败蔡国；结束被记载于经书，说是包围蔡国。齐晋的霸业，其极盛时侵犯蔡国以讨伐楚国，其极衰时设防召陵以救援蔡国，而不能终结于柏举之战。吴国掌握中原的权柄，也是因为蔡国的缘故。推究一个蔡国的始终，而中原消长的形势，荆楚强弱的端倪，都可以看到了】

冬季，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单，音善】

《左传》记载：冬季在鄄地会合，是因为宋国服从的缘故。《谷梁传》说：再次共同会合。杜氏说：鄄，是卫国地，东郡鄄城。张氏说：宋公亲自会合，鲁国的大夫开始参与这种衣裳之会，而齐国的霸业大致确定了。薛氏说：齐国在诸侯之前，是长者的地位。高氏说：诸侯讨伐宋国，过了很长时间没有解散，到这时宋公才服从，而举行这次会合。临川吴氏说：《春秋》记载陈、曹三国讨伐宋国，那年夏天鲁国的单伯正前往会合讨伐，当时宋国已经讲和，而三国撤军，单伯来不及到达宋国边境，所以冬季单伯再次会合齐、宋的君主以结成和约，而卫、郑的君主也来会合。这是衣裳之会的一次，齐国的霸业大致确定了。至于陈、蔡、曹、邾已经归附齐国的，不再参与会合，大概是齐国的霸政力求简便，不使诸侯烦扰。○刘氏说：左氏看到周朝有单子，于是错误地认为单伯也是周朝大夫。凡是王人出来会合，诸侯没有不排在公侯之上的，宰周公、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杜氏为他粉饰解说，想要证明单伯一定是周人，这不是解释经书的体例。庐陵李氏说：经书记载内大夫会合外诸侯的有六次，为单伯在鄄地，季孙宿在邢地，丘会合霸主及列国，其余如公孙敖会合晋侯，公孙归父会合楚

译子，季孙行父、公孙归父之防齐侯，皆特相防也。大夫防诸侯，抗尊出位，左氏例以为内大夫可防外诸侯，非也。虽齐桓初伯，得鲁为重，不以单伯为嫌，鲁人顾望未专从齐，不以单伯为卑。然他日开权臣之专，未必不始于此】

子，季孙行父、公孙归父去防备齐侯，都是特意去防备他。大夫去防备诸侯，是抗拒尊长、超越本分，《左传》的条例认为国内的大夫可以防备外国的诸侯，这是不对的。虽然齐桓公刚成为霸主，依靠鲁国作为重要支持，不把单独派使者当作嫌隙，鲁国人观望而未完全顺从齐国，也不把单独派使者当作卑微。然而日后开启权臣专权的局面，未必不是从这里开始的。

译《春秋大全》卷八

《经部·春秋类·春秋大全》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九

明代 胡广等 撰

庄公下篇

【壬年，周僖王寅年，鲁庄公十五年】十五年【齐桓公七年，晋缗侯二十六年，卫惠公二十一年，蔡哀侯十六年，郑厉公二十二年，曹庄公二十三年，陈宣公十四年，杞共公二年，宋桓公三年，秦武公十九年，楚文王十一年】

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左传》说：春天再次会盟，这是齐桓公开始称霸。《谷梁传》说：这是再次共同会盟。张氏说：“所谓开始称霸，是指诸侯开始安定而言，然而鲁国尚未信服，此后宋人有时仍主持军事，卫、郑难免再次背叛，大概齐桓公的霸业虽然逐渐确立，但诸侯的心尚未统一。”刘氏说：“霸主则主持诸侯事务，诸侯中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这一年讨伐郳国，宋国排在齐国之上；明年讨伐郑国，宋国也排在齐国之上，齐国尚未主持诸侯事务是明显的。直到十六年九国在幽地结盟时，齐国从此才开始成为诸侯的主宰。”襄陵许氏说：“十三年、十四年会盟，到这时又再次会盟，三次会合诸侯而不结盟，以示慎重，因此一旦结盟，众人信服，不敢违背。”杜氏说：“陈国弱小，每次盟会都排在卫国之下，齐桓公开始称霸，楚国也开始强大，陈国介于两大国之间，作为三恪（指夏、商、周三代后裔的封国），所以齐桓公从这一年起提升陈国地位，使其排在卫国之上，并一直持续到春秋结束。”汪氏说：“此后只有召陵侵楚时，陈国排在卫国之下，大概是因为陈国正在丧期，称‘子’的缘故。】

