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全卷一

译然而平王却远在母家驻军戍守，周人对此怨恨思念。第一章说：“杨花飘飞的水，流不动成捆的柴薪，那位男子，不与我一同戍守申地”；第二章说：“杨花飘飞的水，流不动成捆的荆条，那位男子，不与我一同戍守甫地”；第三章说：“杨花飘飞的水，流不动成捆的蒲草，那位男子，不与我一同戍守许地”。朱熹《诗集传》说：申侯联合犬戎杀害了周幽王，按照王法，这种不可赦免的弑君之贼必须诛杀，而平王与臣民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如今平王只知有母亲而不知有父亲，只知自己因母家拥立而有恩德，却不知母家弑父是可怨恨的，以至于使本应复仇讨贼的军队，反而变成了报恩酬德的举动，那么他忘亲悖理而得罪于天就已经很严重了。况且先王的制度，诸侯有变故，则由方伯连率率领诸侯的军队去讨伐；王室有变故，则由方伯连率率领诸侯的军队去救援。天子乡遂的百姓，只需供应贡赋保卫王室罢了。如今平王不能在天下行使威令，无法保护他的母家，却劳役天子的百姓，远为诸侯戍守，所以周人中那些驻军戍守的人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而怨恨思念，那么他衰败懦弱微弱而得罪于民，也就显而易见了。唉！《诗经》衰亡，然后《春秋》才作，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到了平王晚年，失道更加严重，竟然以天子的尊贵身份，向下赠送诸侯宠妾的丧礼用品，于是三纲沦丧，九法败坏，人心绝望了。汪氏说：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列国宠妾的丧礼，那么君就不能作为臣的纲纪；妃妾秩序混乱，那么夫就不能作为妻的纲纪；嫡庶不分，那么父就不能作为子的纲纪了。又说：惠公以妾为妻，而平王反而加以恩宠，这是不知道伦常秩序，而治理天下的九畴大法都败坏了。永嘉吕氏说：如果平王有振兴衰败、拨乱反正的志向，那么涧水洛水间的周室尚可望恢复丰镐时期的周室。如今到了四十九年还不能自立，那么也就无可指望了。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朝廷风化的源头。平王的母亲嫁给申伯为正后，亲身遭受褒姒之难，被废黜流亡，而宗国颠覆，这也可以省察了。平王不仅不以此为戒，反而赠送他人宠妾的丧礼，这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自取灭亡啊。《春秋》在这里大概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假托始于隐公，不也是深切显明吗？范氏说：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动荡，王道尽失。孔子将《黍离》列入国风，是为了说明当时不能恢复雅诗，所以接续隐公，因此借此假托开始而修撰《春秋》，明辨升降，彰显劝戒，成就天下的事业，定夺天下的邪正，确立不可改变的宏大准则，这是百王的通典。孙氏说：《春秋》始于隐公，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平王的终结。平王既然不再像王，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不修，贡赋不举，号令无所约束，赏罚无所施加，破坏法度，改变纲纪，变乱礼乐，弑君杀父，掠夺国家窃取名号，到处都有，征伐四处发生，毫无禁止，天下的政事，中国的事情，都被诸侯分裂。天子平庸昏暗，历经孝王、惠王，没有人能中兴，流离衰败，直到隐公去世，雅诗不再创作，天下再也没有王了。所以诗到《黍离》而下降，书到《文侯之命》而断绝，《春秋》于是作，从隐公开始。汪氏说：文定公说《春秋》始于平王，远宗孟子，近本程子，其说法有依据，而诸儒正大的议论都与之相合。有人则认为《春秋》不始于平王而始于桓王，并且说繻葛之战的失败，是《春秋》开始的原因，如果是这样，那么《春秋》应当始于桓公而不始于隐公了。

译周文王、武王开创基业，最初建都于丰、镐。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政局动荡，周平王东迁至洛阳，完全抛弃了旧都。这就是秦人所说的东周。于是周王室势力衰微，到平王四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即位。

郑国是姬姓，伯爵爵位，从郑桓公开始受封。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传承了武公、庄公两代。庄公元年，将弟弟段封在京地。二十二年，在鄢地击败段。此时进入春秋时期。

齐国是姜姓，侯爵爵位。从太公辅佐武王，平定殷商，受封于齐地开始。受命拥有专征之权，侯爵爵位传承十三代，到僖公九年进入春秋时期。

宋国是子姓，公爵爵位。周武王平定殷商邦国，将微子启封在宋地，以奉祀殷商宗庙。传承十四代，到穆公七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三年，穆公去世，弟弟殇公与夷即位。

晋国是姬姓，侯爵爵位，从唐叔开始受封，传承十一代，到昭侯。昭侯将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晋国开始动乱，分裂为二，分别称为翼和曲沃。

翼：昭侯之后传承孝侯、鄂侯。鄂侯二年进入春秋时期，即鲁隐公五年。曲沃攻打翼，翼侯逃奔到随。周王命令虢公将鄂侯的儿子光立为翼君，这就是哀侯。鲁隐公六年，晋国从随迎回晋侯，将他安置在鄂，称为鄂侯。

曲沃成师之后，传承曲沃庄伯。曲沃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正是鲁隐公元年正月。大概是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不仅改元，又改历法了。鲁隐公七年，曲沃庄伯去世，儿子称继位，这就是曲沃武公。

卫：姬姓，侯爵爵位，从康叔开始受封，传承十三代，到桓公十三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四年，卫州吁弑杀桓公自立，冬天杀了州吁，宣公晋即位。

蔡国是姬姓，侯爵爵位，蔡叔的儿子，蔡仲遵循道德改过自新，成王再次将他封在蔡地，传承十三代，到宣公，二十八年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八年，宣公去世，儿子桓侯封人即位。

曹国是姬姓，伯爵爵位，从曹叔振铎开始受封，传承十二代，到桓公。

终生三十五年进入春秋时期。

滕国是姬姓，侯爵爵位，到鲁隐公七年记载滕侯去世，之后称为子，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

陈国是妫姓，侯爵爵位，舜的后代，从胡公开始受封，传承十二代，到桓公。

桓公二十三年进入春秋时期。

〇杞国是姒姓，侯爵爵位，夏禹的后代，从东楼公开始受封，传承五世到武公，十二年进入春秋时期。鲁庄公二十七年记载“杞伯来朝”，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之后又称为子，其余详见《僖公元年》。

薛：任姓，侯爵爵位，到鲁隐公十一年记载来朝见，鲁庄公三十一年记载薛伯去世，大概是被当时的周王贬黜，之后到昭公三十四年记载安葬薛献公。

莒国是己姓，子爵爵位，到鲁文公十八年记载庶其。

邾国是曹姓，附庸国，从仪父进入春秋后称为子，到鲁庄公十六年记载邾子克去世。

许国是姜姓，太岳的后代。到鲁隐公十一年，记载许庄公和许叔。鲁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即鲁僖公四年，许男新臣去世，安葬许穆公。

小邾国是曹姓，颛顼的后代。鲁庄公五年，记载郳黎来朝见，大概是附庸而未受爵命。之后多次跟随齐桓公尊崇王室，周王任命为诸侯。到鲁僖公七年，开始记载小邾子。

楚国是芈姓，子爵爵位，从熊绎开始受封。八世到熊渠即位，他的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这是僭越称王的开始。又八世到熊仪，这就是若敖。又二世到熊眴，这就是蚡冒。又一世，熊通这就是楚武王。武王十九年进入春秋时期。

秦国是嬴姓，伯爵爵位，颛顼的后代。殷商时有蜚廉，周朝时有造父。周孝王让非子养马繁殖，分给他土地作为附庸，赐邑于秦。六世到襄公，率兵救周，等到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襄公去世，文公即位。文公四十四年，就是鲁隐公元年。又六世到穆公任好，十五年，即鲁僖公十五年，开始见于《春秋》。

吴国是姬姓，子爵爵位。从太伯居吴，五世到周章。而武王攻克殷商，于是封他在吴地。又十四世到寿梦，吴国开始强大，称王。鲁成公七年，开始见于《春秋》。

越国其先祖是禹的后代，少康的庶子。封在防稽，以奉祀禹的宗庙。之后二十多世，到允常。鲁昭公五年，跟随楚国攻打吴国，开始见于《春秋》。允常与阖庐交战而结怨攻打。定公十四年，允常去世，儿子句践即位，这就是越王。这一年，吴国攻打越国，越国在檇李击败吴国。

【已周平王四十九年】元年【齐僖公禄父九年，晋鄂侯郄二年，曲沃庄伯鱓十一年，卫桓公完十三年，蔡宣公考父二十八年，郑庄公寤生二十二年，曹桓公终生三十五年，陈桓公鲍二十三年，杞武公二十九年，宋穆公和七年，秦文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

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为元年，是为了彰显人君的作用。伟大啊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这是天的作用。至善啊坤元，万物凭借它生长，这是地的作用。

译元，就是大，就是始。乾元，是天德的大开端，所以万物的生长，都凭借它作为开端。始，是气的开端；生，是形的开端。万物凭借乾来开始而有气，凭借坤来生长而有形。

确立位置于天地之间，就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体现元德，是人君的职分；而调理元德，是宰相的事务。元就是仁，仁就是人心。本来就有这个理，但不知道仁是什么，却称之为元。

《春秋》深刻阐明它的作用，应当从尊贵者开始，所以治理国家，先端正自己的心，用端正的心来端正朝廷和百官，那么远近就没有不统一于正道的人了。

《春秋》确立文字，兼有记述和创作。查考《舜典》记载“元年”，商代训辞称“元祀”，这部经典书写“元年”，这就是所谓效法二帝，阐明三王，只是记述而没有创作的意思。

“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这是创立法制、制定规范，出自圣人的心意，没有任何记述。对于人而言，这不是史册中的旧文了。

译春季，周历正月。

《左传》说：“春季周历正月，不记载即位，是因为鲁隐公摄政。”

《公羊传》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的是谁？指的是周文王。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是周王所定的正月。为什么说周王所定的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鲁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鲁隐公的心意。为什么要成全鲁隐公的心意？因为鲁隐公打算安定国家后，将政权归还给鲁桓公。为什么要归还给鲁桓公？因为鲁桓公的母亲地位尊贵，鲁隐公虽然年长但地位卑下，他们之间尊卑的差别很细微，国人都不知道。鲁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都拥戴鲁隐公并立他为君。如果鲁隐公此时推辞即位，就不知道鲁桓公将来是否一定能即位。况且如果鲁桓公即位，就担心众大夫不能辅佐鲁桓公。所以凡是鲁隐公的即位，都是为了鲁桓公的即位。鲁隐公年长又贤能，为什么不应该即位？因为立嫡长子是以年长为标准，不以贤能为标准；立庶子是以尊贵为标准，不以年长为标准。鲁桓公为什么尊贵？因为他的母亲尊贵。母亲尊贵，儿子为什么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

《谷梁传》说：“即使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是为了慎重对待开端。鲁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是为了成全鲁隐公的志向。怎么成全他？是说鲁隐公不打算做国君。鲁隐公不打算做国君是为什么？因为他打算把君位让给鲁桓公。让位给鲁桓公合乎正道吗？回答说：不合乎正道。《春秋》成全别人的善行，不成全别人的恶行。鲁隐公不合乎正道却成全他，是为什么？是为了厌恶鲁桓公。为什么厌恶鲁桓公？因为鲁隐公打算让位，而鲁桓公却杀了他，那么鲁桓公就是恶人。鲁桓公杀了鲁隐公，而鲁隐公让位，那么鲁隐公就是善人。善人为什么不合乎正道呢？《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恩惠，相信正道而不相信邪道。孝子成全父亲的美德，不成全父亲的恶行。先君想要把君位给鲁桓公，这不是正道吗？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把君位给了鲁隐公，却探察先君的邪志而最终把君位给鲁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兄弟是天伦，作为儿子承受父亲的意愿，作为诸侯承受君主的意愿。已经废弃天伦而忘记君父，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作邪道。像鲁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践行正道却还没有做到。”

程颐说：“‘春’，是天时；‘正月’，是周王所定的正月。记载‘春王正月’，是表示人君应当上奉天时，下承周王的正朔。”董仲舒所说的“大道的本源出于天，向天寻求开端”就是这个意思。尧所推行的重大政事中，首先的是恭敬地顺应上天的意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王者所施行的，必定以天为本，来匡正天下；而下面的人奉行周王的正朔，就是用来侍奉天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王与天同样伟大，而人道就确立了。周历的正月并不是春季，是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罢了。周平王的时候，王道已经断绝了。《春秋》假借周朝来匡正王法，所以记载为“春王正月”，然后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褒贬，都是天理。鲁隐公不记载即位，是在开端就阐明大法。诸侯的即位必定由周王任命，鲁隐公自立，所以不记载即位，不承认他是国君。大法既已确立，其他国君有的记载即位，有的不记载，意义各不相同。既没有接受天子的任命，而是凭借先君的遗命来继承君位的，就肯定他们的开端，鲁文公、鲁成公、鲁襄公、鲁昭公、鲁哀公就是这种情况。继承君位的，既没有周王的任命，也没有先君的遗命，不记载即位，是不肯定他们的开端，鲁庄公、鲁闵公、鲁僖公就是这种情况。鲁桓公、鲁宣公、鲁定公记载即位，鲁桓公是杀了君主而即位，鲁宣公是接受了弑君贼臣的拥立，鲁定公是被驱逐君主的人所拥立，都无视周王、无视国君，接受什么任命呢，所以记载他们自己即位。鲁定公相比鲁宣公，情况又有不同。有人问《春秋》记载“王”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圣人以王道作为经典，所以记载“王”。问杜预，认为周王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圣人假借周王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又问汉儒，认为“王”加在“正月”之上，是正朔出于天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是自然的道理，不记载“春王正月”将怎么记载？这是汉儒的困惑。杜氏说：不说一年一月，是想让人君体悟元气而居于正道。何氏说：元，是气的开始；春，是四季的开始；王，是受命的开始；正月，是政教的开始；即位，是一国的开始。《春秋》用元的开始来匡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来匡正王的政令，用王的政令来匡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匡正境内的治理。诸侯不上奉王的政令，就不能即位，所以先说正月，而后说即位。政令不由王发出，就不能施政，所以先说“王”，而后说正月。王者不承奉天意来制定号令，就没有法度，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如果不深入匡正元气，就不能成就教化，所以先说元而后说“春”。“王”，是天人的根本。

朱熹说：《春秋》关于王朔的事，比照史书考证，都只记载月份不记载季节，怀疑古代史书记载的体例只是这样。到了孔子作《春秋》，才用天时加在王月之上，以阐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字，那么施行夏历的意思，也就包含在其中了。又说：刘质夫认为“春”字是孔子所加，但鲁国史书本来就叫“春秋”，那么似乎“元”字也有这个字。

按《左传》说：王，指周历正月，周人把建子之月作为岁首【汪氏说：《诗经·豳风》中“一之日”“二之日”都是从子月开始计数，十月蟋蟀入土，接着说“说是改岁”。《唐风》中“蟋蟀在堂”，是九月的物候，而说“说是岁末”，是以子月为岁首。《周礼》中凡说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在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律，在正岁宣读

译法度如同初始，既然说到“初”，那么正月居于首位，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寅月作为正月，就不应当再出现“正岁”的说法了。《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正月日南至”，《礼记》记载“正月日至”，都是以子月作为正月的，那么冬季的十一月就是正月。在周朝之前，以丑月作为正月，其典籍记载“开始即位称为元年十二月”，由此可知月份没有改变【茅堂胡氏说：查考《尚书》中“元年十二月”，伊尹奉持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先，这是即位后朝拜宗庙。“三年十二月朔”，伊尹奉持嗣王回到亳都，这是从相地复辟王位，显然是在岁首，却称为十二月，这说明商人虽然以建丑为正，但不改变夏朝的月份】。在周朝之后，以亥月作为正月，其典籍记载“开始建国称为元年冬十月”，由此可知时节没有改变【茅堂胡氏说：查考《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祭改为嘉平，汉朝初年承袭秦制未改正朔，每年岁首必定记载“某年冬十月”，这说明秦汉虽然以建亥为正，但不改变夏朝的月份】。建子之月并非春季，这也十分明显，那么用夏朝的时节来冠名周朝的月份，是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如何治理国家，就说“实行夏朝的历法”；作《春秋》以经世致用，就说“春王正月”，这就是体现在行事上的验证。有人问：不是天子不议定礼制，孔子有圣德，却没有那个地位，改正朔可以吗？回答说：有这样的说法，难道不说“《春秋》是天子的事情吗”？用夏朝的时节来冠名月份，垂示法度给后世，用周朝的历法来记录事件【朱熹说：关于周正的说法，孟子所说的“七八月”就是现在的五六月，所说的“十一月”“十二月”就是现在的九月十月，这说明周人确实已经改变了月份，只是天时不可改变，所以《尚书》说“秋天大熟未获”，这正是现在的秋季，如果不是酉月或戌月，就无法体现岁末大熟而未收获的情况。由此考证，现在《春秋》中的月数是鲁国史官的旧文，而四时的顺序则是孔子的微言大义，伊川所说的“假借天时来确立义理”，正是指这个。如果说周人起初没有改变月份，却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程颐只以商、秦两件事作为证据。以他那样的博洽精勤，所取用的证据还仅限于此，那么没有其他可考证的必定如此。现在却想用十月陨霜的异象来证明，恐怕不足以作为没有改变月份的验证。因为陨霜在现在的十月，并不奇怪；在周朝的十月，则是异象了。又何必一定要史书在八月记载才算异象呢？况且鲁国史书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必然知道它是这样的，不如只以《孟子》《尚书》为依据更加明白审慎。又说：程颐《春秋》学说，孔子用夏时冠名月份，用周正记录事件。比如公即位，依旧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我不敢相信。根据现在的《周礼》，有正月，有正岁，那么周朝确实是改作春正月。孔子所说的行夏之时，只是因为他不顺，想要改从建寅。如《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这断然是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这分明是九月十月。如果真的是十一月十二月时，寒冷已经过去了，何用再建造桥梁？古人只是在寒冷时造桥让人渡河，如果温暖时又只是让人从水里过。庐陵李氏说：查考前汉《律历志》，周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后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次日壬辰至戊午二十八日渡孟津。次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这与《武成》《泰誓》中的日月时间都相合，也足以说明周朝自武王灭商之日就改变了月份，而史官就记载为春。可堂吴氏说：夏承袭唐虞，都以寅月为岁首，而称为正月，始春终冬，四时具备为一年。商革夏命，以丑月为岁首，仍称为十二月，而没有改变月份。周革殷命，以子月为岁首，不仅改变月份，而且改变时节，以整齐其年。《泰誓》说：“十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武成》说：“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春”即一月，“一月”即子月。《春秋》所书的“春”，即夏朝的仲冬；“正月”即夏朝的十一月。汪氏说：程颐认为鲁史原本书写十一月，孔子改作春正月。朱熹说：“我不敢相信。”我怀疑鲁史命名为《春秋》，似乎原本就书写“春正月”，是周历已经改子丑月为春了。《礼记》称“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又引用孟献子的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而说：“七月之禘，是献子做的。”据此，那么是以建巳之月为季夏了。《前汉书·律历志》：“武王伐纣之岁，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渡孟津，次日己未冬至。”这一年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外传》伶州鸠说：“武王伐殷之日，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

译追溯唐代的历法，日月星辰的运行没有一项不吻合。那么《泰誓》中的“春”，就是《武成》中的“一月”，这是很明显的。《后汉书·陈宠传》说：“周朝以子月为春，商朝以丑月为春。”这大概是因为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春，就推论商朝也改变了时节。孔颖达的《正义》认为“月份改变了，春自然随之移动，并非君王所改变”，这似乎也是主观推测的话。近世的议论，有主张建寅之月而未改月份的，考察《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及日食的交限，则不相符合。又有说周朝虽然改变了月份，但没有改变夏历的时节，《春秋》四季的顺序，都是鲁历所更改的。然而孔夫子时代，还保留着告朔的活羊，那么鲁国实际上承袭了周朝的正朔，未曾改历。后世所称的鲁历，又叫做《春秋》历，只是根据《春秋》而逆推罢了。或者又说周朝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每年把子月、丑月的事，移到前一年，这样真实的事件与月份就相差两个月了。先儒把这作为千百年来不能决断的议论，暂且记下这些以等待后来的智者。

【显示没有那个位置，不敢擅自专断。这防范细微之处了。在“正”字上加“王”字，《公羊传》说是“大一统”【何休说：“统，是总系的话。君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从公侯直到庶人，从山川直到草木昆虫，没有不统一于正月的。”宋咸说：“周朝虽然衰微，天命没有改变，普天之下，一草一木都是周朝的。《春秋》的写作，率领天下尊崇周室，正月系于王，显示周家的天命没有改变。”孙觉说：“想要治理末节，必须端正根本；想要严谨终结，必须纠正开始。元年书写‘王’，是为了端正根本；正月是为了纠正开始。根本既已端正，开始既已纠正，然后用大中的法则从而进行诛罚奖赏。”东莱吕祖谦说：“尧授予舜，正月上旬，在文祖接受禅让；舜授予禹，正月初一，在神宗接受天命。《尚书》记载舜禹接受天命的开始，正月之外，不曾再添加一个字。《春秋》乐于称道尧舜之道，却以‘王’冠于正月之上，其书法与《典》《谟》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天下都知道有帝，所以虞朝的正月不冠以‘帝’；天下都知道有王，所以夏朝的正月不冠以‘王’。大纲已经举起，大法已经明白，如果再添加一个字，就是多余了。春秋时期，人欲放纵，天理泯灭混乱，昏惑不明。孔夫子不得已而标出‘王’这一字，置于正月之上，然后天下知道从隐公到哀公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予夺褒贬，无非是王道的流行；从岁首到年终三百六十天之间，视听饮食作息，无非是王道的显现。假如孔夫子不把它写进经书，那么人虽然终日不离王道之内，习惯而不察觉，行为而不显著，也不知道王之所以为王了。唉！孔夫子虽然想像《尚书》那样无言，难道可以吗？庐陵李格非说：‘无事而书写春王正月的有二十四次，从隐公元年开始；书写夏四月的有十一次，从桓公九年开始；书写秋七月的有十七次，从隐公六年开始；书写冬十月的有十一次，从桓元年开始。庄公二十二年书写夏五月，大概原本有事而缺漏了。’】

国君过了一年改元，必定举行告庙的礼仪；国史主要记载时政，必定书写即位之事，而隐公缺漏了，这是仲尼删削的【茅堂胡安国说：即位，是大事，国史必定书写。隐、庄、闵、僖四位国君不书写即位，这是圣人删削而不书写，以端正父子君臣的大伦常。东莱吕祖谦说：孔夫子依据鲁史而作《春秋》，以前没有现在有的，都是孔夫子所笔写的；以前有现在没有的，都是《春秋》所删削的。孔夫子的笔写，始于书写‘王’；孔夫子的删削，始于不书写即位。开始笔写开始删削，大概有大义存在。解说的人议论隐公不书写即位，有的认为是摄政，有的认为是逊位，有的认为是不举行践祚的礼仪，有的认为是不明确嫡庶的区别。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所辨别的，只是鲁国的对错，隐公的得失罢了。唉！《春秋》是万世的书籍，一个鲁国的对错，一个隐公的得失，难道是大义所在吗？即使隐公确实不是摄政，确实不是逊位，确实举行了践祚的礼仪，确实明确了嫡庶的区别，《春秋》也将不书写即位。为什么呢？治理纲绳的人，目网是次要的；治理源头的人，水流不是首要的。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诸侯受命于天子，这是天地的常经，《春秋》的宏纲大原。自从周朝失去政令，诸侯私有其土地，专断其封疆，父亲去世儿子袭位，不知道受命于天子，所以《春秋》首先剥夺隐公的即位，使万世作为子、作为臣、作为诸侯的人，都知道身体不是自己所有的，爵位不是自己所有的，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三纲得以保存，五品得以有序，都是孔夫子一次删削的力量。那鲁国隐公的缘故，只是万目中的一目，众流中的一流罢了，难道足以穷尽《春秋》的大义吗？有人说：‘《春秋》十二位国君的即位，都不是受命于天子的，何不都删削呢？为什么有的书写有的不书写？’回答说：‘孔夫子首先删削隐公的即位，端正根本纠正开始，大义已经明白了。十二位国君虽然都不受命于天子，然而罪过有轻重，情情有深浅，锱铢不辨别，就不是子思所说的文理细密足以区别的了。’所以说：‘致