夏天，夫人姜氏前往齐国。

【《谷梁传》说：“妇人既已出嫁，不应越过国境，越过国境是不合礼的。”襄陵许氏说：“鄄地再次会盟时，鲁国尚未顺从桓公，未能亲近，无法向远方展示诚意，致力于与鲁国和睦，因此接纳文姜，以彰显亲爱亲属之道，从而使齐鲁两国最终交好。然而礼制的防范一旦丧失，夫人便再次开启越境的放纵行为，最终酿成与莒国淫乱的丑闻。”张氏说：“文姜八年没有去齐国了，到这时又去齐国。桓公想要谋求与鲁国的友好关系，以奠定霸业，却不知道拒绝。文姜在襄公时代散布恶名，桓公断绝与她的关系，是合乎道义的。因为想要谋求与鲁国友好的缘故，而不吸取前车之鉴，难道没听说过‘做一件不义的事，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去做’的法则吗？《春秋》特意记载此事，是为了连累桓公。】

秋天，宋人、齐人、邾人讨伐郳国【郳公写作儿】

【《左传》说：诸侯为了宋国而讨伐郳国】

霸主在诸侯之前专断征伐，如果不是霸主而在诸侯之前主持军事，【杜氏说：宋国主持军事，所以排在齐国之上。排位的上下以国家大小为次序，征伐则以主持军事者为先，这是《春秋》的常例。张氏说：小邾是宋国的附庸，不服从，宋桓公为宋国讨伐它。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完全确立，这次战役正是为宋国而起，宋国排在齐国之上，就如同讨伐宋国的军队，邾人作为向导而排在郑国之上一样。】这次齐桓公的军队为什么排在宋国之下？因为齐桓公的霸业尚未完成。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地，天下归附他，然后霸业才算完成。【刘氏说：当时，桓公的霸业尚未完成，霸业未完成而讨伐别人，就如同诸侯之间的相互讨伐。诸侯相互讨伐，则必须推举主持军事者排在上面，所以宋国先于齐国。杜氏说：齐桓公对内不能率领诸侯朝见天子，对外不能遏制寇乱以拯救中原，为了替宋国讨伐一个附庸以求其服从，这是德行微小的表现。汪氏说：石氏认为郳国有两个，郳黎来是小邾国，三国讨伐郳国，是宋国的附庸。现在考证讨伐郳国之后，经文中不再书写郳国，只书写小邾城。成周的战役，经文书写小邾人，而宋国的仲几说：郳国是我们役使的。昭公二十年〇称郳中，杜氏说：小邾穆公的儿子必定有所依据，那么郳国就是小邾国是明确的。】

郑国人侵犯宋国。

【《左传》〇说：郑国人，趁诸侯讨伐郳国之机而侵犯宋国。张氏说：“趁诸侯讨伐郳国之机侵犯宋国，不诚心服从齐国，以违背两次鄄地会盟的约定。郑国在齐、楚之间反复无常，大概始于此时。所以书写‘侵’字以表示厌恶。】

侵犯和讨伐的含义有三种〇不同。《左传》说：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没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侵。先前的儒者有的不认同这种说法，认为声张罪状进行讨伐的称为伐，没有名义而出兵的称为侵【陆氏说：凡是军队声张罪状进行讨伐的称为伐，没有名义而出兵的称为侵。根据《左传》的说法，那么齐侯侵蔡、晋侯侵楚之类，都动用大军且总数国家，如果没有钟鼓，如何出兵？况且狄人的军队也有称为伐的，难道他们能有钟鼓吗？那么《左传》的条例就是错误的。】《公羊传》说：粗略的称为侵，精细的称为伐，认为深入的是精细，浅出的是粗略。前后有侵攻的军队直到攻破其国家，讨伐的军队不深入的也有很多，那么《公羊传》的条例也是错误的。《谷梁传》说：掠夺人民，驱赶牛马的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称为伐。齐桓公讨伐楚国，不战而使对方屈服，没有毁坏宫室、砍伐树木的事情，又难道二百四十二年间出兵全都如此暴乱吗？那么知道《谷梁传》也是错误的。】没有能够替代它们的说法。然而考察五经，都称侵犯和讨伐。《易经》谦卦六五爻辞说：利于侵犯讨伐，征讨不服从者。《尚书·泰誓》说：我的武力只有〇，侵犯于之疆。《诗经·皇矣》说：依靠他在京，侵犯自阮疆。《周礼·大司马》以九伐之法匡正邦国，而说：残害贤人、祸害百姓的就讨伐他，依仗坚固不服从的就侵犯他【郑氏说：伐是军队进入其境内，侵是军队加临其边境而已】怎么能认为没有名义而出兵呢【汪氏说：陆淳认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