译【广大而尽精微】古代诸侯世代继承封地，那么在国内必定有所承继；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那么在上必定有所禀受。在国内不承继先君的国家【汪氏说：惠公在世时，没有立隐公为世子，临终时又没有留下遗命】，在上不禀受天子的命令【汪氏说：惠公去世，未曾派遣使者告知京师；隐公服丧完毕，也未曾朝见天子】，各位大夫拥戴他即位，于是他就即位了，这是与争夺祸乱制造开端，而篡位弑君由此产生。《春秋》首先贬斥隐公，以彰明大法，父子君臣的伦理就端正了【茅堂胡氏说：向天子宣誓然后才能成为世子，受天王任命然后才能成为诸侯，不受命而即位的人，是大司马所管治的。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记载即位，特别区别于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是因为他们内外都没有承继，并非《春秋》赞许他们不禀受王命而得以即位。颖氏说：鲁国十二位国君，国史都记载即位，孔子修订后才有的不记载，这种说法是对的。圣明的君王在上，天下诸侯没有不敬奉君父的命令而即位的。假使有这种情况，大司马必定施行九伐之法。唐朝自中叶以后，藩镇有不请示命令而自立的人，遇到宪宗和裴度就都被讨伐平定了，何况先王的时代呢？张氏说：诸侯拥有国家，必定要受天子和先君的命令，那么他拥有这个国家而治理百姓，自身端正就可以端正国人了。如果不这样，守护天子的土地而没有天王的任命，守护宗庙的典籍而不出于先君的传付，这两者缺一，君子有所不居。现在隐公两者都没有，《春秋》借鲁国史书来确立法度，而先君的罪过难以明说，所以不记载即位，严谨以示贬斥。○龟山杨氏说：天子去世，嗣子成为国君，就朝见诸侯，在明堂颁布命令，这是即位的礼仪。《康王之诰》就是这样。天子拥有天下，诸侯拥有一国，大小虽然不同，他们承继宗庙重任的道理是相同的。用天子的事来考察，那么诸侯世代继承为君的人，大概也是这样吧？所以《春秋》对于各位国君记载即位。然而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为什么呢？《谷梁传》说：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即位，这是正确的。继承被弑杀的国君而举行即位仪式，就是参与了弑君。这种说法是对的。大概睡在草垫上，枕着盾牌，终身不做官，而以不能复仇为耻，这是臣子的本分。何况先君不是以正道终老，而嗣子怎么可以马上举行即位仪式呢？这不记载即位就是为了端正名分。然而隐公并非继承被弑杀的国君也不记载，为什么呢？根据三传来考察，都说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那么不记载即位，大概是为了成全他的志向。古代国君去世而世子出生，那么百官总领各自的事务而听命于冢宰，隐公不敢做国君，难道也有冢宰的事务吗？何必登上南面之位而称公呢？不知道出于此而只说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那么他留下祸患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礼制规定，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元妃去世，那么次妃也执行内政罢了，没听说过有再娶的礼制。据此来说，那么仲子不是夫人，桓公不是嫡子，隐公为什么不敢做国君呢？那么寪氏的祸患，隐公实际上造成的。隐公不即位，他的过失太远了。所以《春秋》记载这件事，是有深意的。○勉斋黄氏说：隐公、桓公的事，公羊、左氏认为隐公是对的，谷梁认为隐公是错的。左氏认为隐公的谦让是贤德，谦让固然是美德，不义的谦让与谦让而自立，都不能称为贤德。公羊又创立立子以贵的说法，来证实这一点。惠公既然有元妃了，那么其他都不能成为嫡子，仲子有什么尊贵呢？所以公羊、左氏的说法都不恰当。只有谷梁的说法认为《春秋》崇尚道义不崇尚恩惠，相信正道不相信邪道，才是正确的议论。但说惠公能战胜他的邪念而给隐公，恐怕未必如此。既然用手纹而立仲子为夫人了，又怎么肯立隐公为世子呢？这是惠公去世，各位大夫拥戴隐公而立他，不是惠公的本意。不是惠公的本意，那么应当像伯夷、叔齐的事，才算是得其正道。至于隐公，大概道义和利益在胸中交战而不能自决，贪图实际利益而羡慕虚名，所以不免于被弑杀。刘氏说：公羊说王者是谁，说是文王吗？不对。《春秋》是王政的根本，所以借王者来端正万事。放在春正月之间，表明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君。庐陵李氏说：“公羊所谓各位大夫拥戴隐公而立他的说法，是对的；而母以子贵，子以母贵的说法不对。谷梁指责隐公探求先君的邪念而给桓公，是对的。然而又不知道隐公的即位，也不是父亲的命令”】

译三月，鲁公与邾国的仪父在蔑地结盟。【“父”读作“甫”。凡是人名、地名都依此类推。“蔑”音“莫结反”。凡是史书称邾国国君，都写作邾娄。“蔑”字，《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眛”。】

【这是私下结盟的开始。《左传》说：“邾子克，没有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不记载他的爵位，称他为‘仪父’，这是尊重他。”鲁公摄行国政，想要与邾国交好，所以举行了蔑地之盟。《公羊传》说：“‘及’是什么意思？是‘与’的意思。‘防’、‘及’、‘暨’，都是‘与’的意思。为什么有时说‘防’，有时说‘及’，有时说‘暨’？‘防’意为最，‘及’意为急切，‘暨’意为迟缓。‘及’表示我方主动想要，‘暨’表示不得已。‘仪父’是谁？是邾娄的国君。为什么称他的名字？为什么称他的字？这是褒扬他。为什么褒扬他？因为他与鲁公结盟。与鲁公结盟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褒扬他？因为他是可以褒扬的。他为什么可以褒扬？因为他循序渐进地趋向于礼。‘眛’是什么？是约定的地点。”《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表示鲁国内心有志于此。‘仪’是字，‘父’相当于‘傅’，是对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因为邾国上古地位卑微，没有受到周王的爵位册命。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后来被违背了。”“眛”是地名。程子说：“盟誓用来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并不禁止。后世屡次盟誓却不守信，那就是罪过了。诸侯互相盟誓，是乱世的事情。凡是盟誓，以鲁国为主称‘及’，以外国为主称‘会’。在鲁国境内，即使以外国为主也称‘及’，因为对方来鲁国与之结盟。两国以上则称‘防’，因为对方盟誓而去‘防’地参加。邾是附庸国，邾子名克，字仪父，附庸国的国君称字，如同王室的臣子。夷狄则称名，这是降低他们的地位。】

鲁国国君爵位是侯，但其国君称公，这是臣子的说法。【何氏说：鲁国称公，是臣子心中想要尊崇其君父。公是五等爵位中最尊贵的。张氏说：孔子是鲁国人，记载他国诸侯的侵伐盟会则按其本爵，而鲁国独称公，大概是因为父母之邦，先祖所侍奉的地方，顺从臣子所称的爵位，以示崇敬。】《春秋》遵循周代的文辞而不改变。【汪氏说：《聘礼》、《大射仪》、《燕礼》，五等诸侯都称公，而《公食大夫礼》又以名篇，那么称君为公，是周代的制度。茅堂胡氏说：凡是称公的，有定名，有虚位。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这是定名。鲁侯称公，其子称公子，其孙称公孙，其他伯子男也都称公，这是虚位。定名辨别等列的实质，虚位表达臣下的情感。定名是礼的实质，虚位是礼的文饰。问：宋国本爵是公，其余僭称公的都贬低，按本爵称呼，而鲁国独不降称，为什么？贬低其僭称是应当的，他们死后又降称卒，按大夫的礼仪，只有鲁国仍称薨。至于其间有记载葬礼的，又称公，为什么？回答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对于鲁国的事有君臣之义，所以内外言辞不同。邦君的死，即使是齐晋这样的大国都书卒，因为他们没有受天王册命而私自立国，这是正其名。等到他们下葬，即使是邾薛这样的小邦也称公，因为他们没有请示天王而私自定谥，这是彰显其僭越。鲁侯都称公卒，行事而系谥也称公，是臣子的敬词。《春秋》遵循周代的文辞而不改变。然而特别称葬我君以区别之，其书法也很谨慎。根据这种内辞，那么周公追王之礼虽然古代没有，而《春秋》大概取法于此。根据这种外辞，那么孔子不使门人为臣，是以自身为尺度，而曾子易箦必以正终，乃是传承《春秋》的法度。】

我方想要结盟称“及”。【张氏说：凡是盟会侵伐，以鲁国为主书“及”，以外国为主书“防”，所以区别首从而谨慎善恶的开端。结好息民，固然有国家的当然之道，而杀牲要神，则不是为人上者相互讲信修睦之道，所以书公及以讥讽之。】

邾是鲁的附庸，仪父是其国君的字。【孙氏说：附庸的国君未得列于诸侯，所以书字以区别之。汪氏说：黎氏以仪父为名，且谓字必取于名，仪父无取于克，然周有王子克，楚有鬭克皆以子仪为字，则仪父为字可知。】

为什么称字？因为是中原的附庸。【汪氏说：邾仪父、萧叔皆称字。】

王朝大夫惯例称字，列国的命大夫惯例称字，诸侯的兄弟惯例称字。【王氏说：王朝大夫，南季、仍叔、家父、荣叔之类；列国大夫，鲁单伯、陈女叔、郑祭仲；诸侯之兄弟，公弟叔肹、许説、蔡叔、蔡季、纪季之类是也。】

中原的附庸惯例称字，这是常例。圣人按是非定褒贬，则有例当称字，或黜而书名。【汪氏说：秦鍼、宋辰之类。】

例当称人，或进而书字。【汪氏说：王人、子突之类。】

这是变例，常者是道的正，变者是道的中。【茅堂胡氏说：春秋王朝公卿与外诸侯则称爵；王朝大夫与诸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及中国之附庸、诸侯之兄弟则称字；上士、中士与诸侯自命之大夫及外裔之附庸、诸侯兄弟以属通者则称

译名；下士与小国的大夫则称人。胡氏说：春秋时期，大夫如果不是由王命正式任命为正卿的，姓氏就不登载于史册。春秋的大义，是以公天下为宗旨，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为事务，而杀牲歃血、与鬼神立誓要挟，则不是所推崇的，所以盟誓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而急切地想要盟誓，是厌恶隐公的私心。或者有人说，褒奖他首次与隐公盟誓而书其名，这是错误的。附录：左传记载：夏四月，费伯率领军队筑郎城，不记载，因为不是公的命令。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了共叔段。

《左传》记载：起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姜氏因此厌恶他，却偏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制地。庄公说：“制地是个险要的城邑，从前虢叔死在那里，其他城邑尽管吩咐。”姜氏又请求京地，庄公让共叔段居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邑的城墙超过一百雉，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是先王的制度，您将无法承受。”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为他安排去处，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一旦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杂草尚且不能清除，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必定会自己垮台，您姑且等着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归附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局面，您将怎么办？如果想把国家给大叔，我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自取灭亡。”大叔又把两属的地方收为私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势力雄厚将得到民众支持。”庄公说：“不义就会不亲附，势力雄厚也将崩溃。”大叔修筑城墙，聚集百姓，修整甲兵，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将袭击郑国都城。姜氏将为他做内应。庄公得知了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地。京地百姓背叛大叔，大叔逃入鄢地。庄公又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日，大叔出逃到共国。《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守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弟；如同两个国君交战，所以用“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这叫做“郑伯的意图”；不写“出奔”，是表示这件事很难处理。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向她发誓说：“不到黄泉，不再相见。”不久又后悔了。颍考叔担任颍谷的封疆官，听说了这件事，向庄公进献物品。庄公赐给他食物，他吃的时候把肉留下来。庄公问他，他回答说：“小人有母亲，都吃过小人的食物，没吃过君主的肉汤，请让我带回去给她。”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奉养，唯独我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告诉他缘故，并且告知自己后悔。颍考叔回答说：“您担忧什么？如果挖地直到泉水，在隧道中相见，谁说不可以呢？”庄公听从了他。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隧道之中，其乐融融。”姜氏走出隧道赋诗说：“隧道之外，其乐泄泄。”于是母子关系恢复如初。君子说：“颍考叔真是纯孝啊，爱他的母亲，恩惠延及庄公。《诗经》说：‘孝子孝心不枯竭，永远赐福给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公羊传》说：“‘克’是什么意思？就是杀。既然杀了，为什么称为‘克’？是为了彰显郑伯的罪恶。为什么彰显郑伯的罪恶？母亲想立他为君，他却杀了他，不如不给他封地就算了。段是什么人？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弟？因为段当时拥有封国。为什么记载地点？因为段当时拥有封国。齐人杀无知，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无知在国内。在国内，即使拥有封国，也不记载地点。不拥有封国，即使在国外，也不记载地点。”

《谷梁传》说：“‘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能够什么？能够杀。为什么不直接说杀？因为看到段有部众。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杀世子或母弟，要称君，因为称君，就知道他是弟弟。段是弟弟，却不称弟；是公子，却不称公子，这是贬低他。段失去了子弟的本分。贬低段，更严厉地谴责郑伯。为什么更严厉地谴责郑伯？谴责郑伯处心积虑，终于导致杀弟。在鄢地，距离很远，还说把他从母亲怀中夺过来杀掉，这是谴责他。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缓追逃贼，这是亲爱亲人的道理。”

程子说：“《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郑伯失去了为君的道理，没有兄弟的情义，所以称郑伯而不称弟，‘克’是战胜的意思。说战胜，都是弟弟的强横迫使他也强横，所以导致他的罪恶。不记载出奔，因为道义不系于出奔。”用兵是大事，必须君臣合谋然后行动，就应当称国命；公子吕是主帅，就应当称将；出动二百辆战车，就应当称师。这三者都没有称呼，而专门指向郑伯，这是罪责在郑伯。【陆氏说：凡是君主讨伐臣子，只称国，郑伯养成了他的罪恶，所以特别称郑伯。陈氏说：讥讽不在臣子身上。张氏说：《春秋》对于诸侯的国家大事，就称国，表示君主与大臣共同谋划；对于君主的父子兄弟出入诛杀之事，就称君，彰显君主的意图。勉斋黄氏说：郑庄公没有孝友诚心，又不明予夺的大义，所以勉强顺从母亲，而处心积虑地杀他的弟弟。如果有孝友诚心，又明予夺大义，就一定能委曲顺承而处理得当，像舜对待象那样】还觉得不够，又记载“克段于鄢”。“克”是用力战胜的词。【陈氏说：“克”就是胜，凭借千乘之国战胜他的弟弟罢了。庐陵李氏说：这里书的“克”与“弗克纳”的两个“克”字正相对，所以《谷梁传》认为这是大郑伯之恶，那一个是夸大其不能接纳】不称弟，视如路人。【陈氏说：先君的儿子称公子，有的称弟，如果是篡位或争国，之后就只称名】

译就像卫国的州吁、陈国的佗这类人。庐陵李氏说：《春秋》记载杀害世子或同母弟，直接称君主名字的，是表示极度谴责，这与晋侯杀世子申生、宋公杀世子痤、周天王杀其弟佞夫的例子相同，但那些例子是直接憎恶其君主，如今共叔段也凶恶悖逆，所以《春秋》在上文写“郑伯”，在下文去掉“其弟”的称呼，用来互相讥讽。东莱吕氏说：兄弟，是天定的伦理。管叔、蔡叔被诛杀，是周公的不幸。史书叙述这件事说：“于是将管叔在商地施以刑罚”，一句话中三次表达深意。辟，意思是法，是王法应当施加的。周公以王法讨伐叛臣，周公不幸恰好承担了这个责任，本来不是兄弟互相残杀，但措辞开始用“乃”，接着用“致”，重视、惋惜、忧虑、为难，徘徊犹豫，不忍的心意，深切地表现在言语之外。这确实是天理人情的极致。郑伯养成共叔段的恶行，将他推向死地，铲除剪灭，几乎没有丝毫顾惜。《春秋》根据他的实情记载说：“郑伯在鄢地战胜共叔段”。获得战利品称为克，战胜敌人称为克，这是什么事情而说“克”呢？郑伯泯灭人伦常道，看待他的弟弟如同看待寇仇，剿灭清除，不遗余力。这是《春秋》根据他的实情而命名为“克”的原因。称为“克”，就不能说是弟弟；称为“弟弟”，就不能说“克”。大概“克”不能用于弟弟，而弟弟也不是可以被“克”的人，两者本来不能并存。在鄢地，郑伯的做法已经太过分了。【扶后，凡是语首语尾之辞都相同】君父没有谋逆之心，共叔段将要以弟弟篡夺兄长，以臣子攻打君主，是必诛之罪。而庄公只是不能胜过他的母亲罢了。为什么放纵释放共叔段，归咎于庄公，举用法度如此，失去轻重呢？回答说：姜氏在武公在世时，就常想立共叔段为君。等到武公死后，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政，共叔段作为受宠爱的弟弟凭借多才居于外朝，国人又喜欢而归附他。【汪氏说：根据《诗经》小序，“共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又说“共叔住在京邑，修缮甲胄整治兵器，用来外出打猎，国人喜欢而归附他”。现在按《诗经》序言，先儒大多不采纳，而文定引用它，大概是断章取义，借它的言辞来阐明自己的意思，后面仿照此例】担心他最终将倾轧自己成为后患。【轧，乙黠反。汪氏说：势力互相倾轧】所以授予他大邑而不为他安排妥当，纵使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那么国人不敢跟随，姜氏不敢主持，而大叔的属籍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的国家。这是郑伯的志向。王政以善养人，推究他的行为，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苟且。何况以恶养天伦，使他陷入罪责，因而剪除他呢？【张氏说：仁人对于弟弟，不藏怒宿怨，他如果不中不才，也一定用义理纠正他，使他不陷于奸恶；用恩惠厚待他，使他不离开富贵。现在庄公对于共叔段，没有思念幼子哀怜之心，而怀有母亲偏爱、想要夺取自己位置的怨恨，授予他大都而不为他安排妥当，纵使他失道以至于作乱。当他住在京邑收取城邑的时候，可以制止而不制止，就像猛禽将要击打而隐藏形迹于未发之前，助长他的恶行等待其完成。等到他的叛逆迹象已经暴露，然后以寇仇之法讨伐他，以力胜为事，以必诛为期。到了讨伐京邑、讨伐鄢地的时候，即使共叔段死于兵刃也不顾惜了。经书不说弟弟段，固然谴责他不为弟，但庄公不只是因为段的不才而抛弃他，而是他的心实在想养他的恶，把他当作寇贼对待，不再有天伦之念。所以记载说“克段于鄢”，然后庄公嫉妒残忍的心施于同气者，全部显露在笔削之间了】《春秋》推究显现极隐秘的事，首先诛责他的意图，以端正人心，向天下显示为公，不可以私乱公。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啊。【啖氏说：不说段逃亡，是孔子讥讽他志向在于杀。如果说逃亡，那么郑伯只有逐弟的恶，没有杀弟的罪。赵氏说：公羊、谷梁认为克是杀，春秋前后没有以克为杀的。番阳万氏说：杀就不说克，克就未曾杀。汪氏说：庄公说“我有弟弟，不能和睦协调，让他糊口于四方”，那么没有杀是明显的。庐陵李氏说：责备郑伯的说法，各家都相同，但左氏、谷梁与程子、胡氏能推究他的志向而诛责他。公羊只责备他亲手杀，已经不符合经旨。何况让他不要参与，而使执政者杀他，这可以等待真正有罪的人，而不能用于养恶的郑庄公】

译秋季七月，天王派遣宰咺前来赠送惠公仲子的丧礼财物。【咺，音吁阮；赗，音抚凤。这是王室开始与诸侯交往。《左传》说：因为惠公和仲子尚未去世，所以称名。天子七月下葬，同轨之内的诸侯都到；诸侯五月下葬，同盟之国的诸侯都到；大夫三月下葬，同位的大夫都到；士一个月后，外姻亲属都到。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预先办凶事是不合礼的。《公羊传》说：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用官职来称呼？宰是士。惠公是什么？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什么？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即位。赗是什么？丧事有赗。赗，大概是用马，用驾车的马，用束帛。车马叫赗，钱财叫赙，衣被叫禭。桓公还没有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送赗？因为隐公为桓公即位，所以以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样说？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详细说“来”，为什么不及事？说惠公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称。兼称是不合礼的。为什么不说是及仲子？因为仲子地位卑微。《谷梁传》说：母亲以儿子为氏，仲子是什么？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礼制上，赗送别人的母亲可以，赗送别人的妾则不可以。君子认为可以推辞，接受它是因为心意不及事。赗是什么？驾车的马叫赗，衣衾叫禭，贝玉叫含，钱财叫赙。程子说：王者奉行天道，所以称天王。他的命令叫天命，他的征讨叫天讨。尽此道者，是王道。后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是霸道。《春秋》借王命来端正王法，称天王来奉行天命。夫妇是人伦的根本，最应当先端正。《春秋》之时，嫡妾僭越混乱，圣人还谨慎地分辨名分。男女的配偶，终身不变，所以没有再娶的礼。大夫以下，内无主则家道不立，所以不得已有再娶的礼。天子诸侯，内职具备，后夫人已经可以摄治，没有再娶的礼。《春秋》之始，尚有疑问，所以仲子的称谓多次特异，僖公之后就没有再分辨了。《春秋》因其窃号而记载，以记录僭越混乱。仲子系于惠公而言，所以正其名，不称夫人，称惠公仲子，是说惠公的仲子，是妾的称呼。以夫人的礼赗送别人的妾，是悖乱天伦的极致。然而《春秋》之始，天王的义理未见，所以不能去掉天而直呼咺，以显示其不王。王臣虽然卑微也不称名，何况是宰呢】

上古应时称号，所以名号有三种变化【汪氏说：指皇帝王】。《春秋》以天自处，创制立名，将王系于天，作为万世的法则，其义理完备了【啖氏说：称天王意味着义无二尊，临川吴氏说：礼说臣所尊奉如天的是君，周王是众侯国的君，侯国以王为天】。冡宰称宰【汪氏说：解说《公羊》的人认为宰是士，有的引用小宰、宰夫为证，然而周官有三百六十种，官职未曾见于经，为什么唯独在小宰上书写呢？有的认为宰是氏，引用宰予为证，然而宰周公、宰渠伯纠，难道也可以认为是氏吗？只有刘氏《意林》说《春秋》对于大夫不书写其官职，到了冡宰则书写，这是显示责任最重，宰是专称，不是中士所应当冒用的，最符合经意，而且《左传》僖公九年称宰孔，如果经不书宰周公而书其名，那么论者也会怀疑是士与氏了】。咺是名字，王朝公卿书写官职，大夫书写字，上士、中士书写名，下士书写人【汪氏说：王朝公卿只有宰咺只书宰，其余有封邑的都以爵位系封邑，大概天子公卿书官有封邑系爵，所以桓公四年传曰：王朝公卿书爵，大夫如南季、仍叔，上士、中士如刘夏、石尚，下士如防洮，称王人是这样。子突救卫褒称字，王子虎盟翟泉贬称人】。咺位居六卿之长，为什么称名呢？仲子只是惠公的妾罢了，以天王的尊贵向下赗送诸侯的妾，这是把帽子加在鞋子上，人伦的大经被违背了【赵氏说：天子赗送妾母，是兴起僭越。汪氏说：按礼，君主不抚恤仆妾，因为她们卑贱，外臣的妾而天王赗送，怎么向天下显示法则呢】。天王是纪法的宗主，六卿是纪法的守护者，商议纪法并在朝廷之上修定，就参与谋划，颁布纪法并在邦国之间施行，就专门掌管其事【《周礼》太宰建立邦国六典，以辅佐王治理邦国】。而承命来赗送诸侯的妾，这是败坏法纪，从王朝开始。《春秋》重视嫡妾的分别，所以特别贬斥而称名，以显示宰咺不是真正的宰【茅堂胡氏说：冢宰是同体之臣，建立典礼，掌握赏刑，至公不偏私，以共奉天位，代天王治理天职。宰咺被黜而称名，是因为来赗仲子，违背典礼。宰纠被黜而称名，是因为来聘桓公，扰乱赏刑，施加于公卿者如此，训诫后世为人臣者不可失天职。陈氏说：有赗送妾母的了，必定是宰自己作为使者而后贬斥，贬斥其甚者。家氏说：《春秋》之义，君有过，先责其宰，称名咺是为了责罚，责罚宰是为了责罚王。使者如果不是宰，那么责罚就在王了。张氏说：惠公在去年去世，仲子卒的年月不可知，或许也是去年。天子对于诸侯有

译赗礼，是用来褒奖有功德的人并使其终礼丰厚的。诸侯没有再娶的礼仪，惠公被私爱所牵制，宠爱庶妾并立为夫人，正犯了以妾为妻的戒律，亵渎扰乱了夫妇的大纲，这是天讨应当施加的，九伐之法所说的“犯令陵政”，大概就属于这类情况。平王不能纠正惠公的罪过，反而厚待他的送终之礼，派遣冡宰前来赠送赗礼。冡宰不能用纪法告诫君王，却奉命去赠送给僭越礼制的妾室。孔子在《春秋》的开端，刚记载“天王”以确立法度，于是将冡宰贬低至上士、中士的等级，深罪他身为百官之长，却荒废职守，竟到了这种地步。贬斥他的臣子，那么君王的罪过也就可知了。凡是《春秋》的记载，对于地位尊贵的人而按地位卑下者的例子来贬斥，必定是因为有大罪极恶才施加的，不能用平常的事情来观看。高氏说：隐公自认为桓公是被立为国君的，所以用桓公母亲去世的事告知天王，又接受了天王的赗礼，使天王陷入不合礼的境地，罪过可想而知了。东莱吕氏说：夫妇是人伦的开端，死丧是人伦的终结，人道始终的关头，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了。所以夫妇的典章，实在是上天所安排的，而凶礼则是五礼之一。从前皋陶为舜陈述治国谋略，在典礼之后必定接着说“同寅协恭，和衷哉”，这是因为上天降生下作为民主的君王，辅佐以大臣，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君王大臣同心协力，兢兢业业地代天行事，也专门是为了这个目的。平王居于舜的位置，却派宰咺去赠送诸侯妾室的赗礼；宰咺居于皋陶的位置，却奉天命去赠送诸侯宠妾的赗礼。舜、皋陶所治理的天职，到了平王、宰咺这里就完全废弛了。凌驾嫡妾的分别，那么上天安排的典章就废弛了；滥施赗赙的恩惠，那么上天规定的礼仪就废弛了。夫妇的典章废弛，是人道无法开始；死丧的礼仪废弛，是人道无法终结。始终都失去了，天下难道还有人道吗？这就是孔子所恐惧的，《春秋》所创作的原因。书中记载：“天王派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礼”，其意大概是说，以天王上宰的尊贵，却向下赠送诸侯宠妾的赗礼，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称为天呢，怎么能称为王呢？又怎么能称为宰呢？不需要去掉“天”字、贬低官秩，而居于这个位置的人，本来就已经汗颜流涕而无立足之地了。它作为万世君臣的警戒，真是深刻啊！有人说：僖公的母亲成风，也是庄公的妾室。她去世时，天王派荣叔来赠送含玉和赗礼。她安葬时，天王派召伯来防备丧葬，向下赠送赗礼。诸侯的妾室而称其名宰荣、召，为什么书字而不书名呢？在前面赗仲子时，就称名冡宰；在后面葬成风时，天王不称天，其法度严厉了【汪氏说：前后互相贬斥，君臣同罪。啖氏说：左氏说豫凶事，那么仲子而在天子，难道有归还她的赗礼吗？连豆麦都不分辨的人，都不应当这样。胡氏说：公羊说言来不及事，荣叔含赗实在来不及事，为什么不说是“来”呢？汪氏说：谷梁认为仲子是惠公的母亲，大概拘泥于文九年书僖公、成风的缘故。庐陵李氏说：春秋有惠公仲子、僖公成风，左氏及公羊都认为兼赗，唯独程氏发明惠公宠爱仲子、僖公尊崇成风的说法，而认为是惠公的仲子、僖公的成风，于是胡氏因之，其义最精。至于谷梁又以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那就大错了】

译附录【《左传》记载八月纪人攻打夷国，夷国没有上报，所以《春秋》没有记载。有飞虫出现，但没有造成灾害，也没有记载】

九月，鲁国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

【这是参与多国盟会的开端。《左传》说：鲁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国军队，鲁桓公即位后寻求与宋国和解。九月，与宋国人在宿地结盟，开始恢复两国交往。《公羊传》说：谁“及”谁？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谷梁传》说：“及”是什么意思？表示内部地位卑微。宋人，表示外部地位卑微。地位卑微者的盟会，不记载日期。宿，是邑名。程子曰：这是鲁国的史官记载，称“及”、称“人”，双方都不是卿大夫。高氏说：桓公与宋国关系疏远，隐公畏惧宋国，所以与宋国联合。庐陵李氏说：鲁国与宋国的交往，从这里开始，而在桓公六年因输平之盟而疏远】

内部称“及”【孙氏说：不能说“鲁人”】，外部称“人”，都是地位卑微的人，盟会地点以国名“宿”来称呼，宿国的国君也参与了【“与”音“预”】。【杜氏说：客主都没有名字，都是地位卑微的人，凡是盟会以国名作为地点的，该国的国君也参与了。庐陵李氏说：以国名作为盟会地点的，有宿、邓、曹、齐、邢、宋的盟会，而僖公二十七年的盟会，宋国正被围困，一定不能同时履行作为地主的礼仪，所以用宋地作为盟会地点也不嫌不当，而且如果不记载宋国，就无法显示那些救援围困宋国的诸侯的罪责。如果谷梁认为宿是邑名，那就不对了】。地位卑微者的盟会，《春秋》通常不记载【王氏说：根据公子豫与邾人、郑人在翌地结盟，经文没有记载】。这里之所以记载，是因为有宿国的国君参与【陈氏说：鲁国与宋国联合，参与多国盟会的端倪已经显现，担忧参与多国盟会，所以记录其起始。庐陵李氏说：《礼记》说：“分开坐，分开站，不要前往参与”，所以《春秋》把两人结盟称为“离盟”，三人结盟称为“参盟”】。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茅堂胡氏说：盟会不是《春秋》所赞许的，但是高子懂得权变以安定鲁国，贯泽征服江、黄以招致楚国，召陵修明礼义以制服楚国，首止尊崇世子以安定伦理，葵丘发布五命以完备天子的禁令，这些都是赞美他们的事迹，而不是赞许他们的盟会】。

有人说：《周官》中有司盟，掌管盟约的法规，诅祝官创作盟辞，玉府提供器物，戎右执行事务，大史收藏盟约【“于”音“妙”，《周礼·司盟》：凡是邦国有疑问或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及其礼仪，面向北方昭告神明。注：记载盟辞，为盟辞而记载在简策上。诅祝官创作盟诅的记载辞令，以叙述国家的信用，以作为邦国之间的契约信证。玉府如果会合诸侯，就提供珠盘、玉敦。注：会合诸侯必然割取牛耳，取其血歃血为盟，珠盘用来盛放牛耳，主持盟会的人拿着它，玉敦是歃血的玉器。戎右在会同中充任革车，盟会时就用玉敦辟除盟会的邪气，于是执行事务，赞送牛耳、桃茢。大史凡是邦国、都鄙以及万民有契约的，都收藏在那里】。苏公也说：“拿出这三样东西来诅咒你们”【《诗经》：“何人斯”，苏公讽刺暴公。注：三样东西，是犬、豕、鸡，刺破它们的血来诅咒盟誓】。盟会是为了结信，出于人情，先王尚且不禁止，却说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可以吗？回答说：盟会是为了结信，不是先王想要禁止而不禁止，而是等到道德衰微，想要禁止却做不到【张氏说：设立司盟，圣人大概是为那些仇怨不释的诸侯设立的。考虑到衰世的情况，圣人立法，常关乎盛衰，所以不得已而建立这个官职来应对。屡次盟会助长战乱，自周幽王、周厉王以来，就厌恶它了】。春秋时期，会同而歃血，盟约确实由司盟掌管，尚且不认为是善举。更何况私下相互要挟发誓，轻慢鬼神，触犯刑政，以养成倾危的习气呢！现在鲁国已经与仪父、宋国人结盟了。不久就背叛了他们【汪氏说：寻，不久。桓公七年攻打邾国，十年攻打宋国】。信用在哪里呢？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盟会的，都是表示厌恶【赵氏说：盟会，是杀牲以征验于神明。王纲败坏，诸侯放纵而仇敌结党，所以用干戈来敌对仇敌，用盟誓来巩固党羽，天下实行它就成了常事。如果王政施行，诸侯不敢互相伤害，盟会做什么呢？贤君即位，信用显著而道义通达，盟会就可以停止。观察《春秋》的盟会，可以看出王政不行而天下没有贤侯。问胡氏传《春秋》关于盟誓的地方，认为都是厌恶的，杨龟山也曾议论过。从现在来看，难道不可以根据他们盟约能否遵守来褒贬吗？现在百姓混乱纷扰，心中没有信用，违背诅咒盟誓的时候，却突然用尚未施信而百姓就信任的事情来粉饰，恐怕不符合逐渐教化风俗的意思。朱子说：不然，盟诅终究不是君子所为，所以说“君子屡次盟誓，战乱因此滋长”，想要改变它，不废除盟誓崇尚信用，风俗就不能变好。汪氏说：内部称“及”盟而不记载国君大夫的有九次，文定在这一次盟会中认为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与苏子盟、女栗无传，高傒、晋处父与晋荀庚等来聘而盟，都认为公与他们盟而避讳。根据谷梁，地位卑微者的盟会不记载日期，那么女栗不记载日期，也是内部地位卑微的人。根据赵氏说：凡是盟会不记载内部，都是指公以示耻，那么在宿也是公与盟。我怀疑宿的盟会外部称“人”而内部只书“及”，那么内部也是地位卑微的人。如果说避讳公，那么浮来及莒人为什么不避讳呢？女栗的盟会，与天子的大夫盟不记载内部卿大夫，那么是公一同歃血，怎么敢让地位卑微的人主持呢？如果说地位卑微者盟会不记载日期】

译那么僖公十九年与齐国结盟，二十九年与翟泉结盟，都称“人”，都不记载具体日期，未必都是因为地位卑微。况且鄟陵、臯鼬都在鲁史所见的时代，鲁公与诸侯结盟，为什么都不记载具体日期呢？

译附录：《左传》记载，冬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鲁公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惠公的去世。因为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少时去世，所以有缺憾，因此改葬。卫侯前来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鲁公，也不记载。郑共叔作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替他讨伐郑国，夺取了廪延。郑国人率领周王室的军队和虢国的军队讨伐卫国的南部边境，并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君私下对公子豫表示好感，公子豫请求前往，鲁公不允许，但他还是去了。与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不记载，因为这不是鲁公的命令。新建南门，不记载，也不是鲁公的命令。

冬，十二月，祭伯来到鲁国。【祭，音侧界】

【这是周王臣子私下交往的开始。《左传》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公羊传》问：祭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卿大夫。为什么不称他是被派遣的？因为他出逃了。既然出逃，为什么不直言出逃？因为天子没有境外，说“出逃”就有境外的含义了。《谷梁传》说：来，是来朝见。为什么不说是朝见？因为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诸侯不认为这种外交正当，所以不承认这是朝见。聘问用的弓矢不出国境，干肉也不出国境。因为中间有至尊的天子，不能有二心。程颐说：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天子的卿士，来朝见鲁国，不说是朝见，是不承认他的朝见。当时诸侯不修朝觐之礼，失去了人臣的道义，这是天子应当惩治的。祭伯作为天子的臣子，不能辅佐天子端正法度，反而与他私下交往，又来朝见，所以不承认他的朝见，以表明他的罪过。先儒有“王臣没有外交”的说法，非常错误。如果天下有道，诸侯遵循正轨，哪里有内外之限？他们相交好，是常礼。但是，放弃官职而远道去朝见，没有这样的道理。《周礼》所说的世代相朝，是指邻国罢了】。按《左传》说：这不是天子的命令。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天子的卿士【汪氏说：祭是王畿内的邑，伯爵，天子的卿，称邑爵】来朝见鲁国，而直接记载为“来”，是不承认他的朝见【汪氏说：有不可朝见而不承认朝见的，祭伯来就是。有不能朝见而不承认朝见的，介葛卢就是。汪氏说：王臣出使侯国，必有其事，只记载“来”而不说为何事，比作防国与亡国之君，所以深深贬斥他。张氏说：记载祭伯来，所以可见周室法度至此荡然无存，所以特别去掉“朝”字，以保存内外之防。东莱吕氏说：凡是《春秋》记载“来”，其义有三，内女记载“来”，是惯例；中国记载“来”，是贬斥；戎狄记载“来”，是略写。祭伯以王畿内诸侯而记载“来”，意思是因为私下交往而贬斥他吧？祭伯作为周卿士，亲见王纲颓废，不能辅佐天子而一正之，反而向下与列国私下交往，适宜圣人深深贬斥他。昔召伯也曾担任王卿士。《黍苗》之诗说：黍苗茂盛，阴雨滋润，悠悠南行，召伯慰劳。召伯一行而四国被其恩泽，至与上天之膏雨分功，其盛况乃如此。祭伯一出而《春秋》贱之，使与介葛卢、白狄比，抑何哀耶？召伯伯也，祭伯亦伯也，班爵同而荣辱异，作经者岂有憎爱于其间哉？咸其自取之耳】。

人臣之义没有私下交往，大夫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竟”。之所以这样，是为了杜绝朋党的根源，为后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借外权如缪留之语韩宣惠者【《史记·韩世家》：宣惠王两用公仲、公叔，缪留曰：“多力者内树党，寡力者借外权”】，交私议论如庄助之结淮南者【《前汉书·严助传》：武帝令助谕南越，助还又谕淮南王与之相结而还，后淮南王来朝，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及淮南反事与助相连，张汤曰：“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助竟弃市】，倚强藩为援，以胁制朝廷如唐卢携之于髙骈【《唐书·卢携传》：携初为相，尝荐髙骈，骈将屡破黄巢，复以携为相，携奏以骈为诸道行营都统，携病风不能行，外倚骈宠遇甚厚，巢将度淮，表求天下节度，携素厚髙骈，属以立功，乃固不可，巢请及，巢入潼闗，携仰药死】，崔〇之于宣武【《唐书·崔〇传》：朱全忠为宣武节度使，时王室不竞，南北司各植党结藩镇，内相陵胁，〇屡为相，素厚全忠，委心结之，有急则密求援，全忠表言〇有功，不宜处外，故复相而贬陆扆，〇恃全忠专权自恣，天子动静皆禀之，刑赏系其爱憎，中外畏之，全忠谋胁帝迁洛，惧〇异议，密表〇专国乱权，〇罢死】，昭纬之于邠岐者矣【《通鉴》：王行瑜斩朱玫，授邠宁节度，李茂贞平李昌符，以为凤翔节度，杨复恭、杨守亮反，行瑜等请发兵讨之，既破贼，恃功骄横，上表不逊，朝廷以杜让能为太尉，出兵讨行瑜，茂贞时崔昭纬为相，隂结邠岐为之耳目，让能朝发一言，二镇夕必知之，行瑜等合兵拒官军，乃贬让】

译能够与二镇订立和约，李克用讨伐王行瑜，昭纬被贬后死去。对于内臣朝聘告赴之事，都予以贬斥而不认可，这是纠正其根本，哪里会有诬蔑君主、徇私情、培植自己党羽的祸患呢？【问：王之卿士，本来就不应该去朝见诸侯。然而当时诸侯朝见鲁国，圣人全部记载了他们朝见的事，是认可他们朝见吗？又特别在萧叔处记载“朝公”，杞伯姬来朝见，带着她的儿子，这是什么原因呢？茅堂胡氏说：“圣人作《春秋》，其笔法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创造，变动不居，难以用一种固定的条例来说明。畿内的诸侯与畿外的诸侯，自有等级差别。圣人既然在祭伯来朝时，直接记载为‘来’，不认可他的朝见，以表明王臣没有外交之义。外诸侯本来有朝聘的道理，圣人全部记载他们朝见，根据具体事情来看，其含义各不相同。萧叔特别记载‘朝公’，是因为谷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杞伯姬来朝见，带着她的儿子，妇人带着儿子来，圣人主要是要警戒妇人不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啖氏说：“《公羊传》说：‘不称使，是奔逃。’按照体例，周大夫没有不称‘奔’的含义。”庐陵李氏说：“《春秋》中有祭伯，又有祭公、祭叔。杜预对于祭公则说是‘诸侯中担任天子三公的人’，徐邈注《谷梁传》又认为祭叔是祭公来聘问，那么意思是将祭叔视为祭国的大夫。范氏既然将叔视为畿内诸侯，而又将叔视为名，《公羊疏》于是将‘公’视为爵位，‘伯’视为字，并认为是一人，两方面都没有依据。难道不是‘伯’本来就是爵位，‘公’是此时入朝担任三公，而‘叔’是祭国的大夫吗？暂且保留在这里，等待后续考证】

译公子益师去世。

《左传》说：众父去世，鲁公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之世用不同的辞令，所闻之世用不同的辞令，所传闻之世用不同的辞令。《谷梁传》说：大夫去世记载日期，是合乎正道的；不记载日期，是表示厌恶。程子说：“诸侯的卿必须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求任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称‘公子’是因为他是公子的缘故，才让他做卿。只有宋国因为是王者的后裔，得以受命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他们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以显示君臣的大义。”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袭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期有时不全备。《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的而不能增添的。凡是公子、公孙名字登上史册的，都是贵戚之卿。不记载官职，所以侍讲程颐认为不承认他们因公子身份而自任为卿。古代诸侯的大夫都由天子任命。茅堂胡氏说：“大国的三卿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小国的三卿、一卿由天子任命，这是礼制的常规。东周以来，列国的卿大多不请求而自命，所以都削去他们的官职，以此来端正王法。”张氏说：“东迁以来，王命不行，诸侯不把天王的任命看得重要，所以三命、再命的制度不再向王请求，而且强大的国家也不遵守列国三卿的制度。如晋国到了任命六卿，鲁国到了鞌之战也有四卿。间或虽有向王请求的，如士会因黻冕被任命为中军将，也不再是先王的制度了。这就是《春秋》对于列国的大夫，除了宋国统承先王得以自命官职的，或有司马、司城的记载，而其余一切削去的原因。”卿去世必定记载，这是《春秋》尊重大臣的意思。安定胡氏说：“益师字众父，众仲是他的后代。君主的卿佐，叫做股肱，所以询问他们的疾病、吊唁他们的丧事、助葬他们的葬礼，必定厚待他们送终的恩惠，这是《春秋》记载大夫去世的法则。”赵氏说：“不记载葬礼，是降于君主的规格。”朱子说：“内大夫去世而略去外大夫，这是区别内外的辞令。”不记载日期，《公羊传》认为是因为年代久远，然而公子彄年代久远，却记载了日期，那就不是因为年代久远。汪氏说：“叔孙得臣也近，却不记载日期。”《谷梁传》认为是表示厌恶，然而公子牙、季孙意如很恶劣，汪氏说：“牙弑杀子般，意如驱逐昭公。”却记载了日期，那就不是因为厌恶。汪氏说：“公孙敖、仲遂也很恶劣，却记载了日期。”《左传》认为是因为鲁公没有参加小敛，然而公孙敖死在外面，而鲁公在里面；叔孙舍死在里面，而鲁公在外面。没有参加小敛，是明显的。却记载了日期，《左传》的说法也不对。汪氏说：“公孙婴齐死在貍脤，叔诣死而鲁公在干侯，都没有参加小敛，也记载了日期。”这是显示恩惠等级有厚薄吗？问：杜注《春秋》不以日月为例，只有卿佐的丧事才寄托日期来显示意义，记载日期或不记载日期，显示薄厚。《春秋》记载大夫去世三十次，只有益师、无骇、挟、得臣不记载日期。如果说这三人在隐公时代，恩礼疏薄，所以不记载日期，那么得臣曾经和仲遂一起到齐国归来，而子赤被弑杀。何氏说：得臣知道仲遂的逆谋，包庇贼人而不说，那么得臣是仲遂的党羽。仲遂受宣公宠信，那么得臣死在宣公五年，不应该被薄待。婼、叔倪都想迎立昭公，没有成功，昭公在外面，意如在里面，又怎么能厚待他们呢？而且自从公子彄、公子牙以后，没有不记载日期的，唯独这四人不记载日期。伊川先生认为《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添的，恐怕这个意义是正确的。茅堂胡氏说：鲁史记载本国卿佐的去世，应该详细，却有未记载日期的，因为公子彄的事情尤其久远，而记载了日期，怀疑是显示恩礼的厚薄。得臣不能为有无，所以略去而不记载。如果意如对二卿加厚，一是喜欢他们去世，二是想掩盖他们遂君之罪。汪氏说：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文定认为恩数厚薄，似乎依据《左传》公子彄葬礼加一等，所以这样说。然而文公以上一百一十四年记载日期的，有一百七十；宣公以下一百二十八年记载日期的，有二百二十，数目大致相同，而日期数目接近一倍，那么程子说沿袭旧史，道理或许如此。内大夫见于经文的有四十七，去世的有三十一，不记载去世的有十六。庆父、归父、侨如、臧纥、公子憗、出奔、公子买、公子偃、刺、何忌、州仇、叔还死在获麟之后，其余六人。文定认为翚弑杀隐公，彭生不发，襄仲的谋略被贬所以不记载去世；柔、溺、结的不记载去世，不是正大夫，所以纠正他们的名分。啖氏认为单伯淫乱叔姬，废黜他的卿位，并且引用孙济百岁更娶为证。现在考察无骇、挟与柔、溺的书法没有不同，结记载族，未必不是大夫。单伯记载字，没有贬词，似乎不曾被废黜。况且庄元年逆王姬至文十五年自齐至，八十余年，必定不是一个人，或者父子同称，如晋栾书、栾黡同称栾伯。我怀疑大夫有的记载去世，有的不记载去世，也是沿袭史书的旧文。朱子说：“《春秋》一开始不记载即位，就是君臣的事；记载仲子嫡庶之

译“分”指的就是夫妇之间的事；书写郑伯战胜共叔段，指的就是兄弟之间的事。一开篇，人伦关系便全部包含在内了。

译【庚年，周平王五年，申国十年】二年【齐僖公十年，晋鄂侯三年，卫桓公十四年，蔡宣公二十九年，郑庄公二十三年，曹桓公三十六年，陈桓公二十四年，杞武公三十年，宋穆公八年，秦文公四十五年，楚武王二十年】

春季

【范氏说：凡是纪年的首月，承接于季节，季节承接于年份，文体相互连接。《春秋》因此书写“王”来配合它，用以显示王者向上奉行天时、承受天命，向下统摄、匡正万国的意义。然而《春秋》记事有体例：如果事情属于“时”的体例，就只书季节而不书月份；月份记在事情的末尾，就只书月份而不书“王”。书写“王”必定都上承春季，下连月份，文辞表明一年的开始，事情没有比这更先的，所以表达恭敬而不轻慢。其他都仿照这个体例，只有桓公时期有月份而无“王”，用以显示不奉行王法罢了】

鲁隐公在潜地抵御戎人

【杜氏说：潜是鲁国的地方】

夏季五月，莒国人攻入向国

【这是攻入他国的开始。《左传》记载：莒子向向国求婚，向姜在莒国待得不安而返回娘家。夏季，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公羊传》说：入是什么意思？占领而不居住。《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向，是我国的城邑。程子说：天下政治清明，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春秋时期，诸侯擅自互相侵伐，兴兵去侵伐别人，他们的罪责明显了。《春秋》直接记载事实，而责备通常落在被侵伐者身上。大概对方对己方动武，就应当引咎自责，或者用礼义来自我辩解，如果无法免除，就应当巩固自己的边疆，向天子、方伯报告。如果愤怒地与他们交战，就以交战者为主，这是断绝混乱之道的做法。书写“莒人”，是地位低微的意思。凡是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为“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为“某伐某”；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为“某师”；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为“某人”；不知道军队多少，将领姓名也省略，称为“某人”。书写“入”，是攻入其国都。侵犯别人的边境，尚且是暴行，何况攻入别人的国都呢？临川吴氏说：向，是姜姓小国，炎帝的后代】

无骇率领军队攻入极国【骇，《谷梁传》作侅，后面相同。帅，音朔律。后面仿照此例】

【这是大夫专擅兵权的开始。《左传》记载：司空无骇攻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他。《公羊传》说：无骇是谁？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氏？是贬斥。为什么贬斥？痛恨开始灭国。灭国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此之前就有了。在此之前，为什么从这里开始？是假托开始罢了。为什么假托开始？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这是灭国，为什么说“入”？因为内部的大恶要避讳。《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极，是国家。如果以攻入他国为志向，别人也会攻入你的国家。不称氏，是因为灭同姓而贬斥。程子说：古代卿大夫都受命于天子。春秋时期，诸侯自行任命。已经赐族的，就书族；不书族的，是还没有赐族。赐族的，都是命令他们世世代代为卿。杜氏说：极，是附庸小国。贾逵说：是戎人的城邑】

左氏说：莒子向向国求婚，向姜在莒国待得不安而返回。莒国人攻入向国，把姜氏接回。这就是所谓的“按”（依据事实）。《春秋》记载说：“莒人入向。”这就是所谓的“断”（判断褒贬）【程子说：传文是“按”，经文是“断”】从事情来说，“入”是到达【音七到】其国都【汪氏说：用军队攻破其城郭，践踏朝市，称为“入”】从道义来说，“入”是逆而不顺。莒称“人”，是小国【孙氏说：春秋时期小国的卿大夫都略称为“人”。陈氏说：攻入君、大夫将都称“人”。君将书君，从楚庄王攻入陈国开始；大夫将书大夫，从郤缺攻入蔡国开始。只有内大夫才书写姓名。庐陵李氏说：书“人”的体例有十四条：合并一国、百姓而称“人”，则是众词；兴兵讨伐而称“人”，则是寡词；以卑者名爵不贵而称“人”，则是微词；以贵者黜去名爵以称“人”，则是贬词。《春秋》有一个字贯通各种体例的，就是这个。又说：《春秋》用兵书“入”，左氏、公羊、胡氏义理相通。其中“我入枋，不入”这类书“入”的有二十七处，内入六处，外入二十一处】无骇不称氏，是没有赐族【张氏说：无骇、挟都是内大夫中没有赐族的。左氏称司空无骇，经文不书官职，是孔子删削的。东莱吕氏说：内大夫不书氏，已经赐族的去掉，是为了显示义理；没有赐族的书写，是为了记录事实。无骇不称氏，大概是因为没有赐族而记录事实吧？怎么知道的呢？从他的卒年就知道。内大夫生前不称氏的，在笔削之际本来各有义理。至于死后不书氏的，只有隐公初年的无骇与挟而已。如果认为死后去氏是贬斥，那么通观《春秋》十二公时期，除了这两人之外，就没有可贬斥的了。牙的谋乱，遂的杀嫡，意如的逐君，都还没有去掉他们的族。无骇与挟起初并没有这三人的罪过，为什么宽恕他们而贬斥这两人呢？因此知道这两人死后不书族，大概是因为他们没有赐族而记录事实。从无骇的卒年推知无骇的生前，那么不书其氏，实在是没有氏可以书。率领军队攻入极国，无王陵，削弱其罪责已经明显，难道要等到缺其氏然后才算是贬斥吗？圣人的笔法贬斥，称物平施，有因罪而无加罪。“入”这一个字，已经足以尽无骇的责任，圣人必定不会再寻求稍微加重一点。学者应当深入观察《春秋》，以察

译天理与人欲的辨析】其书中所记载的率领军队动用大量民众的情况【临川吴氏说：师，是兵众的称呼。《周礼》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五百人为一旅。军、师、旅这三个名称中，师处于中间，所以举中间来概括上下，而总称其军旅之众为师，并非仅指二千五百人而言】没有王命就进入别人的国邑，放纵其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之心【孙氏说：隐公、桓公时期，国家无论大小，用兵都是擅自行动】擅自发兵征讨，不加制止，显示出天子的失位【张氏说：当时征伐不由天子发起，欺凌弱小、残暴寡弱，纷乱而没有制度。莒国和鲁国擅自发兵进入别人的国邑，都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依据事实直书其事，大义自然显现【杜氏说：直书其事，通过文字表达意思。汪氏说：直书其事而大义自然显现，是圣人作经的主要宗旨。所以说：文字是史官的职责，而大义则是窃取其中的精髓。大概圣人删削鲁史的旧文，取其大义作为后世的法则，直书其事而褒贬分明。春秋初期，大夫还称名而不称氏。僖公以后，大多书氏，显示出世卿的兴盛。经文中记载“帅师”的有一百三十处，僖公以前记载“帅师”的仅有九处，都是内大夫。文公、宣公以后，外大夫多记载“帅师”。定公、哀公之间，尤其频繁记载，大夫的强盛，又可见一斑。又按《谷梁传》认为向是我的邑，但不记载“伐我”，则不是我的邑。根据后来记载公伐莒，取向，则向是小国而被莒国所灭。两传认为灭极，但灭鄟、灭邿记载为“取”，并非灭国】

译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九月，纪国的履緰前来迎娶女子。冬季，十月，伯姬嫁往纪国。

【“緰”音须。履緰，《左传》中写作裂繻。《左传》认为，卿为君主迎亲。《公羊传》问：纪履緰是谁？答：是纪国的大夫。问：为什么不称“使”？答：婚礼不称主人。问：那么称什么？答：称诸父、兄、师、友。问：宋公派公孙夀来纳币，为何称主人？答：是言辞穷尽了。问：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答：是没有母亲。问：那么纪国有母亲吗？答：有。问：有母亲为何不称母亲？答：母亲不相通。问：外邦迎亲不记载，这为何记载？答：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亲迎。问：不亲迎是从这时开始的吗？答：在此之前就有了。问：在此之前为何从这时开始？答：是寄托于开始。问：为何寄托于开始？答：因为这是《春秋》的开始。问：女子为何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答：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进入夫家称夫人。问：伯姬是谁？答：是鲁国的内女。问：说“归”是什么意思？答：妇人称出嫁为归。《谷梁传》认为，迎亲是亲近的事，派大夫去不合正礼。以国氏称呼，是因为他前来与我交接，所以君子提升他的地位。礼制规定，妇人称出嫁为归，返回称来归，这是顺从他人的意思。妇人在家受制于父亲，出嫁后受制于丈夫，丈夫死后顺从长子。妇人不单独行动，必定有随从。伯姬嫁往纪国，这为何像是单独行动的言辞呢？答：不是单独行动，我们的伯姬嫁往纪国，所以记载它。问：为何不说“使”？答：迎亲的道理微妙，没有值得说的。程子说：不是受命于卿都书名，因为是以君命来迎娶夫人。在鲁国所以称女，内女嫁为诸侯夫人则记载迎娶和归嫁，表明这是重事。来迎娶的不是卿则只记载归嫁，显示其礼薄。先儒都说诸侯应当亲迎，亲迎是迎于其所住的馆舍，所以有亲御授绥的礼仪。哪有舍弃宗庙社稷，远适他国去迎娶妇人的呢？不仅是诸侯，卿大夫以下都是如此。《诗经》称文王在渭水亲迎，未曾出境。送亲的虽是公子公孙，不是卿则不记载。又说迎娶夫人是国家的重事，派卿去迎也无妨。先儒说亲迎很可笑，比如秦君娶楚女，岂可越国亲迎呢？所谓亲迎，是迎于馆舍。文王在渭水迎娶，也不是出境远迎，周国就在渭水旁。先儒因此拘泥于亲迎之说，甚至认为天子必须亲迎，何况文王亲迎时还是公子，尚未为君】

按照谷梁子的说法，迎亲是亲近的事，派大夫去不合正礼。鲁哀公问：“戴着礼帽亲迎，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回答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作为宗庙社稷的主宰，君主为什么说太隆重呢？”确定吉兆，在渭水亲迎，造舟为桥，彰显其光辉，这是世子亲迎【汪氏说：《诗经》说文王初年，记载《无逸》，文王在位五十年，注四十七年，即位《大戴礼记》，文王十三岁生伯邑考，十五岁生武王，那么他娶大姒是在世子时】韩侯娶妻，是蹶父的女儿，韩侯在蹶的里迎娶，这是诸侯亲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迎亲必须亲自，派大夫去不合正礼。进入《春秋》的开始，记载宰咺归赗，以讥讽扰乱法度。记载履緰迎女，以志记变常【王氏说：诸侯亲迎是常礼，派大夫迎娶则是变常，所以特别志记其始。王氏说：伯姬嫁往纪国，是开始，被裂繻迎娶，是终结，被齐侯安葬，是实事的非常，所以志记以显示婚姻之道的缺失】众妾的分别确定了，大婚的礼仪严肃了【张氏说：刘夏、祭公及所有迎娶女子的都不记载“使”，大概即使是天子诸侯也不自主婚，所以培养廉洁远离耻辱。茅堂胡氏说：内女出嫁多不记载是常事，记载的都是记录礼制的缺失。伯姬嫁往纪国，是因为不亲迎而派履緰迎娶，又是因为叔姬待年而记载。不记载则必怀疑以叔姬为夫人，伯姬嫁往纪国，是因为庄公过分宠爱其女，后二年即在洮地会盟，所以记载。伯姬嫁往宋国，是因为致女三国来媵的过错，又因其贤德而记载。汪氏说：《春秋》一经，鲁女嫁为诸侯夫人的有七人，嫁为大夫内子的有四人，只有纪伯姬派履緰迎娶，莒庆、齐高固自迎，宋荡伯姬为子迎，其他不都记载迎娶的，或是迎娶者地位低微，或是亲迎得礼而不记载。○刘氏说：嫁往诸侯则尊同，尊同则志记。谷梁说：履緰以国氏称呼，是因为他来与我交接，所以提升他，且履緰以国氏称呼与郑詹有何不同而说提升他呢？庐陵李氏说：讥讽不亲迎，谷梁胡氏说法相同。只有陈氏说：内女为夫人凡八次见于经，没有来迎娶的，记载迎娶纪伯姬，是我的女子遭遇人伦之变。纪侯失国，齐人安葬他，鲁国问候不及，所以详细记载。此说也有见解。又说：内女为夫人，都记载归，不记载归的必有缘故。齐子叔姬不记载归，郯伯姬不记载归，纪叔姬不记载归，都是遭遇被休弃。荡伯姬不记载归，不是君夫人】

纪子伯、莒子在密地结盟【“伯”在《左传》中写作“帛”】

【此外，结盟的开始，《左传》说是鲁国的缘故。《公羊传》问：纪子伯是谁？答：没有听说过】

译《谷梁传》有人说：纪子伯在莒子之上，并与他结盟；也有人说：因为年份相同、爵位相同，所以纪子以伯的身份排在前面。程子说：这是脱漏的文字，应当写作“纪侯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左氏将“防”字附会为“帛”，杜预认为这是“裂繻”的“繻”字。《春秋》中没有大夫排在诸侯之上的情况，《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写作“伯”。杜氏说：密，是莒国的城邑。

译凡是缺失的文字，有的是依据大义删削而非真正缺失，有的是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无法增补，也有的是先儒传授沿袭错误而不敢增添。例如隐公不记载即位，桓公不记载称王，成风、王后下葬不记载，不记载天，吴楚国君去世不记载下葬之类，都是依据大义删削而非缺失【汪氏说：桓公四年、七年没有秋冬，隐公、闵公去世不记载地点，国君被弑而贼人未被讨伐不记载下葬之类，都是依据大义而删削的】。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之类，有人说这是原本依据旧史沿袭而无法增补，也有人说这是先儒传授沿袭错误而不敢增添【汪氏说：庄公二十二年夏五月不记载事件，二十四年郭公不记载事件，僖公二十八年壬申不记载月份，文公十四年叔彭生，昭公十年十有二月不记载冬，三十一年黑肱不记载邾，定公六年仲孙忌，十四年没有冬，都是缺失的文字】。对存疑之处保持谨慎不言，其余的就够了，如果一定要曲折地加以解说，那就穿凿附会了【孙氏说：纪本为侯爵，这里称子伯，是缺失的文字。临川吴氏说：子伯二字可能是侯字的错误。啖氏说：《谷梁传》说纪子伯与莒子结盟，这是缺失的文字罢了，说伯就太穿凿了。《左传》说是鲁国的旧例，把子帛当作履緰的字所以附会罢了。刘氏说：子帛不应当称字，如果比照内大夫，应当说纪子帛及莒子结盟，不应当去掉及字。庐陵李氏说：关于纪子伯的说法，程子认为应当说纪子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而胡氏沿袭此说，然而纪本不是子爵，那么程子的说法也不恰当，恐怕子上面还有缺失的字】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

【《公羊传》：夫人子氏，是谁？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记载下葬？是成全隐公的心意。成全隐公什么心意？子氏将不能最终成为国君，所以母亲也不能最终成为夫人。《谷梁传》：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夫人，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下葬，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国君的。范氏说：夫人没有出国的事情，去世有固定的地方。程子说：隐公的夫人，去世有坠落的声响，诸侯国内称她，小君同妇人顺从丈夫。国君在，所以不记载下葬，在这里可以看出夫妇的道义了】

按照《谷梁传》说：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去世而不记载下葬。夫人的道义，是顺从国君的【张氏说：记载国内夫人去世和下葬，不同于国外，是尊重尊贵。子氏不记载下葬，妇人顺从国君，所以国君在世则葬礼不完备，等待国君去世而合葬。宋朝皇后先去世，必须等待合葬于山陵，大概是古代的遗制吧】。国君的妻子，国人称她为小君，去世就记载为薨，以表明平等。先去世就不记载下葬，以表明顺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是人伦的根本。在春秋的开始，对于子氏记载去世不记载下葬，明确显示大伦。如果明白其中的道义，那么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而家道就端正了【陈氏说：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不能成为夫人，那么嫡庶的道义就明确了。隐公的妻子能成为夫人，那么君臣的分别就确定了。○汪氏说：《左传》把子氏当作仲子，说元年归赗预凶事，哪有那个人没死而归赗的？即使是五尺童子，本来就知道不可能。杜预说隐公让桓公为太子，成全其母丧而赴告诸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考宫应当加谥号了。《公羊传》又认为是隐公的母亲，然而孟子既然为夫人，那么声子、仲子都不是正嫡，声子怎么可以僭越小君的称号？成风、敬嬴所以称夫人，是因为僖公、宣公越礼以尊崇其妾母。如果隐公果然尊崇其母为夫人，那么应当以国君的礼仪下葬而记载于经书了。现在考察鲁国夫人见于经书的有八位：文姜、哀姜、声姜、穆姜、齐姜，记载去世记载下葬；子氏因为隐公在，不记载下葬；出姜归齐，也不记载去世。孟子因为同姓避讳而略去。妾母见于经书的有六位：仲子去世在春秋之前，成风、敬嬴、定姒、齐归，都记载去世记载下葬，称夫人称小君，与正嫡没有区别。仲子不称夫人、不称小君，还不至于。像中叶以后失礼的严重情况。只有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因为哀公未即位，所以不成小君的礼仪罢了】

郑国人攻打卫国

【这是诸侯专断征伐的开始，《左传》说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程子说：“声张罪过而讨伐叫伐，卫国服罪所以不战，卫国服罪可以免除了。”郑国擅自发动战争，是王法所不容的】

按照《左传》，郑国共叔的叛乱，公孙滑出逃到卫国，卫国人为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到这里，郑国人攻打卫国，是讨伐公孙滑的叛乱【汪氏说：滑，是共叔的儿子。郑庄公志在杀段，又想断绝其后嗣而夷灭他。去年郑国人用王师、虢师攻打卫国南鄙，又向邾国请兵，邾国为它向鲁国请兵，用兵不止。现在再次攻打卫国，穷兵黩武，迁怒报复，不贬绝而罪过自然显现。】朱子说：记载伐国，厌恶诸侯的擅自兴兵。陆氏说：成公以前侵伐，记载人的，是远事难以详知，不一定都是微弱的。陈氏说：大夫率领，就记载大夫，从晋阳处父开始】凡是军事，声张罪过而讨伐叫伐【汪氏说：这里说讨伐公孙滑的叛乱，就是声张他接纳公孙滑的罪过，如齐桓公攻打楚国，就是声张他不进贡包茅的罪过】。潜师掠

译边境被侵犯称为“侵”。【汪氏说：掠夺，就是抢劫财物。《左传》记载：郑伯侵犯陈国大肆掠夺，宋国向戌侵犯郑国大肆掠夺。赵氏说：凡是史书只记载侵伐，不记载胜负的，都是杀戮掠夺后便撤军，详见庄公十五年】两军交战称为“战”。【汪氏说：战，就是战斗。《左传》说双方列阵交战称为战】包围其城邑称为“围”。【缳，音同“于善”。汪氏说：缳，就是环绕。《孟子》说：环绕着攻打它】到达其国都称为“入”。【造，音同“七到”。汪氏说：造，就是到达。凡是史书记载“入”，有的是进入其国都但不驻扎，如宋国、卫国进入郑国，齐国、郑国进入郕国之类；有的是进入其国都并随即灭掉其宗庙社稷，如秦国进入滑国，宋国进入曹国之类】迁移其朝廷和市场称为“迁”，毁坏其宗庙社稷称为“灭”，用欺诈手段战胜对方称为“败”。【汪氏说：两军尚未列阵，用诈术取胜】全部俘虏并俘获称为“取”，轻装疾行并趁其不备攻击称为“袭”。【赵氏说：趁其没有防备而攻击称为袭】已经离去而随后追击称为“追”，聚集军队防守称为“戍”，以弱依附于强并能左右其行动称为“以”，这些都是记载其实际情状，用以表明轻重。本国军队战败称为“战”。【汪氏说：僖公二十二年战于升陉，我军大败，缴获了国君的胄甲，悬挂在鱼门，因避讳而不记载战败。只有庄公九年战于干时，记载我军大败，因为是与仇敌作战，即使战败也不避讳】记载灭国称为“取”。【汪氏说：成公灭鄟，襄公灭邿，昭公灭鄫，都因避讳灭国而记载为取。只有僖公灭项，是因为国君在防地而季孙灭掉了项国，所以直书不避讳】特意委婉其辞，是为了为国君隐讳。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如今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以执持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结怨呢？不记载战败，程氏认为是卫国已经服罪。卫国服罪就可以免罪了，这个义理适用于记载伐而不记载战的情况，都可以讲通。【汪氏说：凡是记载伐而不说战的，都是因为受伐之国自行服罪而不等待交战，所以受伐者可以免于罪责。○庐陵李氏说：《左传》说：有钟鼓之声称为伐，没有称为侵。《春秋》记载齐国侵犯蔡国，晋国侵犯楚国，都动用了大军。如果没有钟鼓，怎么能行军呢？《左传》的说法不对。《公羊传》说：粗略称为侵，精细称为伐，因此深入者为精细，浅入者为粗略。考察前后，有侵犯的军队到达其国都，而征伐的军队却不深入的情况很多，《公羊传》的说法也不对。《谷梁传》又认为裹挟人民、驱赶牛马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称为伐。考察齐桓公征伐楚国不战而使其服罪，起初并没有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的举动，《谷梁传》的说法也不对】

译《春秋大全》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大全》卷二

明代 胡广等人 撰写

隐公中

【辛酉年，周平王五十一年驾崩】三年【齐僖公十一年，晋鄂侯四年，卫桓公十五年，蔡宣公三十年，郑庄公二十四年，曹桓公三十七年，陈桓公二十五年，〇武公三十一年，宋穆公九年去世，秦文公四十六年，楚武王二十一年】

春季，周王二月

【程颐说：月，是周王的月份。事情发生在二月，就记载为“王二月”；发生在三月，就记载为“王三月”；没有大事发生，就记载为“时”，记载“首月”。大概是因为有大事发生，则王道体现在事件中；没有大事发生，则留存天时。确立周王的正朔，天时完备则一年的功业成就，王道存在则人伦道理确立，这是《春秋》的大义。临川吴氏说：每年春季之下记载月份，必定加上“王”字，以此表明这月份的次序是由当时的周王所改定的。王氏说：《春秋》记载“王正月”的有九十三次，记载“王二月”的有二十三次，记载“王三月”的有十九次，都在岁首系上“王”字，彰显周王的正朔，以阐明大一统的意义。或者岁首所记载的事情，旧史只记载“时”，或者按例应当记载“时”，那么二月、三月都不记载“王”，比如隐公八年记载“遇垂三月归祊”，襄公十五年记载“春向戍聘二月盟”，文公九年记载“春毛伯求金二月得臣如京三月夫人至”之类就是如此。何休竟然说二月是殷商的正月，三月是夏朝的正月？君王保存前两代王的后裔，让他们统领其正朔，这种说法谬误至极。在周朝的时代，却保存夏、殷的正朔，这难道是大一统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道理，又在哪里呢】

己巳日，发生日食

【《公羊传》认为：这是为了记载异常现象。日食为什么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有时说朔日有时不说朔日？回答说：“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这是日食正好发生在朔日。那些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有时说朔有时不说朔的情况，是因为推算失误，要么失于之前，要么失于之后。失于之前的，是因为朔日在前；失于之后的，是因为朔日在后。《谷梁传》说：记载日期而不说朔日，是因为日食发生在晦日。那“日有食之”是什么意思呢？“吐”是指日食从外部侵蚀，“食”是指日食从内部侵蚀。突然看不见日光，是有东西在吃它，这是内部的言辞，或者是外部的言辞。“有食之”，是指日食发生在内部。那“不记载食之”是什么意思呢？“知道它不可知，这就是知。”程颐说：“日食有固定的规律，圣人必定记载，大概是想让君主因此恐惧并修身反省。如果在太平盛世出现这种变异，就不会成为灾难；在乱世则会成为灾难。人的气血旺盛，遇到寒暑邪秽，不会造成伤害；气血衰弱则必然受到伤害。”又说：“日有食之，是有东西在吃它，不再推求是什么东西？太阳代表君主，却被侵食，这是君道所忌讳的。然而这是有常度的灾难，而不是异常现象。星辰凌乱，也是如此。”何休说：“不记载月食，是因为它的形状无法看见】

《春秋》经文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距离现在一千多年，精通历算的人能够考证。日食的运行有固定的规律。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展示治理历法、明确时节的法则【朱熹说：历法中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向左旋转于大地，一昼一夜则运行一周又超过一度。太阳和月亮都向右行于天空，一昼一夜则太阳运行一度，月亮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度。所以太阳一年运行一周天，月亮二十七天多一点运行一周天。又经过两天半追上太阳，与太阳相会。一年总共相会十二次。正当相会时，月光完全消失而成为晦日，相会之后，月光恢复而成为朔日。晦朔之时，日月相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于是月亮遮蔽太阳而发生日食。这些都是有固定规律的。然而君王修养德行、施行政令，任用贤人、去除奸佞，能使阳气旺盛足以战胜阴气，阴气衰弱不能侵犯阳气，那么日月运行虽然有时应当发生日食，但月亮常常避开太阳，所以其迟速高低必定有参差而不完全相合，因此应当发生日食而没有发生。如果国家政治混乱，那么应当发生日食就一定会发生。虽然说运行有固定规律，但实际上是非常之变。所以《春秋》日食必定记载。杜预说：日月是运动的物体，虽然运行规律有常，但不能没有小的盈缩，所以有虽然相会而不发生日食的，或者有频繁相会而发生日食的。家氏说：日月在天空运行，各自有道路，虽然说在朔日相遇，但道路有表里之分。如果月光在里，按期限发生日食的多；如果日光在表，虽然按期限发生日食的少。自汉朝以来，历法家每以一百七十又三天为一个交点，没有连续两个月交点的。而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两个月频繁发生日食。汉高祖即位第三年十月、十一月频繁发生日食，以后到现在一千多年，没有连续两个月频繁发生日食的，所以知道天度有时改变其常规，这就是异常的原因。张氏说：按历法应当发生日食而《春秋》没有记载的还有很多，那么日食必定在交点范围内。进入交点范围的未必都发生日食，如果过至未分，月亮或许改变运行以避开，或者五星潜藏在日下抵御晦暗以拯救，或者涉及交点较浅，或者在阳历，阳气旺盛阴气微弱则不发生日食，或者德行休明而有小〇，那么上天为之隐藏，虽然相会而不发生日食。这四种情况是德行所产生的，那么灾难的产生就是德行不修养的结果，这是明显的】有固定规律则灾难而不是异常了。然而每次日食必定记载，是为了向后世